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民二终字第3号
【提示】公安机关形成的询问笔录仍为民事诉讼证据中的证人证言。
【摘要】民事案件的当事人或工作人员被公安机关依法传唤，其在公安机关形成的询问笔录在民事诉讼中就其证据属性而言，仍为证人证言。不能认为“询问笔录是由公安机关依法根据一种比民事诉讼更为严肃的刑事诉讼程序获取的证人证言，只要取证程序合法，即具有证据能力。”询问笔录在民事诉讼中的采信同样应当适用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根据《证据规则》，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裁判要旨】银行在申请贴现人无基础交易背景的情况下，对其尚未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进行贴现，系违规操作。银行与贴现人之间不构成《票据法》意义上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关系，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事实上的、无书面借款合同的借贷关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民四终字第15号
【提示】主合同并无真实的贸易背景，却以进口货物为名，向银行申请开立信用证，导致银行大笔资金外流，损害国家利益，应认定主合同与担保合同均无效。
【裁判摘要】申请人申请开立信用证的真实意思并非为了进口货物，而是为了融资，套取国家外汇，所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并不真实一致，其结果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并导致银行大笔资金外流，损害国家利益。银行无视其与申请人之间已经存在的委托开证法律关系，将委托开证法律关系与信用证本身相混淆。担保人出具的不可撤销的付款保函，其担保的是申请人的付款责任，对于担保合同而言，主合同是申请人与银行之间的开证法律关系，担保人为委托开证出具的不可撤销付款保函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银行明知申请人所开立的信用证并不具有真实的基础交易背景，而为其开出信用证是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担保人亦具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裁判要旨】公司申请开立信用证的目的是为了套取国家外汇，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45号
【提示】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签订的合同无效。
【裁判要旨】认定当事人恶意串通虽无直接证据，但从双方签约时的交易背景、主观认识状态，特别是关键人员在任职履历、管理经验及其在签约中的作用，足以证明双方签约行为对第三人构成了恶意，并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的，依法可认定该协议无效。
摘要2：【解读１】通过间接证据也可以证明双方签约行为对他人构成恶意串通：
（１）开发区管委会与中恒公司（法定代表人梅某某）签订《招商、投资协议书》，并约定中恒公司将来成立项目公司承接权利义务；
（２）《招商、投资协议书》签订后，梅某某代表中恒公司联系其他三家公司作为投资方成立国恒公司作为项目公司，开发区管委会明知国恒公司依约享有全部２９０亩建设用地使用权；
（３）开发区管委会与国晖公司于２００６年４月３０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国晖公司承继中恒公司在《招商、投资协议书》中全部权利义务；
（４）梅某某利用其特殊身份筹划并设立国晖公司，其目的就是让国晖公司从国恒公司从国恒公司规划建设的２９０亩土地中获得９２.７９亩用地并作为另一方项目公司。因此，尽管代表国晖公司在《补充协议》上签字的是其法定代表人王某某，但梅某某代表国晖公司从事协商、签约的行为，足以证明其代表了国晖公司的真实交易目的和动机，亦反映了国晖公司在其设立及其签订《补充协议》时的真实的主观状态，而国晖公司亦从未主张过梅某某对其实施了签约欺诈行为。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国晖公司明知《补充协议》的内容损害国恒公司的合同利益”并无不当。国晖公司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并不属于善意交易方。
【解读２】应当在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或者已经查明的事实的基础上，依照日常习惯经验推理判断未知事实是否存在，并允许当事人进行反驳与辩驳，从而最大限度地反映案件真实情况。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121号
【提示】即使投保单有涂改，但间接证据亦可佐证其真实性——即使投保单的记载有部分涂改，不能直接据此认定保险标的范围，但可通过间接证据佐证的，仍应认定其真实性。
【裁判要旨】抵押物保险投保单上保险财产项目、投保金额、事故绝对免赔额等处虽有涂改痕迹，但这些内容在投保单及其他投保材料处进行了重复记载，内容并无矛盾，投保人不能以在空白投保单上盖章行为免除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
【裁判意见】保险标的物范围应当根据当事人交易背景、综合全案证据加以判定——本案的主要争议是保险标的物范围是宏辉公司厂区全部建筑物还是特定的三栋房屋，其中《财产保险综合险投保单》是本案重要书证之一，该投保单有涂改痕迹，双方当事人对其证明内容产生争议。本案中，该投保单上保险财产项目、投保金额、事故绝对免赔额等处虽有涂改痕迹，但这些内容在投保单的其他地方进行了重复记载，内容并无矛盾，且明确记载保险标的物范围是宏辉公司厂区内特定的三栋房屋。宏辉公司在诉讼中承认该份投保单系公司在空白页上加盖公章交给平安莱阳公司形成的，其关于本案保险标的物是宏辉公司厂区全部建筑物的诉讼主张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应对在空白投保单上盖章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318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之间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的情况下，认定合同关系的买受人，可从交易习惯、当事人的行为习惯、交易背景等方面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①交易习惯：当行为人依照交易习惯作出行为时，在无相反证据的前提下，可以推定行为人具有一般理性人在同样情况下作出相同行为时背后所包含的意思。
②当事人的行为习惯：当当事人的行为有别于其通常的做法时，在无相反证据的前提下，不应推定当事人具有其作出通常行为时所包含的意思。
③交易背景：考察交易背景的意义在于探究当事人作出相关行为的目的，进而探究其是否存在相关的意思表示。
【裁判意见】当事人对合同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债权人错误地向第三人主张权利不能等同于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更不能据此证明债权人已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在无证据证明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达到债务人，亦无债务人明确拒绝还款的相关证据情况下，应认定该债权并无罹于诉讼时效。
摘要2：无
摘要1：【实务要点】当事人之间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的情况下，认定合同关系的买受人，可从交易习惯、当事人的行为习惯、交易背景等方面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再申字第60号《合同当事人及诉讼时效的认定标准——儋州春江南华糖业有限公司与中国人民银行儋州市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儋州支行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191号
【裁判摘要】
收条作为当事人之间收付款的书证、直接证据，对证明当事人之间收付款的事实具有一定的证明效力，但如果收条记载的内容与当事人之间实际收付款的时间、金额存在不一致的情形，仅凭收条不足以充分证明实际收付款情况，人民法院还应结合汇款单、票据等资金结算凭证，对收条中记载的资金是否实际收付加以综合判断认定。
股权转让属于股权的继受取得，增资入股则是股权的原始取得。当事人之间协议将取得股权的方式由股权转让变更为增资入股后，原股权转让合同即被其后签订的增资入股合同所更替而终止。根据定金合同的从属特征，作为原股权转让合同从合同的定金合同亦相应消灭，定金罚则不应再适用。
摘要2：【解读】取得股权的方式由股权转让变更为增资入股后，原股权转让合同终止，作为从合同的定金合同亦相应消灭。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22号
【裁判摘要1】预约合同签订后达成阶段性措施结果签订的合同仍为预约合同——首先，根据各方在《框架协议》《增资扩股框架协议》的约定内容，结合交易背景、磋商经过和往来文件资料，可以认定案涉《框架协议书》及《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均为预约合同，目的都是约定在未来一定期限内订立正式的交易文件。在交易实践中，预约合同通常表现为意向书、框架书、议定书、认购书、备忘录等一系列文件。当事人订立预约合同，唯一目的是订立本约合同，除此之外，不能形成其他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预约合同作为独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缔约请求权，违反预约合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2017年5月3日，中铁二局公司、中铁锦华公司、中粮置地公司三方签订《增资扩股框架协议》，约定三方同意，拟在2017年5月12日前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就增资金额、增资的缴付方式、审核批准、工商批准登记、公司治理结构、项目管理、资产、债务和权益的处置、陈述保证、违约责任及其他事项做进一步约定，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约定如果未能于2017年5月12日前签订增资协议，本协议自动作废，除非三方同意继续履行本框架协议的除外。从上述合同约定分析，此时当事人签订正式交易文件的条件依然未成就，该《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实为自《框架协议书》订立以来，各方对进一步磋商成果的文本固化，性质上仍为预约合同，目的是继续锁定交易机会，于将来缔结正式的增资扩股协议。
摘要2：【裁判摘要2】《框架协议书》第6条第4款明确约定：“乙方支付诚意保证金人民币10000万元存入乙方名义开立的甲、乙方共管的监管账户内，作为乙方进行本交易的保证”。......双方当事人在《框架协议书》第6条第4款中同时明确约定：“若因甲方原因导致交易的先决条件未能在签约期内全部达成的，或虽交易的先决条件已在签约期内全部达成，但甲方无正当理由未能与乙方签署正式交易协议，则甲方除应配合解除监管并在3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诚意保证金外，还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000万元”“若交易的先决条件已在签约期内全部达成，若乙方无正当理由未能与甲方签署正式交易协议，则诚意保证金全部归甲方所有”。从上可知，双方当事人除在合同中设立保证金外，还针对违反合同义务的具体情形设定了违约金条款，明确了违约时各自的责任承担方式。即，如中铁锦华公司违反预约合同义务，应向中粮置地公司支付违约金1亿元；反之，如中粮置地公司违约，则1亿元监管资金归中铁锦华公司所有。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在上述违约金条款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和保证金在数额上一致，但不能据此认定系对定金罚则的适用，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其真实意思应为中粮置地公司作为合同一方，为保证自身履约支付1亿元保证金后，合同双方为保障权利义务的对等作出的违约责任承担的约定。此种安排目的是锁定交易机会，强化预约双方合同义务，确保双方依据诚信原则进行磋商，共同致力于订立本约合同。因此，本院认为，该1亿元资金的性质不为定金，而是中粮置地公司为担保其履约向中铁锦华公司支付的保证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粮置地公司与中铁锦华公司在预约合同中已明确约定前述1亿元资金为保证金，且其设立目的和作用不符合定金性质，因此，中粮置地公司关于案涉1亿元资金性质上为定金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继而其主张中铁锦华公司应当承担1亿元定金责任的请求权基础亦不存在，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摘要1：——不确定履行期限的合理期限的确定，可以通常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为标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1号
【裁判要旨】双方关于“补偿款的最迟给付期限为楼盘开盘销售后2个月内”的约定，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该期限非固定或确定的期限，解释该期限时，应以通常的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作为标准。
【摘要１】
（１）“5月5日补充协议”约定受让方一次性补偿转让方1.3亿元，并约定最迟给付期限为“乙方（即受让方）开发《股权转让合同》所对应的土地资产所形成的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首先，从该补充协议的序言描述看，“5月5日补充协议”的签订背景及原因在于，双方就《股权转让合同》股价对应的土地价格定价偏低这一事实达成合意，所以通过“5月5日补充协议”增加补偿款的形式予以增加，其性质是增加的股权转让款。作为股权转让对价的一部分，受让方自然负有应当履行的义务，所以，双方前述关于该补偿款支付时间的约定，不是条件，不存在条件不成就时无须履行的问题。其次，从性质上看，是否开发楼盘以及何时开发楼盘，系由案涉股权转让后金某公司及其股东所决定，这种取决于一方主体意思表示或者行为的约定，并不属于条件。再次，“5月5日补充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受让方须以2.5%的年利率向转让方支付利息，直至一次性付清为止。该约定亦表明，受让方支付前述补偿金的义务自始确定，并不存在条件不成就不予支付的可能性。最后，既然受让方负有确定的给付义务，则当事人有关“最迟给付期限”的约定，性质上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而非合同的生效条件或付款义务的履行条件。一审关于该条款性质的认定并无不当。
（２）“最迟给付期限”为“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并无何时开始支付的约定。．．．．．．本院认为，综合考虑案涉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签订过程以及合同的有关条款，所谓转让方应在受让方“开发《股权转让合同》所对应的土地资产所形成的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支付该笔款项的含义是，由于该笔股权转让款的数额较大，受让方在将金某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完成房地产开发并销售前难以支付，所以受让方以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对应的土地开发成楼盘并开盘销售取得一定利润后再支付该笔款项。这种解释，与当事人的签约过程、交易背景及真实意思最为接近，所以，转让方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随时要求受让方支付该笔款
摘要2：【解读１】履行期限的约定不明的，可以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为标准确定合理的期限，合理期限经过后债务人仍未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即可请求履行。
【摘要２】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等属于公司的财产，通常情况下，转让公司股权的原股东不得处分该财产，受让公司股权的股东在股权变更之后应以公司的名义请求控制该财产的原股东交付。但是，根据案涉协议的约定，受让方的目的是为了取得金某公司的全部股权并进行经营管理。在股权转让之前，金某公司的全部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吴某、李某，且吴某是法定代表人，金某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实际也由两人控制。案涉交易履行完毕的结果也是由受让方成为持有金某公司全部股权的股东。在此背景下，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交易目的，将交付金某公司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的义务解释为转让方的义务，即具有合理性。因此，尽管双方签订的系列协议中并无转让方交付公司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的约定，但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转让方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合同目的及金某公司股权转让前后的实际情况，转让方应将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交付受让方。虽然受让方在公司股权变更后已经重新办理了新的公司公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国税及地税正、副本）等证照，但是，这些证照及财务资料的交付仍具有避免转让方滥用权利，进而保护受让方以及金某公司权益的作用，属于《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的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所派生的附随义务。所以，一审判令转让方向受让方交付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解读２】受让方取得公司股权后已经实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控制，转让方是否移交公章及相应证照资料并不影响受让股权交易目的的实现。
【解读３】共同的股权受让人在股权转让合同中未明确约定转让款比例的，共同受让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解读４】双方约定剩余的款项从合同对应的土地开发成楼盘并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形式上属于履行条件，本质上仍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只不过约定的是不确定的履行期限（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受让人主要合同义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可以有期限但一般不能附条件，除非双方在股权转让设立了对赌条款或估值调整条款）。不确定的履行期限并非履行期限不明确（不适用《合同法》第６２条第４项），而应当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受合理期限的限制，以一个正常的开发商会在多久时间开发并开盘销售作为合理标准。
摘要1：【要旨】恶意串通肯定说。即使无直接证据证明主观恶意的存在，人民法院在积极查明案件事实、全面分析案件情况的基础上，通过整理归纳现有间接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亦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人民法院综合评判合同的交易背景合同的签订时间、合同订立主体的关联关系、合同的约定内容以及合同的实际履行等重要因素，能够依法证明恶意串通事实之存在。恶意串通反映的是当事人的主观心态，证明标准应采用更为严格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本案乙公司将原本计划质押给甲公司的股票，在甲公司起诉前短时间内质押给李某并办理质押手续，达到转移财产的目的；李某与乙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李某在明知乙公司负有巨额债务的情况下，仍将乙公司唯一的财产用作质押并签订不合理的独立条款，上述行为足以证明其与乙公司签订合同时具有主观恶意。李某的实际借款金额远低于合同约定金额，但其未作出合理解释。乙公司与李某的行为客观上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综合以上证据，合议庭法官内心确信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可以认定为双方存在恶意串通而导致《质押合同》无效。
摘要2：【解读１】恶意串通行为之构成要件：（１）主观上有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的恶意：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恶意须是他们真实的意思表示（区别于通谋虚伪和重大误解的关键）；（２）主观意思及客观行为的相互串通；（３）具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之可能性（损害不必现实性）。
【解读２】恶意串通行为之法律效果：恶意串通的行为无效。
【解读３】恶意串通行为与通谋虚伪表示之区别：（１）恶意串通行为中达成的合意是意思表示真实一致的体现；通谋虚伪表示中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是虚假的。（２）恶意串通行为的内容违背公序良俗，具有违法性；通谋虚伪表示是由于意思与表示不一致导致的意思瑕疵。（３）恶意串通行为的主观上要求须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之目的，客观上要求存在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现实之可能性；通谋虚伪表示没有这样要求。
【解读４】恶意串通与债权人撤销权区别：（１）证明标准上恶意串通更高；（２）债权人撤销权存在除斥期间。
【解读５】恶意串通行为造成实际损害之后，同时可构成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背俗侵权（《侵权责任法》第８条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234号
【裁判要点】合同名称与合同内容所反映的法律特征不符的，应当依据法律特征正确认定合同性质。当事人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的，应结合交易背景、合同性质、合同条款的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况等予以综合分析判断。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55号
【裁判要点】对公司融资合同性质的认定应结合交易背景、目的、模式以及合同条款、履行情况综合判断。基金通过增资入股、逐年退出及回购机制等方式对目标公司进行投资，是其作为财务投资者的普遍交易模式，符合商业惯例。此种情况下的相关条款是股东之间就投资风险和收益所作的内部约定。在对合同效力认定上，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正确识别行业监管规定，对合同无效事由严格把握，不轻易否定合同效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津03民终888号
【裁判要旨】商业保理业务以真实的基础交易为背景，若保理商提供的商业保理合同、保理融资凭证之间缺乏关联性且前后存在矛盾，不能据此认定发生了真实的基础交易，不成立商业保理法律关系。
摘要2：【解读】保理商无法证明交易真实性的，商业保理合同关系不成立——（１）保理合同法律关系的成立应当以债权转让为前提，即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真实的基础交易合同关系并基于此产生了债权债务关系；（２）根据保理行业惯例，商业保理业务离不开真实交易背景以及应收账款的有效转让，缺少上述要素将难以认定商业保理法律关系。
摘要1：１.票据保证是指债务人以外的人为担保票据债务的履行，以负担同一内容的票据债务为目的，在票据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然后将票据交还请求保证人的一种附属票据行为。
２.我国票据法中规定了汇票和本票保证制度，对于支票一般不使用保证制度。
【目录】概念；汇票保证责任特点（《票据法》第４５条）；汇票保证记载事项（《票据法》第４６条、第４７条）；不得附条件保证（《票据法》第４８条）；保证人责任（《票据法》第４９条）；保证人和被保证人连带责任（《票据法》第５０条）；共同保证人连带责任（《票据法》第５１条）；保证人追索权（《票据法》第５２条）；票据保证人资格限制（《票据法规定》第５９条）；票据保证无效后票据保证人民事责任（《票据法规定》第６０条）；票据保证与民法保证区分（《票据法规定》第６１条）
摘要2：【注解】（１）银行对交易背景的审查义务仅限于形式审查，银行业务操作瑕疵不影响保证合同的效力；（２）担保人以银行未对真实贸易背景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存在过过错为由主张担保合同无效免除担保责任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冀02民终10236号
【裁判摘要】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各金融机构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条件办理贴现业务。必须要求贴现申请人提交增值税发票、交易合同等书面材料复印件等足以证明该票据具有真实交易背景的书面材料，审查确定了贴现申请人与前手之间存在真实交易关系后，方可进行贴现交易。本案上诉人对宁波金又鑫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内容前后矛盾、增值税发票与购销合同价款不符的贴现材料未尽到审查义务，存在重大过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亦不享有诉争票据的票据权利。上诉人主张考察持票人是否具有重大过失，应当主要从票据本身真实性、记载事项的完整性、背书的连续性、前手的身份证明等方面予以认定，但《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与法律、行政法规并未抵触，可以参照适用，上诉人以票据本身存在真实性、记载事项的完整性、背书的连续性为由否认其对基础交易进行审查判断，与法有悖，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2民再42号
【裁判摘要】票据具有无因性，票据的基础关系与票据关系相互独立，基础关系的欠缺并不必然导致票据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并未规定相关融资关系因欠缺真实交易背景而应认定无效，胡××援引的《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关于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案件风险提示的通知》、《关于加强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监管的通知》等文件中关于办理汇票承兑的规定，均属于管理性规定，对涉案承兑协议的效力并无影响，且票据作为一种金融工具，旨在为交易结算提供便利，为保障票据的流通性，承兑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对出票人资格、资信、购销合同和汇票记载内容进行形式审查，且不存在其他重大过失，一般可以视为其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对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审查。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涉案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和《最高额抵押合同》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所规定的属无效合同或可撤销合同的情形，故应认定涉案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和《最高额抵押合同》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农商银行澥浦支行和农商银行骆驼支行在办理涉案承兑汇票业务时，也审查了鑫淼公司的资格、资信、涉案的《购销合同》和汇票记载的内容，应认定农商银行澥浦支行和农商银行骆驼支行就涉案承兑款项已尽了相应的审查义务，农商银行澥浦支行有权要求胡××依据《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一、二审判决认定农商银行澥浦支行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由此形成的债权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纠正。二审判决认定农商银行澥浦支行应当知道涉案银行承兑汇票不具有真实交易关系而进行承兑，应认定为债权人对担保人的欺诈也属不当，本院再审也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之规定，虽票据行为应有真实的票据原因关系，即真实的交易关系。但该条规定应属管理性法条，即使承兑汇票项下没有真实的交易背景，也无法认定票据行为无效。根据票据无因管理性理论，票据的基础关系独立于票据关系，票据基础关系的效力不影响票据关系的效力。因此，基础关系的欠缺并不当然导致票据行为无效。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