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公司越权对外担保的效力研究——基于法律解释方法之检讨
【摘要】长期以来，针对公司越权对外担保的效力问题我国陷入了立法不明、裁判冲突及学说争议的困境，应正确区隔公司内部担保决议的效力和外部担保合同的效力，采取“内外有别”的策略，分别确定其效力。解释论作业的结果表明，公司违反《公司法》第16、105、122、149条之中的强制性规则越权对外担保的，内部担保决议的效力与外部担保合同的效力并不一致，前者的效力为无效或可撤销；而后者依据具体情形认定为无效、效力待定或有效，且被担保人主观上的善意或恶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摘要2：
摘要1：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抽奖式有奖销售认定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反不正当竞争法》具体应用解释权问题的答复（工商公字〔１９９８〕第１４３号）
【摘要】
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有奖销售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凡以抽签、摇号等带有偶然性的方法决定购买者是否中奖的，均属于抽奖方式。”根据该规定，抽签、摇号是典型的抽奖式有奖销售方式，但抽奖式有奖销售并不限于这些方式。在有奖销售中，凡以偶然性的方式决定参与人是否中奖的，均属于抽奖式有奖销售，而偶然性的方式是指具有不确定性的方式，即是否中奖只是一种可能性，即可能中奖，也可能不中奖，是否中奖不能由参与人完全控制。
二、在证券经营者实施的以投资收益率或者利润率等高低确定部分投资者是否中奖的各种奖赛、比赛等活动中，各个投资者获取的投资收益率或者利润率等以及由此决定的能否中奖，取决于多种主客观因素，均不能完全以投资者的主观愿望、努力和能力为转移，投资者能否中奖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此类奖赛活动属于抽奖式有奖销售。
三、社会主义市场是由商品市场和各种要素市场（如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和信息市场）组成的有机统一的市场体系。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主管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各类市场进行监督管理。《反不正当竞争法》是维护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基本法律，适用于包括证券市场在内的各类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据此，除法律、行政法规对某些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机关另有规定的外，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均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予以监督检查，经营者不得以其所在市场的特殊性而拒绝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督检查。
四、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三）条规定：“不属于审判和检察机关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据此，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作为国务院主管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督检查的部门，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具体应用问题享有行政解释权，其行政解释属于有权解释。
摘要2：无
摘要1：【要旨】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对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能否行使抵销权未作禁止性规定，通过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和比较法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认可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可以行使抵销权，不违反立法本义，符合抵销制度设立目的，无损诉讼时效制度，体现司法能动性，并顺应了世界先进立法趋势，对司法实践应有帮助。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22号
【裁判要旨】债权人撤销权行使条件有三：一是债务人有减少责任财产的行为；二是该行为有损其债务清偿能力，有害于债权人实现债权；三是若处分财产权益是以有偿方式进行，则需要债务人与受让人具有恶意。因此，债务人的行为虽然并非典型的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但若债务人的行为明显将有损于其财产权益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且债务人与第三人明知该行为将有损于债权人实现债权，债务人与第三人的行为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就应当采用目的性扩张解释的方法，适用《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予以撤销。
【裁判摘要１】民联公司、香江公司、香江酒楼与新华社海南分签订《和解协议》，有从源头消除民联公司、香江公司、香江酒楼对案涉土地的权利主张，从而达到避债目的的主观故意，不具有行为目的动机的正当性，新华社海南分社对《和解协议》的签订将严重影响民联公司、香江公司、香江酒楼的履行资力并害及鑫桥公司，是明知并乐见其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本案《和解协议》的签订恶意明显，有违“诚实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的民事活动基本原则和道德规范。
摘要2：【裁判摘要２】本案民联公司、香江公司、香江酒楼通过签订《和解协议》，收取新闻中心大厦投资款及利息，但承担延误工期补偿金、土地租金及利息，放弃对案涉土地使用权的权利主张，虽然在行为表象上是合同解除后债权债务的清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转让财产”，但行为实质却是对案涉土地权利的转让。本院将《和解协议》的签订行为认定为转让财产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强化诚实信用原则以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立法原意和价值取向。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的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如前所述，按照2012年《和解协议》签订时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情况进行常识判断，案涉土地权利的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交易价的百分之七十。因本案当事人多年来诉争不息，已然陷入诉累，为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及审判资源，本院不再对案涉土地价值委托评估鉴定。
【裁判摘要３】民联公司、香江公司、香江酒楼与新华社海南分社签订《和解协议》，使民联公司、香江公司、香江酒楼的偿债能力明显降低，属于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鑫桥公司造成损害，且新华社海南分社知道该情形，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该《和解协议》应当予以撤销，鑫桥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民联公司、香江酒楼、香江公司不存在通过《和解协议》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法定的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情形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解读】债权人撤销权行使条件：（１）责任财产减少；（２）有害债权实现；（３）有偿方式（恶意）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无偿方式处分财产权益。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答复（2000年2月29日 [1999]行他字第27号）
【摘要】《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备注：已被《治安管理处罚法》废止］第三十条规定的“卖淫嫖娼”，一般是指异性之间通过金钱交易，一方向另一方提供性服务以满足对方性欲的行为。至于具体性行为采用什么方式，不影响对卖淫嫖娼行为的认定。
摘要2：【注解】对卖淫嫖娼行为应采取广义的法律解释。
摘要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十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点】
1.提单持有人是否因受领提单的交付而取得物权以及取得何种类型的物权，取决于合同的约定。开证行根据其与开证申请人之间的合同约定持有提单时，人民法院应结合信用证交易的特点，对案涉合同进行合理解释，确定开证行持有提单的真实意思表示。
2.开证行对信用证项下单据中的提单以及提单项下的货物享有质权的，开证行行使提单质权的方式与行使提单项下货物动产质权的方式相同，即对提单项下货物折价、变卖、拍卖后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摘要2：【注解】（１）指导案例１１１号是在立法未规定让与担保的情形下，通过合同解释和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将作为非典型担保的让与担保转化为典型担保的质押，从而在否定债权人直接依据让与担保取得标的物的同时，认定债权人享有对标的物优先受偿的权利；（２）因建行荔湾支行直至诉讼时仍持有提单，尽管提单本身未记载“质押”字样，但债权人持有提单已经可以满足物权公示的要求，故认定提单债权已经设立，建行荔湾支行有权就提单项下货物优先受偿。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65号
【裁判要旨】挂靠人可以放弃对被挂靠人主张工程款的实体权利，仅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挂靠人支付工程款。
【裁判摘要】本案中，对于金花公司和中建公司而言，迪旻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根据《建设工程纠纷案法律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迪旻公司有权向发包人金花公司主张工程款，金花公司应当在其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向迪旻公司承担支付责任。金花公司与中建公司对涉案工程的工程款进行了结算，结算造价为109603346元；双方无争议已付款为66313649元，有争议部分为5758381.14元，该5758381.14元因大多涉及质量问题扣款，应是金花公司请求范围，但金花公司在本案中未就涉案工程施工质量提起反诉，一审法院将该争议部分款项计入金花公司已付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金花公司与中建公司结算造价为109603346元，减去已付款66313649元，欠付工程款应为43289697元。涉案工程竣工后，中建公司与迪旻公司进行了结算，迪旻公司应得的工程款为105219212元，迪旻公司已经收到工程款为66040236.28元，还有39178975.72元未收到，在金花公司应付未付的工程款范围之内。故本案应判令金花公司向迪旻公司支付工程款39178975.72元。原判决判令中建公司向迪旻公司付款，不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原判决不支持金花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迪旻公司承担付款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均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民办学校举办者可类推适用公司法行使知情权
【裁判要旨】国家保护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合法权益，但在文义上对该权益具体内容未予明确。法官有为法律解释之义务，如法律有漏洞，亦有填补漏洞的义务。本案通过体系解释并结合利益衡量的方法，明确举办者的合法权益包括知情权。在立法对民办学校举办者知情权的行使存在空白的情形下，类推适用最为相似的公司法规定保护举办者的合法权益。
【案号】一审：（2016）沪0120民初511号；二审：（2016）沪01民终4642号
摘要2：
摘要1：国家海洋局关于转发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29条法律解释的通知（海办环字〔2009〕449号）
【摘要】根据国家能源局的申请，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就《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进行了法律解释，明确海上油气田的投资主体应当承担生产设施的废弃处置责任，履行相关的海洋环境保护、生态恢复义务，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计提所需专项资金。现转发给你们，请在工作中贯彻落实。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342号
【裁判摘要】关于《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给予适当补偿”如何理解的问题｜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或者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条规定，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并根据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的实际年限和开发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第八条规定，财产征收征用应遵循及时合理补偿原则，给予被征收征用者公平合理补偿。因此，结合我国土地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国家依法保护产权政策，对于上述“给予适当补偿”，不宜单纯以法条规定的文意为限，不能静止、孤立、机械地解释为以受让土地价格为基础给予相应补偿，而宜作统一的法律解释。即行政主体因公共利益需要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回的土地使用权以出让方式供应的，应当根据土地面积、剩余土地使用年期、原批准用途、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城市规划限制等，参照市场地价水平经专业评估后予以补偿；收回的土地使用权以划拨方式供应的，参照评估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核定土地使用者应有权益后予以补偿；确定补偿标准的基准日，原则上应当以行政主体作出收回决定的日期或者以收回土地事宜向社会公告的日期为准。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按照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当时的市场价值给予补偿，也均同意通过评估方式确定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客观合理价格。因此，二审判决认为“对华庆公司给予适当补偿，即应以华庆公司受让取得涉案地块的价格为基础适当补偿”，不符合《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立法原意，也与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不符，本院予以指正。
摘要2：【解读】（１）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标准为市场价：应当根据土地面积、剩余土地使用年期、原批准用途、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城市规划限制等，参照市场地价水平经专业评估后予以补偿；收回的土地使用权以划拨方式供应的，参照评估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核定土地使用者应有权益后予以补偿。（２）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基准日：确定补偿标准的基准日，原则上应当以行政主体作出收回决定的日期或者以收回土地事宜向社会公告的日期为准。
摘要1：【案号】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浙10行终218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六十四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有关具体问题的法律询问进行研究予以答复，并报常务委员会备案。”之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关于提请明确对行政处罚追诉时效“二年未被发现”认定问题的函的研究意见》对各行政监督机构具有普遍适用性。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上诉人在2013年2月1日参加临海市博物馆、城市规划展览馆项目招投标活动中采用虚构业绩的方式取得第二中标候选人资格的违法事实清楚。被上诉人临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发现上诉人违法行为的时间为临海市四建公司的投诉时间即2013年2月4日，故该违法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在二年内未被发现，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被上诉人临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根据临海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建议，在履行立案、调查、告知、听证等程序后，作出临建稽罚决字[2016]第003号行政处罚决定，对上诉人处以罚款人民币518519元，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量罚得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被上诉人临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未对上诉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故并不违反上述规定。被上诉人临海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临政复决字[2016]35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１】（１）行政处罚的立案时间不等同于该处罚指向的违法行为的发现时间；（２）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就某一具体个案所作出的法律解释均可在同类案件中援引适用。
【解读２】基本案情：（１）原告在2013年2月1日参加招投标，并于当日成为第二中标候选人；（２）2013年2月4日临海市四建公司向临海市招投标管理站投诉，认为原告申报业绩沁阳市广场名居工程5某楼不存在，项目负责人业绩造假；（３）2013年2月26日临海市招投标管理站因原告在投标过程中弄虚作假，作出取消原告第二中标候选人资格处理决定；（４）2016年1月28日，第一被告根据临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对原告在招投标过程中虚构业绩违法行为决定立案查处，于2016年6月15日作出罚款处罚决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624号
【裁判要旨】一方当事人提出鉴定申请而另一方不同意的，法院能否启动鉴定程序？对于一方当事人提出鉴定申请，仅是另一方当事人不同意鉴定的情形，更不存在鉴定程序无法启动之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后半段的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前述规定中的“协商不成”，应当理解为既包括“当事人均同意鉴定，仅对鉴定部门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形，还包括“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另一方当事人不同意鉴定，导致协商不能”的情形。对于后一种情形，仍然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相关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未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按照“举重以明轻”的法律解释原则，在当事人不申请鉴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尚可以根据案件审理需要依职权启动鉴定程序，则对于一方当事人提出鉴定申请，仅是另一方当事人不同意鉴定的情形，更不存在鉴定程序无法启动之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5103号
【裁判摘要】虽然《担保制度解释》第九条制定的依据是《公司法》第十六条，且《公司法》并未修改或者废止，但由于《公司法》第十六条并无关于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特别规定，因此《担保制度解释》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规定属带有规则创制性质的法律解释，不应赋予其溯及既往的效力，故《担保制度解释》第九条对本案亦不适用。
摘要2：
摘要1：解读：虽然《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９条制定的依据是《公司法》第１６条，且《公司法》并未修改或者废止，但由于《公司法》第１６条并无关于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特别规定，因此《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规定属带有规则创制性质的法律解释，不应赋予其溯及既往的效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60号
【裁判要旨】银行因虚假承诺“续贷”骗取过桥方资金需要依法赔偿过桥方本金及利息损失。
【裁判摘要１】合同之外第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该第三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参考上述规定，按照“举重以明轻”的法律解释方法，在法律行为事实上已经无法撤销的情况下，对于行为人受欺诈实施法律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当然有权向欺诈者请求赔偿。本院（2001）民监他字第9号复函的内容，体现了上述解释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关于“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在本案中可资适用。
【裁判摘要２】据此，判断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是否需承担赔偿责任，应当从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欺诈的故意、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四个方面予以考量，具体包括：1.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是否存在告知虚假情况和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行为；2.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是否有欺诈的故意；3.林某某是否合理依赖民生银行福州分行的不当表述而作出意思表示；4.林某某是否因作出了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意思表示而遭受金钱损失。……本案中，由于民生银行福州分行和林××的欺诈行为导致林某某出借的款项不能得到偿还，林某某所遭受的损失除实际出借款项本金外，也必然包括相应的利息损失。……综上，原审将民生银行福州分行的赔偿范围限于林××的刑事退赔责任，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林某某要求民生银行福州分行偿还本金及利息的诉请，应当得到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未获刑事退赔能否提起民事诉讼？——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年8月20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293号刑事判决，判决林××犯诈骗罪、退赔被害人林某某经济损失人民币9192394.01元。林某某在该刑事案件的一审判决作出后，因未获退赔提起本案民事诉讼，以民生银行福州分行配合林××隐瞒事实诱骗林某某提供借款为由要求民生银行福州分行返还扣划的款项并赔偿利息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2〕21号）（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本院认为，《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所禁止的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向被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未禁止刑事诉讼结束后被害人可以另行针对其他应负责任的民事主体提起民事诉讼以寻求救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不能弥补损失的，以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之外的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损失赔偿，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因此，林某某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另行对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提起民事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受理条件，原审法院予以受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裁判摘要１】案涉《差额补足协议》的性质问题……综上，案涉《差额补足协议》不具备保证合同的从属性特征,广州农商银行上诉主张该协议为独立合同,符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广东高院予以采纳。
【裁判摘要2】对方提供法定代表人面签合同的照片无须再对法定代表人签名进行鉴定——关于是否应当对《差额补足协议》上中×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进行鉴定的问题。广州农商银行在一审期间提交了其员工与中×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周××面签《差额补足协议》的多张照片，上面清晰显示了周××代表中×公司签署《差额补足协议》的过程。即使周××未在《差额补足协议》上盖章，甚至盖的是假章，只要周××在该协议上的签字是真实的，仍然应当视为周××代表中×公司与广州农商银行签署该协议。因此，在中×公司未能举证推翻上述照片真实性的情况下，其申请对《差额补足协议》上该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进行鉴定，缺乏必要性，一审法院对其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未经公司决议程序的差补协议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对外提供非典型担保的情形是否应当适用上述规定，立法未予明确。但根据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与本案相关事实，广东高院认为不足以认定案涉《差额补足协议》符合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理由如下：第一，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担保行为涉及公司以及股东的重大利益，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所作出的对外担保行为必须以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具体到本案，案涉《差额补足协议》对于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而言是纯负担合同，本案没有其他证据显示该三公司具有签订该协议的合理原因。因此，在对公司与股东利益的影响上，差额补足义务与担保责任是一致的，要求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订《差额补足协议》时应当经公司机关决议，符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适用范围进行目的性扩张的法律解释方法，符合“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要求。第二，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签订《差额补足协议》时，该三公司均为上市公司。
摘要2：（续）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其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程度较封闭公司更高，法定代表人的道德风险更大，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对法定代表人进行监督的成本很高。而上市公司的重大经营事项应当符合公开披露的要求在三公司均未对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的事项予以公告的情况下要求广州农商银行作为纯获利益的一方，在签订协议时负有甄别三公司法定代表人实施的行为是否符合公司真实意思的注意义务，并未不合理地加重其负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广州农商银行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尽到注意义务，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超越权限的情形，因此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主张其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对三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理据充分广东高院予以采纳。
【裁判摘要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2条，合同不成立时发生的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应当参照上述规定，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就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而言，该三公司对其法定代表人负有选任监督的责任，对其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符合当时的司法实践与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就广州农商银行而言，其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对三公司签约代表人的权限进行审核的成本较低，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过错程度较大。一审判令广州农商银行及中×公司等各自承担50%的责任，与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不符，应予调整。因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系各自独立与广州农商银行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相互之间不存在意思联络，不符合共同承担责任的主观要件，应当分别向广州农商银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根据各当事方的过错程度，广东高院酌定××公司、中×公司分别在95140万元（3171333333.33元×30%）的范围内对华翔公司不能清偿的案涉债务向广州农商银行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裁判摘要】股东不属于《保险法》第６２条规定的组成人员——本案争议在于股东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二条所指的组成人员。解决该问题应当依法律解释的方法，探究法律客观的规范意旨。从文义角度而言，法人的内部工作人员一般被称为组成人员。股东不是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内部组织机构。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使用“公司由几名股东组成”的表达。所以，股东虽不处于概念的核心领域，但至少处于边际地带。判断股东是否在该概念射程范围之内，就需要通过其他解释方法。诚如再审申请人所言，保险法之所以对保险代位权行使对象加以限制，其原因在于限制对象与被保险人具有经济上的“一致的利益”，向限制对象追偿等于直接向被保险人追回保险赔偿金。但此种经济上“一致的利益”需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直接的联接。公司制度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即在于法人人格的独立。股东与公司在财产上不存在直接关联，股东只能通过公司发放股息、红利间接获得公司成长带来的收益，股东的财产减损则不会导致公司任何的财产减损。所以，对被保险人的股东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不会导致被保险人利益减损，将股东列入被保险人组成人员范围，与规范目的不符。
摘要2：【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沪02民终325号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3年第1期(总81期)】
【摘要】国家部委内设机构无权就相关行政法规作出解释——依据《盐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本条例由轻工业部负责解释，盐务局提供的中盐政[2000]109号《关于对上海市盐务管理局﹤关于请求解释“盐的批发业务由各级盐业公司统一经营”的请示﹥函复函》系国家轻工业局内设机构盐业管理办公室的文件，国家轻工业局盐业管理办公室无权对《盐业管理条例》作出解释，且该复函亦未对外公布，故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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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被执行人住所地并非执行管辖法院；（２）以发行案涉股票的公司的住所地为被执行的股权财产所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选择向第一审法院以外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确定管辖的连结点是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而非该财产的权利主体即被执行人的住所地。鸿达集团主张，本案执行的是鸿达集团持有的股票，鸿达集团的住所地在广州，因此财产所在地应为广州。该主张实际是以被执行人的住所地为连结点确定管辖法院，不符合法律规定。关于股票财产所在地问题，目前并无法律或司法解释明文规定。因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从事证券经纪业务的机构所登记、结算、托管的仅是作为股权凭证的股票，而股票所代表的股权财产价值需要通过该股权的发行公司实现，故最高人民法院（2010）执监字第16号《关于法院能否以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地为财产所在地获得管辖权问题的复函》认为，股票所代表的股权财产所在地应当是该股票发行公司的住所地。该函虽是个案答复，但在无相反法律解释的情况下，其他案件可以参照处理。鸿达集团关于以股票的托管地和实际扣划地为连结点确定管辖权的主张，并非法律或司法解释所确认的观点。因此，本案扬州中院参照该复函意见，以发行案涉股票的鸿达股份公司的住所地为被执行的股权财产所在地，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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