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公司股权执行案的复函（[2001]执协字第16号 2001年4月13日）
【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在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法人企业的投资权益或股权的，只要依法向相关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法人企业送达了冻结被执行人投资权益或股权的法律文书，即为合法有效。
【要旨】冻结被执行在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法人企业的投资权益和股权，只要依法向相关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法人企业送达了冻结被执行人投资权益或股权的法律文书即为合法有效。
摘要2：
摘要1：投资款返还纠纷
摘要2：【注解】合伙返还投资款条件。——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785号
摘要1：隐名投资，是指一方实际认购出资，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其他工商登记材料记载的投资人却为他人的法律现象。
【注解】（１）应认定名义股东就是真正股东（《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２２条、《外商投资企业规定（一）》第１４条均不承认隐名投资中实际出资人的股东地位）；（２）虽然实际出资人可根据有效合同向名义股东主张投资权益，但无权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３）实际出资人也可以根据有效的合同约定请求名义股东将股东转让给实际出资人，但必须符合股权转让的条件。
【理解与适用】我们认为，在涉及金融机构的股权代持案件中，如果借名人通过借名投资人股金融机构的目的是控制金融机构，即有证据证明借名人参与了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或者对出名人就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作出了明确指示，则可以考虑以影响金融安全为由否定借名投资协议的效力;如果借名投资的目的仅是参与利润分配，没有证据证明借名人参与了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或者对出名人就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作出了明确指示，就不能简单地以危及金融安全为由认定借名投资协议无效。——《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３年１２月第１版，第２１７页。
摘要2：【解读１】《股权代持协议》应写明以下条款：（１）写明出资（最好直接从隐名股东账户直接支付到公司出资账户）；（２）写明隐名股东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３）写明在委托持股期间，隐名股东有权将相关股东权益转移到自己或者自己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４）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签署行使表决权的《授权委托书》；（５）写明显名股东承诺将其未来收到的全部投资权益全部转交给隐名股东；（６）约定隐名股东有权随时解除代持股协议；（７）可以约定代持股权的报酬等内容。
【解读２】股东知情权行使的主体是股东，隐名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权利应当通过显名股东来主张，隐名股东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知情权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0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4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4年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07次会议《关于修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修正 2014年2月20日发布 法释[2014]2号）
【备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
六、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1.将第二条修改为：
“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将第七条修改为：
“出资人以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当事人之间对于出资行为效力产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予以认定。
以贪污、受贿、侵占、挪用等违法犯罪所得的货币出资后取得股权的，对违法犯罪行为予以追究、处罚时，应当采取拍卖或者变卖的方式处置其股权。”
3.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
“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
“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2： 5.将第二十七条修改为：
“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原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受让股东损失，受让股东请求原股东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有过错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股东对于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也有过错的，可以适当减轻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的责任。”
摘要1：股权、投资权益执行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78号
【提示】当事人（实际出资人）以自己的意思处分冒名登记在他人名下的股权，其处分行为有效。
【裁判要旨1】因许××１、许××２将身份证复印件借给涂××时，二人并没有与涂××共同设立开明房产公司的意思表示，涂××亦没有与二人共同设立公司的意思表示，因此，涂××向许××１、许××２隐瞒借用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目的，并暗中将开明房产公司的部分股权登记在许××１、许××２下，系冒名出资行为。因被冒名的股东名下股权的实际权益人系涂××，涂××以自己的意思处分其事前暗中登记在他人名下的股权，系实际出资人处分自己投资权益的行为，该行为虽可能损害他人姓名权，但没有损害被冒名者的股东权益，故其处分行为应认定有效，受让人舒×的股东资格应予确认。
【裁判规则】行为人借用他人身份证复印件冒名出资并嗣后暗中转让被冒名人名下股权，系实际出资人处分自己投资权益的行为，该行为虽可能损害他人姓名权，但未损害被冒名者的股东权益，故其处分行为应认定有效。
摘要2：【裁判要旨2】实际出资人冒用他人身份证，将公司的部分股权登记在他人名下，系冒名出资行为。由于被冒名人未做出成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向公司履行过任何出资义务，也没有参与过公司经营方针或投资计划的决定，因此不应认定为公司的股东。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以自己的意思处分其事前暗中登记在他人名下的股权，系实际出资人处分自己投资权益的行为，该行为没有损害被冒名者的股东权益，故其处分行为应认定有效,对受让人股东资格应予确认。
【解读１】当事人以自己的意思处分冒名登记在他人名下的股权其处分行为有效。
【解读２】被冒名的当事人实质上并不是公司的股东，应认定实际出资人取得股东资格，实际出资人处分冒名登记在他人名下的股权并没有实质上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相关股权转让合同自然不应因此而认定无效。
摘要1：【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在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法人企业的投资权益或股权的，只要依法向相关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法人企业送达了冻结被执行人投资权益或股权的法律文书，即为合法有效。因此，本案中上海二中院、四川眉山中院实施的冻结重汽公司股权的措施是合法有效的。天津一中院、北京二中院关于既向联合公司送达冻结股权的法律文书，又到工商管理机关进行登记才发生冻结效力的主张，并无法律规定，故不能否定上海二中院、四川眉山中院冻结股权的效力。天津一中院、北京二中院冻结股权的措施，实际上是在重汽公司已无股权可供执行的情况下进行的，当属无效，应当解除。两院可依法执行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此外，厦门中院关于重汽公司不承担有关民事责任的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应当解除该院在审判过程中对重汽公司股权冻结的保全措施。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
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该合同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有效。实际出资人有权依约主张确认投资权益归属。如实际出资人要求变更股东登记名册，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有关规定。
人民法院在审理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中，以在所涉公司办公场所张贴通知并向其他股东邮寄通知的方式，要求其他股东提供书面回复意见，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表示同意股权转让的，应当认定该股权转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名义出资人应依约为实际出资人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摘要2：【问题】隐名出资人能否直接依出资协议请求确认股东资格？
【提示】隐名出资人依出资协议请求确认股东资格须经公司过半数股东同意。
【裁判要旨】
①如果其他股东（和、或公司）事先知晓某个、某些主体对公司进行出资但不在相应法律文书上记载其姓名、名称的，只要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该承认并保护该隐名股东的合法权益：
A.属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相互转让股权的情形；
B.无须其他股东同意，直接由公司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即可。
②如果隐名股东不为公司所知晓，则隐名股东要求变更登记为显名股东，相当于外部人受让股东的股权，应根据《公司法》第72条第2款的规定履行相应程序，并由公司而非其他股东履行股东变更登记义务。
【裁判意见】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的出资协议如无违反合同法第52条之情形，应属有效，实际出资人可依协议向名义出资人主张投资权益；但实际出资人诉请确认股东资格的，需以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为条件。①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因隐名投资的约定而形成的是合同关系，适用合同法律关系予以调整；②依照私法自治和契约必须遵守原则，实际出资人可以依协议主张名义出资人转交股息、其他财产权益，此乃合同效力的体现；③隐名股东意图取得股东身份时，其与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的关系属于外部关系，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订立的隐名出资协议不得对抗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予支持。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攀枝花市国债服务部与重庆市涪陵财政国债服务部证券回购纠纷执行请示的复函（2003年6月9日 [2003]执他字第7号）
【摘要】根据《公司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经营公司)对其持有的“长丰通信”国家股股票享有全部的财产权。被执行人重庆涪陵区财政局虽然投资开办了经营公司，并占有其100％的股权，但其无权直接支配经营公司的资产，其权力只能通过处分其股权或者收取投资权益来实现。因此，执行法院只能执行涪陵区财政局在经营公司的股权或投资权益，而不能直接执行经营公司所有的股票。
摘要2：【要旨】人民法院只能执行被执行人在其投资开办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或投资权益），而不能直接执行该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股票。
【备注】《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2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中持有的股份凭证（股票），人民法院可以扣押，并强制被执行人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转让，也可以直接采取拍卖、变卖的方式进行处分，或直接将股票抵偿给债权人，用于清偿被执行人的债务。”该规定指的是“被执行人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中持有”股份，而非“被执行人投资开办的公司所持有”的股份。
摘要1：——法院对盈余分配的审理范围
【案号】一审判决书：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04）西民二初字第15号；二审判决书：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青民二终字第19号
【裁判观点】盈利分配虽然是股东的本质性权利，但是有可能被股东因其利己性强行无理地进行分配，从而害及公司的资本充实，侵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分配股利首先应有盈余，即从资产负债表的净资产额扣除资本额、股利分配时为止已储备的法定公积金、股利分配时为止应提取的任意公积金以及当期利益应课的法人税之后的剩余金额。在证据审查上，必须有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规定的依法经过审查验证的财务报表和利润分配计划，以防止股东以分配利润为名抽逃资本金，违反资本维持原则。股东根据《公司法》规定，通过召开定期的会议或临时会议，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要使股东可享有的利润处于确定状态，使股东的抽象层面的盈利分配请求权转化为具体层面的股利分配给付请求权，股东才能行使请求权。因此，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通过，法院不能直接判决对公司盈余的分配。
【裁判规则】法院以司法鉴定结论及报表数据判定公司向股东分配盈余超出其审理范围。
摘要2：【裁判摘要】
①公司的股东依《公司法》规定有权查阅公司历年财务报告，这是法律赋予公司股东的一项重要权利。从查明的事实看，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或以其他形式将公司财务报告提交供股东查阅。司法鉴定是双方产生纠纷后采取的一种专家认证，但并不能因此剥夺股东按照《公司法》规定的形式行使知情权。
②股利分配虽然是股东的本质性权利，但股利的分配首先应有盈余。盈余分配权的行使是提供证据能够证明或经法定程序获取证据以确定公司有可供分配的利润；公司即使有可供分配的利润也应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对利润分配方案经股东大会讨论通过，使股东可享有的利润处于确定状态后，股东才能行使请求权。公司在从事商事活动中具有充分的自由和自治，股利的分配也是公司自治的范围，股东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在对股利分配方案未作出决议时法院直接判决对盈余进行分配有悖公司自治、维持公司资本充实、保护债权人利益等原则。原审法院以公司未按照《公司法》运行，分析未产生利润的原因，且以公司向有关部门上报的报表数据来说明上诉人的经营状况，进而判定分配盈余已超出本案审理范围。直接判决分配利润实属不当，应予纠正。
③同一诉讼程序中，股东基于其享有公司的投资权益向公司主张股东知情权和盈余分配请求权两个诉讼请求，应视为诉的客观合并。从便于诉讼的原则出发，法院一并审理可减少诉讼成本，对此法律并不禁止。
【权威收录】国家法官学院《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6年商事审判案例卷
摘要1：隐名股东是和显名股东相对的概念，其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过程中，出于某种原因，实际出资设立公司或实际出资受让他人股权，但其股东身份未被工商文件登记记载的情形，即为隐名投资行为。现行《公司法》并未规定隐名股东的概念，以致是否保护及如何保护隐名投资行为和隐名股东权益不明确，为此，审判实践中一般根据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的原则，判断出资者是否是实质意义上的股东。
摘要2：
摘要1：——台商投资内地个体医疗诊所的法律效力
【案号】（2011）厦民初字第165号
【提示】台商为隐名投资内地个体诊所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
【裁判要旨】2006年以来，大陆在医疗领域的惠台措施不断出台，台商纷纷投资大陆医疗机构。但投资医院的门槛较高，许多台商大多以隐名投资者身份进入个体诊所或门诊部。随着投资项目的增加，纠纷接踵而至。本案是关于转让医疗门诊部的纠纷，转让合同是否因违反投资导向而无效就成为本案争议焦点。从投资导向角度看，《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附件四《服务贸易早期收获部门及开放措施》签署后，厦门的地方法规规定台商可以投资医疗机构。从工商变更登记角度看，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可以变更，医疗门诊部的法定代表人也可以变更，投资权益理应可以转让。从隐名投资角度分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外商投资所签订的隐名投资协议是有效的，除非违反投资导向、违反效力性强制规范。
摘要2：无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其正在被执行的独资开办的企业能否追加该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问题的复函（[2002]执他字第2号 2003年7月30日）
【摘要】
一、中国四川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公司)转让北海中川国际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北海公司)的股权，收取受让人支付的对价款不属抽逃北海公司的注册资金，即不能以抽逃资金为由追加四川公司为广西城乡房地产开发北海公司申请执行北海公司一案的被执行人。
二、四川公司转让北海公司股权的行为，是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合法转让的行为。因该转让既不改变北海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也未造成北海公司资产的减少；且四川公司转让北海公司而获益的1000万元，是四川公司通过转让股权获得的对价款，该对价款也不是四川公司在北海公司获得的投资权益或投资收益；至于四川公司与北海公司的并表财务报告等，并不表明四川公司对北海公司的债权债务有继受关系或者属法人格滥用行为。因此，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追加四川公司为被执行人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摘要2：【解读】（１）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其正在被执行的独资开办的企业，系股权转让行为，不应认定为抽逃企业资金的行为，不应追加该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２）股份有限公司将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债权、债务情况公布在其上市公告书及年度报告中，是一种财务上的并表关系，并不能因此认定该企业集团承担了子公司的债权债务。
【注解】合法转让股权不得不变更、追加执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四终字第20号
【提示】作为实际投资人的外商投资企业请求确认股东资格应以合法的投资行为为前提，否则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关系是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前者因合法的投资行为而形成，后者则因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行为形成，保监会的上述规章仅仅是对外资股东持股比例所做的限制，而非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进行限制。因此，实际出资人不能以存在合法的委托投资关系为由主张股东地位，受托人也不能以存在持股比例限制为由否定委托投资协议的效力。本案中，博智公司（外商）与鸿元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及托管协议》、《协议书》，不仅包括双方当事人关于委托投资的约定，还包括当事人之间关于股权归属以及股权托管的约定。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约定，鸿元公司的前身亚创公司系代博智公司持有股权而非自己享有股权。虽然上述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由于股权归属关系应根据合法的投资行为依法律确定，不能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因此，尽管当事人约定双方之间的关系是股权代持关系，也不能据此认定双方之间的关系属股权代持关系，而应认定双方之间系委托投资合同关系。
【要旨】境外主体委托境内主体以境内主体的名义投资保险公司不能认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而否定其效力。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关系是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前者因合法的投资行为而形成，后者则因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行为形成，保监会的相关规章仅仅是对外资股东持股比例所作的限制，而非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进行规制，因此，实际出资人不能以存在合法的委托投资关系为由主张股东地位，受托人也不能以存在持股比例限制为由否定委托投资协议的效力。
摘要2：【解读1】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存在着委托投资法律关系。
【解读2】实际出资人不能仅以存在委托投资关系为由主张股东地位—— 本案中，博智公司与鸿元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及托管协议》、《协议书》，不仅包括双方当事人关于委托投资的约定，还包括当事人之间关于股权归属以及股权托管的约定。根据双方当事人关于股权归属以及股权托管的约定，鸿元公司的前身亚创公司系代博智公司持有股权而非自己享有股权。虽然上述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由于股权归属关系应根据合法的投资行为依法律确定，不能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因此，尽管当事人约定双方之间的关系是股权代持关系，也不能据此认定双方之间的关系属股权代持关系，而应认定双方之间系委托投资合同关系。一审判决未能区分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关系，仅以双方签订的《委托投资及托管协议》及《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认定上述协议均有效，并据此认定博智公司作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享有所有者投资权益，而鸿元公司作为名义股东，系依约代博智公司行使股权，属法律适用错误，也与鸿元公司一直以股东身份行使股权及相关权益的事实不符，应予纠正。
【解读3】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属委托投资合同关系，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合同关系是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前者因合法的投资行为而形成，后者则因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行为形成。即享有股东资格的仅是记载于股东名册中的名义股东，而实际投资人并非公司的股东，只能依据合同来处理其与名义股东间的关系。
【解读４】双方未约定利益分配，实际投资者请求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向其交付从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收益的，应予支持。
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甘民二终字第106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王××与齐××签订《合伙协议》约定，齐××认购的威龙公司的原始股100万元，由齐××与王××合伙共享，原始股100万元由齐××出资40万元，王××出资60万元，且依协议约定比例王××与齐××双方分享投资权益。虽一、二审期间威龙公司均否认收到过王××的出资，仅认可收到齐××的出资，但齐××本人认可王××通过其向威龙公司出资85万元，且王××在齐××退股后确已分得三套房屋作为其与齐××之间的股权分红，由此可确认王××向威龙公司实际出资85万元的事实。在威龙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中均记载齐××为威龙公司股东，而非王××，且依据王××提供的证据未能证实在公司实际经营中，系其本人行使了参与公司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等股东权利，实际是由齐××作为威龙公司股东代其行使了以上股东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精神，王××作为威龙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其投资权益仅能依双方的《合伙协议》向齐××主张。现王××要求以股东身份向公司主张股权收益，已突破双方协议范围，此种情形下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关于“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规定，王明亮作为实际出资人以威龙公司股东身份向公司主张权利，应经威龙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其成为公司股东，而王明亮二审期间申请出庭作证的贾**的当庭陈述及苏**、田**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威龙公司过半数以上股东同意王明亮成为威龙公司的股东，且无其它证据相印证，因此王明亮虽为威龙公司实际出资人，但非威龙公司的股东，故不能向威龙公司主张股权收益。王明亮主张其系威龙公司股东，请求威龙公司支付股权收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最高法院处理意见】最高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公司法》第4条第2款规定：“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经营公司）对其持有的“长丰通信”国家股股票享有全部的财产权。被执行人重庆涪陵区财政局虽然投资开办了经营公司，并占有其100％的股权，但其无权直接支配经营公司的资产，其权力只能通过处分其股权或者收取投资权益来实现。因此，执行法院只能执行涪陵区财政局在经营公司的股权或投资权益，而不能直接执行经营公司所有的股票。
摘要2：
摘要1：【摘要】
第一、司法判决有权重新认定和改变企业工商登记性质。司法实践已经认可下列裁判思维：即当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发生变更而需要确认新的投资权益主体时，并不以工商公示登记为唯一要件。
第二、“合伙人会议决议”之类的法律文件是管理、运营合伙企业的基础性依据；同时也是处置企业工商登记性质与司法判决冲突的基本依据。合伙人作出的一系列决议或协议安排是处理各方实体权利的基础性依据。
第三，在司法确认判决作出后但尚未完成“转制”工商登记前，并不否认合伙人在形式上系“个人独资”企业中的合伙人地位。
第四、合同文本中的签约主体与实际权利主体分离时，实际权利人可以具有“利害关系”为由而成为诉讼主体及实体权益承受人。
第五、企业投资人的确认一般应当以工商公示登记来判定，但形成表见代理和表见代表法律关系的企业实际控制人可以成为合法的处分权主体。
第六、关于经营利润的确认与证据规则的合理运用问题。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申字第416号
【提示】双方约定转让的标的名为企业资产，实为投资者权益，不属于不动产，不应适用专属管辖。
【裁判要旨】以企业资产为名转让投资权益的不应适用专属管辖。
【裁判规则】根据侯某某与陈国健签订的煤矿转让合同的内容，双方约定转让的标的为永兴煤矿的资产及企业名下的所有权益，从形式上看是永兴煤矿转让其企业资产，但实际为永兴煤矿的出资人新汶公司转让其在永兴煤矿享有的投资者权益，转让标的不属于不动产，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的规定。因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有管辖条款，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关于协议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
摘要2：无
摘要1：股权因其固有的财产性、自益性与共益性以及可转让性的基本特征而日益成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对象。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嫌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提到的可以通过对败诉的港澳当事人在内地技资的企业中享有的“投资权益”进行转让的方式偿还债务是我国股权强制执行的法律雏形，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则首次明确地把股权列为强制执行的标的，为强制执行股权提供了较为规范化，可操作化的司法解释依据。
摘要2：
摘要1：【内容提要】在执行工作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企业或单位没有偿还债务的资金能力，也没有厂房、设备、土地等不动产，但这些企业有购买其他公司的股票、债券，或在适应市场竞争过程中盲目投资，与其他单位企业成立新的经济实体，享有一定份额的股权，这些被执行人在现实执行中没有任何有形财产可供执行，但其所持有的股票、债券等“票面权利”也是其所有财产的一部分，为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被执行人所有拥有的股票、债券等投资权益财产权，应当成为法院执行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强制执行问题阐述一己之见。
摘要2：
摘要1：(执行被执行人投资收益)
【执行依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一中经终字第1163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法院可以冻结被执行人在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法人企业中的投资权益、股权，并通知有关企业不得办理被冻结投资权益、股权的转移手续，不得向被执行人支付股息、红利，被执行也不得自行转让。
摘要2：
摘要1：【要旨｜已被修改】人民法院仅向公司送达冻结被执行人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法律文书合法有效，发生股权冻结的法律效力，但无法防止被冻结股权的变更登记、出质登记等权利处分行为。
【解读｜已被修改】（１）仅向工商局送达冻结股权的裁定不产生冻结的法律效力；（２）仅向被执行人股权所在的有限责任公司送达冻结股权的法律文书产生冻结效力，但无法防止股权变更；（３）冻结股权的裁定需同时送达公司和工商局才能产生冻结效力和防止股权变更。
【注解１】冻结被执行人持有的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应以被执行人股权所在市场主体为协助执行人，法院向股权所在市场主体送达冻结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构成有效冻结。
【注解２】（１）《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３８条第２款规定“冻结投资权益或股权的，应当通知有关企业不得办理被冻结投资权益或股权的转移手续，不得向被执行人支付股息或红利。被冻结的投资权益或股权，被执行人不得自行转让。”（２）《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第１１条明确了冻结被执行人股权可以不再向有关企业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而是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助办理。
摘要2：【最新】（1）股东冻结自登记机关公示系统公示时生效，非向股权所在公司送达冻结裁定时生效；（2）冻结被执行人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仅向公司送达冻结股权法律文书不发生冻结效力——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权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的股权，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送达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股权冻结自在公示系统公示时发生法律效力。多个人民法院冻结同一股权的，以在公示系统先办理公示的为在先冻结。”/“依照前款规定冻结被执行人股权的，应当及时向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送达裁定书，并将股权冻结情况书面通知股权所在公司。”
Ａ．股权冻结生效时间：自在公司登记机关公示系统公示时发生法律效力；
Ｂ．执行法院应当及时向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送达裁定书，并将股权冻结情况书面通知股权所在公司；
Ｃ．执行法院仅向公司送达冻结股权法律文书不发生冻结效力。
【注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否系非上市股份公司非发起人股东登记机关？法院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助冻结非上市公司非发起人股权是否发生冻结效力？——（１）根据《公司法》第８１条、第９２条、第１３０条规定，非上市公司非发起人股东不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范围内，法律没有要求股份公司非发起人股东应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登记（只需记载于股东名册即可）；（２）根据《公司法》第１２９条第２款、第１３９条第１款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是股份公司非发起人股东的变更登记机关，只需公司将受让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即完成变更登记；（３）根据《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３７条规定，执行被执行人在非上市公司股权时应当直接扣押其股票。——结论：（１）非上市股份公司的非发起人股东的股权不属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法定的登记事项，法院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冻结非上市股份公司的非发起人股权属于请求协助主体的错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冻结不发生冻结的效力；（２）非上市股份公司的非发起人股权受让人在交易时不负有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询受让股权权属状况的法定义务。
摘要1：问题：公司设立过程中，发起人之间能否转让投资权益？
【要旨】（１）发起人在公司设立过程中进行了实际投资，发起人之间在公司设立前相互转让股权及由此产生的收益的，该转让应认定有效；（２）发起人如向发起人之外转让出资，应当经其他发起人同意，其他发起人在等他条件下应享有优先购买权。
摘要2：【解读】公司设立过程中的投资权益可以转让，但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发起人协议的约定，依法保护其他发起人的合法权益。
【注解１】《公司法》第１４１条对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发起人股份转让的限制性规定，对公司成立前的发起人转让投资权益未作限制性规定。
【注解２】在公司设立阶段可能存在发起人以非法募集资金获利后退出的情形，但公司成立前发起人之间系合伙关系的法律性质可以阻止发起人逃避债务（合伙组织成员对其参加合伙期间形成的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即使合伙组织成员退出合伙其对外的债权责任也不因此免除）。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如何执行投资权益的答复（[2000]执他字第20号，2001年12月11日）
【摘要】即使是对被执行人在其独资开办的法人企业的投资权益的执行，也不能无视该法人企业作出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将其财产径行作为被执行人的财产予以执行。在该投资权益有可分配的收益时，可用以清偿申请人的债权，否则，只能对该投资权益进行变价，以变价款清偿申请人的债权。此外，在经当事人双方同意或者在拍卖、变卖不成，债权人愿意接受该投资权益冲抵债务的情况下，可以以该投资权益抵债。至于如何防范在对被执行人的投资权益执行的过程中，被执行人利用其对投资开办的法人企业的控制转移财产，导致该投资权益价值贬损的问题，现实情况较为复杂，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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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阳江波士发时装厂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异议案的复函（[1999]执监字第167－1号 2002年3月6日）
【摘要】在被执行人波士发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时，执行法院可以执行其投资权益。但是，波士发与广信托之间就涉案房地产的开发合作仅有合作开发协议，没有成立开发该项目的公司或者其他形式的合作开发房地产的企业，尚无投资权益依附的民事主体，且波士发在履约之初交付定金后，双方是否继续履行合作协议，是否形成投资权益，该定金应如何处理，以及该合作协议的效力如何，出现的民事责任是违约责任还是过错责任等问题，应当通过诉讼等途径解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认定波士发支付的1200万元定金为投资权益，并裁定予以抵债1392万元，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纠正。
摘要2：【要旨】被执行人与他人没有成立投资主体，仅以内部合同形式进行合作而产生的合同权利不是投资权益，法院不应对此强制执行。
摘要1：【案号】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鄂荆州中民四初字第00016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陈某某履行了出资义务，一直对通洋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占公司80%股权的股东方某某明知陈某某实际出资于公司、与周某某之间存在代持股协议的事实，且认可并同意陈某某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承认其享有公司股权，陈某某要求确认其通洋公司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符合前述规定，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摘要2：【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鄂民二终字第00158号
【摘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关于“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权归属争议，属公司内部纠纷，应根据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原则进行处理。就股东资格确认而言，依据上述规定，应采实质性要件而非形式要件，即以审查隐名出资协议和实际出资人出资的事实为主而不以工商登记等对外公示的事实为准。陈某某与周某某虽无书面隐名投资协议，但有证人证言证明双方之间有关于陈某某出资为实际股东、周某某显名为名义股东的口头约定，可以认定陈某某与周某某之间存在隐名投资协议。退而言之，即便没有口头约定，结合陈某某实际支付注册资金而周某某没有支付注册资金的证据、陈某某参与公司管理而周某某被雇佣打理公司事务从陈某某处领取工资、周某某投入公司资金转化为借款并以房产抵偿的事实，亦可以作出双方存在隐名出资合意的实质性判断。因此，基于本案实际存在隐名出资协议及陈某某作为实际出资人交纳注册资金的事实，在通洋公司及另一股东方远征无异议的情况下，应当确认陈某某在通洋公司的股东身份。周某某以工商登记等对外公示的记载资料为依据进行抗辩，仅能对公司以外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并不能在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中形成权利外观以确认其股东资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93号
【裁判摘要】判断投资权益转让价格是否合理，需要将受让人支付的对价与债务人对被投资企业的权益以及市场交易价格相比较——据隧道公司与华南（香港）公司1996年3月16日签订的合作合同，华南路桥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及路桥项目总投资人民币2.59亿元均由华南（香港）公司投入。隧道公司以特许专营权不作价投入。隧道公司按合同约定从华南路桥公司获取利润，并非依据固定比例的股份分红，合同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接近20%，且2002年8月9日隧道公司认缴金额占当时注册资本总额20%，综合华南路桥公司的性质，国富公司主张的20%股权应当表述为投资权益更为妥当。原判决依据在案证据，认定园林中心承担债务的行为可以视为支付了人民币1481.7万元的转让对价，有较充分的依据。该问题的关键是，该人民币1481.7万元是否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可见，判断价格是否合理，需要将前述园林中心支付的对价人民币1481.7万元与隧道公司对华南路桥公司的权益，以及市场交易价格相比较。原审查明，2002年8月9日华南路桥公司申请增资，隧道公司认缴人民币9878万元，截至2004年10月31日，隧道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1481.7万元，截至2005年12月28日隧道公司对华南路桥公司投入为人民币4939万元。暂不论特许经营权的特殊价值，仅以隧道公司累计投入人民币4939万元与视为支付转让对价的人民币1481.7万元相比，已明显不合理。此外，参考2007年麦格理国际基础设施基金有限公司间接收购华南路桥公司81%股权权益时支付对价为人民币39.57亿元（对国富公司在广东高院再审时主张的收购价格，其他各方均无异议），可以推算隧道公司的投资权益价值数亿元。因此，2004年园林中心以人民币1481.7万元受让隧道公司在华南路桥公司投资权益的行为已符合“明显不合理低价”情形。
摘要2：【摘要１】市政园林局既作为行政管理机关负责市政园林方面的行政管理工作，又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履行出资人的职责。隧道公司转让股权是执行出资人的决定，而非执行行政决定。广东高院再审认定隧道公司根据市政园林局的决定转让华南路桥公司投资权益的行为属于民事行为，应受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纠正了二审判决关于案涉股权转让性质为国有企业执行行政机关行政指令的认定，是正确的。
【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或者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可见，予以撤销的债务人行为有三种，即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及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园林中心主张其没有恶意，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并没有将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作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之一。本案无需对债务人隧道公司与第三人园林中心是否存在主观恶意进行评判，而应当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审理：1.国富公司所持债权是否合法有效；2.隧道公司向园林中心转让华南路桥公司投资权益是否为无偿或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3.该转让行为是否对国富公司造成损害。
【解读１】应予撤销的债务人行为有三种：（１）放弃到期债权；（２）无偿转让财产；（３）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解读２】《合同法》第７４条并没有将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作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之一，无需对债务人与第三人是否存在主观恶意进行评判。
【解读３】债权人撤销权应当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审理：（１）债权是否合法有效；（２）是否为无偿或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３）该转让行为是否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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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一中执异字第432号
【裁判摘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请求撤销拍卖，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机构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当事人或者其他竞买人利益的；（二）买受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竞买资格的；（三）违法限制竞买人参加竞买或者对不同的竞买人规定不同竞买条件的；（四）未按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拍卖标的物进行公告的；（五）其他严重违反拍卖程序且损害当事人或者竞买人利益的情形。首先，本次拍卖的投资权益是依法对集体所有制企业投资所形成的权利和收益。而集体所有制企业是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实行共同劳动、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且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应当占主导地位，一般情况下应不低于51％，特殊情况经过原审批部门批准，可以适当降低。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范围内亦有权吸收职工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个人集资入股。本案中，怀思堂与同力公司均系集体所有制企业，基于同力公司企业性质的原因，其持有怀思堂的全部投资权益及收益不违反相关法律关于向集体所有制企业投资入股的限制性规定。新元公司系自然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相关法律、法规虽然允许其他企业向集体所有制企业投资入股，但在未经原审批部门批准的情形下，不应违反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占主导地位的限制性规定，故新元公司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购买同力公司持有的怀思堂全部投资权益及收益的主体资格。其次，拍卖过程中应按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拍卖标的物进行公告。公告是否符合规定应当从公告的时间、形式、范围及内容等方面予以审查。其中，公告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从公告是否对拍卖标的物存在物理或权利上的瑕疵予以明示等方面审查。本案中，拍卖机构在拍卖同力公司持有的怀思堂投资权益及收益过程中未就同力公司和怀思堂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性质及其他主体向集体所有制企业投资应遵守的法律、法规予以明示，故存在未按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拍卖标的物进行公告的情形。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高执复字第75号
【摘要】买受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竞买资格，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请求撤销拍卖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条例》第四条之规定，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是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实行共同劳动、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前款所称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应当符合下列中任一项的规定：（一）本集体企业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二）集体企业的联合经济组织范围内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三）投资主体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集体企业，其中前（一）、（二）项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应当占主导地位。本项所称主导地位，是指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占企业全部财产的比例，一般情况下应不低于51％，特殊情况经过原审批部门批准，可以适当降低。本案中，执行法院拍卖的是同力公司持有的怀思堂的全部投资权益，同力公司与怀思堂均系集体所有制企业。竞买人新元公司作为自然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虽然允许其向集体所有制企业投资入股，但在未经原审批部门批准的情形下，不应违反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占主导地位的限制性规定。因此，新元公司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购买同力公司持有的怀思堂全部投资权益的主体资格。司法拍卖应当按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公告。对于拍卖公告，执行法院应当从公告的时间、形式、范围及内容等方面进行审查。其中，公告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从公告是否对拍卖标的物的瑕疵予以明示等方面进行审查。本案中，拍卖机构在拍卖同力公司持有的怀思堂投资权益的过程中，未就同力公司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性质以及其他主体向集体所有制企业怀思堂投资应遵守的法律、行政法规予以明示，属于未按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拍卖标的物状况进行如实公告的情形。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运城中院是否为案涉股权首先冻结法院，能否对案涉股权采取评估拍卖措施的问题。《规范与协助执行通知》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冻结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时，应当向被执行人及其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所在市场主体送达冻结裁定，并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助公示。”人民法院要求协助公示冻结股权，向被冻结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所在市场主体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送达执行协助通知书而协助通知书对冻结期限要求不一致的情况下，运城中院对案涉股权的冻结期限应以在工商登记部门的公示为准。故山西高院认为运城中院系案涉股权的首先冻结法院、有权对案涉股权进行评估拍卖，符合法律规定。李五峰关于运城中院非案涉股权的首先冻结法院、无权对案涉股权进行评估拍卖的申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
11.人民法院冻结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时，应当向被执行人及其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所在市场主体送达冻结裁定，并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助公示。
人民法院要求协助公示冻结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时，执行人员应当出示工作证或者执行公务证，向被冻结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所在市场主体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送达执行裁定书、协助公示通知书和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
协助公示通知书应当载明被执行人姓名（名称），执行依据，被冻结的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所在市场主体的姓名（名称），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数额，冻结期限，人民法院经办人员的姓名和电话等内容。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在收到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