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包经营
摘要1：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是指公司与承包人签署的、由承包人承担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和经营风险、由发包人依约收取相对股东的投资收益的商事合同。
摘要2：【解读１】有限公司可以由其股东租赁经营。
【解读２】租赁经营合同是否有效？
【注解】约定因上级政策改变或工作需要收回提前通知可解除合同，该约定有效。——参考案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新22民终31号
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与亚洲××有限责任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
摘要1：——保底条款对委托理财合同性质及效力的影响
【裁判摘要】河北社会保障厅与亚洲证券公司之间签订的《委托购买国债协议》及《补充协议》，名为委托购买国债协议，但当事人约定委托人将资产交由受委托人进行投资管理，受托人无论盈亏均保证委托人获得固定本息回报，超额投资收益均归受托人所有，即约定保证本息固定回报条款的（又称保底条款），属于名为委托理财，实为借贷关系的情形，应认定当事人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并适用借款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根据《人民银行管理法》、《商业银行法》及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禁止非金融机构经营金融业务，借贷属于金融业务。河北社会保障厅与亚洲证券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非金融法人发放贷款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借款合同。其次，保底条款的约定不仅违反了民法和合同法规定的公平原则，违背了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和交易规则，应为无效条款；而且保底条款作为委托理财合同的核心条款，进而影响了委托理财合同整体的法律效力。最后，根据《企业破产法》第38条规定，财产所有权人只能对不属于破产人的财产行使取回权。河北社会保障厅将资金划入其设在亚洲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后，亚洲证券公司直接操控该账户、实施交易，交易取得的国债和资金也均属于亚洲证券公司所有。因此，河北社会保障厅将资金划入其设在亚洲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后，即实现资金所有权的移转，河北社会保障厅也丧失诉争帐户内的资金所有权。河北社会保障厅的再审申请事由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第（6）项规定的情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82条之规定，裁定驳回河北社会保障厅的再审申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二终字第35号
摘要1：——公司依法定程序作出的决议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二终字第35号
【提示1】公司依法定程序作出的决议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提示2】董事会决议被法院认定无效不影响对外担保效力——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形成属于公司内部事情，即使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被法院确认无效，亦只是在公司内部发生效力，不影响其对外形成的法律关系效力。
【裁判要旨】公司法人依据法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作出的决议，如无相反证据证明，应属于其真实意思表示，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投资收益与风险，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当事人依公司章程形成董事会决议并出具保函，在无其他证据证明其违反意思自治原则的情况下，应认为属于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不能因此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
【裁判规则】
①公司依照法定程序作出对外担保决定的，后不能以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被法院确认无效为由主张保证合同无效。
②债务人违反合同约定与协议变更主合同条款的区别：债务人违反合同约定义务，无证据证明贷款银行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条款的，担保人担保责任不能免除。贷款银行发放贷款违反固定资产项目资本金管理制度规定，未尽谨慎审查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裁判意见】上市公司担保人违反证监会规范不影响担保效力——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得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告净资产的50%”的通知系为规范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有效控制上市公司对外担保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而发布的。作为上市公司的担保人违反规定，不构成债权人过错，其担保责任不能免除。
摘要2：【解读】公司同意对外提供担保的决议被确认无效不影响担保合同效力。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赣民再终字第12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赣民再终字第12号
【提示】设立协议效力及于公司经营期，不因公司章程而终止。
【裁判摘要】
①《补充合同》约定，在三清山范围内，确需建第二条旅游索道时，应由注册的索道公司投资承建，是对索道公司享有在三清山建设第二条索道优先权的规定，也是原新海公司出于保护其投资收益和减少投资风险而对三管委履行合同义务的特别约定，三管委能够遵守且不会对可能预见的第三人造成损害，该约定具有法律效力，且其效力及于索道公司的经营期和三管委行政辖区的范围，因此，原新海公司与三管委所签合同合法有效，三管委应严格遵守。
②原新海公司自2001年5月11日被公告撤销，即不具有法人民事主体资格，亦同时丧失了诉讼主体资格。本案诉讼应由原新海公司股东主张诉权。
③《架建旅游缆车合同》以及《补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中《架建旅游缆车合同》关于“在三清山南部景区范围内，不再建第二条缆车或索道线路”，以及《补充合同》关于“在三清山范围内，确需建第二条旅游索道时，应由注册的三清山索道公司投资承建”的条款，系双方自愿签订的出于保护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减少投资者的投资风险而进行的一种约定，未损害国家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规定。《赣港合资合同》已经上饶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局批复同意，该合同约定“关于在三清山梯云岭景区架建旅游缆车的合同书为本合同组成部分”的条款，已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三清山索道公司已合法注册成立。《架建旅游缆车合同》及《补充合同》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具有法律效力。
摘要2：无
俞××等诉上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等要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效力案
摘要1：【提示】股东未按章程规定的程序办理退股的效力认定以及召开股东会通知时间规定的理解问题。
【评析】本案主要问题是股东未按章程规定的程序办理退股的效力认定和公司法对于召开股东会通知时间规定的理解。由于前一问题还隐含了股东与公司权利义务关系期间的认定，这在以往的公司纠纷案件中较为少见，故对此类纠纷案件的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关于股东未按章程规定的程序办理退股的效力认定问题
本案涉及的长信公司是由会计师事务所经过改制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职业的服务性质决定了公司股东须以与公司存在相应劳动关系为基础，即公司股东须为公司执业人员。公司其有一定的资本性和劳动性结合的属性。因此，公司往往对股东身份和股东转让股权有特殊要求，并在公司章程中予以明确。长信公司的章程规定，股东不得自行转让、馈赠其出资额及相应权益，否则，其所持股份只能由董事会提议，经股东会通过，转让给本所其他股东或符合出资人条件的新出资人。因这种章程约定并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规定，故应对公司和公司股东具有约束力。
本案中，属于未按章程规定的程序办理退股的情况是，股东因年事已高或出国等原因长期不能或不再执业，已经退休或离职，按公司章程规定本不应再持有公司股份，应由公司按章程规定“退还其在事务所享有的上年度经审计确认的净资产份额”。而且他们均是向公司处置个人的出资人权益，并从公司取回股本金和相应份额的投资收益，意思表示真实，就个人方面而言没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只因董事会没有按章程规定提议召开股东会，以致上述股东退出的股份没能及时处置，处于公司代为持有的状态因此，不能仅因为董事及董事会怠惰行为所引起的退股程序瑕疵，而否定已经脱离劳动关系的股东与公司办理正常退股手续的效力。因为，股东在已经脱离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与公司办理退股手续，从本质上不违背公司章程对资本性与劳动性结合属性的要求的相应规定，由此出现的公司代持股份的情况，可以通过召开股东会子以解决，由于股东一旦退股并取回股本金和相应份额的投资收益，即时起，股东与公司权利义务关系即告终止，其不再受公司章程的约束和对公司承担义务，也不应再享有股东的一切权利。如果否认其退股权力，那么，出资人在脱离公司并取回股本金和投资收益后，仍然享有公司股东的权利，却不用承担投资风险，这不仅不符合公司对资本性与劳动性结合属性的要求，
摘要2：【评析续】不符合权利义务相对应原则，显然对其他股东也不公平，而且，容易造成公司内部治理的混乱。
即使此种退股情形可能会出现股东未能取得章程规定的“资产份额”，而使其利益受侵害，或者股东因退股取得的利益侵害了公司利益的情况，但是股东或公司均可通过主张侵权之诉予以救济。只要已经办理的股东退股手续不违反章程的实质性规定，又确系股东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则不应轻易否认股东退股的效力。
二、对于召开股东会通知时间规定的理解问题
我国原修订前的公司法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15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该条款明确是“应当于15日以前通知”，但该通知时间是指“通知发出”还是“通知到达”，未予明确。
从公司法的立法目的的来看，规定通知期限旨在保护股东充分行使股东权利。通知时间的要求是为了使股东在出席股东会之前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即使股东有充裕的时间安排参加会议，也为股东提供充裕的时间就表决事项进行研究，能够对其合理性及合法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决定。所以，考虑到会议通知的交邮方式、会议场所与股东住址间的交通状况，以及股东因故可能需要委托他人等诸多因素，如以“通知发出”为通知时间，显然难以保证股东能够及时收到会议通知并进行充分准备，无法保护股东充分行使股东权利，公司法的立法目的则难以实现，因此，公司法对股东会会议召开的通知时间的现定，应理解为是“通知到达”的时间。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民二终字第9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民二终字第90号
【提示】无效委托理财合同中已收取的投资收益部分视为不当得利。
【裁判摘要】
一、客户与证券经营机构签订合同，约定由客户将资金交付给证券经营机构，委托证券经营机构在一定期限内投资于证券市场，并由证券经营机构按期向客户支付投资收益。此类合同属于委托理财合同。
二、客户与证券经营机构在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由证券经营机构保证客户的投资收益达到一定比例，不足部分由证券经营机构补足。此类约定属于委托理财合同中保证本息固定回报的条款，即保底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证券商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上述保底条款因违反该规定而无效。因保底条款属于委托理财合同的目的条款或核心条款，故保底条款无效即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整体无效。
【裁判要旨】受托理财保底条款无效应返还财产可为代位权行使对象——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请求数额并未超过次债务人对债务人所负的债务额，且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债权的方式及范围均无异议，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民二终字第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民二终字第6号
【提示】未登记在册的实际出资人可依协议获取红利
【裁判观点】股份公司实际出资人可依据协议约定和实际出资获取红利，而不以其是否为公司注册股东为条件，公司不得以实际出资人非公司股东因而无权从公司获得投资收益为理由抗辩。实际出资人与显名股东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违反公司法对发起人转让股权的限制规定的，公司对办理该股权转让手续等相关事宜，应履行必要的协助义务。
【裁判思路】
①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中认可了当事人与公司之间关于红利分配协议的效力，认定实际出资人可以依据协议获取公司红利，而不以其为公司在册股东为要件。
②工商登记材料的对外公示性并不会阻断实际出资人之间协议的有效性。公司与出资人之间的协议是双方之间创设权利义务的依据，工商登记材料是股东资格对外公示的表面证据，它可以证明股东资格，但并非是股东的资格创设的依据。
③在出现公司内部投资及权益归属的纠纷时，股东的确定不能仅以工商登记为准，还需要审查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从而确定实际出资人的合法权利。
【裁判规则】显名股东、隐名股东与公司经协商一致签订内容为“由显名股东作为公司的在册股东，在隐名股东正式取得公司股东资格之前，公司股息、红利均由隐名股东享有”的协议。由于隐名股东具有获得投资收益的权利，故在上述协议系各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公司擅自将红利支付给显名股东的行为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摘要2：【载《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公司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页】
【解读1】隐名股东、显名股东及公司三方协议：名义股东为公司在册股东；实际出资人在成为正式股东之前按照其出资比例分得股息、红利；待实际出资人作为正式股东的条件成就时，名义股东和公司共同完成使实际出资人成为正式股东的工作。
【解读2】当各方已签署在隐名股东成为正式股东前由公司直接向隐名股东支付红利的条款时，公司无权以隐名股东无股东资格为由擅自将红利支付给显名股东。
【解读３】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和公司共同约定”实际出资人在成为正式股东之前按照其出资比例分得股息、红利“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注解】隐名股东能否要求公司直接分红？——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公司共同约定公司直接向实际出资人分红合法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其正在被执行的独资开办的企业能否追加该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问题的复函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其正在被执行的独资开办的企业能否追加该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问题的复函（[2002]执他字第2号 2003年7月30日）
【摘要】
一、中国四川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公司)转让北海中川国际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北海公司)的股权，收取受让人支付的对价款不属抽逃北海公司的注册资金，即不能以抽逃资金为由追加四川公司为广西城乡房地产开发北海公司申请执行北海公司一案的被执行人。
二、四川公司转让北海公司股权的行为，是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合法转让的行为。因该转让既不改变北海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也未造成北海公司资产的减少；且四川公司转让北海公司而获益的1000万元，是四川公司通过转让股权获得的对价款，该对价款也不是四川公司在北海公司获得的投资权益或投资收益；至于四川公司与北海公司的并表财务报告等，并不表明四川公司对北海公司的债权债务有继受关系或者属法人格滥用行为。因此，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追加四川公司为被执行人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摘要2：【解读】（１）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其正在被执行的独资开办的企业，系股权转让行为，不应认定为抽逃企业资金的行为，不应追加该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２）股份有限公司将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债权、债务情况公布在其上市公告书及年度报告中，是一种财务上的并表关系，并不能因此认定该企业集团承担了子公司的债权债务。
【注解】合法转让股权不得不变更、追加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2）执复字第1号
摘要1：——不动产投资收益权是物权还是债权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2）执复字第1号
【裁判摘要1】
关于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效力问题，公证机关依法作出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关于追偿债款、物品的公证债权文书是法定的人民法院执行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执行。本案公证债权文书《支付协议》、《抵押合同》具有金钱给付内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债权文书中亦载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且该《支付协议》与《抵押合同》系当事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损害公共利益及第三人利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中关于公证机关作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应当具备的条件要求。北京市方圆公证处依据中信信托的申请，在签发执行证书过程中依照法定程序对执行证书所涉及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核实，确认申请复议人不完全履行协议的事实确实发生。该执行证书的内容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中关于执行证书的规定要求，且申请复议人也未提出疑义，人民法院应予执行。
关于山东高院未经听证即驳回复议人异议的问题，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对于复议案件的审理程序没有明确规定，听证不是审查复议案件的必经程序，山东高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未经听证程序即作出执行裁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关于公证程序违法问题，本案虽涉及不动产项目，但其主要内容为中信信托以购买投资收益权的式投资，其享有并主张的是以不动产项目为基础的投资收益权，并非不动产项目的物权，双方自愿在一方当事人所在地办理公证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抵押合同》作为《支付协议》的保证合同，一并办理公证亦无不当。
关于执行证书签发不当的问题，在执行证书的签发过程中，公证机关对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核实，明确记载了初始投资数额及应当依据合同计算的欠付的投资收益以及申请执行人为实现抵押权所支付的费用、依据《支付协议》、《抵押合同》计算的违约金、赔偿金、其他款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等，《执行证书》内容明确具体，签发程序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2】关于本案尚不具备执行条件、中信信托初始投资违约、第二期投资收益未支付系由中信信托造成以及乾正置业认为其未收到任何初始投资，因而不应承担支付投资及收益之法律责任的问题，公证处在签发执行证书过程中已经依照法定程序对执行证书所涉及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核实，查实了申请复议人不完全履行的事实确实发生，申请复议人既未提出疑义，也未提出复查申请，且在复议申请中对其主张的事实也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复议人以上抗辩执行的请求不能成立。
【裁判规则】《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当事人另签《支付协议》，该协议因复核相关规定中关于公证债权文书应当具备的调解的，可以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裁判要旨】当事人在主合同之外另行签订其他具有金钱给付内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且符合公证债权文书相关要求的协议，可以通过公证机关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抽奖式有奖销售认定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反不正当竞争法》具体应用解释权问题的答复
摘要1：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抽奖式有奖销售认定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反不正当竞争法》具体应用解释权问题的答复（工商公字〔１９９８〕第１４３号）
【摘要】
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有奖销售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凡以抽签、摇号等带有偶然性的方法决定购买者是否中奖的，均属于抽奖方式。”根据该规定，抽签、摇号是典型的抽奖式有奖销售方式，但抽奖式有奖销售并不限于这些方式。在有奖销售中，凡以偶然性的方式决定参与人是否中奖的，均属于抽奖式有奖销售，而偶然性的方式是指具有不确定性的方式，即是否中奖只是一种可能性，即可能中奖，也可能不中奖，是否中奖不能由参与人完全控制。
二、在证券经营者实施的以投资收益率或者利润率等高低确定部分投资者是否中奖的各种奖赛、比赛等活动中，各个投资者获取的投资收益率或者利润率等以及由此决定的能否中奖，取决于多种主客观因素，均不能完全以投资者的主观愿望、努力和能力为转移，投资者能否中奖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此类奖赛活动属于抽奖式有奖销售。
三、社会主义市场是由商品市场和各种要素市场（如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和信息市场）组成的有机统一的市场体系。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主管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各类市场进行监督管理。《反不正当竞争法》是维护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基本法律，适用于包括证券市场在内的各类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据此，除法律、行政法规对某些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机关另有规定的外，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均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予以监督检查，经营者不得以其所在市场的特殊性而拒绝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督检查。
四、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三）条规定：“不属于审判和检察机关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据此，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作为国务院主管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督检查的部门，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具体应用问题享有行政解释权，其行政解释属于有权解释。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111号
摘要1：【提示】约定固定本息的协议，名为委托理财，实为民间借贷。
【裁判要旨】《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中约定无论盈亏均保证“委托人”获得固定本息回报的，虽资金的定向使用、配套保证金、专用账户资产总额监控及强行平仓等部分内容的约定与一般民间借贷有所区别，但这类协议的实质还是体现为“委托人”出借资金，“受托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内保证偿还“委托人”固定本息，其余超额投资收益抑或造成经济损失均由“受托人”自行承担。该协议名为委托理财，实为借贷，当事人之间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摘要2：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一中经终字第1163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一中经终字第1163号
【提示】对被执行人从有关企业中应得的已到期的股息或红利等投资收益，人民法院有权裁定冻结并禁止被执行人提取和有关企业向被执行人支付，并要求有关企业直接向申请执行人支付。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６）民二终字第６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６）民二终字第６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未登记在册的实际出资人可依协议获取红利。
【裁判观点】股份公司实际出资人可依据协议约定和实际出资获取红利，而不以其是否为公司注册股东为条件，公司不得以实际出资人非公司股东因而无权从公司获得投资收益为理由抗辩。实际出资人与显名股东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违反公司法对发起人转让股权的限制规定的，公司对办理该股权转让手续等相关事宜，应履行必要的协助义务。
【裁判思路】
①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中认可了当事人与公司之间关于红利分配协议的效力，认定实际出资人可以依据协议获取公司红利，而不以其为公司在册股东为要件。
②工商登记材料的对外公示性并不会阻断实际出资人之间协议的有效性。公司与出资人之间的协议是双方之间创设权利义务的依据，工商登记材料是股东资格对外公示的表面证据，它可以证明股东资格，但并非是股东的资格创设的依据。
③在出现公司内部投资及权益归属的纠纷时，股东的确定不能仅以工商登记为准，还需要审查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从而确定实际出资人的合法权利。
摘要2：【载《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公司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页】
【解读】出资人依据与公司的协议约定和实际出资分配红利，而与股东名册登记无关。
滥用职权罪中的“重大损失”如何认定？
摘要1：【问题提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擅自将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是构成挪用公款罪还是滥用职权罪？滥用职权罪中的“重大损失”如何认定？
【要点提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擅自将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包括从中没有谋取个人利益，但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滥用职权罪。以单位资金投资收益归还欠款的不能认定为已填补单位损失。
【案例索引】一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沪一中刑初字第261号（2008年11月21日）（未上诉、抗诉）
摘要2：
余某某滥用职权案
摘要1：【问题提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擅自将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是构成挪用公款罪还是滥用职权罪？滥用职权罪中的“重大损失”如何认定？
【要点提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擅自将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包括从中没有谋取个人利益，但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滥用职权罪。以单位资金投资收益归还欠款的不能认定为已填补单位损失。
【裁判要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擅自将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不论行为人是否从中谋取个人利益，只要给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应以滥用职权罪论处。滥用职权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不得以单位公款产生的收益填补。
【案例索引】一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沪一中刑初字第261号（2008年11月21日）（未上诉、抗诉）
摘要2：
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摘要1：【105、委托理财合同纠纷（1）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2）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1.委托理财合同，是指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的受托人将委托人的资金、证券等资产投资于期货、证券等交易市场或者通过其他金融形式进行管理，投资收益按双方的约定分配或受托人收取代理费的协议。
2.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是指当事人之间订立、履行、变更、终止委托合同发生的权利义务纠纷。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终字第47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划拨土地使用权增值部分的补偿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终字第47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政府依法收回划拨土地使用权后对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人的补偿不是划拨土地使用权本身的对价。
【裁判要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有出让取得和划拨取得两种。当事人从政府手中划拨取得土地使用权无需按市场价格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相应的，政府从当事人手中收回划拨土地使用权亦无需支付该土地使用权的对价。划拨土地的公益性决定了其本身没有市场价值，只有在变更为出让土地后才存在所谓的市场价格。进而，划拨土地使用权也不会随着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发生价值增减，只是在根据个案实际情况对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给予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人的适当补偿。该补偿款既非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亦非所谓的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增值，更不是用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资后的投资收益。
摘要2：【摘要】利息作为法定孳息，一般不属于违约责任的范畴。既然《协议书》已经被认定为无效，那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具体到本案中，省总工会已通过无效的《协议书》取得了华丽公司给付的3200万元。这笔款项因《协议书》无效应返还给华丽公司。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之规定，既然双方当事人已在《遗留协议》中约定省总工会收到政府土地补偿金之后，返还华丽公司3200万元补偿金及相当于银行同期贷款利息，那么一审法院关于返还义务不仅包括华丽公司的投资款本金也包括相应的利息的认定则并无不当。
【来源：《人民政府依法收回划拨土地使用权后对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人的补偿不是划拨土地使用权本身的对价，不包括对划拨土地使用权增值部分的补偿——上诉人山东省总工会、上诉人山东省青岛工人疗养院与 被上诉人山东省青岛华丽房地产有限公司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4年第3辑（总第59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83-187页】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一中经终字第1163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执行被执行人投资收益)
【执行依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一中经终字第1163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法院可以冻结被执行人在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法人企业中的投资权益、股权，并通知有关企业不得办理被冻结投资权益、股权的转移手续，不得向被执行人支付股息、红利，被执行也不得自行转让。
摘要2：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8）青民二终字第45号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8）青民二终字第45号
【裁判摘要】根据合同的内容并结合本案的事实足以确定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目的是明确的，即该合同的主义务就是要以合同的方式产生投资行为，本案的事实能够确定实际投资人是创业公司，在投资关系中创业公司尽到了全部投资义务，根据以主给付义务分辨合同类型的一般原则，本案中关于合同的主要义务即委托投资义务吸收了其他合同内容，确定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委托投资是正确的。西高所按照合同的约定以其名义在投资关系中充当了名义投资人，其按照合同的要求履行了义务，并在事实上代替创业公司完成了对青药发的隐名投资。西高所关于依据青药发设立时的文件、公司章程、企业工商登记档案记载的内容及其对借款入股所产生的风险不承担责任是双方自愿约定的免责条款，借款已投资青药发，其应是青药发的实际入股股东，而不是代替他人投资的上诉理由不能否定本案的上述事实，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本案中作为名义股东的西高所在转让股权时，不能与实际出资人创业公司按协议的约定对转让股权的事宜协商处理，在转让股权后直接将全部转让所得占有是不当的，违背了双方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和协议目的。创业公司以股利归属纠纷进行诉讼，一审法院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支持其请求判决西高所返还股利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应予以维持。一审法院根据西高所为青药发成立及顺利上市作出的贡献和在适当时机转让股权并获利所起到的作用，确定对其给予一定的补偿是正确的，但所确定的补偿数额与西高所所起的作用和实际的劳务义务不相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予以酌情调整。本案应将投资本金33.3万元返还给创业公司；所投资收益款10612745.9元，由西高所分得4245098.36元；创业公司分得6367647.54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15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157号
【裁判摘要】陈某主张轻工联社应向其支付其享有股权比例下的投资收益，证据为东华公司年检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等显示东华公司有可供分配的股利和利润，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东华公司实际对股东进行了分红，且东华公司在1999年11月4日已经明确告知山东省建行，因公司一直处于基建阶段，资金投入较大，未进行过利润分配，故陈某关于分配投资收益的主张因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公司虽有利润但公司正常发展需要资金，公司可形成不分红决议。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0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08号
【裁判要旨】债权性投资要偿还资金本息，而股权性投资则要按照相应的投资额享有参与项目法人经营管理的权利、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并分享享有的投资收益。
【摘要】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中，债权性投资区别于股权性投资的根本之处在于债权性投资要偿还资金本息，而股权性投资则要按照相应的投资额享有参与项目法人经营管理的权利、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并分享相应的投资收益；股权性投资的出资义务不仅受项目法人工商登记注册资本金的约束，还要受投资项目资本金的规制；项目法人收到的超出工商登记注册资本金但未超出投资项目资本金的投资款项应为资本公积金，超出投资项目资本金的部分方可约定为债权性投资。
摘要2：
简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中如何认定债权性投资款和股权性投资款？
摘要1：解答：（１）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中，项目法人收到的超出工商登记注册资本金但未超出投资项目资本金的投资款项，应为资本公积金，认定为股权性投资款，按照相应的投资额享有参与项目法人经营管理的权利、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并分享投资收益；（２）超出投资项目资本金的部分，方可约定为债权性投资款，项目公司要偿还债权性投资款的资金本息。
【注释】投资项目资本金——是指在投资项目总投资中，由投资者认缴的出资额，对投资项目来说是非债务性资金，项目法人不承担这部分资金的任何利息和债务；投资者可按其出资的比例依法享有所有者权益，也可转让其出资，但不得以任何方式抽回（《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第２条第２款）
摘要2：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鲁民再终字第26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鲁民再终字第26号
【裁判摘要】根据双方所签合同的约定，源发矿业公司享有经营铁矿的自主权，其依据开采矿石的数量向中庄铁矿交纳承包费，中庄铁矿的主要权利为收取承包费，因此，本案合同的主要内容是中庄铁矿将企业的经营权承包给源发矿业公司。源发矿业公司主张，中庄镇人民政府、中庄铁矿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参与了企业经营并提供证据《中庄铁矿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予以佐证。本院认为，该应急救援预案的设立与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中关于发包方对企业进行监督负责的约定并不相悖，在源发矿业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中庄镇政府、中庄铁矿参与了企业经营的情况下，应认定源发矿业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完全享有经营铁矿的自主权。依据合同约定，源发矿业公司享有铁矿的生产、管理、投资、收益等权利，独自承担生产风险，合同内容亦涵盖了采矿权所包含的相关权利，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本案合同实际是以承包形式进行采矿权转让的合同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双方对采矿权的转让是否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及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采矿经营权是特许经营权，其批准应严格履行审批程序。根据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之规定“…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据此，源发矿业公司需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方可使本案的采矿权转让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原审法院以源发矿业公司未履行审批程序，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认定本案合同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源发矿业公司因合同无效所产生的损失，可另行主张。
摘要2：【解读】认定以承包方式转让采矿权的采矿权承包合同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8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85号
【裁判要旨】股权回购中投资收益不与公司实际经营业绩挂钩，投资人不承担公司经营风险，具有明显债权融资特特征的，应属于“名股实债”关系。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合同的性质不能仅依据书面协议的名称以及形式内容进行判定，还应当结合当事人的缔约过程、各方权利义务安排以及实际履行情况综合确定。．．．．．．本院认为，综合判断本案所涉系列协议的签订背景、目的和内容，在钟某某、联胜投资及世瑞公司之间形成“名股实债”法律关系。理由如下：第一，钟某某对世瑞公司享有在先债权。．．．．．．第二，2015年10月29日各方所签系列协议具有保障钟某某债权实现的交易目的。．．．．．．第三，钟某某在明确的投资期限内享有固定的投资收益，该收益不与世瑞公司的经营业绩相关，具有明显的债权投资特征。．．．．．．第四，就各方交易磋商过程来看，钟某某因转让崇义县振宇矿业有限公司股权、崇义县东岭背钨锡矿资产，以及嗣后以货款、现金支付等形式，对世瑞公司享有本金6200万元债权，该债权历经投资世瑞公司IPO、申请退款，以华世公司53.85%股权质押担保，以及以债权投资入伙、债权转股权、股权回购等系列安排，钟某某始终未放弃其债权，相关交易均具有实现其债权的担保功能。综上，《股权回购协议》的性质应界定为“名股实债”。本案所涉纠纷系钟某某、联胜投资、世瑞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其实质系债权债务关系。钟某某的诉讼请求亦为要求世瑞公司还本付息、在本息范围内对华世公司质押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以及陈某某、温某某承担连带责任，并不包括请求世瑞公司收购股权。．．．．．．就《股权回购协议》的效力而言，因“名股实债”的交易模式下，投资方持有股份及工商变更登记会对其他债权人（尤其普通债权人）形成权利外观，故应区别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分别处理。对外应遵循外观主义，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尤其在目标公司破产或解散的情况下，应优先保护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对内则应采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探究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系处理钟某某、联胜投资及世瑞公司之间内部的债权债务关系，尚不涉及外部第三人的信赖保护问题。《股权回购协议》作为处理内部债权债务关系的契约性安排，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091号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民再62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民再62号
【裁判摘要】案涉对赌协议签订时扬锻集团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且该公司全体股东均在对赌协议中签字并承诺确保对赌协议内容的履行。该协议约定扬锻集团公司及其原全体股东应在华工公司书面提出回购要求之日起30日内完成回购股权等有关事项，包括完成股东大会决议，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支付有关股权收购的全部款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扬锻集团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华工公司发生任何损失，扬锻集团公司及其全体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上述约定表明，扬锻集团公司及全部股东对股权回购应当履行的法律程序及法律后果是清楚的，即扬锻集团公司及全部股东在约定的股权回购条款激活后，该公司应当履行法定程序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该公司全体股东负有履行过程中的协助义务及履行结果上的保证责任。我国《公司法》并不禁止有限责任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不当然违反我国《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在履行法定程序后回购本公司股份，亦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及债权人利益，亦不会构成对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违反。在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对赌协议约定的股份回购主体的情形下，投资者作为对赌协议相对方所负担的义务不仅限于投入资金成本，还包括激励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以公司上市为目标的资本运作等。投资人在进入目标公司后，亦应依《公司法》的规定，对目标公司经营亏损等问题按照合同约定或者持股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案涉对赌协议中关于股份回购的条款内容，是当事人特别设立的保护投资人利益的条款，属于缔约过程中当事人对投资合作商业风险的安排，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股份回购条款中关于股份回购价款约定为：华工公司投资额＋（华工公司投资额×8%×投资到公司实际月份数/12）－扬锻集团公司累计对华工公司进行的分红。该约定虽为相对固定收益，但约定的年回报率为8%，与同期企业融资成本相比并不明显过高，不存在脱离目标公司正常经营下所应负担的经营成本及所能获得的经营业绩的企业正常经营规律。华工公司、扬锻集团公司及扬锻集团公司全体股东关于华工公司上述投资收益的约定，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亦不属于合同法所规定的格式合同或者格式条款，不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扬锻公司及潘云虎等关于案涉对赌协议无效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解读】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对赌协议有效且可以履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终1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终18号
【裁判摘要】
一、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司法、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以及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查提起确认公司决议无效之诉的当事人是否为适格原告。对于在起诉时已经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和董事、监事职务的当事人提起的确认公司决议无效之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审查其是否符合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等起诉条件。
二、公司法意义上的董事会决议，是董事会根据法律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权限和表决程序，就审议事项经表决形成的反映董事会商业判断和独立意志的决议文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董事会对于合营一方根据法律规定委派和撤换董事之事项所作的记录性文件，不构成公司法意义上的董事会决议，亦不能成为确认公司决议无效之诉的对象。
【摘要】泉州南明公司的董事系由合营各方委派和撤换。作为合营方，香港南明公司可以委派许某某为泉州南明公司的董事，也可以单方解除许某某的董事职务。故自香港南明公司2000年8月9日包含解除许某某董事职务内容的《委派书》到达泉州南明公司时起，许某某即不再具有泉州南明公司董事职务。案涉董事会决议中虽然包含了许某某不再担任董事职务的内容，但其依据是股东香港南明公司关于免除许某某董事职务的通知，所体现的只是合营企业股东的意志，并非泉州南明公司董事会的意志。因此，该部分内容仅系泉州南明公司董事会对既有法律事实的记载。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董事会作为公司经营决策机构，可以根据法律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权限和表决程序，就其审议事项经表决后形成董事会决议，但该决议应当反映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和独立意志。由此，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一条规定可以由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无效的决议，并不包括本案所涉不体现董事会意志的记录性文件。故案涉上述文件中涉及许某某不再担任泉州南明公司董事职务的部分，虽然有董事会决议之名，但其并不能构成公司法意义上的董事会决议。综上，案涉董事会决议并非许某某丧失泉州南明公司董事职务的原因，无论该董事会决议上“许明良”签名是否系伪造，均不影响香港南明公司解除其董事职务的效力。许某某关于其是案涉董事会决议无效之诉适格原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裁定关于许某某与案涉董事会决议间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并非本案适格原告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摘要】关于本案两项诉请可否一并审理的问题。本案中，许××以泉州南明公司2000年8月9日《泉州南明娱乐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解除其董事职务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其分配投资收益等权利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案涉董事会决议无效，并要求泉州南明公司及林××连带赔偿其相当于投资收益的经济损失。该两项诉讼请求依据的法律关系虽然不同，但均系基于许××认为其系泉州南明公司实际投资人、其投资权益被不当侵夺这一相同的事实背景。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一审法院根据许××向泉州南明公司、林×８主张权利系基于同一事实的情形，认定许××提出的两项诉讼请求均系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且一并予以审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原董事提起确认公司决议无效之诉应当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
【解读】
（１）公司决议之诉的原告必须在起诉时具有股东资格或者董事、监事职务，满足原告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等起诉条件。
（２）只有反映董事独立意志的文件才是董事会决议，其他组记录性文件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董事会决议。
【注解１】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泉州南明公司2000年8月9日的《泉州南明娱乐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无效；2.判令泉州南明公司、林树哲连带赔偿许明宏经济损失暂计人民币9000万元（最终金额以人民法院委托有关机构审计或评估的金额为准）；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均由泉州南明公司、林××共同承担。
【注解２】一审裁定驳回许××的起诉。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注解３】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对既有法律事实的认可记载不属于决议无效之诉的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一终字第2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一终字第20号
【裁判摘要】关于方某某应享有的投资收益比例问题。双方虽在《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中约定开发所得净利润，宏发公司和方某某分别按照40％和60％比例分成，但该利润分成系以双方按约投资到位，项目全部开发完成为预期。本案中，根据合同第一条约定，宏发公司对相应的合同义务已基本履行完毕，而方某某仅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即支付前期的1920万元，项目开发的所有后续资金均未及投入。故方明通主张按照60％比例计算其投资增值收益，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约定，6：4为原约定股份及利润分成比例，而非投资比例，原判决以6：4作为投资比例并计算方某某应实际投资4800万元，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案涉合同因非归责于双方当事人自身原因终止，在方明通未全部出资到位的情况下，根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以各方实际出资比例确定各自应享有的项目权益符合本案实际情况。《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第一条约定，该项目至宏发公司办理变更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止，总价为3200万元。本案中，案涉土地性质已经变更为商住用地，故认定宏发公司出资额为3200万元符合当事人的本意。由上，宏发公司和方明通对“绿源小区”项目的投资分别为3200万元和1920万元，方某某在“绿源小区”项目中的实际投资比例为37.5％（即1920万元／（1920万元＋3200万元）），其对“绿源小区”项目的权益为5481.45万元（即14617.2万元×37.5％）。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房地产建设项目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请求分配房地产项目利益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驳回起诉。本案中，案涉项目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故方某某无权主张项目利益。本院认为，该条规定系针对已经实际建成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违章建筑而言。本案中案涉项目尚未进行开工建设，故无该条规定的适用余地。综上，原判决认定方某某有权享有“绿源小区”项目投资收益，并以案涉地块评估价14617.2万元作为计算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218号
【基本案情】（１）方某某与宏发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备忘录》，约定宏发公司投入土地，方某某投入资金合作开发“绿源小区”项目；（２）后因城市建设规划调整，福州市政府决定收回“绿源小区”项目建设用地，以其他土地予以置换补差价给宏发公司，“绿源小区”项目被依法吊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２）方某某起诉请求确认《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备忘录》终止；宏发公司以“绿源小区”地块评估价为计算依据支付方某某投资增值收益及利息，返还垫付建设费用及利息；（３）一审法院判决终止《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备忘录》，宏发公司支付方某某投资收益及利息，返还代垫款及利息；二审改判投资收益金额及利息，其他维持。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系针对已经实际建成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违章建筑而言，尚未进行开工建设的合作开发项目不适用该条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25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259号
【裁判摘要】2009年9月24日艺术学院与左右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二》，该合同又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左右公司尚欠的土地转让款2280万元的支付问题作出了重新约定；二是就艺术学院的合作开发投资收益也作出重新约定：“左右公司同意按税后1000万元的金额作为固定回报，加800万元投资款，合计1800万元，从2011年4月份开始每月支付200万元至2011年11月份结清尾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本案双方之间合同不再具有联合开发性质，而属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性质。
摘要2：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9）沪民终295号
摘要1：（参考性案例第117号）
【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9）沪民终295号
【裁判要点】如股份隐名代持协议涉及上市公司兼并重组过程中的股份权属，协议效力认定应根据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考量协议是否触及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包括是否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公序良俗等，并结合股东持股比例、对上市公司影响大小等因素进行审慎判断。如代持协议认定无效，相关投资收益归属、损失分担应结合公平原则、过错程度等因素予以综合判断。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705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7050号
【裁判摘要】名为投资实为借贷——事益公司与付××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付××向事益公司支付1300万元款项，借款一年后，按照3000万元的收益计算回报；超过3000万元，按照实际收益计算回报；事益公司承诺四年内支付给付××的收益达到其投资的数额。协议内容表明，付××所获收益是以固定回报方式计算，且约定无论公司经营情况如何，是否亏损，付××均按标准获得投资收益。因此，《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不具有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事益公司工商登记虽变更付××为公司股东，但事益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付××参与了公司的实质性经营活动。付××不参与事益公司的经营管理，其投入的资金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的收益，该1300万元名为投资，实为借款。仅就事益公司与付××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言，原审认定为民间借贷性质，并无不当。事益公司收到付××支付的1300万元后，没有按照双方协议约定按期给付利息，事益公司应当将借款偿还给付××，并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利息。原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结合合同的内容及履行情况，并根据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事益公司应支付的利息标准，亦无不当。
摘要2：【解读】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并不具有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而是约定一方出资后，无论公司经营情况如何，是否亏损，均按标准计算并享有固定投资收益，应认定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名为投资、实为借贷”。
【注解１】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付××、事益公司之间的《投资合作协议》；2.事益公司向付××偿还1300万元借款；3.事益公司支付付××624万元利息（自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4.事益公司支付付××本案的律师代理费19万元；5.由事益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注解２】一审判决：一、解除付××与事益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二、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付××本金1300万元；三、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付××利息624万元利息（以13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四、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付××律师代理费19万元。
【注解３】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付××与事益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性质，并无不当。当然，如果事益公司将付××的借款全部清偿，付××应将股权返还事益公司。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