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10-19 09: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97号
【裁判摘要1】关于黄某某作为未成年人向华夏银行天安分行出具的《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黄某某上诉称其母温小乔将其财产为昶皓公司的贷款向华夏银行天安分行设定抵押的行为侵害了未成年人黄某某的权益应认定无效。本院认为，我国法律并未对抵押人的资格作出限制，黄某某虽然是未成年人仅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但其母温小乔作为黄某某的法定监护人在《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签字并同意将黄某某与其父黄恒燊共有的位于深圳市龙岗镇植物园栖湖25号别墅抵押给华夏银行天安分行，为昶皓公司的9000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0条的规定，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故黄某某的母亲温小乔在《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签字的行为应视为代表黄某某。若黄某某认为其母温小乔将其房产为华夏银行天安分行设定抵押担保的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的规定，黄某某应另询途径要求其母温小乔承担责任，而不能以此为由推翻其已签订的《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原审判决判令华夏银行天安分行有权对黄某某和其父黄恒某共同所有的位于深圳市龙岗镇植物园栖湖25号别墅房产行使抵押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裁判摘要2】关于黄某某作为未成年人向华夏银行天安分行出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经查，黄某某于1999年10月出生，其在2011年6月28日向华夏银行天安分行出具《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尚不满十六周岁，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条规定：“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保证人”。现有证据显示，黄某某年纪尚幼，不具备劳动能力，尚不具备我国法律要求的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保证人主体资格，故黄某某向华夏银行天安分行出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华夏银行天安分行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关于“不具有完全代偿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以保证人身份订立保证合同后，又以自己没有代偿能力要求免除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黄某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此，本院认为，黄某某名下的别墅由其父出资购买，该别墅被抵押后，黄某某已无其他财产，且黄某某本身尚处幼年根本没有劳动能力，其今后的生活学习等仍需父母照料，若判令黄某某对昶皓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则将会对黄某某日后的生活学习造成严重影响，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成长，故本案应免除黄某某对昶皓公司的连带保证责任，本院对原审判决第（二）判项的相关内容予以纠正。
摘要1：解答：（１）连带责任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因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而中断；（２）但债权人向保证人之一主张权利对其他共同连带保证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解读】《担保法解释》第３６条第２款规定仍然可以适用（“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止的，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同时中止。”）
摘要2：【注解】《民法典》第５２０条规定连带债务中具有绝对效力的事项不包括诉讼时效，但《诉讼时效规定》第１５条规定连带债权、连带债务的诉讼时效中断具有绝对效力——
（１）一般保证的主债务与保证债务不属于连带债务，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不具有绝对效力：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应中断；
（２）连带责任保证的主债务与保证债务不属于真正连带债务而是不真正连带债务，连带责任保证债务具有相对独立性（享有追偿权）：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
【注解２】保证人之间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是否同时中断？——（１）共同保证中构成连带债务的保证人之间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具有绝对效力，债权人向保证人之一主张权利对其他共同连带债务的保证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２）共同保证中不构成连带债务的保证人之间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不具有绝对效力——债权人向保证人之一主张权利对其他不构成连带债务的保证人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 日期： 10-19 12:1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064号
【裁判要旨】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仅向部分连带共同保证人主张权利的，其效力及于其他连带共同保证人——在连带共同保证中，保证人是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对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向共同保证人中的任何一人主张权利，都是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行为，其效力自然及于所有的保证人。因此，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仅向部分连带保证人主张权利的，其他连带保证人不得以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向其主张权利而免责。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一人或者数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要求其他保证人清偿应当承担的份额，不受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未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主张过保证责任的影响”的规定精神，在连带共同保证中，保证人是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对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向共同保证人中的任何一人主张权利，都是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行为，其效力自然及于所有的保证人。本案中，三明医药公司向连带共同保证人之一的邱某某主张权利，其效力应当及于作为连带共同保证人的康业公司。原审判决认定三明医药公司的债权没有超过保证期间，判令康业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10-19 20:1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民申2781号
【提示】认定法院不应当依职权审查保证是否经过。
【裁判摘要】潘某某现抗辩系争两份《借款合同》的担保期间均已超过，债权人无权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原审法院应当主动审查保证期间。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是围绕双方当事人的争议进行。保证期间作为保证人对抗债权人的抗辩理由之一，是否主张为当事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根据一审判决载明的事实，潘某某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并未提出关于保证期间的抗辩，并在一审判决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并未提起上诉。而在二审庭审中，潘某某亦未就保证期间提出异议，故双方当事人并未就此形成争议。现潘某某却就此主张一审、二审判决错误并申请再审，本院认为其有违诉讼诚信，其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 日期： 10-19 22:1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内支付利息视为债权人主张保证责任
【裁判要旨】经股东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外处理担保的行为视为公司行为，后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不能对抗外部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保证人支付债务利息的行为，视为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了本息债权的保证责任，保证人无权再以保证期间经过要求免除保证责任。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主张保证责任之日起算。
【案号】一审：(2013)泉民初字第613号；二审：(2015)闽民终字第1226号；再审审查：(2016)最高法民申621号
摘要2：【裁判摘要1】保证期间经过后保证人在《还款承诺书》上签字应承担保证责任——本案《还款承诺书》不同于一般的催款通知书。合同的订立需要经过邀约和承诺，承诺是针对要约内容的确认。本案《还款承诺书》直接确认了承诺人的还款义务，且并未区分主债务人和保证人的责任，应当认定各“承诺人”共同与债权人形成了新的债务履行协议，从而在各保证人原本所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的基础上，再次确认了保证人的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适用对象是债权人的催款通知书，目的在于防止将保证人单纯的签字收到催款通知书的行为认定为新的承诺。本案《还款承诺书》不同于催款通知书，不适用上述批复，不能以该批复否定《还款承诺书》所确定的法律责任。
【裁判摘要2】结合上述对余某某行为性质的认定，余某某在借款后至2013年2月5日持续从自己的账户向债权人高某、董某某支付利息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瑞城公司在自动履行保证义务。瑞城公司的自动履行行为业已为债权人所接受，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效果。在此情况下，债务持续履行行为本身就足以表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有无口头或书面表示形式，并非所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鉴于当事人在法定保证期间届满后仍持续履行债务，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从瑞城公司最后一次支付利息时间即2013年2月5日起计算诉讼时效。
- 日期： 10-20 10:4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331号
【裁判摘要1】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系格式合同，其借款用途一栏在己手写填满“购买原材料及包装物”的情况下，在该栏外侧边又手写“用于偿还2000年（大东）字0198号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不符合正常的行文习惯，且一审期间经法院委托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认为“用于偿还2000年（大东）字0198号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字迹墨水较深，从文字布局上看与该栏内前面书写的“购买原材料及包装物”字迹书写不连贯、首尾不相衔接，表明其是后添写的。结论为“不是同时书写，也不是一人书写”。一、二审判决据此认定在无其他证据证明保证人宝林集团知道或应当知道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还旧贷的情况下，保证人免责，并无不当。至于《保证合同》第7.5条约定的“贷款人与借款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除展期或增加贷款金额外，无须经宝林集团同意，宝林集团仍在原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约定不能对抗因主合同变更导致担保人法定免责的情形。借贷双方对于借款用途的约定，是担保人判断其风险责任的重要因素。况且，借贷双方借新还旧的真实用途，使担保人承担的可能是为巨额死帐担保的风险，明显超越了担保人提供担保时的风险预期，加重了担保责任，导致不公平的后果。因此，担保人放弃变更借款用途知情权应有明确表示，仅以“展期或增加贷款金额”推定担保人放弃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长城资产公司认为该约定视为保证人同意借贷双方任意变更借款用途，保证人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案无证据证明保证人明知或是应当知道涉案主合同为借新还旧的事实，且新贷与旧贷不系同一保证人，一、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裁判摘要2】关于以公证方式送达《督促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是否对保证人发生主张权利的法律效力的问题。公证书【2004】沈恒证民字第393号载明：“公证员（林洪军）与公证员徐立山以及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杨瑛于2004年3月22日来到辽宁宝林集团有限公司的营业部（沈阳市沈河区小西路66号），杨瑛以书面形式向辽宁宝林集团有限公司送达《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督促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一份”，但宝林集团工商注册地址和保证合同中载明的地址均是沈阳市于洪区北李官村，明显与公证书所载送达地址不符。长城资产公司称，根据网页上显示的信息，公证书所送达的地址“沈河区小西路66号”为宝林集团旗下主干企业辽宁宝林集团电缆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其实际效果等同于送达到宝林集团。但据一、二审调查，辽宁宝林集团电缆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为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沧海路30号，非公证书送达的地址。二审法院在长城资产公司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权利的文书送达到相对人的情况下，认定保证人宝林集团的保证责任己超过保证期间，并无不当。
- 日期： 10-20 15:3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案号】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泰兴民一再初字第0002号
【裁判要旨】债权人明确表示放弃部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 的，其他保证人相应减免责任。
【裁判摘要】两个以上保证人对同一债务同时或者分别提供担保时，各保证人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应当认定为连带共同保证。本案两名保证人同时为夏某某债务提供担保，应当为共同连带保证人。根据法律规定，在连带责任保证情况下，只要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而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本案两保证人之间的连带保证责任为真正连带之债，除有法律规定或另有约定以外，各责任人应平均分担，故在保证人内部，15万元应为两保证人之共同的风险。现原审原告自动放弃杨某的保证责任，应视为其放弃杨某原应承担的一半的份额，否则对原审被告明显不利。目前我国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债权人放弃部分连带保证人之保证责任的处理没有明确规定，但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债权人放弃担保物权的，担保物权消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同一债上数个担保物权并存时，债权人放弃债务人提供的物的担保的，其他担保人在其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减轻或者免除担保责任。”虽然本案为保证责任，但参照上述规定，原告放弃第三人杨某的保证责任，应视为其放弃杨某最终应承担的保证份额，被告唐某某仅应承担一半的担保责任7.5万元。
摘要2：
- 日期： 10-20 16:2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浙民申407号
【裁判摘要】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担保合同是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具有从属性，不具有独立性，虽然《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本合同不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且保证人对债权人在主合同无效情形下的一切债权仍按本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独立担保目前仅适用于国际商事交易中，在本案中不适用独立担保方式，案涉合同中该独立担保的约定无效。如上所述主合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无效，故从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依法也应认定为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120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债权人韩某主张鑫泽锰业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在于案涉《借款合同》及《欠条》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的签字。鑫泽锰业公司则抗辩称其在上述书证中均没有加盖公章，李某的签字仅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公司没有对案涉借款作出保证的意思表示。经查，案涉3519万元借款的债务人为李某，借款发生时，李某持有鑫泽锰业公司55%股权，并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作为证明案涉借款发生的主要书证，《借款合同》和《欠条》上均未加盖鑫泽锰业公司公章；《借款合同》虽在首部将鑫泽锰业公司明确为“丙方2”，但在合同中既没有约定“丙方”包含“丙方2”，也没有关于“丙方2”对案涉借款进行担保的合同约定，合同落款处亦没有鑫泽锰业公司的盖章；而《欠条》既没有将鑫泽锰业公司列为担保人，也没有加盖该公司公章。
本院认为，担保具有无偿性，该特点决定了担保人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必须明确具体。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案涉《借款合同》担保方主体记载为丙方孙某某，丙方2鑫泽锰业公司，从文字表述看，丙方与丙方2应为两个独立的并列主体，韩某对此亦予以认可。合同条款中，仅约定丙方对韩某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丙方2承担担保责任的约定。韩某主张“丙方2”应理解为第二个丙方，《借款合同》中所有对丙方担保责任的表述都应适用于“丙方2”，但合同并未约定丙方包括丙方2，其上述主张与其“丙方与丙方2系并列的独立缔约主体”的自认相矛盾。《借款合同》落款处并未记载“丙方2”。李某虽然在丙方处签字，但《借款合同》中约定李某以其鑫泽锰业公司15%股权为全部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故仅从李某在落款中的签字，不能认定其是代表鑫泽锰业公司。案涉《欠条》担保人栏目中，并没有鑫泽锰业公司。李某虽然在担保人2一栏中签字，但没有明确其是代表鑫泽锰业公司。且鑫泽锰业公司均未在上述证据中加盖公司印章。《借款合同》及《欠条》不足以证明鑫泽锰业公司为李某借款向韩军提供担保。韩某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鑫泽锰业公司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韩某诉请要求鑫泽锰业公司就其股东李某的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依法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担保具有无偿性，该特点觉得了担保人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必须明确具体。
- 日期： 03-17 09: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项目部
职能部门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89号
【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林某依据其与八建公司的内部承包协议实际负责金穗·翡翠城项目的工程施工，其因工程建设需要与微金祺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协议》购买钢材，系履行职务的行为，该协议的后果依法应当归属于八建公司项目部，并应由项目部和八建公司承担协议项下的还款责任。八建公司项目部虽然在《钢材购销协议》上以保证人的身份加盖印章，但因保证的是自身债务，依法不能产生保证的法律效果。故原审判决关于《钢材购销协议》的当事人为林某和微金祺公司并应由林某承担该协议项下的违约责任、八建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认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摘要2：【摘要2】原审判决关于项目部并非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是管理性强制规定等论理逻辑，对法律的理解亦不正确。对原审判决中存在的前述适用法律错误和判决说理瑕疵，本应一并予以纠正。
【摘要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关于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须经公司机关决议的规定，所规范的事件类型均系一方为他人提供保证或物的担保，而本案并不存在八建公司项目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法律事实。
- 日期： 05-30 09:4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解答：买受人拖欠银行贷款应承担《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的违约责任，但不构成对《商品房买卖合同》之付款义务的违反，未影响《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开发商承担了连带保证责任后对童买受人享有追偿权，开发商的追偿权不等同于《商品房买卖合同》之价款请求权，开发商以享有追偿权为由主张买受人不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付款义务，进而主张买受人违约并要求行使前述《商品房买卖合同》之约定解除权没有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82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代偿公司债务是受让股权对价的一部分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法律另有规定除外。该条是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责任限制的规定。作为法人主体的公司，享有自主经营的权利，法律应保护其运用自己的财产进行对外投资，但投资具有风险性，如果允许投资的公司承担无限责任，有可能直接导致公司的破产或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进而损害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直接危害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因此，在《公司法》范畴下，公司可以对其他企业投资，但不能在出资时约定对该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并不属于《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第４项约定鑫悦公司应采取措施促使新益公司在2014年8月31日前足额偿还全部债务，并就偿还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日订立的《债务清偿协议》约定，鑫悦公司代新益公司偿还债务2.4亿元。根据本案事实可见，鑫悦公司对新益公司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其取得新益公司股权、成为新益公司出资人的条件之一，且该债务的内容、金额是明确的，鑫悦公司并非是在成为出资人之后再行对新益公司将来的不确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鑫悦公司不属于《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对新益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民终1206号
【裁判要旨】公司为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提供担保，该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违反了《公司法》第１６条第２款的规定，且债权人对此是明知的，并非善意第三人，故该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对债权人要求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补充协议书（三）》中约定盛达公司、盛丰公司为潘某某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约定使得盛达公司、盛丰公司为股东潘家平个人债务承担责任，该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且债权人夏某某对此是明知的，并非善意第三人，故一审法院对夏某某关于盛达公司、盛丰公司对潘某某还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09民初226号
【解读１】一审裁判理由：公司担保违背资本维持原则应认定无效；二审裁判理由：公司担保违反《公司法》第１６条第２款规定，债权人并非善意第三人。
【解读２】公司为股东之间股权转让提供担保的行为不属于资本维持原则所体现的否定性规范（《公司法》第３０条、第３５条、第９１条、第９３条、第１２７条、第１４２条、第１６６条），且《公司法》第１６条赋予经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司担保行为完全的合法有效，不能认定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违背资本维持原则。
- 日期： 07-25 14:4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债务加入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沪民终545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真实意思是债务加入而非连带保证，在明确约定是债务加入的情况下，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债务加入人对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不改变债务加入的法律性质。
摘要2：【解读】约定公司原有债务由股权受让方和／或股权转让后的公司承担的约定，股权受让方通过债的加入方式与股权转让后公司共同对公司原有债务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明确。
摘要1：【案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黑民终506号
【基本案情】由于陈某某、王某未按期偿还银行贷款本息，根据兴业银行淄博分行的诉请，张店区法院判决新东升置业公司对王某所欠该行购房借款本息、律师费损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又扣划新东升置业公司的存款。后新东升置业公司起诉陈某某、王某，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张店区法院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民事判决，判令解除合同，王某等人协助撤销案涉房屋的网签备案手续，王某赔偿违约金等。新东升置业公司以此为由请求停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
【解读】
（１）在王某、新东升置业公司、兴业银行淄博分行基于案涉房屋形成的买卖合同及担保合同关系中，三方在查封后另行诉讼解除买卖合同及担保合同，新东升置业公司以此为由排除执行，按照《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其排除执行的主张应予驳回。
（2）即使《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六条不作为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依据，在三方的买卖合同及担保合同解除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的规定，出卖人新东升置业公司亦具有将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返还买受人王某的法定义务。与会议纪要中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一百二十四条)的案外人未返还价款，允许其排除金钱债权的执行有失公允的情形一致，故只有在新东升置业公司返还购房款1,034,265元，即将该款交付一审法院执行机构的情况下，才能排除案涉普通债权的执行。......综上所述，在新东升置业公司未将1,034,265元购房款交付一审法院执行机构的情况下，其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摘要2：【注解】买卖合同解除后出卖人对标的物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权利？——（１）买卖合同解除后出卖人要求买受人返还财产的请求权为物权请求权；（２）出卖人已经返还价款的，有权排除买受人的金钱债权人的强制执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16号
【裁判要旨】董事会决议由各股东向债权人提供担保，但该决议仅在公司内部发生效力，不能认定客观上已外化，不能证明担保关系成立。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商投石化公司《董事会决议》载明：由商投集团公司、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按股比分三次共同向重庆商贸公司担保1.5亿元，并出具保证文件。该记载仅表明商投石化公司曾为本案债务设定担保形成了《董事会决议》，但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并未与重庆商贸公司实际订立担保合同，并未形成担保法律关系。虽然商投石化公司向重庆商贸公司出具了该《董事会决议》，但该行为主体是商投石化公司，不构成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向重庆商贸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重庆商贸公司依据商投石化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请求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其中，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即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追求效果意思的动机，客观上存在一般相对方可理解与接受的外化行为，同时该行为方式应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本案中，如何认定《董事会决议》中由商投石化公司股东方商投集团公司、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按股比分三次共同向重庆商贸公司担保（共计人民币1.5亿元），并出具保证文件等内容所设立的民事法律关系是本案的关键。首先，从字面含义可解读为，三股东有为公司债务1.5亿元人民币向债权人重庆商贸公司提供担保所形成的意思表示，但没有三股东与商投石化公司共同向债权人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的意思表示。重庆商贸公司主张三股东所作出的承诺应为债务加入，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相符。同时，重庆商贸公司认为，因承诺担保的债务已到期，第三人所作出的担保承诺便应视为债务加入，亦缺乏相应法律依据。其次，因《董事会决议》系公司内部文件，其中意思表示的效力并不能当然及于公司之外的任何第三方。本案中，即便可以认定金某某、李某某在决议上的签名真实且取得了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相应授权，亦仅能说明二公司具有向债权人就案涉债务提供担保的效果意思，该意思以《董事会决议》为载体，仅在公司内部发生效力，不能认定客观上已外化。重庆商贸公司认为其知晓《董事会决议》内容即表示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与其建立了保证法律关系，理据并不充分。因设定保证法律关系是保证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法律行为，该种行为要求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而达成一致的过程应是两个意思表示双向交流的过程。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之规定，保证法律关系的成立还要求通过一定的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董事会决议》中有关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对商投石化公司债务提供担保的决议内容，并不能证明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与重庆商贸公司建立了民事法律关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10号
【裁判要旨】公司对外担保是否召开股东会以及是否形成决议是公司内部控制程序，不能约束与公司进行交易的第三人。
【裁判摘要】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014年12月25日，姚某１、姚某１作为付款方，熊某某、杨某作为收款方以及金德源公司、明峰公司、姚某作为担保方签订《付款协议书》，约定担保方自愿为付款方向收款方履行合同义务承担担保责任，且担保方声明公司担保已依法获得公司股东同意。故金德源公司应按照上述约定对姚某１、姚某２欠付熊某某、杨某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承担担保责任。原审法院依据《付款协议书》的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认定金德源公司、姚某１、明峰公司对股权转让款78781884元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不当。金德源公司提出其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违反公司章程和公司法规定，属无效担保的上诉理由，因其签订的《付款协议书》合法有效，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所规定的公司对外担保须经股东会决议是公司对内的程序性规定，并不涉及公司以外第三人的审查义务。公司是否召开股东会以及是否形成决议，是公司内部控制程序，不能约束与公司进行交易的第三人。故金德源公司据此主张其担保行为无效不能成立，对其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02号
【裁判要旨】公司经有效股东会决议为股东提供担保不违反《公司法》第１６条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为有效。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本案中，根据义腾公司工商注册登记信息记载，2015年4月10日温某某、朱某某与义腾公司签订《债务偿还合同》约定义腾公司为朱继中提供担保时，义腾公司的股东为温某某、朱某某与中亿金通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27.5%、67.5%、5%。根据义腾公司章程第十八条规定，公司对外融资、担保事项应由超过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因朱某某作为被担保人，不能参与股东会对义腾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表决，故应由其他股东即温某某、中亿金通公司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温某某作为债权人，同时是持有义腾公司27.5%股权的股东，其在《债务偿还合同》上签字的行为表明，其同意义腾公司为朱某某提供担保。故义腾公司为朱继中提供担保并不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以及义腾公司章程的规定。义腾公司上诉所提因该事项未经股东会决议，故《债务偿还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中关于义腾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约定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6号
【裁判要旨】行为人以公司名义签订保证合同时未向债权银行出具证明其有对外担保签约权的文件，银行事后也未进行核保，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裁判摘要】案涉编号为xxx的《保证合同》系由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与工行星海支行签订，该合同上加盖的华通凯路公司公章经鉴定与该公司备案印章不一致，但有高某真实签字。上述担保行为应否归属于华通凯路公司，应从高某是否有权代表华通凯路公司、工行星海支行签约时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等方面予以分析认定。其一，高某是否有权代表华通凯路公司。．．．．．．2014年4月28日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其已不是工商登记上记载的法定代表人，对外不具有代表华通凯路公司的身份。但是，鉴于高某此前是华通凯路公司法定代表人，此后仍是实际投资人和公司股权的实际所有人，故不应仅凭工商登记来认定高智有无代表权的问题，还应审查华通凯路公司是否仍由高某实际控制经营、是否有权决定公司对外担保。．．．．．．首先，．．．．．．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股权代持和法定代表人变更后高某已无权自行决定公章的使用，高某或者华通凯路公司用章须经现法定代表人王某在《公司印章、证照使用登记表》上签字同意。案涉《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华通凯路公司公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且无证据证明该公司同时使用多枚公章的情况，亦印证了高某未经新任法定代表人同意无权使用公司公章的事实。公章是公司对外从事经营活动的身份代表，华通凯路公司对高智使用公章的限制，足以表明高某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限已受到限制，亦即高某不得以华通凯路公司名义从事损害公司利益和债权人信邦典当公司利益的经营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在股权代持后高某仍是华通凯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证据不足，认定不当。其次，．．．．．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不享有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权，更何况是已不具备法定代表人身份、经营管理权受到限制的高某。因此，高某未经华通凯路公司授权以该公司财产为科技学院的债务提供担保，其行为构成无权代表、无权代理，一审判决认定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其二，工行星海支行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智有代表权或代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
摘要2：【裁判摘要（续）】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以上条文是关于表见代理以及表见代表制度的规定。依据上述规定，高某的无权代表、无权代理行为是否对华通凯路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应审查工行星海支行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本案中，高某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未向工行星海支行出具华通凯路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华通凯路公司同意担保的股东会决议等证明高智有对外担保签约权的文件，缺乏使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权利外观。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权和决策机构作出了明确规定，任何接受公司担保的相对人都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工行星海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更应尽到必要注意义务。案涉保证合同签订时，华通凯路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以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已经进行了变更登记，高某已不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上述工商登记信息具有公示公信力，工行星海支行能够查询知晓。而且，按照银行贷款担保的通行做法，银行一般应对担保人进行核保。但是，该行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并未要求高智提供相关证明文件，事后也未进行核保，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失。因此，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签订案涉保证合同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的特征。综上两方面分析，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与工行星海支行签订保证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案涉《保证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华通凯路公司对科技学院的借款债务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华通凯路公司对保证合同无效不存在过错，而债权人工行星海支行对此存在过错，故华通凯路公司也不应对《保证合同》的无效向工行星海支行承担赔偿责任。
【解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签订担保合同加盖公章非公司备案公章，公司不承担担保义务也不承担赔偿责任。
- 日期： 10-01 14: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沪01民再41号
【裁判摘要】再审认为：渤海银行在本案中还称，嘉丰公司在人员、财务、场所等方面与其关联公司存在混同，嘉丰公司已成为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逃债工具。鉴于嘉丰公司不具有独立人格，渤海银行的划款行为系维护自身权益的合法行为。．．．．．．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本案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储蓄存款纠纷，并非涉公司法的纠纷，故审理本案的法律依据应是有关商业银行和合同法，而非其他法律。其次，即使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嘉丰公司经合法设立，应认为其具有独立人格。本院须指出，公司人格否定一般应通过涉公司法的诉讼方式进行，并由法院依法作出认定。渤海银行在本案中未经专门诉讼而以嘉丰公司不具有独立人格为由，直接将嘉丰公司的存款用于偿付昆宁公司债务，该行为缺乏相关依据，本院不予确认。综上所述，渤海银行擅自将储户嘉丰公司存款500万元扣划用于偿付昆宁公司所欠贷款，系违反约定和法定义务的行为，依法应承担返还系争存款及支付该款利息的责任。
摘要2：【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01民终11043号
【解读】二审认为：（１）故嘉丰公司、B公司、C公司、政珂公司虽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互相之间界限模糊，人格混同，财务不独立，其公司财产均受郑某某、汤某某夫妇控制，公司财产亦无法独立于郑某某、汤某某夫妇的个人财产。（２）本案中郑某某、汤某某夫妇是昆宁公司向被上诉人借款的连带保证人．郑某某、汤某某利用实际控制的公司，逃避银行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其行为背离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初衷，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公司实际上沦为股东违法逃债、谋取私利的工具，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刺破公司面纱，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故被上诉人自上诉人账户内将资金划转至昆宁公司的账户用于偿还到期贷款是维护自身债权的合法行为，有据可循，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辽民二终字第00372号
【裁判要旨】《商业银行法》第３５条不属于影响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范，性质上属于银行业内部的风险控制条款，即使银行未进行相关的审查，没有尽到审查的注意义务，不影响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效力以及借款人应承担的偿还责任。
【裁判摘要】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35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但该条款并不是关于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99条规定：“订立借款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借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此条款也是规范借款人的义务，而不是贷款人的义务。银行是否存在违规贷款的情形及其发放贷款之后是否履行了按照规定对借款人执行借款合同的情况包括贷款资金的流向、用途等及借款人的经营及财务状况等进行跟踪调查和检查等，对于贷款人即银行而言，性质上属于风险控制条款，即使贷款人银行未进行相关的审查，没有尽到相关义务，对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效力以及借款人的偿还责任不应产生影响。
摘要2：【解读】即使银行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并不当然对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以及借款人的还款责任、担保人的担保责任产生影响。
【基本案情】
（１）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０日，银行与达顺源公司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同日，银行按约提供７００万元借款。银行分别与亿丰公司等５名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２）因达顺源公司欠银行借款本金及罚息，银行起诉达顺源公司及五个保证人请求偿还借款本息。一审法院判决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有效，借款人应当履行还款义务，保证人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３）保证人亿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称银行未严格履行贷前审查义务和贷后管理义务，案涉借款关系违法，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二审辽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Ａ．认定《商业银行法》第３５条不属于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范，违反该条规定的义务不当然导致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无效；Ｂ．亿丰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银行和借款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担保的情形，不能以恶意串通为由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06号
【裁判要旨】银行已经履行了借款合同约定的放款义务，借款人也自愿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后，根据《合同法》第３７条规定，无论案涉合同上借款人的公章和签章是否真实，所涉合同均已成立并生效。保证人以签章不真实借款合同无效为由主张免除保证责任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０日银行与鑫贵公司签订总合同，同日银行与姚某、李某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２）后双方签订承兑汇票合同、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截至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鑫贵公司尚有借款本金未还。原告引起起诉鑫贵公司返还借款本息，并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３）保证人李某称鑫贵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姚某并未在总合同上签字，且其他合同上姚某签字也不是真实的，故上述合同均未成立生效，进而主张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４）一审、二审法院均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83号
【裁判摘要１】本案一并审理买卖合同纠纷与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是否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的买卖合同纠纷和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具有牵连性，在一案中进行审理，可以一并解决纠纷，对判决结果亦无实质性影响。原判决并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进行合并审理，未征得上诉人同意，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债务人无偿转让其房产，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本院认为，中钢公司请求撤销于某某与艾某某之间的房产转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条件。于某某与艾某某之间，并无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于某某将其自有房产转让给艾某某，理由是艾某某系借款人金航公司的股东，于某某转让房产并未获得任何对价，系无偿行为，且金航公司向艾某某的借款并未用于偿还中钢公司的货款，对中钢公司作为债权人的利益造成了损害。因此，中钢公司请求撤销于某某和艾某某之间房产转让，由艾某某返还该房产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解读１】中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金航公司向中钢公司支付逾期欠款及违约金及其利息损失；2.判决于某某、郭某某、王某某、万瑞公司就金航公司上述债务向中钢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决撤销金航公司和宗某某、唐某某之间的1.2亿裕航公司股权转让，由宗某某、唐某某返还相应股权给金航公司；如果无法返还，则宗某某、唐某某在各自股权受让价格范围内赔偿中钢公司损失；4.判决撤销于某某和艾某某之间房产转让，由艾某某返还该房产；如果无法返还，则艾某某在受让价格范围内赔偿中钢公司损失；5.判决被告、第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和律师费。
【解读２】一审判决：一、金航公司向中钢公司支付逾期欠款及利息；二、金航公司向中钢公司支付违约金；三、于某某、郭某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万瑞公司对上述债务中的欠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五、王某某对上述债务中的欠款本金元及利息、违约金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六、撤销金航公司和宗某某、唐某某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由第三人某某、唐某某返还相应股权给金航公司；七、驳回中钢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解读３】二审判决：一、维持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冀民二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四、五、六项；二、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冀民二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七项；三、撤销于某某和艾某某之间房产转让，由艾某某返还该房产。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14号
【裁判摘要】明知法院冻结存款或相应价值财产，通过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转移资产、逃废债务、阻却执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应为无效——第一，华晋公司、晋航公司签订《晋航债权转让协议》存在主观恶意。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4年8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晋民初字第13号民事裁定，冻结华晋公司、晋航公司1.3亿元银行账户存款或相应价值的财产。因一审法院并不准确掌握企业内部财产情况，所以未明确冻结财产的具体范围。但晋航公司的主要资产就是捷鑫公司19%的股权和案涉132368939.80元债权，华晋公司、晋航公司在收到一审法院诉讼保全裁定后，即负有保证上述资产稳定以待执行的法律义务。而华晋公司、晋航公司在2014年8月20日己方财产被冻结后，于2014年9月15日与闽远公司、倪震宇、锆业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晋航公司将所持捷鑫公司19%股权及相应股东借款债权一并转让给闽远公司，在该协议未能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又于2015年1月3日与安聿淳公司、倪震宇签订《晋航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华晋公司自愿补偿倪震宇1.6亿元，用晋航公司对捷鑫公司享有的案涉132368939.80元债权清偿，并将该债权全额转让给倪震宇指定的安聿淳公司。可见，华晋公司、晋航公司系在明知其已经作为被告涉诉，其1.3亿元范围的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裁定冻结，可能面临承担巨额债务清偿及连带保证责任的情况下，仍先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晋航债权转让协议》，意图转移晋航公司的主要财产，主观恶意明显。．．．．．．第二，倪震宇与安聿淳公司非善意相对人。．．．．．．第三，案涉132368939.80元债权并未实际转让。．．．．．．综上可见，晋航公司作为华晋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倪震宇作为晋航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安聿淳公司的股东（现为法定代表人），在明知一审法院冻结华晋公司、晋航公司1.3亿元银行账户存款或相应价值的财产的情况下，通过签订《晋航债权转让协议》，将晋航公司的重要资产即案涉债权转让与安聿淳公司，存在转移资产、逃废债务、阻却执行的共同故意，客观上会导致申请执行人戴军权益无法实现，可以认定华晋公司、晋航公司、倪震宇、安聿淳公司在签订《晋航债权转让协议》时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戴军利益的情形，《晋航债权转让协议》应为无效协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1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22号
【裁判摘要】连带责任保证债务与主债务具有主从关系，而第三人加入债务与原债务并无主从关系——《特别声明》中新泰分公司的真实意思是债务加入还是连带责任保证？．．．．．．所谓债务加入，是指原债务人并不脱离债的关系，而由第三人加入到债的关系中来与原债务人一起承担债务，我国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连带责任保证是第三人为了确保债权人之债权的实现而为债务人履行债务所提供人的担保。二者均具有为债权人实现债权提供保障的性质和功能，但连带责任保证债务与主债务具有主从关系，而第三人加入债务与原债务则并无主从关系。《特别声明》就新泰分公司对案涉借款债务所承担的连带清偿责任作出了明确承诺，但并未区分新泰分公司所负担债务与案涉借款债务之间的主从关系，王某某在一审庭审中所作表述亦对此未予明确。因此，《特别声明》的内容更符合债务加入的特征，二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三、关于《特别声明》的效力问题。如前所述，我国法律就债务加入未作明确规定，与债务加入在法律性质上最为接近并且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应为连带责任保证法律关系，可参照适用担保法的相关规定。本案所涉及的新泰分公司加入债务的效力问题，本质上属于分公司的权利能力问题，担保法上与之近似的是分公司的担保权限问题。就此，基于分公司属于不完全民事主体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依法享有追偿权等权利，其保证责任相较于债务加入的责任较轻。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对外提供责任较轻的保证尚须企业法人授权，否则无效，根据举轻以明重的逻辑，则其对外加入债务更须得到企业法人授权，否则更应认定为无效。本案中，《特别声明》上虽加盖了新泰分公司印章，但王某某没有证据证明新泰分公司出具该声明时得到了新华友公司授权，故应认定为无效。二审判决虽就《特别声明》认定法律关系性质正确，但认定其有效显属错误。四、关于新泰分公司及新华友公司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王某某在明知新华友公司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接受新泰分公司出具的《特别声明》，新华友公司对此并无过错。此外，2012年10月13日订立的案涉借款合同和徐某于同
摘要2：（续）日出具的《借款说明》均载明借款主体为徐某、赵某某本人，《借款说明》并明确徐某与新华友公司之间系承包关系，而且《特别声明》系在全部借款实际发生后由新泰分公司出具，因此王某某并非基于《特别声明》对新华友公司产生信赖而出借款项。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四款关于“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提供的保证无效后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由分支机构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企业法人有过错的，按照担保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理”的规定，新泰分公司应当以其经营管理的财产赔偿因《特别声明》无效给王某某造成的损失，新华友公司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解答：（１）《担保法》第２９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依法享有追偿权等权利，其保证责任相较于债务加入的责任较轻；（３）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对外提供责任较轻的保证尚须企业法人授权，否则无效，根据举轻以明重的逻辑，则其对外加入债务更须得到企业法人授权，否则更应认定为无效。
摘要2：【注解】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１１条、第１２条之规定，未经法人公司决议程序的法人分支机构债务加不产生债务加入效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138号
【裁判摘要】是连带保证责任还是债务加入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应结合合同目的、承担人与合同利益的管理程度等综合考虑约定的性质——关于李某某承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性质应如何认定的问题。本案《借款合同》签订的主体分别是中翔集团和益安煤矿，李某某系经办人。《借款合同》第四条有关违约责任的内容中，虽然约定：“益安煤矿的委托经办人李某某和益安煤矿的其他股东均对益安煤矿的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但并未明确李某某是基于何种身份承担还款责任，其在合同中的签名亦仅显示了其经办人身份。现双方对上述约定的责任性质存在异议，旺立达公司主张为债务加入，而李某某主张系连带担保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在双方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应结合合同目的、承担人与合同利益的关联程度综合考虑上述约定的性质。本案中，益安煤矿向中翔集团借款2000万元系用于煤矿改造事宜，李某某作为益安煤矿的实际出资人和控制人，与益安煤矿的经营行为和实际收益存在利害关系，其亦直接参与了本案所涉益安煤矿股权转让和借款过程，并直接向中翔集团支付了200万元款项，故其在《借款合同》中承诺的对益安煤矿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不仅仅是为了益安煤矿的利益而承担责任，其对此亦有直接和实际的利益。因此，李某某在《借款合同》中作出的还款承诺更符合债务加入的特征。原审法院判决其与益安煤矿共同向旺立达公司偿付借款本金及相关利息，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维持。李某某有关承担的系连带担保责任，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承担的范围不能超过益安煤矿不能清偿部分三分之一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6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根据该条规定，保证、尤其连带保证责任，在以担保原债务人的债务为目的这一点上，与债务加入（即并存的债务承担），性质相同。尤其在债权人与承担人达成合意、成立债务加入的情形下，两者更难区分。但实践中，仍有区分的必要和标准，如，债务加入下承担人的债务，是与原债务并立的自己债务；而保证债务则为保证他人的债务，是附属于主债务的债务。再如，承担人在承担后对债权人有清偿或者其他免责行为时，对于原债务人有无求偿权及其求偿范围，依据承担人与债务人之间内部法律关系而确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故，在当事人意思表示不明时，应斟酌具体情事综合判断，如主要为原债务人的利益而为承担行为的，可以认定为保证，承担人有直接和实际的利益时，可以认定为债务加入。本案中，鉴于中城建公司基于何种目的负担回购义务、是否具有实际利益，其是否向河南中城建公司享有求偿权及求偿范围如何，均不甚清晰，难以径直认定成立连带责任保证。综上，综合判断《承诺函》的出具过程及约定内容，认定中城建公司构成债务加入更为适宜。
摘要2：
- 日期： 02-01 18:3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53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因此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根据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本案中，虽然青海宏信公司与海天青海分公司就案涉债务的担保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海天青海分公司作为海天集团公司的分支机构，未取得海天集团公司的书面授权，而海天集团公司事后亦未对该担保行为进行追认，因此，根据前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青海宏信公司与海天青海分公司之间的担保合同无效。青海宏信公司请求海天集团公司、海天青海分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
- 日期： 04-17 20:3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终89号
【裁判摘要】至于佳龙公司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六条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独立担保只能在国际商事交易中使用，不能在国内市场交易中运用，《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六条的约定无效。一审判决对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六条的效力认定有误，但该约定并不影响《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佳龙公司仍应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对三兴加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1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