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代理合同纠纷
摘要1：【202、船舶代理合同纠纷】1.船舶代理合同，是指船舶代理人接受船方的委托，代为办理船舶相关营运业务和进出港手续等业务的合同。2.船舶代理合同纠纷，是指当事人因船舶代理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所产生的纠纷。
摘要2：无
海上、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
摘要1：【203、海上、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1.海上、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是指代理人接受他人委托，为他人利益办理货物运输，并收取报酬的合同。2.海上、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是指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因海上、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所产生的纠纷。
摘要2：无
证券交易代理合同纠纷
摘要1：【294、证券交易代理合同纠纷】1.证券交易代理合同，是指证券公司与投资者签订的证券公司为代理人，以被代理人投资者的名义参加证券交易，交易的结果由委托的投资者承担的协议。2.证券交易代理合同纠纷，是指当事人因证券交易代理合同的订立、履行、终止等产生的纠纷。
摘要2：无
期货交易代理合同纠纷
摘要1：【308、期货交易代理合同纠纷】1.期货交易代理合同，是指特定客户与期货经纪公司协商签订的、客户委托期货经纪公司按照客户指令代其进行商品期货交易的协议。2. 期货交易代理合同纠纷，是指当事人在期货交易代理合同的订立、履行等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权利义务纠纷。
摘要2：无
保险代理合同纠纷
摘要1：【321、保险代理合同纠纷】1.保险代理合同，是指保险代理人向保险人收取代理手续费，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其办理保险业务的合同。2.保险代理合同纠纷，是指当事人之间因保险代理合同的订立、履行、终止等产生的各种纠纷。
摘要2：无
票据代理纠纷
摘要1：【333、票据代理纠纷】1.票据代理，是指票据代理人根据本人的授权，在票据上载明本人的名称，并表明代理的意思，在票据上签章的行为。2.票据代理纠纷，是指当事人作为委托人（被代理人）与其代理人、相对人之间因代理关系而发生的纠纷。
摘要2：无
当事人于上诉期间届满后对委托代理人的上诉行为进行追认的，不能视为当事人于法定上诉期间内提起上诉
摘要1：【要旨】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的，应当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的上诉期间提出，代理人代为提出上诉的，必须按照该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取得特别授权。在法定上诉期间内，当事人未提出上诉，代理人虽提出上诉但未获得当事人特别授权，当事人于法定上诉期间届满后追认代理人代为上诉行为的，不能视为当事人于法定上诉期间内提起上诉。
摘要2：无
【笔记】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能否通过事后追认方式行使？
摘要1：【要旨】民事诉讼属于公法领域，没有代理权限、超越代理权限、代理权限终止后的诉讼代理人的诉讼行为即使当事人事后予以追认的，也不能产生有权代理的诉讼法律效果。
摘要2：【解读】另外情形：当事人在庭审时的委托手续不齐全并于庭审后补交的，不符合应按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35号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发布关于公正审理跨省重大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十件典型案例之五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35号
【典型意义】本案当事人跨越辽宁与天津两省市，是一起关于认定表见代理法律关系的典型案例。基于民商事交易的复杂性，在民商事审判中对于表见代理的构成往往不易形成客观上的固定标准，需要结合合同缔结、合同履行、交易模式、交易惯例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特别是在连续性交易中，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次的交易而忽视合同双方之前及之后的行为特征，应当尽可能的探究当事人意思表示，进而形成法官内心确信，恰当的运用自由裁量权予以认定。本案即充分考虑行为人、本人、第三人之间在此前及此后的行为表现，并结合相关事实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综合判断，在还原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最终认定表见代理的存在，最大程度的保护了善意行为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维系正常民商事交易关系、保护诚信等方面的良好社会效果。
【裁判要旨】连续性交易中表见代理的认定，应综合考量合同双方之前及之后的行为特征予以认定——在民商事审判中对于表见代理的构成往往不易形成客观上的固定标准，法官需结合合同缔结、合同履行、交易模式、交易惯例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在连续性交易中，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次的交易而忽视合同双方之前及之后的行为特征，应尽可能的探究当事人意思表示，进而形成内心确信，恰当运用自由裁量权予以认定。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797号
连续性交易中表见代理的认定，应综合考量合同双方之前及之后的行为特征予以认定——中国铁路物资沈阳有限公司与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例要旨】在民商事审判中对于表见代理的构成往往不易形成客观上的固定标准，法官需结合合同缔结、合同履行、交易模式、交易惯例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在连续性交易中，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次的交易而忽视合同双方之前及之后的行为特征，应尽可能的探究当事人意思表示，进而形成内心确信，恰当运用自由裁量权予以认定。
【解读】在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中，对表见代理的构成应当结合合同订立、履行等相关因素综合考虑，对代理权客观表象的存在以及第三人是否善意无过失的认定还应当充分考虑行为人、本人、第三人之间在此前及此后的行为和表现进行综合判断。
行政诉讼代理人
摘要1：法定代理人和诉讼代理人
摘要2：无
我所党员律师陈其象为福建市部分律师举办民商律师代理风险讲座
摘要1：我所党员律师陈其象为福建于飞律师事务所举办民商律师代理风险讲座
摘要2：我所党员律师陈其象为福建于飞律师事务所举办民商律师代理风险讲座
自行招标和招标代理
摘要1：招标代理机构是依法设立、从事招标代理业务并提供相关服务的社会中介组织。招标代理机构与招标人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招标组织形式有业主自行招标和委托招标两种做法。
摘要2：【注解】自行招标未办理备案不影响中标效力｜（１）《招标投标法》第十二条第三款关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应当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的规定属于行政管理性规定，未经备案可以由相关部门给与行政处罚但并不影响承发包双方通过合法的招投标程序达成的民事合同的效力。——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085号；（２）自行办理招标未办理备案手续，自行组建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完全符合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并未对中标结果造成实质性影响，招投标程序瑕疵不足以导致中标无效的法律后果，中标和合同有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365号
项目负责人指示将已付货款转付他人，非表见代理——材料供应商依施工方项目部负责人指示将已付货款转付他人，虽具有权利外观，但不构成合理信赖，非表见代理
摘要1：【实务要点】建设工程项目负责人在无明确授权情形下，指示材料供货商通过其账户将施工方支付给材料供货商的货款转付他人，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虽然项目负责人具有外表授权特征，但因材料供货商未尽到应有注意义务，不构成合理信赖，不能认定项目负责人指示转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
【案例索引】湖南高院（2017）湘民再148号《相对人未尽注意义务不构成合理信赖》
摘要2：无
进出口代理公司报关编码错误，应赔偿委托人损失——进出口代理公司未尽注意义务，致委托人损失的，应赔偿。受损一方未采取适当措施的，应就扩大损失自担责任
摘要1：【实务要点】进出口代理合同案件中，进出口代理公司作为专门的职业机构，对于进出口过程中诸如货物仓储、运输、报关等事宜，未尽注意义务，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受损一方未采取适当措施的，应对损失扩大部分承担责任。
【案例索引】上海一中院（2016）沪01民终603号
摘要2：无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商事合同案件适用表见代理要件指引（试行）
摘要1：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商事合同案件适用表见代理要件指引（试行）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0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09号
【裁判主旨】无权代理人享有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代理权外观的证据，只能限于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或者执行董事的授权，或者是能够证明案涉担保行为确系公司真实意思的其他相关证据。在本案中，无权代理人既非公司的股东，也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能仅因挂靠开发地产项目而持有相关印章、文件的事实，来证明其享有相应的代理权外观。
【裁判规则】《公司法》第16条规定了公司机关决议前置程序以限制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在公司内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事项法定代表人无权单独决定，其决定权限由公司章程自治，或由公司股东决定，或由董事会集体讨论决定，仅凭公司印章不构成公司对外担保表见代理的合理信赖。
摘要2：【摘要】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这一可能影响股东利益的场合，立法规定了公司机关决议前置程序以限制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在公司内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事项并非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其决定权限交由公司章程自治：或由公司股东决定，或是委诸商业判断原则由董事会集体讨论决定；在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场合，则必须交由公司其他股东决定。这种以决议前置的方式限制法定代表人担保权限的立法安排，其规范意旨在于确保该担保行为符合公司的意思，不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
【注解】挂靠经营者无权以挂靠单位名义为他人担保——由于挂靠经营者并非挂靠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行为也超出了挂靠经营的范围，因此该行为的性质属于无权代理，在事后未取得挂靠单位追认的情况下，其提供担保的效果是否归属于挂靠单位取决于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认定无权代理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意味着本人必须承受其意思以外的他人决定的约束，有违当事人自主决定的民法基本原则，故法律将第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限定在其善意无过失的场合。关于善意无过失的认定需要从行为人是否具有表征代理权存在的外观、本人对该权利外观的存在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及其程度、第三人信赖合理性的程度三个方面进行比较权衡。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判断第三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时点应当是行为发生时，第三人不能以事后收集的材料证明当时有理由相信代理权的存在；第二，代理权外观应当是与行为人所实施的代理行为有关的权利外观，行为人对于其他事项有代理权限，不能当然推定行为人对所实施的行为有代理权限；第三，在个人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下，由于公司法规定有权机关的决议是公司提供担保的前置程序，因此该决议的有无及形式合法性应当作为判断第三人是否善意的因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09号（１）
摘要1：——挂靠经营者无权以挂靠单位名义为他人担保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09号
【裁判观点】由于挂靠经营者并非挂靠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行为也超出了挂靠经营的范围，因此该行为的性质属于无权代理，在事后未取得挂靠单位追认的情况下，其提供担保的效果是否归属于挂靠单位取决于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认定无权代理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意味着本人必须承受其意思以外的他人决定的约束，有违当事人自主决定的民法基本原则，故法律将第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限定在其善意无过失的场合。关于善意无过失的认定需要从行为人是否具有表征代理权存在的外观、本人对该权利外观的存在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及其程度、第三人信赖合理性的程度三个方面进行比较权衡。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判断第三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时点应当是行为发生时，第三人不能以事后收集的材料证明当时有理由相信代理权的存在；第二，代理权外观应当是与行为人所实施的代理行为有关的权利外观，行为人对于其他事项有代理权限，不能当然推定行为人对所实施的行为有代理权限；第三，在个人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下，由于公司法规定有权机关的决议是公司提供担保的前置程序，因此该决议的有无及形式合法性应当作为判断第三人是否善意的因素。
摘要2：【裁判要旨】《公司法》第16条规定了公司机关决议前置程序以限制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在公司内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事项，法定代表人无权单独决定，其决定权限由公司章程自治，或由公司股东会决定，或由董事会集体讨论决定，仅凭公司印章不构成公司对外担保表见代理的合理信赖。
【解读１】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从行为人是否具有表征代理权存在的外观、相对人对相关权利外观的信赖是否合理、被代理人对该权利外观的存在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及其程度进行综合考量。
【解读２】挂靠人具有以公司名义对外开展与房地产开发有关的通常经营业务的代理权外观，并不能当然延展至为他人提供担保这一特别事项。
【解读３】
（１）判断第三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时点应当是行为发生时（行为人不能以事后搜集的材料证明当时有理由相信代理权的存在）；
（２）代理权的外观应当是与行为人所实施的代理行为有关的权利外观，行为人对于其他事项有代理权限不能当然推定行为人对所实施的行为有代理权限；
（３）在个人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下，由于公司法规定有权机关的决议是公司提供的担保的前置程序，因此该决议有无及形式合法性应当作为判断第三人是否善意的因素。
惠尔普法|代理律师因开庭冲突无法出庭是否属于延期开庭法定事由？
摘要1：解答：（１）诉讼代理人并非必须到庭的其他诉讼参与人。代理律师因开庭出庭导致无法出庭，即使有正当理由，也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146条规定的可以延期开庭审理的法定事由。（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的通知（司发[2015]14号）第２５条第１款之规定，律师因开庭日期冲突等正当理由申请变更开庭日期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不影响案件审理期限的情况下，予以考虑并调整日期，决定调整日期的，应当及时通知律师。
摘要2：【注解１】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开庭时间冲突法院缺席审判不属于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再审事由。——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398号
【注解２】（１）代理人开庭时间冲突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１４６条规定的可以延期开庭审理的情形；（２）委托代理人以开庭时间冲突为由请求延期开庭，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736号
【注解３】诉讼代理人有两位可以协调分别参加两个庭审则不构成开庭时间冲突延期审理正当理由。——参考案例：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73民终811号
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能否同时担任B公司的委托代理人
摘要1：【摘要】问题所涉案件中， A公司和B公司合同地位和诉讼地位均一致的情况下，通常两公司在诉讼中不会产生利益冲突，因而由王某一人分别代表和代理诉讼，当无问题。
摘要2：
简法｜一方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对于对方当事人陈述的对己不利事实保持沉默能否认定为拟制自认？
摘要1：解答：根据２０１９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拟制自认的主体仅限于当事人而不包括诉讼代理人。诉讼代理人的自认必须以明示方式作出，诉讼代理人不能作出默示自认。因此，一方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对于对方当事人陈述的对己不利事实保持沉默，不构成拟制自认。
摘要2：【解读】诉讼代理人不适用拟制自认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82号
摘要1：——商事独家销售代理合同的认定及违约责任分担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82号
【裁判观点】独家代理合同是当前商事活动中较为常见的代理关系，但如何认定独家代理合同的法律性质以及如何区分商事代理与普通民事代理之间的异同，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深入的探究及对比适用。独家代理合同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代理，除具有民事代理的一般特征外，其在身份限制、期间限制、地域限制以及违约责任认定方面均有其特殊性。因此，在商事独家代理合同纠纷处理过程中，更应当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严格遵守双方合同义务，并结合具体代理事项的特征来认定双方违约责任。
【裁判规则】被代理人在确立代理人为相关指定区域唯一代理商后，向同一地域且属于代理人二级代理商的经销商出售产品构成违约。
【解读１】一方明显违约而单方解除合同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构成根本违约，应当承担根本违约责任。
【解读２】判断商事交易之违约责任应当综合考虑当事人意思自治、违约程度、守约方损失等情形。
【解读３】本案一审、二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再审判决违约金额为175708684.80元。
摘要2：【摘要】违约责任是指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而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违约责任系合同责任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对于规范合同行为、维护交易秩序以及保障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均有重要意义。对于违约金的正确认定，不仅可以保障合同守约方的合法利益，还能对违约行为进行有效的制约，以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社会诚实信用体系建设。针对本案独家代理销售合同的商业代理特性，本院认为，判定商事交易之违约责任应当综合考虑以下方面：（一）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按照合同约定确定违约赔偿。．．．．．．上述两条针对特定事项的违约责任，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如此巨额、严苛的违约责任约定正是基于本案商业代理之特性而考量，依法应予维护。（二）根据违约程度，视违约情形认定违约责任。．．．．．．（三）结合守约方之可得利益损失，衡量违约方之赔偿责任。．．．．．．（四）根据当事人诉请，认定损失赔偿数额范围。民事诉讼应充分保障与尊重当事人之诉讼权利，尤其应尊重当事人之处分权，并结合当事人之诉请并在不超越当事人诉请范围内判定赔偿数额。飞蕾公司在本案一审中曾起诉要求富士医疗公司支付违约金840955146元，二审审理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为支付违约金383388609.70元，此系其对本人诉讼权利之自由处分，应予尊重。据此，凡超越以上最后诉求判定违约赔偿之数额均不可能。（五）根据证据规则认定损失赔偿的最终数额。．．．．．．综合分析，富士医疗公司根本违约，原本应当对飞蕾公司的全部损失依法进行赔偿，因飞蕾公司计算依据所主张的利润率54.5%缺乏证据而难以支持。但是，富士医疗公司违约情形明显，飞蕾公司受到之利益损失亦明显，富士医疗公司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应当给予飞蕾公司相应赔偿。因此，依据前述相关因素考量，并结合前述两种违约赔偿方案，进一步根据当事人的诉请，飞蕾公司所主张的违约金数额为383388609.70元，实际已经显然低于富士医疗公司因低价销售所应支付的违约金1373171910元，鉴于飞蕾公司并未就富士医疗公司低价销售违约责任进行主张，故对于第二种方案可不予考虑。因此，本院综合飞蕾公司诉请、富士医疗公司违约情形与程度、以及飞蕾公司实际受到的利益损失等多方因素综合考量，比照富士医疗公司向恒博公司之串货总金额结合相关违约责任条款，最终酌定富士医疗公司应赔偿飞蕾公司的违约金额为175708684.80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抗字第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抗字第2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本案杨某某对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表见代理的成立，并不以杨某某与胡某某代表的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之间及胡某某与达濠公司之间的承包关系有效为前提，且杨某某在多起相关案件中的陈述矛盾反复，不足为信。因此，应当认定杨某某在与陈某某的交易中构成对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的表见代理，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应当就案涉欠条向陈文清承担付款责任，且根据本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关于“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亦应向陈某某承担责任。现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已于本案诉讼发生后被注销，故应由达濠公司承担上述责任。
摘要2：【解读】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从行为人是否具有表征代理权存在的外观、相对人对相关权利外观的信赖是否合理、被代理人对该权利外观的存在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及其程度进行综合考量。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0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07号
【裁判要旨】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
【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条款调整的是公司内部管理事项，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该条款对外提供担保将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并非规制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不能仅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虽然不能仅依上述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但也不因此而意味着该合同确定有效，其是否有效还须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在本案中，梁某某不是寿光广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其在并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显系无权代理，这一点在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潍刑二终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中已有充分体现。因此，在王某某与寿光广潍公司之间能否有效成立担保合同关系，取决于梁某某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亦即取决于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是否“有理由相信”梁廷国有代理权。在本案中，梁某某与王某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开始于2010年，王某某多次向梁某某提供借款，金额共计高达1200万元。虽然双方对于实际支付利息的情况有不同主张，但可确认至2012年6月19日双方签订案涉《借款协议》之前，梁某某至少已向王龙江支付利息377.50万元，且仍欠利息90万元。案涉《借款协议》就是在梁某某尚欠借款本金1200万元且不能支付利息的情况下签订的。毫无疑问，此时王某某明知其巨额债权面临巨大风险，而无论是谁为梁某某提供担保亦将同样面临巨大风险。梁某某系寿光广潍公司聘用的经理，虽然其掌握公司公章，但在其个人巨额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的情况下，未通过任何方式与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等进行沟通，
摘要2：（续）即在《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不能清偿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显然超越了其作为经理的职权范围。换言之，从一般社会常识判断，任何公司通常都不会在不问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借款期限、还款资金来源等条件，亦即对主债权债务的状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轻易授权其聘用的经理对外提供担保。何况像本案这样，金额巨大的主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且主债务人恰恰就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就更难轻易相信公司会同意该经理以授权代理人的身份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因此，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应当知道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提供担保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行为。王某某提出的“梁某某有权决定使用公章，不存在所谓无权代理的问题”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换言之，王某某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寿光广潍公司与王某某之间并未成立有效的担保合同关系，寿光广潍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身份签字或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该款规定解决的是在特定情形下认定保证合同成立的问题，并未规定在该情形下保证合同已生效，且其适用以保证人签字或盖章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为前提。二审判决援引该款规定判令寿光广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２】《担保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债权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债权人无过错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在本案中，梁某某作为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经理，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上加盖了该分公司的公章。现潍坊广潍公司对其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不认可，债权人王龙江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得到了潍坊广潍公司的授权，故应认定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在此情形，王某某如主张潍坊广潍公司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则应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要求，举证证明潍坊广潍公司存在过错，但王龙江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故潍坊广潍公司亦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民终356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民终356号
【裁判要旨】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公司章程的权限为股东提供担保且无股东会决议，债权人对此知晓，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担保条款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无须就担保合同的无效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关于案涉担保条款无效的责任承担问题。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法定代表人代表制度是代理在商事企业法人领域的特别规定，可适用该规定。在案涉协议对恒博公司没有约束力的情况下，应由彭某某就其无权代表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另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本案中恒博公司的章程已约定股东有遵守公司法规定的义务，债权人戴某某明知彭某某系违反公司法规定让公司担保，彭某某作为当时恒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有代表公司和管理使用公章的权利，恒博公司对于彭某某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在案涉协议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并不具有选任或管理上的失职，其责任应由彭某某承担。立信公司提出其是本案实际债权人，不是恒博公司股东，一审法院以戴某某的股东之责来认定立信公司有过错不当。本院认为，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是彭某某、戴某某和恒博公司，立信公司是基于与戴某某有隐名持股的委托关系而成为诉讼主体，基于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受托人的责任应由委托人承担。同时，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恒博公司基于对受托人戴某某有过错的抗辩可以向立信公司主张，故一审法院认定立信公司有过错并无不当。立信公司要求恒博公司依据案涉协议承担责任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恒博公司关于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恒博公司有过错，对彭某某不能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一半承担赔偿责任的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要旨】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出让方系受托转让实际权利人的股权，受让方自愿签署协议表明认可实际权利人的身份，根据《合同法》第４０２条、第４０３条规定，实际权利人能作为原告直接向受让人提起诉讼。
【摘要】彭某某、戴某某、恒博公司三方于2013年12月17日签订的退伙协议中记载了“名义上权利人是戴某某，现实际权利为湖南立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2014年1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也记载了立信融资公司的相关权利。在上述协议中，戴某某已向彭某某、恒博公司披露实际权利人为立信公司，在此情形下，彭某某、恒博公司自愿签署前述协议表明认可立信公司为实际权利人。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和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规定，无论彭某某是在订立协议时还是之后知晓立信公司为案涉股权实际权利人，立信公司都可以行使戴某某对彭建军的合同权利。且立信公司主张的是合同债权，并非要求确认股东资格或享有参与恒博公司的决策管理、分红等股东权利，立信公司主张合同债权与公司法规定不冲突。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立信公司因是案涉合同的实际权利人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作为原告向彭某某、恒博公司主张债权。一审法院认定立信公司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并无不当。
Ｄ１７３－１７５代理终止
摘要1：委托代理终止情形（民法典第１７３条）；委托代理终止例外（民法典第１７４条）；法定代理终止情形（民法典第１７５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号
【裁判摘要】关于一审中吴某某代理同丰公司有无程序错误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第五十九条规定，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本案一审中，同丰公司作为被告一方应诉，法院通过送达已明确告知其相关诉讼权利义务，其向法院提交加盖公司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吴某某以公司法务名义担任诉讼代理人，并记明可以出庭发表意见等委托事项，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其他当事人也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据此准许吴某某作为同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程序并无不当。吴某某出庭发表意见，履行诉讼代理人有关职责，应当视为是同丰公司的意思表示。因此，同丰公司关于吴某某不是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一审存在审判程序错误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公司可否委托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自然人以公司法务身份担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公司委托非单位工作人员以公司法务名义担任诉讼代理人其他当事人也未提出异议，公司事后否认该自然人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不予支持。
【案例笔记】行政机关所属职能部门或者下属单位工作人员能否作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担任诉讼代理人？
摘要1：解读：参与被诉行政行为的作出过程、了解案件主要事实的被诉行政机关所属相关职能部门或者下属单位的工作人员，可以作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担任诉讼代理人。
摘要2：【解读１】（１）民事诉讼单位工作人员限于劳动关系；（２）行政诉讼工作人员范围广。
【解读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０条第款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相应的工作人员，是指被诉行政机关中具体行使行政职权的工作人员。”第２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或者下级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可以视为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是是指具体行使职权的工作人员，包括委托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或下级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与张某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3民终4026号
【裁判摘要1】当事人是否享有风险代理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本院认为张某享有合同法第410条规定法定解除权，具体理由如下：1．案涉合同类型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行使任意解除权的合同类型。案涉合同虽属于风险代理的法律服务合同，但究其合同性质依然属于法律规定中的委托合同的类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2．本案履行情况符合行使任意解除权解除合同的情形。任意解除权是特殊的法定解除权，法律之所以赋予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系由于委托行为通常以较强的信赖信任为基础，信任丧失则委托的基础不复存在。．．．．．．因此基于委托合同特别是以代理案件为主要内容的委托合同以信赖为基础，张某在丧失对于北方律所信赖的基础上行使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符合法律规定。
【裁判摘要２】北方律所因风险代理委托合同解除的损失如何认定。根据合同法410条之规定，委托人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4．期待利益损失是否属于北方律所可获赔偿的损失范围。鉴于北方律所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期待利益的取得条件成就，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委托律师的代理行为足以促使期待利益条件成就，及期待利益的损失与张某解除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结合本案中张某的解除合同时间节点和原因，无法认定张洁的解除行为直接导致北方律所丧失应得的期待利益。
摘要2：【解读】风险代理期待利益构成要件：（１）证明期待利益的取得条件成就或者委托律师的代理行为足以促使期待利益条件成就；（２）证明期待利益的损失与解除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笔记】未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长私刻印章对外签订合同能否构成表见代理？
摘要1：解读：未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公司董事长，私刻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构成表见代理。
摘要2：【注解】董事长+盖章具有表见代理外观。
【笔记】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是否属于劳动关系？
摘要1：解读：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关系属于民事代理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保险代理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
摘要2：【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１３８.保险代理人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是否属于劳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