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公司股东会决议向股东发放巨额补偿款是否有效？
摘要1：【要旨】公司股东会决议发放股东巨额补偿款，公司并无实际补偿事由，且无法明确款项来源于利润的情况下，违反公司利润分配的强制性规定，也超出福利的一般数额标准（福利的对象为全体员工而非股东），属于变相分配公司资产，对该股东会决议应依法认定为无效。公司以支付股东巨额补偿款形式达到变相分配公司资产的目的，该股东会决议无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12号（１）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12号
【裁判规则】公证债权文书部分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部分与整个文书可分，裁定该部分内不予执行；该部分内容与整个文书不可分，裁定全部不予执行。
【裁判摘要】案涉借款合同所约定利息，确已超出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标准。银盛公司据此认为，公证文书已违反强制性规定，即使金炳兴放弃超出四倍利率部分，仍应当整体不予执行。关于公证文书部分内容具有不予执行情形如何处理，现行立法与司法解释并未直接规定，需要按照相关法律精神与类比制度加以阐释解决。本院认为，如果因公证文书部分内容具有不予执行情形而整体不予执行，对债权人而言显失公平，也不利于维护公证文书效力的稳定性。因此，在公证文书所涉给付内容能够区分执行的情况下，如部分内容具有不予执行情形，则应当仅对该部分不予执行，而对其余部分准许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七十七条，对于仲裁裁决部分内容具有撤销或不予执行情形的处理规则，亦体现了上述法律精神，公证文书的司法审查应当加以参照。本案中，申请执行人金炳兴已放弃超出四倍利率部分的执行，无锡中院亦仅按照四倍利率予以执行，这种执行方式既公平保护债权人权益、合理维护公证文书效力，又避免银盛公司合法权益遭受实际损害。
摘要2：【摘要】关于案涉股权评估价格是否严重低于实际价值。执行程序中，对执行财产的评估应当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对于当事人对评估报告所提出异议，人民法院主要审查评估机构、人员资质以及评估程序是否严重违法。案涉评估报告系由专业审计机构、评估机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作出，所采用成本法属于资产评估通行方法，银盛公司所提出遗漏公司资产问题已由审计、评估机构作出合理解释，本案评估程序并不存在严重违法情形，评估价格应予认可。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09民终1222号
摘要1：【案号】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09民终122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和勤勉义务。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侵占公司财产”。陈某某既是本案伯特利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又是该公司的股东。其在未经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以伯特利公司名义与林某某签订《债务承受协议书》，将其个人借款债务转移至公司名下，且陈某某在该《债务承受协议书》签订前，已将公司股权转让给李某某、谢某某等人。公司直接对外承担债务而不能获得经营利益，不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如该种负担行为如未经股东会同意，该协议书得以履行，将使公司资产大为减损，从而严重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林春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应当知道该上述债务转移行为不合理性，其主观上并非善意，不应属于《合同法》第五十条保护的善意相对人。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应认定本案《债务承受协议书》无效，林某某依据该《债务承受协议书》要求伯特利公司承担债务缺乏事实依据，但其仍可在本判决生效后，向原债务人陈某某主张转让给伯特利公司的债务。
摘要2：【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闽民申2242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8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82号
【裁判要旨】因披露不实而承担违约责任。
【裁判规则】合同约定的资产交割问题仅是新老股东之间对目标公司资产的交接，资产所有权仍属于公司，其性质应为股权转让合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3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34号
【提示】股东事先约定股权回购价款，后公司资产发生重大变化可否要求调整价款？
【要旨】事先约定股权回购价款，即便公司资产重大变化也不能要求调整价款。
【裁判要旨】在公司全体股东已事先约定股权回购款的计算方式的情况下，任何一方不得以公司资产发生变化为由主张调整股权回购价款的计算方式。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在股东之间对股权回购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有关股东请求公司以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的规定，并非能够完全脱离原出资协议约定而另行确定。
摘要2：【解读１】公司决议延长经营期限，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权公司回购股权。
【解读２】对股权收购款项的计算有明确约定，股东请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股权收购款应按约定计算。
【解读３】《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第二款规定：“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１）《公司法》第７４条第１款没有对“合理价格”的认定规定明确的标准；
（２）《公司法》第７４条第２款规定的精神看，法律是鼓励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权收购价格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
（３）既然法律允许当事人于事后进行协商确定“合理的价格”，则也应当允许以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或者股东同意的形式于事前就“合理的价格”的确定标准进行规定或者约定。
【解读４】公司决议延长经营期限，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回购股份。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26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264号
【裁判摘要】瑞尚公司主张本案所涉合同系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规避法律关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股权转让与土地使用权转让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股权是股东享有的，并由公司法或公司章程所确定的多项具体权利的综合体。股权转让后，股东对公司的权利义务全部同时移转于受让人，受让人因此成为公司股东，取得股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建设土地使用权，是权利人依法对国家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以及利用该土地建造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股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是完全不同的权利，股权转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的法律依据不同，两者不可混淆。当公司股权发生转让时，该公司的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由转让方转移到受让方，而作为公司资产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仍登记在该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的公司法人财产性质未发生改变。乘风公司所拥有资产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工业用途）、房屋所有权（厂房）、机械设备以及绿化林木等，股权转让后，乘风公司的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或者说公司的控制权已由马庆某、马松某变为瑞尚公司，但乘风公司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在内的各项有形或无形、动产或不动产等资产，并未发生权属改变。当然，公司在转让股权时，该公司的资产状况，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价值，是决定股权转让价格的重要因素。但不等于说，公司在股权转让时只要有土地使用权，该公司股权转让的性质就变成了土地使用权转让，进而认为其行为是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而无效。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乘风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依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及承担民事责任，公司股东的变更不对公司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构成影响，不论瑞尚公司购买乘风公司全部股权是为将乘风公司名下的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性质变性后进行房地产开发或是其他经营目的，均不因此而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摘要2：【摘要】由于转让股权和转让土地使用权是完全不同的行为，当股权发生转让时，目标公司并未发生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应税行为，目标公司并不需要缴纳营业税和土地增值税。如双方在履行合同中有规避纳税的行为，应向税务部门反映，由相关部门进行查处。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商再提字第00068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商再提字第00068号
【裁判要旨】“股东先以高价转让少部分份额（如1%）的股权，排除其他股东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受让人取得股东资格后，第二次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完成剩余股权转让”的操作方式剥夺了原股东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属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合同当属无效。
【裁判摘要】吴某某１与吴某某２之间的涉案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属于无效协议。吴某某１与吴某某２在7个月的时间内以极其悬殊的价格前后两次转让股权，严重损害吴某某３的利益。吴某某１与吴某某２第一次转让1%的股权价格为15万元，第二次转让59%的股权实际价格62万元（以此测算第二次股权转让价格约为每1%价格1.05万元），在公司资产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形下，价格相差达14倍以上，其目的在于规避公司法关于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从而导致吴某某３无法实际享有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即首次转让抬高价格，排除法律赋予其他股东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受让人取得股东资格后，第二次完成剩余股权转让。吴某某１在一审庭审中亦明确表示“第一次股权转让吴某某２不是公司股东，吴某某１必须考虑同等条件的优先权”，“（第一次）比后面的要价要高，目的是为了取得股东身份”。这表明吴某某１对其与吴某某２串通损害吴某某３利益的意图是认可的。如果认可上述行为的合法性，公司法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立法目的将会落空。综上，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民事主体依法行使权利，不得恶意规避法律，侵犯第三人利益。吴某某１与吴某某２之间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目的在于规避公司法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的规定，剥夺吴某某３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当属无效。吴某某３要求确认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摘要2：
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陕06民终1197号
摘要1：【案号】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陕06民终1197号
【裁判摘要】根据法律规定，主张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无效之诉的当事人应当是与股东大会决议内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司股东。现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于2004年1月2日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无效。经查明，甘泉县关家沟汽车联运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初的公司资产即11辆运油车，该车辆均是由个人出资购买，个人向上诉人处缴纳一定的管理费，故上诉人并未实际出资，仅为名义股东，由此可知，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对上诉人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上诉人作为名义股东起诉请求确认股东大会决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显名股东与公司决议内容无直接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菏商初字第27号
摘要1：【案号】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菏商初字第27号
【裁判摘要】股权转让是公司法赋予股东的一项权利，在转让时，出让人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如实向受让人告知公司资产及负债情况；受让人也应尽注意义务，了解公司资产及负债情况。在本案中，被告分两次将其持有的菏泽东泽公司100%的股权转让与原告，两次与原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均未提及菏泽东泽公司对外担保的情况，现该公司对外担保的债务已被法院的生效判决确认。被告在向菏泽东泽公司股东以外的原告转让股权时，负有向原告保证该公司不存在未披露债务的义务，此项义务无论转让合同是否约定都是存在的，这是股权转让方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菏泽东泽公司的担保对于不是股东的原告而言，仅凭注意义务是无法知晓的。菏泽东泽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被告分两次将该公司100%的股权以39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而该公司的对外担保的债务达到了376万元。被告隐瞒公司债务，则必然虚增公司现有资产价值，使转让价格脱离公司股权的实际价格，形成对原告的欺诈，侵害原告利益。另外，被告于2011年10月6日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菏泽东泽公司60%的股权转让给原告并收取了股权转让金后，又在2011年10月12日将其持有的该公司60%的股权转让给了李某某，并于同日在山东省单县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2011年12月18日，被告又将其40%股权转让给原告，被告的三次转让已明显超出了其持有的菏泽东泽公司的股权，也构成了对原告的欺诈。综合以上事实，原告主张受到欺诈的理由成立，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股权转让协议。
摘要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商终字第00034号（１）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商终字第00034号
【裁判摘要】由于公司减资减少了以公司资产承担责任的能力，直接影响到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所以我国公司法对于公司减少资本规定了比增加资本更为严格的法律程序，其目的就是在于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告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的规定，公司减资时，应当采取及时有效的方式通知债权人，以确保债权人有机会在公司责任财产减少之前作出相应的权衡并作出利益选择，公司则根据债权人的要求进行清偿或者提供担保。上述行为既是公司减资前对债权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是股东对公司减资部分免责的前提。本案保旺达公司减资时，未就减资事项以有效方式告知杰之能公司，仅在报纸上刊登公告，应认定其未依法就减资事项向债权人杰之能公司履行告知义务，损害了杰之能公司的权益。保旺达公司作出减资决议时，杰之能公司已对其提起诉讼，保旺达公司对于其所欠杰之能公司款项应为明知，其关于双方债权债务须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否则不能确定杰之能公司为其债权人，故而可以不通知杰之能公司的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益法民二终字第82号
摘要1：【案号】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益法民二终字第82号
【裁判摘要】益阳通达公司与中达银台大酒店系总公司与分公司的法律关系，中达银台大酒店作为分公司，注册资本为零，其经营性资产由总公司益阳通达公司投资并管理，其民事责任依法应由总公司益阳通达公司承担。益阳通达公司于2011年5月11日营业期限届满后，未修改公司章程使公司存续，未到工商部门办理续期，已具备法定的解散事由。在益阳通达公司营业期限届满前，益阳通达公司及所属中达银台大酒店已经歇业。4上诉人作为益阳通达公司的登记股东，在益阳通达公司及所属中达银台大酒店歇业后对益阳通达公司及其所属中达银台大酒店的所有资产负有监管义务，在公司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应依法组成清算组开始清算，对益阳通达公司及其所属中达银台大酒店的资产、债权债务等进行全面清理、处置。但4上诉人对益阳通达公司及所属中达银台大酒店的资产未尽到监管义务，在益阳通达公司及所属中达银台大酒店歇业时未妥善保管资产，在营业期限届满后根本未履行法定的清算义务，致使益阳通达公司及所属中达银台大酒店的财产流失，21被上诉人享有的经人民法院判决确认的债权无法通过执行公司财产实现。21被上诉人作为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股东即4上诉人在造成损失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4上诉人不妥善保管公司财产，不依法组织清算，不知晓公司财产的具体去向，不能提供公司资产情况、财产资料等证明包括公司注册资本在内的流失财产的价值，4上诉人的不作为已经侵害了21被上诉人享有的债权，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至于益阳通达公司及所属中达银台大酒店是否由其他主体实际控制、相互之间如何归责，21被上诉人无从知晓，属于另案法律关系，不影响21被上诉人向4上诉人请求赔偿，4上诉人不能以此主张免除其法定清算义务和法定赔偿责任,本案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问题。
摘要2：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泉民初字第181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泉民初字第181号
【裁判摘要】本案所涉主债务人民福科技公司已于2007年3月7日被依法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其三方股东即被告晋明公司、宏达公司、民福公益公司未依法在民福科技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的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三被告的上述不作为行为显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上述规定，应认定其未进清算责任。至于三股东未尽清算责任的不作为行为是否造成公司资产流失，影响债权人利益实现，并进而应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应从民福科技公司有关资产的变化情况和原告债权实现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因民福科技公司被吊销之时的资产情况无法查明，仅能从其最后一次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的资产负债表来确认判断，具体如上文所述。对该资产的确认判断，从其后即2005年1月27日，民福科技公司旋即将公司赖以维系经营的土地、厂房等不动产全部出售给露友公司的事实来看，亦具有合理性。另根据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其注册资本尤其是其以机器设备折价出资的3500万元也应在公司存续期间保有，不得抽逃。然而，根据2007年7月24日晋江市人民法院就原告申请执行民福科技公司建设工程承包款一案作出的（2005）晋执行字第1293号民事裁定书显示，原告仅从法院变卖民福科技公司现存的设备款150万元中分得93.8万元，尚有56.2万元的本金未能执行，且裁定书还确认，民福科技公司已不在经营，又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其法定代表人去向不明，裁定案件中止执行，原告的债权至今未能得到实现。综合上述情况，可认定民福科技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因其股东未能及时依法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造成了公司重大财产的流失，从而影响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实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被告晋明公司、宏达公司、民福公益公司依法应当对民福科技公司对原告所负债务之未能清偿部分即56.2万元欠款本金及相应款项的迟延履行金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对该三被告的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
摘要2：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晋商终字第15号
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晋商终字第15号
【裁判摘要】本案被保证人晋华公司于2010年4月1日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后，作为晋华公司股东的乡政府和翟某某，本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积极履行股东义务，于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并进行清算，以维护对其公司享有债权的其它民事主体合法权益，但却怠于履行法定义务，造成晋华公司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四年后仍未能组织清算的事实。上诉人乡政府虽上诉称晋华公司作为依法成立的经营性企业，具备独立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应自行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但其在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已丧失持续经营资格情况下，公司资产、债权均处于不确定状态，作为晋华公司股东的乡政府和翟某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造成翔宇公司因履行担保义务而对晋华公司所享有的债权无法实现，严重损害翔宇公司利益，原审判决在认定晋华公司民事诉讼主体适格的同时，判令乡政府、翟某某作为晋华公司股东因怠于履行股东义务而对翔宇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摘要2：
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魏某某、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
摘要1：【摘要】对于系争域名及商标的转让行为是否构成损害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问题。被告安聚公司作为原告的控股股东，且通过其委派为原告公司董事长的被告魏某某能够直接控制原告公司，在应当知晓公司章程规定“处置公司资产应当经董事会决议”的情况下，未经董事会决议，由被告魏某某作为法定代表人擅自代表原告公司进行交易，受让原告公司重要资产并且未进行实际支付，致使原告丧失无形资产所有权及收益权。因此，该转让行为系损害原告利益的关联交易行为，应当认定无效。
摘要2：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中商终字第02025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中商终字第0202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具体就本案而言，首先，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富勒姆公司自2014年已停止经营，同时因结欠高额租金未付，厂房亦被出租方所收回，所有的员工业已遣散，故公司的经营已经构成严重困难。同时，根据富勒姆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的规定，富勒姆公司股东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关，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执行董事、公司合并、分离及对公司以外的人转让出资等事项均由股东会作出决议。而公司章程第十八条规定，富勒姆公司治理结构由股东特别约定实行严格的一致表决机制。但是至2014年公司出现严重经营困难后，富勒姆公司的股东因富勒姆公司对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经营方针等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而李某某更是以王某某、陈某某、李某某侵占公司资产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公安机关追究该三名股东的刑事责任。从上述情况来看，富勒姆公司股东之间已经丧失了信任和合作基础，而富勒姆公司股东会亦处于无法召开的状态，即富勒姆公司权力决策机制已经失灵。综合以上几个方面，原审法院认定富勒姆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31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313号
【提示】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未经公司追认该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担保属于超越权限，该行为也未经公司追认，所以其出具《担保承诺书》的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故债权人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关于新大陆体育中心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一）李某某提出《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据此认定公司担保行为无效。首先，原审法院并未将《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性质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一审法院明确上述规定“纵使为管理性禁止性法律规定”，各民事主体有遵守的义务。其次，原审法院认定《担保承诺书》对于新大陆体育中心不具有约束力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相关规定，而并非依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对案涉《担保承诺书》的效力进行评判。（二）李某某提出其没有义务审查担保是否经过股东会同意，客观上也无法进行该项审查。该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公司对外担保、质押财产、借款等事项”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同时还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李某某作为新大陆体育中心的前法定代表人、股东，其对公司章程的内容应有清楚认知。虽《担保承诺书》出具时，李某某已将股权转让，但其亦应知道公司出具《担保承诺书》属于股东会决议事项，有义务和必要要求李俊报提供并查阅股东会决议，李某某称其无义务也无法审查的理由不成立。（三）李某某提出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新大陆体育中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适用前提为债权人不知道该公司的董事、经理违反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但本案中李某某明知李某报系新大陆体育中心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其知道或应当知道《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故其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要求新大陆体育中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四）李晓光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新大陆体育中心应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本案中，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李某报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担保属于超越权限，且李某报的行为也未经公司追认，所以，李某报出具《担保承诺书》的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故，李某某再审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新大陆体育中心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民终983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民终983号
【提示】股东未对公司款项汇入个人账户作出合理解释，应当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否则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要旨】对于不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公司股东与公司财务人格混同的举证责任原则上应当由公司债权人承担，但公司债权人能够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法院可确定该举证责任由公司股东承担。股东未对公司款项汇入个人账户作出合理解释，应当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否则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本案中，易达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佳亿公司要求陈金某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依据是认为作为股东的陈金某滥用公司的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对股东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作了明确的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利用公司法人格规避合同或法律义务的行为，二是公司法人格形骸化的行为。本案中，佳亿公司举证证明易达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陈金某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形，从而导致易达公司人格形骸化，丧失独立人格。佳亿公司提供了2012年1月10日、2012年1月20日该公司将钢结构工程款汇至易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金某个人账户的汇款凭证和陈金某个人出具的《收条》为证。陈金某确认上述两笔款项是易达公司的工程款，但其未对该笔工程款为何汇入其个人账户作出合理解释，也未对该笔款项的去向作出说明。上述事实足以让人对福建易达公司与陈金某财产是否相互独立产生合理怀疑。此种情况下，陈金某作为福建易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完全有可能也有义务对福建易达公司是独立法人、拥有独立财产，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承担举证责任。但从陈金某一审提供的证据材料看，福建易达公司的财务账册资料不仅缺失严重（福建易达公司目前仅存2013年和2014年1-3月的记账凭证，2013年以前和2014年4月之后公司的财务账簿资料，
摘要2：【裁判摘要（续）】陈金某均以公司搬迁遗失为由未予提供），而且存在记账凭证不规范的情形，并且，这些记账凭证也不能体现陈金某收取的工程款是否有进入公司账户并用于公司的经营开支，根本无法证明福建易达公司的财产独立于陈金某个人财产，福建易达公司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事实。与此同时，陈金某提供的福建易达公司2013年和2014年1-3月的《审计报告书》显示，福建易达公司的资产从2012年的565.0538万元到2013年的650.0215万元再到2014年3月底的14.4125万元，变化巨大。但对于2014年福建易达公司资产锐减的事实，陈金某目前所能提供的记账凭证全部都是收款收据，未附相关款项支出凭证，仅凭上述收款收据也无法证明福建易达公司的资产是如何合理损耗的。鉴于福建易达公司存在财务账簿缺失、财务管理混乱、公司资产流向不明等情况，并造成佳亿公司对福建易达公司债权至今无法得到清偿，本院认为，佳亿公司主张陈金某、陈某某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理由成立，一审判令陈金交、陈某某对福建易达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16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160号
【裁判要旨】债权人对于债务人与他人签订的合同及其履行没有关系，也不能证明债务人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不能认定债权人对于债务人与他人合同纠纷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裁判摘要】旅行社既不是该案所涉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也与该案所涉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没有关系。对于该案诉争标的而言，旅行社没有独立的请求权。虽然旅行社也是康温公司的债权人，但在旅行社不能证明中铁公司与康温公司恶意串通，在明知康温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况下，以以物抵债的方式低价转让资产，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中铁公司与康温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的处理结果与旅行社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旅行社不是中铁公司与康温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的第三人，旅行社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0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051号
【裁判摘要】本院审查认为：一、天客隆公司申请再审称，该公司有“新证据”证明超市发公司2004年度临时股东大会违反法定程序，足以推翻原审认定。天客隆公司所提交的“新证据”为超市发公司股东北京江园图书设备公司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但是，该公司在原审中已将该两份《情况说明》作为证据17向原审法院提交，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物美公司与超市发职工持股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履行出资义务，超市发公司将物美公司记载于超市发公司的股东名册，物美公司已经具备了合法的股东身份，有权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且所作出的决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超市发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原审判决认为天客隆公司“从法律上否认股东大会决议的效力，依据不足”，对天客隆公司该项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天客隆公司申请再审称超市发公司变更股东大会会议地点没有通知天客隆公司，未将股东大会召开事宜通知北京江园图书设备公司、北京硅谷置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两股东，应认定超市发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无效，该理由不足以推翻原审认定。二、天客隆公司与超市发公司签订《资产重组协议书》和《增资协议》后，天客隆公司以其北京地区的连锁超市、配送中心的净资产，入资到超市发公司，完成了资产评估和验资；2002年8月27日，进行工商变更登记，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对外经营。原审判决据此认定超市发公司资产重组完成，并不缺乏证据证明；三、超市发职工持股会章程第五条规定，“职工持股会会员以其出资为限，对职工持股会承担责任；职工持股会以其全部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十四条规定，“会员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二）对职工持股会向公司其他股东和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作出决议”。2004年4月19日超市发职工持股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同意将职工股转让给物美公司，由谈判小组负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原审判决据此认为天客隆公司关于超市发职工持股会所持职工股不能对外转让，该转让行为无效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对天客隆公司该项上诉主张未予支持，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天客隆公司申请再审称超市发职工持股会股权转让违反重组双方约定，恶意规避了重组双方对职工持股会事宜的处理方法，以达到物美公司的非法目的，转让行为无效。但是，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天客隆公司
摘要2：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306民初15331号
摘要1：【案号】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306民初15331号
【裁判摘要】该270万元转出给周某时，转账注明是“还股东借款”、“还股东款”、“还款”，但被告亦未能提供公司向股东周某借款的相关证据材料，故本院对周某的辩解理由不予采信。亿鑫公司增加投资的300万元款项到位后即为公司资产，现270万元在周某任公司执行董事期间转入周某个人账户，却未能提供合理依据。周某无故转出公司270万元款项的行为，是挪用公司资产的行为，应将款项归还公司。原告诉请被告归还270万元的款项给公司，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周某向亿鑫公司支付挪用270万元款项的相应利息，该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周某应自挪用公司款项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归还款项之日止。
摘要2：【解读】无法律依据股东将公司的钱款转入个人账户，法院判决返还本息。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81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819号
【裁判要旨】公司注销后，原公司股东有权追索公司注销前的债权，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裁判摘要】有限责任公司是由股东出资设立的，股东以其出资对公司承担责任，并依法享有公司资产收益的权利。有限责任公司注销后，公司的原债权债务理应由公司股东承受。杜某、顾某某作为万友公司的股东，在万友公司注销后，有权追索万友公司注销前的债权，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9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90号
【裁判要旨】股东将公司的资产作为自有资产进行出资，并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构成虚假出资。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098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4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49号
【裁判摘要】2009年6月钟某某等五人在工商部门将祥荣公司约定的股权变更到邓某某的名下，并将祥荣公司资产交付给邓某某，邓某某接受资产后亦实施了生产，钟某某等五人已按约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邓某某的主要合同目的已经达到。邓某某向钟某某等五人支付100万元股权溢价款后，尚有1648万元股权溢价款未支付。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溢价转让协议的约定，钟某某等五人将所持有的股权在工商登记机关全部变更给邓某某后及祥荣公司无债务纠纷、无他人向该公司主张其他权益时，三日内邓某某应向钟某某等五人支付该股权溢价款。．．．．．．综合以上事实，涉案股权溢价款支付的条件已成就，邓某某应按约支付股权溢价款1648万元。
摘要2：【解读】受让矿山企业股权受未依法行使矿业权产生的后果应由受让人自行承担——矿山企业股权转让人将约定股权变更到受让方名下，并将矿山企业交付受让人后，即按约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受让人的主要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转让方应按照约定支付转让价款。受让人受让矿山企业股权后未依法行使矿业权产生的法律后果应自行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27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274号
【裁判要旨】双方当事人的实际履行行为可以表明双方对合同生效条件进行了变更——公司资产转让合同未按约定完成批准手续，但实际履行的，表明当事人通过默示方式变更了合同生效条件，应当认为合同已经生效。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894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7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74号
【裁判要旨】股东将资金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以真实购房款形式将出资转出公司不构成抽逃出资。
【裁判摘要】抽逃出资，系指在公司验资注册后，股东将所缴出资暗中撤回，却仍保留股东身份和原有出资数额的一种欺诈性违法行为。抽逃出资不仅侵犯公司的利益，而且也可能侵犯公司以外第三人的利益。本案铭方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其中第一次出资11136.6万元，由黄河公司名下大通百货实物出资形成，铭方公司并未提出异议。据此，可以认定该笔出资应属已经实际出资。本案争议的是第二笔出资，即2006年1月14日经验资机构验资后各股东的8000万出资是否在出资后构成抽逃。铭方公司认为公司股东的上述出资在由东大公司打入铭方公司后即转入黄河公司，再由黄河公司转入东大公司作为还款，应为抽逃。赵某等则认为以赵某、康某某的名义所借东大公司款项，在完成验资后以购房款形式转入黄河公司，再由黄河公司代赵谋等归还东大公司，实际是通过该程序完成黄河公司资产向铭方公司的移转，也即完成各股东原合伙形成的黄河公司资产向铭方公司的移转，移转完成后实际上应视为各股东补足了应有出资额，因此其不构成抽逃出资。本院认为，铭方公司作为出资抽逃的原告方，对其主张依法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铭方公司有关赵谋等抽逃出资的证据不足。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631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抗字第1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抗字第14号
【裁判要旨】股东抽逃出资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但并不必然导致相关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本案关于将“紫茵山庄”外的全部债权债务剥离给林某某等三人的约定，在没有证据证明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应认定为有效。《项目转让协议》约定“双方确认除协议书涉及的‘紫茵山庄’项目外，在协议书签订前所发生的盛鸿公司的其他债权债务均由林某某、汤某、林某某享有权利并负责处理，与祥和公司及股权变更后的盛鸿公司无关。”“协议书签订后一年内，林某某等三人应尽可能将协议书签订前所发生的除‘紫茵山庄’外的其他债权债务从盛鸿公司剥离完毕”。原审判决认为该约定属于抽逃出资，违反了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因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应认定协议无效。．．．．．．虽然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但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违反该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而是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中规定了违反该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可见，股东抽逃出资，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但并不必然导致民事合同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中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规定。法律禁止股东抽逃出资是因为抽逃出资不仅损害了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也会导致债权人利益的损害。而在本案中，盛鸿公司的新股东不仅未对公司资产减少提出异议，反而主张认定涉案协议有效。而从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也并未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没有债权人对盛鸿公司的债务转移提出异议或主张行使撤销权。原审判决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认定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不当，涉案协议在双方当事人间应认定为有效。
摘要2：【裁判要旨】以转让房地产项目公司股权形式实现土地使用权或项目转让的目的并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摘要】本案股权转让不存在逃避房地产业监管的问题。现行法律并不禁止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转让，只是对开发资质、转让条件等进行了规定。《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九条对开发资质规定：“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人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案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对转让条件规定：“（一）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本案中，祥和公司虽然通过受让盛鸿公司全部股权的方式取得了盛鸿公司房地产项目“紫茵山庄”的控制权，但祥和公司持有盛鸿公司100%股权后与盛鸿公司仍属两个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紫茵山庄”项目仍属于盛鸿公司的资产，并未因股权转让而发生流转，盛鸿公司的法人资格和开发资质均没有发生改变。因此，本案不存在以转让公司股权的方式转让房地产项目规避房地产业法律监管的问题。
万丰光伏公司诉广力投资公司、丁××等因公司不当减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案
摘要1：（2016）参阅案例37号
【裁判摘要】注册资本作为公司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基础，亦是公司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担保。注册资本的不当减少将直接影响公司对外偿债能力，危及债权人的利益。公司在股东认缴的出资期限届满前，作出减资决议未依法通知债权人，免除了股东认缴但尚未届期的出资义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债权人起诉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2：
江苏××光伏有限公司诉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丁××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摘要1：【裁判摘要】注册资本作为公司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基础，亦是公司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担保。注册资本的不当减少将直接影响公司对外偿债能力，危及债权人的利益。公司在股东认缴的出资期限届满前，作出减资决议而未依法通知债权人，免除了股东认缴但尚未履行的出资义务，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债权人起诉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0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04号
【裁判要旨】股权价格虽与公司资产状况等多种因素有关，但不应仅凭公司实有资产状况与约定相比在量上有所减少即认定显失公平。
【裁判摘要】本案当事人之间转让的标的物是股权，而非新星煤炭的实物资产。股权的价格虽与公司的资产状况存在一定关联，但并不完全取决于公司的实有资产状况，还与公司的经营状况、发展前景、受让方是否存在特殊用途、参与竞买人的多少等多种因素有关。仅凭公司实有资产状况与约定相比在量上有所减少，即主张股权转让价格显失公平难以成立。此外，天宇公司在2012年5、6月份即知悉了水源保护地事宜，但没有证据证明其对此提出了异议，而是仍按原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一起持续到2014年，前后两年多，由此也可以证明其在合理的期限内以实际履行行为放弃了异议权，对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是认可的。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626号
【摘要】即便认定天宇公司诉讼中的相关主张成立，但因其未在规定期限内主张相关权利，其要求变更股权价款的请求也无法获得支持，故原审相关处理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9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90号
【裁判要旨】矿业权可能是公司主要财产，但不变更矿业权主体、不发生采矿权和探矿权权属变更的，不宜一概将股权转让视同变相矿业权转让。
【裁判摘要】矿业权登记在矿山法人企业名下，成为法人财产。虽然矿山法人股权转让可能会造成公司资产架构、实际控制人等方面的变动，最终会对矿业权的实际行使产生影响。但基于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原则，公司股权转让与作为公司财产的矿业权转让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两者在交易主体、交易标的、审批程序、适用法律等方面均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差别。尽管矿业权可能作为公司的主要财产，但矿业权的转让和公司股权转让并不等同，在不变更矿业权主体、不发生采矿权和探矿权权属变更的情况下，不宜一径将股权转让行为视同变相的矿业权转让行为。在本案中，《转让合同》系自愿签订，是山西京海公司、丰镇鑫鑫公司、丰镇丰盛公司与莱芜矿业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莱芜矿业公司上诉主张《转让协议》的性质实质上是矿业权转让，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关于本案性质为股权转让纠纷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759号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是对合同解除的异议期间及其法律后果的解释。合同的解除对当事人会产生重大影响，故而从平等保护合同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出发，为防止合同解除权的滥用，其行使要符合合同解除的约定或法定条件，即解除权人应拥有约定解除权或者法定解除权。2013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曾针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理解与适用的请示作出答复(法研[2013]79号)：“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莱芜矿业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函，主要是依据《转让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第2项关于办证期限的约定。如前所述，合同约定的办证期限并非一个明确的期限，莱芜矿业公司不具备约定合同解除权。因此，莱芜矿业公司上诉主张山西京海公司、丰镇鑫鑫公司、丰镇丰盛公司未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异议权、合同已经解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关于莱芜矿业公司解除合同告知函不发生解除合同效力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解读】一方解除合同的理由不符合合同关于解除条件的约定也不符合法定解除权的规定，其通知解除的行为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