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53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湖南省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向集体土地所有者和村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也就是说，农村村民享有在集体所有土地上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资格，且只有本村村民才有资格取得该村的宅基地使用权，并应当先行向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和所属村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村民委员会批准同意后，经乡镇政府审核、县级政府批准，方可取得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73号
【裁判摘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互换是指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作或者各自需要，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地块进行交换，同时交换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条规定，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第三十三条第（二）项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基于以上法律规定，承包权人如为方便耕种或其他需要，可以对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互换双方应签订书面合同，并报发包方备案。本案中，争议的二码子稻田原系第三人陈某某１承包耕种，1982年，再审申请人陈某某２与陈某某１口头约定，将其承包的虎落湾二丘田与陈世标承包的二码子稻田互换耕种。虽然该两块土地的发包方均系永定区双溪桥乡高坪村，但陈某某２与陈某某１的互换土地行为系口头约定，并未签订互换土地的书面合同并报发包方备案，双方所谓的“互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不能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互换，相应的不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的后果，再审申请人陈某某２所请求的变更争议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的基础并不存在，其以土地互换为由主张对二码子稻田的经营管理权，并以此要求撤销永定区政府于2009年10月为陈某某１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理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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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23号
【裁判摘要１】如何判断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内容是否明确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的，应当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中应当包括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内容描述。实践中，为方便行政机关查找检索并及时提供政府信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进行内容描述时，一般应当包括明确的文件名称、文号或者其他特征性描述。在判断信息公开申请中“内容描述”是否明确具体，是否能够检索、查找到该政府信息时，要处理好群众习惯用语与法律专业术语之间的关系，只要申请中对内容描述和特征描述能够被理解和识别，不会发生歧义，可以进行查找检索，行政机关就不能以内容描述不明确不具体为由拒绝答复；更不能以制作或保存的政府信息内容或者名称与申请中的内容描述不完全一致为由，不予提供。另外，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因此，行政机关认为申请人的申请内容不明确、不具体，难以查找和检索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申请内容作出更改或补充，申请人拒绝更改或补充的，行政机关才能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处理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一般仅审查申请内容是否明确具体、是否存在相应的政府信息以及是否应予公开问题，而并不审查行政机关不制作或者不保存相关政府信息是否违法问题。行政机关违法未制作或者未保存政府信息问题，属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范畴，并不是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审查对象。当然，行政机关如以信息不存在为由拒绝提供政府信息的，应证明其已尽到合理检索义务。具体到本案中，拆迁人是否制作协商方案、杨浦区房管局是否向杨浦区政府提供协商方案，以及杨浦区政府是否依法保存该协商方案、是否存在违反《暂行规定》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关于协商方案的规定，均不属本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审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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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842号
【裁判摘要】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在很多方面与传统行政诉讼不同，它既承继了合法性审查的因素，又不将其作为唯一的追求和考虑，而更着眼于争端的解决，也就是说，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关注和解决的，始终是政府信息事实上能否公开这一实质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由此可见，”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是政府信息可以公开的前提。行政机关只提供已经存在的信息，不因为申请人的请求而负担为其制作信息的义务。所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才规定，”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政府信息不存在，既是政府信息公开法通常规定的拒绝公开的一个法定理由，也是行政机关非常乐于使用的一个借口。又由于政府信息实际为行政机关掌握，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导致政府信息事实上存在不存在的判断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以国际通行做法来看，当行政机关主张政府信息不存在时，必须证明其已经尽到勤勉的检索义务。本案中，再审被申请人在接到再审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即对其信息资料管理平台上的信息资料进行检索，未发现涉及再审申请人及其家人的信息记录，诉讼过程中又进一步说明了其进行检索的信息平台系与天津市滨海新区区委及人大等部门共用的信息资料管理平台，其制作和保存的信息均汇总录入该信息资料管理平台数据库的情况。应当说，再审被申请人能够证明其尽到了勤勉检索的义务，原审法院重点查证政府信息是否存在，也抓住了案件事实的本质，不存在再审申请人所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问题。
摘要2：【解读】信息不存在案件，政府应当提供合理检索的证据，是否应当存在不属于信息公开案件的审理内容。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855号
【裁判摘要】判断政府信息是否存在不能基于“推定”而应当基于政府信息是否“客观存在”——政府信息不存在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不予公开的法定情形之一，因此可以说，政府信息存在是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的前提。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政府信息存在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已经制作或获取，并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了信息。因此这种”存在”是指一种”客观存在”，而不能是”推定存在”。再审申请人主张，”项目存在，拆迁存在，相应补偿补助费用使用情况亦存在，相应信息必然存在”，就属于一种”推定”。人民法院判断政府信息是否存在，不能基于”推定”，而应当基于政府信息是否”客观存在”。审查判断的方法一般是要看行政机关是否确实尽到了积极的检索、查找义务。本案中，再审被申请人丰台区政府收到再审申请人王槐柯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对相关档案进行了检索、查找，并向有关单位发函要求协助查找，应当视为尽到了积极的检索、查找义务。在部分政府信息”未制作且未获取”的情况下，书面告知再审申请人部分政府信息不存在并说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其已经履行告知义务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795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是已经存在并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人民法院审理因《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引发的行政案件，应重点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已经尽到合理的查找和检索义务，当政府信息不存在时行政机关是否履行了法定告知或者说明理由义务。本案中，再审申请人高某某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是关于征收其位于高池村宅基地的征收批准文件、征收土地规划图、土地征收公告、征收补偿方案公告等，再审被申请人阳信县人民政府经审查，高池村实施的是“村庄整体搬迁”，高某某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存在，故而作出《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高某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至于“村庄整体搬迁”的法律本质是否为集体土地征收，是否应当依法履行土地征收程序，并非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审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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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12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涉案告知隐去部分内容是否合法问题。该问题实质上涉及了保障公众知情权与保护公民隐私权两者发生冲突时的处理规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依法获取政府信息。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根据相关规定作出答复。在公开相关信息可能侵害第三方合法权益时，行政机关应根据比例原则，作出适当处理，以取得与同样受法律保护的其他权利之间的平衡。具体到本案中，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强制执行决定是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机关依照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作出的行政行为。齐某要求获取行政机关针对第三方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的文件。首先，涉案信息所涉行政行为不涉及齐某，并未侵害齐某的个人合法权益。其次，公开涉案信息中隐去的内容，可能会给相关权利人造成潜在的损害，并且隐去部分信息，未侵害齐某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亦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不存在关联性。所以，松江区政府把涉案信息作出区分，将涉案违法建筑地址等与相关个人存在紧密联系的部分作为个人隐私隐去，公开涉案信息其余部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对隐私权范围的界定与区分处理，属行政机关基于行政管理实践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综合判断，属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范畴，除非行政判断明显不当，否则人民法院应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
【裁判摘要２】涉密或涉第三人信息区分处理——关于松江区政府未征求第三方意见，即将相关信息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不予公开是否合法问题。《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征求第三方的意见”，一般是指，申请公开的信息全部或主要内容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情形。鉴于行政机关既要保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的知情权，也要保护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因此，被申请公开的信息是否应予公开，行政机关应征求第三方意见。如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只有一部分或非主要内容涉及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行政机关可以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区分处理后，迳行作出告知，而无需征求第三方意见后再予答复。如此，既能够保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有效信息，又有效保护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还节约了行政资源。本案中，松江区政府将涉案信息直接作区分处理后公开，并不违反相关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896号
【裁判摘要】取得行政许可具有信赖利益，行政机关变更或者撤销许可若有损失应予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本案中，富华电站建设虽系违法，但是，富华公司实施违法建设行为，确实得到江华县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的审批、许可。江华县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发现审批行为与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的规划不符后，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不再继续为富华公司补办相关手续，事实上撤回了先前的审批行为，由此给富华公司造成的前期投入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规定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补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要旨】不应赔偿可得利益损失。B公司、C公司对《项目转让合同》不能履行负有过错，其签订合同时知晓A公司与李某在先签订有《协议书》的事实，对合同不能履行的后果应有预见，其无权向A公司主张可得利益损失。
摘要2：【解读】
（１）首先，B公司、C公司在签订《项目转让合同》时承担着可能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巨大商业风险，其对合同不能履行的后果应有预见。B公司、C公司在订立《项目转让合同》时对合同不能履行的后果应有预见仍坚持订立该合同，其无权向Ａ公司主张可得利益损失，这也符合公平原则。
（２）其次，合同法第１１９条第１款规定减损规则。B公司、C公司在明知《项目转让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下，未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或者与Ａ公司商谈解除合同要求返回已支付的项目转让款并赔偿损失，却选择其实请求确认《项目转让合同》有效，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于麦某代表的Ａ公司在不到１０日内达成继续履行合同的《调解协议》，加剧各方纷争。根据减损规则的具体内容，B公司、C公司亦无权向Ａ公司主张可得利益损失。
（３）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３０条规定了过失相抵规则可以适用于一般的的合同纠纷：“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对损失的发生也有过错，违约方主张扣减相应的损失赔偿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B公司、C公司明知《项目转让合同》不能履行仍坚持订立合同，其对合同不能履行负有过错，根据过失相抵规则对其主张可得利益诉讼亦不应支持。
摘要1：案情：甲银行与丙公司等纠纷申请法院查封了丙公司在乙银行的账户资金，判决生效后申请执行，法院扣划了丙公司在乙银行的冻结资金至法院账户。乙银行与丙公司等纠纷起诉至法院，法院判决乙银行对丙公司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享有优先受偿权。甲银行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
【要旨】甲银行与原诉处理结果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甲银行对丙公司享有的债权为普通债权，而非依法应予特殊保护的债权，该项权利的行使不会因原诉民事判决而受到影响，由此形成的利害关系仅为事实上的间接利害关系，与原诉不具有法律上的牵连性，不能认定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甲银行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摘要2：【解读１】（１）甲银行并非原诉所涉金融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或担保人，对该案所涉诉讼标的不享有全部或者部分独立请求权，不属于该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２）虽然原诉判决确认乙银行对案涉账户内资金及利息享有优先受偿权，可能会间接影响甲银行的利益，但此种影响属于执行利益的相应体现，甲银行根据法院生效裁判对丙公司享有的权利不会因此减少，在实质上不会因此而遭受损害，该种利益与原诉争议无法律上的牵连性,不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３）第三人撤销之诉还应提供证据张正明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
摘要1：案情：A经济联合社与B公司签订了场地租赁协议，约定A经济联合社将案涉土地租赁给B公司，后A公司起诉以土地系农民集体性质，不得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为由请求确定该合同无效。再审中，B公司提供了原判决后出具的信访告知函，明确该土地在诉讼发生时被登记为集体建设用地
【要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出租。2004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虽然原则上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参照国发(2004)28号《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第二条第十项最后一句“……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的规定，后者是针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细化的规范，广东省政府根据该决定，并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的《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有权规定集体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可以依法流转。因此，本案应当适用《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的规定，承认案涉租赁合同的效力。
摘要2：【解读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出租。
【解读２】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用于非农建设合同不因此无效。
【解读３】虽然Ｂ公司提交的作为再审新证据的告知函是在原审庭审后新作出的，属于新形成的证据，但是其记载的内容是早已存在且与案件有关联的事实，与原判具有不可分性，属于本案的再审新的证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11号
【裁判摘要】案涉在后签订的《项目转让合同》实际已无法继续履行，且根据最高法院122号判决《项目转让合同》有效，但实际已无法履行，法院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认定合同解除并无不当——判断《项目转让合同》是否解除不能仅仅拘泥于利成公司、宝源公司是否明确提出该项诉讼请求，而应结合本案具体情形予以判断。第一，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08年3月26日，利成公司、宝源公司与晶隆公司签订《项目转让合同》后，支付了部分项目转让费6000万元，但由于李某依据其与晶隆公司在先签订《协议书》的约定，已先行合法占有案涉土地，先行支付部分价款并进行开发建设，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实际并未占有案涉土地。期间，麦某某妻子蔡某某认为该《协议书》无效提起了诉讼，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4日作出（2008）粤高法民二终字第86号民事判决，认定麦某某代表晶隆公司与李某签订的《协议书》有效，判令麦某某与蔡某某将其名下晶隆公司的股权全部过户给李某。此时，在后签订的《项目转让合同》实际已无法继续履行。第二，2008年12月17日，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向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项目转让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该案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于2013年10月31日作出最高法院122号判决。根据最高法院122号判决，尽管利成公司、宝源公司与晶隆公司签订的《项目转让合同》有效，但实际已无法履行。故一审法院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认定合同解除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如前所述，《项目转让合同》已经解除，晶隆公司应返还利成公司、宝源公司支付的项目转让款。．．．．．．晶隆公司应返还利成公司、宝源公司项目转让款6000万元。考虑到晶隆公司长期占用该资金的事实，本案利息应自项目转让款支付之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五年以上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晶隆公司关于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只有在主张解除《项目转让合同》且《调解协议》无效的前提下，才可以要求晶隆公司返还6000万元项目转让款，但利息损失应按过错各自承担50%的上诉请求不成立。
摘要2：【摘要】对合同履行不能的后果有预见不能主张可得利益损失——根据本案事实和合同法相关规定，利成公司、宝源公司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不应予以支持。利成公司、宝源公司与晶隆公司于2008年3月26日签订《项目转让合同》时，知晓麦某某代表晶隆公司与李某在先签订《协议书》，约定将晶隆公司全部股份及“莲湖山庄”项目整体转让给李某，也知晓麦某某妻子蔡某某向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麦某某代表晶隆公司与李某签订的《协议书》无效。虽然上述合同签订之时，该院已作出（2007）东中法民二初字第156号民事判决，确认《协议书》中麦某某转让蔡某某股权部分的协议内容无效，蔡某某应当在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对麦某某的90%股权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但该判决因李某提起上诉尚未生效。因此，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承担着可能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巨大商业风险，对合同不能履行的后果应有预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4日作出（2008）粤高法民二终字第86号民事判决，认定上述《协议书》有效，判决麦某某与蔡某某将其名下晶隆公司的股权全部过户给李某。此时，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项目转让合同》实际已经无法履行，在此情况下，应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或者与晶隆公司商谈解除合同、要求返回已付的项目转让款以及赔偿损失，但其并未采取相应措施，而是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项目转让合同》有效，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与麦某某代表的晶隆公司在不到10日内达成继续履行《项目转让合同》的《调解协议》，加剧各方纷争，有违诚信原则。综上，因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对《项目转让合同》不能履行负有过错，其签订合同时知晓晶隆公司与李某在先签订有《协议书》的事实，对合同不能履行的后果应有预见，故其主张可得利益损失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1：解答：自行委托评估形成的报告并未作为证据采信，为此发生的费用，不应由败诉方承担。
摘要2：
摘要1：解答：合同双方在协议中既约定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又约定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双方约定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仲裁协议无效，并不影响双方对诉讼管辖的约定，诉讼管辖约定依法有效。
摘要2：【注解１】当事人可以通过仲裁争议解决路径的合意性突破法定无效仲裁条款的效力性——根据《仲裁法司法解释》第７条之规定，（１）合同中“或裁或审”的条款无效；（２）“或裁或审”条款无效的例外情形：虽然合同中存在“或裁或审”的条款无效，但当事人一方向仲裁机构提起仲裁，另一方未提出异议，视为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有效，法院不应当受理案件。
【注解２】（１）当事人约定“向某某人民法院提起仲裁”应视为有效（只要当事人选择发生纠纷时提交某地法院解决的意思是明确的，就应当认定管辖协议有效）；（２）另外观点认为约定“向起诉方法院提起仲裁”条款无效，应当依法定确定管辖（该争议解决条款虽有约定仲裁，但未明确仲裁机构，故仲裁协议无效；同时，该争议解决条款亦未明确诉讼管辖，应当认定上述争议解决条款无效，本案应依法确定管辖）。
摘要1：【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云民辖12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一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未在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除外。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工程专业设备购销合同》第八条第3项约定“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如协商不能解决，可申请昆明市仲裁委员会仲裁，或由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根据审查协议的公正性原则，判定协议内容效力的尺度应当统一，在原被告既选择仲裁又选择诉讼的情况下，原被告之间达成了两个合意，一个关于仲裁、一个关于诉讼，两个合意发生冲突，仲裁合意由于约定不明无效，则双方关于诉讼管辖的合意的效力也应当无效。就诉讼而言，双方当事人约定了两个互相排斥的纠纷解决方法，故应认定该条款整体无效，应根据法定管辖原则来确定管辖。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一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未在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合同双方在协议中既约定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又约定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故双方约定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仲裁协议无效，并不影响双方对诉讼管辖的约定。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由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该约定并未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应属有效。双方的合同签订地为昆明市西山区，故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在其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将本案移送耿马县法院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对合同履行地中的“接收货币一方”的解析
【案号】（2015）荣法民管异初字第00005号
【裁判要旨】法院在考虑合同纠纷立案地点或者应对管辖权争议时，应当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等，判断争议标的的具体内容，来确定管辖地点。
摘要2：【解答】因为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是针对“合同履行地”的确定，所以该条文中的“给付货币”是指在履行合同约定的给付货币义务，而不是诉讼请求中支付金钱的内容。当事人在合同纠纷中要求对方支付金钱，其依据可能是要求支付价款，也有可能是要求承担违约责任。而在违约之诉中，既包括因履行金钱债务导致的违约之诉，又包括因履行非金钱义务产生的违约之诉。对于后者，当事人发生的争议并不是针对合同中“给付货币”义务，而是针对其他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以诉讼请求当中有支付金钱内容为由，将管辖地确定为原告所在地。司法实践中应该抓住“当事人争议标的”这一标准来确定管辖地。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17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采取其他私力救济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债权仍可视为怠于行使债权——本案为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的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为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之诉的的条件之一。而对于如何认定怠于行使债权，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又作了明确规定,即“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也就是说债务人是否构成“怠于行使到期债权”的判断标准为其是否向次债务人采取诉讼或仲裁方式主张债权，只有采取诉讼或仲裁方式才能成为其对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法定抗辩事由，债务人采取其他私力救济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债权仍可视为怠于行使债权。本案中，芜湖金隆公司与芜湖国土局之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解除后，虽然多次磋商，但自双方确定相关债权至2010年12月交通银行宁波分行提起本案诉讼时，芜湖金隆公司未对芜湖国土局到期债权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关于主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的情形。芜湖金隆公司在芜湖国土局提出的仲裁程序中提起反请求，系发生在交通银行宁波分行提起本案债权人代位权诉讼之后，不影响该行代位权的行使。故芜湖金隆公司上诉称原审认定其怠于行使债权事实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51号
【裁判要旨】对于债务人所为的危害债权的行为，债权人可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以维持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债权人撤销权的意旨在于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当债务人恶意逃避债务意图明显时，以谨慎注意义务规范债权人应慎重，适用谨慎注意义务的结果不能导致双方权利义务极其不对等。
【裁判摘要】假日酒店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至其主张权利时并未超过一年的撤销权行使期间，撤销权五年的消灭时间亦未超过。虽然在2007年裁决书执行过程中，一中院执行法官告知假日酒店代理人涉案土地和房屋并不在龙城商贸名下，但并未告知龙城商贸与昌信公司转让的方式及是否是无偿转让，且重新仲裁已经在此之前开始，假日酒店申请执行依据的法律文书已经失效，执行程序应予终止。2010年3月15日，贸仲作出2010年裁决书后，由于龙城商贸未按2010年裁决书规定于2010年4月13日前履行付款义务，假日酒店于2010年6月向一中院递交了《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书》，申请强制执行2010年裁决书。但经一中院执行法官调查，龙城商贸除在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沙河分理处一账号内存有人民币700余元款项外，其名下已无任何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2011年1月和2月，假日酒店委托律师前往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昌平分局调查涉案房地产时才知道龙城商贸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后于2011年4月14日提起撤销权之诉。因此，假日酒店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至其主张权利时并未超过一年的撤销权行使期间。另，2006年4月26日，第22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主体从龙城商贸变更为昌信公司。故2006年4月26日为土地变更行为的时间，距离假日酒店2011年4月14日撤销权之诉的提起时间，未过撤销权消灭时间。2006年5月17日，第309771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主体变更为昌信公司，亦未过撤销权消灭时间。综上，假日酒店主张行使债权人撤销权的要件成立。原审法院在已经作出龙城商贸将土地和房屋转让给昌信公司是房地产无偿转让行为的认定基础上，仅以“假日酒店从谨慎的角度出发应及时查明转让情况，了解龙城商贸是否存在无偿转让的
摘要2：（续）情况，但假日酒店直到2011年才查明情况并提起撤销权诉讼”，认定“假日酒店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行使撤销权的期间”，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而且债权人撤销权的意旨在于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龙城商贸与昌信公司恶意逃避债务意图明显，对此，原审以谨慎义务规范假日酒店过于苛刻，导致双方权利义务极其不对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当，导致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26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为规避执行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达成调解协议给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有权申请撤销相应的民事调解书。
【摘要１】因本案汪某和鲁某某系在诉讼中达成以3132573元交易价转让原金桥养殖厂的协议，该协议经人民法院作出183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并已发生法律效力。在此情形下，担保中心认为汪某与鲁某某该资产转让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无法依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另行提起诉讼行使撤销权。纵观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及审判监督程序等制度中对民事权益受损害的案外人救济的相关规定，结合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时为加强对因虚假诉讼或借诉讼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等行为损害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进行救济而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现实需要，并不能得出本案担保中心主张受损害的民事权益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救济范围的结论。故本案担保中心与汪某之间虽然属于债权债务关系，但基于担保中心对汪某债权形成与汪某转让的养殖厂之间的关联关系，法院对汪某因养殖厂转让形成的到期债权在诉讼和执行程序中采取的保全和执行措施使得汪某与鲁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处理结果对担保中心利益的影响，以及担保中心主张受损害的民事权益因183号民事调解书而存在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提起撤销权诉讼障碍等本案基本事实，可以认定汪某和鲁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处理结果与担保中心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担保中心有权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鲁某某上诉主张担保中心不属于与汪某和鲁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所涉债权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保护的民事权益，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对其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符合《合同法》第７４条规定的债权人撤销权的债权人，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５６条规定的”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摘要1：解答：《民法典》第５４１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１）债权人在１年除斥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尽管因不能合并审理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债权人在１年内行使撤销权没有超过法定期间；（２）债权人被法院驳回撤销权诉讼请求后再次提出债权人撤销权只要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也没有超高５年除斥期间，不属于超过法定期间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76号
【裁判摘要１】在《土地转让协议书》的名称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结合《土地转让协议书》的具体条款内容综合分析，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的意思表示就是转让案涉土地而并非承包关系。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岭门农场与陵港公司于1996年7月8日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后，岭门农场当天便向陵水县土地管理局出具《土地转让证明书》，载明：“现有我场顶风岭一块荒地（见协议书及红线图为准），土地面积约350亩，经农场领导讨论同意将此一土地转让给陵港石化供应有限公司使用，转让金已按合同约定付清，请给陵港民政福利石化供应有限公司，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之后，陵水县土地管理局于1999年2月26日向陵港公司颁发第8635号国土证。结合《国有土地出让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及本案具体案情来看，陵水县土地管理局向陵港公司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行为，即相当于“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批准”，应视为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对案涉土地转让行为的批准。另外，虽然岭门农场对案涉土地在1996年转让时尚未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但2003年11月10日已办理第00002号国土证，已经对《国有土地出让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条件予以完善。本案中，在陵水县土地管理局向陵港公司颁发第8635号国土证后，应视为案涉土地转让行为已经得到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并已办理完毕转让登记手续，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物权已经转移并重新登记生效，即不仅案涉合同已合法有效履行，而且土地转让行为亦已完成，不存在是否需经相关部门审批而影响到合同效力的问题。．．．．．．综合考量岭门农场与陵港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的整个过程，结合岭门农场出具的《土地转让证明书》、陵水县土地管理局于1999年2月26日向陵港公司颁发第8635号国土证、岭门农场于2003年11月10日已办理第00002号国土证等情况，可以认定《土地转让议书》是岭门农场与陵港公司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
摘要2：【摘要】生效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属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再审事由——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将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认定为承包法律关系错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即该《土地转让协议书》是岭门农场与陵港公司之间的土地转让法律关系而非承包法律关系。因二审判决驳回岭门农场诉讼请求的裁判结果正确，故在对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部分进行纠正的基础上仍可予以维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号
【裁判摘要1】被告主张情势变更应提起反诉，否则不属于审理范围——人民法院应否对农行燕郊支行提交的《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申请书》进行审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根据该条规定，人民法院确定合同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前提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明确的请求。本案中，农行燕郊支行虽然提交《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申请书》，主张《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应当变更，但是在2018年3月13日庭审笔录中其已明确表示不作为反诉，而是作为抗辩理由提出，即农行燕郊支行所称的合同变更并未作为诉讼请求提出，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审理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2】债权转让合同中转让的实为基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享有的请求转让案涉土地使用权等债权应为有效——根据《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第四条等条款约定，宏成公司转让给思菩兰公司的，为宏成公司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的全部合同权利，即对农行燕郊支行所享有的债权，故《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的性质为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后，思菩兰公司作为受让人，取得宏成公司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中原享有的合同权利，而不是直接取得案涉土地的使用权。故宏成公司有关《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实为房地产转让合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再次，关于合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根据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本案中,《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作为债权转让合同，转让的实为宏成公司基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对思菩兰公司享有的请求转让案涉土地使用权等债权。对于此债权，《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的双方当事人农行燕郊支行和宏成公司并未约定不得转让，债权的主要内容即案涉土地使用权在性质上也不属于不得转让的权利，已经生效的一审法院（2008）冀民再终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也已经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摘要2：（续）书》合法有效，故《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除外情形，亦不具有其他无效情形，应为合法有效。宏成公司主张《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为高泽成和思菩兰公司恶意串通、应为无效，但在《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签订时，高泽成是宏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宏成公司又确实享有对农行燕郊支行的债权，宏成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构成恶意串通，故其有关《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1】办理不动产登记是不动产登记机构的行政职权，是否予以登记、多长时间之内办结登记手续，都属于其具体职权事项。故思菩兰公司作为合同权利受让人，可以依据《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及《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的相关约定请求农行燕郊支行及宏成公司协助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但至于最终能否办理下来、多长时间能够办结，仍需由不动产登记机构予以审核。故本案中，人民法院不宜直接判决将土地使用权办理变更登记至思菩兰公司名下。一审法院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经查看一审卷宗，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已经组织各方当事人对其他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一审判决书没有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一一列举，属于裁判文书的正常写作方式，不属于程序违法。
【解读１】债权请求权是指权利人基于债的关系而产生的、请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债权转让受《合同法》调整（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等行为属于物权转让，是所有权权能的分离和处分行为）。
【解读２】当事人提出合同应当解除但不作为诉讼请求而是作为抗辩理由的不予审理。
摘要1：解答：（１）借款人在签订借款合同时不要求出借人在借款合同出借人处签字，或者借款人按照出借人的要求与出借人签订出借人为空白的借款合同，应视为借款人默示同意出借人向第三人转让债权；（２）第三人受让债权后，在借款合同出借人处填写自己的姓名或者名称，并以债权人身份向借款人主张偿还借款，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３）出借人以诉讼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并在诉讼中向借款人发出债权转让的通知，该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仍然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55号
【裁判摘要】收到多份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是否有义务与债权人协议如何清偿——当存在多个到期债务时，债务人履行偿付义务并无先到期先偿付的法律规定，其履行行为是自主的。同样，当存在多份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只要善意地向其中一个债权受让人足额清偿被转让的债务，债务人与原债权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告终结，债务人不应再向其他债权受让人重复清偿债务。以本案情况而言，长江航道局一共签收了宏德盛禹公司发出的三份债权转让通知书，其选择落款时间在先的债权转让通知书进行清偿并无不当。原判决认为长江航道局应当与宏德盛禹公司就其欠付工程款的数额及相关债权转让通知如何履行问题进行沟通，对债权受让人的利益进行综合考虑后方能作出付款行为，其径行履行债务，损害了港丰公司的利益，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长江航道局承担。然而，我国合同法对存在多份债权转让通知时如何履行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原判决的上述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摘要2：
摘要1：——关于债务转移的认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０）民提字第１８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债权人通过与担保债务人破产和解协议获得部分受偿，并就余下债权达成由实际借款人偿还的协议，根据贷款发生的背景、流向偿还情况、余下贷款60%贷款的承接情况等一系列事实，应认定名义借款人不再作为债务承担主体（根据本案贷款发生的背景、流向、偿还情况、余下60%贷款的承接情况，以及轻骑集团出具的情况说明、历下工行的函告及承诺等一系列事实，可以证实历下工行取得了通过轻骑股份债务和解得到的40%本金偿还额以及将剩余的60%债务转移给轻骑集团的这一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债务主体已由司机床公司变更为轻骑集团）。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290号
【裁判要旨】债务转移完成后，新债务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债务，债权人只能向新债务人而不能向原债务人请求履行或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裁判摘要】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就合同的全部或部分义务达成的转让债务的协议已经债权人同意即发生效力。债务转移完成后，新债务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债务，债权人只能向新债务人而不能向原债务人请求履行或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22号
【裁判摘要】连带责任保证债务与主债务具有主从关系，而第三人加入债务与原债务并无主从关系——《特别声明》中新泰分公司的真实意思是债务加入还是连带责任保证？．．．．．．所谓债务加入，是指原债务人并不脱离债的关系，而由第三人加入到债的关系中来与原债务人一起承担债务，我国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连带责任保证是第三人为了确保债权人之债权的实现而为债务人履行债务所提供人的担保。二者均具有为债权人实现债权提供保障的性质和功能，但连带责任保证债务与主债务具有主从关系，而第三人加入债务与原债务则并无主从关系。《特别声明》就新泰分公司对案涉借款债务所承担的连带清偿责任作出了明确承诺，但并未区分新泰分公司所负担债务与案涉借款债务之间的主从关系，王某某在一审庭审中所作表述亦对此未予明确。因此，《特别声明》的内容更符合债务加入的特征，二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三、关于《特别声明》的效力问题。如前所述，我国法律就债务加入未作明确规定，与债务加入在法律性质上最为接近并且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应为连带责任保证法律关系，可参照适用担保法的相关规定。本案所涉及的新泰分公司加入债务的效力问题，本质上属于分公司的权利能力问题，担保法上与之近似的是分公司的担保权限问题。就此，基于分公司属于不完全民事主体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依法享有追偿权等权利，其保证责任相较于债务加入的责任较轻。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对外提供责任较轻的保证尚须企业法人授权，否则无效，根据举轻以明重的逻辑，则其对外加入债务更须得到企业法人授权，否则更应认定为无效。本案中，《特别声明》上虽加盖了新泰分公司印章，但王某某没有证据证明新泰分公司出具该声明时得到了新华友公司授权，故应认定为无效。二审判决虽就《特别声明》认定法律关系性质正确，但认定其有效显属错误。四、关于新泰分公司及新华友公司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王某某在明知新华友公司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接受新泰分公司出具的《特别声明》，新华友公司对此并无过错。此外，2012年10月13日订立的案涉借款合同和徐某于同
摘要2：（续）日出具的《借款说明》均载明借款主体为徐某、赵某某本人，《借款说明》并明确徐某与新华友公司之间系承包关系，而且《特别声明》系在全部借款实际发生后由新泰分公司出具，因此王某某并非基于《特别声明》对新华友公司产生信赖而出借款项。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四款关于“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提供的保证无效后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由分支机构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企业法人有过错的，按照担保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理”的规定，新泰分公司应当以其经营管理的财产赔偿因《特别声明》无效给王某某造成的损失，新华友公司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434号
【裁判要旨】将来发生的债务也可以设立债务承担，债务是否实际发生并不影响债务加入意思表示的效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苏审三民申字第01108号
【裁判摘要】劳动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请求用人单位赔偿养老保险待遇损失，且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确实不能补缴或者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自该用人单位依法应当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之日起，如果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未满十五年，用人单位应按照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当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一次性支付劳动者养老保险待遇赔偿。因利坚公司未为毛某某办理养老保险待遇，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毛某某在利坚公司工作未满15年，利坚公司应当按照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当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故利坚公司应当一次性赔偿毛某某养老保险待遇的损失。毛某某于2002年8月入职，于2014年11月3日离开，因《江苏省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于2004年2月1日起施行，故二审判决认定毛某某的应缴费年限应从2004年2月起算，至2014年11月3日计算损失的工作年限为10年，亦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粤71行终645号
【裁判摘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下列事项实施劳动保障监察：……（七）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第二十条规定：“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2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也未被举报、投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处。前款规定的期限，自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实施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职工认为用人单位有未按时足额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等侵害其社会保险权益行为的，也可以要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依法处理。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应当按照社会保险法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在实践中，多数做法认为劳动保障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适用2年查处期限，但相关法律法规对社会保险费的补缴、催缴并未设定期限，社会保险费的稽核整改与劳动保障违法查处行为属于不同行政行为，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属社会保险稽核行为，不适用《劳动监察保障条例》所规定的两年查处时效的意见，并无不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