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诉人练志伟与被上诉人陈如明及原审被告林惠贞、郑秀英及原审第三人福州市常青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诉人练志伟与被上诉人陈如明及原审被告林惠贞、郑秀英及原审第三人福州市常青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一案的请示的复函(2006年11月13日 [2006]民四他字第22号)
摘要2：
上诉人北京黄金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携程计算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河北康辉国际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虚假宣传
摘要1：上诉人北京黄金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携程计算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河北康辉国际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虚假宣传纠纷裁定上诉案
【裁判要旨】已为在先生效裁判确认其合法性的行为，在生效裁判之后的继续履行，仍属于生效裁判的既判力范围。
【裁判摘要】判断是否属于重复诉讼，关键要看是否是同一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同一法律事实提出的同一诉讼请求。虽然两案被诉行为的发生时间和地点有所不同，但对于已为在先生效裁判确认其合法性的行为，在生效裁判之后的继续实施仍属于生效裁判的既判力范围，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不能够被再次起诉。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民二终字第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民二终字第32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双方虽然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在一方当事人已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了的情形下，视为该合同成立。
【裁判规则】虽未签订股权托管协议，但一方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且对方接受的，应视为合同成立并生效。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理认为，华融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与科纺有限公司虽然未正式签订书面的股权托管协议，但双方往来的函件表明当事人就股权托管的问题已达成了一致意见。科纺有限公司以发起人的身份申请设立科纺股份公司，华融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按约定，将其在库棉公司的10478万元净资产折股投人到科纺股份公司，这由科纺股份公司的设立登记申请、验资报告、工商登记等证据予以证明，即双方当事人虽未最终签订股权托管协议，但被上诉人已经实际上履行了出资义务，成为科纺股份公司的股东，且上诉人也已接受，双方之间的事实托管关系已经成立并有效，现没有相反证据证明华融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并非科纺股份公司的股东。据此，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在科纺股份公司没有投资以及双方当事人没有股权托管的事实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关于“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和第四十四条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双方的股权托管关系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因此，上诉人应当全面履行协议，并对其不履行协议的行为向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解读】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双方当事人虽未最终签订股权托管协议，但被上诉人已经实际履行了出资以且上诉人也已接受。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没有投资以及双方当事人没有股权托管的事实主张不能成立，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双方的股权托管关系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全面履行协议。
上诉人昆明傲邦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云南省京剧院、被上诉人云南瑞坤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其他合同纠纷案
摘要1：上诉人昆明傲邦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云南省京剧院、被上诉人云南瑞坤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其他合同纠纷案——债权让与和债权债务概括转让的认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十堰市分行与被上诉人十堰市城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十堰市车城支行、十堰市金穗实业公司债务纠纷一案请示的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十堰市分行与被上诉人十堰市城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十堰市车城支行、十堰市金穗实业公司债务纠纷一案请示的复函（2005年3月2日 [2004]民立他字第58号）
【要旨】因借款人无力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偿还借款的义务，原告又基于借款人的开办单位未实际出资应承担民事责任而提起诉讼的，不属于重复起诉。
摘要2：第二种意见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八十条:“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城区联合社起诉金穗公司、十堰农行,是基于其作为开办单位未实际出资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和金皇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同的法律事实和不同的诉讼主体,故本案不属于一案两诉。城区联合社可以另行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在审理金皇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时,因未发现金穗公司和十堰农行出资未到位和金融机构出具虚假证明的事实,故没有涉及金皇公司的注册资金是否到位的问题,法院仅就借款一事进行审理,并无不当。城区联合社不能以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遗漏事实和当事人为由,增加诉请而申请再审。城区联合社的起诉符合《民诉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法院应予受理。
上诉人顺德市贸促信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顺德市国信实业有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顺德市京顺拍卖行有限公司损害公司权益纠纷案
摘要1：上诉人顺德市贸促信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顺德市国信实业有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顺德市京顺拍卖行有限公司损害公司权益纠纷案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 （2003）佛中法民二终字第169号
摘要2：
四川省汉源县人民法院（2013）汉民初字第2212号；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雅民终字第149号
摘要1：——二审期间作为被上诉人的原审原告可撤回起诉
【裁判要点】《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二审期间，作为被上诉人的原审原告撤回起诉是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应保障其权利行使。但是，为防止原审原告滥用处分权，损害他人权益，人民法院准许原审原告撤回起诉的申请应具备相应条件。
【案件索引】一审：四川省汉源县人民法院（2013）汉民初字第2212号（2013年11月20日）；二审：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雅民终字第149号（2014年3月5日）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闽行终163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闽行终163号
【裁判摘要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确定一个部门为本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不动产登记工作，并接受上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根据《中共德化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整合县不动产登记职责和机构编制调整设置的通知》规定，成立德化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隶属于县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局），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负责办理不动产统一登记及发证的事务性工作等。本案中，上诉人陈苍梧等12人不服被上诉人德化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于2016年6月12日作出的德林权不登告字〔2016〕2号《不予登记通知书》，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以德化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为被告，德化县人民政府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故原审法院将德化县人民政府亦列为被告不当，应予以纠正。
摘要2：【裁判摘要2】根据《福建省林权登记条例》第十条规定，需要对受理的林权登记内容进行公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在森林、林木和林地所在的自然村、村民委员会所在地张贴广告。必要时还应当采取广播电视、网上发布等方式公布。公示期为三十天。公示期内，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并书面答复利害关系人。公示期间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并符合登记条件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九十日内予以登记、发证。《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登记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不予登记，并书面告知申请人：（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二）存在尚未解决的权属争议的；（三）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权利超过规定期限的；（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予登记的其他情形。本案中，被上诉人德化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依法受理上诉人陈苍梧等12人对讼争山场林权的初始登记申请后，在公示期间，部分林地所有权利人内坂村委会、厚德村委会、南斗村委会以上诉人未充分履行承包合同约定义务，且讼争山场林权存在争议为由，对上诉人的林权登记申请提出异议。被上诉人德化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经审查，认为该宗地林权登记的异议成立，根据《福建省林权登记条例》第十条第二款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作出《不予登记通知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并无不当。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南市行一终字第20号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南市行一终字第20号
【裁判摘要】关于上诉人是否具备申请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主体资格的问题。《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二）、（三）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企业登记机关不予核准登记：（二）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正在被执行刑事强制措施的；（三）正在被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通缉的”；以及第八条规定：“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出现本规定第四条所列情形之一的，该企业法人应当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本案中，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证实，第三人钟某因涉嫌职务侵占犯罪，已于2012年5月16日被公安机关决定刑事拘留，由于第三人钟某掌控红白蓝公司公章、营业执照等证件离境，致使该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受到影响，且有可能导致该公司股东权益受到侵害。因此，一审认定上诉人申请的事项与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有关，上诉人具备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主体资格的理由，本院予以采纳。对于被上诉人及第三人提出上诉人不具备申请变更登记主体资格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裁判摘要2】《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是一部行政法规，公司登记或变更登记应以该管理条例作为法律依据。该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而《公司法》第十三条则明确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此外，《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五条亦明确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免职程序，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企业法人组织章程的规定。”本案中，红白蓝公司的初始章程及现行章程均对公司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这一事项进行了明确规定。因此，任命、变更法定代表人应由红白蓝公司董事会以选举董事长的方式进行。虽然《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需要由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决议。从文义看，似乎更换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决议可选择股东会或者董事会作出，但从规范的性质分析，本规定实属任意性规定，当具有公司宪章性质的公司章程作出特别规定时，则应当优先适用公司章程的规定。《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进行审查，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三条也明确规定：“企业登记机关依法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依法进行核实。”根据上述规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材料具有审慎审查的义务。本案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提交的材料仅有免除钟某作为红白蓝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股东会决议、推举公司董事刘某某作为公司新任法定代表人的股东会决议以及拟任法定代表人刘某某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并无红白蓝公司董事会决议。而上诉人所提交的股东会决议不但违背了红白蓝公司章程关于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的规定，也不符合《公司法》有关法定代表人任免的规定以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属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材料。
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鲁08行终223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鲁08行终223号
【裁判要旨】企业纳税申报是税务机关征管的重要环节，与企业有无应纳税款无必然联系。企业在纳税期内没有应纳税款的，也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企业享受减税、免税待遇的，在减税、免税期间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裁判摘要１】《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被诉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虽然抬头处打印的是兖州市地税局，但落款处加盖的是鼓楼税务所的公章，案号也是鼓楼税务所的案号；税收征管法在第一章总则中的第十四条规定，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已经将税务所规定为该法所称的税务机关；该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综上，鼓楼税务所系税收征管法规定的税务机关，有权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应认定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鼓楼税务所，而非兖州市地税局，兖州市地税局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被上诉人鼓楼税务所作出被诉通知也并未超越法定职权。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上诉人系已经办理了税务登记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根据税收征管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依法进行纳税申报是纳税人应尽的义务。该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本案中，上诉人对于其与兖州市人民政府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进行房地产开发项目的事实以及于2007年将部分开发房屋交付有关部门冲抵土地出让金的事实并无异议，上述行为即应产生纳税申报义务，由于上诉人对于上述事实在账目上未作处理，被上诉人自2016年从他处了解相关事实后，要求上诉人进行纳税申报并无不当。上诉人所主张的土地出让金数额尚未最终确定以及相关税款应予免交的理由，应在进行纳税申报时予以说明，由税务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予以调查处理，而不应以此为由拒绝履行纳税申报义务。关于上诉人所主张的程序违法的问题，税收征管法并未规定税务机关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要求纳税人进行纳税申报所应当履行的程序，亦未明确规定应当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权，且被上诉人鼓楼税务所在作出被诉通知前已经进行了调查，故上诉人关于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不应予以支持。
【注解】限期纳税申报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具有行政可诉性——2016年5月，被告鼓楼税务所发现诺亚公司交付的部分房屋存在以房屋价款抵顶土地出让金的情形。遂于2016年5月26日作出兖鼓税限改［2016］21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内容为，山东济宁诺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你单位以安置房屋价款冲抵土地出让金，应视为销售业务处理，申报有关税费；以安置房屋价款冲抵土地出让金，构成契税计税价格，应申报契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规定，限你单位于2016年6月13日前到兖州市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办理纳税申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诉人宁波金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西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组取回权纠纷一案的请示的答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诉人宁波金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西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组取回权纠纷一案的请示的答复（2009年10月19日 [2009]民二他字第24号）
【摘要】根据你院来函所述事实，请示问题实质为证券公司违规挪用的客户证券资产被追回后，客户在证券公司破产程序中能否对该部分资产行使取回权。对于这一问题，在2007年11月20日召开的全国法院证券公司破产案件审理工作座谈会已经明确了相关处理原则：如果证券公司违规挪用客户资金和证券，关系清楚、财产并未混同，管理人追回后，可由相关权利人行使代偿性取回权。综上，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倾向性意见。
摘要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桂09民终1882号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桂09民终1882号
【裁判摘要】因涉案抵押物（抵押证号：xxx）已于2016年5月被征收拆除，并获得补偿金960.9191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八条“抵押权因抵押物灭失而消灭。因灭失所得的赔偿金，应当作为抵押财产。”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条第一款：“在抵押物灭失、毁损或者被征用的情况下，抵押权人可以就该抵押物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优先受偿。”，玉林军供站所获得的补偿金应当作为抵押财产，作为抵押权人即信达资产公司广西分公司可以就该抵押物的补偿金主张优先受偿，但是目前该笔补偿金已分配完毕，主张优先受偿的条件已不具备。故信达资产公司广西分公司主张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规定，上诉人信达资产公司广西分公司提出的对本案债权的抵押物优先受偿权及于政府补偿的异地回建房属二审新增加的诉讼请求，因该项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同意调解，对于该主张上诉人信达资产公司广西分公司应另行起诉解决。
摘要2：【解读１】基本案情：（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玉林军供站归还借款本金686462.28元，并支付利息给信达资产公司广西分公司（第一笔借款利息自1995年6月29日起至2016年1月31日止，第二笔借款利息自1995年9月22日起至2016年1月31日止，暂计利息为2649727.56元，以后利息另计）；2.判令原告对抵押物（抵押证号：xxx）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由玉林军供站负担。（２）一审判决：一、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军用供应站偿还借款本金686462.28元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二、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军用供应站支付利息691894.65元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三、驳回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３）二审判决：一、维持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2016）桂0902民初75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项；二、撤销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2016）桂0902民初75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2016）桂0902民初75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被上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军用供应站支付借款利息2649727.56元（利息暂计至2016年1月31日）给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2016年1月31日以后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另计。
【解读２】抵押权认定对抵押物的补偿款未采取保全措施而导致灭失则自然丧失抵押权的优先受偿权。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盐民终字第01318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盐民终字第01318号
【裁判摘要】争议焦点一：关于案涉人防地下车位的权利性质及权利归属问题。（一）关于土地使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土地的地表、地上或者地下分别设立。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采取出让或者划拨等方式。”被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取得了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被上诉人与国土资源部门签订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四条约定了土地使用权的平面界址和空间界址，故被上诉人对本案所涉人防地下车位（在本部分指整个地下车位及其构筑物，下同）相对应的土地，拥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二）关于建筑物所有权。《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所有权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但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该人防地下车位是被上诉人投资建设，属于其建造的构筑物或者附属设施，被上诉人应当对此享有所有权。（三）关于人民防空法的相关规定是否影响物权权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十八条规定：“人民防空工程包括为保障战时人员与物资掩蔽、人民防空指挥、医疗救护等而单独修建的地下防护建筑，以及结合地面建筑修建的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对人民防空工程建设，按照不同的防护要求，实行分类指导。”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防空指挥工程、公用的人员掩蔽工程和疏散干道工程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修建；医疗救护、物资储备等专用工程由其他有关部门负责组织修建。”第二十二条规定：“城市新建民用建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可见，人防工程既有为保障“战时”而单独、专门建筑的工程，也有战时可用、“平时”民用的建筑工程，且不同类人防工程的建筑主体不同，其权属也当然不同，但都要服从防空法的管理，而管理主体与权属主体并不等同。另该法第五条规定：“国家对人民防空设施建设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优惠。国家鼓励、支持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多种途径，投资进行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由投资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结合前述几条规定，可见这是对人防工程“平时”与“战时”的使用问题所作的规定，不是对权
摘要2：（续）属问题的专门界定，相反，该条规定恰恰也说明民用建筑的人防工程应为“投资者”所有。总之，被上诉人对案涉人防地下车位享有除土地所有权之外的较为完整的物权，并且根据《物权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因合法建造设立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人民防空法的有关规定不是对人防工程权属的专门规定，与物权法的规定并不存在冲突与矛盾，对案涉人防地下车位的权利性质及其归属的认定并无影响。
【解读】人防工程的地下停车场产权归属于开发商所有。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8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85号
【裁判摘要１】（１）在立案后确定案件管辖权阶段、尚未进入实体审理环节，本诉原告撤诉的，对反诉不予受理；（２）案件已经进入审理阶段后，本诉原告撤诉的，反诉继续审理——上诉人于2018年9月27日申请撤诉，且申请撤诉的原因在于无法交纳诉讼费，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不准许撤诉的事由，应当准许撤诉。在这种情况下，被上诉人于次日提出反诉，一审法院应当将上诉人申请撤诉这一情形告知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酌定是否坚持提出反诉请求。反诉的目的就是抵消或者吞并本诉的诉讼请求。因此，反诉的存在，必须以本诉为前提，如果本诉已经不存在，虽然不影响反诉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请存在，但不能作为反诉受理。如果被上诉人继续坚持反诉的诉讼请求，可另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准许本诉原告撤诉的，应当对反诉继续审理；被告申请撤回反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的情形，指的是案件已经进入审理阶段后，本诉原告撤诉时对反诉的处理方式，而本案仍在立案后确定案件管辖权阶段，尚未进入实体审理环节，不适用该条规定。
【裁判摘要２】本诉原告诉请解除合同，反诉原告可以反诉请求继续履行合同——双方的起诉均围绕《湖北吉家置业有限公司80%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问题提出，基于相同的事实、相同的法律关系，都将该合同作为起诉证据，且诉讼请求具有对抗性，一方诉请要求解除该合同，一方要求继续履行该合同，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关于反诉的要件，“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
摘要2：【摘要】无论是解除还是继续履行均属于财产性诉求应以合同金额确定案件标的；同时要求违约金的，以合同金额和违约金数额合并计算诉讼标的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一条第二款规定：“有多个财产性诉讼请求的，合并计算交纳诉讼费；诉讼请求中有多个非财产性诉讼请求的，按一件交纳诉讼费。”无论是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还是被上诉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均应视为对合同内容相关财产的处分，属于财产性诉求，应以合同金额确定案件标的额；同时要求违约金的，以合同金额和违约金数额合并计算诉讼标的额。上述司法解释第五百五十二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因此，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级别管辖规定几个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5号）第一条规定：“在当事人双方或一方全部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发生纠纷起诉至法院的，如当事人在诉讼请求中明确要求全部履行合同的，应以合同总金额加上其他请求额作为诉讼标的额，并据以确定级别管辖；如当事人在诉讼请求中要求解除合同的，应以其具体的诉讼请求数额来确定诉讼标的额，并据以确定级别管辖。”但该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不一致，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执行。据此，上诉人的起诉和被上诉人的反诉，诉讼标的额均为合同金额加上请求1000万元违约金的数额，即均为1.428亿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的有关规定，达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级别管辖标准，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的起诉和被上诉人的反诉均有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诉人杨文彬与被上诉人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相关法律问题请示的答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诉人杨文彬与被上诉人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相关法律问题请示的答复（［２０１４］民二他字第３号，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３日）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系针对《企业破产法(试行)》而作的司法解释，现《企业破产法(试行)》已被《企业破产法》替代，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条，根据《企业破产法》对非债务人财产的范围已经作出重新界定，在无其他规定情况下，应结合《企业破产法》及该条司法解释规定对债务人财产进行认定。
摘要2：【注解】《企业破产法》施行后应当以《企业破产法规定二》第２条之规定认定不属于债务人财产的范围。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第二条【非债务人财产】下列财产不应认定为债务人财产：
（一）债务人基于仓储、保管、承揽、代销、借用、寄存、租赁等合同或者其他法律关系占有、使用的他人财产；
（二）债务人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尚未取得所有权的财产；
（三）所有权专属于国家且不得转让的财产；
（四）其他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
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粤12行终134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粤12行终134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被上诉人作出的肇公积金罚字[2017]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是对上诉人致美公司没有履行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设立公积金账户、为职工缴纳公积金的行为进行处理，属于行政处理行为。被上诉人根据原审第三人赵××的投诉，对上诉人是否存在违反公积金管理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先后向上诉人发出《行政执法调查通知书》（肇公积金查[2017]1号）、《行政处理告知书》（肇公积金罚告字[2017]1号）、《补充提供材料通知》（肇公积金通[2017]5号），告知上诉人拟处理的内容及相关权利，程序合法。虽然在上述《行政执法调查通知书》、《行政处理告知书》中参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并不能据此认为本案属于行政处罚行为。被上诉人根据（2015）肇端法民三初字第417号民事判决书、（2016）粤12民终48号民事判决书、原审第三人的投诉资料、上诉人的《行政处理陈述书》和《关于对等的相关意见》等证据，认定上诉人存在从未缴纳住房公积金等违反公积金管理的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案中，因上诉人从未缴纳住房公积金，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限期缴存，符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存；逾期仍不缴存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和《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建金管[2005]5号)第六条“单位补缴住房公积金(包括单位自行补缴和人民法院强制补缴)的数额，可根据实际采取不同方式确定：单位从未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原则上应当补缴自《条例》(国务院令第262号)发布之月（1999年4月）起欠缴职工的住房公积金。单位未按照规定的职工范围和标准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应当为职工补缴。单位不提供职工工资情况或者职工对提供的工资情况有异议的，管理中心可依据当地劳动部门、司法部门核定的工资，或所在设区城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职工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上诉人认为超过两年期限，不应补缴的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根据查明的事实，限期上诉人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和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应当适用《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
摘要2：（续），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但被上诉人在肇公积金罚字[2017]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遗漏援引该条文作为处理的依据，属于适用法律上的瑕疵。本案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欠缴原审第三人的住房公积金全部按照原审第三人离职前十二月的平均工资核算，不符合《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建金管[2005]5号)第六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作出撤销该部分处理决定，并责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判决，处理得当。
【解读】责令补缴住房公积金属于行政处理，不是行政处罚，没有时效限制，也不适用《行政处罚法》关于听证程序的规定。
（2016）苏06行终622号
摘要1：【载《人民司法·案例》2017年第14期，第99页】
【裁判要旨】行政机关为了履行行政职责，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与相对人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行政协议的主要特征为协议主体一方恒定是依法享有行政职权的行政主体，签订行政协议的目的是履行行政职责，实现行政管理目标。行政协议签订、履行过程中行政机关享有行政优益权，即保障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目的不被改变。在履行协议过程中，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需要单方改变、解除协议，甚至可以依法单方作出行政强制、行政处罚。
【案号】 一审：（2016）苏0682行初15号；二审：（2016）苏06行终622号
南通市通州区张芝山镇人民政府与陈某等因不履行行政协议纠纷上诉案
【案号】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苏06行终622号
【摘要】关于协议约定的第1项内容，即由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给付被上诉人陈某、陈某1违法建筑残值回购款39.8万元。．．．．．综上，基本高于实际残值的39.8万元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该约定并无变更或撤销的情形，本院对其合法性、有效性予以认可。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无视其作为一级人民政府理应发挥的诚信引领示范职责，在协议签订之后又以协议内容侵犯公共利益而主张无效的上诉理由，明显有悖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协议约定的第2项内容，即由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支付被上诉人陈某、陈某11.75万元搬迁费。鉴于搬迁费用确系房屋拆除过程中必需支出的实际费用，且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也未就该数额不合理作出实质性辩解。本院对该项约定的合法性、有效性予以认可。关于协议约定的第3项内容，即由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为被上诉人陈某、陈某1调整用地并办理建设审批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第五十四条规定，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应当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本案中，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作为乡、镇人民政府并无调整利用土地以及实施建设审批的终局法定职权，其在案涉协议中所作出的上述约定明显超越其法定职权。
摘要2：（续）而且，南通市国土资源局对案涉违章建筑的处罚决定中，明确责令被上诉人陈某1对其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全部自行拆除。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在对此明知的情形下仍在协议中同意被上诉人陈某、陈某1对现厂房进行四址不变维修，既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与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相悖。因此，双方当事人所作第3项约定属于无效约定。关于协议约定的第4项内容，即被上诉人陈某、陈某1对案涉协议负有保密义务，否则应退还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41.55万元及孳息。由于行政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的目标，行政机关因实现行政管理目标所支付的费用属于公共支出，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在该条款中约定被上诉人陈某、陈某1如违反保密义务即剥夺其依照合同约定享有的补偿权利没有法律依据，这一约定同样因违法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故协议中3、4条款的无效并不影响1、2条款的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苏01行终746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苏01行终746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认定行政协议的标准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机关；二是协议的内容涉及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三是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目标。本案中，案涉协议的甲方为禄口街道办，显然属于行政机关；协议约定的对建筑物进行拆迁、交付土地、支付拆迁补偿款等内容，均属于行政职权的范畴；协议的目的是为S340道路建设工程，明显也具有公共利益性质。因此，本案诉争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被上诉人提出的要求上诉人继续履行协议的诉讼请求，也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诉人称其并未启动征地拆迁程序，故在签订协议时也没有行使行政权力。上诉人的这一解释只能说明其在签订协议之前的相关行政手续是否完备，并不能否定案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
【裁判摘要２】经查，案涉协议系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充分协商后签订，上诉人在签订过程中曾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并就如何计算被上诉人的停产停业损失形成了内容详细的会议纪要。即便该计算方法与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一致，亦属于上诉人自愿选择的结果，且上诉人作为曾多次处理拆迁补偿事宜的行政机关，应当对于如此约定的相应后果有清楚的认识。被上诉人在拆迁过程中与行政机关签订协议，其基于该协议产生的信赖利益应当予以保护。因此，本院认定案涉协议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其内容应当得到履行，上诉人存在未完全履行该协议的情形，且其不履行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３】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签订于2017年4月9日错误。经查，2017年4月9日是案涉协议打印的落款日期，上诉人三名签字人员中有一人名下签署有2017年6月2日，被上诉人未签署日期，但称其盖章和签字之日就是2017年4月9日。在协议文本已经打印完毕，并且被上诉人已经签字盖章的情况下，如上诉人所言其迟至一个多月后才签字盖章，不具有合理性。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并未签署日期，目前也无法判断三人签名的时间是否一致，故不能根据其他工作人员的签署日期来确定上诉人的签署日期。因此，本院认定案涉协议的签署日期为2017年4月9日，双方应当自该日起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上诉人未按期履行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浙行终13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浙行终13号
【裁判摘要】行政协议“违法但有效”——本案中，争议焦点为：一、临港管委会与上诉人签订《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的行为是否合法。针对该争议焦点，本院在庭审举证责任分配中采用了行政机关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二、上诉人主张要求撤销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并责令被上诉人重新签订搬迁补偿协议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针对该争议焦点，本院在庭审举证责任分配中采用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现具体分析如下：一、临港管委会与上诉人签订《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的行为是否合法。原审裁判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本案中，安委办［2012］61号等文件明确，临港管委会系由安吉县人民政府等以规范性文件设立并赋予相应职能的机构，其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实施行政行为。且该管委会于2013年12月30日被撤销后，更无权实施相关行为。临港管委会作出的涉案行政行为由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故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主体适格。但临港管委会在被撤销后却一直未注销公章，甚至于被撤销两年多以后的2016年1月22日仍与上诉人签订涉案补偿协议，该签约行为违法。虽然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追认该协议的效力，但这仅是对涉案补偿协议权利义务的追认，并不能改变临港管委会签订涉案补偿协议行为违法的事实。也就是说，被上诉人的追认行为只会影响协议的效力性审查，但无法改变协议的合法性审查结果。二、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是否存在法定的可撤销情形。．．．．．．综上，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不存在法定的可撤销情形。三、关于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效力。本案中，上诉人与临港管委会于2016年1月22日达成的《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对搬迁补偿金额、
摘要2：（续）搬迁安置方式、付款方式及期限、腾空与拆除等事项作出约定，协议的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不存在法定的可撤销情形。协议签订后，合同双方均依约履行各自义务，政府方面依约支付补偿款，上诉人领取相应补偿款。故涉案补偿协议系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自愿达成，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且补偿协议的内容未并损害上诉人的合法补偿权益。因临港管委会由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等设立，在被上诉人对涉案补偿协议予以追认的情况下，协议效力应予保留。综上，上诉人提出的撤销《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并责令被上诉人依法与其重新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但原审法院在临港管委会签订涉案补偿协议行为违法的情况下，仅以指正方式处理，未在判决主文中对其合法性作出裁判，未能有效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5行初41号行政判决；二、确认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等设立的安吉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与上诉人安吉展鹏金属精密铸造厂签订《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的行为违法；三、驳回上诉人安吉展鹏金属精密铸造厂要求撤销《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并责令被上诉人依法与其重新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诉讼请求。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赣民辖终128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赣民辖终128号
【裁判摘要１】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住所地变更的，由签订管辖协议时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苇禾保理公司与振兴电子公司签订的主合同《国内商业保理合同》约定“凡由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保理商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本案中，保理商苇禾保理公司登记的住所地在江西省××××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规定：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应当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登记为住所。苇禾保理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也在上述同一地址，直至2018年5月23日苇禾保理公司才将住所地变更为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9号博能中心1001-1002室。在变更地址前，上诉人深圳欣迪盟公司与被上诉人苇禾保理公司签订了《国内商业保理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住所地变更的，由签订管辖协议时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依法应由双方签订《国内商业保理合同》时保理商苇禾保理公司住所地所在地新余市内人民法院管辖。又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七条规定：案件受理后，受诉人民法院的管辖权不受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变更的影响。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8年5月22日受理本案，此时苇禾保理公司登记的住所仍为江西省××渝水区××号，之后当事人住所地的变更不影响原审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因此，上诉人深圳苇禾公司请求将本案移送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上诉人振兴电子公司上诉提出本案系因被上诉人苇禾保理公司无法行使商业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而引起的票据纠纷，但又未提交被上诉人无法行使商业承兑汇票票据权利的相关事实和证据，在被上诉人苇禾保理公司依据其与上诉人振兴电子公司签订的保理合同主张权利的情形下，上诉人振兴电子公司主张本案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票据纠纷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将本案移送振兴电子公司所在地江苏省泰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的理由不成立。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苏05行终415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苏05行终415号
【裁判摘要】用人单位并未在职工入职后及时为其办理参保预登记手续而是在工伤事故发生后才为其办理参保手续社保中心无义务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的相关规定，被认定为工伤的职业病人员，用人单位在该职工从业期间依法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分别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未依法为该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工伤保险经办规程》（人社部发[2012]11号）第十条规定，用人单位要为本月申报缴费期结束后新招录的职工及时申报并补缴工伤保险费，登记部门根据其填报的《参加社会保险人员登记变动申报名册》及相关资料，为其办理职工参保预登记，并在下月申报缴费期办理职工参保登记手续。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经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工伤后，用人单位应及时到业务部门办理工伤职工登记，填写《工伤职工登记表》，并提供以下证件和资料：……。上诉人广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昆山人社局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支付一次性工伤伤残补助金及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杨××在发生工伤事故时，上诉人尚未为其办理参保手续，即双方在事故发生时并未建立工伤保险关系。上诉人称杨××于2018年7月12日入职，工伤保险费系按月缴费，其于2018年7月31日为杨××缴纳工伤保险费在合理期限内。但根据《工伤保险经办规程》（人社部发[2012]11号）第十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为本月申报缴费期结束后新招录的职工及时申报并补缴工伤保险费，登记部门根据其填报的《参加社会保险人员登记变动申报名册》及相关资料，为其办理职工参保预登记，并在下月申报缴费期办理职工参保登记手续。而本案中，上诉人并未在杨××入职后及时为其办理参保预登记手续，而是在工伤事故发生后，才为其办理参保手续。因此，被上诉人以杨××发生工伤事故前，未办理参保预登记手续，双方未建立工伤保险关系为由，拒绝支
摘要2：（续）因此，被上诉人以杨××发生工伤事故前，未办理参保预登记手续，双方未建立工伤保险关系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并无不当，其并无义务向杨××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苏03行终118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苏03行终118号
【裁判摘要】发票领购是用票单位和个人取得发票的法定程序，是发票投入使用的第一步。领购发票不仅仅是一种申领和发放发票的行为，更是税务机关依相对人的申请依法赋予其使用发票权利的一种行政措施。税务机关有权依法赋予用票单位和个人使用发票的权利，用票单位和个人获得使用发票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后续环节依法开具和保管发票的义务。领购发票只是使用发票的开始，发票管理相对人一旦获得发票的使用权，就可以根据自身经营业务的需要自主安排发票的使用，这种使用经常处于税务机关的管理控制和监督之外，为防止发票被不正当使用，税务机关对发票使用的管理不能仅依赖事后的检查监督，还应加强事前的制度预防。《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需要领购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持税务登记证件、经办人身份证、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样式制作的发票专用章的印模、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发票领购手续。主管税务机关根据领购单位和个人的经营范围和规模，确认领购发票的种类、数量以及领购方式，在5个工作日内发给发票领购簿。”依据上述规定，用票单位和个人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发票领购手续，税务机关应按照领购发票的单位和个人的经营范围和规模确认领购发票的种类及领购方式。本案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领购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要求按照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资格领取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作出《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上诉人如实提供二手车交易市场的有关证件、资料以核定供票资格，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二手车交易市场是指依法设立，为买卖双方提供二手车集中交易和相关服务的场所。”第四条规定：“二手车经营主体是指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从事二手车经销、拍卖、经纪、鉴定评估的企业。”第二十六条规定“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应当为二手车经营主体提供固定场所和设施，并为客户提供办理二手车鉴定评估、转移登记、保险、纳税等手续的条件。”本案上诉人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是：二手车销售、市场设施租赁；农用机械销售，汽车信息咨询服务。由于二手车销售企业和二手车交易市场企业均可以领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申请人营业执照中的经营范围包括二手车销售但未包括二手车交易、二手车市场管理服务的经营范围。
摘要2：（续）因此，上诉人以二手车交易市场主体的身份向被上诉人申请领购发票，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没有提供材料证明其具有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条件的情况下未向上诉人发放发票的行为，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徐州市建伟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与国家税务总局徐州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再审行政裁定书》【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苏行申1298号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需要领购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持税务登记证件、经办人身份证、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样式制作的发票专用章的印模、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发票领购手续。主管税务机关根据领购单位和个人的经营范围和规模，确认领购发票的种类、数量以及领购方式，在5个工作日内发给发票领购簿。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应当为二手车经营主体提供固定场所和设施，并为客户提供办理二手车鉴定评估、转移登记、保险、纳税等手续的条件。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建伟公司向原车税分局申请领取《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原车锐分局依法应当对申请领购发票的纳税人，应结合其经营行业、经营项目、经营规模，对申请领购发票的票种、版别、数量认真进行核对和确认，故原车税分局作出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建伟公司提供二手车交易市场的有关证件、资料以核定建伟公司的供票资格，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建伟公司提供的工商营业执照中载明的经营范围为“二手车销售、市场设施租赁；农用机械销售，汽车信息咨询服务”，并未包含二手车交易，故建伟公司以二手车交易市场主体身份向原车税分局申请领购《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缺乏事实根据。建伟公司请求法院责令原车税分局为其发放《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建伟公司的诉讼请求正确。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沈中行终字第973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沈中行终字第973号
【裁判摘要１】税务处理决定被撤销而要求返回已缴纳税款争议不适用纳税争议之复议前置规定——本案系被上诉人基于税务处理决定被撤销而要求返还其已缴纳的税款,该情形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条所规定的“纳税争议”,故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所规定的需经复议前置才可依法起诉的情形。被上诉人具有本诉原告主体资格,原审认定正确。
【裁判摘要２】本案涉及两个税务处理决定。经审查,两个决定虽决定补缴金额不同但系针对同一对象存在的相同事实作出,2012年的处理决定因“事实叙述不清、法律适用不妥”被撤销之后,上诉人针对相关事实及适用法律尚未给出最终处理意见,故2012年的处理决定虽被撤销,但被上诉人因该决定所补缴的516,862.02元,并不必然发生即时返还的效力。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关于行政机关履责期限的规定,上诉人撤销先前决定尚需作出新决定的,新的决定应在撤销决定作出之日起六十日的合理期限内作出。本案中,上诉人2013年1月31日撤销了2012年的处理决定,直至2013年6月4日才作出新的处理决定,已经超出六十日的合理期限,上诉人超出六十日至作出新的处理决定期间未予返还被上诉人已缴税款的行为,缺少事实前提,没有法律依据,应该确认违法。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要求确认上诉人在撤销决定作出之日起10日内未返还其已缴全部税款的行为违法。经审查,上诉人系基于“事实叙述不清、法律适用不妥”作出撤销决定,通过该撤销理由尚不能认定被上诉人已缴税款是否超过其应缴纳税额。故被上诉人依据上述规定要求上诉人于10日内返还其已缴全部税款,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１】（１）2012年11月20日被告作出第二稽查处(2012)155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第二稽查罚(2012)15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２）2013年1月31日被告撤销了2012年11月20日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３）2013年6月4日被告作出第二稽查处(2013)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为原告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存在善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应补缴增值税,不加收增值税滞纳金,补缴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对原告已缴纳的增值税滞纳金111,948.01元予以退回,对原告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404,914.01元未做处理。2013年6月8日被告为原告办理了退还增值税滞纳金111,948.01元的退税手续,并经上级税务机关审批后将上述税款退还给原告。（４）原告认为被告应依法返还原告缴纳的增值税、增值税滞纳金、企业所得税及企业所得税滞纳金,故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未按规定返回原告税款516,862.02元的行为违法。
【解读２】一审判决：判决确认被告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未按规定退还原告税款516,862.02元的行为违法。二审判决：确认上诉人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自2013年1月31日起超出60日至2013年6月4日作出新的处理决定之前未返还被上诉人沈阳东管冶金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已缴税款516,862.02元的行为违法。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6）佛中法行终字第112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6）佛中法行终字第112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条和第十四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作为地方税务局有行使税收管理的职权。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赖立克是不是本案中股权转让的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九条“除税务机关、税务人员以及经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委托的单位和人员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税款征收活动”的规定，上诉认为履行代扣代缴义务应以税务机关的委托为前提。该法律条款是对征税主体和方式的规定，明确了税款征收为税务机关与税务人员的直接征收和税务机关依法委托的单位和人员征收两种方式。扣缴义务人不是征税主体，它履行的是法定的扣缴义务，而不是征税权，该扣缴义务不是以税务机关的委托为前提。故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第二款 、第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第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条的规定，上诉人认为代扣代缴义务人只能是单位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根据以上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周××转让股权给上诉人的活动中，上诉人是个人所得税的法定扣缴义务人，负有代扣代缴税款的义务，应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同时扣缴义务的繁难程度并不影响义务的当然履行。本案中上诉人于2003年1月完成了与周××的股权转让，但其一直未履行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其行为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对上诉人应扣未扣税款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同时上诉人应根据受让周××股权所签订的合同所载股权转让金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缴纳印花税。但上诉人少缴应纳税款，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违章处罚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在应纳税凭证上未贴或者少贴印花税票的或者已粘贴在应税凭证上的印花税票未注销或者未画销的，适用《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的处罚规定”的规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少缴应纳税款的行为也应作出处罚。
摘要2：（续）本案中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违法事实，在依法确定上诉人应扣未扣税款及应缴纳而未缴纳印花税款数额的情况下，依法对上诉人作出了处罚，其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虽然被上诉人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使用了“建议”对赖××处以应扣未扣周××财产转让所得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153204.81元百分之五十的罚款76602.41元的不当措辞，但该措辞瑕疵并不导致该项处罚决定的必然撤销。该项处罚决定应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强制力。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1027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1027号
【裁判摘要１】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以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为由拒绝履行股权转让合同，已经构成违约。原审法院则确认上诉人负有确保股权变更登记至被上诉人名下的义务，并据此认定上诉人构成违约。本院认为，从合同约定来看，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并未规定上诉人负有确保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义务。同时，尽管航旭公司股东会决议有过半数股东同意上诉人将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但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会过半数股东同意股权转让的决议结果，并不限制其他股东对转让股权行使优先购买权。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虚构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事实、或上诉人与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阻碍股权转让等事实的前提下，上诉人以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建议终止《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的行为，并不存在可归责的过错，不属违约行为。．．．．．．被上诉人起诉时以上诉人拒绝履行合同构成违约为由主张损害赔偿。对此本院已经阐明观点，即上诉人对《股权转让协议》不再履行并不存在过错，故其无需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但是，基于上诉人在双方《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未及时返还定金，造成被上诉人一定损失，故上诉人除需返还该笔定金外，还应承担逾期支付该笔款项期间的利息。考虑到资金支付的便利现实和上诉人占用资金的客观情况，本院以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次日为利息起算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来计算该利息。
【裁判摘要２】关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问题，本院认为应结合双方的行为和意思表示来作出判断。从上诉人《关于股权转让的函》的内容来看，上诉人提出因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无法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并建议终止《股权转让协议》。按合理解释，该建议应可理解为其要求与被上诉人协议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对于上诉人的上述建议，被上诉人在《复函》未直接予以回应，但其直陈上诉人违约，并且主张对合同内容变更后继续进行股权转让。而在上诉人对此的书面回复中，上诉人明确表示不参与被上诉人提出的变更合同协商。也就是说，在此阶段，双方当事人对《股权转让协议》的处理分别提出了解除和变更的主张，但均未获得对方认可。由于双方尚未达成解除或变更《股权转让协议》的合意，故《股权转让协议》在当时仍属有效合同。而在被上诉人之后发出的接受“股权转让事宜失败”的2008年9月3日函件中
摘要2：（续）被上诉人明确要求“股权转让定金30万元整退回”。对此本院认为，从合同法的角度，被上诉人的这一主张应解释为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且该主张与上诉人之前的意思表示一致，由此，《股权转让协议》在被上诉人作出这一意思表示后解除。
【解读１】一审判决：一、确认淼润森公司与星宁公司、虞××、严×于2008年3月24日签署的《关于上海航旭织带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于2008年4月30日解除；二、星宁公司、虞××、严×共同双倍返还淼润森公司30万元定金（返还总数为60万元）。
【解读２】二审判决：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09）浦民二(商)初字第703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上诉人上海星宁机电有限公司、虞××、严×与被上诉人淼润森（苏州）货物捆绑器制造有限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于2008年9月3日解除；三、上诉人上海星宁机电有限公司、虞××、严×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向淼润森（苏州）货物捆绑器制造有限公司返还定金人民币3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08年9月4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注解】出让人以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终止《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的行为并不存在可归责的过错，不属违约行为，不适用双倍返还定金罚则。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565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5656号
【裁判摘要】商品房备案价格是房产开发企业于申请预售时在当地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的价格，原则上实行“一房一价”备案，实际销售时不得突破，但并非绝对不可调整的固定销售价格，备案价格具体变动可由当地房地产主管部门结合当地实际依法依规确定。经一审法院函询，南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复函嘉和城高迪公馆商品房备案毛坯均价为每平方米9400元，未指明案涉房屋的具体备案价格，亦未说明案涉房屋备案价格可否依法依规作出调整，蒙××也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其所称嘉和置业公司实际收取高于案涉高迪公馆房屋备案价格的房款，证据不足。当事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买卖合同，原审法院确认该合同无效，并认定案涉高迪山别墅买卖合同定金实际上是购买案涉房产的价差房款，判决不予返还，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无不当。
《蒙某某、广西嘉和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桂民终22号
【摘要】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应为无效，理由如下：第一，从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上诉人系明知为购买高迪公馆房屋需与被上诉人签订两份合同，其中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的目的是支付高迪公馆房屋的价差房款。由此可见，双方当事人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时所作出的意思表示与其内心真实意思不一致。第二，为达成购买高迪公馆房屋的目的，双方当事人共同作出了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的意思表示，该合同属于双方当事人为购买高迪公馆房屋而共同作出的虚假意思表示。第三，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后，双方当事人均清楚该合同的目的，故并未实际履行此合同。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的规定，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应认定无效，上诉人主张该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上诉人主张案涉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及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虽然目前商品房交易市场处于卖方市场的行业状态，但是购房者仍具有基于对房屋地段、环境、质量、户型、品牌、价格等因
摘要2：（续）但是购房者仍具有基于对房屋地段、环境、质量、户型、品牌、价格等因素的考量从而决定购买与否的选择权，故不存在被上诉人利用优势地位误导购房者作出非理性判断的问题。第二，双方当事人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的目的在于购买高迪公馆房屋，该隐藏目的并非“非法目的”。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而《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是相关国家行政部门为了规范房地产行业所制定的调控政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之规定，以上均不属于否定合同效力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四，案涉商品房销售的业主具有特定性，不涉及不特定社会公众，故不属于侵犯公共利益和违背公序良俗。第五，商品房销售中的备案价是政府近年来为了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而采取的调控措施，开发商对于其违反备案价销售的行为，可能面临责令限期整改、罚款等行政处罚，故应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规范和处理。
关于上诉人请求返还已付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项下房款及赔偿利息损失应否支持的问题。如前所述，双方当事人虽以虚假的意思表示签订了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但该虚假意思表示下所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购买被上诉人所开发建设的高迪公馆房屋，双方当事人均清楚知悉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项下所支付的定金实为支付高迪公馆房屋的部分房款，且房屋也已经交付完毕，所隐藏的真正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故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主张返还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项下购房款及利息损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桂11民终883号
摘要1：【裁判摘要1】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因买卖合同款结算引起的纠纷，双方的争议焦点是：结算款中是否应当扣除资源税。根据双方签订的《标准材料采购合同》第一条约定，“以上单价为含普通税到搅拌站价格”，应当理解为在买卖合同履行中涉及的税费应当由供货方(原告)负担。该约定虽然没有具体列明普通税包含哪些税种，但并没有排除资源税。另据国家税务总局钟山县税务局的复函及其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第十一条“收购未税矿产品的单位为资源税的扣缴义务人”之规定，第十三条“本条例第十一条把收购未税矿产品的单位规定为资源税的扣缴义务人，是为了加强资源税的征管。主要是适应税源小、零散、不定期开采、易漏税等税务机关认为不易控管、由扣缴义务人在收购时代扣代缴未税矿产品资源税为宜的情况”之规定，由被告长宏公司履行代缴资源税有法律依据。被告长宏公司提供的由钟山县税务局开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也进一步证明了长宏公司代缴了本案所涉矿产品资源税，税费按扣款明细所列确定为25,266.60元。综上，被告长宏公司关于扣除资源税的答辩意见该院予以支持。
【裁判摘要2】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涉案河砂的资源税由谁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第一条第一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开发应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为资源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资源税。”《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2011年修订)第十一条“收购未税矿产品的单位为资源税的扣缴义务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三条“条例第十一条把收购未税矿产品的单位规定为资源税的扣缴义务人，是为了加强资源税的征管。主要是适应税源小、零散、不定期开采、易漏税等税务机关认为不易控管、由扣缴义务人在收购时代扣代缴未税矿产品资源税为宜的情况”之规定，虽然被上诉人长宏公司是资源税的扣缴义务人，但并不一定是资源税的实际承担者。在买卖合同中,双方在协商产品的价格时,可以就税费的承担问题进行约定。本案中，双方签订的《标准材料采购合同》第一条约定“以上单价为含普通税到搅拌站价格”，其中普通税并未明确范围，上诉人主张普通税仅指增值税，本院对此不予认可，上诉人作为矿产品销售者，应当清楚矿产品销售应当缴纳资源税，在此情况下，其仍未在合同约定的“普通税”中明确排除资源税，
摘要2：（续）或者将普通税明确约定为增值税，应当理解为在买卖合同履行中涉及的税费应当由供货方(原告)负担。该约定虽然没有具体列明普通税包含哪些税种，但并没有排除资源税。因此，上诉人主张资源税应由被上诉人长宏公司承担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数额问题，被上诉人长宏公司提交了钟山县税务局开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并按销售时河砂的资源税税率计算出本案涉案河砂的资源税额为25,266.60元，本院予以确认。
【注解】资源税的扣缴义务人已交税费应由合同约定的税费承担义务人承担。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2)沪一中行终字第292号
摘要1：【裁判摘要】消防机构将火灾案件向公安刑事侦查部门移送后是否具有作出火灾事故原因认定及出具火灾事故认定书的法定职责？｜（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未涉嫌犯罪的火灾事故负责调查火灾原因，统计火灾损失，并制作火灾事故认定书；（２）涉嫌犯罪行为的火灾案件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刑事侦查部门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已作出刑事案件立案决定的情形下不再具有作出火灾事故原因认定及出具火灾事故认定书的法定职责——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将本案所涉火灾案件向公安刑事侦查部门移送后，是否具有作出火灾事故原因认定及出具火灾事故认定书的法定职责。本院认为，公安部《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第十条规定，有人员死亡的火灾；国家机关、广播电台、电视台、学校、医院、养老院、托儿所、幼儿园、文物保护单位、邮政和通信、交通枢纽等部门和单位发生的社会影响大的火灾；具有放火嫌疑的火灾，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立即报告主管公安机关通知具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公安机关刑侦部门接到通知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参加调查；涉嫌放火罪的，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应当依法立案侦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予以协助。该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向有关主管部门移送案件，应当根据案件需要附案件移送通知书、案件调查情况、涉案物品清单等相关材料。另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消防刑侦部门火灾调查工作协作规定》第七条规定，经调查，排除放火嫌疑的，刑侦部门应当向消防部门移交全部调查、检验鉴定等案卷材料，并撤出现场，终止调查工作；第八条规定，经调查，涉嫌放火犯罪的，消防部门制作案件移送通知书，将全部调查、检验鉴定等案卷材料连同火灾现场一并移交刑侦部门，并根据需要协助刑侦部门开展工作；第九条规定，刑侦部门应当自接到案件移送通知书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进行案件审查，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移送案件的消防部门。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向消防部门退回案卷材料、移交火灾现场。根据上述规定，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未涉嫌放火、失火或消防责任事故等犯罪的火灾事故，负责调查火灾原因，统计火灾损失，并制作火灾事故认定书；而涉嫌犯罪行为的火灾案件，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刑事侦查部门立案调查。且上述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一条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具有火灾事故调查、事故认定的职责规定，并无冲突。因此，被上诉人在将本案所涉火灾案件全部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刑侦部门，
摘要2：（续）且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已作出刑事案件立案决定的情形下，答复告知上诉人不再具有对其作出火灾事故原因认定及出具火灾事故认定书的法定职责，并无不当。上诉人坚持要求被上诉人履行上述职责，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岩行终字第41号
摘要1：【裁判摘要】1、关于上诉人取得驾驶证中的c1和e准驾资格是否属于一种行政许可还是两种行政许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 规定：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三）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第五十四条规定：实施本法第十二条第三项所列事项的行政许可，赋予公民特定资格，依法应当举行国家考试的，行政机关根据考试成绩和其他法定条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赋予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特定的资格、资质的，行政机关根据申请人的专业人员构成、技术条件、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等的考核结果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公民特定资格的考试依法由行政机关或者行业组织实施，公开举行。行政机关或者行业组织应当事先公布资格考试的报名条件、报考办法、考试科目以及考试大纲。但是，不得组织强制性的资格考试的考前培训，不得指定教材或者其他助考材料。联系本案而言，上诉人取得准驾车型c1和e是依据前述法律规定的不同报考年龄条件、程序、考核方法等分别取得，明显不属于一种行政许可，应当属于两种不同的行政许可。2、上诉人驾驶摩托车违法，被上诉人是否可以同时吊销上诉人c1和e驾驶资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联系本案而言，正如上述第1点所述，上诉人取得驾驶证中的c1和e准驾资格是属于两种不同的行政许可的情况下，被上诉人驾驶摩托车违法，上诉人却将其准驾小车c1的资格一并吊销，上诉人的这种处罚决定既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也是与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过罚相当原则”相违背的。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未遵循合理行政原则的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采纳。3、国法秘政函（2012）244号国务院法制办秘书行政司《对有关条款适用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能否作为本案处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联系本案而言，上诉人驾驶已达到报废标准的两轮摩托车上路行驶这一违法事实，双方均认可，但上诉人起诉主张只能吊销其摩托车的驾驶资格（即准驾车型e），
摘要2：（续）而不能同时一并吊销小车驾驶资格（即准驾车型c1），被上诉人答辩中则主张其除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规定：“驾驶拼装的机动车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对驾驶前款所列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驾驶人，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外，还主张其还适用了国法秘政函（2012）244号国务院法制办秘书行政司《对有关条款适用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的精神，由此双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第二款“吊销驾驶证”具体含义理解出现分歧的情况下，依前述法律规定，对“吊销驾驶证”是否需要“吊销全部的准驾车型”的解释权应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法秘政函（2012）244号国务院法制办秘书行政司《对有关条款适用问题的意见》第一条属不具有法律授权的解释，故不能作为本案处罚依据，上诉人主张该文解释超出一般国民预测可能性不能作为本案处罚依据的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采纳。
【注解１】当事人取得驾驶证中的C1和E准驾资格是否属于一种行政许可还是两种行政许可？——当事人取得准驾车型C1（小型汽车）和E（摩托车）是依据法律规定的不同报考年龄条件、程序、考核方法等分别取得，不属于一种行政许可，而属于两种不同的行政许可。
【注解２】当事人驾驶摩托车违法能否一并吊销其汽车驾驶证？——当事人驾驶摩托车违法，却将其准驾小型汽车C1的资格一并吊销，这种处罚决定违背“过罚相当原则”。
【注解３】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有关条款适用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能否作为处罚依据？——《立法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据此，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第一款规定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是否需要"吊销全部的准驾车型"的解释权应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条款适用问题的意见》（国法秘政函[2012]244号）第一条关于“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是一种剥夺持证人驾驶任何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资格的处罚，不是只剥夺某一准驾车型资格的处罚”的意见，属不具有法律授权的解释，不能作为处罚依据。
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赣11民终836号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债务人主张持票人通过非法手段取得讼争票据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持票人应对持票的合法性举证——本案诉争汇票自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出票后，经过多个公司背书，最后由青岛雨洁商贸有限公司、济南奥征本焊材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上诉人忆言公司。本案诉争汇票形式上背书连续，上诉人忆言公司通过背书取得汇票。但被上诉人同欣公司抗辩上诉人忆言公司通过非法手段取得本案诉争汇票。上诉人忆言公司所持汇票的合法性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对此，本院综合分析如下：首先，上诉人忆言公司所取得的汇票共七张，票面金额共计3,980,000元，均为同一出票人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本案诉争四张承兑汇票到期日均为2018年9月20日，另三张承兑汇票中，两张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9月16日，一张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9月20日，上诉人忆言公司取得本案诉争四张承兑汇票的时间分别为2018年9月10日、9月12日，而出票人企业经营状况困难的信息，于2018年7月开始在网络上有披露，上诉人忆言公司为防范商业风险按常理在取得汇票之前对出票人的情况会做一定的了解。结合本案诉争汇票共四张，其直接前手有两个不同的公司（案外另外三张其直接前手不详）。但就这四张不同的直接前手如何又背书给同一被背书人，在出票人经营状况困难的情况下，从同一出票人、不同的直接前手获得汇票令人匪夷所思，上诉人忆言公司汇票来源的确蹊跷。其次，结合上诉人忆言公司企业自身情况来看，原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同欣公司的申请，前往上诉人忆言公司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开户银行进行调查取证，从调取的材料中证明上诉人忆言公司于2016年8月29日办理营业执照，自登记以来，未申报生产经营收入，未缴纳过税费。从上诉人忆言公司开户银行查询，没有相应的反映经营活动的银行流水，银行流水未反映出员工工资的支付情况。而上诉人忆言公司营业执照显示其为注册资本500,000元，经营自行车销售的公司，上述如此状况的公司与其直接前手又如何交易、如何取得金额巨大的七张承兑汇票，在该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基础法律关系且经法院询问上诉人忆言公司对如何从其直接前手合法取得诉争汇票未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形下，其汇票的合法性存疑。因此，本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被上诉人同欣公司主张上诉人忆言公司通过非法手段取得本案诉争汇票，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
摘要2：（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依照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持票人有责任提供诉争票据。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后手应当对其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可知，票据虽然具有无因性，但其前提是合法性，法律保护的是合法权利。在被上诉人同欣公司对上诉人忆言公司所持汇票合法性提出抗辩，上诉人忆言公司所持汇票如上分析其合法性确实存疑，为防止非法权利得到司法保护，本院认为，上诉人忆言公司作为持票人依法应对汇票的合法性负责举证，亦应对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上诉人忆言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2019年12月12日原济南奥征本焊材有限公司的法人温××及股东刘×出具的证明以及2019年12月12日青岛××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欲证明上诉人忆言公司是经合法背书转让取得本案诉争汇票，共计支付1,880,000元。但一方面，该两份证明系证人证言，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另一方面，该两份证明无法证明上诉人忆言公司与其前手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且上诉人忆言公司未能提供转账凭证、财务账目账册予以佐证其实际支付了1,880,000元，故该两份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忆言公司合法取得本案诉争汇票，上诉人忆言公司在一、二审中对取得本案诉争汇票的合法性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未完成举证责任。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忆言公司作为本案诉争汇票持有人对作为背书人之一的被上诉人同欣公司行使追索权，因其未举证证明其合法享有汇票权利，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对上诉人忆言公司向被上诉人同欣公司行使追索权的诉请予以驳回，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