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见代理
摘要1：表见代理（表示代理）是指行为人虽然无代理权，但是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利用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而与其为民事法律行为，该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
摘要2：
股权转让公司内部变更登记手续
摘要1：股权转让内部变更登记手续是股权转让的附随义务，主要包括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出资证明书、修改股东名册等
摘要2：【注解】（１）《九民会议纪要》第８条以股东名册作为股权转移的标志，自受让人姓名或者名称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时起受让人取得股权，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手续生效的股权转让除外；（２）股权变更登记不是股东转移的标志（未经登记只是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
摘要1：（１）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是指夫妻因日常家庭事务而向第三人为一定法律行为时的代理权。（２）《民法典》第１０６０条新增规定：“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但是夫妻一方与相对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之间对一方可以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20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208号
【提示】法定代表人以公司财产偿还其个人及个人控制的公司的债务属于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应当认定无效。
【裁判摘要】
1.关于房地产转让协议的性质。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机电公司向绣丰公司出让三套房产，机电公司应得价款用以折抵孙某某及其关联企业一得公司的债务，协议还约定了回购条款，如2008年8月底前孙某某还清债务则房产无需过户，故协议性质为以房抵债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和第一百条的规定，抵销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互负债务。从本案借款形成过程来看，原始借条是由孙某某以其个人名义出具的，款项未汇入机电公司，故绣丰公司和机电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绣丰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在接受慈溪市公安局调查时也明确认可款项是出借给孙某某的。绣丰公司主张机电公司为共同借款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由于机电公司和绣丰公司没有互负债务，不能产生债权债务抵销的后果，因此房地产转让协议约定折抵的实质是由机电公司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为孙某某及一得公司清偿债务，而非房产买卖。
2.关于孙某某以机电公司名义签订协议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法定代表人不得利用职权，以公司财产为其个人偿还债务，是公司法规定的忠实义务的基本要求，不论公司章程是否作出特别规定。本案孙某某私刻公章，以机电公司财产偿还其个人及个人控制的一得公司的债务，属于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
关于孙某某无权代表行为的对外效力。我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相对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应当结合法律规定、交易的性质和金额以及具体交易情境予以综合判定。假定孙某某作为法定代表人以机电公司名义转让房产，绣丰公司向机电公司支付相应转让款，此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即使机电公司内部章程对孙某某代表权有限制性规定，也不具有对抗外部相对人的效力。然而本案所涉的协议条款使机电公司只承担巨额债务而不能获得任何对价，不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且孙某某同时代表公司和个人签约，行为后果是
摘要2：【续】将公司利益转移给个人，具有明显的超越代表权的外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款说明公司法对关联担保这种无对价的特殊交易，对代表权做了限制性规定，必须经股东会同意。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清偿债务的性质较关联担保更为严重，公司直接对外承担债务而不能取得经营利益，如未经股东会同意，将构成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绣丰公司知晓机电公司由几名股东组成，并专门聘请律师草拟协议，在孙某某不能提供股东会同意证明的情形下，绣丰公司根据协议内容理应知道孙某某的行为不是为机电公司经营活动所从事的职务行为，而是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的侵占公司财产行为。绣丰公司以协议和委托书加盖了机电公司公章为由主张善意信赖孙某某代表权的理由不能成立。综合考虑本案的交易过程和事实，绣丰公司应当知道孙某某的签约超越代表权限，绣丰公司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条保护的善意相对人，浙江高院认定孙某某代表行为无效、房地产转让协议不能约束机电公司并无不当。机电公司对本案协议的签订并不知情，对孙某某私刻公章的行为也不具有管理上的失职，绣丰公司要求机电公司依据房地产转让协议承担责任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法定代表人以公司财产偿还其个人及个人控制的公司的债务属于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应认定无效——法定代表人不得利用职权，以公司财产为其个人偿还债务，是公司法规定的忠实义务的基本要求，不论公司章程是否作出特别规定。相对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应当结合法律规定、交易的性质和金额以及具体交易情况予以综合判定。
【解读２】机电公司对本案协议的签订不知情，对孙某某私刻公章的行为也不具有管理上的失误，机电公司不承担责任。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鲁商终字第86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鲁商终字第86号
【提示】法人股东转让股权是否应经其股东会决议通过？
【裁判要旨】
①法人股东进行股权转让的决定属于公司运营过程中的重大事项，不属于董事会日常经营管理过程的事项，董事会无权作为决定；而属于股东会决议的事项。
②股东会关于股权转让的决议无效并不必然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法定代表人超出其权限签订的合同，对于善意相对人该合同有效；对于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恶意相对人合同无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民二终字第3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民二终字第3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因此，当事人在合同书上的签字、盖章的效力，是表明合同内容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据此享有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同时，当事人在合同书上的签字、盖章，还具有使合同相对人确信交易对方，从而确定合同当事人的作用。
【裁判要旨】出借公章签约并担保不能以此对抗善意相对人。
摘要2：【解读】当事人在合同书上签字盖章的效力，表明合同内容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确定合同当事人的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民一终字第8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民一终字第82号
【提示】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告属于邀约邀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公告属于要约邀请，竞买人在竞买申请中提出报价并按要约邀请支付保证金的行为，属于要约。
【裁判摘要】根据合同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公告属于要约邀请，竞买人在竞买申请中提出报价，并按要约邀请支付保证金的行为，属于要约，双方当事人尚未形成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关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因出让公告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撤销公告后，造成竞买人在缔约阶段发生信赖利益损失的，应对竞买人的实际损失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裁判规则】刊登于报纸上的挂牌出让公告与拍卖公告、招标公告相同，是向不特定主体发出的以吸引或邀请相对方发出要约为目的的意思表示，其实质是希望竞买人提出价格条款，其性质应认定为要约邀请。合同法对要约邀请的撤回未作条件限制，在发出要约邀请后，要约邀请人撤回要约邀请，只要没有给善意相对人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要约邀请人一般不承担法律责任。要约邀请不形成合同关系，撤回要约邀请不产生合同上的责任。
【裁判意见】
①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属于民事合同；
②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法律性质是要约邀请；
③明确出让方因出让公告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撤销公告后，造成竞买人在缔约阶段发生信赖利益损失的，应对竞买人的实际损失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而非合同上的违约责任。
④在缔约阶段所发生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必须通过独立的信赖利益的赔偿请求权而予以保护[应为法律特别规定的请求权]，受害人可以直接依据缔约过失请求有过失一方承担责任。
摘要2：【解读1】挂牌出让行为公共行为的法律性质为要约邀请——《合同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明确载明：“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而刊登于报刊之上的挂牌公告与拍卖公告、招标公告相同，亦是向不特定主体发出的以吸引或者邀请相对方发出要约为目的的意思表示，该表示中并不包括合同成立的主要条件，特别是未包括价格条款，其实质只是希望挂牌人提出价格条款，属于当事人订立合同的预备行为，因此其性质而言应为一种“要约邀请”，时间公司2002年11月21日的报价则为本案的“要约”。
【解读2】要约邀请撤回——我国法律对要约邀请的撤回未作条件限制。在发出要约邀请以后，要约人撤回其邀请，只要没有给善意相对人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要约邀请人一般不承担法律责任（取消要约邀请应视为当事人的一项民事权利）。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220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220号
【裁判摘要】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其立法目的在于鼓励交易，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而本案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主要是一方公司人员工代表一方公司对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的确认和对因此而给对方公司造成的损失进行部分赔偿的承诺，是双方的一种善后处理，而且对方公司未充分地举证证明其有理由相信当事人员工有代理权，并且作为善意相对人其付出了信赖利益。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民二终字第12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民二终字第124号
【提示】无效合同不适用《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
【裁判摘要】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对其高级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属于单位具有明显过错的具体表现。
二、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以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而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其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责任。但如果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则合同依法为无效合同，在此情况下不应适用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
【裁判规则1】行为人通过私刻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对其高级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属于单位具有明显过错的具体表现。
【裁判规则2】签订合同只是诈骗行为的形式和手段，该合同系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自始无效。
摘要2：【解读１】合同系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不适用表见代理。
【解读２】借款人伪造贷款文件、虚构贷款用途，以非法占用的目的签订借款合同的行为是诈骗银行信贷资产的形式和手段，符合《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３项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借款合同应属无效。
【解读３】借款人骗取贷款，只要合同当事人一方存在非法目的，即使另一方对此不知情，也可以“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１）借款人单方以非法占用目的骗取银行信贷资金，符合《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３项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因违反《合同法》禁止性规定无效；
（２）银行对借款人的“非法目的”是否知情并不在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时的考量范围内，只要合同一方存在“非法目的”就足以否定与此相关联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效力，而不要对方是否知情更不要求就“非法目的”达成合意。
【基本案情】
（１）２００２年，崔某（时任深圳机场高速总经理、董事会董事，主持日常工作）使用公章以公司名义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签订１.３亿元银行承兑合同，而后将贷款转入由张某担任董事长的西北亚奥公司；
（２）２００３年３月，崔某以公司名义与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签订１.６亿元贷款合同用于偿还前笔借款本息；
（３）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１日，在１.６亿元贷款到期后崔某使用私刻公章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３亿元授信额度的基本授信合同，后以私刻公章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２亿和２５００万元的两份贷款合同，贷款发放后其中１.６亿元用于偿还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的借款，余款转入西北亚奥公司等处，２.２５亿元即将到期时崔某用私刻公章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三份各７５００万元的借新还旧合同；崔某构成贷款诈骗罪，张某构成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
（４）２００５年原告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起诉被告深圳机场高速诉请：解除案涉借款合同，深圳机场返还借款本息；一审判决案涉借款合同无效，深圳机场高速和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依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二审维持原判。
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三亚民一终字第166号
摘要1：【案号】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三亚民一终字第166号
【裁判要旨】依法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以出租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
【裁判摘要】张元骏与叶亚二签订《承租合同》是在张国宏离开三亚市田独镇期间，在这期间张元骏负责对承包土地进行经营管理，且张元骏是张国宏的儿子，叶亚二有理由相信张元骏对涉案承包土地享有处分权，包括有权代理其父亲张国宏对外签订土地转包协议。叶亚二以合理的对价承包土地，是善意相对人，其合法权益应予保护。
摘要2：
（2009）湖吴商初字第1931号；（2010）浙湖商终字第218号
摘要1：——合伙人的家庭成员对外转让合伙份额的效力认定
【裁判要旨】合伙企业的财产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人不能随意处分其合伙份额。在合伙人与其家庭成员共同经营合伙企业时，不能简单认定合伙人的合伙份额为其家庭共有财产而由其家庭成员擅自处分。合伙人与其家庭成员共同经营合伙企业时，其家庭成员对外转让合伙份额的行为存在使善意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的情形时，应认定构成表见代理。
【案号】（2009）湖吴商初字第1931号；二审：（2010）浙湖商终字第218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316号
摘要1：——表见代理的构成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316号
【裁判要旨】原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后仍以公司名义及法定代表人身份对外签订抵押合同，并加盖其在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私刻且经对外公示公信效力的公章，在无证据证明相对人对此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不应否定相对人因信赖对该行为人民事行为效力的认可。
【摘要】抵押合同上私刻公章在企业年检时进行了工商备案，并以此办理公司有关业务，对外具有公示公信力。
摘要2：【解读】表见代理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继续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而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则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责任。但是，在相对方有过错的情况下，不论该种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无表见代理适用之余地。
【观点】公司对王某某掌控其自行克制公章的情况是明知的，而公司对此不采取积极措施要求王某某交回并销毁其自行刻制的公章，对王某某可能利用其掌控的公章继续对外从事民事活动采取漠视态度，对本案抵押合同的签订有放任之嫌。因此，公司不能以王某某对外从事民事活动所加盖的公章为私刻公章，与公司原审公章以及其他公司受让股权后新刻制公章不同为由否定相对人因信赖对其民事行为效力的认可。
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江中法民二初字第1号
摘要1：（抵押合同效力）
【裁判要旨】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为股东提供的抵押担保书上签名并加盖公司公章，且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权人有足够理由相信抵押担保系公司的法人行为，即使无证据证明该担保已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同意，担保合同亦应认定有效。
【裁判规则】已办抵押登记房屋与占用土地权利主体不一致的，抵押权人作为善意相对人，在设定抵押时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应认定享有抵押权。
【调解书字号】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江中法民二初字第1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二终字第52号
摘要1：——房屋与土地权利主体不一致时，房地产抵押合同的效力及相关权利人的利益保护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二终字第52号
【裁判要旨】抵押人以自有建筑物抵押，同时一并将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他人名下的土地使用权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的，该抵押有效——抵押人享有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并办理了房屋产权证书，但并不享有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人将该地上建筑物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在有权机关办理了抵押登记，虽然该抵押登记证书只有地上建筑物建筑面积的记载，但并不影响对其占用范围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的效力，依据《担保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地上建筑物抵押效力及于其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基于地上建筑物房产登记产生的公信力以及《担保法》第三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债权人有理由相信抵押人有权对地上建筑物及其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且办理了相应的抵押物登记手续，应认定债权人为善意相对人，在设定抵押时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其因抵押人的抵押登记行为而取得的抵押权，依法应当受到保护。
摘要2：
刘某与李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摘要1：刘某与李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出卖人出卖登记在其名下的共有房屋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共有人约定的条件，买受人请求强制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的纠纷处理
【裁判摘要】出卖人出卖登记在其名下的共有房屋不符合《物权法》第97条规定的条件或者共有人约定的条件，在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请求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其他共有人不同意出卖该共有房屋，并表示不予协助办理该房屋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驳回买受人关于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
【点评】物权登记公示及无权处分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是以往处理此类案通行裁判规则，本案尝试以履行不能重建共有人权益保护。
摘要2：
【笔记】股权转让，受让人何时取得股权成为股东？
摘要1：【问题】股权转让，受让人是在股东名册登记时取得股权成为股东？还是在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时取得股权成为股东？
【要旨】（１）股权转让，受让人在股东名册登记时取得股权成为股东；（２）如公司未变更股东名册则在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时取得股权成为股东；（３）如既变更股东名册又完成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两者时间不一致时，应以股东名册登记时受让人取得股权成为股东，而非以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时取得股权成为股东。
【提示】（１）公司股东的工商登记属于宣示性的登记，而不是设权性登记，股东权利的获得与行使并不以工商登记程序的完成为条件；（２）股权转让在公司股东名册登记时取得股权成为股东。
摘要2：【注解１】（１）《九民会议纪要》第８条以股东名册作为股权转移的标志，自受让人姓名或者名称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时起受让人取得股权，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手续生效的股权转让除外；（２）股权变更登记不是股东转移的标志（未经登记只是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注解２】股权受让人何时取得受让股权成为股东？——（１）股东名册之设权效力（生效效力）：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手续生效的股权转让外，自受让人姓名或者名称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时起受让人取得股权；（２）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之对抗效力（对抗效力）：股权变更登记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注解３】（１）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仅在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产生债权效力，即产生受让人请求转让人交付所转让股权的效力；（２）在股东名册变更记载以前受让人并未实际取得相应股权。
【注解４】股权转让后未进行变更登记能否对抗强制执行？｜（１）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是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仅发生对抗交易第三人的法律效力，而非股权取得的法定要件；（２）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取得股权，应当以公司是否修改章程或将受让方登记于股东名册，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为判断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117号
宁德中院判决股东个人债务转移公司承担无效
摘要1：——宁德中院判决股东个人债务转移公司承担无效
【裁判要旨】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和勤勉义务，不得侵占公司财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股东会决议，以公司名义签订债务转移协议，将股东个人债务转移给公司承担，公司直接对外承担债务而不能获得经营利益，不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将使公司资产大为减损，严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债权人明知债务转移行为不合理，其主观上并非善意，不属于《合同法》第50条保护的善意相对人，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规定，应认定债务转移合同无效。
【裁判规则】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如果相对人是善意的，该越权代表行为依法有效；如果相对人非善意的，该越权代表行为对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合同无效。
【案例索引】一审：柘荣县人民法院（2015）柘民初字第783号判决书；二审：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9民终1222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80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802号
【裁判摘要】
一、合同约定生效要件为报批允准，承担报批义务方不履行报批义务的，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二、缔约过失人获得利益以善意相对人丧失交易机会为代价，善意相对人要求缔约过失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除直接损失外，缔约过失人对善意相对人的交易机会损失等间接损失，应予赔偿。间接损失数额应考虑缔约过失人过错程度及获得利益情况、善意相对人成本支出及预期利益等，综合衡量确定。
【摘要１】当事人客观合理的交易机会损失应属于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是实现诚实守信这一民法基本原则的具体保障。通过要求缔约过失责任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填补善意相对人信赖利益损失，以敦促各类民事主体善良行事，恪守承诺。通常情况下，缔约过失责任人对善意相对人缔约过程中支出的直接费用等直接损失予以赔偿，即可使善意相对人利益得到恢复。但如果善意相对人确实因缔约过失责任人的行为遭受交易机会损失等间接损失，则缔约过失责任人也应当予以适当赔偿。一方面，免除缔约过失责任人对相对人间接损失的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损失”并未限定于直接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在报批生效合同当事人未履行报批义务的，如合同尚有报批可能，且相对人选择自行办理批准手续的，可以由相对人自行办理报批手续，并由缔约过失责任人赔偿相对人的相关实际损失。上述规定均未排除缔约过失责任人对相对人交易机会损失等间接损失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缔约过失责任人对于相对人客观合理的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也是贯彻诚实信用原则，保护无过错方利益的应有之义。虽然交易机会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对相应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存在影响，应当根据具体案情予以确定，但不应因此而一概免除缔约过失责任人的间接损失赔偿责任。
【解读１】《商业银行法》第２８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购买商业银行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应当事先经过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该条规定的批准对象是股权“购买”行为即股权转让行为（而非权利变动），故批准是合同的法定生效条件，未经批准的合同属于未生效合同。
【解读２】金融企业国有股权转让涉及政府社会公共管理和金融行业监督管理事项，因违反合同约定未履行报批义务构成缔约过失。
摘要2：【摘要２】标榜公司存在客观合理的交易机会损失。标榜公司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实际系丧失取得涉案股权的交易机会所带来的损失。所谓机会，是指特定利益形成或者特定损害避免的部分条件已经具备，但能否最终具备尚不确定的状态。而所谓机会损失，则是当事人获取特定利益或避免特定损害的可能性降低或者丧失。一般而言，在交易磋商阶段，合同是否能够订立以及合同订立所带来的交易机会能否最终实现均属未知，故此时交易机会尚不具有可能性。但如果双方已经达成合意并签订合同，在合同生效要件具备前，双方的相互信赖的程度已经达到更高程度，因信赖对方诚实守信的履行相关义务从而获取特定利益的机会也具有相当的可能性。此时，如一方当事人不诚实守信履行报批义务，其应当预见对方因此而遭受损失。
【摘要３】关于标榜公司交易机会损失的数额认定问题。结合本案事实，对标榜公司因合同未生效导致交易机会损失数额，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予以确定：首先，鞍山财政局的获益情况。如前所述，鞍山财政局违反诚实信用，以2.5元/股的价格将涉案股权另行出售，其所获得的0.5元/股的价差，系其不诚信行为所得。标榜公司丧失涉案股权交易机会的损失数额，可以以此作为参考。其次，标榜公司的交易成本支出情况。因涉案合同未生效并已解除，标榜公司未实际支付对价，亦未实际取得涉案股权，其主张应当以鞍山财政局转售股权价差的全部作为标准进行赔偿不符合本案情况，不应支持。本案中，即使标榜公司实际取得涉案股权，因双方合同对股权再转让有期限限制的约定，故约定期限届满之后，涉案股权价值是涨是跌，尚不确定。另外，标榜公司虽丧失购买涉案股权的交易机会，但并不妨碍其之后将资金另行投资其他项目获得收益。综上，对标榜公司交易机会损失，本院酌定按鞍山财政局转售涉案股权价差的10%予以确定，以涉案股权转售价2.5元/股减去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价2元/股乘以22500万股再乘以10%计算，即1125万元。该损失应由鞍山财政局予以赔偿。
【解读３】违反国有金融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未履行报批义务，属于”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构成缔约过失。
【解读４】本案裁判结果突破一般缔约过失案件过错一方仅赔偿另一方实际损失而不赔偿间接损失特别是可得利益的做法，在特定情况下对于明显违背诚实信用的一方应当赔偿另一方的部分可得利益（交易机会）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0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032号
【裁判摘要】案涉保证合同系鼎邦公司与江苏银行亭湖支行所签订，该合同上盖有鼎邦公司的公章，其法定代表人郑志华还代表公司在合同上签了字。上述事实足以证明，签订案涉保证合同为宏铭达公司的案涉借款提供担保是鼎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案涉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郑志华是鼎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公司承担。公司法并未规定公司不能对外提供担保，也未规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必须经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研究决定，即便公司章程对此有规定，郑志华的行为确实违反了公司章程的规定，也不影响该行为的对外效力，不能因此否定案涉保证合同的效力。除非鼎邦公司能够证明江苏银行亭湖支行知道或应当知道郑志华个人无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提供担保，在其不能证明江苏银行亭湖支行知道或应当知道郑志华个人无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江苏银行亭湖支行属于合同法中的善意相对人，郑志华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提供担保的行为对公司发生法律效力。至于鼎邦公司主张的债务人宏铭达公司与江苏银行亭湖支行恶意串通，以欺诈、胁迫手段骗取鼎邦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担保，案涉保证合同应当被认定无效或可撤销问题，该问题鼎邦公司在二审上诉时已经提出过，二审法院经审理已作出认定和处理。现在鼎邦公司再次提出该主张，但其仍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其主张不能成立。综上，鼎邦公司关于案涉保证合同应当被认定无效或可撤销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09民终1222号
摘要1：【案号】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09民终122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和勤勉义务。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侵占公司财产”。陈某某既是本案伯特利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又是该公司的股东。其在未经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以伯特利公司名义与林某某签订《债务承受协议书》，将其个人借款债务转移至公司名下，且陈某某在该《债务承受协议书》签订前，已将公司股权转让给李某某、谢某某等人。公司直接对外承担债务而不能获得经营利益，不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如该种负担行为如未经股东会同意，该协议书得以履行，将使公司资产大为减损，从而严重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林春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应当知道该上述债务转移行为不合理性，其主观上并非善意，不应属于《合同法》第五十条保护的善意相对人。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应认定本案《债务承受协议书》无效，林某某依据该《债务承受协议书》要求伯特利公司承担债务缺乏事实依据，但其仍可在本判决生效后，向原债务人陈某某主张转让给伯特利公司的债务。
摘要2：【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闽民申2242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0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05号
【裁判要旨】出资资金来源非法，不影响出资行为有效性和出资人的初始股东资格。
【裁判摘要】关于以违法犯罪所得的资金出资是否导致出资无效的问题，由于货币是种类物，货币占有人推定为货币所有人，因此货币出资投入公司后，公司作为善意相对人即对该笔货币出资享有所有权，出资相应转化为公司的独立财产，故出资资金来源非法并不影响出资行为的有效性，亦不影响出资人据此取得的初始股东资格。对于以违法犯罪所得的资金进行出资的行为，司法机关应当追究、处罚该违法犯罪行为，并有权以拍卖或者变卖的方式处置股权，即追缴出资人已经取得的股权，剥夺其股东资格。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34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3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及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属于法律的限制性规定，并不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宝豪公司以黄某某转让中联环公司75%股权未经其同意为由主张《项目合作合同》为无效合同，理据不足，且该转让行为也不影响宝豪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
摘要2：黄某某等诉深圳市国野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005号
【摘要1】担保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三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2010年6月7日，中联环公司向国野公司出具担保书，为黄某某所负本案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国野公司明知黄某某是中联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依法要求中联环公司就该担保事项征求中联环公司另一股东宝豪公司的同意。中联环公司未经股东宝豪公司同意，为黄某某提供担保，系中联环公司相关负责人员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国野公司对此是明知的，故在该保证合同关系中，国野公司不是善意相对人，该担保应认定为无效。
【摘要2】中联环公司应否担责问题。中联环公司未经股东宝豪公司同意为黄某某提供担保，系中联环公司相关负责人员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中联环公司具有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在本案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且债权人、保证人均有过错的情形下，中联环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黄某某不能清偿部分的1／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0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03号
【裁判摘要】关于以违法犯罪所得的资金出资是否导致出资无效的问题，由于货币是种类物，货币占有人推定为货币所有人，因此货币出资投入公司后，公司作为善意相对人即对该笔货币出资享有所有权，出资相应转化为公司的独立财产，故出资资金来源非法并不影响出资行为的有效性，亦不影响出资人据此取得的初始股东资格。对于以违法犯罪所得的资金进行出资的行为，司法机关应当追究、处罚该违法犯罪行为，并有权以拍卖或者变卖的方式处置股权，即追缴出资人已经取得的股权，剥夺其股东资格。本案中，根据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和处理结果，因李某某具有犯罪情节轻微、案发后已退还全部赃款等情节，决定对李某某不起诉，故司法机关最终并未对李某某利用涉案资金取得的股权予以处置及追缴。因此，李某某仍然具有合法的股东资格，并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股东优先购买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16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163号
【裁判要旨】债权人明知行为人无权代表公司提供担保，甚至主导设计提供担保，不属于善意相对人，越权担保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92号
【笔记】公司对外担保时债权人未审查公司章程能否认定为非善意相对人？
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７条第３款仅规定了相对人对公司决议审查的善意标准，未涉及公司章程。（２）债权人未审查公司章程不能认定为非善意相对人，除非公司证明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内容。
摘要2：【解析１】（１）对公司担保决议的形式要件审查，不限于审查公司是否提交了股东或董事签署的公司担保决议（无异于不审查）；（２）相对人应进一步与公司章程比对决议上签章的股东的一致性（但并不审查签章的真实性）、计算签章股东所持表决权是否达到《公司法》或公司章程所定最低比例（董事会作出决议时无此要求）。
【解析２】“合理审查”应当从两个方面理解：（１）相对人所负有的审查义务的标准为形式审查，并不对担保决议中签章的真实性、程序是否合法等内容作出实质性审查；（２）相对人应当区分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依据《公司法》第１６条及公司章程的指引对公司担保决议进行审查，判断法定代表人是否具有对外担保的权限。
【笔记】公司是否需要对越权担保合同非善意相对人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解读：相对人非善意的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合同尽管对公司不发生效力，但公司对非善意相对人未必完全免责，而是参照适用担保合同无效法律后果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但上市公司除外）。
摘要2：【解析】（１）相对人非善意的公司越权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非担保合同无效）；（２）担保合同不对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公司参照适用担保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上市公司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90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902号
【裁判要旨】公司担保善意相对人认定——公司董事代表公司与银行签订担保合同，银行已对《保证合同》《董事会决议》《担保承诺函》等文件进行必要的形式审查，且能够证明董事会参加人数及潜在同意决议的人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可以将银行视为善意相对人，从银行受让债权的受让人可以要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
摘要2：
【笔记】未被追认无权代理行为人应当承担履行债务、赔偿损害责任还是过错赔偿责任？
摘要1：问题：未被追认无权代理行为人应当承担何种责任？
解读：未被追认无权代理人责任应当根据相对人是否善意分别适用《民法典》第１７１条第３款、第４款规定——（１）善意相对人有权根据《民法典》第１７１条第３款之规定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２）非善意相对人只能根据《民法典》第１７１条第４款之规定由相对人与行为人按照各自过错承担责任，而不能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
摘要2：【注解】非善意相对人无权请求未被追认的无权代理行为人履行债务，而只能请求其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642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通常仅对将来发生效力，并非溯及既往的导致合同根本消灭，原股东不能自然恢复股东资格而需要重新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受让人所得分红款也仍然有效——股权转让交易中，受让人通过受让股权继受取得股东资格后，即依法享有参与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监督公司经营以及获得分配等权利。股东基于身份关系实施的决策、参与公司管理等行为，涉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以及与公司交易的不特定第三方的交易关系，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即便股权转让合同嗣后被解除，股权受让人在作为股东期间依法行使的各项权利通常仍应具有法律效力，公司亦应因股东投资以及参与公司经营决策而向其分配股息和红利。易言之，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通常仅对将来发生效力，并非溯及既往的导致合同根本消灭。因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前，亿丰公司、金信公司的股东身份及基于股东对公司投资而获得的分红收益仍然有效。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基于该解除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明达意航公司并不能自然恢复股东资格，而需要通过重新办理股权变更程序才能再次成为抚顺银行的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商业银行有下列变更事项之一的，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五)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的规定，案涉股权占比逾7%，明达意航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要重新成为抚顺银行股东，除应履行公司内部的股东变更程序外，还须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商业银行股东应当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纳税记录和财务状况，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监管要求。”明达意航公司现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显然不符合前述规定要求的成为商业银行股东的条件，辽宁银保监局亦在向本院回函中明确指出明达意航公司不符合《中国银保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关于股东资格的相关规定。故明达意航公司主张其为抚顺银行股东并要求变更登记的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明达意航公司因不符合商业银行股东条件而不能重新取得抚顺银行股东身份，但其在该股权中的财产性权益却应依法予以保护，明达意航公司可通过申请拍卖案涉股份而以其价款折价补偿。故一审判决关于明达意航公司对案涉股权享有所有权但不具有抚顺银行股东资格的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一审判决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金信公司与明达意航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未就股权转让款利息进行处理，金信公司虽在本案一审中撤回主张股权转让款利息的反诉，但在明达意航公司主张返还分红款时，仍以明达意航公司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占用利息进行抵销作为抗辩，符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3条关于“抵销权既可以通知的方式行使，也可以提出抗辩或者提起反诉的方式行使”的规定，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
【注解】（１）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通常仅对将来发生效力，并非溯及既往的导致合同根本消灭——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即便股权转让合同嗣后被解除，股权受让人在作为股东期间依法行使的各项权利通常仍应具有法律效力，公司亦应因股东投资以及参与公司经营决策而向其分配股息和红利；（２）基于股权转让合同解除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出让方在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并不能自然恢复股东资格，而需要通过重新办理股权变更程序才能再次成为公司股东；（３）因不符合成为股东的条件，出让方主张其为公司股东并要求变更登记的请求不予支持；但其在该股权中的财产性权益却应依法予以保护，可通过申请拍卖股权而以其价款折价补偿。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166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公司对外担保善意人认定——首先，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中兴天恒公司《公司章程》(2016年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均规定“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华融江西分公司虽主张，据中兴天恒公司2017年4月20日披露的《2016年年度报告(含审计报告)》，其净资产达4017403024.36元，其10%为401740302.44元，该金额足以覆盖案涉担保金额。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载明：“本规则下列用语含义如下：(十三)净资产：指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末净资产，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金额。”故前述“净资产”概念为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在内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华融江西分公司的该项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兴天恒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含审计报告)》显示，案涉担保发生时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为2313251896.91元，案涉3亿元担保金额已经超过上述10%的比例，故应当进一步由中兴天恒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其次，由于案涉《保证协议》未经适格机关即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表，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应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中兴天恒公司主张，案涉担保数额由于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而中兴天恒公司并未将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华融江西分公司仅审查董事会决议，未采取正确的审查方式，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存在重大过错，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本院认为，在案涉担保为非关联担保的情况下，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此时由公司章程规定是由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大)会决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关于“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
摘要2：（续）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本案中，债权人华融江西分公司在订立《保证协议》时，对中兴天恒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进行了形式审查，且中兴天恒公司对该《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董事会决议》不仅同意为案涉债务提供担保，并声明担保金额和相关事项完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虽然中兴天恒公司公开披露的《公司章程》(2016年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2016年年度报告》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显示，案涉担保数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应进一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但上述《公司章程》和内部制度对相关担保的决议机关规定属于约定限制，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并非基于其对外效力，故应以形式审查为限；且对外担保数额和公司资产的关系并不能从相关公开文件中直接获取，需要债权人进一步计算得出，故不能以上述文件对外公开披露就认定本案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对案涉担保决议机关有明确规定；且要求债权人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对公司担保数额和公司资产的关系比例进行实质审查，或者对债务人董事会相关声明的真伪予以确认，亦增加了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和交易成本。综上，本案中，华融江西分公司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属于善意相对人，原审认定案涉《保证协议》有效，并判令中兴天恒公司对案涉武汉绿能公司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法院能否将原告庭后补交证据邮寄给被告进行质证？｜可以——对于华融江西分公司庭后提交的律师费转款凭证，原审法院亦邮寄给中兴天恒公司等当事人进行质证，在中兴天恒公司等当事人未提交质证意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结合转帐凭证和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等相互印证的证据，对律师费予以认定，程序上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