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１）《公司法解释三》第２条（修订后）、第３条只是规定合同相对人可以请求成立后公司承担合同责任两种情况，未明确规定成立后公司能否向合同相对人主张合同责任；（２）发起人为设立公司委托他人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可以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２条（修订后）、第３条之规定请求成立后公司承担合同责任，但成立后公司能否向合同相对人主张合同责任法律并未明确规定。
摘要2：【注解】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２条（修订后）、第３条之规定，合同相对人可以请求成立后公司承担合同责任包括两种情况：（１）发起人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２）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发起人为自己利益且相对人非善意除外）。
摘要1：问题：发起人为设立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成立后公司能否以原告身份起诉主张合同权利和责任？
解读：（１）《公司法解释三》第２条（修订后）、第３条只是规定合同相对人可以请求成立后公司承担合同责任两种情况，未明确规定成立后公司能否向合同相对人主张合同权利和责任；（２）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９条第１项“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规定，成立后公司对发起人为设立公司签订的合同具有直接利害关系；（３）成立后公司虽然承担合同责任，但成立后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其作为原告主张合同权利义务主体不适格。
摘要2：【注解】公司法解释（三）第２条是为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利益而赋予合同相对人的选择权，该法条并未规定公司在对合同予以追认或者实际享有权利义务后有权要求合同相对人承担责任。
【风险提示】公司发起人对外签订租赁合同作为成立后公司经营场所，公司成立后没有变更成立后公司为承租人：（１）成立后公司并没有取得承租人权利；（２）但出租人有权选择承租人承担租赁合同责任。
摘要1：解读：（１）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具有明显的财产属性，可以成为执行标的；（２）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属于投保人依法享有的财产权益，属于投保人的责任财产，依法可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法院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可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所投保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注释】目前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层面尚无明确关于法院可以强制解除被执行人投保的人身保险合同扣划保单现金价值的规定，但法院可以强制执行保险单现金价值已经成为共识｜（１）被执行人其他财产不足以清偿执行债务，法院有权通知保险公司解除被执行人投保的人身保险合同并扣划保单现金价值用于清偿债权；（２）被执行人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不一致的，应告知被保险人、受益人在指定时间内可以通过替代被执行人交纳相当于保单现金价值款项方式变更自己为投保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复71号
摘要2：【理解与适用】现金价值能否强制执行｜现金价值属于投保人的财产，投保人的债权人在债权未能得到清偿的情况下能否对投保人的现金价值采取强制措施，审判实践对此认识不一。司法解释起草过程中，曾拟对该问题进行规定，但囿于该问题属于程序法上的问题，在实体法司法解释中予以规定不甚妥当，故未能保留相关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理解适用与实务指导》，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４２６－４５０页
【注解】如保险共识不履行协助执行义务，法院不能强制解除人身保险合同（合同解除权为形成权，是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法院不能强制解除保险合同）和强制扣划保险单现金价值，只能追究保险共识不履行协助执行义务。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4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36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22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6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决定》第二次修正，该修正自2022年4月10日起施行）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44号
【裁判摘要】承包人向发包人主张优先受偿权的形式之一是协议将工程折价，如果双方在协商过程中，发包人拒绝将工程折价，承包人可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权利。……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不由当事人约定加以改变，故双方在《协议》中所作约定，不产生河北建设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期间无限延长的法律效果，故河北建设关于其有权在任何时候行使优先受偿权的主张，亦不能成立。鉴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如不及时行使可能影响其他权利人的利益，导致大量社会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及在后的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均明确规定，承包人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对于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起算时间，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规定的“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变更为“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目的在于更好地维护承包人的利益。对于何为“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应当结合个案情况具体分析。……据此，世邦公司的应付工程款尚未完全确定，河北建设具有与世邦公司协商确定工程款数额的合理预期，一审法院自世邦公司应付已确定部分工程款时起算河北建设应当主张优先受偿权的时间并不妥当，应当延长至双方协商不能时。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双方协商不能的准确时间，但是河北建设云南分公司曾在2017年7月5日起诉世邦公司主张工程价款及优先受偿权。此案虽因主体不适格被人民法院驳回起诉，但无论享受承包人权利的主体是河北建设还是其云南分公司，均可认定承包人在2017年7月5日以起诉方式向世邦公司主张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此时，距离2016年11月30日仅有七个月零五天，即使按照世邦公司主张从2016年11月30日起算主张优先受偿权的时间，也仅超过了一个月零五天。本院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对于承包人具有重大意义，本案中无证据显示河北建设怠于主张权利，将双方协商期间推定为覆盖了一个月零五天符合常理，应当认定承包人在2017年7月5日以起诉方式主张优先受偿权未超出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河北建设有权在工程款范围内就施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摘要2：【注解】（１）《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６个月起算时间规定为应当给付工程价款之日；（２）应付工程款尚未完全确定，承包方与发包方具有协商确定工程款数额的合理预期，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起算点应当延长至双方协商不能时，承包方起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虽然超过６个月除此期间但扣除合理协商时间后未超出除此期间应予支持。
摘要1：解读：生效裁判适用法律及司法解释与规定不符，但裁判结果正确，不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再审事由。
摘要2：【注解１】适用法律确有瑕疵但裁判结果并无不当不属于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
【注解２】程序性“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２００条第６向规定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再审事由范围——《民事诉讼法》第２００条规定了１３项再审事由，其中（１）第７项至第１３项列举了程序性事由；（２）第六项“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般应指适用实体法律错误情形而不包括其他程序违法情形。——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488号《中资国本成都投资有限公司、四川丰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97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股东在行使知情权过程中，查阅公司会计账薄是否包含摘抄。第一，摘抄是股东行使知情权、查阅会计账簿的辅助手段。股东知情权是公司股东了解公司信息、知晓公司事务的权利，是股东的法定权利、固有权利。查阅会计账簿是股东知情权实现的方式。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公司会计账簿一般包括大量、专业的数据信息，在股东不能充分理解专业数据信息的情况下，不能认为仅股东自行查阅会计账簿就实现了知情权。对此，《公司法解释（四）》第十条规定，股东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在该股东在场的情况下，可以由会计师、律师等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该规定明确了股东行使知情权可以由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员进行辅助，其目的就是帮助股东了解公司信息。同理，进行摘抄也是辅助股东查阅公司文件材料、了解公司信息的方法。不管是聘请专业人员，还是进行摘抄，都是辅助股东实现其知情权的手段。第二，一般情况下，摘抄不等同于复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四条规定，摘录有关单位制作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文件、材料，应当注明出处，并加盖制作单位或保管单位的印章。参照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证据的有关规定精神，摘录和复制具有不同的法律含义。从词意上理解，“摘抄”与“摘录”意思相近，均可理解为“选取一部分内容抄录下来”，“复制”可理解为“依照原件制作成同样的”。可见，摘录、摘抄与复制的含义不同，不能产生“制作成同样的”效果，不能认为摘抄本质上属于复制。股东对会计账簿进行摘抄，不违反公司法规定，倍爱康公司关于“摘抄”本质上属于“复制”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三，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一条规定，股东行使知情权后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
摘要2：（续），辅助股东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会计师、律师等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公司请求赔偿相关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已明确规定股东负有保守公司秘密的义务，以及公司因此利益受损时的救济途径。如倍爱康公司认为东峰公司在行使股东知情权过程中泄露了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可依法进行救济。
摘要1：解读：（１）因账簿丢失、财产灭失致使公司不能破产清算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依据为《公司法解释二》第１８条规定；破产清算程序不适用公司法关于公司解散的规定，破产清算程序中不能依据《公司法解释二》第１８条规定要求规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２）破产清算程序中，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配合清算的行为导致债务人财产状况不明，或者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未依照《企业破产法》第7条第3款的规定及时履行破产申请义务，导致债务人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致使管理人无法执行清算职务，给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注解１】股东并非破产清算程序中清算义务人，无保管财务账簿、公司财产的法定义务，对公司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１）破产清算不同于解散清算，破产清算适用破产法的规定，在公司未出现解散事由的情形下，《公司法解释（二）》第１８条第２款不能作为请求权基础，股东不承担在解散清算中连带清偿责任；（２）在破产清算中，破产管理人为清算义务人，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等为配合清算义务人，但股东并不属于破产清算义务人，不负有组织清算的义务，无义务即无责任。
【注解２】（１）解散清算中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股东为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依据是人格否认制度；（２）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原则是例外适用、个案适用，受保护的是在个别交易或行为中利益受到侵害的个别债权人，破产清算受保护的是债权人团体而不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99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根据2022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4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修正，该修正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1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案涉《投资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问题——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服务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协议。与民事合同相比，除协商一致与民事合同相同外，识别行政协议的标准主要有二：一方面，形式标准。形式标准也就是主体标准，即它发生在具有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与行政职权所作用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另一方面，实质标准。实质标准也就是标的及内容标准，亦即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其意在提供一种指引，强调行政协议不同于民事合同，这一标准排除了行政机关基于自身民事权利义务而签订的协议。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判断：一为是否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二为是否为实现公共服务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三为在协议里或者法律上是否规定了行政机关的优益权。其中，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及行政机关具有优益权为首要标准，无法判断时，还可以结合“实现公共服务或者行政管理目标"进一步判断。
【裁判摘要２】关于案涉《投资协议》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法发〔2004〕2号）将行政合同作为一种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后在相关的司法实务中亦有通过行政诉讼解决行政协议争议的司法案例，将行政协议争议纳入行政诉讼亦系行之有效的纠纷解决途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2004〕96号）对有关新旧法律适用以及法不溯及既往问题明确作出“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程序问题适用新法规定"即所谓“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规定。因此，对形成于2015年5月1日之前的行政协议产生的纠纷，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或者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其他争议解决途径（包括仲裁或者民事诉讼）的，作为协议一方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本案中，案涉《投资协议》作为行政机关招商引资协议，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或者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其他争议解决途径，成都亿嘉利公司、乐山亿嘉利公司选择通过行政诉讼解决相关的争议，并不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依法应予支持。原审法院既认定案涉《投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
摘要2：（续）但又以该协议签订时间在2015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前而不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裁定不予立案，不仅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精神，且前后矛盾，亦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不利于纠纷的实质化解，应予纠正。
【裁判摘要３】关于本案诉讼的起诉期限及诉讼时效问题——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行政协议作为一种行政手段，既有行政性又有协议性，应具体根据争议及诉讼的性质来确定相关的规则适用，在与行政法律规范不相冲突的情况下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该条文对行政协议纠纷中起诉期限和诉讼时效适用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起诉期限适用于与传统行政诉讼审查对象一样体现单方性、高权性特点的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诉讼时效制度则适用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或者其他因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案件。本案系因成都亿嘉利公司、乐山亿嘉利公司对沙湾区政府未履行案涉《投资协议》而提起的请求解除协议的行政诉讼，应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不再适用起诉期限的规定。而关于诉讼时效，根据案涉《投资协议》的内容，并不能确定协议的履行期限，对于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案涉《投资协议》签订后因故未能顺利履行，成都亿嘉利公司从2012年6月5日起就通过函件等形式向沙湾区政府主张相应的权利，期间沙湾区政府也通过回函等形式予以回应，均未明确表示不予履行相关的义务，直至2015年11月24日《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政府关于成都亿嘉利科技有限公司〈关于乐山沙湾鳗鱼养殖基地（鳗鲡健康养殖示范推广项目）建设未能实施及要求政府索赔的说明〉的答复》，表示不予履行成都亿嘉利公司的相关权利请求，诉讼时效方从此时起算。成都亿嘉利公司、乐山亿嘉利公司于2016年8月3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沙湾区政府关于本案超过起诉期限与诉讼时效原审法院不应立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解读：目前尚无法律、司法解释明确禁止金融机构以外的市场主体在借款关系中收取罚息及复利。
摘要2：【注解】（１）计收罚息和复利并非是金融机构的专属权利；（２）罚息和复利实质上均属逾期违约金，与其他违约金在法律性质上并无本质区别；（３）目前尚无法律、司法解释明确禁止金融机构以外的市场主体在借款关系中收取罚息及复利，但约定的罚息和复利总计不能超过民间借贷最高利率。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760号
【裁判摘要】以债权抵顶部分购房款不影响适用《执行异议与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关于尹××是否在人民法院查封前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问题。据原审查明，．．．．．．2016年8月，东江公司与广福公司协商以房抵扣工程款，东江公司将其对广福公司享有的工程款债权1962314.59元转为尹××购买案涉商铺的购房款。2016年9月12日，尹××与广福公司就案涉商铺签订《购买协议》。案涉商铺于2017年7月20日被查封。富滇银行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购买协议》系尹××与广福公司串通倒签而形成的虚假购房合同，其主张该以物抵债协议不能体现双方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变通方式，不能认定为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认定尹××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并无不当。关于尹结华是否在人民法院查封前合法占有案涉商铺问题。本院认为，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占有是指对不动产的支配和管理，应以是否实际控制不动产为标准。．．．．．．本院认为，首先，尹××是基于合法有效的《购买协议》占有案涉商铺，案涉商铺虽未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但尹××系根据广福公司的交房通知正常办理接房手续。其次，尹××接房后将案涉商铺出租给安济公司使用，可以证明案涉商铺已经具备了正常使用的条件，故原审认定尹××在人民法院查封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并无不当。富滇银行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尹××是否已支付了全部价款问题。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东江公司与广福公司同意以房抵扣工程款，并将其对广福公司的工程款债权1962314.59元转为尹××购买案涉商铺的购房款，实质是东江公司以其对广福公司的债权作为尹××向广福公司购买案涉商铺对价的一部分，
摘要2：（续）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因此，尹＊＊已支付了案涉商铺全部价款。富滇银行称尹结华未支付案涉商铺全部价款的上诉理由亦不成立，不予支持。关于是否因尹××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问题。据原审查明，案涉商铺位于A8地块，因该地块上商铺未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不具备产权证办理条件，故案涉商铺未办理所有权证并非买受人尹××的自身原因。综上，尹××对案涉商铺享有的权利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原审认定尹××对案涉商铺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并无不当。
摘要1：解读：债权转让合同约定协议管辖而基础合同未约定协议管辖——（１）如果仅依据债权转让合同起诉债权转让人的，按照债权转让合同协议管辖之约定确定管辖法院；（２）如果一并起诉债权转让人和基础合同债务人，按照合同管辖之规则由债权转让合同协议管辖法院管辖。
【注解１】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３条规定：（１）基础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债权受让人有效；（２）基础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债权受让人没有约束力之例外情形：Ａ．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Ｂ．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
【注解２】凡是基础合同约定协议管辖条款的，均应按照《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３条规定按照基础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确定管辖——保理商为收回保理融资款依据保理合同、基础浩特起诉债权人、债务人以及担保人应当依据基础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确定案件管辖。
摘要2：【注解３】债权转让合同和原合同均约定协议管辖条款时如何确定管辖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３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１）债权转让合同和原合同均约定协议管辖条款时应当适用原合同协议管辖条款；（２）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适用债权转让协议管辖条款。
【注解４】同时存在原合同协议管辖条款和债权转让协议管辖条款，原合同相对人明知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应当按照债权转让协议管辖确定管辖法院而非按照原合同协议管辖确定管辖法院。——参考案例：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扬民辖终字第0005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614号
【裁判摘要】司法解释具有溯及力，只是其溯及力受到被解释法律的时间效力范围限制——司法解释是对法律的释明，虽在被解释法律实施后制定，但应视为被解释法律的一部分，其在生效之日就应适用于审判实践，故其具有溯及力，只是其溯及力应当受到被解释法律的时间效力范围的限制。民间借贷解释第三十三条也规定，本规定公布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故二审法院适用民间借贷解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肖某某、赣州纵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赣民终101号
【摘要１】民间借贷可以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对双方往来资金进行结算——纵横公司、肖××与王×一致同意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按月息3分、先利后本原则对双方往来的资金进行结算。一审法院委托赣州中诚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借款及还款按照“先利后本、月息3分”的原则进行了财务司法鉴定。赣州中诚会计师事务所于2017年2月17日出具了《司法技术鉴定书》……
【摘要２】本案肖××、纵横公司行使的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故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原审判决适用该规定第六条，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2015年9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借款人归还的超过月利率3%的利息可以请求返还，此前并无法律或司法解释对此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虽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作出了规定，但并未规定已经超额支付的利息依法有权请求返还。故肖××、纵横公司直至2015年9月1日才知道或应当知道王×对其存在应当返还的不当得利的事实，其诉讼时效的行使期间应从2015年9月1日开始计算，其于2016年2月29日提起诉讼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摘要2：【摘要３】基于民间借贷关系而提出返还借款和不当得利不同诉讼请求，诉争法律关系的实质为民间借贷纠纷，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案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法[2011]42号）的规定，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本案中肖××、纵横公司在本诉中诉请王×返还其多支付的利息，从肖××、纵横公司的诉讼请求来看，本诉中双方诉争的法律关系在形式上体现为不当得利纠纷，但不当得利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基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纠纷。王×提起反诉诉请肖声富、纵横公司向其归还尚欠的借款，反诉中双方之间诉争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中双方均是基于2008年至2014年期间发生的民间借贷关系产生的纠纷而提出不同的诉讼请求。因此，本案双方诉争法律关系的实质为民间借贷纠纷，一审判决对本案定性正确，对王×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1：解读：（１）《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４条规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２）虽然连续居住１年以上，但起诉之前已经离开了经常居住地回到住所地，或者明显不可能再回到经常居住地而到其他地方居住的，不应再以该经常居住地确定案件管辖，可以由公民住所地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注解】《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４条规定的经常居住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是指连续居住满１年且起诉时仍然居住的地方。——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提字第213号《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等诉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管辖权异议案》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适用法发〔1996〕30号司法解释数额标准问题的电话答复（法研〔2014〕179号）
【摘要】经研究，电话答复如下：原则同意你院第二种意见，即为了贯彻罪刑相当原则，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量刑数额标准，可以不再参照适用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在新的司法解释制定前，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定罪量刑标准，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执行。
摘要2：
摘要1：解读：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1条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2：【注解１】（1）《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1条参照了《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但未充分关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精神及保护消费者的现实需求；（2）《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1条应解释为仅适用于经营者“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的情形，如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应予支持；除此之外，如果消费者提出证据证明格式管辖协议内容不公平、不合理，不当提高其诉讼成本，法院仍应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认定管辖协议无效。
【注解２】格式管辖协议：（１）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１条规定认定无效；（２）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２６条和《民法典》第４９７条规定认定无效；（３）根据《民法典》第４９６条第２款规定认定格式管辖协议不成立。
摘要1：解读：交付不动产纠纷不适用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规定。——（１）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１８条第１款）；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第１８条第３款）；（２）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第１８条第２款）。
摘要2：【注解】房屋租赁合同纠纷适用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但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后返回房屋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而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１８条关于争议标的是交付不动产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
摘要1：解读：（１）除侵犯专利纠纷案件外，侵犯其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管辖连接点均不包括侵权结果发生地；（２）商标侵权案件中“侵权结果发生地”不是管辖连接点，也不能将网购收货地作为管辖连接点；（３）被诉请求行为的实施与网络有关但不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不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５条规定。
摘要2：【注解１】（１）“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仅限于行为实施地及结果地均发生在信息网络的侵权行为；（２）对于“仅利用网络方式实施但侵权行为的完成在网络之外”或“仅利用网络之外的方式实施侵权但侵权行为的结果发生在网络上”两种情形，行为实施地或结果发生地二者之一存在具体的侵权行为地。
【注解２】在网络环境下如果在网站、网店页面中未经许可展示他人注册商标的标识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注册商标标识的载体是网络），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５条规定。
【注解３】侵权人仅在网络上销售侵犯商标权的商品，商标标识展示或使用的载体仍然是相关的商品，网络只是推广、销售侵权商品的渠道，不应认定为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不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５条规定。
【注解４】在侵犯商标权案件中，除了大量侵权商品的储藏地以及海关、工商等行政机关依法查封、扣押侵权商品的所在地外，仅侵权行为实施地或者被告住所地可以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而不再依据侵权结果发生地作为确定案件管辖的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终899号
【注解５】（１）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结果发生地具有不确定性，不应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２）在确定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时，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５条的规定，即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指导性案例223号：张某龙诉北京某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程某、马某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摘要1：【案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73民辖终68号
【裁判摘要１】对于上诉人张家口长城公司提出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应当分为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两种情况，消极接触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不能以侵权结果发生地作为管辖的依据的理由，本院认为，对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如何管辖，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确定。《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并未区分“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的情形，上诉人实际上自行对相关司法解释进行了缩小解释，排除了一部分情况的法律适用。以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为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的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大多侵犯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都是在自己的网站上上传他人享有权利的作品，供公众获取。如果按照上诉人理解的法律适用规则，那么大多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的被侵权人将无法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这显然与立法的本意相违背。另外按照《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也仅把被侵权人住所地视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因此不论当事人在何处电脑登陆被控侵权网站，在法律上能够被视为侵权结果发生地的管辖连接点也仅有被侵权人住所地一处。故上诉人提到的势必造成网络上任何电脑所在地都可以作为管辖地的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对于上诉人张家口长城公司提出的本案以侵权行为实施地确定管辖法院，因上诉人涉案行为并未在原审法院辖区实施，故原审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的主张。本院认为，总结上诉人上诉意见第2点，其所指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应为《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内容。该条规定：“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该条规定的管辖连接点有：1.被告住所地；2.侵权行为地。原审法院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确定本案管辖。该条规定：“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
摘要2：（续）该条规定的管辖连接点有：1.侵权行为实施地；2.侵权结果发生地。通过对上述两个司法解释规定的分析可知，主要区别在于《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将侵权行为地更进一步地细化为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并明确列举侵权结果发生地的一种情形，即被侵权人住所地；《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并未明确区分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因此，这两个司法解释规定的差别之处并非是冲突的关系，不存在不相一致的情形。相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补充规定了侵权结果发生地的一种情形；相对于《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则具体地列举了侵权行为地的几种情形。这两个司法解释在适用规则上应当是平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适用。本案被上诉人显然是选择了《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来确定本案的管辖连接点，该选择符合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３】对于上诉人张家口长城公司提出本案应当适用《商标解释》第六条之规定，不应当以侵权结果发生地作为本案管辖的依据的主张。本院认为，该理由涉及《商标解释》第六条和《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四条、二十五条的理解与适用。《商标解释》第六条规定，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由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五十二条所规定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侵权商品的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该条规定了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管辖法院包括了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商品的储藏地、查封扣押地、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而《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了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两个规定之间并非相互冲突、矛盾，当事人既可以选择向《商标解释》第六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商品的储藏地、查封扣押地、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选择向《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侵权结果发生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被上诉人显然是选择了《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四条、二十五条来确定本案的管辖连接点，该选择符合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107号
【裁判摘要】在侵犯知识产权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原告通过网络购物取得被诉侵权产品，能否以网络购物收货地作为侵权行为地确定管辖？——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和不正当竞争案件均属于侵权类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由于附着了商标或者其他权利的商品具有大范围的可流通性，如何确定侵权行为地有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案件的特殊性。《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2号）第六条规定，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由商标法（指2001年修正的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五十二条所规定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侵权商品的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该条规定，在侵犯商标权案件中，除了大量侵权商品的储藏地以及海关、工商等行政机关依法查封、扣押侵权商品的所在地外，仅侵权行为的实施地或者被告住所地可以作为管辖依据，而不再依据侵权结果发生地确定管辖。本案中，新百伦公司认为马某公司的侵权行为是基于周××的授权，通过“百伦BOLUNE”微信公众账号销售被诉侵权产品，参照前述司法解释规定，新百伦公司可以在马某公司被诉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以及该公司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马某公司住所地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新百伦公司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在公司住所地之外的其他地区实施了侵权行为，故应以该住所地作为对马某公司相应行为确定管辖的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该条规定是对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履行地的补充规定。对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确定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存在一定的困难，故司法解释该条进行了明确。由于合同案件与侵犯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存在较大的不同，合同案件一般发生在合同当事人之间，
摘要2：（续）且其影响基本仅限于特定的行为和特定的当事人，而在侵犯知识产权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当事人通过网络购物方式取得被诉侵权产品，虽然形式上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买卖合同”并无区别，但其所提出的侵权主张并非仅针对这一特定的产品，而是包含了特定权利的所有产品；其主张也并非仅针对合同的另一方主体，而可能是与此产品相关的、根据法律规定可能构成侵权的其他各方主体。考虑到上述区别，并考虑到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对侵权行为地的确定有专门的规定，在此类案件中，如果原告通过网络购物方式购买被诉侵权产品，不宜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来确定案件的地域管辖。一审法院援引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认定南京市既是马某公司的侵权行为实施地，也是侵权结果发生地，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解读：（１）《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７６条规定：“当事人对小额诉讼案件提出管辖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２）小额诉讼案件一审管辖权异议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不能提起上诉。
摘要2：【注解】（１）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６２条、《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７１条之规定，小额诉讼案件实行一审终审；（２）小额诉讼案件管辖权异议也实行一审终审，当事人不能提起上诉。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01民终2727号
【裁判摘要１】管理人要求撤销破产企业的个别清偿行为管理人作为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管理人履行以下职责：（七）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规定：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涉及债务人财产的相关行为并由相对人返还债务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上述规定中，前者是管理人代表破产企业参加诉讼，是一般规定，后者是管理人提起撤销权诉讼，是特别规定，其特别性在于管理人与破产企业在诉讼中处于对立状态。如果此种情况下仍要求管理人必须以破产企业的名义提起诉讼，则会出现程序上的主体代表与实体上的诉请利益之间相互冲突的局面。本案系管理人要求撤销破产企业的个别清偿行为，根据特别规定优先适用于一般规定的原则，本案应适用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的规定，故三瀛公司管理人提起本案诉讼，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裁判摘要２】管理人无权请求撤销债务人以自有财产设定担保物权的债权进行的个别清偿行为——首先，2013年8月6日三瀛公司向顾×转让案涉车辆属于个别消偿行为。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该条确立了个别清偿撤销权制度，构成要件有三：1.清偿发生在破产案件法院受理前六个月内，即临界期为六个月；2.清偿的债务为已到期债务；3.清偿时债务人已具备破产条件。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2013年8月6日三瀛公司向顾×转让案涉车辆时，案涉债权已经到期，且三瀛公司已出现财务危机，亦在破产案件受理前六个月之内，故三瀛公司向顾×转让案涉车辆以抵销借款的行为符合上述三要件，属于个别清偿行为。其次，三瀛公司的上述个别清偿行为属于管理人有权撤销的除外情形。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中的“但书”规定“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破产撤销权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破产财产的不当减少，如果清偿行为使破产财产受益的，则不应撤销。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四规定：“债务人对以自有财产设定担保物权的债权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续）但是，债务清偿时担保财产的价值低于债权额的除外。”根据该条司法解释，债务人通过个别清偿剔除担保物权后，原担保财产的权利即获得清洁并可纳入破产财产清偿普通债权。只有当债务人付出的清偿债务的财产价值高于获得的已剔除担保物权的财产价值时，才会出现债务人的破产财产不当减少的结果，才有必要予以撤销。反之，撤销并无必要。本案中，三瀛公司以价值27.9万元的自有车辆为案涉3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借款到期后三瀛公司以该车辆充抵30万元债务，该清偿行为使三瀛公司财产获益，故本案三瀛公司的个别清偿行为属于可撤销的除外情形，不应撤销。况且，三瀛公司管理人在审核永润公司债权时已核减以车抵债的30万元，表明其已认可三赢公司以车抵债行为。最后，如果撤销三瀛公司以车抵债的行为，则会出现三瀛公司及其债权人利益受损的局面。
摘要1：破产受理前6个月，银行债权人扣划债务人账户资金清偿其债务，属于个别清偿行为，管理人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终523号
【案例要旨】个别清偿行为以债的合法存在为前提，对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恶意或善意）则无特别的要求。破产受理前6个月，银行债权人扣划债务人账户资金，损害了债权人整体的公平清偿利益，是个别清偿行为，管理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裁判摘要】（一）破产撤销权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维护债权人的整体利益，实现公平清偿的价值。通过对债务人相关行为的撤销，以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护债权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实现破产财产在全体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分配。《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该条规定，表明了对债务人特定情况下的个别清偿行为（即偏颇性清偿行为）应予以依法撤销的立法意旨。《破产法解释二》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对《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作了总体属于限缩例外情形倾向的解释，该司法解释还强化了管理人怠于行使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民事责任；债务人频临破产状态下的债务抵销行为，有可能损害债权人整体的公平清偿利益，实质是一种偏颇性清偿行为。为此，《破产法》第四十条对债务人频临破产时抵销权的行使作了有别于一般民法上的抵销权的规定，旨在落实《破产法》对偏颇性清偿的规制。《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债务人与个别债权人以抵销方式对个别债权人清偿，其抵销的债权债务属于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管理人在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该抵销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规定通过对《破产法》第四十条的严格解释，排除了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行为人行使民法上抵销权的法律效力。审判实践中，应准确把握破产撤销权制度的价值导向和立法、司法解释的意旨，严格适用。商业银行在依法维护金融债权过程中，应制定合理合规的风险控制和资产保全措施，充分评估《破产法》有关破产撤销权、
摘要2：（续）抵销权规定对其相关风险控制和资产保全措施的影响，避免相关措施因违反《破产法》的规定而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情形的发生。（二）《破产法》和《破产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对于偏颇性清偿行为的规制，都是以债的合法存在为前提，而对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恶意或善意），则无特别的要求。建设银行绍兴分行以其和保达公司在行为时不存在主观恶意作为上诉理由，没有法律、司法解释的依据。（三）一审判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保护存款安全的规定、本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对于扣款还贷的约定内容以及抵销属于观念交付而不是现实交付等规则和法理层面，阐明了建设银行绍兴分行扣款行为不属于可以对抗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法定或约定抵销行为的理由，有相应的依据。本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内容不构成准予建设银行绍兴分行行使相应抵销权的明确合意，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本身并未对于金融机构扣款行为是否属于受到《破产法》规制的抵销行为作出规定，结合《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对《破产法》第四十条有关抵销权行使的限缩解释的意旨，建设银行绍兴分行在本案中的扣收款项行为不产生对抗保达公司管理人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效力。（四）建设银行绍兴分行在本案中的扣收款项行为在本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中有相应的约定，得到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前的保达公司的认可，保达公司对建设银行绍兴分行扣收款项行为亦有相应的预期，与保达公司主动实施的个别清偿行为对债权人整体的公平清偿利益的损害有相同的效果，应认为符合《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偏颇性清偿行为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相应的认定理由应予维持。（五）建设银行绍兴分行主张其扣收款项行为发生时保达公司还不具备破产原因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就此，一审判决已经阐明了相应的理由，本院予以认同。
【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民终523号
摘要1：解读：代理人仅提交授权委托书而未提交《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８８条规定的其他材料，法院对其诉讼代理人身份应当不予认定。
摘要2：【注解】仅提交授权委托书，未提交《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８８条规定的相应材料，不能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
摘要1：解读：（１）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０５条之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必须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２）承租人请求法院确认其对执行标的享有租赁权及执行拍卖中公告权利受限的诉讼请求明显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０５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应当驳回起诉。
摘要2：【注解１】承租人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应当如何确定诉讼请求？——（１）《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３１条第１款规定：“承租人请求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并占有使用该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２）承租人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请求应当是“请求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或者类似内容。
【注解２】承租人执行异议之诉仅仅要求确认租赁权和带租拍卖，没有明确提出排除执行（即阻止移交占有），不符合承租人执行异议之诉要件——（１）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０５条第１款第２项规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必须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３１条第１款股东，即承租人执行异议之诉必须有明确的请求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的诉讼请求（如请求对租赁物不清场等类似内容）；（２）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１０条第２款规定：“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承租人执行异议之诉可以提起请求确认租赁合同有效和享有租赁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841号
【裁判摘要】未取得规划许可等手续不影响优先受偿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未竣工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承包人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其承建工程部分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案涉4号、5号楼、地库、地库虽未经竣工验收合格富房产公司已实际占有使用，应视为对工程质量的认可，一审认定中兴建设公司就4号、5号楼、地库、地库未付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无不妥程未取得规划许可等手续责任在于百富房产公司，并不在于中兴建设公司，且法律并未以工程未取得相关手续作为承包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条件。
【摘要１】即使是非强招标工程，承包方在履行法定招标投标程序之前就已经进场施工属于串通投标无效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年修订)第四十三条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第五十三条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双方当事人于2011年7月26日就百富明苑小区7号楼签订《承包协议书》，并于2011年9月20日通过招投标程序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述合同虽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百富房产公司亦在向本院起诉前取得7号楼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但中兴建设公司认可在履行法定招标投标程序之前已就案涉工程进场施工，此行为属于先定后招、明招暗定的串标行为，依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兴建设公司关于案涉7号楼工程的中标无效，案涉7号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亦因中标无效属无效合同。
【摘要2】关于百富房产公司主张的中兴建设公司应向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
摘要2：（续）依据上述规定，中兴建设公司应当向百富房产公司开具发票。“开具发票”虽从文义解释看是指由税务机关开具和履行，但从上述规定及建设工程合同交易习惯来看，其含义并非是指由税务机关开具发票，而是指在给付工程款时需由收款人向付款人给付税务机关开具的发票，该给付义务属收款人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本院应当依法审理，中兴建设公司关于该项请求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中兴建设公司应当向百富房产公司移交税务机关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百富房产公司认可中兴建设公司就案涉工程已移交增值税普通发票数额为98903600.85元，中兴建设公司对该数额虽不认可，但在本院限定期限内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实际移交发票数额，故中兴建设公司向百富房产公司移交增值税普通发票的数额应认定为81475609.72元(180379210.57元－98903600.85元)。
【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新民初64号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四十一条规定：“承包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但最长不得超过十八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二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依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对于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亦有规定，但适用新的解释更有利于保护实际施工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故对本案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认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最长不超过十八个月的除斥期间。
摘要1：人民法院在审理、执行票据纠纷案件时，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票据，经当事人申请并提供担保，可以依法采取保全措施或者执行措施——（１）不履行约定义务，与票据债务人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当事人所持有的票据；（２）持票人恶意取得的票据；（３）应付对价而未付对价的持票人持有的票据；（４）记载有“不得转让”字样而用于贴现的票据；（５）记载有“不得转让”字样而用于质押的票据；（６）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有其他情形的票据。
摘要2：【注解】为了保障票据的正常流通和使用，法院在一般情况下不应轻易对票据采取保全措施，只有在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特定情况下才可以对票据采取保全或者执行措施（对票据保全措施的一般原则——被保全票据现实持票人为非法持票人或者系被起诉要求确认为非法持票人即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或者被诉要求确认其不享有票据权利）。
【解读】对票据采取保全措施的主要方法——（１）止付通知（《票据法规定》第３０条）；（２）冻结止付；（３）扣押票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215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中信公司受让股权时，从澳普尔公司的工商档案、营业执照及绥芬河广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绥广验字2007第45号验资报告、黑龙江天衡同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黑天衡会审字[2010]4号审计报告看，中信公司受让股权之前该公司股东的实缴资本为一亿元，中信公司通过审查上述公司文件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根据以上事实和法律规定，二审法院认定李×未能提供澳普尔公司原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中信公司受让股权时对此知道或应当知道的相关证据，驳回李新要求中信公司承担责任的请求，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案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黑民终280号
【摘要】关于中信公司应否对澳普尔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对此牡丹江中院认为：第一、李×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向澳普尔公司、范××主张权利的，本案的法律关系为追偿权纠纷。李×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向中信公司主张权利的，该法律关系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因此，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同，本案不宜一并审理；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八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澳普尔公司债权人向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可同时请求转让股权的该股东的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原告李×做为澳普尔公司债权人，在未请求转让澳普尔公司股权的原股东西安汉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薛×、范××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澳普尔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情形下，径行要求受让人中信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故即使李×此项诉讼请求可与本案一并审理，李×亦无权径行要求中信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对李×要求中信公司对澳普尔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779号
【裁判摘要】所有权证被撤销，善意取得抵押权的抵押权人有权申请执行抵押物，所有权人无权排除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海龙投资公司与奥达面业公司于2010年11月16日达成抵押协议并办理抵押登记时，案涉房产登记于奥达面业公司名下。不动产权属登记具有权利推定效力和公示公信力，虽然其后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蚌行终字第00060号行政判决撤销了奥达面业公司的房屋所有权证,海龙投资公司取得案涉房屋抵押权在先，因此二审判决认定海龙投资公司善意取得的案涉房屋抵押权可以有效抗辩利军机械公司的所有权，并准许执行本案的执行标的，适用法律并无不当。至于利军机械公司的损失，在案涉房屋被抵押权人行使优先受偿权后，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向之前的无权处分人请求赔偿。
摘要2：安徽海龙投资有限公司、五河县利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皖民终542号
【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现行的合法所有权人系利军机械公司，由于所有权属于绝对性民事权利，具有支配性和排他性，利军机械公司基于其享有的所有权，足以排除法院对涉案房屋的强制执行。海龙投资公司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抵押权虽然亦属于物权范畴，但由于该抵押权并非涉案房屋所有权人利军机械公司依其意思表示所设定，故不能构成对利军机械公司享有的房屋所有权的限制。此外，根据民法的基本理论，抵押权的效力主要是优先受偿效力，其优先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优先于普通债权的效力；二是优先于特定条件下设立的他物权的效力。与作为自物权的所有权相比，抵押权并不具有优先性。而且，基于涉案房屋所有权和抵押权形成的时间先后判断，利军机械公司享有的房屋所有权登记于2008年7月15日，而海龙投资公司享有的房屋抵押权登记于2010年11月17日，在两种物权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该抵押权也不能对同一物上先前登记形成的所有权构成约束。故海龙投资公司就涉案房屋享有的抵押权不足以对抗利军机械公司享有的房屋所有权，海龙投资公司要求许可执行涉案房屋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判决：驳回海龙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
【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见，申请执行人海龙投资公司参照适用所有权的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的案涉房屋抵押权可以有效抗辩案涉房屋原所有权人利军机械公司的请求权。案外人利军机械公司就本案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应准许执行本案的执行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