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诉讼时效客体（适用权利范围）是指适用诉讼时效的权利范围，即诉讼时效适用于哪些权利范围。
【目录】诉讼时效客体的权利特征；诉讼时效客体应为债权请求权；民法典第１９６条、第１９９条规定的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１条规定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债权请求权；民法权利与诉讼时效关系；保险索赔时效；仲裁时效；缺陷产品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产品质量法第45条）；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为２年；申请仲裁时效期间１年；提示：继承权行使不受2年的诉讼时效限制；提示：房屋交付使用后请求办理过户登记的诉讼时效；提示：确认股东身份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摘要2：【解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物权民事纠纷办案要件指南》规定“一般情形下，物权变动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仍适用二年的时效，因为在物权变动结果发生前，物权未发生转移或设定，请求人只能基于债权请求权要求对方交付或协助登记。”
摘要1：股权激励是指公司通过一定的程序使公司管理层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获得公司的股权或者股票期权，使他们能够以股东身份参与企业决策或者分享利润、承担风险，从而勤勉尽责地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服务。
摘要2：
摘要1：公司股东资格，是出资者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股东的实际出资行为、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工商登记都可以作为股东资格认定的标准。
【目录】股东权是社员权；确认股东资格基本原则：形式化证据优先适用→实质性证据例外适用原则；证明公司股东资格文件：资证明书、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认定标准；股东资格认定证据；“冒用股东”不具有股东资格；股东资格诉讼的被告（公司法未作规定）；取得股权认定标准：享有股权应以出资、认缴出资、支付股权转让款为标准；股权转让后股权变动时间点判断；未经股东名册变更的股权转效力；股权变动的公司内部登记、外部登记不一致处理；股权转让未经登记再转让的处理；提示2：非股东受让股权后的股东合法资格如何确定？提示3：投资者具备以下条件时即获得股东资格；提示4：投资者凭出资、认购股权获取股东资格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提示5：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提示6：未实际出资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两种意见；提示7：股东资格主要确认模式；提示8：股东资格确认依据效力比较；提示9：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仍可提起确认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提示10：以“股金”的形式向公司交纳投资款但未工商登记，属股权还是债权？提示11：挪用的资金作为出资设立公司的注册资本，能否确认股东资格？提示12：股东资格是股权转让合同生效时还是变更登记后取得？提示13：股东资格与出资关系；提示14：瑕疵出资；提示15：合伙组织可以成为公司股东；提示16：公务员能否成为股东？提示17：投资款缴款环节书写瑕疵不能否定验资报告真实性；司法实践：有限责任公司原始股东应当具备三个主要特征
摘要2：【裁判摘要】股权让与担保的债务人在清偿债务前请求法院确认其股东资格不予支持。——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申1021号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克诉王卫平、李立、李欣股东权纠纷一案的答复（2003年5月15日[2003]民二他字第4号）
【摘要】从案卷反映的事实看，1993年12月30日，思达设备公司变更公司章程，以书面形式确认新老股东之间就股份转让以及转让的具体份额达成的一致意见，即在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不变的情况下，原始股东思达科技公司和胡克将部分股份转让给李欣、魏若其、李立、杨为民、王卫平等五位新股东。1994年4月18日思达设备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吸收李立、李欣、王卫平、魏若其、杨为民为新的股东，原始股东各方的出资部分转让给该五位股东。此后，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思达设备公司进行年检时在年检报告“投资者投资情况”一栏将公司新老股东及其所占股份予以记载，该项记载具备将公司股东向社会公示的意义。从思达公司新老股东就股份转让达成合意、到公司股东会认可新股东的身份，直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年检报告将公司股东予以公示，思达设备公司股东完成了李立等人获得股东身份的必要程序。且李立等人自1993年12月30日受让股份，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参与股东大会、参与公司运营决策等）已近10年，此时再否认其股东资格缺乏事实依据。股份转让时各当事人未就股份转让的对价问题做出明示约定，原始股东若就支付对价提出请求，可另案提起诉讼。
【提示】《关于股东未出资，亦未向股权转让人支付对价的股东地位如何认定问题的请示》——股权转让时未支付对价不能否定股东资格。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二终字第95号
【提示】民事诉讼中能否对民办高校举办者身份予以确认。
【裁判要旨】
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民办高校的举办行为及举办者身份均属于行政许可的范围，是教育行政部门行政许可需要审查的内容。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要求按照公司法股东身份确认诉讼的方式对民办高校举办人的身份予以确认，其实质是要求人民法院对于教育行政部门行政许可的内容进行审查判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条之规定，该项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人民法院应予以驳回。
当事人基于民办高校举办者身份而提出的其他具有财产内容的诉讼请求，例如对于民办高校的管理权、经营权及经营收益等，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在举办人身份得以确认的基础上可以提起相应的民事诉讼。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0）经终字第113号
【提示】】将债权转化为股金并出让，为股权转让而非债权转让。
【裁判要旨】股权具有物权的属性，是依据股东身份而获得的权益，是公司内部股东依法享有的权益。它不仅包括股东对公司股份的所有权、收益权，还包括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和在出资范围内承担风险的义务。尽管股权在不同主体之间交换时可以形成债权，但交换过程不能改变股权本身的人与财产结合的物权属性，这与根据合同约定或依照法律规定在特定当事人之间产生的债券性质完全不同。债权是根据协议、法律规定而产生的权益。债权人不能根据债权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更不能对债务人的财产行使所有、收益等权利，它的实现需要债务人的配合和债务履行。只有当债务人与债权人履行一定法律程序后，债权才可以转为股权。
摘要2：
摘要1：【要点提示】协议约定共同投资成立公司，但公司已成立在先，且未根据约定变更工商登记的公司注册资金和股东名单并予以公示，应当认定该约定属于借公司之名进行经营的合伙协议。协议方不能仅依该协议取得股东身份。
【裁判规则】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合伙人享有分得盈余利润的权利。
【案例索引】一审：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02]宝民二（商）初字第1265号（2004年5月15日）；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4]沪二中民三（商）终字第239号（2004年9月24日）
摘要2：
摘要1：【案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成民终字第671号
【提示】超过法定人数的“隐名股东”难获股东身份。
【裁判摘要】虽然当事人实际向公司投入了资金，但当事人的身份并不是《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其投入公司的股金应为投资款，其享有分红权等均需经过其授权代表来行使。公司的股东已记载于该公司的公司章程并经工商登记予以了确认。因此当事人不是公司对外的股东，当事人虽解除了《股权委托书》，但该委托系其双方之间的行为，该行为并未经过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或确认，当事人不得以其已解除股权委托关系为由要求公司变更股东名册或办理工商登记。
摘要2：【裁判观点】
①确认某一自然人或法人是否是公司股东，是否享有公司股东权益，应首先考察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因为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机关登记的公示效力确立了以其公示记载的股东作为认定股东身份的首要依据；其次，当股东名册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或登记不完整时，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除不能对抗第三人外，可以依据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且当出资证明书等文件的记载与股东名册的记载之间出现不一致时，应当以股东名册的记载为准，这是由股东名册的确定效力、推定效力所决定的，即实质上的权利人在尚未完成股东名册登记或者股东名册上的股东名义变更前，不能对抗公司，只有在完成股东名册的登记或者名义变更后，才能成为对公司行使股东权利的人，也就是说，公司只以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为本公司的股东。本案理清的关键所在是如何才能记载于股东名册和进行公司股东登记，即作为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和进行公司登记的条件或依据是什么。
②当公司发起设立时，自然人或法人之间首先形成共同的投资意向，在达成合意的情况下签订出资协议，拟定公司章程，确定出资人及出资额，而这一切行为应属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合同行为，在此基础上才能有进一步的验资、登记注册等设立行为，这是就公司设立的一般程序而言；从公司法规定的角度看，在公司设立登记时须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由全体股东签字确认的公司章程、经合法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等，公司登记机关才能依据公司提交的章程等资料经审核后进行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及出资额等的登记。由此可见，出资人的合意即共同签订出资协议书及拟定章程是公司设立之基础，也是公司置备股东名册和进行公司登记的依据，即公司置备的股东名册和公司登记的股东应与公司章程和验资报告中的出资人及出资额一致。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86号
【裁判要旨】公司未经法定程序在其他股东未分红的情况下，单独给某一股东预期分红，作为买断其股权的对价，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和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可能性，属于“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应认定为抽逃出资。
【裁判摘要】关于赵某某是否为中智公司股东的问题。赵某某虽然自本案成诉以来一直否认自己为中智公司股东，主张任某某才是公司合法股东，变更股东的工商登记材料系公司相关人员伪造。但赵某某的上述异议业已经过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核准和复议，确认中智公司股东、股权变更登记行为为合法有效。2009年3月27日赵某某向中智公司出具内容为“今收到辽宁中智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返还投资借款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收到分红款含税壹仟万元整，打入我账号：海南南疆建筑工程公司沈阳分公司(海南军海建设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124904434210501注：共计收到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整”的《收条》，一审诉讼期间赵某某于2011年4月23日以股东身份向中智公司提交《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申请书》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2011年6月21日赵长勋又以中智公司为被告，向沈阳市和平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行使股东知情权称“2008年1月本人成为公司股东后，公司从未通知本人参加一次股东会”等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任某某已将其股份转让给了赵某某，且赵某某已通过多次要求行使股东权利的行为承认了自己的股东身份。据此，一、二审判决认定赵某某具有中智公司股东身份，具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赵某某否认自己的股东身份，有悖诚信，本院对此不予支持。至于任某某是否应参加本案诉讼。由于任某某的身份为中智公司前股东，故其在本案中已不具备当事人主体资格。一、二审未追加其为本案当事人，程序上并无不妥。赵某某申请再审认为本案存在遗漏当事人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摘要】股东分红依法应由股东会作出决议。本案中，中智公司未经法定程序，在其他股东未分红的情况下，单独给付赵某某预期分红，作为买断其股权的对价，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和公司债权人合法利益的可能性。鉴于中智公司退还赵某某1500万元股权投资款和1000万元红利后，双方没有办理相应的减资或股权变更手续，赵某某亦否认上述行为为退股，从而导致赵某某在已没有实际出资的情况下仍具有股东身份并继续享有股东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之规定，赵长勋的上述行为属于“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应认定为抽逃出资。而对于该抽逃出资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抽逃出资的，公司可以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一、二审法院在中智公司起诉主张赵某某或者归还2500万元投资款和红利、或者股东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判令赵某某在没有补足应缴出资款前限制其相应的股东权利，依据充分，亦未超出中智公司的诉讼请求。
摘要1：【判决书字号】一审判决书：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02）南经初字第525号；二审判决书：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泉经终字第359号
【权威收录】国家法官学院《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4年商事审判案例卷
【提示】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即以股权转让形式与隐名股东就隐名持有的股份回购达成协议，隐名股东据此主张公司返还出资的不予支持。
【裁判规则】
①未经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出资人，只能将其出资依法转让：由于工商部门验资报告无出资人的股东记载，故出资人不得直接以股东身份主张股权权利，更不得以公司为股权受让人要求退回出资，而只能将其出资依法进行转让；
②未经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出资人，在未经全体股东确认和法定验资机构验资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私自在协议中确定在公司占有20%的股份，并以公司为受让人受让其所主张的20%股份，该协议违反我国《公司法》中关于“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的禁止性规定，依法应确认无效。
摘要2：【裁判摘要】
根据《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缴纳出资后，必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之后，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提交公司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和验资证明等文件。本案被上诉人蔡节约在1998年1月1日与黄振昌、曾钻石、李斯元、陈鸿签订的《宏裕蚊香厂股东合约协议书》中虽有约定出资1万元和以技术入股而占宏裕蚊香厂20％的股份，但在宏裕蚊香厂设立时提交给工商部门的验资报告及变更为银象公司之后提交给工商部门的验资报告中，均无蔡节约为宏裕蚊香厂出资人或银象公司股东的记载。故蔡节约不得直接以股东身份向银象公司主张股东权利，更不得以银象公司为受让人要求退回其所主张的出资。银象公司也无权未经全体股东确认和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就确认蔡节约为公司的股东和所占有的出资比例，更不得违反《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的禁止性规定，在随意确认他人为公司的股东后，以公司为受让人，让他人或股东抽回出资。本案上诉人银象公司与被上诉人蔡节约2000年12月17日签订的退股协议，双方在未经全体股东确认和法定验资机构验资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私自在协议中确定蔡节约在银象公司中占有20％的股份，并以银象公司为受让人，受让蔡节约所主张的20％股份。该协议违反了《公司法》的上述规定，依法应确认为无效。蔡节约基于该协议而要求银象公司支付其9万元退股款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保护。至于蔡节约在银象公司中是否有出资及所占出资比例，应与其他股东协商或另行向其他股东提起确权之诉，在确定所占出资比例后，还应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方合法有效；而对其出资的处分也只能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依法转让，而不能抽回或以公司为受让人变相抽回出资。
摘要1：公司股东身份、资格可以继承——只要公司章程未禁止
摘要2：
摘要1：【要旨】工商登记和公司章程虽然记载了行为人的股东身份，但证据证明该股东已收回出资，其他股东将被收回的出资补足，在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中，应认定该行为人股权份额已不存在，其不再具有股东资格。
摘要2：
摘要1：【要旨】国有或集体量化股持有人行使相应股东权利应以其股东身份为前提，对内可依自身享有的量化股份额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责任，而在外部关系中，量化股持有人身份弱化，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其股权行使应以代表机关为载体，当代表机关作出损害持股人权益行为时，持股人可向代表机关主张权利。
【案号】四川成都中院（2009）成民终字第240号
摘要2：
摘要1：【要旨】外商投资企业隐名股东请求确认其股东身份，诉讼期间未获得外商投资公司企业审批机关同意的，法院只能确认其实际出资人身份。
【案例】广东高院（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48号《论选择法律适用规范阶段的识别对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00054号
【裁判要旨】抽逃出资行为无效，但不能否定股东资格：将出资转变为借款归还，本质上是根本改变出资性质的违法行为，会导致抽回出资并退股的法律后果，这是有违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的，因而上述行为均应无效，股东身份自然也不应因此种无效行为而改变。抽逃出资行为无效，因此不能据此否定出资人已取得的股东资格。
【裁判规则1】公司章程的生效时间：
①公司设立时，制定的初始章程应报经工商部门登记后才能生效。
A.多数意见认为，发起人在公司设立解读就公司章程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形成书面文件，初始章程即告成立；初始章程应报经工商部门登记后才能生效，成为对同时成立的公司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开始约束公司本身，包括公司成立后加入的股东和董事、监事以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
B.初始章程中调整发起人关系的内容相当于公司设立协议，达成合意时成立并生效，发起人均自章程成立时受其约束。
②公司存续期间经法定程序修改的章程，自股东达成修改章程的合意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工商登记并非章程的生效要件。
【裁判规则2】股东资格的确认：股东身份的确认，应根据当事人的出资情况以及股东身份是否以一定的形式为公众所认知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①需要考量的因素主要包括：
A.股东是否有出资合意;
B.是否有出资行为;
C.公司记帐处理，是否计入“实收资本”。
②核心是“出资合意+出资行为”。
③工商登记不是确认股东资格的法定要件。
摘要2：【解读1】未经工商登记备案的公司章程修正案有效；初始章程未经工商部门登记不生效——（１）如无特别约定，公司章程自股东达成修改章程的合意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工商登记并非章程的生效要件；（２）公司设立时初始章程必须在工商部门登记，否则不生效。
【解读2】企业法人将股东的出资转化为借款予以归还，实质上应属于抽逃出资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当无效，股东并未丧失其股东资格。
摘要1：——隐名股东资格以及隐名股东转让股权的效力认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18号
【裁判要旨】由于多种原因，实践中存在公司的登记股东与实际股东不一致的情形，因此，不能仅仅依据工商登记情况而断定股东身份之有无。如果有证据证明隐名股东实际存在，即应当确认其股东资格。在受让的第三人明知隐名股东之身份的情形下，对于隐名股东转让其股权的行为，只要显名股东没有提出异议，该转让应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规则】
①公司向股东出具的确认股东身份及份额的文件有效。即使该股东非工商登记的股东，也可据此享有隐名股东身份持有的股权。
②隐名股东可以依法转让股权。如股权转让的受让人明知其系隐名股东且公司及其他登记股东均未对股权转让提出异议，则《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18号
【解读1】非经工商登记的隐名股东满足一定条件可依法转让股权——股东虽非工商登记，但可据公司出具的确认股东身份及份额的文件享有相应股权。如股权转让的受让人明知其系隐名股东，且公司及其他登记股东亦未对股权转让提出异议，则股权转让合同有效。
【解读2】在公司内部纠纷中，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未经登记即不具备股东资格，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解读3】隐名股东将实际投资地位转让给第三人由第三人代替成为新的隐名股东，应理解为《合同法》所规定的债权债务的概括转让。隐名股东转让其股权发生法律效力应当具备如下的条件：第三人明知实际出资人的存在，并从实际出资人处受让股权时，如果名义股东并没有提出反对的，则可以认定该转让有效（转让的不是股权而仅是实际出资人的隐名投资地位相当于债权债务的概括转移）：
（1）第三人明确知晓隐名股东身份之存在；
（2）显名股东应当知晓该转让事实；
（3）显名股东对于转让事实没有提出反对：如果显名股东明确表示异议则不发生隐名股东所持股权转让的效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645号
【裁判摘要】具备公司股东身份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身份要件。本案中，虽然东驰公司提起诉讼时持有徐工汽车公司40%的股份，具备徐工汽车公司股东的身份，符合法律关于股东代表诉讼原告资格的要求，但是，在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东驰公司将其所持股份全部转让给徐工机械公司，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由此，东驰公司已丧失了徐工汽车公司股东的身份，不符合股东代表诉讼的主体资格要求，丧失了在本案中继续以徐工汽车公司股东身份进行股东代表诉讼的资格。因此，二审法院认定东驰公司在丧失徐工汽车公司股东身份时，相应地丧失了股东代表诉讼的诉讼主体资格，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解读1】在本案二审诉讼过程中，东驰公司将其持有的徐工汽车公司40%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徐工机械公司。根据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东驰公司享有对春兰自动车公司提起诉讼并获得收益的权利。
【解读2】股东身份是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前提。
摘要1：【实务要点】受让第三人明知隐名股东身份情形，对隐名股东转让其股权行为，只要显名股东未提异议，该转让应发生法律效力。【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18号《隐名股东资格以及隐名股东转让股权的效力认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217号
【裁判要旨】实际出资人要求确认委托代持股权关系并不等于实质上要求确认股东身份及享有股权。
【裁判摘要】关于委托持股合同的效力，有关司法解释已经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合同约定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不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合同有效。一方当事人仅以未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为由主张该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上述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持股合同、委托持股关系有效。被申请人称应认定为双方之间存在委托投资合同关系，而不是委托持股合同关系。事实上，李奕基是以委托持股的方式进行股权投资，委托持股与委托投资这两个概念不相互排斥。因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委托持股关系，与被申请人所称存在委托投资关系并不矛盾。
摘要2：【解读】外商投资企业隐名投资协议不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应当认定有效，实际投资者有权请求名义股东履行合同义务。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民终13429号
【裁判要旨】无论是否是实际出资人，表决权归公司登记的股东。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其一，张某某是耿博公司登记在册且持股比例70%的股东，有公司登记机关企业信息和公司章程为证，姚某对此事实亦予以确认。公司法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公司法并未规定股东会会议由实际出资人行使表决权。至于实际出资人是否同意代其持股人的表决行为，是实际出资人与代持股人之间内部的纠纷，与公司股东表决权无涉。故而，不论张某某是否为耿博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其作为公司登记在册股东，依法享有公司法赋予的表决权；其二，根据耿博公司章程，张某某作为耿博公司持股比例70%的股东，有权按照其出资比例享有70%表决权，因此系争股东会会议表决结果达到了公司法和耿博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其三，姚谋曾于2018年4月12日通知张某某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公司的账目、利润及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事宜，双方均到场参加会议，说明其认可张某某的股东身份，并邀其共商决议。现姚某认为张某某无权作出股东会决议，其主张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第二，．．．．．公司法虽然规定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张某某虽然未能提交会议记录，但其提供证据足以证明系争股东会会议在公证监督下实际召开并经表决通过，姚某未就其提出的系争股东会会议并未实际召开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仅以系争股东会会议没有形成会议记录进行反驳，理由并非充分，难以采信。．．．．．．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应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进行审查。本案中，张某某系耿博公司登记股东，持有公司70%股份，耿博公司将在2018年7月18日于指定地点召开临时股东会的会议通知已提前向公司另一股东姚谋送达。根据公证书记载，该次股东会会议如期召开，对决议事项进行了表决并形成系争股东会决议，作出表决结果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耿博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没有证据证明系争股东会会议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故应当认定系争股东会决议成立。姚谋主张系争股东会会议未实际召开，有违事实。姚某主张张某某不是耿博公司实际股东，张某某对此不予确认，在没有相反证据否定张某某股东身份的情况下，张某某依法享有行使股东表决权在内的股东权利。姚谋以无股东会会议记录及股东会决议未向其送达为由主张系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缺乏法律依据，应不予采纳。
【解读】代持股关系在公司内部治理中的规则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没有明显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416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在补充协议中约定以目标公司每年度的股东分红冲抵剩余两期的股权转让款，是对剩余转让款给付方式的约定，而非剩余转让款支付的条件，将该条款认定为付款履行期限约定不明并无不当。后因转让人将全部剩余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不再具备股东身份，以股东分红冲抵转让款的约定已经不具备履行条件，受让人应当支付剩余转让款以及逾期利息。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的根本特征是一方转让股权取得对价，一方支付对价取得股权，虽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有移交鹏兴公司经营权的内容，但该协议和《补充协议》并未约定若彭某某１、彭某某２不移交鹏兴公司经营权和分红权，则安晨晖有权拒绝支付剩余转让款。安晨晖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取得鹏兴公司40%股权后曾经对彭某某１、彭某某２未移交鹏兴公司经营权提出异议，且一审中亦未提出该主张。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和本案查明的事实，在彭某某１、彭某某２已经将约定的鹏兴公司40%股权转让与安某某，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安某某应当依照约定支付1亿元股权转让款。
【摘要１】本院认为，《补充协议》系对《股权转让协议》中规定的后两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进行的变更，并没有关于彭某某１、彭某某２保证安某某享有一定数额的公司分红，否则安某某可以不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的约定，不符合对赌协议的特征。根据该协议约定，双方主观上均无若股东不分红则免去安某某支付剩余5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义务的意思表示，安某某关于该《补充协议》系对赌协议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对于有争议合同条款应本着诚实信用和有利于合同目的实现的原则予以理解和解释。如果将补充协议该约定理解为附条件的付款约定，当公司分红条件不成就时，安某某得以免责，不负担付款义务，并不符合当事人本意，亦不符合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转让人获取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受让人获取目标公司相应股权的合同目的，且有悖于诚实信用和有效合同全面履行的原则。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条款为付款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约定，并无不当。安某某应当履行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901号
【摘要２】本院认为，在彭某某１、彭某某２不再具有鹏兴公司股东身份情况下，该二人难以了解公司经营和分红情况，难以控制或者影响分红款的分配，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其只能向安某某主张股权转让款，而不能向鹏兴公司主张直接把安某某的分红款支付给彭某某１、彭某某２，即已不具备直接以分红款抵偿股权转让款的条件。如果令双方继续履行该约定，则意味着公司如果持续不分红，安某某就可以一直拒绝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彭某某１、彭某某２转让鹏兴公司全部股权，不再具备股东身份情况下，《补充协议》关于以股东分红冲抵转让款的约定已经不具备履行条件，安某某应当履行支付剩余转让款的合同义务。
【解读】转让人在转让公司全部股权后不再具备股东资格，关于以股东分红冲抵转让款的约定已经不具备履行条件，受让人应当支付剩余转让款。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渝03民终364号
【裁判要旨】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股权交付标准——在法律没有强制规定股权转让必须办理工商登记才生效的情况下，通过工商股东会决议，受让方实际已经取得股权，股权已经交付。
【裁判摘要】在审查、认定当事人是否对公司享有投资性权益时，除了工商登记记载的股权关系结构之外，还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相关协议约定、资金投入、资产收益、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实际行使等多种因素加以判断。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虽将办理工商登记约定为取得股东资格的条件，但同日达成的《股东会决议》却在没有满足办理工商登记的条件下，确认了毛某某的股东身份、股权份额、股东权利义务，并选举毛某某为新的法定代表人，毛某某也以新股东身份在决议上签字捺印。从决议内容来看，宗某某、毛某某１、毛某某均认可毛某某的股东身份，并赋予了毛某某参与公司经营的机会。在法律没有强制规定股权转让必须办理工商登记才生效的情况下，《股东会决议》实则是对《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取得股东资格条件的变更，毛某某已实际取得了宗某某转让的股权。至于毛某某未能参与公司管理，则是因为公司经营恶化所致，而非其未取得股权，故对毛某某关于股权未转让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股东会决议确认股东身份可以作为股权交付的标准（股东会决议对公司和股东具有约束力）。
摘要1：解答：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股东不同意股权出让人恢复股东身份，股权出让人无权请求恢复原状，而只能选择其他救济方式。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鄂荆州中民四初字第00016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陈某某履行了出资义务，一直对通洋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占公司80%股权的股东方某某明知陈某某实际出资于公司、与周某某之间存在代持股协议的事实，且认可并同意陈某某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承认其享有公司股权，陈某某要求确认其通洋公司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符合前述规定，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摘要2：【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鄂民二终字第00158号
【摘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关于“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权归属争议，属公司内部纠纷，应根据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原则进行处理。就股东资格确认而言，依据上述规定，应采实质性要件而非形式要件，即以审查隐名出资协议和实际出资人出资的事实为主而不以工商登记等对外公示的事实为准。陈某某与周某某虽无书面隐名投资协议，但有证人证言证明双方之间有关于陈某某出资为实际股东、周某某显名为名义股东的口头约定，可以认定陈某某与周某某之间存在隐名投资协议。退而言之，即便没有口头约定，结合陈某某实际支付注册资金而周某某没有支付注册资金的证据、陈某某参与公司管理而周某某被雇佣打理公司事务从陈某某处领取工资、周某某投入公司资金转化为借款并以房产抵偿的事实，亦可以作出双方存在隐名出资合意的实质性判断。因此，基于本案实际存在隐名出资协议及陈某某作为实际出资人交纳注册资金的事实，在通洋公司及另一股东方远征无异议的情况下，应当确认陈某某在通洋公司的股东身份。周某某以工商登记等对外公示的记载资料为依据进行抗辩，仅能对公司以外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并不能在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中形成权利外观以确认其股东资格。
摘要1：解答：其他股东均认可其股东身份的隐名股东可以直接请求显名，无需再履行公司法司法解释所规定的需其他股东决议同意的显名程序。
摘要2：【解读】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２８条规定，《公司法解释三》第３４条规定“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理解，只要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人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权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就视同“同意”（不限于明示的“同意”）。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渝01民终6272号
【裁判摘要】汪某某已经向奥普泰公司出资并取得了出资证明书，而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其股东身份应当得到确认。虽然未经工商登记，但是工商登记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其仅仅具有对善意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的证权功能，未经登记并不能排除汪某某的股东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也只是强调登记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据股东名册行使股东权利，但并未排除未登记于股东名册的股东行使其相应的股东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相关事项，也是实际出资人要求变更工商登记事项的程序要求，不涉及股东资格确认的问题。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是通过协议约定的形式约束其权利义务，一般情况下隐名股东只能通过显名股东行使其权利，而本案中工商登记的五名股东只是股东代表，对于其他未登记的股东，其股东身份奥普泰公司是明知的，因此，汪某某等未登记的股东与五名登记股东之间的关系不符合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的法律特征。综上，汪奶奶的股东身份可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汪某某具有股东知情权。
摘要2：【解读】已经出资并取得出资证明书但未经工商登记具有股东身份有权行使股东知情权。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宁民五初字第70号
【裁判摘要】冯某某作为顶上大酒店的隐名股东，虽未登记在册，但公司及其他股东均对其股东身份予以认可。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其应享有股东知情权。
摘要2：【解读】其他股东对其股东身份予以认可的隐名股东享有股东知情权。
摘要1：解读：（１）股东知情权的原告仅限于起诉时具有股东身份的股东（起诉之后丧失股东资格不受限制）；（２）起诉时不具有股东身份的，仅限于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且请求依法查阅或者复制其持股期间的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原股东。
摘要2：【注解】股东因抽逃出资被股东会决议除名的，在该除名决议未被否定效力前，不具有提起知情权诉讼的资格。——参考案例：《
无锡法院公司诉讼十大典型案例（2021-2022）》案例六
摘要1：解读：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后丧失股东身份，不能再行使股东的相关权利，不具有诉的利益，不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摘要2：【注解】股东代表诉讼的诉讼期间原告应保持其股东身份，否则将丧失诉讼主体资格。
摘要1：解读：股东资格确认可以适用调解确认。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