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问题：借名购房人对房屋权利能否排除强制执行？
解读：借名购房不存在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国家、地方政府限购政策，亦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借名人对于房屋的权利能够排除强制执行。
解析：部分地方法院判例不支持借名购房排除强制执行。——参考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民申443号
摘要2：【注解】借名购房合同视为属于无效合同，能否排除强制执行？｜借名人与出名人为规避国家限购政策（不包括地方政府限购政策）签订的借名买房合同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不能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328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1083民初2989号
【裁判摘要】信用卡套现出借民间借贷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转贷给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本案中，从表面看原告王某某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将款项出借给被告郑某某，而实际上，原告的资金来源系信用卡套现，原告王某某作为信用卡的持卡人，利用信用卡套现转借于被告郑某某，且被告事先已知晓该事实，这种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法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应属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虽本案民间借贷合同系无效合同，但被告郑某某因此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原告郑某某的信用卡套现行为，是导致本案借款合同无效的直接过错方，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２条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违背公序良俗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所称的“交易习惯”：（一）当事人之间在交易活动中的惯常做法；（二）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注释１】《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２条明确规定交易习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注释２】特殊地区（行业）交易习惯只要求“交易对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而不要求当事人双方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摘要2：【注解】交易习惯与任意性规范哪个优先适用？——（1）当事人约定依照交易习惯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或者交易习惯可以表明当事人“另有约定”，交易习惯优先于任意性规范适用；（2）当事人并不知晓特殊地区（行业）习惯的交易习惯，则任意性规范优先于交易习惯适用。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2民终4090号
【裁判摘要】出资具有瑕疵其股东权利的行使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公司可以对股东权利进行相应的限制——李某某是否履行了向中量宝公司出资的义务及是否实际获得了中量宝公司的股东资格；．．．．．．一审法院认为，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同时考察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并区分公司内部的对内原则和公司外部的对世原则。从形式要件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李某某系中量宝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股东，公司章程中亦确定了李某某的股东资格，李某某具备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对外能够依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从实质要件上看，一方面，2013年1月7日签订的《股权变更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尽管李某某以客户资源和资源渠道入股的形式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出资形式，但这是各方当事人对各自掌握的经营资源、投入成本及预期收入进行综合判断的结果，在中量宝公司的注册资本符合法定要求的前提下，各股东的实际出资数额和持有股权比例属于公司股东意思自治的范畴，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股东内部可以约定不按实际出资比例持有股权，该约定不影响公司资本对公司债权担保等对外基本功能实现，股东按照约定持有的股权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另一方面，公司法也确立了股东出资形式的原则，即财产属性和可转让性。而涉案《股权变更协议》中约定“李某某以客户资源及渠道资源入股，其对于未来目标公司的销售业绩担负部门业绩增长职责”，这种出资并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出资形式。李某某在与史某的聊天记录中也谈到“我啥也没出”，即认可了其没有实际货币出资。因此，李某某的出资具有一定瑕疵。股权的本质是股东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既包括股东对公司享有的权利，也包括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股东享有权利的前提是股东承担义务，这亦是民法中权利与义务统一、利益与风险一致原则的具体体现。本案中，李某某的出资具有瑕疵，故其股东权利的行使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应根据具体的股东权利的性质确定，即中量宝公司可以根据李某某对公司“销售业绩增长”的贡献对李某某的股东权利进行相应的限制。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221号
【裁判观点】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民诉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裁判摘要】合同双方能否约定或者限制一方当事人的起诉权？——合同双方不能约定排除一方当事人的起诉权｜起诉权是法定的权利，除非法律规定，当事人不得自行约定排除或者限制。北京萨利公司作为涉案合同一方当事人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人，其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进行维权，系其依法行使民事权利的表现，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北京萨利公司明确以中达信龙公司、赵某某为被告起诉，提出具体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且为平等主体间的民事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和原审法院管辖范围。该起诉符合法定条件，原审法院予以受理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原审法院查明，涉案合同的甲方为北京萨利公司，乙方为中达信龙公司，该合同第十一条第3款约定如下：“双方保证严格遵守协议各项条款，如双方在协议执行中发生争议时，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以友好协商形式解决；如协商无法解决争议问题，则向甲方所在地法院起诉。”．．．．．．中达信龙公司、赵某某上诉主张北京萨利公司未经协商直接起诉违反合同约定，原审法院立案时未审查立案行为的合规性，为管辖权异议埋下问题隐患的问题。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970号
【裁判摘要１】合同各方当事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意思表示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只要合同各方协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应对缔约各方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当事人如意思表示发生变更，一般应以明确的方式作出，并以变更后的意思表示来确定缔约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案件的案由反映了案件所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是人民法院为便于当事人诉讼、规范审判管理和司法统计，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合同约定的内容等，对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和总结。
【裁判摘要２】法院在解除双务合同时未向当事人释明可一并提出返还原物或折价补偿、赔偿损失不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民商事审判工作纪要》第36条第二款、第49条的内容，关于双务合同解除时人民法院的释明问题。第一审人民法院虽未予释明，如果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失的范围确实难以确定或者双方争议较大的，也可以告知当事人通过另行起诉等方式解决，并在裁判文书中予以明确。故韩某某等三人关于一审法院未向其释明可提出返还请求，程序违法应予发回重审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314号
【裁判摘要】齐某某经与加格达奇区棚户区改造建设指挥部、加格达奇区晟吉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协商一致，三方签订涉案《棚户区改造回迁安置协议》，该协议系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并不存在显失公平及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可该协议的效力。原审法院据此判决确认涉案《棚户区改造回迁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本案中，在该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加区政府仍未履行该协议，且该协议具有履行的现实可能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判决加区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按照就近安置的原则在棚户区范围内继续履行协议，符合上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具体到本案中，加区政府与齐某某签订《棚户区改造回迁安置协议》后，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加区政府未按约定的期限交付房屋，即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涉案协议未约定违约责任并不能成为加区政府不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依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令加区政府承担逾期安置期间的违约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加区政府不承担违约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结论显有不当，应予纠正。对于加区政府需要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的计算，需要原审法院结合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进一步查清有关事实并作出认定。
摘要2：【解读】行政协议违约责任的赔偿标准及承担方式——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签订行政协议后，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义务，行政机关未按照约定的期限履行义务的即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协议中没有约定违约金条款或者定金条款，也不排除人民法院可以就行政机关的违约责任判决金钱赔偿。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行终449号
【裁判摘要】疫情不构成行政起诉期限扣除——本案的争议在于杨某某未在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是否具有正当理由。杨某某提出的理由包括疫情、外地治疗疾病、不知道起诉方式等，但本院认为，人民法院接受当事人立案材料的方式有多种，包括现场立案、邮寄立案、网络立案等多种方式，均可以为当事人提供便捷的立案渠道。即使受疫情影响，杨某某仍可以通过邮寄、网络等方式进行立案，疫情并不构成杨某某立案的根本妨碍。即使国家知识产权局并未告知杨某某立案的渠道，但其可以通过电话等方式进行咨询，也可以事先与法院进行沟通，提出立案困难的申请。但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杨某某在长达三个月期限内就无法正常起诉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或者原审法院提出过延期申请，或者进行其他沟通。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当由杨某某昇自行负担。法律规定的起诉或上诉期限，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没有正当理由不得任意变更，这有利于维护正常的诉讼秩序。
摘要2：
摘要1：行政协议无效；行政协议未生效；行政协议无效或确定不发生效力后法律后果。
【法律问题】因被征收人存在欺诈行为导致被征收物的评估价值有误时估报告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是否有效？
【法官会议意见】具有可分性内容的行政协议，协议部分无效，不影响合的效力，即容许行政协议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情形存在。但当部分无效将效部分的效力，或者将导致整个协议无缔约可能性或者导致整个协议履行的，应当确认行政协议整体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19年第16次法官会议纪要，载贺小荣主路:《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法官会议纪要》(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369-370页。
摘要2：【注解１】法院判决确认行政协议未生效后，当事人是否还可以补办批准手续？——判决后行政机关可以继续履行报批义务，补正协议的效力。
【注解２】行政协议效力审查范围：（１）既要适用行政诉讼法第７５条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行政协议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２）同时也要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行政协议具有合同制度的一般特征）。
【注解３】行政协议效力性审查：（１）对于行政协议效力审查除适用行政诉讼法第７５条关于行政行为无效的规定外，也可以参照民事法律关于效力性与管理性规范相区别，即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效力规定当属无效，违反法律法规一般强制性股东不属于强制性效力规定不因此无效；（２）只要签订行政协议时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除非确有重大明显违法等情形，原则上应认定其效力，如果机械认为只要行政协议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无效将严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和行政协议法律关系的安定性。
【注解４】在不与法律规定相冲突的前提下行政协议当事人可以约定行政协议生效条件。——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行政协议诉讼典型案例——九、韩某某诉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不履行预征收行政协议案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渝01民终4493号
【裁判摘要】股东丧失资格后仍享有担任股东期间知情权——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梁某某丧失股东资格后是否仍然有权查阅和复制其担任股东期间的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该条款并未明确股东起诉时乃至行使有关查阅和复制权利时必须具有公司股东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七条第二款也规定，公司有证据证明前款规定的原告在起诉时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原告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请求依法查阅或者复制其持股期间的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除外。但本案梁某某起诉时仍具有富宏公司股东资格，仅系本案诉讼期间丧失了该资格。公司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依照该条规定，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及社会的一般期待出发，允许和支持股东在行使股东知情权诉讼期间因故丧失股东资格仍可对其担任股东期间的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进行查阅和复制，显然有利于保护法律赋予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等权利，亦有利于督促其他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以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合法、合理、诚信行权履职，规范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进而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乃至全体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同时，允许和支持股东在行使股东知情权诉讼期间因故丧失股东资格后对其担任股东期间的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进行查阅和复制，亦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至损害公司的合法利益。梁某某在本案起诉的理由中也陈述，其请求行使股东知情权，查阅和复制财务会计报告的目的之一在于行使资产收益的股东基础性权利。在此情形下，一审判决判令支持梁某某对其担任股东期间的富宏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进行查阅和复制于法有据，有关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亦予认同。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苏行申642号
【裁判摘要】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是法定义务，即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约定“不要求公司缴纳社保”，写明无任何纠纷，因该协议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第十一条第（七）项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根据2009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缴费单位、缴费个人应当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因缴费单位、缴费个人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是法定义务，故申请人认为沈某某、黄某某美已与其约定“不要求公司缴纳社保”，该协议有效的主张违反上述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265号
【裁判摘要】我国法律并无客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的强制性规定——《民事诉讼法》第５２条第１款关于“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的规定，是就主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作出的规定，其前提是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必须为二人以上。我国法律并无客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的强制性规定。据此，当事人关于法院未经其同意合并审理本案存在错误，进而要求将本案分案处理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904号
【裁判摘要】合伙协议就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的特别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应认定其合法有效，合伙人应严格遵守该约定。合伙协议已经明确约定合伙人之间转让合伙财产份额需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在其他合伙人未同意合伙财产份额转让之前，当事人就合伙财产份额转让签订的转让协议成立但未生效。如其他合伙人明确不同意该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则转让协议确定不生效，不能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履行力。当事人请求履行转让协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民法典》及《合伙企业法》并未规定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内部转让的条件，仅规定合伙人之间转让财产份额的，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２）一般而言，财产份额内部转让不会对合伙企业人合性产生影响，故立法并未要求财产份额内部转让需要取得其他合伙人同意，否则可能限制了合伙人对财产份额财产属性的处分权利。但对于合伙协议中就财产份额内部转让需取得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特殊约定，最高院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对此予以肯定。最高院进一步认为该特殊约定是对财产份额内部转让协议本身的限制，是合同生效的条件，而不是在协议履行层面上的限制，产生的后果是财产份额受让方无法主张违约责任。
摘要1：【案号】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07民终624号
【裁判摘要】妨害是指以非法的、不正当的行为，或者以无权施加的设施对权利人的物或物权造成侵害或妨碍，现实地阻碍了特定物的权利人行使权利。本案高压线路办理了审批许可手续，并通过了环境影响报告，且经一审法院现场勘测，本案高压线路远高于相关规章、技术标准对安全距离的要求，搬迁亦不是强制性规定，故张某某要求国网电力连云港公司对其房屋进行搬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5769号
【裁判摘要】股东在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如不存在恶意不承担未出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和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债权人可以请求该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认缴出资额，股东对于认缴的出资享有期限利益，在出资期限届满前无实际出资的义务，因此，股东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不属于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本案中，高某将其500万元出资转让给国信智玺中心时，该出资的认缴期限尚未届满，亦无证据表明该转让行为存在恶意串通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该转让行为不属于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边某某对北京正润能源公司享有的担保债权发生在高某转让出资之后，即公司债权在股权转让时并不存在；高某与国信智玺中心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由受让人国信智玺中心继受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北京正润能源公司将转让相关的《股东会决议》《出资转让协议书》在工商部门进行了登记备案，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边某某在接受北京正润能源公司提供担保时应当知晓高某已不是股东，其与北京正润能源公司之间发生担保法律关系与高某无关，其对高某不存在期待利益或信赖利益。因此，二审判决认定高某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其出资义务一并转移，不属于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并无不当。边某某申请再审认为高某转让出资系对公司出资责任的预期违约，无法律依据。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系对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以外的公司发起人责任的规范，与本案情形不符，边某某据此主张由高某作为发起人股东对该出资义务承担责任，依据不足。边某某未就高某与国信智玺中心存在关联关系提交相关证据，即便二者存在关联关系，亦不足以据此认定双方的转让行为存在恶意串通，边某某认为高某恶意将认缴出资额转让给无出资能力的第三人，缺乏事实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皖1802民初6027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第三人钟某某持有被告宣城亚邦化工有限公司8.07%的股权，其中0.44%是钟某某代原告张某持有，张某系该0.44%股份的实际出资人，原告张某、被告宣城亚邦化工有限公司、第三人江苏仁欣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第三人钟某某均未提出异议，对原告该0.44%的持股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第三人钟某某与原告张某于2008年12月27日签订了《委托投资协议》为代持股协议，系钟某某与张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显然合法有效。原告关于确认登记在第三人钟某某名下被告宣城亚邦化工有限公司0.44%的股权归原告张某所有的请求，合法有据，本院支持。至于原告诉请被告宣城亚邦化工有限公司将其记载于被告公司名册、公司章程并至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问题，因被告及诸第三人庭审中均认可原告所诉事实，亦未提出异议，显然属于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8日印发公布的《全国法院民商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8条“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的调整范畴，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实际出资人要被确认为显名股东，需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本案其他股东是指第三人江苏仁欣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汪某某、秦某。庭审中该其他股东均明确表示对原告所诉予以认可，则原告关于被告宣城亚邦化工有限公司将其记载于被告公司名册、公司章程并至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请求，本院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171号
【裁判摘要１】合同约定“一方违约另一方可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承担２０％违约金”，在未解除合同情况下不能主张该２０％违约金——《股权转让合同》第5.1条约定：“本合同签署后，达到付款条件时乙方(万科公司)未能依约支付任何一笔的转让价款，乙方除支付相应违约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给甲方外，还须按约履行付款的义务。若乙方迟延履行付款超过60天，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甲方和丙方应在本合同解除后30日内返还乙方已支付全部款项，乙方向甲方和丙方支付项目转让总金额(即11.9亿元)的20%违约金，如给甲方和丙方造成其他损失，乙方应同时赔偿甲方和丙方因此所受到的一切损失。”按此约定，薛某某一方向万科公司主张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可提出项目转让总金额20%违约金的请求。而本案中，其诉请在一审法院释明下已变更为要求万科公司继续履行合同，支付欠付的转让款以及每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其再提出转让款总金额20%违约金的请求，无合同依据。
【裁判摘要２】关于开票义务与付款义务的关系问题，一般认为，在合同对开票义务未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开票义务属于附随义务，付款义务属于主合同义务，即便当事人不履行开票的附随义务，对方当事人亦不能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拒绝付款。但对于合同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如本案，双方对于开票应当先于付款、未足额开票部分可在转让价款中相应扣减有明确的约定，该约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司法应当予以尊重。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307号
【裁判摘要】在保留所有权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中经审理认定作为买受人的被执行人未取得案涉动产的所有权且不存在行使取回权的阻却事由的，对于案外人排除执行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甘肃临工与刘某某所签《产品买卖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其中的所有权保留条款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及第一百三十四条“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的规定，刘某某因没有向甘肃临工支付涉案挖掘机的全部价款而并未取得涉案挖掘机的所有权。因此，涉案挖掘机的所有权仍应当属于甘肃临工。
摘要2：【解读】买卖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所有权保留条款，在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情况下标的物所有权属于出卖人，出卖人就该标的物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新民终45号
【裁判要旨】建设工程转包合同无效，但结算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协议。
【裁判摘要】结算协议中约定，乙方即十一冶公司将合同结算金额内剩余待开发票开齐交甲方即电建湖北电力分公司，且甲方即电建湖北电力分公司收到业主款项后支付。开具发票是收取工程款的附随义务，不是支付工程款的对价义务，一审法院对未及时足额开具发票作为拒绝支付工程款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正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电建湖北电力分公司是否依照其与嘉润资源公司签订的《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一期二系列45万吨/年电解铝项目（土建）施工合同》、《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一期二系列45万吨/年电解铝项目（钢结构）施工合同》收到业主嘉润资源公司款项，不影响电建湖北电力分公司向十一冶公司支付工程款，一审法院认定电建湖北电力分公司收到业主款项后支付的约定有失公允，对该抗辩理由不予支持正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4924号
【摘要】《结算协议》约定的电建湖北分公司支付工程款的条件之一，即在其收到业主款项一个月后支付。但是，电建湖北分公司何时收到“业主款项”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鉴于十一冶公司工程已完工多年，电建湖北分公司仅支付了少部分工程款，而在发生法律效力的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新23民初17号民事判决中，已判令嘉润公司向电建湖北公司支付工程欠款并自2018年5月23日起计算利息，本案二审法院判决电建湖北公司自《结算协议》签订一个月后，即2018年8月6日承担欠付工程款利息，并未加重电建湖北公司支付工程款的利息负担，结果比较公平合理。电建湖北公司申请再审称《结算协议》中约定的付款条件有效，并以此拒绝承担给付工程欠款及利息的主张，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闽0902行初11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者派出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本案被诉《停电函》系被告内设机构古田县城建监察大队作出的，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该行为的法律责任应由被告承担。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本案被告为了促进原告自行拆除违法建筑，而作出《停电函》的行政行为违反上述法律的强制规定。被告认为原告未经任何部门审批擅自在房屋阳台等处违法建设，根据《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应对原告供电，特函告第三人停止对原告供电并不违法的理由，依据不足。综上，本院认为，本案被诉《停电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摘要2：
摘要1：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４３条第２款规定的“实际施工人”原则上不适用挂靠情形的实际施工人。
【理解与适用】关于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可否依据本条款向发包人提起诉讼的问题．．．．．．我们认为，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则上不适用于挂靠情形的实际施工人。——《最高人民法院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Ｐ４５０－４５１
【注释１】实际施工人包括３类——（１）转包合同的承包人（转承包人）；（２）违法分别合同的承包人（违法分承包人）；（３）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挂靠人）。
【注释２】
（１）《建工解释（一）》第４３条所指实际施工人仅指转包和违法分包情形下的实际施工人，不包括挂靠的实际施工人，但不等于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在履行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不能请求发包人支付工程价款；
（２）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的请求权基础是其与发包人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而非债的代位关系，无须以《建工解释（一）》第４３条为依据，以《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为依据即可，即：借用资质（挂靠）的实际施工人不能依据《建工解释（一）》第４３条规定主张权利，但可以依据民法典规定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481号
【注解１】《最高法院民一庭：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且工程验收合格的，可以请求发包人参照合同约定折价补偿》最高法院民一庭法官会议讨论认为：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发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系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进行施工的情况下，发包人与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1）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２）在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且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有权请求发包人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
【注解２】挂靠人可以行使代位权为由直接向发包方主张工程款。——参考：(2020)苏01民终11673号
【注解３】借用资质的挂靠人属于实际施工人，其有权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参考案例： (2020)最高法民终1321号
摘要2：【注解４】挂靠关系中挂靠人能否依据被挂靠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合同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主要取决于发包人在缔约时对挂靠关系是否知情：知情的，挂靠人可以基于事实关系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反之，则不可以。——参考案例：(2021)最高法民终985号
【注解５】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后，借用施工资质合同中的实际施工人（挂靠人）与发包人签订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协议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
【注解６】挂靠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发包人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发包人不是适格被告，不符合规定的起诉条件。 ——参考案例：(2020)最高法民终1205号
【注解７】挂靠的实际施工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４３条规定情形。——参考案例：(2018)最高法民终391号
【注解８】（１）被挂靠方仅负有将收取的工程款支付给挂靠方的义务而非与发包人承担共同付款责任；（２）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挂靠方）已取代名义上的承包人作为实际承包人与发包人成立事实上的建设施工合同关系，应当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参考案例：(2021)最高法民终72号
【注解９】挂靠人不能以实际施工人身份向发包人主张代位权。——参考案例：(2020)最高法民申6892号
【注解１０】挂靠人能否跨越被挂靠人直接与发包人达成结算协议？｜（１）挂靠人与发包人进行结算符合法律规定，结算协议合法有效；（２）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的实际施工人不得突破合同相对性径直对发包人主张权利，不适用于借用他人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参考案例：(2019)最高法民终682号；(2020)最高法民申1814号
【注解１１】（１）被挂靠人缺乏与发包人形成建工关系的意思表示；（２）挂靠人是工程款的实际权利主体，有权与发包人进行有效结算，结算协议合法有效。——参考案例：（2020）最高法民申3885号
摘要1：解读：根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之规定，劳务分包企业不具有相应资质原则上属于不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不应当轻易认定劳务分包合同无效。
摘要2：【注解】不具备劳务资质的企业与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效力——（１）［主流观点］认为违反《建筑法》第２６条第１款、《民法典》第７９１条第３款规定，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第１条第１款第１项规定，此类劳务分包合同应属无效；（２）另外观点认为，劳务分包本质上不属于工程分包，不应纳入“工程分包”合同效力进行评判。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475号
【裁判摘要】判决论理部分并非是认定事实部分，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须举证证明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该规定是针对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卫某某申请再审所称的原判决针对相同事实作出了与《374号判决》不同的认定是指判决论理部分，并非是指认定事实部分，《374号判决》所作出的相关认定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须举证证明的事实。再者，《374号判决》系铭方公司起诉卫某某等人返还出资，主要围绕卫占青等人是否抽逃出资进行审理，与本案的审理范围不同。因此，原判决未以《374号判决》作为本案裁判依据，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股东签订共有协议约定各方按持股比例持有公司资产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股东对公司出资后，其出资权益转化为公司股权，股东依据股权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等权利。黄河公司股东康某某与赵某等人签订《共有协议》，约定各方按比例持有黄河公司资产，损害了黄河公司利益及其债权人利益，原判决认定《共有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根据《公司法》（２０２３年修订）第３条第１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之规定，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２）股东之间约定按照持股比例持有公司资产，损害了公司利益及其债权人利益，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申字第3649号
【裁判摘要】南北公司通过招投标程序确定环宇公司为涉案工程的中标人，后双方依据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按要求进行了备案。虽然招标前环宇公司与南北公司签订了《工程补充合同书》，但《工程补充合同书》约定的工程价款及其支付方式、开工和竣工的时间等内容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约定明显不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故原审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且作为结算依据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1民终8055号
【裁判摘要】劳动纠纷案件以风险代理方式支付约定合法有效——对于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即东迅律所与黎某某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是否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本院认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并非由国务院制定，其性质也非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六条规定：“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除依照本法第十八条规定适用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外，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依照本法自主制定。"同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地方定价目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照价权限和具体适用范围制定，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报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审定后公布。"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律师协会于2018年3月2日发布的《关于全面放开我市律师法律服务收费的通知》中明确载明，自2018年4月1日起，全市律师法律服务收费全面实行市场调节价。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不能成为认定《委托代理协议》是否无效的依据。且鉴于黎某某于2020年3月29日向东迅律所微信转账5000元，2020年4月8日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并对风险代理的内容以手写方式作了明确约定，文末亦有双方签字、盖章，故能够认定该《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302号
【裁判摘要】银行就其与同一贷款人签订的多份借款合同一并起诉，法院合并进行审理，不违反法律规定——建设银行根据其与博信公司订立的七份《银行承兑协议》和八份《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提起本案诉讼，该十五份借款主合同项下贷款人均为建设银行，借款人均为博信公司，建设银行将借贷双方所涉该十五份同类借款合同纠纷一并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受理后进行合并审理，属于诉的客体合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的规定，是就主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作出的规定，其前提是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必须为二人以上。我国法律并无客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的强制性规定。涉案十五份借款合同的贷款人与借款人相同，一审法院合并审理上述借款合同纠纷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博信公司对一审法院合并审理涉案十五份借款合同产生的纠纷提出异议，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旨】当事人在诉讼前已就工程价款的结算达成协议，一方在诉讼中要求重新结算不予支持——竣工结算协议、建设工程核定进度表一、建设工程核定进度表二等系列协议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当受其拘束，各方当事人均应当依据上述系列协议的约定履行权利义务。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7)最高法民终762号
【裁判摘要】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商品房买受人不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审理范围，应由买受人另行主张权利——至于中铁建设集团的优先受偿权能否对抗相关业主的权利，并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在本案中不予理涉。海源公司关于案涉工程已经对外销售、中铁建设集团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理由并无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湘01民终7322号
【裁判摘要】“不含税价”系无效条款，由索要发票方承担税款——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增值税应由谁承担。根据展源公司与兴源公司签订的《钢材供需合同》第7条中的约定，双方合同约定的钢材单价为“不含税价”。此种“不含税价”意在销售方不开具增值税发票给购货方，或购货方不要求销售方开具增值税发票。即上述价格并未约定增值税的承担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之规定，在双方未就增值税承担做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增值税应由法定纳税主体承担，即由销售公司即展源公司承担，如果买受人向出售人索要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则应向出售方支付相应的税款，但该种逃避纳税义务的条款，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条款。本案中，兴源公司事后向展源公司索要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原审判决根据双方约定的不含税价的合同价款，并按照法律相关规定计算增值税额，判决由兴源公司向展源公司支付相应的税款，符合法律相关规定及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11民终422号
【裁判摘要】合同中约定的价款是含税价还是不含税价系双方对交易价格的特别约定，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买卖合同中所涉及的税通常为增值税，结合本案庭审情况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案涉合同约定“本单价不含税，若需方需要税票，需方支付货款总额的6%税款”所指“税”及“税票”为增值税及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增值税普通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武某作为案涉货物销售方系相应增值税纳税义务人，应依法向税务部门缴纳相应增值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价款是含税价还是不含税价，系双方对交易价格的特别约定，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第二十条规定，所有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支付款项后，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票。武某作为自然人，在其与戴某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应依法向戴某出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戴某应依法向武某索取增值税普通发票，相应增值税税率为3%。本案中，武某与戴某关于“若需方需要税票，需方支付货款总额的6%税款”的约定至少包含三层含义：1、如戴某不需要，武某可以不向戴某出具增值税发票；2、如戴某要求武某出具增值税发票，则戴某应当支付武某相应税金；3、税金计算方式为合同总价款的6%。关于第一层含义，因出具发票及收取发票系法定义务，该约定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损害国家利益，依法应当认定无效。第二层含义涉及税负转嫁。虽然我国税收法律法规对于各种税收的征收均明确规定了纳税义务人，但并未禁止纳税义务人与合同相对人约定由合同相对人或者第三人负担税款。因此，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由纳税义务人以外的人承担税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此外，增值税以包含在货物价格范围的方式
摘要2：（续）进行转嫁亦是一般买卖合同的交易模式。武某与戴某约定案涉交易所产生税费由戴某负担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予以确认。第三层含义特指案涉交易税费的税率为6%，因税率法定，双方当事人对案涉税率的约定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综上所述，武某应依法向戴某出具增值税发票，戴某向武某支付相应税费。戴某主张其要求武某出具的系增值税专用发票，而非增值税普通发票，因其与武某之交易应出具增值税发票类型依法确定，其此项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武某主张按照戴某按照合同价款的6%支付相应税费亦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就案涉交易，武某共向国家税务总局文水县税务局共计补缴增值税428420.91元，该部分税费按照双方约定由戴某向武某支付。已经生效的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1民终514号民事判决确认李某作为戴某配偶，对戴某所欠武某货款与戴某共同承担清偿责任。因本案所涉税费承担亦属于武某与戴某买卖合同范畴，故按照生效民事判决，该部分增值税费由戴某、李某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