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一抗字第23号
【提示】再审前未主张债务转移且无法定变更情形能否变更诉讼主体？
【裁判要旨】债务人在二审判决前没有向法院主张因与所办市场脱钩使所涉债务发生转移，二审法院没有对此加以审理，不存在程序错误。债务人请求通过再审程序免除其对原债权人的义务没有依据。
摘要2：【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审判监督指导》2006年第1辑（总第16辑）】
【解读1】债务人在终审判决后与所属企业脱钩并将债务转移，不能通过再审免除其履行债务。
【解读2】虽然债权债务可能会基于国家政策调整在不需要征得债权人同意的前提下发生转移（债务法定转移）；但如果该债务已经发炎终审判决确定，在终审判决并不存在错误、原债务主体仍然存在的前提下，债务人希望通过再审免除其对原债权人的义务没有依据。
摘要1：——因房贷政策调整导致合同不能依约履行责任在谁?
【问题提示】因房贷政策调整导致合同不能依约履行责任在谁?
【要点提示】银行房贷政策调整是政府为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作出的政策调整，该调控政策何时出台以及具体内容如何，均是当事人签订合同时无法预知的。买受人确有证据证明因银行信贷政策调整而迟延履行付款义务的，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中的规定，将其认定为“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
【案例索引】一审:广东省从化市人民法院(2011)从法房初字第92号(2011年3月9日)；二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910号(2011年6月16日)
摘要2：
摘要1：——银行房贷政策调整导致房屋买卖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承担
【要点提示】银行房贷政策调整是政府为加强房地产交易进行的政策调控，该调控政策何时出台以及具体内容如何，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均不可预测。购房人确有证据证明其因银行房贷政策调整而无法履行付款义务，且合同没有明确约定即使购房人无法获得银行贷款也应承担继续履行合同的，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的规定处理，允许当事人解除合同，购房人不承担违约责任。
【案例索引】一审：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0）顺法民一初字第03671号（2010年8月20日）；二审：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佛中法民一终字第1761号（2010年12月8日）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抗字第104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双方当事人因国家政策调整而合意解除合同的，不能认定任何一方对此有过错；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双方当事人合理分担。
【裁判意见】出租人在承租人提出合同解除后，将租赁物转租他人并提出赔偿主张的行为，应视为出租人同意解除合同。且该合同的解除非因违约等其他原因解除，而属于因当事人不可预见的国家政策调整导致的合同解除，故应根据公平原则来认定双方当事人损失承担范围。
【裁判摘要】国家宏观政策的贯彻实施是逐步具体、逐步推进的，融资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在签订合同时不可能预见到该政策的实施将会导致其履行租赁合同的基础丧失，也不应要求出租人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就能预见到租赁合同不能如期履行。承租人以文书和电报的方式提出解除合同的主张后，出租人将租赁物转租他人并向承租人提出赔偿因解除合同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可以认定其具有接受解除合同的要求的行为，属于双方当事人合意解除合同。故不能认定任何一方对此有过错，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双方当事人应根据公平原则分担，其分担的具体数额，根据应分摊到合同未履行期限的成本价值损耗数额确认。
摘要2：【解读】政策发生当事人难以预见的变化，导致租赁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属于不可抗力，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合同系因不可抗力导致解除而并非存在违约，当事人相互不存在过错，出租人不能要求承租人补偿租金损失。
【注解】双方当事人因国家政策调整而合意解除合同的，造成的损失由双方当事人合理分担。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一监字第162-2号民事裁定书
【提示】涉军民事纠纷中，“部队政策调整”属商业风险，应按照合同约定风险负担进行处理
【裁判摘要】涉军民事纠纷中，“部队政策调整”属商业风险。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经预料到因军队政策变化可能对合同履行带来风险，当事人在明知合同对方当事人是一特殊民事主体的情况下，仍与之签订合同，说明其对未来的可能风险是有心理准备的，故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风险负担进行处理，不能将损失完成归责于部队一方。
摘要2：
摘要1：【要旨】汽车消费税政策调整不应当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摘要2：
摘要1：——情势变更因素消除后因合同解除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的认定
【裁判要点】合同成立后，虽然发生了因经济政策调整造成合同一时无法履行的客观情况，但双方当事人未明示解除合同，合同并不当然解除，在合同具备履行条件后，一方要求继续履行，另一方拒不履行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在确定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额中应扣减因情势变更造成的不可预见的损失。
【案件索引】一审：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渭中法民二初字第00001号（2011年3月22日）；二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陕民二终字第00051号（2012年11月27日）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袁林伯与陈恒坤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案使用罚款问题审核意见的答复》（2010年4月8日 [2010]民二他字第6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应当由当事人明确提出，人民法院不宜依职权主动适用。本案中兰溪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将兰溪市恒康新型建材厂关停拆除，属于与本案合同相关的情势变更事由；但其他相关要件是否成立，应由受诉法院查明并依法认定。如受诉法院依法认定本案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应当根据我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及《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遵循公平原则酌情权衡并合理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
【要旨】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导致合同变更属情势变更事由——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应由当事人明确提出，法院不宜依职权主动适用。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导致的合同变更属于情势变更事由，应由受诉法院依法予以认定，并遵循公平原则酌情权衡、合理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
摘要2：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川民再字第1号
【裁判要旨】以代偿债务作为取得企业法人股东的资格，在该企业法人因国家金融政策调整合并，合并后的企业法人承诺补偿原股东代偿债务的，尽管该承诺因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而无效，但应根据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公平合理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裁判摘要】鉴于华西电力公司等在加入旅游信用社后曾享有近一年的独立经营、融资等权利，本质上应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同时，合作银行（即现在的商业银行）亦应当依筹备办意见的承诺尽一定弥补之责的实际情况，应当合法、合理地妥善解决纠纷。原再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但判由商业银行全额赔偿华西电力公司370万元并承担60％的资金利息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有违公平原则。由商业银行补偿（弥补）华西电力公司370万元的50％，不计利息，较为合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1205号裁定书
【裁判要旨】在本案涉及国家政策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明确约定如发生纠纷应提交主管行政机关调解解决，如调解不成，当事人可以起诉。本案虽属商业性金融不良资产剥离转让，但国家政策对转让主体、转让程序和方式均有相关规定，与平等市场主体按照意思自治和等价有偿原则进行的交易行为还是有所区别，涉案资产管理公司起诉违反约定，未将本案纠纷提交人民银行和财政部进行调解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13676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3496号
【裁判要旨】政策调整导致未能获得贷款而错过付款时间也应认定为未按预售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当事人在预售合同中对购房款支付方式有明确的约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国家宏观政策引起的房地产贷款政策变化致使当事人无法获得贷款的，不属于情势变更之范畴，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的其他付款方式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39号
【裁判要旨】因政府政策调整导致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
【裁判规则】因政府政策的调整，导致不能继续履行合同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属于合同当事人意志之外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应当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裁判摘要】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涉案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常州市政府根据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污染物减排工作的意见》的要求，调整了节能减排的政策，明确要求新东公司自备电厂在2012年6月底前拆除燃煤锅炉，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新东公司原定的对燃煤锅炉进行脱硫工程改造项目继续进行已经没有意义，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该变化是当事人无法预见的，这种合同风险显然也不属于普通的商业风险。虽然合同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政府政策调整属于情势变更情形，但是如果确实因政府政策的调整，导致不能继续履行合同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然属于合同当事人意志之外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因此，应该认定本案的情形属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势变更情形。新东公司主张本案的情形属于情势变更，其解除合同不属于违约行为，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摘要】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并非仅仅解决是否应该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问题，在依据该规定解除合同时，如果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已经履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那么无论是通过当事人协商还是通过法院裁判解决，都会涉及当事人已经发生的损失的处理问题。在当事人对于合同解除后的损失承担问题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时，人民法院应该根据公平原则合理确定损失的处理。原两审判决认为发生情势变更时人民法院仅仅依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根据公平原则决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而不对解除后的民事责任进行处理，对法律理解存在错误。
摘要1：【案号】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鄂武汉中执复字第00060号
【裁判摘要】法院组织司法强制拍卖的目的，在于公开、公平、公正地维护各方利益，现出现政府政策调整这一情势变更的情形，致使本次拍卖目的难以实现。为维护本案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及竞买人的合法权益，执行法院对涉案土地进行重新评估、拍卖的执行行为，并无不当。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81号
【裁判要旨】施工合同约定表明虽然为固定价合同，但施工期内人工价格波动影响合同价格时，人工费可以进行调整。
【裁判摘要】关于浙江城建公司主张调整人工费造价应否支持的问题。《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用条款第16条约定，“本合同为固定价合同”，同时第16.1条约定，“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因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按照本款约定处理”，第16.1.2条约定，“施工期内，因人工、材料、设备和机械台班价格波动影响合同价格时，人工、机械使用费按照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行业建设管理部门或其授权的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人工成本信息、机械台班单价或机械使用费系数进行调整；需要进行价格调整的材料，其单价和采购数应由监理人复核，监理人确认需调整的材料单价及数量，作为调整工程合同价格差额的依据”。上述约定表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然为固定价合同，但施工期内人工价格波动影响合同价格时，人工费可以进行调整。青建工（2013）第417号《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青海建设工程预算的定额人工费单价的通知》决定对该省预算定额人工费单价进行调整，人工费单价较之前上涨17.67元，可见人工费的价格波动影响合同价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浙江城建公司主张调整人工费造价4380114.84元应当计入工程价款，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西宁城辉公司以双方签订的是固定价合同、人工费调整不属于国家政策调整为由主张调整的人工费造价不应当计入工程价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对该笔款项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赵春林与东台市房产管理局产权变更登记纠纷上诉案——产权变更登记未侵害租赁方合法权益
【案号】（2007）东行初字第0017号
【裁判摘要】第三人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和上级公司要求对其以职工出资的形式兴办的多经企业信达公司进行关闭清算，并在清算和清退职工股权后，对信达公司移交的房屋依法申请产权变更登记，被告根据第三人申请为其颁发《房屋所有权证》并无不当。原告以第三人接收信达公司实物资产系名为赠与实为买卖为由，主张被告的颁证行为侵犯其债权、租赁使用权和优先购买权依法不能成立。其要求撤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房屋所有权证》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81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是否属于所谓情势变更还是商业风险，需要参照合同约定，并从可预见性、归责性以及产生后果等方面进行分析。
摘要2：【摘要】本案中，任某某主张本案适用情势变更的主要依据是其在二审期间提交的2012年12月19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方案（试行）》，但是基于该工作方案的内容可以看出，2010年国家即开始启动煤矿企业的兼并重组工作，国务院办公厅、贵州省人民政府也就煤矿企业兼并重组颁发了相关规范性文件。任某某作为《转让协议》的签约人，在决策购买地质煤矿时应当了解、知晓国家关于煤炭资源整合、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相关政策，对于一定规模以下的煤矿可能存在被兼并重组、甚至关闭的商业风险应该是有预期的，不存在客观情况发生了任某某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同时，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地质煤矿采矿权的转让分别在2013年10月16日和2015年1月20日两次通过了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的批准，说明即便基于《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方案（试行）》的要求，地质煤矿采矿权也是可以转让的，案涉《转让协议》并非不能履行，并不存在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任某某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因此，任某某主张本案符合情势变更的情形并据此请求解除《转让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在国家资源整合背景下签订煤矿转让协议，政策变化不属于情势变更（实践中应当通过审查相关政策的调整是否导致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该政策调整的变化是否属于当事人无法预见来进行判断）。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010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要“有明确的被告”。所谓明确的被告，必须是适格的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对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提起诉讼的，享有相应法定职责而不依法履责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当事人向不具有相应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提出履责申请，该行政机关未履责，当事人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裁定驳回起诉，并向当事人释明，应当向依法享有相应法定职权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对享有法定职权的行政机关逾期不予答复，或对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2：【解读】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适格被告是享有相应法定职责而不依法履责的行政机关。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为了加强煤炭安全生产，根据国家政策调整，市、县人民政府决定关闭正在合法生产经营的小煤矿的，根据信赖保护原则，市、县人民政府应当依法给予行政补偿。广西自治区政府应当监督下级政府，依法及时解决卢某某、覃某某等人提出的关闭煤矿行政补偿问题。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28号
【裁判摘要】政策文件并未使合同履行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不构成情势变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之规定，适用情势变更应具备的条件包括：有情势变更的事实即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如果继续维持合同效力，会对当事人显失公平。本案中，各被告在诉讼期间提交的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其内容旨在“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同作用，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并未具体涉及对有关石油企业的政策调整。各被告在诉讼期间提交的《辽宁银监局办公室关于辖区内银行机构建立债权人委员会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主要内容是“为落实银监会关于建立债权人委员会的部署和要求，……确保债权人委员会各成员步调一致…”而制定的，并提出要“切实加强金融债权管理，加大辽宁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持力度”，亦未提到对相关石油企业的支持措施。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本案的合同履行中已发生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重大变化”。其次，本案所涉合同为《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及《最高额保证合同》，法律关系为借款及担保法律关系，盛京银行民主支行作为出借人出借款项，石化物资公司、沈阳中油物资公司、天津钢管公司、上海中油公司作为借款人和担保人，对所借款项偿还贷款本息及承担担保责任，权利义务对等，并不存在明显不公平的情形。因此，本案各被告主张本案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81号
【裁判要旨】国家对煤矿行业的政策调整在协议签订时就进行中，对协议履行而言不属于不可抗力情形。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本院认为，张某某同意解除合作关系并返还款项是其自身对行业盈利前景和市场风险的商业判断，投资合作不同于返还投资款，国家是否对煤矿进行整合只涉及煤矿能否继续经营的问题，不必然影响张某某按时返还姜伟的投资款。《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约定张某某的主要义务是返还投资款，国家对煤矿行业的政策调整，对于《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的履行来讲，不属于不可抗力情形，张某某关于不可抗力免责的主张于法无据，原判决认定张洪毅承担违约责任，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54号
【裁判摘要】在行政协议法律关系中，作为行使行政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更应当诚实守信地履行其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签订的行政协议，若确因重大政策调整或出于维护公共利益需要而无法继续履行协议的，也应当尽到相应的附随义务，即在合理时间内及时通知协议另一方并说明不能继续履约的理由。此外，也应对因不能继续履约而给协议另一方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或采取补救措施等。本案中，再审被申请人逾期多年未履行案涉协议中约定的义务，也未能说明其不履约有何正当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关于“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之规定，一、二审法院判决再审被申请人继续履行案涉的《土地置换协议书》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对于再审申请人提出的要求赔偿其因置入土地无法建设导致的经济损失之主张，实际上是要求对其应享有的合同按期履行后可获取的经济利益的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以及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之规定，尽管一、二审法院已经判决再审被申请人继续履行案涉协议约定的义务，但毕竟再审被申请人逾期十年多未将置换土地交付给再审申请人使用，即便本案二审判决后再审被申请人将置换土地交付给再审申请人，也仅仅是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并不能弥补再审申请人在这十年多因无法使用该置换土地而失去的经济利益，因此，再审申请人的赔偿请求也属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正当诉求，应予支持。一、二审法院以基于涉案行政协议的公益性，只赔偿再审申请人直接损失，认定再审申请人所提损失不属于直接损失为由，驳回其赔偿请求，属于认定有误，行政协议的公益性质本身并不能免除行政机关应负有的违约赔偿责任。
摘要2：【解读】行政协议的公益性质本身不能免除行政机关应负有的违约赔偿责任，该违约则的承担可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60号
【裁判摘要】股东收取公司转款的行为虽不构成人格混同，但亦应在其所收款项及利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１）人民政府制定和发布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属于对原相关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实的，不属于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况，其主张上述相关政府政策调整构成不可抗力进而主张免责的依据不足，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２）否认公司法人格，须具备股东实施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以及该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法定要件。认定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判断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公司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是否存在其他混同情形等。公司向股东的单笔转账行为尚不足以证明公司和股东构成人格混同。债权人亦未能举证证明公司的该笔转账行为严重损害了其作为债权人的利益，故人民法院不得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径行判令股东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同时，作为公司股东在未能证明其与公司之间存在交易关系或者借贷关系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接收公司的转账，虽然不足以否定公司的独立人格，但该行为在客观上转移并减少了公司资产，降低了公司的偿债能力，该股东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并参照《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关于股东抽逃出资情况下的责任形态的规定，股东应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2：【注解】公司股东接受公司转账但不能提供合法依据应对债权人承担相应责任。
摘要1：【案号】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11民终5号
【裁判摘要】未缴纳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待遇损失计算公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将社会保险费补发到工资中，而不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无效。．．．．．．关于养老保险待遇损失如何计算的问题，由于社会保险待遇计算所依据的内容纷繁复杂，而且受政策调整影响较大，且对于不同保险项目的保险待遇计算规则不尽相同，如要求精准计算则难于操作，也与审判实践不相适应。根据目前较为通行的办法，酌定按照劳动者退休时当地退休职工的社会平均养老金标准，参照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75周岁这一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标准，结合单位和个人应承担的比例份额，一次性计算养老保险损失为宜。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的规定，我国基本养老保险采取“统账结合”的管理模式，参保单位和个人分别缴纳工资总额的20%和8%的比例，缴费满15年并达到退休年龄者可以领取养老金。山东省自2010年至2019年5月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进行了数次微调，企业缴费比例平均维持在19%，个人缴费比例为8%。本案由于钱某某并未支出应当由个人负担的份额，故在计算损失时应当根据单位和个人应承担缴费比例酌情予以赔偿。对于华泰纸业已经在工资中发放的社保补款9756元，应当相应地予以扣减。．．．．．．判决：华泰纸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钱可某某老保险待遇损失207838.33元{1717.85元/月×12月×(75年-60年)×[19÷(19+8)]－9756元}。
摘要2：【注解】未缴纳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待遇损失计算公式＝劳动者退休时当地退休职工的社会平均养老金月标准×１２月×（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标准７５周岁－６０周岁）×企业缴费比例／（企业缴费比例＋个人缴费比例）。
摘要1：【案号】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湘05民终651号
【裁判摘要】徐××主张的拖欠租金，实际上是因国家税收政策调整导致租金减少的部分。根据原《商铺租赁合同》的约定，税收部分本应由徐××承担，但原判考虑到双方在合同签订时对国家税收的调整无法预见，故根据公平原则对因调整所增加的8.06%税率，由徐××、三湘房地产公司及佳惠百货各承担三分之一，更为符合本案实情，且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20)最高法行再1号
【裁判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第五十四条规定，在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和区域内，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粘土砖，违反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继续生产、销售的，由地方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国办发（2005）3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墙体材料革新和推广节能建筑的通知》规定，要分批禁止或限制生产、使用实心粘土砖，并逐步向小城镇和农村延伸。到2010年底，所有城市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明确将砖瓦24门以下轮窑以及立窑、无顶轮窑等土窑列为淘汰类产业。根据前述规定，全面停止粘土实心砖生产，是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的基本导向，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行政机关为落实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依法实施的关闭、取缔、强制拆除粘土实心砖砖厂等行政行为。但是，落实国家全面停止粘土实心砖生产政策，也要区分不同情况，依法作出处理：对于责令停止生产时尚拥有合法的生产经营手续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的财产损失依法给予补偿；对于责令停止生产时已经不具有合法生产经营手续的，则应当依法予以取缔；需要强制拆除砖窑等设施的，则应当依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强制拆除。
【裁判摘要2】对违法采矿行为的取缔，属于行政处罚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第三十九条规定，行政机关按照一般程序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告知被处罚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汉寿县政府对祝家岗砖厂作出取缔的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鉴于撤销对祝家岗砖厂的取缔行政处罚，将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依法应当判决确认取缔行为违法，不撤销保留效力。
摘要2：【裁判摘要3】本案中，法律并未授予任何行政机关对违法采矿予以取缔的行政处罚行为有权自行强制执行，汉寿县政府或者沧港镇政府并无强制执行的法定职权。祝家岗砖厂被强制拆除，属于行政机关超越职权，强制拆除的实施之前，亦未催告履行、作出强制执行决定，未给予祝家岗砖厂陈述权和申辩权，严重违反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定程序。鉴于强制拆除行为系事实行为，并无可撤销内容，依法应当确认违法。
【裁判摘要4】本案中，祝家岗砖厂取土制砖的采矿许可证已经过期，采矿许可证过期后继续取土烧制粘土砖的生产行为，属于违法生产经营活动。违法取粘土生产出来的未烧制的砖坯，属于违法所得，并非合法权益；烧制粘土砖的轮窑、制砖机等机器设备的残值，在合法经营期限届满时，原本属于祝家岗砖厂的合法财产。但是，用于非法生产粘土砖后，轮窑、制砖机等机器设备成为非法生产经营活动的工具。取缔违法生产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决定，当然包含对违法行为所使用的专门工具的销毁，否则取缔将成为无强制执行内容的处罚，亦无法彻底根除违法取土烧制粘土砖行为。轮窑、制砖机等机器设备等违法生产活动的专用工具，亦不属于应予赔偿的合法权益损失范围。
【裁判摘要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也就是说，只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或者共同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才是适格被告。政府组织、协调相关职能部门配合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进行行政管理活动的，政府的组织、协调行为，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行为，都不属于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情形，不是被诉行政行为案件的共同被告。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537号
【裁判摘要】政府行为被认定为不可抗力应限于政府为了应对重大、突发的自然灾害、危及公共安全的各种社会事件等作出的具有宏观性应对措施，或者针对社会经济生活作出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政策调整等——通常情况下，不可抗力分为两类，一类是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一类是当事人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无论基于法律规定还是合同约定，政府行为均可能成为不可抗力的具体情形，但亦应符合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要件。换言之，应限于政府为了应对重大、突发的自然灾害、危及公共安全的各种社会事件等作出的具有宏观性应对措施，或者针对社会经济生活作出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政策调整等。如果政府出于一般社会管理需要，就社会生活中某一具体的事项作出的具体行为，并不具有社会影响的宏观性和全局性，在合同法领域则不能将该政府行为定性为不可抗力，而应属于商业风险的范畴。就本案而言，福州市人民政府出于为城市居民提供公共自行车这一社会公共产品的目的，决定与本案有关的项目立项，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该市政府后又取缔该项目。本案合同双方当事人作为商事主体，在签订合同时对此应有充分认识，并且福州市人民政府要求中止在建合同等行为，是针对场站公司、索天公司等特定主体作出的特定行为，亦不同于对社会产生普遍影响的政策性调整。因此，本案相关政府行为属于正常商业风险，并非当事人无法预见、不能避免或不能克服的情形。就双方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而言，案涉合同第13条对不可抗力的约定与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一致，该条第二项列举的包含“政府行为、法律规定或其他适用的变化或者其他任何无法预见、避免或者控制的事件”在内的不可抗力情形，应理解为对不可抗力的举例说明，即该条约定的政府行为仍以符合不可抗力基本构成要件为前提。因此，原审认为场站公司主张不可抗力免责事由不成立，其应对索天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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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政府行为被认定为不可抗力应限于政府为了应对重大、突发的自然灾害、危及公共安全的各种社会事件等作出的具有宏观性应对措施，或者针对社会经济生活作出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政策调整等；（２）如果政府出于一般社会管理需要，就社会生活中某一具体的事项作出的具体行为，并不具有社会影响的宏观性和全局性，在合同法领域则不能将该政府行为定性为不可抗力，而应属于商业风险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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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国企政策性破产后职工安置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系国有企业邕宁县农机一厂实施政策性破产后因职工安置问题引发的纠纷，是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属于国家政策调整范畴，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规定，原裁定驳回罗××的起诉，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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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根据前述规定，“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或者“给予补偿”判决均是法律责任条款，适用前述责任条款的前提是要对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行政协议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断。该条第一款的适用条件是被诉行政协议行为违法情形下的责任判决方式；第二款是被诉行政协议行为合法情形下的责任判决方式。责任判决方式不能单独适用。本案中，2018年5月25日潍坊高新区管委会出具《告知函》，明确因为国家法律政策调整，不再履行49号土地出让协议义务，协商补偿事宜。对于不履行协议义务行为的合法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断，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对原告的赔偿或补偿问题。
【裁判摘要２】除非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另有规定，行政机关不能既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又承担协议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十六条第十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行政行为造成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财产损害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直接损失”就是实际损失，包括已经发生的财产损失和必将发生的可得利益损失。未按约定履行协议义务行为违法，造成行政协议相对人合法财产利益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行政机关赔偿直接损失。本案中，潍坊高新区管委会未按照49号土地出让协议约定履行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义务行为违法，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应当返还刘××、刘×交付的土地出让金；同时，土地增值利益属于土地权利人的必得利益，由于潍坊高新区管委会补办征地手续过于延迟，未按约定履行土地出让协议约定的办证义务，并最终因土地出让法律程序改变导致土地受让人不能取得协议约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一、二审判决按照涉案土地2008年出让给他人的市场拍卖价款减去49号土地出让协议约定土地价款的差价作为直接损失予以赔偿，符合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一、二审判决认为，已支付土地出让金的利息损失包含在土地增值价值之中，二者不能重复计算，进而驳回刘××、刘×关于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续）至于违约损失，行政协议案件的赔偿责任实质是行政协议行为侵权的国家赔偿责任与行政协议违约责任的法律竞合。民事诉讼中，发生民事侵权与违约赔偿法律责任竞合的情况下，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一提起民事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行政诉讼只能是行政行为侵权的国家赔偿责任，除非法律、法规或规章另有规定，行政机关一般不承担违约责任，更不能判决行政机关既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又承担协议违约责任。
【裁判摘要３】行政协议案件属于行政案件，在法律适用上当然要优先适用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实体法律规范，而不是既可以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又可以适用行政法律规范。民事法律规范仅仅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的补充规则。即，行政法律规范没有规定的，在不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补充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案件时，往往会涉及协议本身的合法有效性问题。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或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的主要理由，就是认为协议无效。在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或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提起诉讼的案件中，行政协议仅仅是案件的主要证据和依据，并非被诉行政行为。这与征收案件中，当事人对征收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理由是征收决定违法或无效，情形时一样的。在此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对作为本案证据的前置行政行为是否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进行审查。不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一般不宜否定其证据效力。行政协议作为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职责的一种方式，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判断其是否属于无效。进而判断协议约定内容是否可以作为判断被诉行政行为以行为是否合法的证据和依据。
摘要1：【裁判摘要】司法鉴定是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所使用的证据方法，鉴定资格所作出的行政管理政策调整不足以影响质量鉴定意见书的证据效力——经查，原审法院于2017年9月22日委托云南建科所对案涉工程质量进行司法鉴定，云南建科所在接受委托时具备工程质量鉴定资质。云南建科所于2019年4月1日至7月15日对案涉工程进行了现场鉴定。2019年7月17日，云南省司法厅作出了《云南省司法厅对云南建科建筑工程质量司法鉴定所予以注销登记的决定》，对云南建科所及鉴定人予以注销登记。2019年8月20日，云南建科所向原审法院出具了质量鉴定意见书。云南省建筑科学院（以下简称云南建筑院）系云南建科所与云南建筑检验站的母体单位。云南建筑检验站系云南建筑院全额出资的子公司，日常运行机制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云南建筑检验站具有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资质，亦在原审法院诉讼资产网注册备案，其向原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依据云南省司法厅2019年5月22日下发《关于注销“四类外”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登记的通知》及母体单位的要求依法概括承受云南建科所的权利义务，我司依法享有云南建科所的一切权益，承担云南建科所的一切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司法鉴定是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所使用的证据方法，鉴定人万某、宋某、杨某、吴某、商X、赵XX在鉴定时具有鉴定资质，针对云南建科所的鉴定资格所作出的行政管理政策调整不足以影响质量鉴定意见书的证据效力。原审法院对于中铁公司以云南建科所不具有鉴定主体资格否定质量鉴定意见书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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