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某与李某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01民终10631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股权受让方承担公司债务但未对何时偿还公司债务进行约定，且无证据证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进行清偿公司债务，在双方没有约定已付款项抵充顺序的情况下，受让方在股权变更登记后的付款应抵充先到期的股权转让款。
摘要2：丁某与李某股权转让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
【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苏民申4428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新民终159号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新民终159号
【裁判要旨】出让方未如实告知目标公司资不抵债的事实构成欺诈。
【裁判摘要】侯某某作为股权转让的出让方不仅负有股权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即负有股权不存在查封、冻结、质押、第三方权利等法律瑕疵，同时亦应当负有如实告知义务，有义务告知股权受让人公司及股权的真实情况，并对告知事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违反，则构成欺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王某与侯某某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取得音西洗煤公司51％的股权及51%的总资产支配权益，并享有完整的股东权利，而侯某某、张某某在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前，已向刘某某、靳某借款300.93万元，并承诺以音西洗煤公司资产作为抵押及股东股份等资产作为还款担保，该行为使音西洗煤公司的资产权益发生重大变化，亦与王某所受让的股权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股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其价值不仅包括实物资产也包括无形资产等，且公司股权价值亦因公司经营状况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音西洗煤公司已属资不抵债，侯某某应当将借款事实向受让方王某明确告知，侯某某主张王光作为公司管理人员，对于公司财务中的巨额或大宗收支情况知道和应当知道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993号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2民终6465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2民终6465号
【裁判摘要】根据陈某某与张某１、张某２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合同》，张某１、张某２向陈某某支付剩余的38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条件为，陈某某在2017年6月1日前将涉案宾馆第三层的13间客房在消防部门登记注册，但陈某某未能完成上述登记注册行为，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条件未成就。陈某某上诉称，张某１、张某２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前已明知涉案宾馆系违建，不能办理消防登记注册，《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合同》显失公平，应当予以撤销，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陈某某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陈某某要求张某１、张某２支付剩余380000元的诉讼请求，处理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１】基本案情：（１）本案股权转让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了受让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条件，即将涉案宾馆第三层的１３间客房在消防部门登记注册，但由于三层建筑系违建无法在消防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且已被拆除，所附付款条件的事实永远不能成就。（２）出让方主张所附条件导致显失公平应予撤销。（３）生效裁判驳回出让方诉讼请求。
【解读２】（１）附条件合同所附条件必须是不与合同主要内容相矛盾的事实。股权转让款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可以附期限但一般不能附条件，否则条件不发生时受让方将无须支付股权转让款，不符合股权转让方转让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２）本案“剩余款项”占全部股权转让款的比例不高，本案约定的条件（非期限）类似于股权转让中的对赌条款或估值调整条款，即以是否能按照约定将宾馆三层的１３间客房在消防部门登记注册作为是否支付剩余款项的条件，在条件永远不能成就时受让方无须支付剩余款项。（３）本案不存在显失公平情形。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民终356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民终356号
【裁判要旨】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公司章程的权限为股东提供担保且无股东会决议，债权人对此知晓，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担保条款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无须就担保合同的无效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关于案涉担保条款无效的责任承担问题。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法定代表人代表制度是代理在商事企业法人领域的特别规定，可适用该规定。在案涉协议对恒博公司没有约束力的情况下，应由彭某某就其无权代表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另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本案中恒博公司的章程已约定股东有遵守公司法规定的义务，债权人戴某某明知彭某某系违反公司法规定让公司担保，彭某某作为当时恒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有代表公司和管理使用公章的权利，恒博公司对于彭某某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在案涉协议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并不具有选任或管理上的失职，其责任应由彭某某承担。立信公司提出其是本案实际债权人，不是恒博公司股东，一审法院以戴某某的股东之责来认定立信公司有过错不当。本院认为，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是彭某某、戴某某和恒博公司，立信公司是基于与戴某某有隐名持股的委托关系而成为诉讼主体，基于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受托人的责任应由委托人承担。同时，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恒博公司基于对受托人戴某某有过错的抗辩可以向立信公司主张，故一审法院认定立信公司有过错并无不当。立信公司要求恒博公司依据案涉协议承担责任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恒博公司关于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恒博公司有过错，对彭某某不能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一半承担赔偿责任的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要旨】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出让方系受托转让实际权利人的股权，受让方自愿签署协议表明认可实际权利人的身份，根据《合同法》第４０２条、第４０３条规定，实际权利人能作为原告直接向受让人提起诉讼。
【摘要】彭某某、戴某某、恒博公司三方于2013年12月17日签订的退伙协议中记载了“名义上权利人是戴某某，现实际权利为湖南立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2014年1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也记载了立信融资公司的相关权利。在上述协议中，戴某某已向彭某某、恒博公司披露实际权利人为立信公司，在此情形下，彭某某、恒博公司自愿签署前述协议表明认可立信公司为实际权利人。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和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规定，无论彭某某是在订立协议时还是之后知晓立信公司为案涉股权实际权利人，立信公司都可以行使戴某某对彭建军的合同权利。且立信公司主张的是合同债权，并非要求确认股东资格或享有参与恒博公司的决策管理、分红等股东权利，立信公司主张合同债权与公司法规定不冲突。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立信公司因是案涉合同的实际权利人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作为原告向彭某某、恒博公司主张债权。一审法院认定立信公司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并无不当。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长中民二终字第04698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长中民二终字第04698号
【案情】
（１）《（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补充协议》中约定截止2010年12月15日公司所有负债（包括或有负债）不超过3150万元，超过部分由股权出让人承担，各方确认了截止2010年12月15日由公司承担的负债，并制定了《继蒙制药公司负债一览表（截止2010年12月15日）》作为补充协议的附件，其中未体现本案诉争的借款债务。
（２）上述股权（股份）转让系列协议中均约定：因协议引起的争议调解不成的，均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仲裁。
（３）本案诉讼过程中，被告在法定期间内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是较为复杂的股权转让纠纷，原告隐瞒仲裁协议而以简单的民间借贷纠纷规避仲裁管辖，请求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裁判摘要】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蒙某某起诉请求被上诉人科兴继蒙公司偿还2007年至2009年的借款属于继蒙公司2010年12月15日之前的债务，系股权转让纠纷的内容之一，从属于股权转让合同，因此，本债务应受股权转让协议的约束。因《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和《借款协议书二》均约定纠纷解决方式为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总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仲裁，而《﹤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补充协议》作为《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的补充，又未对纠纷解决方式作出特别规定，因此，涉及股权转让协议的纠纷均应通过仲裁裁决，故本案纠纷亦应通过仲裁裁决，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摘要2：【解读】当事人起诉公司要求偿还的借款已经股权转让时各方对目标公司债务承担进行了约定，故本案诉争的借款债务纠纷系股权转让纠纷内容之一，从属于股权转让合同，应受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仲裁管辖约束。对于确应当由仲裁机构管辖的案件，法院不能直接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只能裁定驳回起诉（《仲裁法》第５条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42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423号
【裁判摘要】《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王某某、刘某承诺在2011年7月31日之前向刘某某１、刘某某２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如未能按期支付，《意向协议》自动解除，前期已经支付的2000万元定金不再退还；《补充协议》第四条还约定，《补充协议》与《意向协议》的约定有不同之处的，以《补充协议》为准。上述两个条款对于第一期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以及违约责任的约定明确、具体，没有歧义，王某某、刘某作为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如违约则应按约承担违约责任。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在《补充协议》将第一期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延期到2011年7月31日的情况下，王某某、刘某仍未能履行按期支付的合同义务，已构成违约。之后，刘某某１、刘某某２又于2011年8月3日分别向王某某、刘某送达了《关于尽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催告函》，王某某虽在该函上签字，但并未在该函所给予的宽限期即收到该函后三日内支付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刘某则予以拒收，以其行为表明其拒绝支付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态度。此种情况下，刘某某１、刘某某２有权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向王某某、刘某主张违约责任，即已经支付的2000万元定金不再退还。
【摘要】定金作为一种担保方式，其所担保的对象就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履约合意，并以适用定金罚则为手段实现担保之目的，因此其本质特征是惩罚性。定金与违约金不同，违约金的性质以补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违约方为其违约行为付出的代价应与给对方造成的实际损失大致相当，在违约金约定过高的情况下允许违约一方提出调减的请求。而在适用定金罚则时，从目前法律规定看，违约方承受的丧失定金的责任仅取决于违约行为本身，并未考虑是否给对方造成损失，因此法律亦未规定可对定金数额进行调整。但对违约行为进行惩罚并非定金制度的根本目的，以惩罚为手段来实现合同目的才是制度的价值取向。基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该条规定通过对当事人约定的定金数额进行限制，将定金的惩罚性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就是为了保证双方的公平。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18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181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人经受让人催告仍未完成涉矿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并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义务并未构成根本违约，不应以此继承合同。
【解读１】（１）应当认定池某某等三人作出了保证办到楚凡钒矿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承诺。（２）应当认定负担矿山安全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费用使楚凡钒矿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并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是池某某等三人所负有的合同义务。（３）《战略合作补充协议》及会议纪要进一步证明办理楚凡钒矿安全生产许可证所需的安全生产基础设施投入费用由池某某等三人负担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图。（４）因楚凡钒矿至今仍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池某某等三人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已构成违约。（５）池某某等三人未能办妥楚凡钒矿安全生产许可证，虽已构成违约，但该行为并未构成根本性违约，天工公司无权以此为由解除合同。理由如下：其一，天工公司未能证明合同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楚凡钒矿的控制经营权。其二，池某某等三人的违约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综上，池某某等三人负有促成楚凡钒矿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并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义务，经天工公司催告后，池某某等三人仍未办妥楚凡钒矿安全生产许可证，已构成违约。但该行为并未构成根本性违约，天工公司无权以此为由解除合同。天工公司向池晓林等三人发函通知解除合同缺乏法律依据，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
摘要2：【解读２】构成根本违约的条件主要有两个：（１）违约行为损害了合同的主要目的。（２）必须达到合同主要目的完全不能实现的程度。
【解读３】《合同法》第９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如果当事人经催告迟延履行的并非主要债务则不构成根本违约。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5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54号
【裁判摘要】在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与违约责任之间，解除权人应当就解除合同还是继续履行择其一行使，解除权人既然选择了继续履行合同，就意味着其放弃解除合同。若解除权人接受了相对方的履行，还允许其享有解除权，无疑将损害相对人的利益，违反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特别是公司的股权交易及工商登记具有公示效力，第三人已经对此产生信赖。信业医药公司已将其股权转让过户给天康集团公司，天康集团公司业已将受让股权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已接受经营目标公司。从保护善意第三人合法交易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考量，信业医药公司主张解除合同，返还股权的请求亦不应得到支持。因此，原审法院综合双方签约目的和解除权立法本意，认为信业医药公司在合同目的已经实现的情况下无权行使合同解除权，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充分，并无不当。基于此，信业医药公司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与《补充协议》，并要求天康集团公司返还股权、不退还已经收取的6265.8万元股权转让款或在股权返还不能情况下，天康集团就其股权折价补偿，并由赵宽对折价补偿款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解除权人选择继续履行合同意味着放弃解除合同。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782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8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80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受让人不同意在土地出让《补充协议》上加盖公章、按约定金额缴纳土地出让金的违约行为，致使转让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转让人可以解除合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20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204号
【裁判要旨】股权回购的本质是在双赢目标不能达成之后对投资方权益的一种补偿而非获利，回购条件应当遵循公平原则。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及回购纠纷，股东一旦注资成为公司股东，即应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即便此类由股东予以回购的协议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但回购实质上是在双赢目标不能达成之后对投资方权益的一种补足，而非获利，故其回购条件亦应遵循公平原则，在合理的股权市场价值及资金损失范围之内，不能因此鼓励投资方促成融资方违约从而获取高额赔偿。因此，虽然双方在《补充协议四》中自主约定了回购价款及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但从其性质上而言均系因《协议书》约定事项未能实现，铭源实业公司向中静投资公司承担的违约责任，故可对此做统一调整和权衡。
摘要2：【解读】回购实质上是在双赢目标不能达成之后对投资方权益的一种补足而非获利，故其回购条件亦应遵循公平原则，在合理的股权市场价值及资金损失范围之内，不能因此鼓励投资方促成融资方违约从而获取高额赔偿。因此，法院可以对股权回购协议中的回购价款及违约金予以调整。
滕站、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96号
【裁判要旨】公司丧失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资格不构成股权回购合同的履行障碍，回购合同不应解除。
【裁判摘要】但是基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未能继续履行、双方在2015年6月签订《回购协议》的根本原因，并非是中科公司的股东含有外资成分，而是因为金英马公司为滕站的个人借款提供担保未披露，被深交所谴责及证监会处罚，导致中科公司的资产重组无法进行。若中科公司、滕站最初签约时的过错致使金英马公司的利益受损，也是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滕站以2014年4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就已经存在的中科公司股东含有外资成分的事实作为《回购协议》履行的障碍，拒不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与上述已查明事实不符，也有违诚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二终字第1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二终字第19号
【裁判要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补充合同被解除，一般不影响另一合同的效力及履行。
【裁判摘要】虽然投资补充协议合同名称中带有“补充”字样，但从合同内容看，投资补充协议与投资协议均具有相对独立性，解除投资补充协议并不影响投资协议的效力及履行的相关内容。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5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50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一方经催告仍不履行约定以外，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裁判摘要】星译公司解除合同并转让案涉股权并无不当。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前述分析，星昊公司迟延履行合同义务，经过催告仍未履行，并明示不按合同约定履行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星译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通知解除案涉《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778号
简法｜公司章程以外的协议能否作为认定股东会决议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依据？
摘要1：解答：经全体股东和公司共同签订的内容上属于公司章程的法定记载事项的协议，其法律性质应属公司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的具体解释，违反该协议应为公司决议的可撤销事由。
摘要2：【解读１】董事会决议内容违反全体股东及公司对章程的解释，应视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
【解读２】公司全体股东签订的合同等文件，虽在名义上不是股东决议，但具有公司决议的性质，如没有无效、可撤销的情形，该文件同样对全体股东具有约束力。
【解读３】公司决议内容违反股东之间协议约定的，股东可以请求撤销决议。
【解读４】为保证股东间协议与公司章程具有同等效力，（１）签署主体应由全体股东及公司共同签署；（２）内容可参考“本协议作为解释公司股东之间权利和义务的依据，长期有效，除非各方达成书面协议修改；本协议在不与公司章程明文冲突的情况下，视为对公司股东权利和义务的解释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还可约定“公司决议内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公司股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３）并且在公司股东结构发生变化时应当要求新股东及时签署补充协议认可股东间协议效力或者由各方重新签署股东间协议。
【注解】公司全体股东一致表示同意的书面文件可以认定为公司形成了决议。——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68号《陈某某等诉邱某某等股东出资纠纷案》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盐商终字第00105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盐商终字第00105号
【裁判摘要】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如股东会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本案中，由响水恒祥公司执行董事提议于2013年6月3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程序为合法。在该股东会议上形成了三条股东会决议，上诉人认为第二条即“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年薪上调30%”及第三条即“任命张某某担任公司总经理”决议内容均为合法有效。经审查，就董事长、总经理的年薪问题，双方在2007年1月19日的补充协议中已有明确约定各为20万元。2009年8月5日，响水恒祥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给予公司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加薪的决议内容已被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该判决并被本院二审予以维持。现上诉人友创公司以物价上涨为由再次提出要上调董事长、总经理的年薪，并以其表决优势通过该项决议。因该项决议内容与补充协议内容相悖，且年薪20万元在响水当地应为不低的收入，友创公司事实上也未能就上调年薪给予充分的理由说明，故该决议内容不排除是友创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设置，原审对此予以撤销是正确的。关于总经理人选问题。根据双方合作协议约定，南通恒祥公司享有响水恒祥公司总经理人选的提名权。现友创公司在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南通恒祥公司放弃总经理人选的提名权或南通恒祥公司存在怠于提名等不利于公司发展的行为的情况下，任命张某某担任响水恒祥公司总经理明显违背了双方合作协议的约定，对此亦应予以撤销。
摘要2：【解读】股东协议可以作为股东会撤销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0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02号
【裁判要旨】公司经有效股东会决议为股东提供担保不违反《公司法》第１６条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为有效。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本案中，根据义腾公司工商注册登记信息记载，2015年4月10日温某某、朱某某与义腾公司签订《债务偿还合同》约定义腾公司为朱继中提供担保时，义腾公司的股东为温某某、朱某某与中亿金通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27.5%、67.5%、5%。根据义腾公司章程第十八条规定，公司对外融资、担保事项应由超过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因朱某某作为被担保人，不能参与股东会对义腾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表决，故应由其他股东即温某某、中亿金通公司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温某某作为债权人，同时是持有义腾公司27.5%股权的股东，其在《债务偿还合同》上签字的行为表明，其同意义腾公司为朱某某提供担保。故义腾公司为朱继中提供担保并不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以及义腾公司章程的规定。义腾公司上诉所提因该事项未经股东会决议，故《债务偿还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中关于义腾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约定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2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27号
【裁判要旨】监事将公司财产以其个人名义从事商业经营明显超越代表权的外观（属于无权代表），违反法定忠实义务，属于无权代表行为。
【裁判摘要】一审认定，2015年2月1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补充协议》以及2015年2月17日出具《付款指示函》时，庞某为中瑞投资公司监事，庞某将中瑞投资公司财产以其个人名义从事商业经营的行为，明显超越代表权的外观，违反公司法规定的法定忠实义务，属无权代表行为。利丰公司明知庞昱以任职公司债权购买房产归个人所有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的善意相对人，应当认定中瑞投资公司、利丰公司和庞某之间签订的有关购买上述两处房产的协议无效。利丰公司以两处房产抵顶中瑞投资公司5000万元欠款，不能成立。利丰公司仍负有向中瑞投资公司偿还该5000万元债务的义务。本院认为，利丰公司明知庞某以任职公司债权购买房产归个人所有，存在过错。一审认定以房抵债合同无效，抵债行为不能成立，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881号
【解读】监事将公司财产以其个人名义从事商业经营的行为，也应当认定是违反《公司法》第１４８条规定的忠实义务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24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240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因未经审批而未生效，协议中的违约金条款亦不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四终字第5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四终字第50号
【裁判要旨】所属行政区划变更造成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双方均无过错，应依据公平原则确定损失承担。
【裁判摘要】《协议》第四条第5款约定：“本协议生效后，自项目部分地块详细性规划正式报批之日起一年内，如华航公司仍未取得项目部分地块建设规划许可初审意见或设计要点的，嘉凯城公司有权解除本协议，宝亚公司应在嘉凯城公司提出书面解除协议通知之日起10日内返还嘉凯城公司已支付的所有款项，并应按照嘉凯城公司已付款项以年利率10%（自正式报批日起算）计算资金使用费补偿给嘉凯城公司。”当事人之间约定该条款，目的是为了保证华航项目地块具有可开发性，嘉凯城公司从宝亚公司受让华航公司股权后可以尽快获得相应审批手续，从而进行项目开发。该条款是赋予嘉凯城公司的权利。．．．．．．至2014年1月27日嘉凯城公司向宝亚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时，华航公司“仍未取得项目部分地块建设规划许可初审意见或设计要点”，时间已超过一年，符合《协议》第四条第5款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因此，嘉凯城公司有权依据《协议》第四条第5款的规定行使合同解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据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因此，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1月29日宝亚公司收到嘉凯城公司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时，双方签订的《协议》及《补充协议》即告解除是正确的。宝亚公司关于嘉凯城公司不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公平原则，在判令宝亚公司向嘉凯城公司返还1.4亿元股权转让款的同时，判令宝亚公司从股权转让款实际支付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一年期一般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28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282号
【裁判要旨】土地转让协议中关于税款负担的条款，只要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约定并不会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这种约定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约定税款具体由谁来负担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不影响合同效力。
【裁判摘要】关于税款负担条款的效力问题。从一、二审以及申请再审的情况看，京中公司不否认双方协议中关于税款负担条款的真实性，只是主张该行为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故双方关于税款负担条款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同时，该约定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只要国家的税款不流失，约定由谁来负担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与合同的效力无关。故京中公司关于税款负担条款应认定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１】土地转让合同约定转让方应缴纳税款由受让方负担的条款合法有效。
【解读２】《土地转让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土地转让所发生的所有税金由甲方（京中公司）承担是指：除甲方应承担的税金外，还包括契税及乙方应交的营业税、土地增值税、所得税等相关税金”。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川民终字第659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川民终字第659号
【裁判摘要】双方明确对转让过户期间产生的一切费用由莱斯豪公司承担，但是没有明确约定过户税金的承担。对“一切费用”是否包含税金双方产生了争议，税金由哪方承担双方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的规定，可以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税金的承担问题，但是双方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可以确定税金由哪方承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六）项“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的规定，结合出卖人谢××明确表示应由出卖人缴纳出让土地的税金，和出卖人杨×认为个人应缴纳的税金，由莱斯豪公司代为缴纳的事实，应当由履行义务方各自负担。原判认为双方合同中约定的“一切费用”不包含税金，税金应由双方按照税务机关确定的纳税人各自缴纳，并无不当，予以维持。上诉人认为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文字理解应由莱斯豪公司缴纳所有税金的主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约定转让过户期间产生的一切费用对方承担，“一切费用”不包含税金。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74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74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而《房地产管理法》并未将批准作为合同生效要件。《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根据该规定，涉及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房地产转让合同签订后，需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经过房地产管理部门批准转让的，应由合同的受让方直接与房地产管理部门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缴纳土地出让金。该规定所指的审批并非是对房地产转让合同的审批，因双方只有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后，履行合同时才会发生报批问题，该规定实际上对涉及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房地产转让合同的效力给予了肯定。房地产管理部门是否批准转让主要涉及到合同义务能否得到履行问题，如果房地产管理部门不予批准，不办理过户登记，物权不能发生变动，房地产转让合同也将不能履行，但是否批准并不导致合同无效。综上，《在建项目转让协议》和两份《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二审判决认定有效并无不妥。服务中心关于本案双方系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因双方均缺乏房地产开发资质，且综合楼使用的土地系划拨地，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故《在建项目转让协议》和两份《补充协议》应认定无效等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99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997号
【裁判要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以及国家关于人防工程的有关规定，属于人民防空工程的地下停车场的产权归国家所有，客观上不能分割，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当事人无权要求对该地下停车场面积进行分割。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土地使用权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仅以投资数额确定利润分配比例，当事人未足额出资的，按照当事人的实际投资比例分配利润。”该条适用的前提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对双方当事人的投资数额有明确约定，而《联合建房协议书》（以下简称《联建协议》）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并没有对金世纪公司与隆丰公司、宝玉集团的投资数额作出明确约定。因此，二审判决直接适用《土地使用权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确有不妥。但是，本案处理可以参照《土地使用权解释》第二十二条的立法精神。该条之所以规定对未足额出资一方的利润分配比例进行调整，是基于投资是当事人利润分配的基础、权利义务相一致以及公平原则等因素的考虑。本案《联建协议》以及《补充协议》虽未对双方的投资数额作出明确约定，但在确定分配比例时显然是以出资作为计算的依据，其中金世纪公司的义务是提供土地使用权，而隆丰公司、宝玉集团则是负责“整体项目建设开工至竣工所需的全部经费及水、暖、电、气、电视、通讯通邮、道路、绿化、消防、物业管理系统等全部配套费以及工程费等”，并没有约定以其他标准分配利润，并且，根据《联建协议》的约定，隆丰公司、宝玉集团交付给金世纪公司的3000万元款项，也属于投资款的组成部分，金世纪公司在收到上述款项的前提下，相应地增加宝玉集团的应分配比例，该约定可以印证出资系双方确定分配比例的基础。．．．．．．二审判决以隆丰公司、宝玉集团实际投资额占其应完成投资额的比例为依据对《补充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进行调整并无不妥。综上，隆丰公司、宝玉集团关于二审判决违反法律和当事人的约定，对案涉项目权益进行分割，存在明显错误等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１】合作开发房地产约定的出资未全部到位的情况下，按照实际出资比例分配而不是按照合同约定比例分配。
【解读２】合作开发房地产只要事实上确定当事人“以投资数额确定利润分配比例”，就可以认定按实际出资比例分配利润，无需合同明确约定。
【解读３】本案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了利润分配比例，虽然协议在文字表述方面没有明确“按照投资比例分配利润”而是约定了一个固定比例，但是该约定的固定比例是按照出资比例得出的，实际蕴含了按照实际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的原则。如合作一方出资没有全部到位，法院判决不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比例分配利润而是调整为按照实际出资比例分配利润。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69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699号
【裁判摘要】锦寓公司与南阳市东峰生化厂（以下简称东峰厂）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性质上应属于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东峰厂以其所有的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与锦寓公司合作进行经济适用房开发建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由于案涉土地已经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且锦寓公司已于2011年4月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经营合作补充协议》可以按照补偿性质的合同处理。故二审判决关于合同性质的认定并无不妥。《经营合作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认定为有效。锦寓公司关于转让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涉嫌犯罪，双方所签合同无效等申请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2：【解读】未经批准以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人订立合同合作开发房地产进行经济适用房开发建设合同有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8)新民终486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应否向佳安公司实缴新增注册资本1604.565万元。佳安公司认为，***用以增资的土地使用权未交付佳安公司亦未办理权利变更手续，属出资不到位，应当以货币方式补足出资。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依据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2004年9月，***作为佳安公司持股90%股东兼公司法定代表人，其通过召开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委托新疆德旺房地产估价事务所对案涉土地价值进行评估并委托新疆宝中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新增注册资本进行验资，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递交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申请，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并完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其次，案涉土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中用地单位均为佳安公司，且依据乌鲁木齐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证明记载，该土地出让金已付清，并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拆迁范围内土地使用权单位的拆迁补偿事宜正在进行。再次，依据2006年5月15日上海家饰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书》约定，第三条债务处理，佳安公司股权转让以前的债务和或有负债，除与佳安大厦项目拆迁和办理前期手续有关的费用外，其余全部由乙方（***）承担。2006年7月3日补充协议约定，甲方（上海家饰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认可，由股权变更后新佳安公司承担的发生在2006年6月30日之前的债务，包括与佳安大厦项目拆迁和办理前期手续有关费用，如拆迁补偿费等。上述协议约定可以看出，股权转让后的佳安公司对案涉项目土地正在进行拆迁的事实是明知的，并愿意承担2006年6月30日前的相关涉及项目拆迁的费用，直至2014年，案涉土地拆迁仍在进行，并就房屋拆迁补偿引起行政诉讼。故佳安公司关于***用以增资的土地使用权未交付佳安公司亦未办理权利变更手续，属出资不到位，应当以货币方式补足出资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公司原股东以土地使用权增资公司，未获得土地权属证明，但已缴纳土地出让金，获得土地建设审批，完成增资工商登记，股权受让人明知该情况的，受让后无权以公司名义主张该土地使用权出资不到位，继而请求该股东以货币方式补足出资。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苏民终字第0106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苏民终字第0106号
【裁判摘要】根据江苏省海门市发展改革与经济贸易委员会签发的《关于同意南通江海湾华诚实业有限公司新建江海湾国际企业项目核准的决定》，以及南通华诚公司报送的《海门开发区工业项目建筑设计效果图送审单》的内容来看，“江海湾国际企业领地项目&”系南通华诚公司在其取得的国有出让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上进行工业项目建设。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书》中却约定“江海湾国际企业领地项目&”建成后，将建成的楼寓向不特定第三人进行销售，从中获取商业利润。据此可以认定，南通华诚公司在未补交土地出让金的情形下，擅自将工业用地进行商业开发，该行为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鉴于上述理由，双方当事人就联合开发“江海湾国际企业领地项目&”签订的《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书》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南通华诚公司上诉主张《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书》有效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申字第112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申字第1120号
【裁判要旨】以被查封土地合作开发房地产不影响合作开发合同的效力，但对方依法享有撤销权。
【裁判摘要】根据《合作合同》约定，齐鲁塑编公司提供的80988.4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于2005年12月31日前转户至西召民盛公司名下。履行中，该土地使用权当时即使被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查封65490.6平方米（查封期限自2005年6月至2007年4月6日），致使齐鲁塑编公司实际无法在2005年12月31日前将之转户至西召民盛公司名下，亦属齐鲁塑编公司能否履约问题，并不影响《合作合同》及《合作合同补充协议》效力。西召民盛公司如认为齐鲁塑编公司故意隐瞒而具有欺诈行为，其可以在《合作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请求撤销。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本案中，《合作合同》约定齐鲁塑编公司以80988.4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基于搬迁而享受当地人民政府专门给予的政策优惠补贴等作为条件，与西召民盛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开发楼盘西召民盛公司按每平方米860元付给齐鲁塑编公司，如新开楼盘均价每平方米高于2000元，高出部分西召民盛公司给齐鲁塑编公司增加收益，具体分配办法双方另行协商。对此，双方虽未约定齐鲁塑编公司承担合作项目风险，但亦未约定齐鲁塑编公司不承担合作项目任何风险，二审判决认定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合作协议约定成本超出某金额时合作方有继续支付成本的义务或者在开楼盘均价高于某价格时对高出部分增加收益（具体分配办法双方另行协商），实现了“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认定为合作开发合同而非名为合作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粤04民终2768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粤04民终2768号
【裁判摘要】虽然上诉人诉请确认案涉商铺的所有权并要求返还商铺，但两方纠纷的起因是合作建房，故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实质是请求分配房地产项目利益并无不当。对于变更建设工程规划建设合资楼的事实，有各方签订的《〈旧屋改造合作建房合同书〉的补充协议书》可以证明，上诉人对此也未持异议，且案涉的合资楼至今未取得新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故原审法院作出当事人擅自变更建设工程规划的认定并无不当。因此，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提出其诉请与合作建房合同无关、两项诉讼请求可分开处理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25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259号
【裁判摘要】2009年9月24日艺术学院与左右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二》，该合同又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左右公司尚欠的土地转让款2280万元的支付问题作出了重新约定；二是就艺术学院的合作开发投资收益也作出重新约定：“左右公司同意按税后1000万元的金额作为固定回报，加800万元投资款，合计1800万元，从2011年4月份开始每月支付200万元至2011年11月份结清尾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本案双方之间合同不再具有联合开发性质，而属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性质。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59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599号
【裁判要旨】合作开发房地产提供资金一方不承担经营风险，只分配固定数量房屋，应认定为房屋买卖关系。
【裁判摘要】根据《补充协议书》及《协议书》约定，凯祥公司提供土地使用权，浩盛建筑公司施工，浩盛地产公司垫付该楼的建安费用，符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共同投资的形式要件，但从约定内容看，a24号楼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凯祥公司与浩盛地产公司各自分得50%，待该楼详规批复后，凯祥公司分得的部分以5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浩盛地产公司，该楼面积无论增与减转让价格不变。即当事人关于a24号楼并无共担风险的约定，作为提供资金方的浩盛地产公司亦不承担经营风险。且2011年10月20日，浩盛地产公司与凯祥公司签订《协议书》，确认浩盛地产公司已经将案涉一期a24号楼的转让款支付给凯祥公司，并确认至此a24号楼全部归浩盛地产公司所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分配固定数量房屋的，应当认定为房屋买卖合同。二审判决对此认定并无不妥。凯祥公司申请再审主张a24号楼为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并不符合“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条件，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