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2011〕225号）
【目录】一、关于证券行政处罚案件的举证问题；二、 关于电子数据证据；三、 关于专业意见；四、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责任人的证明问题；五、 关于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问题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02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029号
【裁判摘要】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之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世晟公司为金秋公司向工商银行祥云支行的借款提供担保时履行了上述决议程序。其二，世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直接控制了该公司的公章，不能仅以《保证合同》上加盖世晟公司的公章而直接推断出该公司对法定代表人的越权担保行为进行了追认。其三，在世晟公司未提交公司权力机关决议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作为专业金融机构的工商银行祥云支行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订立担保合同时对世晟公司的相应决议进行了审查，故该行不能构成善意第三人。
摘要2：【解读】（１）不能仅以保证合同有公司的公章而直接推断出该公司对法定代表人的越权担保行为进行了追认；（２）在公司未提交公司权力机关决议的情况下，债权人未提交证据证明订立担保合同时对公司的相应决定进行了审查，不能构成善意相对人。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60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603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单纯要求上市公司在保证合同中声明或保证其已履行完内部决议程序的，不构成债权人善意履行的注意义务——公司章程中并未授权法定代表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决定权，亿阳信通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曲飞在《保证合同》上加盖名章、决定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行为，超越了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权限。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对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权限的规定，案涉《保证合同》的相对人柳河农商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亿阳信通公司在拟决定签订该《保证合同》时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权限行事。据此，柳河农商行在受让债权时，应当合理审慎地审查亿阳信通公司的章程及有关决议或者决定文件。一审中，柳河农商行起诉主张亿阳信通公司为案涉借款签订的《保证合同》合法有效、《保证合同》中载明亿阳信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已经经过亿阳信通公司股东会决议。但是，柳河农商行并未提供审查亿阳信通公司股东会决议材料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鉴于柳河农商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亿阳信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决定签订《保证合同》超越权限，该《保证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148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647号
【摘要】虽然《保证合同》中载明亿阳信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已经经过亿阳信通公司股东会决议，但是柳河农商行并未提供其审查过亿阳信通公司股东会决议材料的证据。据此，原判决认定《保证合同》无效，并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61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617号
【裁判摘要】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苏某申请再审时主张，因金州新区管委会违法强制维修，造成相关证据灭失，应当参照上述规定，免除其对损害事实的举证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在强制维修过程中，相关部门已经对苏艳客厅物品进行了清理、封存、公证，并对卧室采取了张贴封条禁止他人进入的措施，并不存在苏某所称因金州新区管委会违法强制维修造成相关财产损失的证据灭失的情形。同时，苏某承认，在涉案房屋被强制维修期间，苏某及其家人不在涉案房屋居住。根据生活经验和常理，作为一个理智的人，也不可能在正在维修的房屋内留存价值3000余元万元的邮票等贵重物品。因此，苏某的该项申请再审理由，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行政赔偿中原告的举证责任——（１）根据《行政诉讼法》第３８条第２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２）当被告亦举证不能时，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合理酌定当事人的损失数额；（３）如果原告提出了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无法认定的巨额损失，则不能免除原告对该项损失的初步证明责任。
【笔记】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依法收集和补充的证据能否作为认定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摘要1：解读：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依法收集和补充的证据可以作为认定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9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96号
【裁判摘要１】仅有资金往来但无法证明代持意思表示或已形成事实代持关系不能推定股权代持法律关系——刘某向王某汇款，但未说明汇款用途，也未能提交具有委托王某认购江苏圣奥公司股份内容的其他证据。王某以自己名义使用了汇款资金，认购了江苏圣奥公司股份，并以自己名义在江苏圣奥公司登记股东和行使股东权利。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双方当事人及代理人的诉辩意见，王某也有向刘婧的汇款行为，刘某与王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特殊关系，其间多笔高额资金往来未以人们通常习惯的方式留下建立法律关系性质的凭证。由于资金往来性质存在多种可能性，委托投资、共同投资、赠与、借款、还款等等，他人很难判断当时刘某和王某之间实际发生的事实及其真实意思表示。王某收到刘某汇款资金后已经将货币资金转换为股权财产，财产形态的转换是基于王某的意思表示和行为完成的，刘某没有提供其参与处分将其汇款货币资金转换为股权财产形态的证据，其可以依法向王某主张货币资金债权，但据此主张股权所有权没有法律依据。刘某提交的银行资金划转凭证能够证明存在资金流转关系，但仅凭其汇入王某账户的该两笔资金在数额和时间上与王昊向江苏圣奥公司的投资相吻合的事实，难以认定刘某和王某对资金的用途形成了共同意思表示，不能根据资金流转的事实推定刘某委托王某并以王某名义向江苏圣奥公司投资。．．．．．．原审法院关于仅凭往来资金款项不能推定委托出资关系的观点正确。
【裁判摘要２】人证属于言词证据，有易变的特点，在没有其他种类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民事主体之间建立法律关系需要各方当事人本人自愿并达成共同意思表示，他人直接替代建立法律关系需要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述证人没有直接参加王某与刘某设立法律关系的证据，故其证人证言属于传来证据，证明力相对较弱。在本案中，刘某陈述其与王昊之间为代持股关系，其为江苏圣奥公司股东，而在其与石光强的纠纷案件中，刘某、王某、江苏圣奥公司一方的诉讼观点是否认其间存在代持股关系，刘某对此解释为诉讼策略的需要及系受王某主导影响。可见，人证属于言词证据，有易变的特点，证人或者当事人事后关于案件情节的描述，存在根据利害关系重新取舍的可能，故在没有其他种类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对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正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519号
【裁判摘要３】签名页独立与合同其他内容不连接不能确定是否为合同原件——在二审期间刘某追加提交新的证据材料《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王某向刘某转让江苏圣奥公司股权，但该协议存在如下问题：第一，王某与刘某签名页是独立的，与合同其他内容不连接，不能确定是否为合同原件；第二，协议载明的签约日期为2008年1月16日，而江苏圣奥公司于2008年5月14日才设立，即上述协议签订时江苏圣奥公司尚未成立。基于该协议存在的上述问题及刘婧不能说明一审未提交该证据材料的正当理由，本院难以认定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对此不予采信。
【笔记】能否行政行为所依据事实、证据和法律发生变化否定行政行为合法性？
摘要1：解读：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根据作出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作出的，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一般也只能以该作出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为标准，而不能以所依据的事实、证据或法律发生变更为由，认定原行政行为合法亦或违法；否则，将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稳定，有损行政行为的公定力。
摘要2：
黄××等25人诉成都市武侯区房管局划分物业管理区域行政纠纷案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备注：对应２０１７年《行政诉讼法》第７０条第２项第１目】的规定，没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在划分物业管理区域时，已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的要求，考虑了物业共用设施设备的权属、使用与维护等问题的，应判决撤销该行政行为，并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摘要2：【摘要】行政机关在划分物业管理区域时应当考虑物业共用设施设备的权属、使用与维护等问题——《物业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应当考虑物业的共用设施设备、建筑物规模、社区建设等因素。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被上诉人武侯区房管局考虑到“中央花园清水河片区”的建筑规模较大，分属两个社区等实际情况，为便于管理，对该片区进行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该行为并无不当。但是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武侯区房管局在划分物业管理区域时，应当考虑物业的共用设施设备、建筑物规模、社区建设等因素。在本案诉讼中，武侯区房管局没有以证据证明，其在对“中央花园清水河片区”进行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时，考虑了除物业管理用房以外的其他共用设施设备等因素。物业管理区域内共用设施的调整和分割，属于重大事项，应由业主大会讨论决定。由于区域的划分不可避免地涉及共用设施的调整和分割，因此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必须通过业主大会的讨论才能决定。在划分物业管理区域时如不考虑共用设施设备的权属、使用与维护等因素，就可能会对物业业主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故武侯区房管局作出的划分“中央花园清水河片区”物业管理区域的通知，不符合《物业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综上，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武侯区房管局有划分物业管理区域的职权，是正确的；但在行政机关没有提交相应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武侯区房管局在划分物业管理区域时，考虑了物业区域的配套设施，是错误的；以被诉行政行为不是对公共配套设施、设备权属的认定，因公共配套设施、设备权属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为由，判决维持被诉行政行为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6)行监字第187—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6)行监字第187—2号
【裁判摘要】行政机关违法进行证据保全——再审被申请人西安市人社局称其采取被诉行为的依据是当时生效的《劳动行政处罚若干规定》第十五条：“劳动行政部门在收集证据时，对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证据，可以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在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赋予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下，经劳动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将证据先行登记，就地保存。”该规定虽未明确保存的期限，以及是否允许以对场所查封的方式实施就地保存，但根据其上位法依据，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关于“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之规定，至少以下两点是明确的：一是证据保存的时间不得超过7日；二是由于上位法未授权行政机关以查封的方式实施证据保存行为，因此，采取证据登记就地保存时不能采取对场所的查封或者变相查封的方式。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72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72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平榆高速公路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中铁隧道集团一处，中铁隧道集团一处将涉案工程分包给路桥集团，路桥集团又将该工程交由其子公司路桥集团二公司，路桥集团二公司与崔某某签订《山西平榆高速公路AS3石马沟2某桥工程联合合作协议书》，将案涉工程转包给崔某某，并由崔某某实际施工建设。依据上述规定，崔某某有权请求发包人平榆高速公路公司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如果平榆高速公路公司已经向中铁隧道集团一处支付全部工程款，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况，则中铁隧道集团一处应当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崔某某承担责任，依次类推，确定案涉工程的发包人、分包人、转包人应向实际施工人崔站发承担责任的范围。二审判决以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崔某某无证据证明本案其他被申请人之间存在违法转包的情形为由，认定路桥集团、中铁隧道集团一处、平榆高速公路公司不应向崔某某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解读１】连环转包、分包情形下，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发包人、总承包人及与其有合同关系的违法分包人主张工程款，前手不存在欠付工程款情形则不必承担责任。
【解读２】一、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与崔某某有直接合同关系的是路桥集团二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合同仅能约束合同相对方，不能约束合同外的第三人，能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根据该条规定，当事人如能证明建设工程存在违法分包或转包的情形且发包人欠付工程款的，发包人应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原告崔某某无证据证明本案其他被告之间存在违法转包的情形，庭审中，中铁隧道集团一处称平榆高速公路公司已向其付清工程款，其也通过直接支付、代为支付、扣除材料费、协助执行等向路桥集团支付的工程款已超出合同约定的价款4280万元，因此，本案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形，故崔某某起诉要求路桥集团、中铁隧道集团一处、山西平榆高速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对路桥集团二公司欠其的工程款及给其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辽02民终6063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辽02民终6063号
【裁判摘要】由于刘某某系不具备施工资质的自然人，根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一条、第二十六条以及《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可以认定刘某某系实际施工人。债权具有相对性，刘某某作为债权人，应向合同相对方田付全主张权利。但由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具有其特殊性，不仅涉及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还涉及其他主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且保护实际施工人利益的实质是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农民工的劳动成果大多物化在建设工程之中，因此，《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又进一步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突破债的相对性，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但在建设工程施工领域，往往存在多层转包、分包的情形，本案即是如此。在前述规定中并未对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况下实际施工人的权利救济作出明确规定，但该条并未排除对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形的适用，即存在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况下，实际施工人仍然可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该条不仅对承担责任的主体进行了限定，而且亦对承担责任的范围进行了限定。除此之外，在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况下，原则上实际施工人不能向既不是发包人又与其无合同关系的转包人主张权利，允许实际施工人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主张权利的前提是发包人有充分证据证明其足额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支付了全部工程款。因此，从主张权利的主体而言，实际施工人可以向合同相对方以及发包人主张权利，例外情形下还可以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主张权利。刘某某为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根据前述分析，其与田某某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故其要求田某某给付工程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昱豪公司与刘某某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只有在香洲温泉公司向昱豪公司足额支付工程款，昱豪公司未足额向田某某支
摘要2：（续）本案中，香洲温泉公司与昱豪公司之间并未结清工程款，刘某某在本案中主张昱豪公司与田某某共同支付工程款，并互负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昱豪公司与田某某承担欠付工程款责任，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解读】实际施工人可以向合同相对方以及发包人主张权利，例外情形下还可以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主张权利：（１）存在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况下，实际施工人仍然可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２）在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况下，原则上实际施工人不能向既不是发包人又与其无合同关系的转包人主张权利，允许实际施工人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主张权利的前提是发包人有充分证据证明其足额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支付了全部工程款。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81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817号
【裁判观点】
1.如果受送达人有证据证明邮寄送达的诉讼文书没有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而被退回，是由于非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属于邮政机构或者邮政机构工作人员的疏忽大意或者故意行为以及其他原因导致的诉讼文书被退回，则不产生送达的效力，受送达人不承担送达不能的法律后果。邮寄送达发生送达的法律效力条款的适用先决条件是“受送达人自己”已向法院提供或者确认送达地址。
2.对代为履行、分阶段付款的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的解除及违约责任进行判定时，即审查涉案合同是否已履行，是否符合解除条件，以及如果合同解除应当如何确定法律责任的承担，需对双方当事人各自的履约行为作进一步审查。
摘要2：【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受送达人能够证明自己在诉讼文书送达的过程中没有过错的，不适用前款规定。即，如果受送达人有证据证明邮寄送达的诉讼文书没有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而被退回，是由于非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属于邮政机构或者邮政机构工作人员的疏忽大意或者故意行为以及其他原因导致的诉讼文书被退回，则不产生送达的效力，受送达人不承担送达不能的法律后果。该邮寄送达发生送达的法律效力条款的适用先决条件是“受送达人自己”已向法院提供或者确认送达地址。
【摘要２】东华公司另行起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7年8月9日立案后，以邮政EMS快递方式于2018年7月向微创公司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案件诉讼材料，退改批条显示7月25日拒收；于8月3日送达开庭传票，退改批条显示8月4日要求延迟投递、8月7日“无收件人名，公司前台不收”，于2019年11月26日送达一审判决书，查询为前台代收。其中三次送达填写的地址均系微创公司的住所地地址，“收件人姓名”处，前两次均仅填写为“法定代表人”，第三次填写则为“法定代表人张某、唐某”。
【摘要３】经审查，原审法院对微创公司送达本案诉讼材料、开庭传票、原审判决书时，使用相同的住所地送达地址，且微创公司基于相同的地址，收悉东华公司此前的案件诉讼材料，并曾提出管辖权异议，也收悉本案的原审判决书，作为一个具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当事人，在涉案项目合同亦标注有联系人及电话的情况下，微创公司提交的证据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原审法院在尚未获得微创公司自行提交、确认的送达地址时，应采取而未采取法律规定的各种送达方式，导致微创公司缺席原审审判，程序存在瑕疵。
行政处罚证据
摘要1：行政处罚证据种类（８种）：（１）书证；（２）物证；（３）视听资料；（４）电子数据；（５）证人证言；（６）当事人的陈述；（７）鉴定意见；（８）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摘要2：
郭某诉海淀区交通支队行政处罚纠纷案——交警电子取证的证据规则
摘要1：郭某诉海淀区交通支队行政处罚纠纷案——交警电子取证的证据规则
【裁判要旨】交通管理中电子设备的出现，提高了管理者的工作效率，加大了对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但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即电子证据的适用规则以及电子设备的设置、取证等合法性问题，亟待解决。
摘要2：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沪执复124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沪执复124号
【裁判摘要１】二中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林某某虽与笨笨象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由笨笨象公司受让深圳仲裁委员会(2018)深仲裁字第4069号裁决书确定的债权，债权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林某某也向徐某某邮寄了债权转让通知书。但是，直至笨笨象公司向该院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时，笨笨象公司也未能提供其与林某某就该债权转让价款已经达成协议或者支付债权转让价款的证据，因此笨笨象公司认为其真实受让(2018)深仲裁字第4069号裁决书确认的债权，该院难以采信。综上，笨笨象公司申请变更其为(2019)沪02执1255号案的申请执行人，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法院执行中，因债权转让而变更申请执行的，需以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合法性为前提。本案中，林某某虽书面认可笨笨象公司取得涉案债权，然仅凭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确认书》，而无支付对价凭证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尚不足以证明笨笨象公司真实受让(2018)深仲裁字第4069号裁决书所确认的债权。
摘要2：【解读】不具有债权转让真实性、合法性（无支付对价等其他证据作证）的变更执行不予支持。
【笔记】一人有限公司能否通过审计报告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
摘要1：解读：（１）一人公司在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可以用于证明其财产独立性；（２）但存在审计失败情形以及非会计年度终了时出具的审计报告不能作为证明一人公司财产的证据。
【注释１】无法证明一人公司与股东财产是否相互独立的审计报告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
【注释２】一人公司股东对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财产负有举证责任两个要件（缺一不可）——（１）证明每一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业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不能通过司法审计豁免）；（２）证明股东财产没有与公司财产混同。
摘要2：【注解１】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能否用司法审计代替年度审计？｜证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财产是否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的责任在于公司股东，不属于司法鉴定或审计的范围，对司法审计申请不予支持。——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435号
【注解２】一人公司能否通过申请司法审计而豁免提供年度审计报告？｜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交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以证明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相互独立；在公司债权人要求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时，股东对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财产负有举证责任，该举证责任首先要证明每一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业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其次要证明股东财产没有与公司财产混同。当事人没有尽到前述两方面证明责任的情形下，已足以认定其对大润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院对其收集证据申请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参考案例：（2020）最高法民申2827号
【注解３】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通过申请法院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专项审计证明其股东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通过申请人民法院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专项审计的方式证明其股东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356号
【注解４】如果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存在未依法进行年度财务会计审计的情况，则其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足以令人对其股东的个人财产是否独立于公司财产形成合理怀疑。——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364号
【笔记】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损失金额，能否请求以法院委托评估的数额为准？
摘要1：解读：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损失金额，但在庭审中明确申请评估鉴定并“愿以人民法院委托评估的数额为准”，人民法院不能直接以原告未提供具体损失的证据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
摘要2：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数据电文证据若干问题的解答
摘要1：【目录】一、什么是数据电文?数据电文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二、实践中数据电文证据主要有哪些?三、手机短信如何在法庭上出示?四、审查手机短信应注意哪些情况?五、审查传真件应注意哪些方面?六、电子邮件如何在法庭上出示?七、可供判断电子邮件真伪的因素有哪些?八、对于网页证据如何组织举证?九、如何审查网页证据的真实性?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指引
摘要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指引（2021年4月22日）
【目录】第一部分 总则；第二部分 侵害专利权纠纷；第三部分 侵害著作权纠纷；第四部分 侵害商标权纠纷；第五部分 不正当竞争纠纷；第六部分 附则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58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583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是否有权代债务人提起物权确认之诉？｜债权人依据另案生效判决依法享有合法到期债权，确认登记于债务人子女名下的房产是否属于家庭财产关乎债权人合法债权的有效实现，该债权人系诉争房产的利害关系人，其有权提起物权确认之诉——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物权公示效力，即登记的权利人在法律上被推定为不动产物权的实际权利人。但是，如有证据证明登记的权利人不是该不动产物权的实际权利人，应根据实际出资情况确定房产的真实归属。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本案中，刘某某１依据另案生效判决依法享有合法到期债权。刘某某２、梁某某２对上述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但未予清偿。因此，确认登记于刘某某２、梁某某２女儿梁某某１名下的8套房产是否属于家庭财产，关乎刘某某合法债权的有效实现。所以，原审判决认定刘某某系诉争房产的利害关系人，其有权依照上述规定提起本案物权确认之诉，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关于原审判决认定涉案7套房产属于梁某某１与刘某某、梁某某２的家庭共有财产是否有误的问题。关于位于郑州市中原区，产权证号：郑房权证字第××号、第××号两套商业用房。据已查明的事实，该两套商业用房的60万元意向金系刘某某刷卡支付。两份购房合同明确载明，该两套商业用房购房款系一次性支付，而梁某某１未提交剩余410余万元购房款由其支付的凭证。且两份购房合同载明的购房时间为2010年11月，但梁某某１此时刚从北京市景山中学毕业不久，无稳定的工作收入来源，也无证据证实梁某某１已通过接受赠与、继承、投资等途径获得大额的财产，足以支付该购房款。梁某某１称系刘某某用梁玲玲长期积攒的压岁钱、礼金等全额支付470余万元的购房款，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据此，原审判决认定该两套商业用房系梁某某１父母刘某某、梁某某２支付购房款，属家庭共有财产并无不当。关于位于郑州市金水区丰庆路以东3幢1层1号、ｌ层2号、2层1号、2层2号，产权证号：郑房权证字第××号、第××号、第××号、第××号四套商业用房。据已查明的事实，该四套商业用房系刘某某向他人出借款项后，通过以房抵债的形式所获得，登记于梁某某名下。故原审判决认定该四套商业用房为梁某某１与刘某某、梁某某２家庭共有财产并无不当。关于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产权证号：郑房权证字第××号的一套房产。该购房合同明确载明，购房款为2124738元，系一次性现金支付，但梁某某１未提交付款凭证。且此套房产购置时间为2006年11月12日，而梁某某１此时年仅14岁，也无证据证实梁某某１已通过接受赠与、继承、投资等途径获得大额的财产，足以支付该购房款。结合梁某某１的母亲刘某某多次购置房产并登记于梁某某１名下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该套房产的购房款为刘某某、梁某某２支付，属于梁某某１与刘某某、梁某某２的家庭共有财产亦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57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576号
【裁判摘要１】缴纳社会保险费不足以认定为内部承包关系——关于东方公司与黄某某之间是借用资质关系还是内部承包关系的问题｜二审中，东方公司虽提交了《河南省城镇职工企业养老保险在职职工信息查询单》，但黄某某否认与东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且在二审庭审中称不知道东方公司为其购买养老保险的事实，主张其已经在天津购买了社会保险。东方公司一审中认可其与黄某某之间是借用资质关系，二审中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黄某某之间签订过劳动合同或者向黄某某发放过工资。故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实质上是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黄某某借用有资质的东方公司名义施工建设工程，并无不当。东方公司关于其与黄某某之间系内部承包关系、案涉《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有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关于东方公司请求黄××按照案涉工程价款的1.2%支付管理费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黄××与东方公司之间系借用资质关系，但建设工程领域借用资质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双方约定的管理费实际是黄××借用资质所支付的对价。东方公司请求黄××按照案涉工程价款的1.2%支付管理费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897号
【摘要】根据查明的事实，东方公司虽然名义上将承包亚星公司的工程内部承包给黄××，但实质上是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黄××借用有资质的东方公司名义施工，原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无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黄××与东方公司之间系借用资质关系，但建设工程领域借用资质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原审不予支持东方公司二审上诉请求黄××按照案涉工程价款的1.2%计取收益费，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案涉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并移交业主单位使用，东方公司作为被挂靠人已与发包人亚星公司签订工程结算协议书对工程价款进行了结算，黄××作为挂靠人，要求由其对工程价款进行结算，没有法律依据。在东方公司与亚星公司双方确认工程项目结算总价基础上，原审根据已支付工程款、已支付的剩余工程款、已支付的社会保险费，黄××的自认等，结合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从而认定需要向黄建国支付工程款的数额，不缺乏证据证明。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民终1275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民终1275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林某某虽在抵押登记及法院查封前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但其对案涉房产的占有因林某某本人的过错，未能对包括恒丰银行福州分行在内的社会不特定第三人形成租赁权的公示外观，未能达到“宣誓租赁权"的法律效果。故林某某对案涉房产的租赁权不能对抗恒丰银行福州分行的抵押权，亦不能排除对案涉房产的执行。判决驳回林某某的诉讼请求。
【裁判摘要２】林某某提供的《酒店房产租赁合同》的落款时间虽然体现为2012年11月20日，但是由于倒签合同时间的可能性存在，而目前尚无鉴定合同确切签订时间的有效技术手段，故林某某还负有提供其他证据印证《酒店房产租赁合同》确实于落款时间签订之义务。……由上，应当认定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林金地于案涉房产2013年8月1日办理抵押登记前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取得案涉房产租赁权。一审法院仅凭《酒店房产租赁合同》落款时间即认定林金地在查封前签订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903号
【再审裁判摘要】从案涉租赁合同的形式上看，林某某与勤晖公司在2012年11月20日签订了20年租赁期的租赁合同，早于恒丰银行福州分行就案涉房屋办理抵押登记日期2013年8月1日。根据林某某的主张，其支付的租金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二审法院综合本案实际情况，认为在租赁合同并未约定以代偿债务方式支付租金的情况下，林某某即使向王某某或者案外人付款，也难以证明系履行租赁合同约定的支付租金的行为，考虑到本案租赁合同存在倒签的可能性，且目前尚无鉴定租赁合同签订的确切时间的有效技术手段，林某某亦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实租赁合同确于落款之日签订，认定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林某某在案涉房屋办理抵押登记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并取得租赁权。林某某申请再审虽对此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证据推翻二审判决作出的事实认定。如林某某有新的证据证明案涉租赁合同确于落款之日签订，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笔记】租赁合同落款时间存在倒签可能性，能否认定房屋租赁合同签订时间在房屋办理抵押登记之前？
摘要1：解读：租赁合同落款时间存在倒签的可能性，目前尚无鉴定租赁合同签订的确切时间的有效技术手段，承租人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实租赁合同确于落款之日签订，应当认定证据不足以证明房屋办理抵押登记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并取得租赁权。
摘要2：【注解】租赁合同落款时间存在倒签可能性但无法鉴定的，此时举证责任在承租方，承租方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实租赁合同确于落款之日签订的，由承租方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沪01民终3040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沪01民终3040号
【裁判摘要】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飞单”明显是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的行为，对此本院绝不姑息。但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公司主张江某存在“飞单”行为并给公司造成了严重损失，其还提供了江某工作手机中数据恢复后的电话录音。但江某对该电话录音的完整性和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窃听他人私密活动、处理他人私密信息等行为。公司对劳动者履行工作职责进行管理监督，无可厚非，但公司应当在合法合理的限度内行使权利。本案公司确享有工作手机的所有权，但是其并未证明其已明确告知江某其会对运用该手机的通话予以录音并恢复数据，或已就恢复其通话信息取得了江某的明确同意，故本院对其该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退言之，即便公司已经事先告知并取得了江某的同意，但公司亦自认恢复的电话录音仅为部分。经核在录音中江某确存在要“飞单”的言语，但是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该录音尚不足以证明江某确实存在“飞单”的行为并给公司造成了严重损失。综上，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要求损失的主张，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
【笔记】公司能否对员工工作手机进行录音？
摘要1：解读：（１）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窃听他人私密活动、处理他人私密信息等行为；（２）公司即使享有工作手机的所有权，公司未明确告知员工对该手机通话予以录音的情况下，公司对工作手机录音证据不具有合法性。
摘要2：
【笔记】法院准许另一方当事人对一方当事人单方自行委托有关机构或者人员出具的意见申请鉴定，举证责任如何确定？
摘要1：解读：（１）法院准许另一方当事人对一方当事人单方自行委托有关机构或者人员出具的意见申请鉴定，不因此改变举证责任分配；（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３１条第２款规定：“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申请鉴定另一方当事人如并非“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即使拒绝交纳鉴定费导致无法鉴定，也并不因此承担举证责任和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摘要2：【注解】（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３１条第２款之规定，只有“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不申请鉴定或者拒不交纳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导致无法鉴定才“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２）至于不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不提供相关材料”导致鉴定无法进行，并非承担举证部门的法律后果，而是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９５条“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之证明妨害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04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045号
【裁判要旨】在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中，人民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就其中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举证质证，并非开庭审理程序，由合议庭一名审判员进行而合议庭其他成员未参加并不违反法定程序。
摘要2：
【笔记】再审发回重审一审程序当事人能否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和提出反诉？
摘要1：问题：再审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能否增加诉讼、变更诉讼请求和提出反诉？当事人能否变更在原审中的诉讼主张、质证及辩论意见？
解读：
（１）再审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增加诉讼、变更诉讼请求和提出反诉，应当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５２条规定；不符合该规定的不予准许；
（２）再审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变更其在原审中的诉讼主张、质证及辩论意见的，应说明理由并提交相应的证据，理由不成立或证据不充分的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１】发回重审变更、增加诉讼请求和提出反诉必须符合以下条件：（１）原审未合法传唤缺席判决，影响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２）追加新的诉讼当事人的；（３）诉讼标的物灭失或者发生变化致使原诉讼请求无法实现的；（４）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提出的反诉，无法通过另诉解决的。
【注解２】再审发回重审当事人变更其在原审中的诉讼主张、质证及辩论意见的：（１）应说明理由并提交相应的证据；（２）理由不成立或证据不充分的不予支持。
【注解３】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４０５条第１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１）再审程序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不予审理；（２）再审发回重审后允许当事人在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５３条规定时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和提出反诉。
【注解４】（１）再审发回重审的案件基本可参照普通一审程序审理；（２）再审发回重审的案件审理范围：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５２条规定３种情形的，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法院应当准许。——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305.再审发回重审案件的性质及审理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2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20号
【裁判摘要】对于银行账户中的货币，原则上应以账户名称为权属判断的基本标准，但案外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提出充分证据证实银行账户中的货币为其合法财产并足以排除执行的除外——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应当进行实质审查。对于银行账户中的货币，原则上应以账户名称为权属判断的基本标准，但案外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提出充分证据证实银行账户中的货币为其合法财产并足以排除执行的除外。．．．．．．上述证据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石某租赁恒翔加油站并实际经营，在其经营期间对于恒翔加油站账户内资金享有实际权利。李某某对于石某所陈述的事实均表示认可。牛某虽然提出无法排除石某、马某等人是恒翔加油站聘用人员的可能性，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牛某提出石某使用恒翔加油站账户违反有关金融管理规定以及有关成品油经营规定，但该问题并不影响石某对恒翔加油站账户内资金享有实际权利这一认定。
摘要2：【注解】银行账户中货币应否以账户名称作为权属判断唯一标准从而确定能否排除强制执行？——（１）对于银行账户中的货币，原则上应以账户名称为权属判断的基本标准；（２）但案外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提出充分证据证实银行账户中的货币为其合法财产并足以排除执行的除外（可以排除强制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72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727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如何行使诉权以及固定诉讼请求，均属当事人的权利而非义务，并无法律规定“存在其他基础法律关系”时禁止当事人选择以“不当得利纠纷”作为案由提起诉讼；故梁某某关于在双方存在居间法律关系，珠海洲际公司却以不当得利作为案由，本身即自相矛盾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１）原审法院认为国年公司是受梁××委托收取案涉4560万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２）此外，是否实际经办、收取案涉款项与是否取得该款项相应的经济利益，分属不同法律概念、事实范畴，两者间并无直接法律因果关系，故梁××关于其既未经手亦从未占有案涉款项，根本不能称为受益者，不符合不当得利“一方获有利益”的前提性构成要件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３）经原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证据，珠海洲际公司股东会决议并不涉及委托贷款之外支付利息和其他综合费用的问题；且梁××于本案中对4560万元款项的性质和用途说法不一，而利明泰公司在另案及公安机关调查阶段所作陈述并未提及该费用的存在，本案也没有利明泰公司收款的证据能与梁旭龙所称相互印证，故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关于“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的规定，并综合全部案件情况后认为，梁××委托国年公司向珠海洲际公司收取案涉4560万元款项，缺乏合法依据，并判令梁××向珠海洲际公司返还该不当得利款项4560万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终895号
【解读１】（１）本案应认定国年公司是受梁××委托收取案涉4560万元。（２）关于梁××是否有权收取案涉款项和应否返还该款项问题。梁××主张其收取案涉4560万元款项的主要依据是加盖了珠海洲际公司公章的《委托函》，其中载明委托梁××代为向利明泰公司偿还附加费用、罚息和其他费用。．．．．．．即出具《委托函》期间珠海洲际公司的印章处于梁××保管之下，单凭公章真实尚不足以证明该《委托函》系珠海洲际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梁××委托国年公司向珠海洲际公司收取案涉4560万元款项，缺乏合法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的规定，梁××应向珠海洲际公司返还该4560万元款项。（３）关于国年公司是否应向珠海洲际公司承担返还款项责任问题。．．．．．．国年公司未能提供证据合理说明其收取的4560万元款项的流向，应视为国年公司仍占有涉案款项，在梁××收取涉案款项缺乏合法根据的基础上，国年公司占有该款项亦无依据，应共同向珠海洲际公司承担返还款项的责任。
【解读２】2011年12月14日，从378账户转账给国年公司4560万元，国年公司收款账户为00×××71（以下简称071账户），开户银行为上海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应珠海洲际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向宝生银行调取了从珠海洲际公司378账户转账给国年公司4560万元的转账支票、预留印鉴卡、开户资料，宝生银行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关情况说明。据此查明：珠海洲际公司在宝生银行预留的印鉴为“珠海洲际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杨××印”，预留印鉴卡显示珠海洲际公司会计负责人为杨××、出纳为余××，案涉4560万元支票上所盖的印鉴与该公司在宝生银行预留的印鉴相同。另外，珠海洲际公司确认案涉4560万元转账期间其财务专用章是由左××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