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合同相对性原则是指合同的“法锁”只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第三人不受合同约束。
摘要2：【注解１】合同相对性立法条文变化：（１）原《合同法》第８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２）《民法典》第４６５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３）《民法典》第４６５条第２款更加明确合同相对性“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且明确“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注解２】（１）合同相对性针对负担合同；（２）对于处分合同其权利变动的结果对世上所有人生效，并非“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注解３】合同相对性原则并非绝对，但合同相对性例外必须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如《民法典》第２２１条预告登记、第５２２条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
【注解４】与合同约定事项具有法律意义上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诉讼，不因合同相对性原则而没有诉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723号《韶关市衡溢置业有限公司与郑某某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申请再审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民提字第10号
【裁判摘要】为达成合作目的，当事人签订多个合同，但仅在一个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涉及该合同的仲裁裁决生效后，又因其他未约定仲裁条款的合同的争议形成诉讼，一方当事人仅以仲裁裁决已生效为由主张人民法院无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生效仲裁裁决依据的合同与人民法院处理争议案件依据的合同不同，人民法院审理的内容也不涉及仲裁条款约定事项的情形下，一方当事人以“一事不再理”为由主张人民法院不应重复处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合作框架协议约定了分步骤实施方案的，为达成前一阶段合作签署的协议特别约定了仲裁条款，当事人依此获得仲裁裁决后，因后一阶段的合作终止条件成就，导致前一阶段仲裁裁决事项需要恢复原状的，在合作框架协议未约定仲裁条款的情况下，法院受理恢复原状纠纷不构成一事再理。
摘要2：【摘要】基于不同合同所引发的仲裁案件与诉讼案件，一方当事人以“一事不再理”为由主张人民法院不应重复处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股权恢复原状的判决并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理由是：由于“重组上市未果”，华建电子公司、华建翻译公司请求根据《合作协议》第三条第15项的规定就旷世公司股权结构恢复原状的纠纷与双方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就旷世公司股权转让款项支付的纠纷系不同法律关系，是各方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提出的不同请求。从《合作协议》的约定来看，该协议的履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为了华建电子公司的海外子公司重组上市成功，进行旷世公司股权转让并支付股权转让款；第二阶段是如果“重组上市未果”，则恢复旷世公司股权结构并返还转让款。为履行第一阶段的约定事项，各方又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了仲裁条款，排除了人民法院的管辖权。该纠纷已经过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但为履行第二阶段的约定事项，即“如因各种原因甲方重组上市未果，则终止本协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VC投资协议。对已经履行的部分，双方同意尽可能地恢复原状，包括 (但不限于)返还协议价格，恢复旷世科技股权架构、重新进行相应工商变更等，对由此给双方带来的损失，双方同意按照公平原则各自承担”，华建电子公司依据该约定提起诉讼，本案解决的正是履行《合作协议》第二阶段发生的纠纷。由于一审法院处理本案的依据并不是《股权转让协议》，而是《合作协议》第三条第15项，而仲裁所依据的是《股权转让协议》，并不是《合作协议》第三条第15项，基于仲裁裁决所依据的协议与一审法院处理本案所依据的协议不同，即一审法院并没有处理双方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所发生的争议，仲裁裁决也明确表示不将《合作协议》纳入仲裁范围，也就是说，仲裁裁决所处理的“一事”即《股权转让协议》所发生的纠纷，人民法院并没有处理，所以一审法院股权恢复原状的判决并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二终字第44号
【提示】合同中附随义务的确定。
【裁判要旨】我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对合同当事人附随义务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对具体什么样情况下才能认定当事人构成必须履行的附随义务即适用条件、如何适用并不清晰。合同中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不确定事项，并非必然构成合同相对方当事人的附随义务，而是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从诚实信用原则出发自自然推导出的一个有关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应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也并非得出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即为另一方当事人的义务的结论，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觉得。其次，即使构成合同一方的附随义务且未履行的情况下，如有证据证明相对方对有关事项已经知晓或者应当知道，而无须对方承担所谓附随义务的通知等义务也能实现合同有关权利时，一方当事人仅以对方未履行附随通知义务要求相应的救济，不应支持，否则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裁判规则】企业成立信息属于公开公示信息，任何人均能够通过查询知晓该信息，故对该事宜进行通知并不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的附随义务。
摘要2：【解读】（１）本案《协议书》约定新公司注册后３个月内，中油公司有权投资参股新公司，但对如何让中油公司知晓新公司注册的事实没有约定。（２）本案核心理由在于《协议书》性质为收购股权的意向性框架协议，类似于预约合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股权转让协议，双方是否达成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选择权在中油公司，需要中油公司自己主动去跟进、了解，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拟转让方没有通知中油公司新公司注册成立的附随法律义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11号
【裁判摘要】在民间融资投资活动中，融资方和投资者设置估值调整机制(即投资者与融资方根据企业将来的经营情况调整投资条件或给予投资者补偿)时要遵守公司法和合同法的规定。投资者与目标公司本身之间的补偿条款如果使投资者可以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则该收益会脱离目标公司的经营业绩，直接或间接地损害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故应认定无效。但目标公司股东对投资者的补偿承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有效的。在合同约定的补偿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根据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的原则，引资者应信守承诺，投资者应当得到约定的补偿。
【提示1】股权投资估值调整协议的效力。
【提示2】目标公司股东承诺对投资者经营风险补偿不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利益，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应认定有效。
【裁判规则】最高院判决的核心是：如果PE或其他投资人（增资扩股）与公司签订“对赌协议”，法院会以“约定使得PE或其他投资人的投资可以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该收益脱离了被投资公司的经营业绩，损害了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为由，判决“对赌协议”无效。但是，如果PE或其他投资人与被投资公司的其他股东（原股东）签署“对赌协议”，公司其他股东（原股东）相关的补偿承诺则并不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有效的。
【裁判意见】融资投资者与目标公司的补偿条款如果使投资者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应认定无效。
摘要2：【裁判规则】投资者与目标公司的对赌条款因可能损害公司及债权人的利益而无效，但投资者与目标公司控股股东之间的对赌条款有效。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法发〔2014〕7号）
6.依法认定兼并重组行为的效力，促进资本合法有序流转。 要严格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正确认定各类兼并重组合同的效力。结合当事人间交易方式和市场交易习惯，准确认定兼并重组中预约、意向协议、框架协议等的效力及强制执行力。要坚持促进交易进行，维护交易安全的商事审判理念，审慎认定企业估值调整协议、股份转换协议等新类型合同的效力，避免简单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要尊重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维护契约精神，恰当认定兼并重组交易行为与政府行政审批的关系。要处理好公司外部行为与公司内部意思自治之间的关系。要严格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从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等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方面，对兼并重组中涉及的企业合并、分立、新股发行、重大资产变化等决议的法律效力进行审查。对交叉持股表决方式、公司简易合并等目前尚无明确法律规定的问题，应结合个案事实和行为结果，审慎确定行为效力。
【解读１】（１）补偿条款使投资者可以取得相对固定收益，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的，应为无效；（２）目标公司股东对投资者的补偿承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
【解读２】该裁判确立规则“与股东对赌有效、与公司对赌无效”。
- 日期： 06-29 19:4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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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台商投资内地个体医疗诊所的法律效力
【案号】（2011）厦民初字第165号
【提示】台商为隐名投资内地个体诊所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
【裁判要旨】2006年以来，大陆在医疗领域的惠台措施不断出台，台商纷纷投资大陆医疗机构。但投资医院的门槛较高，许多台商大多以隐名投资者身份进入个体诊所或门诊部。随着投资项目的增加，纠纷接踵而至。本案是关于转让医疗门诊部的纠纷，转让合同是否因违反投资导向而无效就成为本案争议焦点。从投资导向角度看，《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附件四《服务贸易早期收获部门及开放措施》签署后，厦门的地方法规规定台商可以投资医疗机构。从工商变更登记角度看，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可以变更，医疗门诊部的法定代表人也可以变更，投资权益理应可以转让。从隐名投资角度分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外商投资所签订的隐名投资协议是有效的，除非违反投资导向、违反效力性强制规范。
摘要2：无
摘要1：1.保证人之一承担责任后，可向连带保证人比例追偿——债权人向连带共同保证人中任一人主张权利，效力及于所有保证人。保证人承担责任后可向其他保证人比例追偿。
2.保证人依框架协议，承担保证责任后，享有追偿权——保证人依其集团企业与金融机构所签框架协议，实际承担保证责任后，虽非保证合同当事人，但仍应享有追偿权。
3.破产和解后，清偿剩余债务的担保人无权再行追偿——担保人承担清偿责任后，因执行和解协议导致主债务消灭的，担保人不能再向破产和解、破产重整的债务人追偿。
4.进口押汇保证人履行担保责任后，可向债务人追偿——进口方取得货物后，如未按期向开证行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则开证行有权要求连带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5.法院已确认连带责任保证人追偿权，无需再经审判——连带债务与主债务已一并审理，执行依据亦已确定追偿数额，则连带责任人在承担责任后可直接申请执行追偿额。
6.担保追偿权纠纷，可由任一被告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作为追偿权纠纷和反担保合同纠纷两个不同诉讼合并审理的四个当事人，在确定案件管辖问题上无先后顺序之分。
7.保证人承担责任后享有追偿权，判决主文应予明确——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赔偿责任的，应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31条规定的对主债务人享有追偿权。
8.银行用特种传票扣收贷款，不应视为企业主动还款——债权人银行在借款到期后，以内部特种传票将保证人账户资金扣划用于还贷，保证人据此可向借款人行使追偿权。
摘要2：
摘要1：1 对关联子公司债务安排向债权人承诺可认定为保证
2 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承诺连带清偿的保证应为有效
3 对保证期限的修改属实质性变更应视为构成新要约
4 债券发行人与保证人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当认定有效
5 保证人依框架协议实际承担保证责任后享有追偿权
摘要2：
- 日期： 03-21 22:1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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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框架协议的效力认定及处理规则
【裁判要点】
1．框架协议和个别合同均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有效。
2．应以个别合同的约定作为认定双方履行的主要依据，同时参考框架协议，即个别合同的效力高于框架协议。
【裁判要旨】当事人签订框架协议后，履行过程中又签订了多份个别合同，虽然框架协议和个别合同均具有法律效力，但二者条款发生冲突时，应以个别合同约定作为认定双方履行的主要依据，同时参考框架协议，即个别合同的效力高于框架协议。
【案件索引】一审：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二中民二初字第148号（2013年4月24日）；二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津高民二终字第20号（2013年10月10日）
摘要2：
- 日期： 04-04 16:2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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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涉框架合作协议不当得利纠纷的法律适用
【裁判要旨】本案是一起不当得利纠纷案件。鉴于不当得利制度的衡平补缺功能，一般认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不能与合同请求权竞合。但在具体案件审理时，涉及双方当事人存有框架合作协议的案件，不能以偏概全，不能仅以当事人双方存在合同作为适用不当得利制度的条件，而应综合考量债权人是否针对主张利益具有合同之债请求权，以及受益人取得利益过程是否得当、保有利益是否有权利等因素来确定是否适用不当得利制度。
【裁判规则】银行与特约商户虽签订框架协议，但单项的交易内容同样构成各自独立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特约商户针对同一笔或几笔交易收取银行重复交付的款项，应作为不当得利返还。
【案号】一审：（2012）闸民二（商）初字第224号；二审：（2012）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165号
摘要2：
摘要1：【要旨】金融机构与企业集团就融资租赁合同履行达成一般性框架性协议后，金融分支机构据此与买受人签订贷款协议，虽未签订保证协议，但企业集团下属企业根据交易习惯实际承担保证责任方式并从金融分支机构受让债权后，据此向买受人追偿的，不因诉讼技巧瑕疵而丧失实体权利。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以一般概括性框架性协议确立的保证和抵押担保效力研究——××××融资租赁（北京）有限公司与耿××担保物权纠纷申诉案》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京执复106号
【提示】被执行人公司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变更、追加已转让股权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裁判摘要】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公司股东按照其公示的承诺履行出资的义务，是相对于社会的一种资本充实义务，其应正当行使变更出资金额、期限以及转让股权的权利，不能对公司资本充实造成妨害，从而损害公司债权人基于其公示的承诺和公司注册资金数额而产生的信赖利益，否则即构成出资不实。本案中，许某某在浙江优选公司设立时，承诺在2014年10月15日前履行剩余300万元出资义务。在浙江优选公司与金谷信托公司签订《信托计划合作框架协议》、《资金信托合同》后，南某某将4500万元股权中的4000万转让给与浙江优选公司共同签订《信托计划合作框架协议》的担保机构台州首信担保公司、浙江众志担保公司，继续约定并承诺未到位的出资由各股东在2014年10月15日前出资到位。2013年12月，出现了作为担保机构的台州首信担保公司、浙江众志担保公司“无力先行偿付贷款本息”、浙江优选公司“无力履行《资金信托合同》约定的差额补足义务”的情况，浙江优选公司与金谷信托公司签订了《资金信托合同补充协议》，顺延该期信托计划。但约半年后，南某某、许某某、台州首信担保公司、浙江众志担保公司等浙江优选公司的股东作出关于申请延迟缴纳注册资金的股东会决议，并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将除首期出资2000万元外的3000万元的出资期限从2014年10月15日延迟至于2032年10月15日。这在客观上对浙江优选公司资本充实造成了妨害，并损害了金谷信托公司基于许曦文公示的承诺和浙江优选公司的注册资金数额而产生的信赖利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构成出资不实。在浙江优选公司已经法院生效裁定认定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金谷信托公司以许某某出资不实，应在在设立公司时的未实缴出资额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主张，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金谷信托公司提出的许曦文亦应在未出资额的利息范围内承担责任并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股东为逃避承担责任，通过修订章程迟延缴纳出资时间，违反了诚信原则，损害债权人利益，在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下，公司债权人有权要求股东的认缴期限加速到期，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36号
【提示】是否可以因程序瑕疵而允许重新评估？
【裁判要旨】评估程序虽有瑕疵但未严重侵害当事人诉权且不构成严重违法的，一般不支持重新评估。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评估机构、评估人员不具备相应的评估资质或者评估程序严重违法而申请重新评估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本案中，申诉人提出了评估程序中的若干违法情形，但均不足以支持其重新评估的申请。首先，法律并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在委托评估前必须制作财产现状调查笔录，也没有规定评估资料必须由双方当事人提供。本案需要对股权进行评估，被评估单位依法提供了评估所需资料，而且在山东双月园公司提供《框架协议》等材料后，评估机构也做出了回应，并认为这些材料不足以改变评估结论。山东双月园公司以执行人员应当在委托评估之前制作涉案财产现状的调查笔录、评估资料应当由双方当事人提供为由提出的重新评估申请，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本案中的评估机构，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确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三条有关采用随机方式确定评估机构的规定。山东双月园公司申诉称人民法院选择评估机构没有通知其到现场，也没有告知其评估机构选择情况，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向山东双月园公司送达了评估报告，山东双月园公司可以通过提出异议的方式，对评估报告发表意见；并且山东双月园公司并未提出评估人员具有应当回避的法定情形。因此，本案中即使人民法院未通知山东双月园公司到现场选择评估机构或告知其评估机构选择情况，亦仅是程序上的瑕疵，并未严重侵害山东双月园公司的诉讼权利，不构成严重违法，不能因该程序瑕疵而允许重新评估。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23号
【裁判要旨】股东优先购买权具有法定性、专属性、是一种附条件的形成权和期待权。公司外部第三人通过直接收购目标公司股东的母公司的100%股权的方式间接取得目标股东股权的交易模式，达到间接入股目标公司的交易目的，明显规避了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当属无效。
【裁判摘要】《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本案基本法律事实，本院认为，被告绿城公司、被告证大五道口公司系海之门公司的直接股东，被告嘉和公司、被告证大置业公司又系被告绿城公司、被告证大五道口公司的唯一出资人，被告嘉和公司、被告证大置业公司与被告长昇公司之间实际实施的关于被告嘉和公司、被告证大置业公司持有的被告绿城公司、被告证大五道口公司股权的转让行为，旨在实现一个直接的、共同的商业目的，即由被告长烨公司、被告长昇公司所归属的同一利益方，通过上述股权收购的模式，完成了对被告绿城公司、被告证大五道口公司的间接控股，从而实现对海之门公司享有50%的权益，最终实现对项目公司享有50%的权益。综上所述，被告之间关于股权交易的实质，属于明显规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72条之规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之无效情形，应当依法确认为无效，相应的《框架协议》及《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中关于被告嘉和公司、被告证大置业公司向被告长烨公司转让被告绿城公司、被告证大五道口公司100%股权的约定为无效，被告嘉和公司与被告长昇公司、被告证大置业公司与被告长昇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亦为无效。同时，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上述交易行为亦应当予以恢复原状。被告之间因无效而产生的财产返还事宜，可自行协商解决。据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47号
【裁判要旨】双方在招投标前进行谈判并达成合作意向，签订框架协议书，应根据该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影响了中标结果认定施工合同的效力。
【裁判摘要1】本案中，双方在招投标前进行了谈判并达成合作意向，签订了《建筑施工合作框架协议书》。该协议书中没有约定投标方案等内容，未载明开工时间，合同条款中还存在大量不确定的约定,如关于施工内容，双方约定“具体规划指标与建设内容以政府相关部门最终的批复文件为准”，关于合同概算，双方约定“项目建筑施工总概算约人民币叁亿元，具体概算数值待规划文件，设计方案确定后双方另行约定”。《建筑施工合作框架协议书》签订后，双方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履行了招投标相关手续，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工程在招投标过程中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可能影响合同效力的情形。华诚房地产公司虽称其自身违反《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致使中标无效，但该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影响了中标结果，华诚房地产公司未予以证明。本案亦不存在因招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规定，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致使相关人员被追责的情形。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真实有效，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2】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重要目的在于防止因为无效合同的履行给国家、社会以及第三人利益带来损失，维护社会的法治秩序和公共道德。而本案中，华诚房地产公司作为违法行为人恶意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如支持其诉求，意味着体现双方真实意愿的合同约定不仅对其没有约束力，甚至可能使其获得不正当的利益，这将违背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宗旨，也将纵容违法行为人从事违法行为，使合同无效制度沦为违法行为人追求不正当甚至非法利益的手段。综上。华诚房地产公司在二审中主张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该主张有违诚信原则，故，华诚房地产公司关于其与铁建大桥工程局于招投标前就合同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行为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导致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
摘要2：
摘要1：——资本公积金属于公司资产，无正当理由转出后，应认定属于抽逃出资，理应予以返还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93号
【裁判观点】银基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丽港公司是一家普通民营企业。双方签订《增资合同》，丽港公司据此可以引入银基公司的资金扩大生产、促进公司业务的发展，银基公司则期望从丽港公司的业务发展中获得可观的利润分配。双方虽签订《增资合同》就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但实际履行过程中银基公司处于种种原因考虑，并未将其应支付的1. 5亿元资本公积金交由丽港公司实际控制利用，而是通过《资金往来框架协议》的方式将转给丽港公司的1.5亿元款项又回转至银基公司控制之下。该行为应认定为抽逃出资的行为。不论从公司法还是合同法角度分析，涉案被转出的1.5亿元资本公积金均应返还丽港公司。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605号
【裁判摘要】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增资合同》系银基公司与丽港公司原股东李某某、李某、狄某某签订，丽港公司是增资的目标公司。《增资合同》明确约定，丽港公司经审计评估，净资产为4.248524亿元，经银基公司与丽港公司原股东协商，以3亿元作为丽港公司基准价进行增资，即银基公司向丽港公司增资2亿元，持有丽港公司40%股权，其中2000万元进入丽港公司注册资本，1.8亿元进入资本公积金。对银基公司而言，其负有依约足额增加出资的合同义务。原审经审理查明，银基公司确有出资行为，但随后1.5亿元的出资未及用于《增资合同》约定的丽港公司生产线技术改造或增加丽港公司流动资金，便于当日或3日内转回了银基公司方。银基公司主张该1.5亿元的控制权在丽港公司，主张丽港公司系自愿，与丽港公司起诉行为相悖。该1.5亿元资本公积金本应属于丽港公司资产，无正当理由转出到银基公司实际控制之下，银基公司应予以返还。因此，原审认定银基公司关于丽港公司自行转出款项与己无关、不存在擅自取回出资的主张不能成立、认定银基公司无合法正当理由转出其支付给丽港公司的1.5亿元资本公积金、判决其应予返还相关款项及利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
【解读】股东无合法正当理由转出其支付给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属于抽逃出资。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61号
【裁判摘要1】本院认为，意向性协议并非关于合同性质的分类。一般来说，意向性协议并无实质性内容，对协议双方缺乏明显的约束力。但本案双方所签订的“《框架协议》《会议纪要》”已就股权转让的主要内容作出了约定，且明确约定在排他性谈判期满时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该约定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故被上诉人蓝光公司所主张的该“《框架协议》＋《会议纪要》”属于意向性协议没有法律依据。结合该“《框架协议》＋《会议纪要》”的主要内容分析，双方当事人通过签订“《框架协议》＋《会议纪要》”，明确在将来确定的时间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就将来意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达成了一致意思表示。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合同，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框架协议》＋《会议纪要》”所约定的主要内容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买卖合同司法解释虽系规范买卖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之规定，本案可以参照该解释第二条认定案涉“《框架协议》＋《会议纪要》”属于预约合同。预约合同的目的在于订立本约，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约定不履行订立本约合同的义务，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裁判摘要2】依法有效的预约合同，对预约合同各方均有约束力，当事人负有订立本约的合同义务，当事人不履行订立本约之义务，即构成违约。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一方不履行订立本约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条规定，预约合同当事人虽不能请求强制缔结本约，但在预约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本约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且根据该条规定，守约方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亦不以其违反诚信磋商义务为前提条件。本案中，在双方未能最终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本约合同的情况下，薪环公司基于蓝光公司的违约行为，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薪环公司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因蓝光公司最终放弃与其签订本约合同，其与案外人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客观上造成了经济损失。因蓝光公司的违约行为造成薪环公司的损失，蓝光公司应予赔偿。蓝光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即使蓝光公司违约，双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人民法院予以调减。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量的违约金，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综合本案签订预约合同后双方当事人的磋商情况、薪环公司的损失情况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合同预期等因素，本院酌定蓝光公司赔偿薪环公司违约金1.2亿元。
【解读１】预约合同约定违约金2亿元，最终判决支付违约金1.2亿元。
【解读２】一方未尽预约合同义务导致本约合同的谈判、磋商不能进行，应承担违约责任。
【解读３】预约合同约定违约金过高可以请求调整。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22号
【裁判摘要1】预约合同签订后达成阶段性措施结果签订的合同仍为预约合同——首先，根据各方在《框架协议》《增资扩股框架协议》的约定内容，结合交易背景、磋商经过和往来文件资料，可以认定案涉《框架协议书》及《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均为预约合同，目的都是约定在未来一定期限内订立正式的交易文件。在交易实践中，预约合同通常表现为意向书、框架书、议定书、认购书、备忘录等一系列文件。当事人订立预约合同，唯一目的是订立本约合同，除此之外，不能形成其他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预约合同作为独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缔约请求权，违反预约合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2017年5月3日，中铁二局公司、中铁锦华公司、中粮置地公司三方签订《增资扩股框架协议》，约定三方同意，拟在2017年5月12日前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就增资金额、增资的缴付方式、审核批准、工商批准登记、公司治理结构、项目管理、资产、债务和权益的处置、陈述保证、违约责任及其他事项做进一步约定，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约定如果未能于2017年5月12日前签订增资协议，本协议自动作废，除非三方同意继续履行本框架协议的除外。从上述合同约定分析，此时当事人签订正式交易文件的条件依然未成就，该《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实为自《框架协议书》订立以来，各方对进一步磋商成果的文本固化，性质上仍为预约合同，目的是继续锁定交易机会，于将来缔结正式的增资扩股协议。
摘要2：【裁判摘要2】《框架协议书》第6条第4款明确约定：“乙方支付诚意保证金人民币10000万元存入乙方名义开立的甲、乙方共管的监管账户内，作为乙方进行本交易的保证”。......双方当事人在《框架协议书》第6条第4款中同时明确约定：“若因甲方原因导致交易的先决条件未能在签约期内全部达成的，或虽交易的先决条件已在签约期内全部达成，但甲方无正当理由未能与乙方签署正式交易协议，则甲方除应配合解除监管并在3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诚意保证金外，还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000万元”“若交易的先决条件已在签约期内全部达成，若乙方无正当理由未能与甲方签署正式交易协议，则诚意保证金全部归甲方所有”。从上可知，双方当事人除在合同中设立保证金外，还针对违反合同义务的具体情形设定了违约金条款，明确了违约时各自的责任承担方式。即，如中铁锦华公司违反预约合同义务，应向中粮置地公司支付违约金1亿元；反之，如中粮置地公司违约，则1亿元监管资金归中铁锦华公司所有。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在上述违约金条款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和保证金在数额上一致，但不能据此认定系对定金罚则的适用，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其真实意思应为中粮置地公司作为合同一方，为保证自身履约支付1亿元保证金后，合同双方为保障权利义务的对等作出的违约责任承担的约定。此种安排目的是锁定交易机会，强化预约双方合同义务，确保双方依据诚信原则进行磋商，共同致力于订立本约合同。因此，本院认为，该1亿元资金的性质不为定金，而是中粮置地公司为担保其履约向中铁锦华公司支付的保证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粮置地公司与中铁锦华公司在预约合同中已明确约定前述1亿元资金为保证金，且其设立目的和作用不符合定金性质，因此，中粮置地公司关于案涉1亿元资金性质上为定金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继而其主张中铁锦华公司应当承担1亿元定金责任的请求权基础亦不存在，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 日期： 03-15 11:1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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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520号
【裁判摘要】案涉《框架协议》是否有效的主要争点在于《框架协议》约定和润公司根据案涉地块挂牌竞价情况获得不特定的补偿和奖励条款是否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框架协议》第八条约定如果案涉土地竞拍时被他人摘牌，资产公司同意将超出挂牌底价部分区财政净收益的80%奖励给和润公司，该条款中奖励金来源于区财政土地出让收益，而资产公司擅自将土地出让收益的80%奖励给和润公司，明显属于挤占挪用土地收益的行为，且结合《框架协议》第二条的约定，土地出让金将首先用于支付补偿安置款，因此，该奖励条款明显存在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的情形。此外，《框架协议》第八条还约定如果和润公司在案涉土地竞价时摘牌，资产公司同意将土地出让金用于拆迁补偿安置，如有结余，结余部分的80%奖励给和润公司，该条款明显是以土地出让金用于拆迁补偿安置后结余部分奖励给和润公司的名义，实际是返还和润公司土地出让金，实质上是“零地价”转让土地，明显与国家政策相违背。综上所述，虽然《框架协议》是资产公司与和润公司充分协商一致的结果，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案涉《框架协议》明显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无效，原审判决对此认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61号
【裁判要旨】股东恶意转让全部股权不再具有股东资格，与增资入股方合作基础不复存在，增资合同主要目的无法实现，增资方有权解除合同。
【摘要】本案中，《框架协议书》及《框架协议书补充协议（三）》是当事人为在债务重组基础上合作开发案涉地块订立的合同，以发起设立项目公司为重要合同内容，并就此强调了人合性要求。．．．．．．由于庄胜公司通过《框架协议书》及《框架协议书补充协议（三）》获得的主要合同对价包括相应合同价款及信达置业20%的股权两个方面，因此前述合同目的应为《框架协议书》及《框架协议书补充协议（三）》的主要合同目的。信达投资的恶意违约行为不仅使其不再具有信达置业股东资格，双方合作的股权基础不复存在，亦破坏了双方合作的信赖基础，导致该合同主要目的无法实现。依照《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庄胜公司对《框架协议书》及《框架协议书补充协议（三）》享有法定解除权。一审判决未全面把握庄胜公司的合同目的及其人合性利益，以信达投资转让股权后信达置业及其股东均愿意履行《框架协议书》及《框架协议书补充协议（三）》，配合庄胜公司增资入股为由，认定信达投资对外转让股权没有影响庄胜公司实现合同目的不妥，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270号
【裁判要旨】转让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在二审期间转让股权，意图阻止受让人取得股权，该股权转让无效。
【摘要】关于刘某与秦某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本案系刘某与唐某某因履行《框架协议》导致的纠纷，唐某某原一审诉讼请求之一就是要求刘某履行《框架协议》，将杰佳公司100%的股权过户给唐某某。经审理，原审法院作出（2011）川民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唐某某的诉讼请求，刘某不服该22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2013年8月16日，本院开庭审理该77号案。2013年9月5日、9月10日，刘某先后与秦某某签订了9.5协议、9.10协议，将其持有的杰佳公司98%的股权转让给秦某某，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并称因其已经将杰佳公司98%的股权转让给秦某某，该部分股权客观上无法再转让给唐某某。本院认为，刘某二审期间转让财产，意图通过诉讼中的股权转让阻止唐某某受让杰佳公司股权，刘某损害唐某某利益、妨碍诉讼正常进行的主观恶意明显。．．．．．．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应属无效。．．．．．．根据秦某某与刘某之间的亲属关系及秦某某在本案诉讼中的行为，秦某某的职业经历、自身经济状况与其参与涉案股权交易的不匹配性，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订立、内容及履行情况，本院认为，秦某某具有配合刘某损害唐某某利益的主观恶意。刘某与秦某某签订的9.5协议有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唐某某利益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亦应属无效。
摘要2：
- 日期： 07-26 15:4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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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合同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鲁民终2018号
【裁判摘要】关于本案所涉《框架协议》是本约合同还是预约合同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框架协议》4.1条明确约定“在本协议生效后30个工作日内，乙方与甲方（及联合体）就标的公司的股权转让签订协议”，同时约定“股权转让相关条款以最终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当事人在《框架协议》中预约订立合同，并以将来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的意思表示清楚、明确。因此《框架协议》的性质应为预约合同。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长中民二终字第04698号
【案情】
（１）《（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补充协议》中约定截止2010年12月15日公司所有负债（包括或有负债）不超过3150万元，超过部分由股权出让人承担，各方确认了截止2010年12月15日由公司承担的负债，并制定了《继蒙制药公司负债一览表（截止2010年12月15日）》作为补充协议的附件，其中未体现本案诉争的借款债务。
（２）上述股权（股份）转让系列协议中均约定：因协议引起的争议调解不成的，均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仲裁。
（３）本案诉讼过程中，被告在法定期间内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是较为复杂的股权转让纠纷，原告隐瞒仲裁协议而以简单的民间借贷纠纷规避仲裁管辖，请求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裁判摘要】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蒙某某起诉请求被上诉人科兴继蒙公司偿还2007年至2009年的借款属于继蒙公司2010年12月15日之前的债务，系股权转让纠纷的内容之一，从属于股权转让合同，因此，本债务应受股权转让协议的约束。因《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和《借款协议书二》均约定纠纷解决方式为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总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仲裁，而《﹤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补充协议》作为《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的补充，又未对纠纷解决方式作出特别规定，因此，涉及股权转让协议的纠纷均应通过仲裁裁决，故本案纠纷亦应通过仲裁裁决，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摘要2：【解读】当事人起诉公司要求偿还的借款已经股权转让时各方对目标公司债务承担进行了约定，故本案诉争的借款债务纠纷系股权转让纠纷内容之一，从属于股权转让合同，应受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仲裁管辖约束。对于确应当由仲裁机构管辖的案件，法院不能直接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只能裁定驳回起诉（《仲裁法》第５条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50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一方经催告仍不履行约定以外，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裁判摘要】星译公司解除合同并转让案涉股权并无不当。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前述分析，星昊公司迟延履行合同义务，经过催告仍未履行，并明示不按合同约定履行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星译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通知解除案涉《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77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14号
【裁判要旨】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
【裁判摘要】鑫湖公司上诉主张《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未经鑫湖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且该协议内容涉及担保，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应经地质二队表决通过，而地质二队的《请示》并不足以表明地质二队同意该协议。元泽公司、赵林辩称与天瑞集团合作并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系征得地质二队的同意。本院认为，首先，元泽公司、赵林在与天瑞集团磋商过程中，地质二队参与了鑫湖公司与天瑞集团相互考察及勘查开发费用约定的全过程，《请示》内容也清晰表明这一过程。地质二队与天瑞集团的相互考察行为，足以表明地质二队知悉合作事宜，且其不仅没有提出异议，在《请示》里面所述之内容也表明地质二队同意鑫湖公司与天瑞集团进行合作。其次，在地质二队已知悉合作事宜并参与相互考察的情况下，其在《请示》第二条中也明确表态同意“西藏鑫湖矿业有限公司与河南天瑞集团元泽公司进行增资重组合作”，这意味着地质二队已了解《合作框架协议》内容，否则其不会在《请示》中作出上述表态，鑫湖公司关于地质二队并不知晓《合作框架协议》内容的主张与常理不符。至于鑫湖公司主张的《合作框架协议》落款时间在《请示》落款时间之后问题，与本院查明的前者系2010年12月21日而后者是2011年1月18日的事实不符。再次，地质二队在《请示》第二条中已明确“同意西藏鑫湖矿业有限公司与河南天瑞集团元泽公司进行增资重组合作”，地质二队作为鑫湖公司的股东，其本身具有独立作出是否同意鑫湖公司对外合作的意思表示的权利，而地质二队向主管部门报请批示，系其内部程序。元泽公司取得《请示》复印件，亦知晓地质二队同意与天瑞公司合作的明确意见。至于在形式上未召开股东会，亦符合《公司法》第三十七条关于“如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的规定。因此，鑫湖公司关于《合作框架协议》未征得地质二队同意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法条链接】《公司法》第３７条第２款规定：“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
【解读】股东并无违反《公司法》规定的向外，公司财产被查封而产生的损失与股东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应认定为股东损害公司利益。
- 日期： 03-23 10:4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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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承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126号
【裁判要旨】行政机关应当合理善意履行行政承诺——行政机关在已就特定事项对相对人作出承诺的情况下，应当以实现该承诺作出的目的为原则，合理、善意地作相关行政行为。
【裁判摘要】关于协议出让的价格，虽然郑州市政府、经开区管委会制定的会议纪要及其与和谐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中，并未就此作出明确规定。但在行政机关已就特定事项对相对人作出承诺的情况下，应当以实现该承诺作出的目的为原则，合理、善意地作出相关行政行为。本案中，郑州市政府、郑州市国土局只有在郑国用（2011）第0417、0421号宗地出让时将涉案的15.83亩土地一并或尽快出让给和谐公司，才符合郑州市政府会议纪要中“相关土地采取与球场打捆方式……相关部门依法加快办理手续”的要求。而从土地本身的实际利用状况来看，案涉15.83亩土地在规划上与郑国用（2011）第0417、0421号宗地同属A5-02号地块，系A5-02号地块的出入口，本就应与郑国用（2011）第0417、0421号宗地一并挂牌出让，但是由于再审申请人的原因一直未予出让，在此情况下，因地价增长带来的损失，不应由和谐公司承担。故，原审法院判定郑州市政府、郑州市国土局按照和谐公司2011年7月7日取得A5-02号地块中郑国用（2011）第0417、0421号宗地的出让价格，以协议方式出让涉案的15.83亩土地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6-21 09:4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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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14号
【裁判摘要】首先，招投标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案涉工程系非国有资金投资建设的住宅项目，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必须进行招投标的工程项目。其次，招投标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违反本法规定，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给予警告，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该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本案双方在签订927合同之前，签订《框架协议》对工程范围、取费标准以及履约保证金、垫资施工等进行了约定，并约定该项目采用邀标方式招标，开泰公司承诺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国泰公司中标，存在招投标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情形。招投标法是规范建筑市场招投标活动的具有公法性质的一部法律，目的是通过规范建筑项目的招投标活动，进而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及公共安全。本案无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的招投标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公共安全。如上所述，案涉工程并非必须进行招投标的项目，而招投标法第五十五条关于因招标人和投标人就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导致中标无效的规定是针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本案不属于因违反上述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三项规定而应认定无效的情形。《框架协议》、927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927合同关于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等内容与招标文件基本一致，国泰公司具有案涉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资质，也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应认定有效。《施工补充协议》《施工补充协议(二)》系双方在施工过程中所形成，主要内容为对已发生的工程进度款数额以及8000万
摘要2：（续）元垫资工程量的审核确认，并对欠付进度款及垫资款的支付时间、担保事项等进行的约定，属于具有结算性质文件，具有相对独立性，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应认定有效。一审判决认定《框架协议》《施工补充协议》《施工补充协议(二)》有效正确，但认定927合同无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928合同是双方用于备案并非实际履行的合同，一审法院未将其作为确定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并无不当。
【解读】（１）非国有资金投资建设的住宅项目不属于必须进行招投标的工程项目；（２）《招标投标法》第５５条关于因招标人和投标人就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导致中标无效的规定是针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非必须进行招投标的项目不因此认定无效。
【摘要１】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承包人有权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开泰公司、欣成公司上诉主张，只有施工合同有效才能适用法定优先受偿权，案涉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故国泰公司对案涉工程价款不享有优先受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该条和相关司法解释均未明确规定施工合同有效才能主张工程价款优先权，而且，如上所述案涉927合同应认定有效，案涉工程亦竣工验收合格。开泰公司、欣成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２】关于国泰公司提出的鉴定费分担问题——国泰公司主张，一审法院对鉴定费的分担与双方诉讼中的主张不对等，应予调整。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以及裁判结果确定由国泰公司承担70%的鉴定费，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315号
【裁判摘要】关于《框架协议》及相关附件项下多个交易之间的法律关系．．．．．．《框架协议》第10.4条约定：“本次股权转让的各个交易（包括双种子公司股权转让、真功夫公司股权转让以及新品牌公司股权转让）均是本协议下总体交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如上述任何一个交易不能依照本协议的约定最终实现，则本协议的非违约方有权要求解除与本协议项下全部交易（包括已完成的交易），以及非违约方有权要求回复到全部协议未履行状态。”可见，《框架协议》项下多个交易构成不可分割的一揽子交易的整体，只有该协议下的全部交易实现，合同目的才能实现，任一单项交易的解除，都会导致其他交易的解除。这正是润海公司和蔡××在《框架协议》中不存在直接交易关系，但蔡××仍需向作为风险投资机构的润海公司作出《陈述和保证》的原因。广东高院基于认定各方当事人在《框架合同》下通过订立单独的合同条款而成立个别合同，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个别合同单独进行分析，实际上割裂了《框架协议》的整体性，否定了《框架协议》中多个交易之间的牵连关系，属于对合同相对性的机械认识，违背了三方共同订立《框架协议》的本意。因此，本案应将《框架协议》及相关附件中的多个交易关系视为一个整体合同进行分析，潘××、蔡××、润海公司均是该整体合同的当事人。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粤高法民四终字第96号
【摘要】根据刑事判决，蔡××职务侵占的事实包括2009年9月和12月，指使洪××、丁××虚构广州××公司与广州市天河××商务咨询中心签订合同，将广州××公司500万元款项转至广州市天河××商务咨询中心，其中的460万元由李××套取现金后存入蔡××的个人银行账户供其使用或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利息。
- 日期： 02-13 10:1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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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民终403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为控制风险而对债务人进行全面管控可能导致债权债务混同——本案各方当事人通过《框架协议》等一系列交易安排，将信托资金用于炒股牟利，违反了强制性监管规定，且同时也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案涉《贷款合同》《贷款合同补充协议》《回购协议》《保证合同》《股票质押合同一》《股票质押合同二》《四方协议》均无效。……西藏信托系金鸿沣事实上的普通合伙人，应当承担普通合伙人的法律责任，对主债务人金鸿沣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且本案中亦是因西藏信托导致债权债务主体、权利义务的混同，故本案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责任亦应免除。
摘要2：【摘要】一审法院对本案的最终处理意见｜如上所述，本案中存在以下三种特殊情形：其一，涉案当事人之间基于《框架协议》及相应具体交易安排而形成的所有合同均因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其二，西藏信托完全控制了金鸿沣可以对外作出有效意思表示的所有渠道，本案中形成一手托两家的不正常状况，直接涉嫌虚假诉讼；其三，西藏信托作为金鸿沣事实上的普通合伙人兼执行事务合伙人，与金鸿沣签订的所有合同均属于违法交易而依法无效，且需依法对主债务人金鸿沣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导致债权债务主体混同，在此情况下西藏信托不得将债务转嫁由担保人承担。一审法院认为，以上三种情形任一成立，均足以导致驳回西藏信托诉讼请求的法律后果，何况本案中三种情形同时成立。至于杨××、彭×抗辩主张的违约金过高、担保责任范围大于主债务责任等其他事由，已无需法院审查论述。据此，一审法院对西藏信托的所有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判决：1.本案所涉《框架协议》《贷款合同》《贷款合同之补充协议》《回购协议》《股票质押合同一》《股票质押合同二》《保证合同》《四方协议》等所有合同均无效；2.驳回西藏信托的全部诉讼请求。
- 日期： 02-27 13:5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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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110号）：《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21年12月31日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摘要2：
- 日期： 09-25 15:0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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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774号
【裁判摘要１】违反当时强制招标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法律或者国务院对必须进行招标的其他项目的范围有规定，依照其规定。”2000年4月4日国务院批准，2000年5月1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布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三条规定：“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公用事业项目的范围包括：(五)商品住宅，包括经济适用住房；(六)其他公用事业项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本案中，涉案尚锦华城项目系商业、住宅及配套建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及当时生效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的规定，涉案项目属于必须进行招投标的项目。但是华程公司与万利公司未经招投标程序，2016年12月23日签订《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万利公司随后进场施工，双方又于2017年履行招投标手续并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同时华程公司声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只限于办理建筑施工许可证，用于其他性质一概无效。本院认为，该《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有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该合同应为无效。《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建市(2014)92号】和《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改革非国有资金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发包方式的通知》【豫建(2014)102号】不能成为判定涉案《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是否有效的法律依据。
摘要2：（续）因此，万利公司以案涉工程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必须招投标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应为有效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质保金应否扣除问题。建设工程质保金是用于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本案中，《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约定了质保金的提取比例以及支付办法，但鉴于该《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已被认定为无效不再履行，结合两年保修期已满，万利公司主要对主体进行了施工，后续工程由其他公司继续施工，原审认定不再提取质保金并无不当。但是，并不因此而免除万利公司对于其已经完成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对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的保修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