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提示】采矿权承包合同、矿业权转让合同区别及效力认定——合作开采煤矿协议若具备合同期限固定、开采范围固定、发包方控制矿产品销售等承包合同典型特征，应为有效。
【法理提示】有关矿业权承包的合同的性质和效力要结合合同内容进行认定。若名为承包，实为转让，应适用矿产资源法第六条、《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等关于矿业权转让的规定来认定其效力；若具备合同期限固定、开采范围固定、发包方控制矿产品销售等承包合同的典型特征，应认定为矿业权承包合同，不构成矿业权转让，在不具备其他无效事由的情形下，应认定合同有效。
【裁判要旨】合作开采煤矿协议若具备合同期限固定、开采范围固定、发包方控制产品销售等承包合同典型特征，应认定为矿业承包合同，不构成矿业权转让，在不具备其他无效事由情形下，应认定合同有效。
摘要2：无
摘要1：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参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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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地基基础工程施工承包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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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要旨】发包人即使享有承包合同解除权，亦应依法行使，在双方未协商一致情况下吗，发包人未给承包人合理搬迁时间，而是擅自强拆，应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发包人在承包人不在场情况下进行拆迁，距离客观真实最为接近，亦是积极行为一方，如损失数额无法查清，发包人应承担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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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最高法院民一庭意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的“订立”土地承包合同发生的纠纷，是指合同订立过程中，围绕当事人的缔约能力、合同形式、合同订立的时间的确认、格式条款的理解和适用、缔约过失责任的认定与承担等发生的争议，不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生的争议。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提起的纠纷，法院应当按照《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告知当事人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请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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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635号
【裁判要旨】建筑市场中，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工程全部转包，主要赚取的是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工程价款与转包合同约定价款之间的差价。因此，该类转包中，转包合同中约定的价款普遍低于承包合同中的工程价款。依照上述承包合同与转包合同关系，在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结算后，转包合同缔约方多参照承包合同当事人结算的工程价款，依照双方约定的降低价款比例进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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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438号
【裁判要旨】实际施工人对约定的合同价款和结算条款知晓并认可的，其应受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合同的约束——工程价款的约定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核心条款之一，而双方《责任承包合同》对此没有约定不合常理。结合一、二审庭审情况，栾乔良施工时被任命为涉案工程项目副经理，其持有俊发地产与十四冶建设公司订立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原件，而《责任承包合同》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后签订，说明栾乔良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合同价款和结算条款是知晓并认可的，其应受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合同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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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实务要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内部承包经营公司的约定，实质系股东将其股权在一定期限内概括授予承包股东行使，该约定符合公司自治原则，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
【案例索引】浙江高院（2015）浙民申字第1999号《方其顺与丁利赏、浙江省台州市万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承包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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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目录】无证勘查开采合同效力；矿业转让合同效力；矿业权转让合同报批义务；矿业权转让合同解除；矿业权租赁、承包合同；矿业权合作合同
摘要2：无
摘要1：【典型意义】我国矿产资源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以承包形式转让采矿权。实践中，应区分以承包形式转让采矿权和采矿权承包两种流转方式的不同。当事人签订采矿权承包合同，约定发包人放弃对矿山的管理，除收取固定费用或者收益外不再履行作为采矿权人的全部法定义务，亦不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应认定为以承包形式转让采矿权。若当事人签订采矿权承包合同，同意他人与之共同进行采掘活动或者将开采权中所包含的经营管理权属赋予他人，但采矿权的权利主体不发生变更，发包人作为采矿权人不退出矿山管理，继续履行采矿权人的法定义务、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依法确认其效力。
摘要2：无
摘要1：【典型意义】劳务承包在矿山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大量存在，恰当认定承包合同的性质和效力有利于稳定交易秩序和维护交易安全。采矿权人将采矿任务发包给承包人完成，向承包人给付一定的劳务报酬，享有承包人的劳务成果的，其性质应认定为劳务承包合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劳务承包不发生采矿权人主体的变更，不属于以承包形式转让采矿权，不受合同须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始生效的法律规制，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合同应确认合法有效。
摘要2：无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被执行主体虽未倒闭但又另外承包且无偿还能力可否由按承包合同偿还原债务的主管单位作为被执行主体问题的电话答复（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７日）
【摘要】冶金部十七冶企业公司（简称“企业公司”）于１９８８年将其申报成立的长久建材商店（简称“建材商店”）发包给谭大志，并在承包合同中约定：“１９８７年度商店的报废、积压商品及债权债务由企业公司负责处理”。但是，建材商店的承包并不改变其性质及债权债务关系，承包合同的约定，也不应视为该商店１９８５年欠江苏省溧阳县劳动服务公司的债务转移由企业公司承担。因此，如果建材商店实际具有法人资格，参照民法通则第四十八条规定，本案在执行程序中，无须变更被执行主体，而仍应由建材商店承担债务。如果建材商店不具有法人资格，参照本院法（研）复［１９８７］３３号批复，在执行程序中，可裁定企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成为被执行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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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09民终331号
【裁判要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村村民委员会或农村村民小组系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主体。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均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均应依法与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等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村民委员会与村民小组之间均不具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村民小组诉请村民委员会发放承包地征地补偿款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主管范围。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一）承包合同纠纷；
（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
（三）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
（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
（五）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9）经终字第81号
【裁判摘要】原国际大厦筹建处与五建公司签订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及主楼、裙房工程承包合同，内容真实合法，应确认为有效。1994年11月24日，原国际大厦筹建处与五建公司双方的财务对账单及1998年5月12日山西省建设委员会第163号“关于省建五公司与国际大厦工程款问题的核实情况”，经由双方签章认可，应予履行。国际大厦系由山西省人民政府在撤销国际大厦筹建处基础上，以该大厦作为固定资产注册设立的事业单位法人。对原国际大厦筹建处所欠五建公司的工程欠款，应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由国际大厦承担清偿欠款及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由于国际大厦的实际投资者是山西省人民政府，大厦的所有权归其所有，山西省人民政府在撤销国际大厦筹建处和成立山西国际大厦时，对已经发生的债务没有进行清理；山西国际大厦的职责任务只是为部分省直行政、事业单位提供办公用房，并做好用房单位的各项服务工作，且日常开支也只是用于楼房的维护，故山西省人民政府对国际大厦所欠五建公司的工程款及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解读】筹建处的债务应由其后注册设立的事业单位法人承担，实际投资人撤销筹建处而未对已经发生的债务进行清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87号
【裁判要旨】内部承包合同无效，转包人实际参与了项目管理的，管理费应被支持。
【裁判摘要】《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第三部分专用条款的第42条补充条款第3款约定：“承包人交纳工程总价款的2%给发包人作为公司及项目部管理费用，此管理费在每次工程款支付时发包人按比例从工程款中扣除”。现周某某也确认周良某系七冶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张某某系七冶公司项目副经理，故其对于七冶公司实际派员参与了案涉工程管理的事实并无异议。《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无效系因违反禁止违法转包的强制性规定，实际施工人周某某没有资质而借用七冶公司名义，对违反禁止非法转包也是明知的，故其不能依据内部承包合同无效而主张不予扣除七冶公司应当收取的管理费，反而因合同无效而获益。七冶公司实际参与了案涉工程的施工管理，其在应付款项中主张扣除相应的管理费用属于相互履行的抗辩，并非必须通过反诉提出，原审参照合同约定的工程总价款的2%在应付款项中扣除管理费用，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规则】施工合同约定税金由实际施工人负担，但税金并未实际发生，转包人没有为施工人代缴，转包人主张在现阶段即依约从应付工程款中扣除税费不能得到支持。
【解读】实际施工人仅以转包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转包人主张应追加发包人，法院不予追加，不属于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摘要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现周某某仅以转包人七冶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七冶公司主张应追加发包人业主方永丰公司为第三人。本院认为，追加发包人业主方为第三人当然有利于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彻底梳理清楚围绕案涉工程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发包人并非实际施工人的合同相对方，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也并非必须突破合同相对性将发包人列为案件当事人。转包人在向实际施工人承担义务后，可依据其与发包人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主张权利。故原审未予追加发包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不属于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摘要２】第41项对应的熊××工伤赔偿83993.31元，周××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七冶公司并无证据证明熊××系周××的施工人员，其与七冶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与周××无关。本院认为，七冶公司虽然在二审中提交了结案通知书、进账单、转账支票存根作为新的证据，但不能证明熊××的工伤应由周××承担赔偿责任，也未提交证据证明系周××委托其向熊××代付款，故虽然七冶公司向熊灿发支付了工伤赔偿款，也不能计入对周××的已付款。
【摘要３】合同无效并不意味着实际施工人对所建工程就无需承担质量保修义务，施工合同约定的质保金条款，对实际施工人具有约束力——以七冶公司为发包人、周××为承包人签订的《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因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所规定的“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而被认定为无效，但合同无效并不意味着实际施工人对所建工程就无需承担质量保修义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67号
【裁判摘要】首先，为鼓励矿业权有序流转，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应依法确认矿业权的转让、承包、合作等多种流转方式的合法存在。其次，只有实质具备矿业权转让性质的承包合同，即构成“名为承包、实为转让”的，才可以适用矿业权转让须经审批。否则构成违规转让应认定为违法的相关规定，不应将矿业权承包一概认定违法而予以禁止。矿业权合作，亦非一概采取合作转让的方式，而是包括实体性合作和契约性合作两种模式，前者因需设立新的法人企业并将矿业权转移变更登记在新设立的法人企业名下，涉及矿业权转让的问题；后者仅需通过协议对合作各方权利义务进行安排，无需办理矿业权主体变更登记手续，不存在矿业权转让的问题。本案所涉《协议》即属于后者情形。再者，从法律位阶来看，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属部门规章，不属于合同法及其解释中可作为认定合同无效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从条文内容看，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宜，不属于合同法及其解释中可作为认定合同无效依据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不能根据上述规定得出矿业权承包合同或者合作合同一概无效的结论。最后，有关未经审批的矿业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目前存在有效说和未生效说两种意见。但合同性质的认定是判断合同效力的前提，如矿业权承包、合作未构成实质上的转让，则无从适用有关矿业权转让合同须经审批的限制性规定。基于上述考虑，案涉《协议》无论认定为合作合同还是认定为承包合同均为无效的裁判意见不当。依据本案已查明的《协议》约定内容及双方共享利润，未变更矿业权人，有关证照、印鉴、对外指定账号等均由祥兴煤矿持有管理等实际履行情况，并不具有采矿权转让意在转让采矿权对应的全部实体性权益，并变更采矿权人的身份的特征，《协议》在性质上应认定为契约性合作，应为合法有效。
摘要2：【解读１】依法成立的采矿权承包合同有效。
【解读２】矿业权合作包括实体性合作和契约性合作两种模式。实体性合作因需设立新的法人企业并将矿业权变更登记到新设立的法人企业名下，涉及矿业权转让问题，应当办理矿业权转让审批及主体变更登记手续；契约性合作仅需要通过协议对合作各方权利义务进行安排，不存在矿业权转让的问题，无需办理矿业权转让审批及主体变更登记手续。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一终字第16号
【裁判摘要】关于《合作开采包尔呼舒高布露天煤矿协议书》的性质，本院认为，应为采矿权承包合同，而非采矿权转让合同。理由如下：
1、从《合作开采包尔呼舒高布露天煤矿协议书》的内容看，温州华建公司“承包开采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温州华建公司向意隆煤业公司支付固定数额“承包费”，这都符合承包合同的特点。
2、采矿权转让意在转让采矿权对应的全部实体性权益，并变更采矿权人的身份，而从《合作开采包尔呼舒高布露天煤矿协议书》的内容以及双方实际履行情况来看，不符合采矿权转让的特点：（1）从承包的范围上看，承包开采的只是部分，并非整个包尔呼舒高布煤矿。依据《采矿许可证》，包尔呼舒高布煤矿的矿区面积为4.9188平方公里（折合为4918800平方米），生产规模为120万吨/年，而根据《合作开采包尔呼舒高布露天煤矿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条约定，涉案承包开采范围只是第五开采作业区，面积为303178平方米，并且在此面积内划定了300万吨的储量范围，所以，意隆煤业公司只是将其矿区的部分面积和部分储量承包给温州华建公司开采。（2）从承包的期限看，只约定了4年，并非永久性转让。从《采矿许可证》看，意隆煤业公司已将对涉案煤矿采矿权的有效期续至2015年5月27日，且依据国土资源部出具的《采矿权评估结果确认书》，涉案煤矿露天区评估服务年限为19.72年，而根据《合作开采包尔呼舒高布露天煤矿协议书》第十条约定，合同期间为4年，到期开采不完由意隆煤业公司收回，故意隆煤业公司只是在特定期限内交由温州华建公司开采，而非永久。（3）从双方的权利义务看，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仍是以意隆煤业公司名义进行，合同也没有约定变更采矿权人的内容。根据《合作开采包尔呼舒高布露天煤矿协议书》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一条约定，涉案承包开采区对外相关业务的联系和协调、所需证照和相关手续的办理、与当地各部门和牧民的协调工作仍由意隆煤业公司负责，统一使用意隆煤业公司的税务发票，享受意隆煤业公司在当地减免税、费等优惠政策，以意隆煤业公司名义进行煤炭销售，并且温州华建公司要按照意隆煤业公司提供的施工设计图进行作业，故《合作开采包尔呼舒高布露天煤矿协议书》只是合同双方之间关于权利义务关系的内部约定，不以转让采矿权为合同目的。
摘要2：【解读】采矿权承包合同应具备合同标的是经营权、采矿权人未放弃矿山管理等特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496号
【裁判摘要１】虽然案涉《承包合同转让协议》于2016年12月30日被生效裁判文书撤销，但在本案诉讼中，龙威公司与黄某某均多次确认在转让协议被撤销后，双方并未恢复《项目承包合同》的履行，而是由龙威公司收回案涉项目并自行开发至今。虽然林某、**堂上诉认为龙威公司、黄某某并未提交书面协议等证据证明《项目承包合同》终止履行的事实，但合同终止并非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亦能产生合同终止的法律效果。
【裁判摘要２】龙威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原审法院根据股份有限公司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持股比例及时间的要求来审核林某、**堂的起诉是否符合条件，该项法律适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一审法院认为】《承包合同转让协议》虽被判决撤销，也不意味着龙威公司与黄某某之间的《项目承包合同》恢复履行。．．．．．．林某、**堂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项目实际仍由黄某某承包经营，仅以龙威公司未与黄某某协商解除合同，未对黄某某承包期间投入进行结算为由，主张《项目承包合同》尚未解除，理由不能成立。在《项目承包合同》效力已实际终止的情况下，林某、**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提出的解除合同、返还相关证照以及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粤高法民申字第590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1999年10月20日，陈某某与迈炉村民小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发包期限为5年（即从1999年10月至2004年10月止）。承包期满后，陈某某于2005年9月9日与该村陈某、陈某某签订《续承包土地合同书》，继续承包涉案土地。一、二审期间，陈某某一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续承包土地合同书》经迈炉村民小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同意；且陈某、陈某某并非时任的迈炉村民小组组长，亦未经迈炉村民小组授权；《续承包土地合同书》签订后，迈炉村民小组未在该合同书上加盖公章确认；承包金亦未作为迈炉村民小组的收入入帐；故陈某某与陈某、陈某某签订的《续承包土地合同书》无效，一、二审判决判令陈某某返还涉案土地给迈炉村民小组，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发包人将农村土地发包人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２／３以上成员或者２／３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否则承包合同无效。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贵民二终字第168号
【裁判摘要１】基于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后为了经营而签订的内部管理合同引发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认为，李某某、通泰出租车公司均认可自2008年6月起至2014年7月20日止，双方之间一直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纠纷，属于《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本案中，在对外关系上，李某某与通泰出租车公司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关系；在对内关系上，李某某与通泰出租车公司签订《营运责任产值合同》的行为属于出租车行业对从业人员进行管理的经营管理模式，该合同是基于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后为了经营而签订的内部管理合同，用于约定双方的民事权利义务，从属于劳动关系，故由此引发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该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李某某的诉讼请求。
【裁判摘要２】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营运责任产值合同》是一个混合合同，既有劳动合同的条款，如甲方（被上诉人）要求乙方（上诉人）每五天回公司刷卡、达到公司的服务标准、不得擅自承接出城区营运业务等，也有内部承包合同的条款，如《营运责任产值合同》中的第一条至第六条等。内部承包条款是双方在主体地位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以营运出租车为标的物，设立、变更和终止双方营运收益权利义务关系，属于平等民事主体间法律关系。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基于《营运责任产值合同》中的承包条款提出，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认定李某某与通泰出租车公司在对外关系上属于劳动关系，双方签订的《营运责任产值合同》是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后为了经营而签订的内部管理合同，用于约定双方的民事权利义务，从属于劳动关系，由此引发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并驳回李某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李翠华认为如果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应当驳回起诉而不是驳回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李翠华与贵港市通泰出租车的该劳动纠纷已经劳动仲裁，李翠华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提起诉讼，属于一审法院的受理范围。一审法院经审理后查明
摘要2：【解读】既有劳动合同的条款也有内部承包合同的条款的混合合同，内部承包条款是双方在主体地位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属于平等民事主体间法律关系，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
摘要1：解读：基于劳动关系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属于平等民事主体间法律关系，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
摘要2：
摘要1：解读：违反《土地管理法》第６３条第２款规定的土地承包合同一般应认定无效，但不能对所有案件简单机械适用，应结合具体案情考虑案件的处理效果和当事人利益均衡而作出具体判断。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51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月，北京城建公司与兰州城投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工程款支付至合同总额的80%时暂停支付，设计变更及经济签证的费用按照进度款同比例支付，待竣工决算审计后，按审计的金额扣除质保金后在一个月内支付。合同还对质量标准、材料设备的供应、竣工验收与结算、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5年10月25日，北京城建公司、监理单位和南山路公司共同形成《工程（决）算书》，并在各自作出的结算价款上加盖公章进行确认。2015年11月3日，北京城建公司与兰州城投公司、南山路公司双方将施工资料及各方结算书送交兰州市审计局进行审计，兰州市审计局委托的甘肃立信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至今未能作出审计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的计价标准或者计价方法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结算工程款。也就是说，对案涉工程的结算依据问题，应当依照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与履行等情况确定。双方当事人可以明确约定以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的审核、审计结果作为工程款结算依据。2001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不一致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电话答复意见》（2001民一他字第2号）中明确，“审计是国家对建设单位的一种行政监督，不影响建设单位与城建单位的合同效力。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应以当事人的约定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只有在合同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或者合同约定不明确、合同约定无效的情况下，才能将审计结论作为判决的依据。”由此可知，审计结果作为工程款结算依据，必须明确具体约定，即在合同中约定“以审计部门的审计结论作为竣工结算价款支付依据。”如审计部门是确定的，还应写明审计部门的全称。结合本案，双方在施工合同中约定，对价款结算采用固定价格方式。工程款（进度款）按月结算的方式，每月底按总监理工程师和业主代表确认的进度表支付进度款。工程款支付至合同总额的80%时暂停支付，设计变更及经济签证的费用按照进度款同比例支付，待竣工结算审计后，按审定的金额扣除质保金后在一个月内支付。双方在合同中并没有明确约定，将审计结果作为案涉工程款结算依据，合同中有关审计的约定不明确
摘要2：（续）、不具体。因该项目属国有资金投资的重点建设项目，审计机关对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审计是一种监督行为。因此，对该约定的解释，应解释为工程最终结算价需通过专业的审计途径或方式确定结算工程的真实合理性，而不应理解为须在业主接受国家审计机关审计后，依据审计结果进行结算。因此，兰州城投公司所持合同约定以审计机关的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3月23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法发[2007]12号）第六条规定：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也就是说，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可直接引用属于这四类的正式发文作为裁判的直接依据；对于不在此列的如通知、答复、解答等，仅具参考意义，各级人民法院可依据其精神裁判。本案中，一审法院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结算价款不一致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电话答复意见》（2001民一他字第2号），因该答复意见仅具有参考意义，一审法院依据该答复的精神，结合合同的约定，作出判决，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均无不当，故上诉人兰州城投公司关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注解】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只有在明确约定以审计部门作出的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情况下才能将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
摘要1：【案号】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苏08民终3325号
【裁判摘要１】分包人不属于与发包人直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关于善伟服务部要求对案涉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了根据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五条规定，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依据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的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工程拍卖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依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善伟服务部不属于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其主张优先受偿权，不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约定仲裁，未经仲裁也未进行结算，无法确定发包人是否欠付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对实际施工人主张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8]20号)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需具备三个要件：1、实际施工人对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享有债权；2、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3、实际施工人对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享有的债权数额不超出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本案中，首先，上诉人就本案施工工程已与首天公司进行结算，上诉人作为实际施工人对违法分包人首先公司享有债权。其次，对于中海公司是否欠付首天公司建设工程价款问题，中海公司向法庭提供的其与首天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明确约定二者争议由仲裁解决，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合同系复印件，中海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合同中对争议解决方式没有约定，但同时约定未尽事宜应参照业主合同之条款商定，
摘要2：（续）而无论是经济适用房公司还是海悦公司与中海公司签订的发承包合同中对争议的解决均是约定仲裁裁决，故对于中海公司是否欠付首天公司建设工程价款问题应通过仲裁解决，但双方未将工程款纠纷提交仲裁，且双方也未进行结算，根据本案在案证据也无法确定中海公司是否欠付首天公司建设工程价款，故对上诉人诉请发包人经济适用房公司以及承包人中海公司对首天公司欠付其工程价款以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985号
【裁判摘要１】发包人在缔约时对挂靠关系知情的，挂靠人可以基于事实关系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龙安建筑公司与龙凤城投公司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其直接请求龙凤城投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首先要明确其与建安集团之间是分包、转包还是挂靠关系。建安集团与龙安建筑公司签订的《一标段分包协议》《剩余工程分包协议》尽管名为分包合同，但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审判决认定二者之间构成借用资质即挂靠关系符合客观实际，具体来说：一是从缔约过程看，龙安建筑公司的工作人员参与了建安集团的招投标工作，可见其知晓总承包合同的有关内容；二是从实际施工情况看，建安集团与龙凤城投公司签订系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于同日或次日便将所承包的工程交由龙安建筑公司施工建设，可见建安集团没有施工的意图，事实上其也没有实际施工行为；三是从履约过程看，龙凤城投公司与龙安建筑公司及施工单位就案涉工程的建设、结算等问题进行磋商并形成会议纪要，在此过程中建安集团并未参会，即龙凤城投公司直接与龙安建筑公司交涉工程建设事宜；四是从另案30号调解书的内容看，本案三方当事人曾认可龙安建筑公司借用建安集团资质与龙凤城投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事实。在挂靠关系中，挂靠人能否依据被挂靠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合同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主要取决于发包人在缔约时对挂靠关系是否知情：知情的，挂靠人可以基于事实关系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反之，则不可以。就本案而言，龙凤城投公司与建安集团于2012年7月5日签订《一标段施工合同》后，其于2012年7月31日组织龙安建筑公司及相关施工单位召开会议时，作为名义上的总承包人的建安集团并未参会，而龙安建筑公司则以总承包人身份参加会议。2012年8月1日，龙凤城投公司与建安集团签订《剩余工程施工合同》《配套工程施工合同》后，又于2014年12月组织龙安建筑公司及施工单位召开会议。前述事实表明，龙凤城投公司对龙安建筑公司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承包人不仅知情，而且予以认可。在此情况下，龙安建筑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承包人，有权依据建安集团与龙凤城投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的有关约定，向龙凤城投公司主张工程款。
【裁判摘要２】建安集团关于撤销其与龙安建筑公司系挂靠关系认定的上诉请求应否予以支持问题｜如前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建安集团与龙安建筑公司为挂靠关系具有充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建安集团
摘要2：【解读】挂靠关系中挂靠人能否依据被挂靠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合同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主要取决于发包人在缔约时对挂靠关系是否知情：知情的，挂靠人可以基于事实关系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反之，则不可以。
【裁判摘要２】当事人未按约定程序进行结算不宜启动鉴定程序｜合同对工程结算程序有明确约定，当事人未按约定程序进行结算，径行申请司法鉴定并主张按照司法鉴定意见确定工程款，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案涉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故龙安建筑公司与龙凤城投公司可以参照总承包合同有关工程款结算的约定进行结算。总承包合同通用条款第64条是有关竣工结算的约定，其步骤为：……从合同履行情况看，龙安建筑公司已提交了案涉竣工结算报告，府正咨询公司也出具了核实意见。依照约定，龙安建筑公司应当进一步补充资料或者修改结算文件，但其并未开展后续的相关工作，导致结算工作难以如约进行。在此情况下，其径行请求龙凤城投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不符合合同约定，一审判决驳回其支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总承包合同还约定,若经复核有误的，无误部分办理不完全竣工结算，有误部分由造价工程师与发包人、承包人协商解决或直接提请仲裁或诉讼。而本案中，龙安建筑公司未经复核程序，在尚未确定案涉工程无误、有误部分的情况下，直接申请对案涉工程进行鉴定，亦有违合同约定。
摘要1：解读：（１）现行法律规定中并无禁止采矿权承包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未明确采矿权承包必须经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批准，采矿权承包合同的效力应属于有效；但矿业权承包合同约定矿业权人仅收取承包费，放弃矿山管理，不履行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修复等法定义务，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应依法认定矿业权承包合同无效；（２）采矿权承包权属于普通金钱债权，案外人因执行行为导致承包权无法行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可以基于承包合同另行向被执行人主张赔偿，案外人以与被执行人签订《采矿权承包合同》主张排除执行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１５条通常被认定为管理性规定，对于该条的违反虽应受到行政处罚但不影响民事合同的效力。
摘要1：解读：（１）内部承包的经营模式并不为我国法律法规所禁止，真实的工程内部承包行为合法有效；（２）名为内部承包实为违法分包、非法转包或者挂靠施工应认定为无效。
摘要2：【注解１】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内包）是指承包人承接工程后将工程交由其内部的生产职能部门、分支机构或者职工负责完成的一种经营活动（如项目部承包、分公司承包等）。
【注解２】项目经理内包承包合同是指施工企业与企业内部职工之间签订承包协议，约定许可内部职工完成一定工程项目施工，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向施工企业缴纳一定比例的管理费或一定数额承包费等。
摘要1：【裁判摘要１】当背靠背条款约定的前提条件因合同履行发生变更而不可能履行时承包人不能以背靠背条款的条件未成就为由拒绝向发包人结算工程款——关于“背靠背条款”的认定问题。首先，案涉金塔万晟公司与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于2012年12月签订的《总承包合同》约定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总承包甘肃金塔万晟光电100MW光伏电站工程。还约定暂定合同总价为101000万元，其中：承包商负责的前期工作等费用按固定总价为2000万元……最终价格根据业主方和承包商共同协商后与其他分包方签署的建筑、安装、设备及材料、调试及试验的实际合同价格并签订本合同的补充协议为准。从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与甘肃安装公司签订的《基础和组件支架安装施工合同》《土建施工合同》《电气一次、二次和系统二次安装施工合同》三份合同的内容看，只有《基础和组件支架安装施工合同》有由业主方金塔万晟公司全部支付工程款后，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再向甘肃安装公司支付工程款的约定。在案涉各方均已确认甘肃安装公司完成了57.6MW安装的情形下，鉴于支付7500万元的前提条件，即完成100MW光伏电站工程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各方当事人均未对这一变化及时达成相关付款协议。一审法院认定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在支付工程款时，并未列明已给付的7300万元所指向的具体款项。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应当依据《基础和组件支架安装施工合同》《土建施工合同》《电气一次、二次和系统二次安装施工合同》三份合同的约定，向甘肃安装公司支付所欠35866674.74元工程款并无不当。故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关于一审法院认定背靠背支付条款不再具备履行条件有误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从合同约定看，《基础和组件支架安装施工合同》确实有业主方全部支付工程款后再向甘肃安装公司支付工程款的约定，但一审法院认为，该约定因合同履行发生变更已不可能履行，理由如下：1.案涉项目为100MW，甘肃安装公司根据业主要求完成了其中57.6MW的安装，未完工程已由业主自行完成，未完工程量在本案诉讼中进行了核减，该条款约定的“支付所有总承包款7500万元”的前提不能实现；2.金塔万晟公司在本案诉讼中已被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申请破产，案涉工程款尚未被申报债权，金塔万晟公司不可能在本案处理中支付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工程款，合同约定的前提条件不能实现。另，双方签订了三份案涉施工合同，
摘要2：（续）只有《基础和组件支架安装施工合同》约定需业主支付承包款的前提条件。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在付款时，并没有区分已付款项支付的是哪一份合同工程款，剩余工程欠款支付也不能全部根据《基础和组件支架安装施工合同》的约定确定支付条件。现案涉工程已交付使用，且已过保修期，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应当按照合同“验收款、质保金”的约定条款支付工程款。
【裁判摘要３】本案是否存在非法转包情形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2000年1月30日国务院颁布施行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本条例所指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给他人或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他人承包的行为。”本案中，金塔万晟公司于2013年9月20日向甘肃安装公司发出《通知》（金万电字[2013]第85号）载明：“……我公司决定对你承包合同的内容进行划片，并由我公司遴选出以下施工队伍参与该工程建设施工……我公司承诺，凡由我公司指定的施工队伍参与的施工任务，施工质量与安全由我公司监管并负责，与贵公司无连带责任”。上述内容并不能表明案涉工程被转包的事实，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以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
摘要1：【裁判摘要】不能向合同以外第三人开具发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的“替代开票”条款违反发票管理办法规定应认定无效——广宇幕墙公司基于合同约定，要求王××提供由建筑材料销售商开具的抬头为广宇幕墙公司的建筑材料增值税专票给自己。首先，本案所涉两份合同，因系违法转包、分包，已被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为无效合同。其次，据广宇幕墙公司陈述，其并未向销售商购买建筑材料，实际购买者和付款人均是王××，根据我国发票管理的相关规定，销售商的开票对象应是王××，而非广宇幕墙公司。第三，广宇幕墙公司因明知王××无开票资格，与王××约定由第三方向广宇幕墙公司开具材料费发票，以此方式来履行合同约定提供材料发票的条款，实际上是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强制性规定。第四，发票应当如实开具，即便要求王××提供或开具材料费发票，开票金额应当按照案涉工程实际使用材料确定，事前直接通过合同约定，也与相关法律法规相违背。综上，广宇幕墙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摘要2：江苏法院审判监督十大案例八：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的“替代开票”条款违反发票管理办法规定，应认定无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6月10日，江苏某幕墙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幕墙公司）将A公司厂房土建工程转包给王某，约定王某领取工程款时应提供承包总价70%的材料费发票。2012年9月2日，幕墙公司将B公司生产车间土建工程分包给王某，约定王某领取工程款时应提供不低于总工程款60%的材料费发票。上述两个工程的承包方式均为包工包料。后双方因工程款支付发生纠纷，幕墙公司起诉王某，要求其提供合同约定的材料费发票。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判决支持幕墙公司诉讼请求。因判决主文未明确材料费发票的开票主体和开票对象，导致案件执行陷入僵局。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再审。再审过程中，幕墙公司明确诉讼请求，要求王某提供由建筑材料销售商开具的抬头为幕墙公司的建筑材料增值税专票。法院再审认为，幕墙公司因明知王某无开票资质，与王某约定由第三方向幕墙公司开具材料费发票，实际上是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强制性规定，上述“替代开票”条款无效，改判驳回幕墙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在建筑行业中，普遍存在违法分包、转包情形，有时施工人还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个人施工。因个人无开票资质，双方遂约定“替代开票”条款。“替代开票”条款是否有效，要结合合同约定和履行方式综合认定，关键在于确定建筑材料的实际购买者和付款方。在包工包料且工程款结算包含材料款的情况下，与建筑材料销售商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承包人。承包人有权要求销售商向其开具发票，但不能向合同以外的第三方开具发票。因为在此情况下，“替代开票”系企业为减少因违法分包、转包所造成的抵税损失，而与包工头约定的变通条款，既与建筑行业税收制度相违背，也违反了发票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无效。本案再审判决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仅为此类案件审理提供指导，更对案件背后的“行业潜规则”给予否定性评价，避免“替代开票”条款成为违法分包、转包的“挡箭牌”，为规制建筑行业违法分包、私下约定“替代开票”之乱象，统一相关案件裁判尺度发挥了积极作用。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泰正集团公司对欠付工程款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问题。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泰正集团公司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与喜福实业公司为案涉工程项目所有权的共有人，同时授权喜福实业公司代为与中建南方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可见，泰正集团公司对其作为《承包合同》的相对方是明知并认可的。喜福实业公司在《承包合同》上的盖章行为具有双重意义，不仅是对其自身作为案涉工程发包方地位的确认，同时亦代表泰正集团公司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承包合同》对泰正集团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且，2009年8月15日，泰正集团公司和喜福实业公司共同作为发包人与中建南方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然该合同仅作为喜福实业公司和泰正集团公司报建用，但能够进一步佐证泰正集团公司对其发包人身份的认可。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看，在案涉工程开工报告和竣工验收意见书上，泰正集团公司均作为建设单位盖章确认。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有多份往来函件上均盖有泰正集团公司印章。可见，泰正集团公司亦实际参与了《承包合同》的履行。一审判决仅以泰正集团公司未在《承包合同》上盖章为由，认定泰正集团公司对案涉工程欠款不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销权无法律依据——逾期竣工违约金的权利行使与具体确定违约责任大小系两个层次的问题，喜福实业公司主张，在建设工程领域，双方进行工程结算时才对各自违约行为进行统计，确定违约责任，因而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双方结算之日起算。该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债务相互抵销是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情形，与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具有相同效力。诉讼时效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当然也可以提出不同意抵销的抗辩，喜福实业公司主张即使反诉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其也可以直接行使抵销权，无法律依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193号
【摘要】原审已经查明，泰正公司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与喜福公司为涉案工程项目所有权的共有人、授权喜福公司代为与中建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对授权委托书签发之前受委托人以喜福公司名义与中建公司所为之一切民事行为法律效力予以认可。泰正公司和喜福公司共同作为发包人与中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在施工过程中的多份往来函件上盖章，涉案工程竣工验收意见书载明：“建设单位：重庆泰正（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喜福置业有限公司"。泰正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其现不是涉案工程的所有人或共有人，并非合同相对方，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但不否认其曾系涉案工程共有人。原审依据查明事实，认定泰正公司实际参与了《承包合同》的履行、《承包合同》对泰正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不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亦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