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再申字第310号
【裁判摘要】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并经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又否认其据以提起诉讼请求的基本事实，并以此为由申请再审，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关于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仅适用于该解释所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对于其他房屋买卖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九十五条的规定，在合理期限内行使。何为“合理期限”，由人民法院结合具体案情予以认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再申字第27号
【裁判摘要】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能否再行提出管辖权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此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但根据管辖恒定原则，发回重审的案件管辖权已经确定，当事人仍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基于管辖恒定原则、诉讼程序的确定性及公正和效率的要求，重审案件当事人再就管辖权提出异议的，应予驳回。
【裁判意见】发回重审案件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不予支持。
【裁判规则】被告在答辩期内未提出管辖权异议，表明案件已确定了管辖法院。此后不因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的变更或行政区划的变更而改变案件的管辖法院。在管辖权已确定的前提下，当事人无权再就管辖权提出异议。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九郡药业和云洲商厦是在案件被本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在一审法院的重审中才就管辖权提出异议的。对于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本案最初一审时原告韩凤彬的起诉状送达给九郡药业和云洲商厦，九郡药业和云洲商厦在答辩期内并没有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说明其已接受了一审法院的管辖，管辖权已确定。而且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所经过的程序仍具有程序上的效力，不可逆转。经审判监督程序被发回重审的案件，虽然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案件是一审的，应当按一审程序审理，但是，发回重审的案件并非一个初审案件，就管辖而言，因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始于当事人的起诉，其目的在于获得法院对案件作出最终裁判，以解决双方之间的民事纠纷。当案件诉至人民法院，经人民法院立案受理，诉状送达给被告，被告在答辩期内未提出管辖异议，表明案件已确定了管辖法院。此后不因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的变更或行政区域的变更而改变案件的管辖法院。在管辖权已确定的前提下，当事人无权再就管辖权提出异议。如果在重审中当事人仍可就管辖权提出异议，无疑使已稳定的诉讼程序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破坏了诉讼程序的安定、有序，拖延诉讼，不仅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也浪费司法资源。因此，基于管辖恒定原则、诉讼程序的确定性以及公正和效率的要求，亦不能支持重审案件当事人再就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据此，九郡药业和云洲商厦就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申字第1282号
【裁判摘要】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但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如何判断当事人的申请是否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此并没有作出规定。判断申请人的申请是否存在错误，应当结合具体案情，通过审查申请人是否存在通过保全损害被申请人合法权益的过错、保全的对象是否属于权属有争议的标的物、被申请人是否存在损失、是否为了保证判决的执行等因素予以考虑，不宜简单地以判决支持的请求额与保全财产数额的差异判断申请人是否有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提字第231号
【裁判摘要】在确定铁路运输法院专门管辖案件的级别管辖时，一方当事人住所地在铁路运输法院辖区，一方当事人住所地既不在铁路运输法院辖区，又不在铁路运输法院所在省份行政辖区，属于“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省高级人民法院辖区”案件，即铁路运输法院辖区也是所属省高级人民法院辖区。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在签订的《建设施工合同》中约定“经调解达不成协议时，向工程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约定的“工程所在地法院”是明确的，符合法律规定，应认定有效。本案系铁路专用线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铁路运输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六项“与铁路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施工有关的合同纠纷”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之规定，本案应由铁路运输法院专门管辖。本案工程所在地准格尔旗在太原铁路局辖区，属于太原铁路中级人民法院辖区，鼎峰公司住所地准格尔旗，属于太原铁路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因而也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辖区。中铁十局公司住所地为山东省济南市，既不在太原铁路局辖区，也不在山西省辖区，因而不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辖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规定，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本案诉讼标的额为8000余万元，且中铁十局公司住所地不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辖区，因此本案属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太原铁路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摘要2：【注解１】合同双方均在施工现场设立了办事机构且在当地做过备案能否视为原被告处以同一辖区？——不能视为原被告处以同一辖区。
【注解２】再审法院以鼎峰公司住所地准格尔旗属于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辖区为由，主张鼎峰公司属于山西省高院辖区，被告住所地在山东省济南市，适用“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级别管辖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四终字第20号
【裁判摘要】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与其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出资义务等事项，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外国投资者的司法管理人和清盘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等事项，应当适用该外国投资者登记地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对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进行登记，其意义在于向社会公示公司意志代表权的基本状态。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如果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因公司代表权而产生的外部争议，应以工商登记为准。而对于公司与股东之间因法定代表人任免产生的内部争议，则应以有效的股东会任免决议为准，并在公司内部产生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法律效果。
【裁判要旨】外商独资的有限公司，其出资股东就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免所作决议，在公司内部产生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法律效果。该新任命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撤回起诉的决定，对公司具有约束力。
【摘要】
①大拇指公司系中国法人，其提供了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并提供了加盖大拇指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符合中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大拇指公司的代理人有权参加本案诉讼。环保科技公司就大拇指公司的代理人资格提出的异议亦不能成立。
②《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本院认为，法律规定对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进行登记，其意义在于向社会公示公司意志代表权的基本状态。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如果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因公司代表权而产生的外部争议，应以工商登记为准。而对于公司与股东之间因法定代表人任免产生的内部争议，则应以有效的股东会任免决议为准，并在公司内部产生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法律效果。因此，环保科技公司作为大拇指公司的唯一股东，其作出的任命大拇指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决议对大拇指公司具有拘束力。
本案起诉时，环保科技公司已经对大拇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进行了更换，其新任命的大拇指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确表示反对大拇指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因此，本案起诉不能代表大拇指公司的真实意思，应予驳回。环保科技公司关于本案诉讼的提起并非大拇指公司真实意思的上诉理由成立。
【解读１】公司与股东之间因法定代表人任免产生的内部争议，以有效的股东会任免决议为准。
摘要2：【解读２】基本案情：
（１）大拇指公司由环保科技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田某。２００８年大拇指公司决定增资，环保科技公司仅履行部分增资义务。（２）２０１２年３月，环保科技公司作出决定将大拇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保某某，但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大拇指公司董事会在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将大拇指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由田某变更为洪某。（３）大拇指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洪某以大拇指公司名义提起诉讼，要求环保科技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缴纳增资款４５００万元；环保科技公司任命的法定代表人保某某提交撤诉申请。（４）福建高院一审支持大拇指公司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改判支持环保科技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大拇指公司的起诉。
【裁判思想】
（１）按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与其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出资义务等事项，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外国投资者的司法管理人和清盘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等事项，应当适用该外国投资者登记地的法律。
（２）我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对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进行登记，其意义在于向社会公示公司意志代表权的基本状态。
（３）根据公司法和外资企业法的规定，一人公司的股东有权任命公司的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同时，处于清盘阶段中的公司司法管理人委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决议是有效的。
（４）当工商登记的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决议所任命的代表人存在不一致时，如果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因公司代表权而产生的外部争议，应以工商登记为主，因工商登记具有公示效力；如果公司与股东之间因法定代表人任免产生的内部争议，则应当以有效的股东会任免决议为准，并在公司内部产生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法律效果。
（５）本案引发一个法律问题，即当公司治理争议之诉的诉讼请求没有证据支持或没有法律根据的，则应当适用“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反之，当公司的起诉不能代表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时，则应当适用“裁定”驳回其起诉而不是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解读３】该案对于平等保护中外投资者合法权益、保障股东选择管理者的权利、优化外商投资法治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被评为最高人民法院建院６５周年重大案例之一；同时，该案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邀请外国驻华使节和境外媒体旁听庭审并当庭作出宣判的案件，彰显了我国公正高效的司法形象。
摘要1：【案号】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浙绍商初字第5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申字第1019号
【提示】应收账款质权设立时，应收账款债务人未提出合理抗辩，应收账款质权即具有优先于应收账款债务所享有的抵销权的法律效力。
【裁判摘要】在破产程序中可以行使抵销权的债权类型包括债权人因为债务人提供担保而涉及的将来求偿权所产生的债权——关于抵销权的问题。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时可以行使抵销权。因此，纵横公司与金源公司之间是否有抵销权的存在，取决于双方是否有互负的到期债务。本案中，上海农行向纵横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担保债权，同时，金源公司也对纵横公司享有债权进行了申报。由于纵横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纵横公司对上海农行担保债务的清偿和对金源公司债务的清偿，均基于债权人表决通过并由法院裁定批准的破产重整计划，纵横公司对上海农行和金源公司的债务清偿比例和清偿时间均为一致，纵横公司一旦清偿了担保债务，其担保追偿权即产生，不以是否经过诉讼为前提。因此，可以认定纵横公司与金源公司存在互负到期债务的事实。而且，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原审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草案，对纵横公司可向金源公司抵销相应债权的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对包括上海农行在内的债权人均应有相应的约束力。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自通知到达对方时生效。本案中，纵横公司等关联企业均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而且其已通过诉讼的方式，向金源公司行使担保追偿权，并申请原审法院执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通知方式，即通过诉讼的方式通知对方当事人金源公司。
摘要2：
摘要1：——合同解除后达成的损失赔偿金条款一方当事人以数额过高为由请求调整应不予支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714号
【提示】合同解除后达成的损失赔偿金条款，一方当事人以数额过高为由请求调整应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
①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受限能否对抗第三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赔偿协议》签订时，张家明系明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代表明利公司对外签订协议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明利公司承担。虽然明利公司举证称，在张家明签订《赔偿协议》之前，公司股东会已对张家明的授权作出限制。但是，明利公司未将该股东会决议内容告知合同相对人。甘××生、胡××基于明利公司的公司章程及登记事项，有合理理由相信张家明有权代表明利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因此，明利公司股东会内部决议对其法定代表人张家明所作的授权限制，对公司之外的第三人并不产生法律效力。
②关于应否调整《赔偿协议》中约定的赔偿金的数额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明利公司与甘××、胡××在《赔偿协议》中，明确终止履行《房屋买卖协议书》，明利公司赔偿甘××、胡××购房损失3250万元，该赔偿损失数额属于约定的损害赔偿金。在《赔偿协议》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下，明利公司与甘××、胡××各方的权利义务应受其约束。明利公司申请再审称《赔偿协议》是关于违约金的相关约定，甘××、胡××的损失仅限于购房款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法院应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调整《赔偿协议》中约定的损失赔偿金数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缔约一方以第三人名义签订合同时合同主体及效力的确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一终字第53号；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217号民事裁定书
【提示】一方明知相对方借用他人名义缔约，合同不能在名义载体与相对人之间成立。
【要旨】实际缔约方以第三方名义签订合同，不能以双方之间借用名义签约的意思表示对抗缔约相对方，除非缔约相对方对此明知并认可。
【摘要】第三方代替实际缔约方签约，这是双方一致的意思表示，对双方依法产生约束力。该意思表示不能对抗缔约相对方，除非缔约相对方对此明知并予以认可。第三方代为签约的行为，规避了国家相关法律，但不因此影响实际缔约方与相对方签订合同的效力。
【裁判规则】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规定，意思表示真实是缔约人旨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如缔约一方与第三方约定以第三方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则该真实意思表示在缔约一方与第三方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但缔约一方与第三方不能以双方借用名义签约的意思表示对抗善意签约相对方，除非缔约相对方对此明知并认可。
【解析】本案查明事实表明，一局六公司与信托公司实际履行了本案所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认可置业公司代信托公司签订合同，信托公司为合同的实际签约主体的基本事实。依照缔约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真实签约主体为信托公司与一局六公司，置业公司并非合同缔约人，并未基于合同与一局六公司形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
摘要2：【解读1】第三方代为签约的行为规避了国家相关法律，但不因此影响实际缔约方与相对方签订合同效力。
【解读2】
①置业公司与信托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等合同是名为合作开发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双方为规避国家有关土地使用权转让及相关税费缴纳的规定并未办理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
②信托公司与置业公司就信托公司以置业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在置业公司与信托公司之间产生法律拘束力，即信托公司以置业公司名义对外签订的合同应当由信托公司承担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
③按照意思表示理论，信托公司与置业公司不能以代为签约行为对抗善意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相对人，只有在合同相对人对此明知情形下方对合同相对人产生法律效力。
④本案查明的事实表明，一局六公司与信托公司实际履行了本案所涉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认可置业公司代信托公司签订合同，信托公司为合同实际签约主体的基本事实。依照缔约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真正签约主体是信托公司与一局六建，置业公司并非合同缔约人，并未基于合同与一局六建公司形成建设工程施工的法律关系。
【解读３】缔约一方与第三方约定以第三方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如果合同相对方对此明知并认可，则合同可以直接约束合同相对方和第三方。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闽民终字第1013号
【裁判摘要】协议明确约定“在履行过程中如产生纠纷各方应尽量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一方可向晋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协议各方选择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解决纠纷的意思表示已达成一致，且对该地域连结点的选择符合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因本案的诉讼标的额达3500万元，超过了晋江市人民法院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管辖标准，故本案协议管辖条款中对级别管辖的约定部分无效。据此，本案依法应由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基层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原审以协议管辖条款违反级别管辖规定而认定其全部无效，并将本案移送被告住所地的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不当，应予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2）民四终字第9号
【裁判要旨】本案作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合同的履行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且本案的原审被告先盈公司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可供扣押的财产。因此，本案应由合同履行地和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2）民四终字第20号
【裁判要旨】华科公司和科腾公司均系经福建省政府批准成立，其工商登记注册机关为福建省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两公司的住所地亦在福建省境内。根据我国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有关法律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出资方转让其出资，必须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并应到原工商登记机关进行变更登记。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7）佛中法执三字第146号
【裁判摘要】公司成立时，其股东出资未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其注册资本变更为600万美元也未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而股东公司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说明其已履行出资义务，且股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听证过程中陈述股东公司确实未向南粤公司出资，据此，股东公司未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0条“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的规定，股东公司应在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向债权人承担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被执行人作为生效判决确定的本案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人，其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容忍债权人的追索和法院的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申请追加其认为对本案主债务人公司出资不到位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实质是对执行顺序的抗辩，我国实体法并没有规定对债务人出资不到位的股东在向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的顺序上先于债务人的连带责任保证人；相关程序法明确规定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应先于依法可变更、追加的被执行人接受强制执行。因此，被执行人无权要求追加出资不到位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案例索引】裁决：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温执异字第114号民事裁定书(2007年12月 5日)；复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浙执复字第2号复议决定书(2008年2月25日)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7）沪高民四（商）终字第30号
【裁判要旨】投资协议约定仲裁条款效力应当仅及于签约各方，对目标公司没有约束力，目标公司不受此仲裁条款的约束。是合同纠纷还是侵权纠纷并非管辖权审查的范围。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6)民四终字第2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适用法院地法律。”据此，在涉外合同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有仲裁条款的，可以同时对确定该仲裁条款效力的准据法作出明确约定。因仲裁条款的独立性，故合同中约定的适用于解决合同争议的准据法，不能用以判定该仲裁条款的效力。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约定确定仲裁条款效力的准据法，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者对仲裁地约定不明，应当适用法院地法律审查仲裁协议的效力。
【裁判要旨】将付款行为地视为实际履行地确定借款合同管辖——合同是否得以履行是事实问题，而履行是否适当、合法，属于合同履行的后果及责任问题，是法律对于法律事实、行为的价值判断。如借款合同未约定履行地，以实际履行地来确定管辖时，可将付款行为视为实际履行，不论该履行是否适当、合法。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6)民一终字第11号
【裁判摘要】根据仲裁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的规定，在仲裁法实施后重新组建仲裁机构前，当事人达成的仲裁协议只约定了仲裁地点，未约定仲裁机构的，双方当事人在补充协议中选定了在该地点依法重新组建的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有效；双方当事人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依照上述规定认定仲裁协议无效的，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6)民二终字第2号
【裁判摘要】
一、当事人签订的多份合同中，有的约定了仲裁条款，有的既没有约定仲裁条款，也没有明确将其列为约定了仲裁条款的合同的附件，或表示接受约定了仲裁条款的合同关于仲裁管辖的约定。尽管上述合同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不能因此否认各自的独立性。
二、根据仲裁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未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因此，当事人约定仲裁管辖必须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并订立仲裁协议，仲裁条款也只在达成仲裁协议的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效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0）经终字第155号
【提示】货物买卖合同约定，所争议应由第三国商业仲裁委员会依商业仲裁条款裁决，因内容不明确（没有约定仲裁的方式和仲裁机构），无法执行，法院可以受理诉讼。
【裁判要旨】以信用证为结算方式的买卖合同发生信用证欺诈，该案件应以信用证纠纷确定管辖法院，因为信用证具有独立性原则，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不能约束信用证。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欧亚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是宣告信用证无效，起诉的被告为信用证的受益人——基础交易买卖合同的卖方新湖商社，诉由是基础交易欺诈。由于两方之间最直接的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信用证是该合同中约定的支付手段，欧亚公司是开证申请人，新湖商社是信用证受益人，欧亚公司起诉新湖商社信用证欺诈的基础是称其利用伪造单据以图骗取信用证项下的货款。新湖商社与欧亚公司之间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一个不明确的、无法执行的仲裁条款，需要当事人重新协商，但是欧亚公司已经采取了诉讼的方法解决本案的争议，表明其放弃了仲裁的愿望，新湖公司称重新协商既是当事人的权利又是当事人的义务并无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由于原销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没有约定仲裁的方式和机构属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因此原审人民法院对欧亚公司的起诉应予受理。信用证虽然是基础交易中的一个结算方式，但它又独立于基础交易，是遵循严格相符原则的单据交易。通常情况当事人不得以基础交易中的事由要求止付信用证或宣告信用证无效。对上述原则的例外就是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所谓“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是在基础交易存在实质性欺诈的情况下，可以构成信用证关系与基础交易相独立的例外。由于适用“欺诈例外原则”是以基础交易的欺诈为前提，而导致信用证项下款项止付这样的后果，也必须将基础交易纠纷与信用证法律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审理，因此本案的案由应认定为国际货物买卖信用证付款纠纷。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买卖合同和信用证纠纷均具有管辖权。
摘要2：【最高人民法认为】信用证虽然是基础交易中的一个结算方式，但它又独立于基础交易，是遵循严格相符原则的单据交易。通常情况当事人不得以基础交易中的事由要求止付信用证或宣告信用证无效。对上述原则的例外就是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所谓“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是在基础交易存在实质性欺诈的情况下，可以构成信用证关系与基础交易相独立的例外。由于适用“欺诈例外原则”是以基础交易的欺诈为前提，而导致信用证项下款项止付这样的后果，也必须将基础交易纠纷与信用证法律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审理。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于第三人的制度，并且原审原告欧亚公司的诉讼请求包括了对信用证的效力以及终止支付的要求，如果欧亚公司胜诉，信用证止付的请求得到支持，结果必然涉及到议付行关于开证行履行信用证项下的义务的请求是否成立；如果欧亚公司败诉，则开证行要承担信用证项下的付款责任。可以认为本案的判决结果与开证行和议付行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一审法院将农行成都市总府支行和农协会列为本案第三人的作法并无不妥。但是，正因为本案的审理既包括了基础关系——买卖合同，又包括了信用证纠纷，因此本案的案由应认定为国际货物买卖信用证付款纠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666号
【提示】公章与法定代表人签字冲突，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
【裁判摘要】公司的诉讼行为应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诉讼行为应经过公司的股东达成合意方可进行。公司的印章系由其股东掌管，公司的原审诉状上仅加盖了公司印章，并没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确认。公司曾向原审法院申请撤诉，但该撤诉申请书上仅有其法定代表人的个人签名，并未加盖公司印章。综合上述事实可以推知，公司的股东对于以该公司名义起诉的行为并未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故股东以公司名义起诉的行为并非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现股东个人代表公司提起诉讼，而法定代表人则向法院申请撤诉，上述行为均无法视作公司本身的意思表示，应由公司各股东协商一致确定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后，方可提起诉讼。如股东就公司起诉的诉讼代表人选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有关股东可依照公司法有关规定经过适当的程序后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综上，本案公司起诉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该起诉不符合法律有关规定，对公司的起诉依法予以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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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原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沪高民二(商)终字第13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19号
【提示】发起人非验资账户所有人，主张银行划转验资款承担责任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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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6)民一终字第34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四)项和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管辖权异议是指当事人对案件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或者是否由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提出的异议。当事人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但当事人以其不是适格被告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不符合上述规定，不属于管辖权异议。当事人是否属于适格被告，应当经人民法院实体审理确定。
【裁判要旨】当事人以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管辖权异议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四)项和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管辖权异议是指是否属于人民法院主管或管辖的案件。本案鸿润锦源(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管辖权异议的情形。鸿润锦源(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应经人民法院的实体审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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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8)民申字第1185号
【裁判摘要】
诉讼和解协议是案件当事人为终止争议或者防止争议再次发生，通过相互让步形成的合意，和解协议的内容不限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项。
当事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并有代理律师一同参与诉讼、调解、和解活动。在此情形下，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上签字同意并收取了对方当事人按照和解协议支付的款项，此后又以调解违背其真实意愿为由申请再审的，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应予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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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5)民三终字第2号
【裁判摘要】
(一)对于案件管辖的确定，人民法院在受理立案中仅进行初步审查，只要相关证据在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即可依法决定受理。但在受理案件后，被告方依法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受理案件的法院应当就确定案件管辖权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进行全面审查，包括对有关证据的审查认定。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专利纠纷第一审案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旨在将专利纠纷第一审案件的最低审级确定为中级人民法院，并未排除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专利纠纷第一审案件行使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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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徐法执异字第0020号
【提示】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公证书的，诉讼时效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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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二终字第95号
【提示】民事诉讼中能否对民办高校举办者身份予以确认。
【裁判要旨】
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民办高校的举办行为及举办者身份均属于行政许可的范围，是教育行政部门行政许可需要审查的内容。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要求按照公司法股东身份确认诉讼的方式对民办高校举办人的身份予以确认，其实质是要求人民法院对于教育行政部门行政许可的内容进行审查判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条之规定，该项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人民法院应予以驳回。
当事人基于民办高校举办者身份而提出的其他具有财产内容的诉讼请求，例如对于民办高校的管理权、经营权及经营收益等，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在举办人身份得以确认的基础上可以提起相应的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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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民申字第1601号
【提示】特许人应当对受特许人因合同履行不能使第三人遭受的损失承担民事责任。
【裁判摘要】西友集团对圣地公司采用涉案返租方式出售房屋明知且同意，其虽非秦京西单公司的股东，但通过许可秦京西单公司使用“西单商场”字号、输出管理及委派董事的方式与圣地公司联合组建秦京西单公司，对华商大厦商场全权进行涉案返租经营的管理，且直接参与了涉案委托使用合同的履行，给业主造成误导。故西友集团应对合同履行不能而给购房业主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责任。二审判决圣地公司和秦皇岛华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最终不能给付而造成的损失部分由西友集团承担80%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西友集团关于其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再审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申字第1561号
【提示】联营合同显示公平而认定为可撤销合同的判断。
【裁判摘要】华宇公司认为，穗深公司在二审中的代理人熊健从法院离任未满两年，便以律师身份担任被申请人的代理人违反了法定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判决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规定。首先，在一审中，熊健并不是穗深公司的代理律师，在二审中熊健虽作为穗深公司的代理律师，但华宇公司未证明其在二审中对其代理人身份提出过异议，法院对此未予查明并无不当。其次，即使熊健的代理行为存在华宇公司主张的情况，代理人身份问题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事由。第三，根据前述分析，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不存在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情形。因此华宇公司的该项申请理由不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52号
【提示】合伙体企业应是合伙财产分割所指向的对象，而非有资格参与合伙财产分割的主体，合伙体企业是否参与本案诉讼，以及对于合伙财产如何分割，均不影响合伙体的诉讼利益和实体利益。
【裁判摘要】关于铁选厂的诉讼地位问题。本案系合伙财产分配之诉。铁选厂作为张玉贵和高春林成立的合伙体，应是合伙财产分割所指向的对象，而非有资格参与合伙财产分割的主体，且一、二审判决也未判令铁选厂承担责任，铁选厂对本案诉讼标的缺乏诉的利益，因此铁选厂是否参与本案诉讼，以及二审判决对于合伙财产如何分割，均不影响铁选厂的诉讼利益和实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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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再申字第230号
【提示】合伙人擅自将合伙份额转让给他人的，其他合伙人无需等待合伙份额恢复原状可就该合伙份额行使优先购买权。
【裁判要旨】合伙人违反法律规定及合伙人之间的约定，在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的情况下将案涉煤矿的份额形式上转让给另一合伙人，但实质上转让给合伙人之外的他人，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其转让行为无效；其他合伙人无需等待合伙份额恢复原状即可就该合伙份额直接行使优先购买权。
摘要2：【摘要】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合伙份额出让方没有反悔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案涉合伙协议并未就优先购买权另行作出约定，故当曲××等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份额时，王×、王××有优先购买权。《内部转让协议》虽然无效，但其所约定的交易条件是确定的，即曲××等人的合伙份额各以175万元的价格转让，王×、王××请求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曲××等人的份额，再审判决予以支持，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内部转让协议》被确认无效后，王×、王××即对曲××等人本次转让的合伙份额享有优先购买权，而无需等待曲××等人将合伙份额恢复原状后再行转让。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64号民事判决关于“曲××等六人在各自享有的大禹煤矿的份额因无效而被返还后，如将该份额再行转让，王×、王××在同等条件下对该份额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认定不当，但该判决维持了双鸭山中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判决结果正确。曲××等人仅以64号民事判决中的该段认定为依据，主张只有当其再行转让案涉煤矿份额时，王×、王××二人才享有优先购买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申字第1399号
【提示】合同合同约定的合作项目需办理核准手续后方可实施，但能否取得核准，是合伙协议履行中的问题，不影响合伙协议的效力。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