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票承兑合同无效形成的债权，保证人应承担责任——即便汇票承兑协议无效，金融机构仍有权对其因有效票据而进行的承兑所产生的债务，向主债务人主张损害赔偿
摘要1：【要旨】即便金融机构与主债务人之间的汇票承兑协议无效，金融机构仍有权对其因有效票据关系而进行的承兑所产生的债务，对主债务人主张损害赔偿，在最高额保证合同并未排除主合同无效形成的债权提供保证情况下，保证人不能免除保证责任。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终字第36号
摘要2：
放弃对借款用途的知悉权应包括新贷用于偿还旧贷——保证合同约定主合同变更，除展期及增加借款金额外，无需征得保证人同意，应视为保证人同意以新贷偿还旧贷
摘要1：【要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主合同双方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内容，除展期及增加借款金额外，无需征得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在变更后的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应视为担保人放弃以特定的借款用途作为其承担担保责任的前提，即使借款人将借款用于偿还旧贷，亦不能以此借款用途改变作为免除担保人对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理由。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担保合同约定“主合同双方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内容，除展期及增加借款金额外，无需征得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在变更后的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应对借款人的借新还旧承担担保责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平支行与山西高平科兴赵庄煤业有限公司、陕西省高平市三甲散热器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摘要2：
改变借款用途偿还旧贷亦不违反保证合同约定情形——在保证合同已约定除展期或增加借款金额外无须征得保证人同意的情况下，保证人不能再以偿还旧贷而主张免责
摘要1：【要旨】在保证合同已约定除展期或增加借款金额外无须征得保证人同意的情况下，保证人不能再以借款用途变更为由主张担保合同无效。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判决(2007)民二终字第233 号《河南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义马气化厂、河南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义马支行、河南省××热电厂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在保证合同已经约定除展期或增加借款金额外无须征得保证人同意的情况下，保证人不能再以借款用途变更为由主张担保合同无效》
摘要2：
主合同变更保证人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约定应有效——保证合同已明确约定主合同变更保证人仍应承担保证责任，故即使存在以贷还贷情形，亦不影响保证责任承担
摘要1：【要旨】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主合同变更“除展期或增加贷款金额外，无须经其同意，其仍在原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即使存在借款人改变借款用途的情形，亦不影响保证人保证责任承担。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321号《当事人应当依据合同的有效约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与河南中轴集团有限公司、河南中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
摘要2：
保证人对借款用途未加限制的应认定同意以贷还贷——保证合同对借款用途未加限制的，应认为保证人放弃以特定借款用途包括以贷还贷作为免除保证责任条件的权利
摘要1：【要旨】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对借款用途未加限制的，应认为其自愿放弃以特定借款用途包括以贷还贷作为免除保证责任条件的权利。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监他字第2号《如何认定未约定借款用途的保证合同中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工商银行湖北十堰市人民路支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与湖北省十堰市五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十堰市汇发贸易有限公司保证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请示与答复》
摘要2：
如何认定未约定借款用途的保证合同中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工商银行湖北十堰市人民路支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与湖北省十堰市五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湖
摘要1：如何认定未约定借款用途的保证合同中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工商银行湖北十堰市人民路支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与湖北省十堰市五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十堰市汇发贸易有限公司保证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请示与答复
【答复摘要】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于借款用途未加限制的，应当认为其自愿放弃以特定借款用途作为免除保证责任条件的权利。在没有其他影响保证人意思表示真实因素的情况下，无论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最终约定何种借款用途，也无论保证人在签章时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述借款用途，均不足以否定保证人自愿对此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
【最高人民法院答复惫见】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19日作出〔2008)民监他字第2号函答复如下：本案中保证人以债务人提供的债权人印制的保证合同样本为基础，起草了保证合同，并仅填写其中担保的债务数额及签署时间等内容，在借款合同签订之前便签章交与被保证人的工作人员，继而向债权人出具。保证合同上未对借款用途加以限制。保证人的上述行为表明其并无以“借款用途”作为是否免除保证责任条件的意思表示。因此，在没有其他影响保证人意思表示真实因素的情况下，无论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最终约定何种借款用途，也无论保证人在签章时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述借款用途，均不足以否定保证人白愿对此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2：
主合同当事人有权变更借款用途应视为可借新还旧——债权人与保证人所签《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主合同双方当事人有权变更借款用途，应视为包含了借新还旧内容
摘要1：【要旨】债权人与保证人所签《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主合同双方变更合同的，除展期或增加贷款金额外，无须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在原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应视为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变更借款用途用于以贷还贷，亦不免除保证人的担保责任。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终字第180号《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西藏海特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成都海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成都市兴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成都市公交瑞阳实业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
摘要2：
债权人对骗保行为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物的担保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在保证合同有效前提下，债权人对骗保行为存在过错的，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
摘要1：【要旨】物的担保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在保证合同有效前提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8条第2款规定时，如该“物保无效或被撤销”的原因对“保证人的保证意思”产生了误导，应具体衡量“误导”的程度及保证人自身的过错程度，减少保证人承担的保证责任。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关于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签订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及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另一法律情形——中国建设银行常州分行与中国华通物产集团公司、常州长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江苏武进钢铁集团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
摘要2：
应收账款质押属于物的担保，可为保证人预先放弃——《物权法》第176条所称“物的担保”应包括应收账款质押。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放弃先诉抗辩权的约定应有效
摘要1：【要旨】《物权法》第176条所称“物的担保”应包括应收账款质押在内。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依约放弃先诉抗辩权，担保权人直接要求保证人在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的，应予支持。
【案例】江苏苏州中院（2009）苏中民二终字第0444号《苏州××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与吴江××空调净化有限公司等担保纠纷案——应收账款质押属于物的担保》
摘要2：
【笔记】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需在主债务范围外承担违约金条款是否有效？
摘要1：【要旨】（１）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责任范围超过主债务，保证人对超过主债务的部分无需承担责任；（２）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需在主债务范围外承担违约金条款无效，保证人的责任范围以主债务范围为限。
【解析】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３条规定：（１）当事人对担保责任的承担约定专门的违约责任，或者约定的担保责任范围超出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担保人主张仅在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２）担保人承担的责任超出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担保人向债务人追偿，债务人主张仅在其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担保人请求债权人返还超出部分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摘要2：【注解１】尽管当事人有关担保责任大于主债务的约定属于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者违背公序良俗而部分无效，但合同部分无效后所产生的担保人因此减少给付的法律后果仅涉及担保人的个人利益，法院无权也不应替担保人主张，更不能在担保人未提出主张的情况下依职权将担保人的责任降低到与主债务相同的程度：（１）法院不能直接依职权认定担保责任大于主债务的部分无效；（２）需要由当事人主张后法院才能审查认定。——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52.法院能否依职权认定担保责任大于主债务的部分无效
【理解与适用】关于担保范围的从属性，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担保人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不得超过债务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因而本条第１款规定，担保人主张仅在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是担保人实际承担的担保责任超出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的，可以基于不当得利请求债权人返还超出部分，但原则上不能向债务人追偿，否则债务人将承担超出其应承担的责任范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Ｐ１００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4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40号
【提示】在人保和债务人提供的物保并存时，债权人通过“骑墙条款”实现担保有何风险？
【裁判要旨】《保证合同》约定：“当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债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在与债务人的《抵押合同》中又约定：“当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无论抵押权人对所担保的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抵押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抵押人在其担保范围内容承担担保责任。”此情形应属于就实现担保物权作出了明确约定，债权人应当依照《抵押合同》中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明确约定先行向抵押人主张实现其债权，而不应当依照《保证合同》的约定实现其债权。债权人对不选择起诉的抵押人却明确不予起诉、不予追加的，应视为其以诉讼方式表示放弃担保物权。
摘要2：【裁判规则1】《物权法》第176条关于“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物权担保合同的当事人仅为债权人、抵押人、质押人、留置物所有权人，保证人不可能成为物权担保合同的当事人。因此，应当以物权担保合同确定实现担保物权顺序，而不应当以保证合同约定认定担保物权的实现顺序。
【裁判规则2】如果物权担保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就实现物保的顺序作了约定，那么当事人就应按照约定实现担保物权，且必须遵守《物权法》第176条关于债权人应当先就债务人提供的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的规定。如经法院释明要求债权人追加或变更被告而债权拒绝追加的，可认定为债权人放弃债务人提供的物保，其他担保人可根据《物权法》第194条的的规定主张在放弃物的担保的范围内免责。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125号
摘要1：——在主合同约定仲裁条款的情况下，从合同应否受主合同仲裁管辖条款的约束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125号
【裁判要旨】对于保证合同是否受主合同管辖条款的约束问题，在债权人同时以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合并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因为担保合同是以主合同为基础订立的，具有从属性，且订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主合同的履行，因此，主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可拓展到从合同，在此情况下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在债权人单独对担保人提起诉讼时，因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在此情况下担保法律关系不受主合同管辖条款的约束，但是案件审理中如果涉及主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且在双方对于主合同履行情况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如果法院径行审理势必影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进而可能影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因此，在主债权债务数额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应当驳回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
摘要2：【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条规定，“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抗辩权是指债权人行使债权时，债务人根据法定事由，对抗债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权利。”高科公司出具的《担保函》虽然承诺在瑞祥公司未支付货款余额时承担保证责任，但是，依照法律规定，该公司依法应享有债务人瑞祥公司的抗辩权。中航公司的实体权利来源于其与瑞祥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和《补充协议》，作为保证人的高科公司在行使债务人的抗辩权时，同样可以依照《供货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以及合同履行情况，包括中航公司是否按照合同约定数量、品质履行了供货义务，瑞祥公司是否履行了付款义务，应否继续支付货款以及欠款数额等，进行实体抗辩。而根据中航公司和瑞祥公司《供货合同》和《补充协议》的约定，上述问题均系履行《供货合同》和《补充协议》中产生的争议，属于仲裁管辖的范围。人民法院如果对上述争议进行实体审理，势必侵害中航公司和瑞祥公司基于仲裁条款约定而享有的选择仲裁解决纠纷的权利，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因此，当主合同约定了仲裁管辖，而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仲裁管辖的情况下，原则上应当先行通过当事人协商一致或者经仲裁对主债务的范围作出确认，如果债权人只对保证人提起诉讼，保证人以主合同的约定和履行情况进行抗辩，必然会涉及到法院对于已经约定仲裁裁决的争议事项能否进行审理和裁判的问题，这既涉及到约定仲裁管辖当事人的仲裁程序选择权，也涉及到人民法院审判权的行使范围。在本案中，原审第三人瑞祥公司并未放弃其与中航公司的仲裁管辖约定，认为主债务应当通过仲裁来确定。因此，对于高科公司关于因主债务的范围不能确定，保证责任的范围也不能确定，在主债务未经过仲裁裁决确定的情况下，中航公司直接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属于证据不足的主张，依法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89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890号
【提示】未经授权企业法人分支机构不得为保证人。
【裁判要旨】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授权不得为保证人，其对外签订的保证合同无效。鉴于企业法人分支机构未经授权不能作为保证人是法律的明确规定，故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认定双方当事人对于保证合同的无效均存在过错，故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该分支机构应承担不超过主债权不能清偿部分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设立该分支机构的企业法人应对分支机构不能赔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责任。
摘要2：【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长沙建工集团十分公司系长沙建工集团设立的分公司，在长沙建工集团未书面授权的情况下，二审判决认定长沙建工集团十分公司为本案债务提供保证的行为无效，并无不当。长沙建工集团十分公司明知自己没有保证资格仍出具保证承诺，其行为具有过错。文某某作为资金出借人，在明知长沙建工集团十分公司系企业的分支机构，且未审查其是否取得了企业法人的书面授权的情况下，同意长沙建工集团十分公司为案涉借款进行担保，对案涉担保行为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具有一定的过错。故二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关于“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判令长沙建工集团十分公司对谭某某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长沙建工集团十分公司经营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赔偿责任的，由长沙建工集团承担民事责任，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1)民申字第120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1)民申字第1209号
【裁判要旨】保证合同无效后保证期间仍发挥作用，债权人仍应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虽然保证合同无效，但是保证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仍然具有法律意义，债权人在保证期间没有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保证人不再承担无效保证的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虽然案涉保证合同为无效合同，但是保证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仍然具有法律意义，债权人在保证期间没有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保证人不再承担无效保证的赔偿责任。
摘要2：【解读】对于合同双方当事人而言，其基于合同能够获得的最大利益即为履行利益，即无论如何合同一方当事人能够要求对方当事人给付的义务、承担的责任都必须以合同有效并顺利履行后获得的收益为限——保证合同无效，债权人能够要求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也应以保证合同有效时的法律效果为限；在保证合同有效时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受保证期间限制，则在保证合同无效后转化而来的损害赔偿责任也理应受保证期间限制。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33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331号
【裁判摘要1】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系格式合同，其借款用途一栏在己手写填满“购买原材料及包装物”的情况下，在该栏外侧边又手写“用于偿还2000年（大东）字0198号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不符合正常的行文习惯，且一审期间经法院委托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认为“用于偿还2000年（大东）字0198号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字迹墨水较深，从文字布局上看与该栏内前面书写的“购买原材料及包装物”字迹书写不连贯、首尾不相衔接，表明其是后添写的。结论为“不是同时书写，也不是一人书写”。一、二审判决据此认定在无其他证据证明保证人宝林集团知道或应当知道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还旧贷的情况下，保证人免责，并无不当。至于《保证合同》第7.5条约定的“贷款人与借款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除展期或增加贷款金额外，无须经宝林集团同意，宝林集团仍在原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约定不能对抗因主合同变更导致担保人法定免责的情形。借贷双方对于借款用途的约定，是担保人判断其风险责任的重要因素。况且，借贷双方借新还旧的真实用途，使担保人承担的可能是为巨额死帐担保的风险，明显超越了担保人提供担保时的风险预期，加重了担保责任，导致不公平的后果。因此，担保人放弃变更借款用途知情权应有明确表示，仅以“展期或增加贷款金额”推定担保人放弃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长城资产公司认为该约定视为保证人同意借贷双方任意变更借款用途，保证人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案无证据证明保证人明知或是应当知道涉案主合同为借新还旧的事实，且新贷与旧贷不系同一保证人，一、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裁判摘要2】关于以公证方式送达《督促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是否对保证人发生主张权利的法律效力的问题。公证书【2004】沈恒证民字第393号载明：“公证员（林洪军）与公证员徐立山以及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杨瑛于2004年3月22日来到辽宁宝林集团有限公司的营业部（沈阳市沈河区小西路66号），杨瑛以书面形式向辽宁宝林集团有限公司送达《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督促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一份”，但宝林集团工商注册地址和保证合同中载明的地址均是沈阳市于洪区北李官村，明显与公证书所载送达地址不符。长城资产公司称，根据网页上显示的信息，公证书所送达的地址“沈河区小西路66号”为宝林集团旗下主干企业辽宁宝林集团电缆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其实际效果等同于送达到宝林集团。但据一、二审调查，辽宁宝林集团电缆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为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沧海路30号，非公证书送达的地址。二审法院在长城资产公司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权利的文书送达到相对人的情况下，认定保证人宝林集团的保证责任己超过保证期间，并无不当。
惠尔普法|主债权转让保证人能否主张免责？
摘要1：解答：（１）债权转让不属于债权变更。（２）债权人将主债权转让的，保证人仍应在原保证担保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除非保证合同另有约定。
摘要2：【注解】（１）债权转让不同于债权变更；（２）保证合同约定债权变更保证人免责，债权人转让债权保证人不得主张免责。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5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5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以该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城市房产、土地使用权等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据此，刘某某与合作银行之间关于先前的贷款还清后不办理注销登记，抵押房产继续为2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约定尽管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并不能发生双方所希望的法律后果，案涉抵押合同并不能为该20万元贷款依法设定抵押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关于不动产担保物权的设定必须履行登记手续的规定，系为贯彻公示原则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对公示原则的违反尚不构成为法律秩序和法律的基本价值所不容的行为，故对于未履行登记手续的抵押合同，其法律效力并非确定无效。为救济其法律效力的瑕疵，除可以通过补办登记手续这种方式加以补正使其发生法律效力外，还可以通过解释上的转换这一方式，将其转换为有效的担保行为，以节约交易成本，促进交易发展。根据民法基本原理，法律行为的转换是指原有行为如果具备替代行为的要件，并且可以认为当事人如果知道原有行为不生效力或无效将希望替代行为生效的，可以将原有行为转换为替代行为而生效。其制度趣旨在于不拘泥于法律行为的外观，而是在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基础上，对交易做出新的评价，用一种适当的行为去替换当事人所选择的不适当的行为，以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就本案而言，以此前的抵押登记继续为案涉2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是刘某某和合作银行缔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案涉贷款的催收环节和本案诉讼的初期阶段，刘某某亦未以其提供的房产担保不生效力为由进行过抗辩。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如果合作银行和刘某某在案涉20万元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签订之时，就知道这种以在先的抵押登记担保在后发生的另一笔债权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在不办理登记以节约抵押登记费用的情况下，双方会选择由刘某某提供保证这一合法有效的担保方式，以保证贷款合同的顺利履行。相反，若仅机械适用法律认定本案房产抵押因未登记就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则刘某某不承担担保责任的结果将会明显背离一般社会大众的公平认知，亦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将案涉20万元的抵押担保合同转换为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由于抵押担保是以物的价值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而保证则是以保证人的全部责任财产承担无限责任，故在理论上存在着将抵押担
摘要2：【裁判摘要（续）】保转化为保证担保会增加刘某某责任范围的可能性，但在本案中，该31××36、32××31号房产原先是作为1998年4月9日的25万元贷款的抵押担保，依经验法则判断，该房产的价值显然应该大于25万元，在担保方式转换后刘峻瑞所应承担的20万元本息的保证责任并未超出其所提供的担保物的价值，故本院对担保方式转换后刘峻瑞的保证责任范围不再予以限定。根据《贷款合同书》的约定，担保到贷款还完方可解除，刘某某应当承担责任的保证期间依法应确定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因合作银行、步某某和刘某某三方协议该20万元贷款于1999年8月19日归还，合作银行于2000年5月19日向保证人刘某某催收，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要求刘某某承担保证责任，并应当自2000年5月19日之日起计算该30万元贷款的诉讼时效，合作银行于2000年5月30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刘某某应当为该20万元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尽管一、二审判决关于刘某某应当承担该20万元担保责任的论理逻辑并不正确，但其关于刘某某应当对上述贷款及利息承担担保责任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故对刘某某关于其不应承担案涉20万元贷款的担保责任的申请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法律行为转换制度——将未经抵押登记的抵押担保合同转换为连带责任保证合同。
简法|项目部是否属于职能部门？项目部提供保证合同是否有效？
摘要1：解答：旧担保法解释规定项目部属于法人职能部门，项目部提供保证合同无效。
【解读１】民法典未单独规定法人职能部门能否提供担保。由于民法典将保证合同作为有名合同，法人职能部门提供保证合同应当按照一般合同规定认定是否成立和生效以及合同效力。
【解读２】法定职能部门属于法定分支机构（无须登记），法人职能部门对外担保适用《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１１条关于法人分支机构对外提供担保的规定（采用公司决议制）。
【解读３】（１）公司分支机构未经公司决议对外提供担保构成无权代表或者表见代表；（２）公司职能部门包括项目部未经公司决议授权对外提供担保构成无权代理（无权代理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者表见代理。
摘要2：【注解】项目部对外担保构成无权代理或者表见代理——（１）在项目部所涉及的经营范围内，项目部负责人对外签订合同可以理解为受公司委托履行职责的行为（有职务代理权）；（２）担保行为属于特殊交易行为，不属于与项目有关的经营活动，超出了项目负责人的职权范围，项目部对外提供担保属于无权代理行为，除非构成表见代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6号
【裁判要旨】行为人以公司名义签订保证合同时未向债权银行出具证明其有对外担保签约权的文件，银行事后也未进行核保，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裁判摘要】案涉编号为xxx的《保证合同》系由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与工行星海支行签订，该合同上加盖的华通凯路公司公章经鉴定与该公司备案印章不一致，但有高某真实签字。上述担保行为应否归属于华通凯路公司，应从高某是否有权代表华通凯路公司、工行星海支行签约时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等方面予以分析认定。其一，高某是否有权代表华通凯路公司。．．．．．．2014年4月28日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其已不是工商登记上记载的法定代表人，对外不具有代表华通凯路公司的身份。但是，鉴于高某此前是华通凯路公司法定代表人，此后仍是实际投资人和公司股权的实际所有人，故不应仅凭工商登记来认定高智有无代表权的问题，还应审查华通凯路公司是否仍由高某实际控制经营、是否有权决定公司对外担保。．．．．．．首先，．．．．．．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股权代持和法定代表人变更后高某已无权自行决定公章的使用，高某或者华通凯路公司用章须经现法定代表人王某在《公司印章、证照使用登记表》上签字同意。案涉《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华通凯路公司公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且无证据证明该公司同时使用多枚公章的情况，亦印证了高某未经新任法定代表人同意无权使用公司公章的事实。公章是公司对外从事经营活动的身份代表，华通凯路公司对高智使用公章的限制，足以表明高某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限已受到限制，亦即高某不得以华通凯路公司名义从事损害公司利益和债权人信邦典当公司利益的经营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在股权代持后高某仍是华通凯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证据不足，认定不当。其次，．．．．．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不享有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权，更何况是已不具备法定代表人身份、经营管理权受到限制的高某。因此，高某未经华通凯路公司授权以该公司财产为科技学院的债务提供担保，其行为构成无权代表、无权代理，一审判决认定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其二，工行星海支行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智有代表权或代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
摘要2：【裁判摘要（续）】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以上条文是关于表见代理以及表见代表制度的规定。依据上述规定，高某的无权代表、无权代理行为是否对华通凯路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应审查工行星海支行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本案中，高某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未向工行星海支行出具华通凯路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华通凯路公司同意担保的股东会决议等证明高智有对外担保签约权的文件，缺乏使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权利外观。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权和决策机构作出了明确规定，任何接受公司担保的相对人都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工行星海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更应尽到必要注意义务。案涉保证合同签订时，华通凯路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以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已经进行了变更登记，高某已不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上述工商登记信息具有公示公信力，工行星海支行能够查询知晓。而且，按照银行贷款担保的通行做法，银行一般应对担保人进行核保。但是，该行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并未要求高智提供相关证明文件，事后也未进行核保，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失。因此，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签订案涉保证合同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的特征。综上两方面分析，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与工行星海支行签订保证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案涉《保证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华通凯路公司对科技学院的借款债务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华通凯路公司对保证合同无效不存在过错，而债权人工行星海支行对此存在过错，故华通凯路公司也不应对《保证合同》的无效向工行星海支行承担赔偿责任。
【解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签订担保合同加盖公章非公司备案公章，公司不承担担保义务也不承担赔偿责任。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辽民二终字第00372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辽民二终字第00372号
【裁判要旨】《商业银行法》第３５条不属于影响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范，性质上属于银行业内部的风险控制条款，即使银行未进行相关的审查，没有尽到审查的注意义务，不影响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效力以及借款人应承担的偿还责任。
【裁判摘要】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35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但该条款并不是关于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99条规定：“订立借款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借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此条款也是规范借款人的义务，而不是贷款人的义务。银行是否存在违规贷款的情形及其发放贷款之后是否履行了按照规定对借款人执行借款合同的情况包括贷款资金的流向、用途等及借款人的经营及财务状况等进行跟踪调查和检查等，对于贷款人即银行而言，性质上属于风险控制条款，即使贷款人银行未进行相关的审查，没有尽到相关义务，对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效力以及借款人的偿还责任不应产生影响。
摘要2：【解读】即使银行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并不当然对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以及借款人的还款责任、担保人的担保责任产生影响。
【基本案情】
（１）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０日，银行与达顺源公司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同日，银行按约提供７００万元借款。银行分别与亿丰公司等５名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２）因达顺源公司欠银行借款本金及罚息，银行起诉达顺源公司及五个保证人请求偿还借款本息。一审法院判决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有效，借款人应当履行还款义务，保证人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３）保证人亿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称银行未严格履行贷前审查义务和贷后管理义务，案涉借款关系违法，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二审辽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Ａ．认定《商业银行法》第３５条不属于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范，违反该条规定的义务不当然导致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无效；Ｂ．亿丰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银行和借款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担保的情形，不能以恶意串通为由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02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029号
【裁判摘要】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之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世晟公司为金秋公司向工商银行祥云支行的借款提供担保时履行了上述决议程序。其二，世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直接控制了该公司的公章，不能仅以《保证合同》上加盖世晟公司的公章而直接推断出该公司对法定代表人的越权担保行为进行了追认。其三，在世晟公司未提交公司权力机关决议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作为专业金融机构的工商银行祥云支行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订立担保合同时对世晟公司的相应决议进行了审查，故该行不能构成善意第三人。
摘要2：【解读】（１）不能仅以保证合同有公司的公章而直接推断出该公司对法定代表人的越权担保行为进行了追认；（２）在公司未提交公司权力机关决议的情况下，债权人未提交证据证明订立担保合同时对公司的相应决定进行了审查，不能构成善意相对人。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60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603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单纯要求上市公司在保证合同中声明或保证其已履行完内部决议程序的，不构成债权人善意履行的注意义务——公司章程中并未授权法定代表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决定权，亿阳信通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曲飞在《保证合同》上加盖名章、决定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行为，超越了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权限。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对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权限的规定，案涉《保证合同》的相对人柳河农商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亿阳信通公司在拟决定签订该《保证合同》时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权限行事。据此，柳河农商行在受让债权时，应当合理审慎地审查亿阳信通公司的章程及有关决议或者决定文件。一审中，柳河农商行起诉主张亿阳信通公司为案涉借款签订的《保证合同》合法有效、《保证合同》中载明亿阳信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已经经过亿阳信通公司股东会决议。但是，柳河农商行并未提供审查亿阳信通公司股东会决议材料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鉴于柳河农商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亿阳信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决定签订《保证合同》超越权限，该《保证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148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647号
【摘要】虽然《保证合同》中载明亿阳信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已经经过亿阳信通公司股东会决议，但是柳河农商行并未提供其审查过亿阳信通公司股东会决议材料的证据。据此，原判决认定《保证合同》无效，并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笔记】如何认定债务人实施欺诈行为或者采取胁迫手段订立保证合同效力？
摘要1：解读：（１）根据《民法典》第１４９条之规定，债务人欺诈保证人订立保证合同时，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保证人享有撤销保证合同的权利；（２）根据《民法典》第１５０条之规定，在债务人胁迫保证人时，无论债权人对这一事实是否知情，保证人均享有撤销保证合同的权利；（３）保证人撤销保证合同的撤销权受《民法典》第１５２条除斥期间限制。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341号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2019年度参考案例之五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341号
【裁判要点】
1.保证合同纠纷中，债权人仅将保证人列为被告，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未将被保证人列为被告的，若保证人为一般保证人，受诉法院应将被保证人追加为被告，保证合同纠纷的管辖法院应依据主合同确定。
2.案件级别管辖应当依据受诉法院受理案件时施行的级别管辖标准予以确定。
摘要2：
保证合同无效时能否适用保证期间制度？
摘要1：保证合同无效时能否适用保证期间制度？（最高法院民二庭第7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律问题】保证合同无效，债权人对保证人享有的赔偿损失请求权是否受保证期间限制？
【法官会议意见】保证期间，是指根据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保证权利的期间。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可见，保证期间是对保证责任的限制期间，其适用的前提是保证合同有效。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承担的是因缔约过失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并非保证责任。因此，保证责任不适用担保法有关保证期间的规定，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赔偿损失的，只要该请求权未过诉讼时效期间，保证人仍应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34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346号
【裁判摘要】被告主张保证期间经过不能当然视为诉讼时效抗辩——本案中，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在一审期间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仅主张案涉《债务代偿协议书》系保证担保协议，其作为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已过。基于一般理解，尽管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制度创设的目的均是为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但保证期间显然有别于诉讼时效，主要体现在：1.性质不同。保证期间是意定期间、除斥期间，可以由当事人约定，不发生中止、中断和延长；而诉讼时效是法定期间、可变期间，由法律规定，因法定事由可以中止、中断和延长。2.效力不同。保证期间经过导致保证责任本身的消灭，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而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导致义务人抗辩权产生、权利人胜诉权消灭，但实体债务仍然存在，成为自然债务。3.起算时间不同。保证期间从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请求权产生时起算；而诉讼时效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鉴于上述区别，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在本案一审中主张保证期间经过并不能当然视为诉讼时效抗辩。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基于对案涉法律关系的认识偏差，主张《债务代偿协议书》为保证合同，但黄××在起诉时明确主张案涉法律关系为债务加入，协议中亦明确约定债务加入的性质，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对此应当有相应的认识。实际上，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即便依据其对协议性质的理解，在主张保证期间经过的同时，亦不影响其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由此，二审判决在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一审期间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亦未提交新证据证明黄××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况下，采纳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的诉讼时效抗辩，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有违前述司法解释规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摘要】1.案涉《债务代偿协议书》的性质应为债务加入｜《债务代偿协议书》约定：“一、甲方(旭日航空公司等五方)同意，如广西旭日工程有限公司等各债务人未归还乙方(黄××)全部债务的，就未能偿还部分(含本金、利息、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律师费、诉讼费等)由甲方偿还。二、甲方的债务加入行为不免除原各债务人的还款责任。”由此，《债务代偿协议书》第二条对于旭日航空公司等五方的债务加入的性质已作出明确约定，各方已经就此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尽管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主张《债务代偿协议书》属于保证合同，但各方当事人明确约定《债务代偿协议书》系债务加入的情况下，一、二审判决结合对债务加入与保证担保法律特征较为详尽的分析，认定该协议的性质为债务加入，有相应的理据，并无不当。2.自终结本次执行裁定之日起算诉讼时效符合本案实际｜基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2017年4月22日，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因原债务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至此，原债务人“未能偿还部分”于2017年4月22日基本确定，旭日航空公司等五方自此需要依据《债务代偿协议书》第一条的约定承担还款责任，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7年4月22日起算，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无不当。
【注解】对债务加入人的诉讼时效可从原债务人“未能偿还部分”的确定日起计算。
【解读】（１）一审法院认为，对债务加入人的诉讼时效应从原债务人“未能偿还部分”的基本确定日起算（本案为法院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书之日起算）；（２）二审法院认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书仅表明截至该裁定作出时，债务人阶段性没有履行能力，并非终局性丧失履行能力，一旦发现债务人财产，仍须恢复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并不产生终结案件执行程序的法律效果，不能作为认定债务人最终不能偿还债务的依据。”2016年9月15日签订《债务代偿协议书》时，债务履行期限早已届满，旭日航空公司等五方加入债务即处于与债务人相同的履行债务的地位，故应从此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从2016年9月15日开始起算诉讼时效，至2019年9月14日时效届满。黄××于2019年10月29日起诉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关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其不应承担本案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民终403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民终403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为控制风险而对债务人进行全面管控可能导致债权债务混同——本案各方当事人通过《框架协议》等一系列交易安排，将信托资金用于炒股牟利，违反了强制性监管规定，且同时也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案涉《贷款合同》《贷款合同补充协议》《回购协议》《保证合同》《股票质押合同一》《股票质押合同二》《四方协议》均无效。……西藏信托系金鸿沣事实上的普通合伙人，应当承担普通合伙人的法律责任，对主债务人金鸿沣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且本案中亦是因西藏信托导致债权债务主体、权利义务的混同，故本案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责任亦应免除。
摘要2：【摘要】一审法院对本案的最终处理意见｜如上所述，本案中存在以下三种特殊情形：其一，涉案当事人之间基于《框架协议》及相应具体交易安排而形成的所有合同均因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其二，西藏信托完全控制了金鸿沣可以对外作出有效意思表示的所有渠道，本案中形成一手托两家的不正常状况，直接涉嫌虚假诉讼；其三，西藏信托作为金鸿沣事实上的普通合伙人兼执行事务合伙人，与金鸿沣签订的所有合同均属于违法交易而依法无效，且需依法对主债务人金鸿沣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导致债权债务主体混同，在此情况下西藏信托不得将债务转嫁由担保人承担。一审法院认为，以上三种情形任一成立，均足以导致驳回西藏信托诉讼请求的法律后果，何况本案中三种情形同时成立。至于杨××、彭×抗辩主张的违约金过高、担保责任范围大于主债务责任等其他事由，已无需法院审查论述。据此，一审法院对西藏信托的所有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判决：1.本案所涉《框架协议》《贷款合同》《贷款合同之补充协议》《回购协议》《股票质押合同一》《股票质押合同二》《保证合同》《四方协议》等所有合同均无效；2.驳回西藏信托的全部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51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512号
【裁判摘要１】适用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不符但裁判结果正确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再审事由——案涉《保证合同》订立于《民法典》施行以前，本案第二审判决于2020年12月11日作出，并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已经生效，因此本案应适用《民法典》施行之前的法律、司法解释，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关于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规定。富嘉公司相关再审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第二审判决未适用《民法典》施行之后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而是适用了《公司法》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其在说理部分阐明了第二审法院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法律适用的理解，虽与《民法典》施行之前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精神不符，但裁判结果正确，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裁判摘要２】在保证合同纠纷案件中，原告起诉请求继续履行合同，人民法院认为合同无效的，应当向原告释明变更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在第一审、第二审程序中释明后，当事人按照释明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归纳为案件争议焦点，组织当事人充分举证、质证、辩论；第一审人民法院未予释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对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作出判决的，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当然，如果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失的范围确实难以确定或者双方争议较大的，也可以告知当事人通过另行起诉等方式解决，并在裁判文书中予以明确。人民法院在第一审、第二审程序中没有释明并直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申请再审的，本着如有其他途径对原告的权利进行救济，尽可能不对生效裁判进行再审以维护生效裁判权威的理念，应当驳回再审申请，并告知当事人另行依法主张返还财产或者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本案中，第二审判决就《保证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没有向当事人释明，机械适用“不告不理”原则，直接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违反了《会议纪要》第36条的规定，没有达到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的目的，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存在重大瑕疵，但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富嘉公司的该项再审主张不能成立。富嘉公司可以就《保证合同》无效后升达股份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另行起诉。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民终701号
【解读】一审法院判决被告承担保证责任；二审认为保证合同无效，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民申661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民申661号
【裁判摘要】保证人与合伙企业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入伙投资人的投资款返还提供担保，即使保证人未直接与投资人签订保证合同保证人仍需承担保证责任——关于申请人上合诚公司是否应该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原审法院充分分析了《保证合同》与《入伙协议》两个合同在目的、主体、合同指向、保证期间、保证方式及保证金额、范围六个方面的联系，结合最高额担保的性质，认定《保证合同》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及于上海泓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澄公司）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纪×并无不当；关于本案是否与在先裁定相矛盾的问题。虽然在先裁定以纪×与泓澄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和债务数额尚不明确为由裁定驳回了纪×的起诉。但是，该裁定生效后，纪×通过仲裁程序确认了与泓澄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和债权数额，发生了新的法律事实，因此，本案与在先裁定并不矛盾。
摘要2：【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3民终10939号
【摘要】上合诚公司上诉主张其未与纪颖直接签订过保证合同，亦未向纪颖承诺过保证责任，因此不成立保证合同关系。但是对照《保证合同》和《入伙协议》的内容来看，两份合同具有如下特征：1.目的相互衔接。《保证合同》是为约定期间内入伙上海泓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入伙协议》则是约定了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上海泓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享有的权利义务，包括利益保障和风险控制机制；2.主体身份一致。《保证合同》的委托保证人为泓澄公司、汉红公司，其作为上海泓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和管理人的身份，与《入伙协议》上所载一致。3.合同指向相互对应。《入伙协议》第十条明确约定了普通合伙人为入伙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提供第三方保证责任，上载保证合同编号与上合诚公司和泓澄公司、汉红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的合同编号一致。4.保证期间相符。2013年7月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自该合同签订之日起36个月，同年8月签订的《入伙协议》则约定投资期限为有限合伙人基金权利起始日18个月退出，后该有限合伙企业（基金）于2013年8月30日成立，后者确定的主债务期间涵盖在前者保证合同期间。5.保证方式相同。《保证合同》第一条与《入伙协议》第十条均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6.保证金额及保证范围相符。《保证合同》约定最高额保证金额为壹亿元，保证范围为入伙协议项下的投资额本金，《入伙协议》第十条约定担保范围为本协议第五条项下的出资，而第五条则对有限合伙人纪颖出资额本金的数额、出资方式及缴付期限进行了约定，可见，保证范围均为投资额本金。根据以上两份合同紧密对应的条款及相互印证的内容，结合最高额担保的性质，可以认定上合诚公司与泓澄公司、汉红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及于泓澄公司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纪×，对上合诚公司以未与纪颖签订保证合同为由，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二终字第6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二终字第62号
【裁判摘要１】与不动产买卖相关的保证合同纠纷不属于不动产专属管辖案件——民诉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对此，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本院认为，法律及司法解释明确了不动产专属管辖案件是因不动产物权直接引发的诉讼，即不动产专属管辖是指直接因不动产的物权纠纷而起的诉讼，本案仅是与不动产买卖相关的保证合同纠纷，并非直接因不动产物权而引起的纠纷，故不属于不动产专属管辖案件。
【裁判摘要２】法人主要办事机构不能确定应以注册地或登记地为法人住所地——关于上诉人国美建设公司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三条“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的规定，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海航置业公司住所地在海口市与事实不符的问题。国美建设公司认为本案一审被告海航置业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甲26号的“海航大厦”，并非在海口市，故海航置业公司的住所地为北京市。本院认为，国美建设公司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海航置业公司注册地为海口市，在北京等地设有办事机构，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三条第二款“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能确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为住所地”的规定，海航置业公司的住所地应为海口市。
摘要2：【裁判摘要３】请求确认《担保函》无效而提起的诉讼可以独立于主合同管辖确立管辖——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为保证合同纠纷，被告之一海航置业公司的住所地为海南省海口市。根据民诉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海航集团公司向海航置业公司的住所地法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并无不当。……本院认为：本案系因请求确认《担保函》无效而提起的诉讼，应主要从该《担保函》涉及的管辖因素来确定本案的管辖。……本院认为，该请求仅涉及对《担保函》本身的效力作出认定，属于独立的确认之诉，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关于“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合同发生纠纷，债权人向担保人主张权利的，应当由担保人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之规定，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合同纠纷诉讼，可以独立于主合同关系确立管辖。故一审裁定并不违反“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