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黔东行终字第29号
【裁判要旨】行政复议机关撤销行政许可不受《行政许可法》第五条、第七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应当依法保障行政许可权利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的限制，撤销行政许可没有作出上述程序规定。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条、第七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是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所作的程序规定，该法第六十九条对撤销行政许可没作具体要求，原判认定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属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无
摘要1：——交强险约定生效时间的认定
【案号】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湛中法民二终字第280号
【裁判摘要1】某乙保险公司湛江支公司不服吴川市人民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我司与赵某对于保险合同何时生效的特别约定不属于格式条款，该条款不可能重复使用且预先拟定，原审法院将该特别约定认定为格式条款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我司已就保险合同特别约定“生效时间”及“零时起保”向赵某作出了明确说明，该特别约定不属于免责条款且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保险合同的生效时间以及保险期限均明确记载于投保单和正式保单上，如未与赵某协商确定，我司显然无法自行主观臆测填写上去。合同的生效条款、保险期限条款与免责条款分属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该特别约定并未加重投保人责任、排除投保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在实际生活中，为了避免保险有意的衔接不上，绝大多数投保人都会在保险期限未到期之前提前购买保险并约定具体的生效及保险的起止期限。原审法院认定该特别约定违反保险法禁止性规定判定无效，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驳回李甲等六人对我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摘要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只对某乙保险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上诉的请求和理由进行审查，不再对某甲保险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原上诉的请求和理由进行审查。因某乙保险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上诉只对交强险是否生效存有异议，而对于原审判决认定的李甲等六人应得赔偿项目的赔偿数额并无异议，故本院对于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赔偿项目数额予以确认。根据某乙保险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某乙保险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应否在交强险的限额内承担赔偿的问题。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106号
【裁判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三条第五项规定：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公用事业项目的范围包括商品住宅，包括经济适用住房；第七条规定：本规定第二条至第六条规定范围内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必须进行招标：（一）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以上的；…。根据以上法律规定，案涉工程项目属于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双方当事人未履行法律规定的招标投标程序，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根据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鑫臻酒店·鑫臻苑工程”建筑工程承包合同》《“鑫臻苑”工程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一审判决认定《“鑫臻苑”工程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
摘要2：【裁判摘要2】《纠纷处理协议》是在本案双方当事人因项目施工发生纠纷，普定县人民政府组织进行协调并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双方就纠纷处理方案签订的协议。该协议在性质上属于鑫臻房开公司、鑫臻酒店和黑龙江建工集团对双方之间既存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和清理，因而具有独立性。《纠纷处理协议》作为清算协议，具有单独的法律效力，应当作为处理双方争议的依据。案涉工程交付、工程款结算及违约责任的确定等，应当根据《纠纷处理协议》的内容确定。
【裁判摘要3】案涉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虽为2014年3月11日，但根据《纠纷处理协议》的约定，鑫臻房开公司应在普定县住建局收到工程结算报告之日起20天内据实向黑龙江建工集团付完工程余款，在项目工程未进行竣工验收和结算审计的情况下，不得以任何理由向鑫臻房开公司索要工程款。作为工程结算报告的《修正结算报告》于2014年11月20日作出，并于2014年11月25日送达普定县住建局，在此之前，黑龙江建工集团不得向鑫臻房开公司主张支付剩余工程款。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承包人就未付工程款对所承建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系为保护承包人对工程价款的实际受偿，在认定该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时，应当遵循案件的客观事实，尊重当事人之间关于支付工程价款期限的约定，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不应早于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工程价款支付期限，以保证实现该优先权权能。故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黑龙江建工集团于2014年12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出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正确，鑫臻房开公司以案涉工程于2014年3月11日竣工验收，并应从此时开始计算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一终字第4号
【裁判摘要1】关于温商公司是否依约支付进度款、应否支付进度款利息以及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2009年4月30日的《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解除以及解除后相关事项的约定。该《协议书》第一至第四条约定了双方合同解除后工程价款结算方法及支付方式。对比该《协议书》与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26条的规定可知，在工程价款的计算和支付方式上，《协议书》已经替代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关约定，成为规范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最终协议。本院认为，该协议书免除了温商公司迟延给付工程进度款的责任。原因在于：第一，《协议书》签订的目的及意义是解除之前双方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并就解除后的双方权利义务作出重新约定。因此，在《协议书》无明确约定时，应当认定《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及其补充协议都已被解除，其内容不再拘束双方当事人。第二，《协议书》并未提及工程进度款，而只是就工程结算总价款的确定方式、时间、支付方式、如温商公司未依约支付工程结算价款的违约责任作出了约定。在该协议书签订之时，如中天公司在本案诉讼中所称，温商公司在支付工程进度款方面已经违约，如果双方当事人意在使被解除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中关于进度款的约定继续拘束当事人，就应当在《协议书》中作出明确约定，然而，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书》中却对进度款的违约责任只字未提，显然不能得出《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关于进度款的条款仍然拘束双方当事人的结论。第三，根据《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的约定，除保修金外，温商公司应在结算确认后3日内以现金和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向中天公司支付所有的工程款。该工程款显然包括进度款，尤其是包括按照被解除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尚未支付的进度款。这说明，《协议书》已经免除了依据《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所产生的温商公司迟延支付进度款的违约责任。第四，还要看到，在《协议书》中的前言部分明确载明，温商公司同意不追究中天公司的工期责任。这说明，双方在签订《协议书》之时，明确免除了中天公司应当承担的工期拖延责任，在此背景下，认定《协议书》同时免除温商公司迟延给付工程进度款的责任就更具合理性。综上所述，本院认为，由于《协议书》免除了温商公司迟延给付工程进度款的违约责任，中天公司上诉请求温商公司承担迟延给付工程进度款违约责
摘要2：【裁判摘要2】收取工程款开具工程款发票是承包方税法上的义务，无论是否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要求承包方收到工程款后开具相应数额的工程款发票也都是发包方的合同权利。因此，温商公司要求中天公司收取工程款后开具相应数额的工程款发票的请求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为该请求不属于民事审判解决的范围并不予审查，属适用法律错误，予以纠正。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赣执复14号
【裁判要旨】执行当事人双方在执行依据生效判决后执行立案之前达成和解协议，系当事人双方在本案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之外达成的和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性质，不属于执行和解协议，不发生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的法律后果，且该和解协议尚未履行完毕，由该协议引起的纠纷可以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裁判摘要】本案中，执行当事人双方在本案执行依据生效判决后执行立案之前，就本案执行依据的（2015）赣中民四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利息部分以及案外的债权转让权利义务关系等内容达成和解协议，系当事人双方在本案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之外达成的和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性质，不属于执行和解协议，不发生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的法律后果，且该和解协议尚未履行完毕，由该协议引起的纠纷可以依法另行主张权利。本案异议裁定认定本案和解协议系执行和解协议，并据此驳回申请执行人陈宜平对本案的执行立案申请，对原立案行为予以注销，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申请执行人陈宜平受债权受让人张森林委托，在申请执行的二年期间内向赣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本案生效民事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但是被执行人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予以扣除。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川04民辖终17号
【裁判摘要】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一审法院立案时根据当事人的起诉诉求确定为不当得利纠纷，并予以立案，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原审实体审理后认为，本案盐边县金谷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虽起诉返还超额支付的工程款，但实际是基于双方签订的《金谷酒店施工合同》产生的纠纷，从盐边县金谷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起诉主张的事实与理由及其诉讼请求分析，本案实质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适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地管辖规定，四川省盐边县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湘10行终1号
【裁判摘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本案中，郭××之子郭××１系郴州市明星学校的厨师，郭××１与郴州市明星学校之间成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卫生条件，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工作时间上厕所是劳动者维持工作所必需，与履行工作职责高度相关，其事发地点（厕所）应当视为“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另，郴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称郭××１死亡是其自身疾病造成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发生伤害事故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应由用人单位就不属于工伤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现郴州市明星学校认可郭××１系工伤，且郴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举证据均不能证明郭龙万死亡的真正原因，不能证明其主张，故其所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因此，郭××１在工作时间上厕所摔倒导致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应认定为工伤的情形。综上，郴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郭××１的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摘要2：
摘要1：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职工请假外出看病期间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能否认定为工伤问题的纪要（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2013]2号 2013年8月19日）
【摘要】对于职工请假外出看病期间受到的机动车事故伤害能否认定为工伤的问题，会议认为，修订前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第十五条指出，“上下班途中”应是在合理时间内经过合理路线。上下班途中时间是工作时间的合理延伸，不仅包括职工正常上下班的途中时间，还应包括职工加班加点后上下班途中时间以及因合理事由引起变动的上下班时间等情形。本案中，江顺英在工作中因身体不适无法继续工作，在公司没有医务室的情况下，向生产负责人请假一小时外出到医院去看病，故其请假外出一小时看病这一事由具有合理性和必须性。考虑到其请假目的是为了身体康复后继续工作，没有脱离与工作相关的实质，应当认定其请假外出一小时属上下班途中合理时间。鉴于江顺英请假外出目的是看病，医院应为其第一目的地。从公司到医院应当视为其上下班途中合理路线。因此，江顺英在请假规定的一小时内，从公司去医院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并致其死亡，符合修订前《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原终审判决认为江顺英仅是暂时请假中断工作，并非请假下班，不应适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属适用法律错误，机械地理解了“上下班途中”的规定，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本意。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0)青行终字第32号
【裁判摘要】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4年11月1日作出的《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部函〔2004〕256号第六条，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四款中的“期间”作出了明确的解释，“条例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用人单位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的，在此期间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用人单位负担’。这里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待遇等有关费用的期间是指从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职业病确诊之日起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止。”因此，上诉人将该款中的“期间”理解为该条第一款表明的“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30内”，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支持。上诉人主张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不成立。另外，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所主张的74717.1元医疗费用均是在原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之前形成的，上诉人应当向原审第三人支付该项医疗费用。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168号
【裁判要旨】转包人及要求将工程款的税款在欠付款项中予以抵扣，又要求施工人提供该部分金额发票，相当于让施工人承担双重税负。
【裁判摘要】关于二审法院判令中兴公司提供全部工程款相应金额的发票是否正确的问题。润扬公司在一、二审中均请求中兴公司“交付完工工程相应价款的发票”。本院认为，依照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要求，税款应由纳税人直接缴纳，或由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或代收代缴，并且只有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后才能获得相应的完税凭证。本案诉争的1171170元税款或由中兴公司自行缴纳后提供相应发票，或由业主纳黔公司代扣代缴后从税务机关开具发票。二审法院判决将3718万元款项的营业税、城市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四川省地方教育费附加共计1171170元税款在润扬公司欠付款项中予以抵扣，同时又判令中兴公司向润扬公司提供该部分金额发票，相当于让中兴公司承担双重税负。因此对于该3718万元工程款项的营业税、城市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四川省地方教育费附加的纳税发票，润扬公司应向纳黔公司收取，而不应再要求中兴公司提供。中兴公司关于二审法院判决其向润扬公司提供发票错误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二审法院在抵扣1171170元税款同时判令中兴公司提供相应金额的发票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由于润扬公司在本案中对其请求的完工工程相应价款的发票的范围并未明确，各方在合同中约定从工程款项中代扣代缴的仅为建安营业税、城市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对于工程款项涉及的其他应税科目并无涉及。润扬公司在本案中也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中兴公司应交付的其他发票的具体类别和数额，故本院在本案中对此不作处理，润扬公司和中兴公司应严格按照国家发票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办理有关事项。
摘要2：【裁判规则】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并不必然到期该证据失权。
【摘要】本院认为，虽然润扬公司在二审庭审结束后一个月补交相关函件作为证据，超过了举证期限，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并不必然导致该证据的失权。人民法院此时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根据具体情形判定是否采纳该证据。中兴公司以二审法院在开庭一个月后接收该补充证明材料程序不合法为由，在接到二审法院明确通知后拒绝质证，应视为中兴公司自行放弃质证的权利。故中兴公司主张二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中兴公司虽拒绝对该证据质证并核实工程款纳税情况，但中兴公司广州分公司在该函件中加盖印章，中兴公司未质疑印章真实性或申请鉴定，故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润扬公司提交的该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应予以采信并无不当。
【解读】双方当事人在施工合同中对工程税款的负担作出约定，直接关系发包人支付承包人的工程款项数额，法院对税款作出处理不构成以审判权代替行政管理权。
摘要1：【案号】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湘03行终12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八）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本案中，被上诉人以申通快递邮寄的方式向上诉人邮寄延期审理通知及行政复议决定，系被上诉人在办理行政复议案件中的程序性事项，且上诉人收到了上述文书，该程序性事项对上诉人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属不可诉的程序性行政行为，依法应裁定驳回上诉人对此行为的起诉。原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以申通快递的形式，向上诉人送达延期审理通知、行政复议决定的邮寄行政行为违法不当，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一终字第75号民事判决
【提示】建设项目施工负责人或者管理人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主体，不能以合同当事人名义提出支付工程款的请求。
【裁判要旨】承包人指定他人依据其意思表示负责施工工程的管理与建设，该被指定人是施工工程的负责人或者管理人，而不是法律规定的实际施工人。
【裁判规则】建设项目施工负责人或管理人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主体，不能以合同当事人名义提出支付工程款的请求。
【摘要】本案作为承包人环亚公司在完成医技楼项目前期管网改造工程后，与作为发包人的医大四院签订的《施工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施工合同》签订后，环亚公司陆续将安装、消防、水暖等后续工程分别分包哈尔滨市中实美盛混凝土有限公司等公司，并签订相关分包施工合同。各分包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虽刘某某与环亚公司于2006年9月12日签订《协议书》约定，环亚公司不参与管理，出现问题由环亚公司的项目公司六分公司与刘某某负责，刘某某负责办理了工程的《工程报审表》、《结算书报审表》、《工程结算报审表》、《工程概预算书》等与施工相关的事项，但上述各类表格载明的刘某某，均为医技楼项目施工负责人或者管理人。......事实证明，环亚公司为涉案《施工合同》及分包施工合同的签约主体与义务承担主体。刘某某作为医技楼项目施工负责人，是依据环亚公司的意思表示从事负责施工管理，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26条“实际施工人为转包人”和“违法分包人的承包人”的条件。环亚公司关于刘某某不是实际施工人的上诉主张，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刘某某为医技楼项目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对工程款享有独立请求权，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排除与合同无关的第三人之权利义务，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黑龙江省环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及原审第三人刘国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
【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43集），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183页】
【解读１】无论刘某某是以环亚公司提供的公章与医大四院签订施工合同，还是以环亚公司提供的财务章接收医大四院拨付的工程款和以环亚公司六分公司名义缴纳各项税费等事项，其所实施的都是医技楼项目施工管理行为，刘某某不符合实际施工的条件，不具有以自己名义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的原告主体资格。
【解读２】实际施工人与项目管理者的身份区别：（１）环亚公司与医大四院签订《施工合同》后将后续工程分别转包给其他公司施工；（２）环亚公司与刘某某签订《协议书》约定环亚公司不参与管理，出现问题由环亚公司的项目公司六分公司与刘某某负责；（３）刘某某系工程管理人员而非实际施工人（工程已经分包给其他公司）。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抗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本案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第二建筑公司鲁东公司是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第二建筑公司的内设机构，本身没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故对其以自身名义对外签订并履行的建筑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应认定无效。但其施工工程经竣工验收为优良并已交付使用，故应参照合同约定计取工程价款。对本案工程的造价，佳恒公司的审计，完全按合同约定而未考虑合同无效的因素，颐和公司的鉴定，仅根据建筑工程造价定额且仅计取定额直接费，未考虑合同的约定，均不能作为确定本案工程造价的依据。参照合同的约定、相似情况下定额计价的因素，考虑合同无效的原因、施工中工程量增减的情况，及双方在自行结算时互相协商让步的情况等，本院判决对本案的工程造价做出了变更的酌定。
摘要2：【摘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鲁东公司申诉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暂行规定》第十八条“具备法人资格的承包人内部分支机构，在其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内对外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应视为承包人对其行为已授权，其签订的合同有效，并应以该承包人的建筑资质等级结算工程款”的规定，鲁东公司系中八二建的内部分支机构，故本案合同应为有效。为此，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但最高人民法院并无鲁东公司如上所称的司法解释，故鲁东公司所称原审判决违反司法解释没有根据。
摘要1：【案号】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松民一终字第1161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四条关于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二龙山村委会现任主任陈文学无权变更或解除王德信的林地承包合同。王德信基于林地承包经营权有权获得补偿费，一审法院认定王德信取得补偿费没有法律根据，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粤71行终193号
【提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超过2年期限为由对当事人要求用人单位缴纳或补足社会保险费用的投诉不予受理的，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裁判要旨】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用人单位对社会保险费的缴纳或者补足（社会保险稽核）没有期限规定，与《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中规定的“违法行为查处”并非同一概念。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超过2年期限为由对当事人要求用人单位缴纳或补足社会保险费用的投诉不予受理的，属适用法律错误，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撤销。
摘要2：【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缴费单位未按规定缴纳和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额外，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滞纳金并入社会保险基金。”根据上述规定，用人单位负有为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定义务，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对于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无期限限制。
摘要1：【案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冀民再88号
【裁判要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可随时请求分割遗产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但继承纠纷有诉讼时效——被继承人死亡后其遗产在分割前属于继承人共同共有，继承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遗产。遗产被其他继承人擅自处分构成侵权的属于继承权纠纷，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相关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25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本案中被申诉人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申诉人放弃继承，申诉人亦明确表示不放弃继承。因此，案涉房产作为未处理的遗产，申诉人应享有继承权。遗产在继承开始后未分割前，由各继承人共同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8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的诉讼期限是两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在提起诉讼。本案案涉房产依然登记在孙曰明名下，是原始登记状态，并未发生变更登记，虽然孙世兴出租案涉房产，并不能证实是侵害申诉人继承权行为。因此，本案中申诉人作为遗产共有人虽未行使管理的权利并收取房租，并不影响其作为共有人对涉案房产行使物权，终审判决以申诉人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未及时主张权利，也未举证证明其权利被侵害的时间为由，认定申诉人起诉超过诉讼时效，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双方当事人均构成违约的情况下，违约金、约定损失赔偿条款的适用及其与其他损失赔偿之间的关系
【法理提示】合同中的违约金或约定损失赔偿条款，不因双方当事人均构成违约而不能适用；当事人同时约定违约金和约定损失赔偿的，可以确认该约定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在违约金和约定损失赔偿之外，再行主张损失赔偿的，应当视当事人能否举证证明其因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大于违约金及约定损失赔偿的数额，确定是否支持其诉讼请求。
【摘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根据该规定，违约损失赔偿以当事人实际遭受的全部损失为原则，包括合同正常履行时的可得利益，该可得利益损失须具有确定性，假定或可能发生的损失，不能作为违约损失赔偿的对象。企业经营利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状况和数额均具有不确定性。此外，数源公司如果要在未来获得经营利润，不能仅靠租赁合同的继续有效，还需投入大量资金、人力、物力等成本。数源公司要求三维公司赔偿其全部经营利润亏损，将使数源公司在不需要继续投入任何经营成本的情况下，直接获取经营利润，超出了合同的履行利益和三维公司签订合同时可以预见的损失范围。综上，数源公司要求三维公司按照审核报告确定的其承租经营期间的利润亏损额赔偿其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对三维公司要求不承担该损失赔偿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三维公司按照其违约责任比例，赔偿数源公司上述亏损，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一终字第67号
【裁判要旨】可得利益损失须具有确定性，假定或可能发生的损失不能作为违约损失赔偿的对象。而企业经营利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状况和数额均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企业租赁经营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均构成违约的，承租方不能要求出让方赔偿承租经营期间的利润亏损。
【解读１】合同双方虽均存在违约行为但都未达到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不能认定构成根本违约，主张行使法定解除权依据不足。
【解读２】当事人在违约金和约定损失赔偿之外再行主张损失赔偿的，应举证证明其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大于违约金及约定损失赔偿的数额——（１）合同中违约金或约定损失赔偿条款不因双方当事人均构成违约而不能适用；（２）当事人同时约定违约金和约定损失赔偿的，可以确认该约定发生法律效力；（３）当事人在违约金和约定损失赔偿之外再行主张损失赔偿的，应当视当事人能否举证证明其因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大于违约金及约定损失赔偿的数额，确定是否支持其诉讼请求。
【解读３】租赁合同既约定了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或者毁约时应支付违约金１００万元，又约定了违约方应当赔偿对方经济损失１０００万元，属于同时约定了违约金和损失赔偿数额的情况：（１）允许违约金与损失赔偿并用；（２）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其损失大于约定损害赔偿数额时仍应支持其约定损害赔偿之外的赔偿请求。
【解读４】双方违约时违约金及约定损失赔偿条款的适用——应当按照各自责任确定违约金和约定损失赔偿的承担数额（本案根据双方在违约责任中所负责任的比例最终处理结果双方互相不负违约金及违约损失赔偿的给付责任；如果能够确认任何一方当事人须负更重的违约责任时该方当事人仍应向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金或违约损害赔偿的给付义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494号
【裁判摘要1】再审申请人康富不服一、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合伙有效”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而攀登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康富是公民，原判决适用该条认定有限责任公司与公民个人形成了合伙违背法律规定。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申请人康富的一审诉讼请求。
【裁判摘要2】本院认为，康富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曾以其与攀登公司已在合伙过程中将合伙关系变更为租赁关系为由起诉攀登公司，请求判令攀登公司支付机械设备租金并赔偿损失。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以及本院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均认为康富提出的租赁关系主张缺乏证据证明，认定双方成立合伙关系，该案判决已生效，双方的合伙关系已被生效判决所确定。因此，申请人提出的本案原判决认定合伙关系依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监445号
【裁判要旨】双方当事人私下达成的和解协议，不符合执行和解协议的形式要件，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
【裁判摘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双方当事人私下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是否能视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本案能否恢复执行。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6条的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和解协议一般应采取书面形式，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无书面协议的，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本案中，瑞安公司主张已与平安银行黄埔大道支行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但双方未按上述规定向执行法院提交书面和解协议副本附卷，也未请求执行法院的执行人员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盖章，因此，双方当事人私下达成的和解协议，并不符合执行和解协议的形式要件。广州中院根据平安银行黄埔大道支行的申请恢复执行，并无不妥。
其次，平安银行黄埔大道支行称，该行从来没有作出过任何放弃本案余下债权的意思表示，也从来没有向法院提出过撤销执行的申请。（2002）穗中法执字第590-1号民事裁定以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终结执行，适用法律不当，应裁定中止执行。该裁定已被广州中院(2014)穗中法执督字第2号执行裁定撤销。因此，该终结执行裁定由于作出时即适用法律错误，也不构成平安银行黄埔大道支行申请恢复执行的障碍。
第三，对于瑞安公司向深圳发展银行广州分行资产保全部发出的《广东瑞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解除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的报告》以及深圳发展银行广州分行2007年11月5日的《复函》是否彻底解决双方债权债务、深圳发展银行广州分行是否就此放弃剩余债权，双方存在争议。对此，瑞安公司可在执行程序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债权消灭等实体事由以排除执行。
第四，关于申诉人瑞安公司提出的其不应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复议请求。该项请求未经执行法院和广东高院审查处理。本院在执行监督程序中亦不予审查。对此问题，瑞安公司可在执行程序中依法提出执行异议。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鄂民再154号
【提示】合同解除但不支持恢复原状。
【裁判摘要】自案涉股权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至韩忠实际控制公司的期间，社会成本和社会影响已倾注其中，本案纠纷涉及到公司的稳定性和相关交易的稳定性，为避免公司内部新的不平衡、产生新的利益冲突和纠纷，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合法的交易安全，维护公司稳定，在涉案60%股权变更登记及交接手续已经履行的情况下，宜维持韩某的股东地位，不宜判决返还股权。对于2011年1月11日双方已经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的60%股权，龚某要求恢复原状，返还股权的诉讼请求，原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龚某关于原审法院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的立法本意，驳回其诉讼请求属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62号
【裁判要旨】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的行为认定为抽逃出资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013年修订前后的《公司法》均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2014年修正前后的《公司法解释(三)》关于抽逃出资的认定中，均有“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属抽逃出资的规定。出资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转出的款项是正常的股东借款，故依据《公司法》认定出资人以公司资金归还其个人借款和利息的行为属于抽逃出资，与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一致，不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556号
【提示】意向书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
【裁判摘要1】双方当事人于2008年7月21日签订的《意向书》是锦州住建局与茂源公司就锦州市万年里棚户区改造项目今后摘牌或订立有关协议而达成的协议，双方约定了茂源公司在缴付280万元后，锦州住建局可通过协调的方式给予其“优先摘牌”。据此，该《意向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当有效。
【裁判摘要2】基于《意向书》的约定，锦州住建局在收取了280万元后即承担了必须协调并给予茂源公司“优先摘牌”机会的义务。但锦州住建局此后未能依约履行该义务，构成违约。前已论述，有证据证明《意向书》中约定的280万元款项为定金，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关于“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的规定，茂源公司有权向锦州住建局主张双倍返还定金。据此，在锦州住建局已返还280万元情形下，二审法院适用定金罚则判决锦州住建局支付28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
摘要2：【解读】棚户区改造项目中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关于企业先垫资拆迁后优先摘牌土地的约定合法有效——政府部门与企业就棚户区改造项目未来的土地摘牌达成协议，约定企业在垫付拆迁补偿金后，政府部门可通过协调的方式给予企业优先摘牌的权利，垫付的拆迁补偿金计入成交总地价款的，该等约定合法有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75号
【裁判要旨】转让方可以将预期取得的股权进行转让——无处分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当然无效，此类协议只要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股权转让协议的债权行为即为有效；但转让方向受让方转移标的物“股权”的物权行为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在经权利人追认或事后取得处分权时物权行为生效。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前述规定，无权处分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此类合同只要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买卖合同的债权行为即为有效，但卖方向买方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物权行为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在经权利人追认或事后取得处分权时，物权行为生效。本案中富业公司虽未取得协议涉及的国有资产所有权，但王某某、付某某在签订合同时即已经知晓富业公司仅以“协议（预期）”的方式受让粮食储备库的股权和资产，且在转让方式的约定中也明确了王某某、付某某需通过直接参加拍卖合法取得，故，该协议的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本案涉案《产权转让协议书》在签订时已经生效，一、二审法院因无权处分而认定该协议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解读１】转让方无权处分股权，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当然无效。
【解读２】无权处分情形下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在《买卖合同解释》出台之前尚有无效与有效之争。《买卖合同解释》第三条已经将物权变动原因与结果作出区分，即物权的无权处分无效，并不影响作为物权变动原因的行为的买卖合同的效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申字第635号
【裁判要旨1】公司认为法定代表人和董事均是股东委派的，据此股东应该完全知悉公司财务状况，股东不应再诉讼主张股东知情权的抗辩理由不成立。
【裁判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知情权，根据该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现代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和公司法人财产权的确定促成了相对独立的三方利益主体――公司、股东和董事。法律与公司章程则尽可能做出相应规定，以平衡三方利益。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东知情权，即股东享有知道和了解公司经营状况重要信息的权利，就是为了能够有效保护股东的权益。对于股东要求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没有规定股东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才可以主张该权利，即没有特别限制；对于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由于会计账簿能够体现公司深层次的经营管理活动，为了防止股东有“不正当目的”，维护公司的正常经营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则明确要求股东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股东不得有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不正当目的”。
摘要2：【裁判要旨2】虽然《公司法》没有明确股东股东可以查阅会计凭证，但是应允许有限公司的股东查阅会计凭证。
【裁判摘要2】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股东可以查阅会计凭证，然而基于利益平衡以及确保信息真实的考虑，知情权范围不宜限定在一个不可伸缩的区域，尤其对于人合性较高的有限责任公司，严格限定知情权范围并不利于实现知情权制度设置的目的。因此，二审判决支持捷成公司查阅北方食品公司会计凭证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北方食品公司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申请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
【解读１】不管股东是否向公司委派管理人员，股东均可依法主张知情权。
【解读２】虽然《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股东可以查阅会计凭证，但应允许有限公司的股东查阅会计凭证。
摘要1：【案号】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株中法民二终字第51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公司股东会投票表决时，监事长未按章程规定到场清点并公布表决结果，是否属于公司决议可撤销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上诉人中南蔬菜公司2012年3月16日股东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在本次股东会上，全体股东到会，对会议讨论议题的三项决议亦有明确表态不同意并拒绝签字，虽然本次股东会没有监事清点股东投票情况，但表决结果显而易见，没有监事清点股东投票情况，尚不影响表决结果，也不属于公司决议可撤销事由。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提交股东会表决的事项必须由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所代表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修改公司章程事项“必须由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所代表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因2012年3月16日股东会参会股东的表决权已过2/3，而且决议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上诉人中南蔬菜市场的上诉理由成立。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渝民再5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该规定，除了担保合同有特别约定外，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仍需承担担保责任，而非其他替代责任，如赔偿责任。所谓担保责任，是指按照担保合同约定的担保方式履行担保义务。抵押合同的担保责任就是抵押人通过法院拍卖抵押标的物等方式履行对抵押权人优先受偿的担保债务。可见主合同解除并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否则，将违背担保法律制度的目的。故本案《借款协议》中担保条款的解除，并非因主合同即《借款协议》的解除而解除。原二审判决以”主合同解除的效力及于从合同，本案抵押合同随借款合同解除而解除”的理由，认定《借款协议》中的担保条款解除，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闽民申字第1653号
【裁判摘要】再审申请人王某某与原一审被告郭某某分别于2012年6月1日及2013年12月31日签订的两份《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原二审判决认为，根据王某某与郭某某于2012年6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被申请人郭某对该份合同中涉及的借款提供担保是建立在郭某某正常经营的基础上，但王某某与郭某某未经担保人郭某同意，在郭某某承包经营仅一年多即2013年12月31日签订第二份《协议书》，终止双方的承包关系及转包合同的履行，变动了第一份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其中的返还承包地部分已经实际履行，使郭某失去提供担保时所基于的条件和基础，故王某某与郭某某签订的第二份《协议书》不能对郭某产生约束力，郭某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上述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承当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故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895号
【裁判摘要】涉案担保范围的条款则明确廖为安的抵押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罚息等，而他项权利证书记载权利价值为280万元，并不能否定当事人之间有关担保范围的约定，亦不能直接证明抵押双方当事人约定了最高抵押限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是针对抵押物登记与约定不一致时作出的规定，本案并不符合该种情形。综合上述情况，可以认定抵押双方当事人并没有达成280万元为最高抵押限额的一致意思表示，廖某某主张原判决没有认定其仅应在280万元限额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抵押登记的抵押权利价值不能作为抵押担保的债权最高限额。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24号
【裁判要旨】公司股东仅以其股东身份对公司对外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诉讼纠纷要求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活动，没有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马某某只是民大公司的一名股东，并非民大公司与马某签订《房屋转让协议》所出售的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公司股东仅以其股东身份对公司对外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诉讼纠纷要求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活动，没有法律依据，为避免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滥用，原裁定驳回了马某某的起诉，也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再申字第212号
【裁判要旨】抵押物被查封后主债权产生的利息、罚息属于最高额担保的范围。
【裁判摘要】关于查封之后因主债权产生的利息、罚息是否属于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问题。根据物权法第二百零六条第四项，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的，抵押权人的债权确定。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一条，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不包括抵押物因财产保全或者执行程序被查封后或者债务人、抵押人破产后发生的债权。岳阳友协据此主张本案抵押物被查封后产生的债权，尤其是发回重审后增加的3000余万元逾期利息、罚息均在抵押权确定后发生的，不能在抵押物的价值内优先受偿，本案判决岳阳友协对佛山友协2006年8月7日以后的债权仍承担担保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上述规定旨在确定主债权范围，并未将主债权确定后至实际清偿期间产生的利息等排除在抵押担保范围之外，主债权确定后产生的利息等均系基于主债权产生，应属抵押担保范围，本案判决岳阳友协对于本案主债权及利息承担担保责任，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岳阳友协该项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法条链接】《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一条 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不包括抵押物因财产保全或者执行程序被查封后或债务人、抵押人破产后发生的债权。
【解读】《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1条是规定最高额担保债权决算金额，而非规定最高额担保担保范围，不能得出最高额担保债权金额确定后所产生的利息不属于最高额担保范围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