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信托财产归属的法律界定
【关键词】名实不符合同；名为委托贷款实为信托贷款
【案由】信托合同纠纷
【裁判要旨】名为委托贷款实为信托贷款——当事人双方所签订的协议虽名为委托贷款，但从贷款对象的选定，贷款期限、利率、风险责任的承担，对外实施行为的名义，格式合同的约定等诸方面进行判断，双方之间存在的是信托贷款法律关系并按此履行的，应按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性质。
【案号】（2001）民初字第1707号；（2002）民二终字第33号
摘要2：
摘要1：（信托合同）
【关键词】名实不符合同；名为委托贷款实为信托贷款
【案由】信托合同纠纷
【裁判要旨】名为委托贷款实为信托贷款——当事人双方所签订的协议虽名为委托贷款，但从贷款对象的选定，贷款期限、利率、风险责任的承担，对外实施行为的名义，格式合同的约定等诸方面进行判断，双方之间存在的是信托贷款法律关系并按此履行的，应按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性质。
【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01）民初字第1707号
二审判决书：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民二终字第33号
摘要2：
摘要1：【要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据此，借贷合同双方当事人基于以新贷偿还旧贷的合意，先后订立多个借贷合同，同一担保人在应当知道的情况下在该多个借贷合同上盖章同意担保的，应当依法承担担保责任。担保人以上述多个借贷合同之间没有形式及内在联系为由，否认以新贷偿还旧贷的合同性质，进而拒绝履行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案例】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诉上海市综合信息交易所、上海三和房地产公司委托贷款合同纠纷案
摘要2：
摘要1：【要旨】出函人向不特定第三人出具的介绍性函件，内容上并无担保意思表示，未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代为履行或承担还债责任，故该安慰函不构成中国法律意义上的保证，不具有保证担保的法律效力。
【案例】广东高院2003年3月8日裁定《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
摘要2：
摘要1：【要旨】第三人在法院调解过程中向债权人作出的担保还款的承诺，在调解书因程序问题被撤销后，并不导致当事人之间担保意思表示的无效。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二终字第45号《西安秦陵蜡像馆有限公司、北京十三陵明皇蜡像宫有限公司与陕西省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贷款纠纷上诉案》
摘要2：
摘要1：1.商业银行违反贷款审核义务，不影响贷款合同效力——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应严格审查属管理性规范，银行即使违反相关规定，亦不影响其与借款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效力。
2.汇票承兑合同无效形成的债权，保证人应承担责任——即便汇票承兑协议无效，金融机构仍有权对其因有效票据而进行的承兑所产生的债务，向主债务人主张损害赔偿。
3.债务人违约后以不正当理由主张合同无效有违诚信——债务人逾期未还款，担保人未承担保证责任，均构成违约而反以不正当理由主张合同无效的，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4.虚开信用证致开证无效，保证行无过错不承担责任——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担保人过错不应指其在主合同无效上的过错。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责任。
5.为融资而开立信用证，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当事人为融资目的开立信用证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此导致担保无效的，担保人应根据其过错承担责任。
6.名为委托贷款，实为信托贷款，不免除保证人责任——借款合同有效，合同内容虽与合同名称不一致，但不存在对担保人的欺诈问题，故不影响担保人担保责任的承担。
7.以委托购国债之名，行非法借贷之实的，合同无效——当事人以委托购买国债为名行非法借贷之实，合同依法应为无效。委托人因此获得的固定收益，应依法冲抵本金。
8.违反向关系人贷款的管理性规定，不导致合同无效——《商业银行法》有关不得向关系人提供贷款的规定，系对商业银行监管的管理性规定，并非判断合同效力的依据。
9.银行无授信协议放贷，不免除借款人及担保人责任——金融机构在无授信协议情况下发放贷款，属于在具体监管过程中的弃权行为，并不能得出借款未实际发生的结论。
10.债权人受欺诈但不行使撤销权的，借款合同仍有效——债权人受欺诈但不行使撤销权的情况下，借款合同仍然有效，债务人和保证人仍应以履行原合同的方式承担责任。
摘要2：
摘要1：【要旨1】主合同所附生效条件虽因担保合同无效而未成就，但主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债权人放弃因受欺诈订立合同享有的主合同撤销权而主张合同有效，应予支持。
【要旨2】债权人未对虚假质押人和质押物审核属重大过错——债权人在接受股票质押时，对被冒用的质押人和虚假的质押物疏于审核，导致质押无效的，应承担贷款损失的主要责任。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监字第201号、上海高院再审《按照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受害人对受害人的损失均存在过错，应根据行为人与受害人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摘要2：
摘要1：01 . 提单交付未通知占有人非为指示交付，不产生质权——出质人以他人直接占有的动产出质并交付提货单予质权人但未通知实际占有人的，该质权因质物未移交而未设立。
02 . 申请人向开证行出具的信托收据，属何种法律性质——开证申请人向开证行出具信托收据，约定以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作为货款支付的担保，仅在当事人之间有约束力。
03 . 银行以单据为质押，向受益人提供押汇，并非议付——银行以单据为质押向受益人提供出口押汇并非议付，信用证受益人与通知行因过错致单证不符，应承担相应责任。
04 . 银行审查质物是否真实存在的义务，不能协议转移——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资信，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等法定审查义务不能协议转移给他人。
05 . 信用证项下单证货物所有权保留条款，非物的担保——银行在保留信用证项下单据和货物所有权前提下，委托申请人销售货物，不构成《担保法》规定的放弃物的担保。
06 . 债权人对骗保行为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物的担保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在保证合同有效前提下，债权人对骗保行为存在过错的，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
07 . 银行放弃提单质押，应在放弃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权利质押权人放弃占有出质人交付的权利凭证即押汇提单，应在放弃的提单质押权范围内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民四终字第20号
【裁判摘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七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不记名指示提单可以经空白背书转让，但当提单持有人以其中一套正本提单换取提货单后，当事人已不可能将全套正本提单进行转让，故此后的所谓提单转让行为对当事人不产生拘束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交付是否完成是动产所有权转移与否的标准，动产由第三人占有时，则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进行指示交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八条规定，出质人以间接占有的财产出质的，以质押合同书面通知占有人时视为移交。根据该条规定精神，提货单的交付，仅意味着当事人的提货请求权进行了转移，在当事人未将提货请求转移事实通知实际占有人时，提货单的交付并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六条所规定的指示交付。
摘要2：诉讼标的是否相同是判断是否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重要前提——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指同一当事人就同一案件事实、同一诉讼标的不得重复提起诉讼，而诉讼标的是指案件所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或实体请求权。就本案而言，首先，本案与湛江中院信用证融资纠纷案件的请求权基础并不相同，本案是肯考帝亚公司基于其与富虹公司之间的易货合同法律关系起诉，而湛江中院信用证融资纠纷案件是湛江建行基于其与富虹公司之间的信用证法律关系以及信托收据法律关系起诉，两案的诉讼标的不具有同一性。其次，肯考帝亚公司在湛江中院信用证融资纠纷案件中系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未能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如果在本案中不允许其提出独立的诉请，实质上驳夺了其作为系争权属纠纷利害关系人的诉权。第三，湛江中院信用证融资纠纷案件虽已经一审判决并生效，但该判决书中对于系争康劲轮货物权属的认定属于已决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当事人无须另行举证证明，但本案肯考帝亚公司如有足够证据推翻，该院仍可作出与上述已决事实不一致的认定。且富虹公司在湛江中院信用证融资纠纷案件中对湛江建行起诉的全部事实予以承认，而在本案中又表示系争康劲轮货物所有权已转移给肯考帝亚公司，富虹公司在上述两案中的陈述相互矛盾。因此，肯考帝亚公司提起本案之诉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的条件，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
摘要1：01.提单交付未通知占有人非为指示交付，不产生质权——出质人以他人直接占有的动产出质并交付提货单予质权人但未通知实际占有人的，该质权因质物未移交而未设立。
02.申请人向开证行出具的信托收据，属何种法律性质——开证申请人向开证行出具信托收据，约定以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作为货款支付的担保，仅在当事人之间有约束力。
03.银行以单据为质押，向受益人提供押汇，并非议付——银行以单据为质押向受益人提供出口押汇并非议付，信用证受益人与通知行因过错致单证不符，应承担相应责任。
04.银行审查质物是否真实存在的义务，不能协议转移——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资信，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等法定审查义务不能协议转移给他人。
05.信用证项下单证货物所有权保留条款，非物的担保——银行在保留信用证项下单据和货物所有权前提下，委托申请人销售货物，不构成《担保法》规定的放弃物的担保。
06.债权人对骗保行为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物的担保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在保证合同有效前提下，债权人对骗保行为存在过错的，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
07.银行放弃提单质押，应在放弃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权利质押权人放弃占有出质人交付的权利凭证即押汇提单，应在放弃的提单质押权范围内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二终字第255号
【裁判摘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本案中，虽然锦绣公司与天成公司签订的《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贷款合同》对管辖法院作出约定，但在四川信托与天成公司、渤海银行石家庄分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对管辖法院另有约定。锦绣公司虽未在《债权转让合同》上签字，但事后出具《关于同意标的债权转让的函》：同意《债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全部内容，并确认该函作为《债权转让合同》附件。由此，可以认定《债权转让合同》已经对《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贷款合同》中的管辖条款进行了变更，当事人应当受《债权转让合同》管辖条款的约束。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音乐著作权人之间几个法律问题的复函（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４日 法民（１９９３）第３５号）
【摘要】
一、音乐著作权协会与音乐著作权人（会员）根据法律规定可就音乐作品的某些权利的管理通过合同方式建立平等主体之间的带有信托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由合同约定，音乐著作权协会可以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等事项规定在协会章程之中。
二、根据民法通则、著作权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双方订立的合同，音乐著作权人将其音乐作品的部分著作权委托音乐著作权协会管理后，音乐著作权协会可以自己的名义对音乐著作权人委托的权利进行管理。发生纠纷时，根据合同在委托权限范围内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但音乐著作权人在其著作权受到侵害而音乐著作权协会未提起诉讼或者权利人认为有必要等情况下，依法仍有权提起诉讼。
【提示】“音乐著作权人在其著作权受到侵害而音乐著作权协会未提起诉讼或者权利人认为有必要等情况下，依法仍有权提起诉讼”含义：著作权人的权利已经受到侵害；音著协未提起诉讼，包括主观或客观方面的原因；著作权人认为有必要，可能损害其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
三、音乐著作权协会与音乐著作权人之间因违反合同发生纠纷，任何一方均有权诉请人民法院解决。
摘要2：【备注】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80年1月1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九批)的决定》废止（废止理由：已被著作权法及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代替）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市嘉定县法院的裁定遭行政干预执行继续受阻如何处理的函（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４日 法（经）函＜１９８９＞６９号）
【摘要】上海市嘉定县人民法院审结的嘉定县工业供销公司诉辽宁省阜新市华光信托贸易公司购销合同货款纠纷一案，在执行中裁定变更阜新市第二轻工业局为被执行人并无不当，案外人不得无理干预。为保证已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以执行，请上海、辽宁两地有关人民法院继续密切协作配合，向被执行人讲明道理，促其自动履行应承担的义务。如果被执行人仍无理拒不履行，则应当依法排除非法干预，强制执行。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圳市装饰工程工业总公司与深圳市金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沈阳军区驻深圳办事处房屋产权案的复函（１９９４年８月３１日）
【摘要】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辽宁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辽宁省对外经济发展公司诉深圳金光公司合作经营羊绒纠纷案件中，深圳装饰公司不是该案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装饰公司也未申请参加诉讼或主张权利。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生效后，在执行过程中装饰公司主张被执行房产的产权，对此，在程序上应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以及我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２５７条、第２５８条的规定，作为执行中的案外人提出异议来处理，而不应把已经作为生效判决执行标的的房屋产权又作为另一案件法律关系的标的。因此，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裁定驳回装饰公司的起诉是正确的，你院对本案应从程序上作出处理，维持一审裁定。请你院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审限等问题的规定，尽快审结此案，并将处理结果报告我院。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对证券或者期货交易机构的账号资金采取诉讼保全或者执行措施规定的通知（2001年7月17日 法[2001]98号）
【摘要】最近，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向我院反映，已列入我院《关于清理整顿信托投资公司中有关问题的通知》公布名单中的信托投资公司和有关证券公司因债务纠纷，其下属一些证券营业部交易结算资金账户被部分法院冻结，投资者交易结算资金被扣划。关于对证券或者期货交易机构的账号、资金采取诉讼保全或者执行措施问题，我院曾下发了《关于冻结、划拨证券或期货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经营或期货经纪机构清算账号资金等问题的通知》(法发[1997]27号)和《关于贯彻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7]27号通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紧急通知》(法明传[1998]213号)。2001年5月28日，针对清理整顿信托投资公司中的有关问题，我院又下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延长部分停业整顿重组和撤销信托投资公司暂缓受理和中止执行期限名单的通知》。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上述通知规定的精神，严格执行。对确属违反上述规定的，应当立即依法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徐民终字第1163号
【提示】受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将房屋出售给其配偶的行为是否有效？
【裁判要旨】委托合同不同于信托合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无禁止受托人自我交易的效力性规定，受委托人与自己或配偶交易并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委托合同也未约定禁止受托人自我交易，故受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将房屋出售给其配偶的行为有效。但如果合同内容显失公平，则为可撤销合同。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86号
【裁判要旨】在多栋建筑分别独栋验收，付款无法区分合同和楼栋的情况下，所有建筑单体楼视为一个整体工程，应将最后一栋工程的竣工日期作为认定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起算点。
【裁判摘要１】关于是否交付工程款发票，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并未有明确的约定，交付发票是税法上的义务，而非双方合同中约定的义务。昆山纯高公司依据合同主张锦浩公司交付发票缺乏依据，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规则】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放弃系基于贷款合同履行的，当贷款合同未获实际履行的情况下，放弃的承诺亦失去了履行的依据和对象，该项放弃承诺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履行，故此时不应认定放弃优先受偿权生效。
【裁判摘要２】承诺函所针对信托贷款合同未实际履行，放弃优先受偿权未生效——2009年9月16日，锦浩公司向安信信托公司和昆山纯高公司出具了《承诺函》，其内容主要为：“截至该承诺函出具之日，锦浩公司对昆山纯高公司享有五千万元债权，对于以上所列之债权和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锦浩公司对昆山纯高公司新发生的债权，在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昆山纯高公司之间编号为AXXT（2009）JH06DK01《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本金、利息及其他相关费用未获全部清偿之前，锦浩公司承诺不向昆山纯高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要求偿还该等债权项下的任何本金，利息或其他相关费用。”从《承诺函》的内容看，其针对的对象十分明确，系针对安信信托公司与昆山纯高公司之间签订的编号为AXXT（2009）JH06DK01《信托贷款合同》作出的，《承诺函》是对该合同项下债权的保护性承诺，即承诺在昆山纯高公司全部偿还该《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相关款项之前，锦浩公司不向昆山纯高公司主张相应债权。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在安信信托公司和昆山纯高公司之间，既签订了《信托贷款合同》，还签订了《资产收益财产权信托合同》。而从已经生效的（2013）沪高民五（商）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看，《信托贷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从上述内容看，安信信托公司并未依据《信托贷款合同》将贷款实际发放给昆山纯高公司，即《信托贷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并未实际发生。《承诺函》的效力依附于《信托贷款合同》，在《信托贷款合同》未获实际履行的情况下，《承诺函》失去了履行的依据和对象，其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履行。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依据《承诺函》的内容认定锦浩公司放弃了优先受偿权错误，应予纠正。锦浩公司对于涉案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137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明知而为期待实现的，不属于情势变更情形——非属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的，不能适用情势变更规定而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
【裁判摘要】以不属于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的情形，依据《合同法解释（二）》第２６条关于“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及“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的情形”请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关于原审判决解除合同适用法律是否错误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上述查明的事实可以证明，青创公司作为庆泰信托的股东、债权人，不仅知晓庆泰信托在重整计划中对四家信用社的债权是打折按10%兑付的，并且是期待实现的，青创公司收购四家信用社在庆泰信托的债权的目就是为了保障四家信用社在庆泰信托的债权打折按10%兑付，最终实现庆泰信托重整上市。因此，本案事实不属于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的情形，原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关于“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判令解除青创公司与四家信用社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亦予以纠正。
摘要1：担保方式主要用于经济活动，尤其是融资活动，不仅传统借贷中需要担保，而且新型金融产品通常有担保的身影，如保理、福费廷、信托计划等。我国担保法规定了五种担保形式，只有保证、抵押、质押三种可用于融资活动，可供选择的担保方式显然不足，因此，形形色色的担保形式在实践中被创造、运用和推广，担保法规定之外的担保形式得以迅速发展。以担保法成文法规定为核心，笔者把保证、抵押等五种担保形式称为“典型担保”，而把担保法规定之外的担保形式称为“非典型担保”。即“典型担保”是指成文法有明确规定、法律适用清楚、担保效力易于确定、担保权利义务稳定的担保。“非典型担保” 则相反。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一终字第184号
【提示】保证监督支付专款专用的保证监督行为不应被认定为特殊形式的担保。
【裁判摘要】保证监督专款专用的监管责任不是担保责任。虽然《担保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监管人“保证监督支付专款专用”，并在未尽监督义务造成资金流失的情况下，“对流失的资金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是，其中的“保证监督支付专款专用”并非担保法所规定的担保形式，而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而形成的一种合同义务，违反该义务产生的赔偿责任也是基于合同法产生的违约责任，与保证人根据保证合同约定，在被保证人不履行债务时产生的一般保证责任和连带保证责任，是完全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的担保方式只有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五种，《担保法解释》也没有扩张解释担保方式的范围，因此，一审裁定认定《监管协议》是“一种特殊的保证形式”，视为“《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保证合同”，并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来确定案件管辖权，抹杀了保证责任和监管责任之间的差别，没有事实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一终字第125号
【裁判摘要】虽然案涉房屋尚未完成竣工备案，不具备《昆山市商品房购销合同》中约定的交付条件。但是，根据陆进妹于购房当日与东方广场公司签订的《租赁及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约定，陆进妹已经将其所购买的房屋出租给东方广场公司经营使用，并在支付装修费用后将收房、装修事项一并委托给东方广场公司。该租赁合同的生效时间为“从该物业购房款汇入开发商指定账户后的第二天开始”，即陆进妹支付购房款以及装修费之次日起生效。也就是说，自2011年6月30日起，出租人东方广场公司对陆进妹所购置的案涉房屋的租赁期限即开始，因此，从红枫公司接收陆进妹购买的案涉房屋并进行装修就成为东方广场公司的义务。而陆进妹亦从东方广场公司获得了房屋租金。上述事实表明，陆进妹从红枫公司购买案涉房屋的目的是用于投资，其在签订购房合同后，已经通过签订《租赁及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方式，行使了对案涉房屋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而使用、收益均是以对所购房屋的有权占有为基础的。至于红枫公司何时与东方广场公司办理房屋交接手续，因对购房者陆进妹的租金收益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故陆进妹早已在《租赁及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合作内容”部分第5项表示，“如开发商延期交房，甲方表示谅解，并不追究其违约责任。”可见，红枫公司与东方广场公司之间是否有正式的房屋交接手续，并不能成为认定陆进妹是否实际占有案涉房屋的标准。与红枫公司和东方广场公司之间的房屋交接手续相比较，陆进妹作为签订了合法购房合同并支付了全部价款的购房人，对于其所购房屋行使使用、收益权的行为，更能够体现其对案涉房屋的实际占有和支配的债的先履行行为。中信信托公司在陆进妹与开发商红枫公司签订了合法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并通过与东方广场公司签订《租赁及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方式，行使了对案涉房屋的使用、收益权的情况下，主张其没有实际占有案涉房屋的观点不能成立。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认定本案中的购房者已经实际占有房屋的观点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428号
【裁判要旨】公证债权文书被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应予受理。
【裁判摘要】本案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签订后，金谷信托公司分别与龙腾控股公司、龙腾开发公司、方忠杰向北京市方圆公证处申请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此后，又应金谷信托公司申请，出具了执行证书。金谷信托公司依据该执行证书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案，该院以公证程序不合法裁定不予执行。有鉴于此，金谷信托公司根据本案借款、抵押、保证合同中关于“法律适用及争议的解决”约定的双方因履行合同所生争议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金谷信托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以龙腾控股公司、龙腾开发公司、方忠杰为被告，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和主张权利符合合同约定。人民法院依法受理本案，程序并无不当。龙腾控股公司、龙腾开发公司称本案应当进行仲裁，法院不应受理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89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明确了人民法院对于公证债权文书裁定不予执行之后，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可以就公证债权文书所涉相关争议另行起诉。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就争议内容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14〕6号）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公证书所公证的民事权利义务有争议的，可以依照公证法第四十条规定就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民事权利义务有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但是，公证债权文书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除外。”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不予执行裁定的救济途径是通过诉讼解决。2014年9月30日，陕西高院立案受理清大华创公司诉长安信托公司营业信托纠纷案，清大华创公司因此请求裁定终结复议程序。山东高院在查明陕西高院已经受理本案争议涉及的公证债权文书后，仍继续受理并审查长安信托公司的复议申请不当。综上，山东高院受理当事人的复议申请无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撤销。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京执复106号
【提示】被执行人公司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变更、追加已转让股权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裁判摘要】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公司股东按照其公示的承诺履行出资的义务，是相对于社会的一种资本充实义务，其应正当行使变更出资金额、期限以及转让股权的权利，不能对公司资本充实造成妨害，从而损害公司债权人基于其公示的承诺和公司注册资金数额而产生的信赖利益，否则即构成出资不实。本案中，许某某在浙江优选公司设立时，承诺在2014年10月15日前履行剩余300万元出资义务。在浙江优选公司与金谷信托公司签订《信托计划合作框架协议》、《资金信托合同》后，南某某将4500万元股权中的4000万转让给与浙江优选公司共同签订《信托计划合作框架协议》的担保机构台州首信担保公司、浙江众志担保公司，继续约定并承诺未到位的出资由各股东在2014年10月15日前出资到位。2013年12月，出现了作为担保机构的台州首信担保公司、浙江众志担保公司“无力先行偿付贷款本息”、浙江优选公司“无力履行《资金信托合同》约定的差额补足义务”的情况，浙江优选公司与金谷信托公司签订了《资金信托合同补充协议》，顺延该期信托计划。但约半年后，南某某、许某某、台州首信担保公司、浙江众志担保公司等浙江优选公司的股东作出关于申请延迟缴纳注册资金的股东会决议，并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将除首期出资2000万元外的3000万元的出资期限从2014年10月15日延迟至于2032年10月15日。这在客观上对浙江优选公司资本充实造成了妨害，并损害了金谷信托公司基于许曦文公示的承诺和浙江优选公司的注册资金数额而产生的信赖利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构成出资不实。在浙江优选公司已经法院生效裁定认定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金谷信托公司以许某某出资不实，应在在设立公司时的未实缴出资额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主张，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金谷信托公司提出的许曦文亦应在未出资额的利息范围内承担责任并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股东为逃避承担责任，通过修订章程迟延缴纳出资时间，违反了诚信原则，损害债权人利益，在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下，公司债权人有权要求股东的认缴期限加速到期，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1：取回权是指在破产程序中对于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其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不依照破产程序，通过管理人将该财产予以取回的权利。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长峰公司对一般结算账户上的资金能否行使取回权问题请示的答复》（〔2008〕民二他字第33号，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６日）
【摘要】根据货币所有与占有一致的原则，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对其占有的结算账户内资金享有所有权。海南汇通国际信托公司破产时，海南长丰有限公司可以申报债权，不享有所有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湖南省华容县棉花总公司棉花取回权的确认及该批棉花灭失破产清算组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的答复》（〔２００４〕民二他字第３２号，２００５年３月３１日）
【要旨】（１）取回权不必受债权申报期和破产财产分配影响；（２）因清算组将湖南省华容棉花总公司享有的取回权的棉花与破产企业的其他财产一起整体拍卖，无法确定该批棉花拍卖的价格，如何确定赔偿数额也便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考虑，在确定任何一个标准都欠缺依据的情况下，以该批棉花购入时双方约定的合同价格来计算，更切合实际，更公平合理一些。也较能充分地保护取回权人的合法权利。
【注解１】（１）在破产程序中对于实物的取回须以实物仍客观存在由债务人占有为前提；（２）对于货币资金或实物变现后的资金则需要以“特定化”作为前提条件（即应具有独立性，不与其他资金混同）。
【注解２】一般取回权的发生依据是因物权关系而非债权关系，只有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人依照物上返还请求权才能提出取回权侵权。
【注解３】在法院受理破产程序后，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规定的不动产应认定为系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无过错的不动产买受人可以向管理人主张行使取回权；管理人不予认可的，权利人得以债务人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行使取回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24号
摘要1：【目录】破产财产变价方案；破产财产清偿顺序；破产财产分配方式；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执行；附条件债权分配；未受领破产财产分配；诉讼或仲裁未决债权分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对广东省信托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投资权益及债权公开处置方式请示的答复》（［２０１５］民二他字第２号，２０１５年２月６日）
【摘要】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广国投公司）享有的广东省信托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投资权益及债权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进行拍卖。在处理上述破产财产拍卖相关事务时，人民法院应当督导广国投公司清算组依法履行职责，保障破产财产变价公平、合理。
摘要2：【注解１】破产财产拍卖产生税款不属于破产费用，其性质属于破产人所欠税款，列入《企业破产法》第１１３条第１款第（二）项清偿。
【注解２】（１）市场部经理不属于高级管理人员，市场部经理的工资属于职工债权；（２）职工为公司垫付的未报销费用应认定为职工债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624号
【注解３】不服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济途径是申请复议程序而诉讼程序。——参考案例：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冀民申424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监7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0条规定，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依据该条规定，公司股东承担出资不实责任的范围应当包括本金及利息。此外，《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股东承担责任的范围包括利息。参照该规定精神，信托公司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后，其承担的出资不实责任亦应当包括本金和利息。
摘要2：
摘要1：1.债权人对于债务人与他人签订的合同及其履行没有关系，也不能证明债务人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不能认定债权人对于债务人与他人合同纠纷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中国铁道旅行社与涿州康温木业有限公司等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案号：（2017）最高法民申1160号
2.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在他案中债务人与他人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二者并无法律上的牵连，建设工程合同之诉的审理结果对民间借贷之诉的审理结果并无法律上的影响，债权人与他案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张宝升与天津市恒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13号
3.一方为维护自己利益，与另一方及第三人约定由其对案涉工程的相关经营活动进行监管，以便通过案涉工程的经营盈利清偿其债权，另一方与第三人在另案中对案涉工程工程款等进行确认的，可以认定另案的处理结果与一方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余洪义与重庆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案；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88号
4.公司股东仅以其股东身份对公司对外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诉讼纠纷要求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活动，没有法律依据——马德祥与格尔木市民大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马强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案号：（2017）最高法民申424号
5.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抵押权指向同一标的物，且该标的物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不足以清偿工程欠款和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债权时，抵押权人的权益必然会因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有无以及范围大小而受到影响，抵押权人对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案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河支行与泸州市永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赫章县顺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案；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38号
6.另案解决的纠纷与原告所主张的法律关系诉讼标的不同，另案处理结果单纯事实上、经济上的影响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并不构成法律上的牵连关系，不能作为确定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资格的条件——陈十斤与洛阳市西工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等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案号：（2017）最高法民申329号
摘要2：7. 对于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仅限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第三人，以及有证据证明原案存在虚假诉讼情形，对其利益造成损害的案外人，或者法律明确规定给予特别保护的债权人——上海兴贸玉米发展有限公司与安徽省根源光大节能建材有限公司等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终684号
8.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作为股东不能对国有公司与他人纠纷案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邯郸市粮食局与武汉润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案号：（2015）民申字第958号
9.对另案当事人主张优先受偿权的财产享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兰西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终572号
10.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一旦确定，则当然优先于抵押权，抵押权人对于工程款债权人与债务人之前确认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诉讼，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所规定的第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终193号
11.当事人基于享有债权申请法院轮候查封案涉土地，但该轮候查封并不能使其在原审诉讼之前对案涉土地已经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华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终248号
12.二债权人对同一债务人的债权实现，因涉及对同一标的物折价或者拍卖价款的优先受偿顺序而产生冲突，二债权人应认定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厦门市湖里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等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申881号
13.房屋赠与完成之后，赠与人与该房屋已无直接的法律关系，赠与人不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姚贤林、白秀艳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申942号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阳江波士发时装厂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异议案的复函（[1999]执监字第167－1号 2002年3月6日）
【摘要】在被执行人波士发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时，执行法院可以执行其投资权益。但是，波士发与广信托之间就涉案房地产的开发合作仅有合作开发协议，没有成立开发该项目的公司或者其他形式的合作开发房地产的企业，尚无投资权益依附的民事主体，且波士发在履约之初交付定金后，双方是否继续履行合作协议，是否形成投资权益，该定金应如何处理，以及该合作协议的效力如何，出现的民事责任是违约责任还是过错责任等问题，应当通过诉讼等途径解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认定波士发支付的1200万元定金为投资权益，并裁定予以抵债1392万元，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纠正。
摘要2：【要旨】被执行人与他人没有成立投资主体，仅以内部合同形式进行合作而产生的合同权利不是投资权益，法院不应对此强制执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140号
【裁判要旨】股东抽逃出资纠纷可由当事人约定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只要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当事人就可以约定。《民事诉讼法》第33条明确规定了专属管辖的三种情形，并不包括股东抽逃出资纠纷。因此，抽逃出资实质系出资不到位，其构成违约行为，当事人约定的管辖约定条款有效。
【裁判摘要1】关于本案是否应当适用约定管辖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本案的股东抽逃出资纠纷当事人能否约定管辖。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只要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当事人就可以约定。《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了专属管辖的三种情形，并不包括本案的股东抽逃出资纠纷。因此，本案当事人约定的“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协商解决。如各方在争议发生后的30天内协商未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国民信托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的条款有效。
摘要2：【裁判摘要2】《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是关于公司诉讼的规定。该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确定管辖。”这样规定的理论依据是，在公司作为被告的情况下，当然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这与原告就被告的一般管辖规定并无特别之处，否则《民事诉讼法》也就没有专门规定第二十六条之必要。《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规定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在公司作为原告，被告是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管等的情况下，如果案件由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到公司住所地调阅有关资料，可能不便利，因此，为了方便诉讼、提高诉讼效率，《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做了上述规定。从以上分析可知，适用前述两条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公司要么是被告，要么是原告。在公司为第三人的情况下，除非是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提起的股东代表诉讼，否则不具有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前提。本案中，新里程公司既不是被告，也不是原告，而只是第三人，且本案又不是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提起的股东代表诉讼，因此，本案不能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上述两条规定中也没有规定股东抽逃出资案件由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一审法院通过关于股东出资纠纷“原则上以《民事诉讼法》中管辖的相关规定为基础，但应综合考虑公司所在地等因素来确定管辖法院”的论述，认为本案的目标公司即本案的第三人新里程公司在西安，就认为本案应由其管辖的理由，系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运用。按照一审法院的观点，股东出资纠纷的管辖权如何确定，只需考虑公司所在地这一唯一因素，而不适用《民事诉讼法》中管辖的相关规定，这显然曲解了《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按照一审法院的理由，实际上股东出资纠纷案件的管辖权如何确定没有原则，只有例外，其论述自相矛盾。一审法院的说理中，“本案系股东出资纠纷，原则上以《民事诉讼法》中管辖的相关规定为基础”，但是却没有明确列举是有关管辖的哪条或者是哪几条规定，也属于说理不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