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摘要】成都蒲江小蘖碱厂、成都市朝阳印刷厂和成都鹤山矿泉饮料厂的建厂资金均是上诉人刘本元个人投资，其分配形式、经营管理实际上是按私营企业进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七条第一款关于“独资企业是指一人投资经营的企业”的规定，上述３个企业应为私营企业，企业财产属刘本元所有。被上诉人蒲江县乡镇企业管理局作出的免去刘本元厂长职务和任命他人为厂长的决定，以及查封企业财产的行为，是于法无据的超越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一行为致使刘本元失去了对其财产的实际控制，又使其无法组织企业的生产经营，侵犯了刘本元的财产所有权和私营企业经营自主权。故对被上诉人的行为属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予撤销。
摘要2：【解读】行政机关任免私营企业厂长以及查封企业财产的行为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180号
【裁判摘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取土、挖砂、挖沟、采空作业或者堆放、悬挂物品，应当征得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并签订安全协议，遵守保证铁路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施工安全规范，采取措施防止影响铁路运输安全。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派员对施工现场实行安全监督。”一般认为，该条规范的同意行为是铁路运输企业在铁路用地范围内行使企业自主权的企业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该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在铁路用地范围内划定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的，由铁路监督管理机构组织铁路建设单位或者铁路运输企业划定并公告。在铁路用地范围外划定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和节约用地的原则，组织有关铁路监督管理机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国土资源等部门划定并公告。”由此可知，该法第三十条所指的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和铁路用地范围并不完全一致，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可能等于，也可能大于和小于铁路用地范围。原则上，铁路运输企业针对其企业用地范围即铁路用地范围内的活动作出的第三十条规范的同意行为，属于企业行为，对此不服提起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铁路运输企业针对超出铁路用地范围仍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活动的同意行为，系根据法律法规授权行使的原属于地方政府的公共事务管理权，具有公共行政管理的特征，属于行政行为，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对此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2：【解读】铁路运输企业针对超出铁路用地范围仍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活动的同意行为是可诉的行政行为：（１）铁路运输企业针对其企业用地范围即铁路用地范围内的活动作出的《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范的同意行为，属于企业行为，对此不服提起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２）但铁路运输企业针对超出铁路用地范围仍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活动的同意行为，系根据法律法规授权行使的原属于地方政府的公共事务管理权，具有公共行政管理的特征，属于行政行为，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对此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49号
【裁判摘要１】不应将行政协议争议仅理解为《行政诉讼法》第１２条第１款第１１项规定的四种情形——（一）从现行行政诉讼法、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看，对行政协议的起诉不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列举的四种情形，而应包括所有的行政协议争议。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规定，行政协议作为行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其有上述规定情形，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原告请求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理由成立的，判决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并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请求解除行政协议或者确认行政协议无效；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及《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行政协议。综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请求变更、撤销及解除行政协议或者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等，而不应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四种情形。（二）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列举之外的行政协议争议不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能会出现以下问题：一是如将相关行政协议争议纳入民事诉讼，既造成了同一性质的协议争议由行政民事分别受理并审理的混乱局面，又增加了行政裁判和民事裁判不一致的风险，
摘要2：（续）不利于彻底化解行政协议纠纷；二是如相关行政协议争议不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又因其行政性民事诉讼不予受理，极易造成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均不受理的尴尬局面，亦有悖于现代行政诉讼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无漏洞、有效的司法保护的主要宗旨；三是将相关行政协议争议排除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意味着有关行政协议争议游离行政法制轨道，既不能及时有效地依法解决相关行政争议，也不利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故而，不应将“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违法变更、解除协议”四种情形设定为提起行政协议行政诉讼的受理条件，原审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作狭义的文义理解，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裁判摘要２】行政诉讼的被告是指被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某一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或者组织。在我国确定行政诉讼被告时，应当考虑以下四个要素：一是在程序上，受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起诉，且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机关或组织；二是在实体上，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职责并作出行政行为（作为或者不作为），且该行为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机关或者组织；三是在组织上，属于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机关或组织，亦即行政主体；四是在方便性上，即使不属于行政主体，为便利当事人诉权的行使，通过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亦可将非行政主体的组织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本案集体土地征收系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重庆高新区管委会负责，并由征地服务中心具体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而征地服务中心受重庆高新区管委会领导，在原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的具体指导下，代表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承担征地工作的事业单位，本身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亦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其实施补偿安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规定，结合本案征地服务中心作为代表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承担征地工作的机构这一事实，本案可以认定由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委托征地服务中心实施了补偿安置，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
摘要1：解读：行政机关对业主委员会备案行为属于可诉行政行为。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物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理解与适用有关问题的答复》（［２０１４］行他字第１１号，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９日）：《物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物业所在地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对业主委员会的备案行为，属于可诉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依法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包括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人事决定，上述行政主体认为决定违反法律、法规的均有权依法作出处理。
摘要1：【解读１】对依行政机关指示行事的辅助行为具有可诉性——（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据行政机关指示，实施辅助行政机关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的行为，他人不服起诉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２）实施辅助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作出指示的行政机关承担法律责任。
【解读２】执勤交警明知当事人无驾照及所驾驶车辆无牌照，仍责令其驾驶车辆的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对此不服的，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2：
摘要1：解读：价格认证行为是基于委托人的委托而作出的，并不属于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解析】价格鉴定、认证行为不可诉。
摘要2：【注解】危房鉴定报告（房屋鉴定报告）不属于行政行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7173号《刘某、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0675号
【裁判摘要】行政诉讼的裁判基准时应以行政行为作出时的事实和法律状态为判断基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因此，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时，只有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才能取得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这里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应当指受到行政行为的实际影响，即行政行为实际上处分了其权利义务，包括行政行为增加了其义务或减损了其权利等情形。因此，只有行政行为确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增减得失相关的，当事人权利和法律上利益才有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可能性。而且，行政诉讼的裁判基准时，应当以行政行为作出时的事实和法律状态为判断的基准。只有行政行为作出时，受其影响的主体才具备提起诉讼的资格。如果在行政行为作出后事实发生了变化，那么之后参与的主体及其利益也不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能考虑的对象及利益。本案中，被诉房屋登记行为作出于2006年5月，房屋所有权主体变更前后分别为漯河石化集团和中油股份公司，两者均未对房屋变更登记行为提出异议。2011年11月，案外人李某某受让了相关民事主体对漯河石化集团的债权，逢春公司在本案二审阶段又从李某某处取得该债权。因此，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作出时，案外人李某某及逢春公司不是原漯河市房产管理局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当考虑及保护的对象，案外人李某某及逢春公司的权利和法律上利益亦不具有受到被诉行政行为侵害的可能性，其与购得相关不良资产前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被诉房屋变更登记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
摘要2：【注解】行政诉讼的裁判基准时，应当以行政行为作出时的事实和法律状态为判断的基准——（１）只有行政行为作出时受其影响的主体才具备提起诉讼的资格；（２）如果在行政行为作出后事实发生了变化，那么之后参与的主体及其利益也不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能考虑的对象及利益。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再2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债权人以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由债权的相对性所决定，在一般情况下，债权人不具有基于其债权针对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上述规定中关于“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属于有限地承认债权人原告资格的例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房屋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债权人不服提起诉讼，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以房屋为标的物的债权已办理预告登记的；（二）债权人为抵押权人且房屋转让未经其同意的；（三）人民法院依债权人申请对房屋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已通知房屋登记机构的；（四）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债务人恶意串通的。"据此，在债权人已经依循法定方式对债务人相关财产权施以限制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作出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时应当预见到该行为可能对债权实现产生不利影响，此时行政机关应当对债权人的利益予以保护，并对是否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慎重考虑。在行政机关未予以保护或考虑的情况下作出了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时，债权人有权对该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上述规定虽然与本案情形稍有不同，即上述规定针对的是债权人对房屋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提起诉讼，本案属于债权人对房屋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房屋初始登记提起诉讼，但是，转移登记与初始登记均属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定情形，且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在职权依据、适用法律等方面均无本质区别，故上述司法解释的精神可以适用于本案。本案中，十堰中达公司以十堰市房管局违法给十堰特铁厂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侵犯其对十堰特铁厂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上述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然而，根据十堰中达公司提供的证据，本案并不存在前述规定中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相应情形，此时如要求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考虑对债权实现的影响既无法律法规依据，亦不符合一般登记规则。
摘要2：【注解】（１）在债权人已经依循法定方式对债务人相关财产权施以限制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作出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时应当预见到该行为可能对债权实现产生不利影响，此时行政机关应当对债权人的利益予以保护，并对是否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慎重考虑；（２）在行政机关未予以保护或考虑的情况下作出了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时，债权人有权对该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３）以办理房屋登记侵犯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为由提起行政诉讼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6号
【裁判摘要】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实质上涉及的是人民法院启动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需主张其合法权益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侵犯，人民法院随之以该主张为起点，客观地审查其是否确实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经审查之后，只有那些确实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才被认可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通常认为，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指被诉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已经或将会产生实际影响。若进一步精确审查利害关系的形成，则基于上述条款，因袭司法实践积累，可从三个呈阶梯型的要件着手：一是合法权益范围要件，即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诉请保护的属于一种合法权益，这种合法权益可规定于民事法律等私法，亦可规定于行政法律等公法；二是合法权益个别化要件，即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这种合法权益，并非仅仅是一种间接的反射利益；三是合法权益受损害要件，即这种合法权益受到或将会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损害。对这三个要件的审查，宜依次逐级进行。
摘要2：【解读】审查“利害关系”三个要件：（１）合法权益范围要件，即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诉请保护的属于一种合法权益，这种合法权益可规定于民事法律等私法，亦可规定于行政法律等公法；（２）合法权益个别化要件，即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这种合法权益，并非仅仅是一种间接的反射利益；（３）合法权益受损害要件，即这种合法权益受到或将会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损害。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1）行终字第14号
【裁判摘要】垫江县政府垫府发（1998）2号《关于认真做好北苑小区旧城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中含有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第六条的规定，属于申请复议的范围。重庆市人民政府认为该通知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不属行政复议的范围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作出的渝府复裁（2000）15号行政复议裁定书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摘要2：【解读】（１）当事人认为复议机关不予受理的裁定侵犯其合法权益，以复议机关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予受理。（２）行政行为虽未明确具体指向的对象，但其对象是可确定的，该行政行为不能反复适用，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617号
【裁判摘要】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苏某申请再审时主张，因金州新区管委会违法强制维修，造成相关证据灭失，应当参照上述规定，免除其对损害事实的举证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在强制维修过程中，相关部门已经对苏艳客厅物品进行了清理、封存、公证，并对卧室采取了张贴封条禁止他人进入的措施，并不存在苏某所称因金州新区管委会违法强制维修造成相关财产损失的证据灭失的情形。同时，苏某承认，在涉案房屋被强制维修期间，苏某及其家人不在涉案房屋居住。根据生活经验和常理，作为一个理智的人，也不可能在正在维修的房屋内留存价值3000余元万元的邮票等贵重物品。因此，苏某的该项申请再审理由，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行政赔偿中原告的举证责任——（１）根据《行政诉讼法》第３８条第２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２）当被告亦举证不能时，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合理酌定当事人的损失数额；（３）如果原告提出了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无法认定的巨额损失，则不能免除原告对该项损失的初步证明责任。
摘要1：解读：在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情况下，当事人不可以同时起诉原行政行为和复议机关不作为，二者只能择一起诉。
摘要2：【注解】复议机关作出不予受理复议决定的，当事人对原行为和复议行为应择一而诉。
摘要1：解读：《行政诉讼法》第４６条第１款规定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不仅要求当事人“看到”行政行为内容，而且要求当事人内心确信是真实的行政行为。（１）当事人“看到”行政行为内容且内心确信是真实的行政行为的，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２）否则，不能认定简单以当事人“看到”行政行为内容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行政复议法》及《实施条例》未直接规定受理行政复议的最长期限；（２）应当参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限制申请行政复议的最长期限，即：因不动产申请行政复议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诉超过２０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５年申请行政复议的，不予受理。
摘要2：【注解】（１）超过《行政诉讼法》第４６条第２款规定的最长起诉期限属于不可诉行政行为；不可诉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自然不具有行政可诉性；（２）超过最长起诉期限的行政行为也不具有行政复议性，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摘要1：【裁判摘要】为从源头上纠正违法和不当的行政行为，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对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具有附带审查的职权。市场经营主体申请变更登记经营范围，市场监管部门依据地方政府文件规定不予办理，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该规范性文件相关内容违反上位法规定，存在限制市场公平竞争等违法情形的，该规范性文件不作为认定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市场经营主体起诉要求市场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2：【解读】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相关内容违反上位法规定的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认定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摘要1：【批复要旨】禄丰县公安局在上级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被认定错误与撤销之前，作出与省公安厅审批行为相冲突的具体行政行为，属超越职权的行为。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对六六一厂不服禄丰县公安局没收雷管行政处罚一案适用法律问题请示的电话答复》（【2000】行他字第4号，2000年11月14日）：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者领导。”《人民警察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发现其作出的处理或者决定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撤销或者变更。”根据上述规定精神，禄丰县公安局在上级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被认定错误与撤销之前，作出与省公安厅审批行为相冲突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超越职权行为。
【注解】在上级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未被认定错误与撤销之前，下级公安机关不能作出与其相冲突的行为。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备注：对应２０１７年《行政诉讼法》第７０条第２项第１目】的规定，没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在划分物业管理区域时，已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的要求，考虑了物业共用设施设备的权属、使用与维护等问题的，应判决撤销该行政行为，并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摘要2：【摘要】行政机关在划分物业管理区域时应当考虑物业共用设施设备的权属、使用与维护等问题——《物业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应当考虑物业的共用设施设备、建筑物规模、社区建设等因素。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被上诉人武侯区房管局考虑到“中央花园清水河片区”的建筑规模较大，分属两个社区等实际情况，为便于管理，对该片区进行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该行为并无不当。但是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武侯区房管局在划分物业管理区域时，应当考虑物业的共用设施设备、建筑物规模、社区建设等因素。在本案诉讼中，武侯区房管局没有以证据证明，其在对“中央花园清水河片区”进行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时，考虑了除物业管理用房以外的其他共用设施设备等因素。物业管理区域内共用设施的调整和分割，属于重大事项，应由业主大会讨论决定。由于区域的划分不可避免地涉及共用设施的调整和分割，因此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必须通过业主大会的讨论才能决定。在划分物业管理区域时如不考虑共用设施设备的权属、使用与维护等因素，就可能会对物业业主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故武侯区房管局作出的划分“中央花园清水河片区”物业管理区域的通知，不符合《物业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综上，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武侯区房管局有划分物业管理区域的职权，是正确的；但在行政机关没有提交相应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武侯区房管局在划分物业管理区域时，考虑了物业区域的配套设施，是错误的；以被诉行政行为不是对公共配套设施、设备权属的认定，因公共配套设施、设备权属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为由，判决维持被诉行政行为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99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该行政行为，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后，原告的权利是否必然回到被撤销的行政行为作出之前的状态，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形：一是生效行政判决彻底否定被诉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认为被诉行政行为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依据，撤销被诉行政为意味着原告的合法权利恢复到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前的状态。二是生效行政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理由是行政行为认定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是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超越职权等，判决在实体上只是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断，并未对原告主张的权利是否合法作出判断，且判决作出后仍需要行政机关依法重新作出处理。这种情况下，原告主张的权利并不能当然地回到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前的状态。也正是因为如此，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明确规定，行政行为被撤销的同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即便人民法院没有同时作出限期重作判项，作为享有相应处理权限的行政机关对存疑事项也有重新进行调查、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义务。
摘要2：【解读】行政诉讼撤销判决之效力：（１）撤销判决彻底否定被诉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认为被诉行政行为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依据：撤销被诉行政为意味着原告的合法权利恢复到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前的状态。（２）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原告主张的权利并不能当然地回到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前的状态；即便人民法院没有同时作出限期重作判项，作为享有相应处理权限的行政机关对存疑事项也有重新进行调查、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义务。
摘要1：解读：根据《行政诉讼法》第７０条之规定，除非撤销判决彻底否定被诉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即便法院撤销判决没有同时作出限期重作判项，作为享有相应处理权限的行政机关对存疑事项也有重新进行调查、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义务。
摘要2：
摘要1：婚姻登记存在程序瑕疵但符合实质要件的不宜判决撤销——祝某某诉辽宁省西丰县陶然乡人民政府婚姻行政登记案
【裁判要旨】 婚姻登记行为属于创设婚姻关系的行政行为，其法律效力取决于当事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实体标准。即婚姻登记对当事人之间婚姻关系予以公示，使得婚姻关系经登记之后具有公信力，至于婚姻登记的程序系为实体服务，婚姻登记程序上的瑕疵不足以导致婚姻登记无效，何况结婚证颁发之后，二人共同生活且生育子女，可以认定其确立婚姻关系的意思表示真实，二人也不存在禁止结婚的情况，故婚姻登记行为具有法律效力。
摘要2：【注解】婚姻登记行为是一种确认婚姻法律关系的行政行为。在不违背婚姻法规定的实体要件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应当指出程序违法或瑕疵，但不宜仅以此为由撤销婚姻登记。
摘要1：解读：（１）《土地管理法》第７７条、第７８条规定的“限期拆除”属于《行政处罚法》第９条第６项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２）《城乡规划法》第６４条、第６８条规定的“限期拆除”属于责令改正违法行为范畴，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不属于行政处罚。
【注解１】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区别：（１）行政强制措施是指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手段，通常是为了迅速查处违法行为而作出的临时性处置；（２）行政强制执行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为执行该行政处罚所采取的强制手段。——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740号
【注解２】（１）责令限期拆除通知行为属于程序性告知行为，不是对违法行为的最终处理，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亦不属于可诉讼或可复议的行政行为；（２）但是在没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后续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实施强制拆除，进而导致该通知行为被最终行为吸收、覆盖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作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后即刻直接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则该通知行为实际已成为强制拆除行为的依据，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应赋予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的法定救济权利。——参考案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粤行终86号
【注解３】《限期拆除决定书》行为与行政强制拆除案涉房屋行为属于两个独立的行政行为，两者都属于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参考案例：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桂行终549号
摘要2：【注解４】限期拆除通知书属于可诉行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248号
摘要1：【案号】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3804号
【摘要】150号《国土证》系定安县政府于1990年6月颁发，而冯某某等四人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8年9月4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冯某某等四人提起诉讼的时间距150号《国土证》颁发之日起已经超过二十年，故对于冯行州等四人超过法定期限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受理，已经立案的，应当驳回起诉。因涉案土地于2000年7月、2017年9月两次进行了变更登记，并分别颁发了909号《国土证》和0001463号《不动产权证》，该两证所登记的内容与150号《国土证》的登记内容一致，面积与四至均未发生变化。因此，对冯某某等四人的实体权益产生影响的是1990年的初始登记行为。因冯某某等四人已丧失对初始登记行为起诉的权利，且初始登记行为已经生效，土地权属亦已明确，故颁发909号《国土证》和0001463号《不动产权证》并未设定新的权利义务，对再审申请人的权益亦未产生新的影响。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规定，并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有关“同一房屋多次转移登记，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对首次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对首次转移登记行为及后续转移登记行为一并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就在先转移登记行为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因保护善意第三人确认在先房屋登记行为违法的，应当裁定驳回原告对后续转移登记行为的起诉。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未就首次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对后续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精神，对冯某某等四人针对颁发909号《国土证》和0001463号《不动产权证》行为的起诉，也应裁定驳回。
摘要2：【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琼行终362号
【摘要１】经审理查明，1990年6月，定安县政府向陈某某颁发150号证。．．．．．．2000年7月，定安县政府向陈某某换发了909号证，该证载明的土地位置、土地使用者、土地用途、土地面积与150号证上记载的一致。2017年9月，定安县国土局向陈某某换发了0001463号证，该证记载的权利人、土地位置、土地用途、面积与上述两证记载的一致。冯某某等四人不服，于2018年9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定安县政府向陈某某颁发的150号证违法；2.确认定安县政府向陈某某颁发的909号证违法；3.撤销定安县国土局向陈某某颁发的0001463号证。
【摘要２】本院认为，首先，关于150号证的颁证行为。该证系定安县政府于1990年6月颁发的，而冯某某等四人对此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8年9月4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因冯吗某某等四人提起诉讼的时间距150号证颁发之日起已经超过二十年，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于冯某某等四人超过法定期限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受理，已经立案的，应当驳回起诉。其次，关于909号证和0001463号证的颁证行为。由于两证的颁发系两次换证行为，所登记的内容与150号证的登记内容并未发生变化，即新证的换发并未改变原证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关于“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的规定，909号证和0001463号证的换证行为均不在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内，对于冯某某等四人为此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受理，已经立案的，应当驳回起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赔申188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被告举证责任并非直接支持原告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此处两种举证责任在证明目的、证明对象、不利后果等方面并非完全一致，具体而言，对于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无法认定的巨额损失是否存在，原告仍应承担初步证明责任，否则主张消极事实的被告将无从举证。而对于损失数额，被告穷尽举证手段仍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实际情况，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结合当事人诉求合理酌情确定，并判决行政机关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而非直接支持原告所有赔偿请求。
【裁判摘要２】拆除违法建筑的建筑材料应否赔偿？——关于建筑材料，案涉房屋被认定为违法建筑，构成该违法建筑的材料虽属洪奇生猪养殖合作社的合法财产，但建筑材料在拆除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会受到部分损毁；而对拆除后的残存建筑材料，永川区政府并无职责进行清理、保管。故其要求对违法建筑的建筑材料予以赔偿的理由不成立。
摘要2：【解读】本案例为行政行为违法拆除违章建筑赔偿经典案例。
摘要1：解读：（１）《社会保险法》第６３条规定，用人单位不按时足额缴纳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补足，用人单位逾期仍不缴纳或补足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采取强制措施；（２）根据上述规定，责令限期缴纳或补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是对行政相对人设定了义务的行为，也是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一个独立的行政行为，应当赋予被责令单位或个人独立的诉权，属于行政可诉行为。
摘要2：【注解】社保中心催缴社会保险费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
摘要1：【案号】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云33行终21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福贡县人社局作为福贡县劳动保障监察工作部门，有权对福贡县行政区域内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作出处理。一、关于被诉《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是否为具体行政行为，且是否可诉的问题。决定书被约束对象为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责令书要求该公司于2019年10月3日前向施某等7个班组支付劳动报酬4109684.59元，附拒不履行本责令书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并告知其诉讼权利和复议期限。该责令书被约束对象是特定的，主观上有影响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权利义务的目的，客观上产生了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效果。故，该责令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二、关于《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一条第（六）项之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有权施行劳动保障监察。本案中，福贡县人社局接到施某等劳动者投诉后，根据施某、施×华、施×东、毕×赵、李×才、施×才、董×生与无资质的实际承包人杨某所签订的工资结算清单认定杨某未向劳动者支付4109684.59元工资，因实际用工人不具备用工主体，由发包方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清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连带责任。根据二审庭审及施某等人提交的工资结算清单可知，该工资清单中不仅包含着农民工工资，还包含着一部分的工程量结算款。另，根据《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八条规定，企业支付农民工工资应编制工资支付表，如实记录支付单位、支付时间、支付对象、支付数额等工资支付情况，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故，福贡县人社局应当审慎审查实际用工中支付对象真实性及应支付的农民工工资数，以及应要求用工主体提交有关代发工资支付的凭证，但福贡县人社局仅根据杨某与劳动者签订的工资欠条不能完全证明应支付的农民工工资数为4109684.59元。因此，福贡县人社局认定贵州建
摘要2：（续）工集团有限公司应支付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额为4109684.59元依据不足，已影响到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京02行再6号
【裁判摘要１】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应当以行为作出时的依据为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京民再64号民事判决书不是被诉通知书、被诉复议决定书作出当时的依据，不应作为审查被诉通知书、被诉复议决定书合法性的依据。依据查明的事实，世纪天鼎公司在申请变更登记时，系按照《公司登记条例》的规定提交了相关申请材料。东城工商分局依法审查后，认为世纪天鼎公司提交的公司变更（改制）登记申请材料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依法作出被诉通知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市工商局在接到张××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裁判摘要２】关于张××提出的东城工商分局未尽实质审查义务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关于企业变更登记事项，未规定行政机关需对具备形式要件的材料进行实质审查。因此，东城工商分局在审查登记行为时，不具有实质审查义务，故对张××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同理，因行政机关在审查登记行为时只做形式审查，故行政机关无权审查股东与公司之间产生的纠纷，本案的审理范围亦不应涉及张××与世纪天鼎公司之间产生的民商事权利义务纠纷，张××是否为世纪天鼎公司的股东不应在本案中予以认定，一审判决认定被诉通知书、被诉复议决定书系合法的，并据此驳回张××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但一审判决对张××提存出资款的行为予以定性超出了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二审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王老吉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案——立体商标申请特殊形式要件的审查与认定
【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行终3105号行政判决书
【裁判摘要】申请立体商标注册时提交的商标图样仅包含图片，无法确定三维形状，违反申请立体商标的法律要求；商标注册申请的审查应以申请文件为依据，不允许补交商标图样（若允许当事人补充提交商标图样，则将实质性地修改商标档案中记载的诉争商标标志，相当于引入新的商标标志，从而改变行政行为审查的对象和范围）——商标评审委员会在第14003号决定中未援引2014年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但第3031号判决对诉争商标是否应予注册的理由作出了指引，商标评审委员会根据第3031号判决的指引，依据2014年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作出本案被诉通知。一审法院认为商标评审委员会在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当给予王老吉公司补充提交诉争商标三面视图的机会，缺乏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
摘要2：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与王老吉有限公司二审行政判决书
【摘要】关于商标评审委员会在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时是否应当给予王老吉公司补充提交诉争商标三面视图的机会。通常而言，对商标注册申请的审查，应当以当事人申请注册时提交的申请文件为依据。若允许当事人补充提交商标图样，则将实质性地修改商标档案中记载的诉争商标标志，相当于引入新的商标标志，从而改变行政行为审查的对象和范围。原审法院认为商标评审委员会在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当给予王老吉公司补充提交诉争商标三面视图的机会，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621号
【裁判摘要】诉讼类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而要实现此一目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诉讼种类之完善。如果对于侵犯公民权利的每一种国家权力行为都有一个适当的诉讼种类可供利用，则公民合法权益的受保护程度势必会得到大幅提高。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虽然没有直接引入诉讼种类的概念，但通过判决方式的丰富和整合，事实上完成了诉讼类型化改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解释》）第二条通过对“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解释，也对各诉讼种类作出了明示性规定。设置诉讼类型的目的既然在于为公民权利的保护提供一种具体方式，那么选择一个适当的类型就不应成为公民的任务甚至额外增加的负担。诉讼类型制度的根本意义更在于对法院的诉讼行为作出规范，以使法院根据不同的诉讼类型选择最适宜的救济方式和裁判方式。通常情况下，原告对于诉讼类型并不表现得多么疏离，因为他在诉讼请求中表达的想要实现的目的本身就已经自然而然地体现为一个具体的诉讼种类。对于诉讼类型不习惯、不熟悉甚至有意排斥的往往是法官，因为他已经在单一的撤销之诉的环境之中浸淫太久，以至于对于任何争议都习惯性地运用合法性审查的方法。
本案中，郭××针对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他的诉讼请求，除了要求撤销补偿决定，还包括要求对其房屋全部按照商用房给予577.35万元的征收补偿。从诉讼类型上说，提出这种金钱支付请求通常属于一般给付之诉。由于一般给付之诉涉及的往往是行政事实行为，而本案之前已有一个补偿决定，因此更进一步归类于作为一般给付之诉亚类的义务之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履行职责之诉。义务之诉与撤销之诉的趣旨有所不同。撤销之诉旨在撤销一个对原告不利的行政行为，一经撤销，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就会随之消除，原告所寻求的权利救济也就不待执行即已实现。义务之诉却不像撤销之诉那样源于经典的干预行政，而是产生于给付行政。义务之诉的原告，总是希望通过他的请求获得授益，总是希望通过判决达到一种较之于初始状态更佳的境况。义务之诉中也可能有一个撤销行政决定的请求，但撤销行政决定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必须，原告的终极目的是要求法院判决行政机关履行他所期待的某项义务。正因为如此，法院在义务之诉中并非只是
摘要2：（续）对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一撤了之，而要进一步对行政机关的义务进行裁判。只要原告对所申请的行政行为有请求权，法院就应当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具体到针对补偿决定的诉讼，法院不能仅仅止于对违法的补偿决定的撤销，更要根据原告的请求，对于具体补偿问题作出裁判。本案一审法院对被诉补偿决定进行了合法性审查，以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予以撤销；对于原告要求判令被告补偿577.35万元的诉讼请求则不予支持，理由是“确定涉案房屋征收行政补偿金额并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系被告行政职权范围，原告可在被告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过程中提出证据主张自己相应的权利”，很显然是不适当地采用了撤销之诉的审理方式，其结果是将本来是案件审理重点的补偿问题一推了之。诚然，在义务之诉中也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能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作出这种具体到位的判决，需要原告具有请求权，也需要裁判时机成熟，也就是所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前提皆已具备。在有些情况下，法院可以一方面通过责令行政机关补作所欠缺的事实调查，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判定尚不清楚的法律问题等途径，促使裁判时机成熟。如此一来更能减少循环诉讼、实质解决纠纷。但在有些情况下，如果这种事实调查过于繁重，或者存在行政裁量或判断余地之情形，法院也可以作出一种答复判决，即法院不是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而是责令行政机关按照法院的法律观重新作出决定。显而易见的是，原审法院尽管表示了司法权对于行政权的必要尊重，但却忽视了作出一个必须作出的答复判决。再退一步讲，即使仍然适用撤销判决的方式，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重作判决针对的正是行政行为被撤销后仍有需要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情形。
【注解】撤销之诉与义务之诉区分——法院在义务之诉中并非只是对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判决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一撤了之，而是要进一步对行政机关的义务进行裁判，只要原告对所申请行政行为有请求权，法院就应当直接宣布行政机关义务。
摘要1：解读：（１）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８８条第１款规定，纳税争议适用行政复议前置规定，且申请行政复议之前必须先缴纳或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纳税担保；（２）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２款规定，对税务处罚决定、强制执行措施、税收保全措施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不以行政复议为前置条件。
【注释】根据《行政复议法》第１２条规定：（１）凡是对地税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既可以向地税所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地税申请行政复议；（２）对国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只能向上一级国税申请行政复议（国税属于垂直管理），地方政府不是复议机关。
摘要2：【注解１】纳税担保方式分为纳税保证、纳税抵押和纳税质押。
【注解２】股权不能用于地税担保：（１）单纯的权利凭证的占有并不会影响股权的行使，只有经过质押登记后质权人才有可能处分股权，股权无法用于纳税质押担保；（２）依法需要办理出质登记的股票、股份不在纳税质押之列。
【注解３】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８８条第１款之规定：（１）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即纳税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２）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必须先申请行政复议，然后才能提起行政诉讼，而不能不经行政复议程序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注解４】纳税争议（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是指对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有异议：根据《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１４条第（一）项之规定，征税行为包括（１）确认纳税主体、征税对象、征税范围、减税、免税、退税、抵扣税款、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和税款征收方式等具体行政行为，（２）征收税款、加收滞纳金，（３）扣缴义务人、受税务机关委托的单位和个人作出的代扣代缴、代收代缴、代征行为等。
【注解５】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供担保而非先提供担保再申请行政复议，不符合规定，不予受理行政复议。——参考案例：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3）浙杭行终字第334号《常山兴隆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与浙江省国家税务局行政复议二审行政判决书》
【注解６】税务处罚不属于纳税争议（征税行为，不包括罚款），不需要行政复议前置，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苏行再7号
【摘要２】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稽查局应当按照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意见书制作税务处理处罚决定等相关文书，加盖稽查局印章后送达执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2009年12月15日国家税务总局第2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2010年2月10日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1号公布，自2010年4月4日起施行）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税务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经上级税务机关批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批准机关为被申请人。第二款规定，申请人对经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程序作出的决定不服的，审理委员会所在税务机关为被申请人。本案中，原常州市国税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对原常州市国税局稽查局提交的悦达卡特公司一案，作出常国税重审决字[2015]09号《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意见书》，要求其依据审理委员会意见制作相应的法律文书并送达执行。后原常州市国税局稽查局依照上述意见书的意见对申请人作出80号税务处理决定。依据上述规定，申请人悦达卡特公司对经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程序作出的80号税务处理决定不服，本应以案件审理委员会所在的原常州市国税局为被申请人，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二款“对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向原常州市国税局上一级税务机关原江苏省国家税务局（现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以下简称江苏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因原常州市国税局并非符合上述规章规定的涉案80号税务处理决定适格的复议机关，故原常州市国税局稽查局在80号税务处理决定中告知申请人向原常州市国税局申请行政复议错误，原常州市国税局受理申请人的复议申请并作出3号复议决定，显然违反上述规章的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四）项的规定，超越职权作出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摘要2：（续）据此，原常州市国税局在无复议职权的情形下对80号税务处理决定作出的3号复议决定，应当予以撤销。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本法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因申请人悦达卡特公司向原常州市国税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系原常州市国税局稽查局在80号税务处理决定中错误告知复议机关所致，原常州市国家税务局亦未依法作出处理告知悦达卡特公司向有权复议机关提出申请，而是在无复议职权的情况下作出复议决定，故3号复议决定被撤销所致不属于其自身原因行政复议申请期限被耽误的不利后果，不应当由悦达卡特公司承担，应由受理悦达卡特公司行政复议申请的常州市税务局参照行政复议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将悦达卡特公司的复议申请移送有复议权的江苏省税务局处理。行政复议法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对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分别向直接管理该组织的地方人民政府、地方人、地方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或者国务院部门申请行政复议0年4月4日施行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二十九第二款的规定与上述规定并不冲突，且根据2015年12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改〈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的决定》修正后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则》亦未对该规章的第二十九条规定作出修改，故常州市税务局认为其作出3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的主张于法无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