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一终字第237号
【提示】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关于管辖的约定对实际施工人具有约束力。
【裁判摘要】根据被上诉人吴××提供的油田公司与中太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第67.5条约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发包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吴××以实际施工人身份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油田公司及承包人中太公司主张权利，其施工的权利义务源于油田公司与中太公司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故也应受该合同约定的管辖约束，即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591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条司法解释第一款确立了实际施工人工程价款请求权的一般规则，即实际施工人可以依法起诉与其具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第二款明确了实际施工人工程价款请求权的例外救济，即实际施工人可以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杰出建筑公司主张工程价款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其与中交公路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排除了法院管辖权。杰出建筑公司将兰渝铁路公司、中交公路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起诉至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违背了杰出建筑公司与中交公路公司通过仲裁处理双方争议的约定。原裁定书中虽有不甚准确的表述，但适用法释（2004）14号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并不存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575号
【裁判摘要1】荣盛公司向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请求将案件移送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随后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亦是要求将案件移送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荣盛公司只是对案件的地域管辖有异议，从未就人民法院对案件的主管权力提出过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或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之规定，荣盛公司再审提出其与华星公司之间存在仲裁条款，故王修虎亦应受该条款的约束，并请求人民法院驳回王修虎对其起诉的主张，超过了原审的范围，本院不予审理。
摘要2：【裁判摘要2】需要指出的是，存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是当事人排除人民法院主管采取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必要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发包人主张权利。该规定是一定时期及背景下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其不等同于代位权诉讼，不具有代位请求的性质。同时，该条款规定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目的是防止无端加重发包人的责任，明确工程价款数额方面，发包人仅在欠付承包人的工程价款数额内承担责任，这不是对实际施工人权利范围的界定，更不是对实际施工人程序性诉讼权利的限制。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对承包人权利的承继，也不应受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仲裁条款的约束。事实上，王修虎也无权依据荣盛公司与华星公司之间的仲裁条款向蚌埠仲裁委员会对荣盛公司提起仲裁申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114号
【提示】工程价款已确定但付款期限不明的，承包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付款义务。
【裁判摘要】由于湖北三建公司与集邮公司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同，集邮公司也未证明双方约定过支付工程款的时间，在双方就付款时间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湖北三建公司可以随时要求履行，在湖北三建公司向集邮公司主张权利时，本案方可计算诉讼时效，故二审判决认定湖北三建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管辖错误以及审限的问题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法定再审事由，故集邮公司以上述理由申请再审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618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于2012年9月13日另案作出（2012）洛民再字第44号民事判决解除华厦公司与新银泰公司的租赁合同，弘韬公司知道租赁合同解除、华厦公司接受新银泰公司装修添附资产的商场后，即于2012年10月23日向洛阳市政法委等有关部门反映积极主张权利，之后申请追加华厦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亦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弘韬公司对华厦公司的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华厦公司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428号
【裁判要旨】公证债权文书被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应予受理。
【裁判摘要】本案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签订后，金谷信托公司分别与龙腾控股公司、龙腾开发公司、方忠杰向北京市方圆公证处申请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此后，又应金谷信托公司申请，出具了执行证书。金谷信托公司依据该执行证书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案，该院以公证程序不合法裁定不予执行。有鉴于此，金谷信托公司根据本案借款、抵押、保证合同中关于“法律适用及争议的解决”约定的双方因履行合同所生争议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金谷信托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以龙腾控股公司、龙腾开发公司、方忠杰为被告，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和主张权利符合合同约定。人民法院依法受理本案，程序并无不当。龙腾控股公司、龙腾开发公司称本案应当进行仲裁，法院不应受理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赣执复14号
【裁判要旨】执行当事人双方在执行依据生效判决后执行立案之前达成和解协议，系当事人双方在本案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之外达成的和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性质，不属于执行和解协议，不发生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的法律后果，且该和解协议尚未履行完毕，由该协议引起的纠纷可以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裁判摘要】本案中，执行当事人双方在本案执行依据生效判决后执行立案之前，就本案执行依据的（2015）赣中民四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利息部分以及案外的债权转让权利义务关系等内容达成和解协议，系当事人双方在本案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之外达成的和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性质，不属于执行和解协议，不发生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的法律后果，且该和解协议尚未履行完毕，由该协议引起的纠纷可以依法另行主张权利。本案异议裁定认定本案和解协议系执行和解协议，并据此驳回申请执行人陈宜平对本案的执行立案申请，对原立案行为予以注销，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申请执行人陈宜平受债权受让人张森林委托，在申请执行的二年期间内向赣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本案生效民事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但是被执行人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予以扣除。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复字第14号
【裁判要旨】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就履行调解书产生的争议，如是否构成违约以及违约责任如何承担等，不属于执行异议及复议案件的审理范围，当事人可以通过另行诉讼主张权利。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执行程序中，申请执行人在履行《民事调解书》的过程中与被执行人就是否构成违约以及违约责任应如何承担产生争议，该争议能否在执行程序中予以解决。分析如下：
一、宇通公司与鑫恒公司就履行《民事调解书》产生争议，不属于异议及复议案件的范围。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提出执行异议，对执行法院作出的异议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其审查的客体是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是否违法。本案立案后，执行法院根据《民事调解书》第一项内容采取了执行措施，其执行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其后宇通公司和鑫恒公司在履约过程中对违约责任的构成和承担问题产生了分歧，对如何履行《民事调解书》主张不一，双方当事人对于彼此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产生争议，继而由于这一争议导致案件无法继续执行，并不存在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故宇通公司的异议及复议请求不属于执行异议及复议案件的审查范围。
二、宇通公司的相关诉求超出了本案执行依据确定的内容，可以通过另行诉讼主张权利。执行程序不同于审判程序，其本身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对于当事人超出执行依据的实体权利诉求在执行程序中无法得到实现，宇通公司可以通过另行诉讼以实现其权利救济。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监418号
【裁判要旨】案外人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提出异议且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主张权利。
【裁判摘要】关于案外人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物提出异议的救济程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一方面，案外人的申诉可以通过裁定补正的，执行法院应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理。另一方面，案外人的申诉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当告知异议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本案属于对原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有关赃物认定内容不服，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申诉人如对据以执行的刑事裁判有关涉案款物认定和处理不服，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主张权利。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苏执复字第00019号
【裁判要旨】出租房屋内的装潢及设施设备因与房屋分离会严重损害其价值，承租人扩向执行法院申请整体拍卖。
【裁判摘要】依据本案事实，涉案房地产属于被执行人所有，涉案装潢、设施设备属于案外人东古来大酒店、海月公司所有。此前执行法院南通中院也仅是对被执行人名下的房地产进行评估，被执行人等即以”评估结果未包含装修及设备设施价值”为由向南通中院提出执行异议。涉案装潢附着于涉案房地产之上，涉案锅炉、消防设施、电梯等设施设备即是为满足涉案房地产从事酒店经营目的而进行购置、安装。故涉案装潢、设施设备如与涉案房地产分离即会严重减损其价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拍卖的多项财产在使用上不可分，或者分别拍卖可能严重减损其价值的，应当合并拍卖。涉案房地产原承租人东古来大酒店向南通中院申请要求对涉案装潢、附属设施与房地产一并评估、拍卖。海月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振扬也同意对海月公司所有的设施设备进行评估拍卖。黄某作为海月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意思表示依法能够代表海月公司。在执行法院已对案涉标的物评估拍卖的情况下，海月公司对本案的执行未主张权利，故其后所谓海月公司股东会决议仅是公司内部决议，不具有否定其法定代表人黄某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且执行法院应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确定评估拍卖财产的范围，而非以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为准。南通中院对涉案房地产与装潢、设施设备整体评估拍卖并无不当。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苏执复字第00089号
【裁判要旨】执行分配中刑事退赔优先原则仅在刑事裁判涉及财产部分与民事案件同时执行的情况下才能适用。
【裁判摘要】（１）仅在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与民事案件同时执行的情况下，才存在退赔被害人损失优先于其他民事债务执行的情形；（２）民事执行法院扣划完毕后才作出刑事判决，不能适用退赔被害人损失优先于其他民事债务执行的规定——武汉天科公司关于案涉款项属于赃款南通中院不得扣划的主张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按照下列顺序执行：（一）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二）退赔被害人的损失；（三）其他民事债务；（四）罚金；（五）没收财产”，故仅在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与民事案件同时执行的情况下，才存在退赔被害人损失优先于其他民事债务执行的情形。本案中，南通中院扣划完毕后崇川法院才作出刑事判决，故不能适用上述规定。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刑事裁判认定为赃款赃物的涉案财物用于清偿债务、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利负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追缴：（一）第三人明知是涉案财物而接受的；（二）第三人无偿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涉案财物的；（三）第三人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者违法犯罪活动取得涉案财物的；（四）第三人通过其他恶意方式取得涉案财物的。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执行程序中不予追缴。作为原所有人的被害人对该涉案财物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通过诉讼程序处理”，本案中，武汉天科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建行唐闸支行存在上述应予追缴的情形，故南通中院扣划被执行人蒋××存款并无不当。
【注解】民事审判全部执行结束后被害人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优先受偿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6民终11513号
【裁判要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与刑事退赔有本质区别，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债权与其他民事债权应在同一顺位予以清偿。
【裁判摘要】根据《涉财产执行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和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被执行人在执行中以其责任财产承担民事责任，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确定的民事赔偿债务和其他民事债务均为同一清偿顺位。区某据以执行的一审法院（2001）明刑初字第6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决责令被告人赔偿区某的经济损失合计101305.25元，该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是否属于刑事退赔的范畴，本院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即被害人对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而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主张权利，只能通过追缴或者退赔予以解决，在赃款赃物追缴不能的情况下，被执行人仅在赃款赃物等值范围内予以赔偿，故退赔是具有物权性质的债权，优先于其他民事债务的执行。而本案（2001）明刑初字第6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所涉民事赔偿是因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区某的财产损失，法院依据其侵权行为责令其对区某的损失予以赔偿。因此，本案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与刑事退赔有本质区别，区某的债权与其他民事债权应在同一顺位予以清偿，分配方案将区某的债权和区某某的债权确定为同一清偿顺位并无不当。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川15民终1230号
【裁判摘要】农行长宁县支行未提交证据证明在2012年7月9日前向抵押人主张权利，主债务人于2012年7月9日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上签字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行为不及于抵押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规定，农行长宁县支行对抵押人的抵押权消灭。故抵押人辩称农行长宁县支行未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前行使抵押权，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181号
【裁判要旨】企业资不抵债、濒临破产时无偿划转股权给他人，具有逃废债务故意，接收人未支付合理对价的，应当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侵权责任法》保护民事主体合法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债权属于债权人合法的财产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随意侵犯。债权发生在特定当事人之间，缺乏公示性。一般情况下，债权人应通过合同救济主张权利。认定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应从严把握。当债权人权利救济途径已经穷尽，债权债务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如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权债务关系存在，且违反以保护该债权为目的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或者违背公序良俗，造成债权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行为人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2：吉林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侵权责任纠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95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134号
【裁判摘要】
一、判断是否构成独立保函欺诈涉及对基础交易的审查时，应坚持有限及必要原则，审查范围应限于受益人是否明知基础合同的相对人并不存在基础合同项下的违约事实或者不存在其他导致独立保函付款的事实。否则，对基础合同的过度审查将会动摇独立保函“见索即付”的制度价值。
二、受益人基础合同项下的违约情形，并不必然构成独立保函项下的欺诈索款，即受益人基础合同项下的违约情形并非构成保函欺诈的充分必要条件。
三、判断独立反担保函项下是否存在欺诈，不仅需要审查独立保函欺诈情形，亦需要考查担保行（独立保函开立行）向反担保函开立行主张权利时是否存在欺诈。只有担保行明知受益人系欺诈性索款且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付款，并向反担保行主张独立反担保函项下款项时，才能认定担保行构成独立反担保函项下的欺诈性索款。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639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就案涉工程欠款最后一次达成的还款协议未对还款期限进行约定，威远公司可随时要求树宏公司偿还欠付工程款，树宏公司亦未举证证明该公司在本案起诉两年前曾向威远公司明确表示拒绝偿还欠付工程款。据此，树宏公司申请再审主张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959号
【裁判摘要1】劳务分包其中分包班组要求发包人对分包人欠付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不予支持——于曹某某要求江南水利水电公司对蔡某某欠付劳务款承担连带责任能否成立的问题。本案系劳务分包合同纠纷，曹某某起诉要求蔡某某支付劳务款的依据是其与蔡某某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务分包合同关系，而劳务分包合同的当事人系曹某某和蔡某某，曹某某只是蔡某某组织施工人员中的一个施工班组，并非完全替代蔡某某承担与江南水利水电公司之间劳务用工合同的权利义务。因此，江南水利水电公司与曹某某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曹某某要求江南水利水电公司对蔡某某欠付劳务款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2】劳务分包其中分包班组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劳务费范围内对分包人欠付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予以支持——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关于“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判令江南水利水电公司在欠付蔡某某工程款范围内对蔡某某欠付曹某某的工程承担连带责任。该司法解释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是承包人将建设工程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义务都是由实际施工人履行的，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已经全面实际履行了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并形成了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上述特殊情况下基于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目的，该条规定突破合同相对性允许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但该特殊情况下发包人也仅是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虽然上述规定涉及的是发包人，但本案中曹某某突破合同相对性要求江南水利水电公司承担支付劳务款责任与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类似，二审根据该条规定的原则判令江南水利水电公司在欠付蔡某某的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曹某某承担责任充分保护了曹某某的利益，并无不当，曹某某主张江南水利水电公司对其劳务款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1569号
【提示】信访答复函的证明效力。
【裁判摘要】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姜丙应就崇明县中兴镇红星村村民委员会于2000年因新建渠道而占用姜丙2亩土地一节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姜丙依据信访事项答复函为依据主张权利，对此，崇明县中兴镇红星村村民委员会和崇明县中兴镇红星村第八生产队均不予认可，就其中载明的崇明县中兴镇红星村村民委员会和姜丙已统一意见一节表示不属实，并表示该信访答复函对崇明县中兴镇红星村村民委员会没有约束力，其中表述的处理建议仅仅是建立在姜丙单方陈述的基础上。本院认为，在崇明县中兴镇红星村村民委员会对信访答复函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姜丙有义务进一步举证以证明在信访过程中崇明县中兴镇红星村村民委员会已与姜丙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并允诺作出补偿的事实。基于姜丙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佐证，本院对姜丙所要证明的事实无法确认。并且，根据2011年6月1日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中也载明姜丙所承包土地面积为2.76亩，不存在缺失的问题。故姜丙主张的承包土地面积被占用并以此为由主张赔偿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难以准许。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闽民申2863号
【裁判摘要】本案原审已经确认再审申请人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但再审申请人能否依据该成员资格参与征地补偿款分配仍然要依据具体的分配方案，根据被申请人制定的分配方案，本案涉及的这一轮征地补偿款，适用的对象是已经取得承包地的村民，这一方案系经民主议定程序产生，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并不存在违法的情形，由于再审申请人未实际取得承包地，所以不属于方案确认的补偿的对象，原审判决也已经进行释明，再审申请人对第二次乃至本案再审复查中出台的第三次分配有异议可以另行主张权利。
摘要2：
摘要1：——发包人与实际施工人直接签订合同的，实际施工人可以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248号民事判决书
【案例要旨】发包人与实际施工人直接签订的合同对于合同双方均有拘束力，实际施工人可以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不受《关于审理建设工程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的限制。
摘要2：【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6年第1辑（总第65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222-223页】
摘要1：——不动产无权处分中善意的认定
【裁判要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在审判中有三个重要环节，一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受侵害的第三人与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下的原所有权人竞合时，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法律规范适用问题；二是无权处分语境下善意取得的善意的认定；三是善意取得构成时原所有人权利救济问题。应当依照特殊规范优于一般规范原则适用法律解决案件的性质，在此基础上依照受让人有无重大过失判断受让人是否善意取得，在受让人构成善意取得情形下，依照侵权规范对原所有人进行救济。
【案号】一审：(2017)京0115民初14043号；二审：(2018)京02民终3783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豫05民终577号
【裁判要旨】上诉人持土地承包合同向被上诉人村民委员会主张权利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条件，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不当，原审法院应在审查本案事实及证据的基础上作出裁判。
摘要2：
摘要1：【案号】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吉02民终85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本案中当事人争议的实质为相邻的二块承包地具体边界问题，故本案应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该纠纷应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上述规定，李德生可到相关部门明确土地权属后另行主张权利。本案应驳回李德生的起诉。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鄂民终1374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869号
【裁判要旨】龙泉村委会与王银荣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中有部分与其他农户的承包经营范围重合，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断有农户向王银荣主张权利，导致其无法正常经营。《关于租赁荒山办畜牧场的合同书》中并未约定合同单方解除的条款，龙泉村委会将部分土地重复发包，致使王银荣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且不能排除权利瑕疵，已构成违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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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90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23日作出查封包括案涉房屋在内财产的民事裁定，于2010年4月23日、4月28日分别向国土局、房管局送达民事民事裁定书和查封（扣押）物品清单。李秋燕于2010年12月17日与天府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于2011年1月19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于2011年2月24日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李秋燕虽是在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查封财产的民事裁定之后与天府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产权证书，但并无证据表明查封财产在李秋燕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办理产权证书时已经进行公示，亦没有证据证明李秋燕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办理产权证书时知道涉案房屋已被查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款关于“人民法院的查封、扣押、冻结没有公示的，其效力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之规定，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查封案涉房屋的行为不能对抗作为善意第三人的李秋燕。因案涉房屋所有权已转移至李秋燕名下，德润建筑公司基于其对天府房地产公司的债权要求执行案涉房屋，不能得到支持。天府房地产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后仍然转让查封财产，国土局和房管局收到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后仍为查封财产办理过户手续，违反法律规定，德润建筑公司可通过其他途径主张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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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冀民再88号
【裁判要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可随时请求分割遗产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但继承纠纷有诉讼时效——被继承人死亡后其遗产在分割前属于继承人共同共有，继承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遗产。遗产被其他继承人擅自处分构成侵权的属于继承权纠纷，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相关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25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本案中被申诉人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申诉人放弃继承，申诉人亦明确表示不放弃继承。因此，案涉房产作为未处理的遗产，申诉人应享有继承权。遗产在继承开始后未分割前，由各继承人共同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8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的诉讼期限是两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在提起诉讼。本案案涉房产依然登记在孙曰明名下，是原始登记状态，并未发生变更登记，虽然孙世兴出租案涉房产，并不能证实是侵害申诉人继承权行为。因此，本案中申诉人作为遗产共有人虽未行使管理的权利并收取房租，并不影响其作为共有人对涉案房产行使物权，终审判决以申诉人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未及时主张权利，也未举证证明其权利被侵害的时间为由，认定申诉人起诉超过诉讼时效，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京01民终9061号
【裁判要旨】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后向该律师追偿产生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纠纷，律师事务所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追偿权之诉，而不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先行向具有管辖权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1、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2、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3、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4、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5、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在本案中，大成律所以追偿权纠纷为由，向何震主张权利。依据在案的证据，双方当事人之间因本案引发的纠纷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劳动争议的范畴。故一审裁定认为大成律所主张何震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给大成律所造成损失，要求赔偿，属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在未能协商解决的情况下，大成律所应先行向具有管辖权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应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故大成律所依法享有向何震主张追偿权的诉讼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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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浙民再字第69号
【裁判摘要】民法通则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18日公布的法释［2008］15号《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中已将该条废止（理由是“与物权法有关规定冲突”），但该决定明确“废止的司法解释从公布之日起不再适用，但过去适用下列司法解释对有关案件作出的判决、裁定仍然有效”。本案王甲起诉是在2005年4月，二审法院的判决于2008年8月20日作出，故该条规定仍应适用于本案。根据该条规定，虞乙于1971年去世，王甲未明确表示放弃虞乙的遗产，应视为接受继承，故虞乙的遗产应为王丁与王甲共同共有。王甲作为原告提出的确认共同共有关系的诉讼请求，属确认之诉；分割争议房屋的诉讼请求属形成之诉，请求权基础为物权请求权。物权为支配性权利，非经请求即可实现，即使权利人在事实上因标的物为他人占有而失去支配，但于法律意义上，其“支配权”从未被阻断，其向占有人主张权利，本质上是在行使“支配权”，此种支配意义上的请求不应被诉讼时效所阻断。因此，不应对物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据此，尽管王丁于1995年、1996年期间分别办理了讼争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但并不能否定王甲基于接受继承而与其他法定继承人共同共有虞乙遗产的权利。根据查明的事实，虞乙对讼争房屋所享有的四分之一份额，应作为遗产由王丁与王甲共同继承所有，王甲应享有讼争房屋八分之一份额的所有权。综上，王甲关于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理由成立，但主张其享有讼争房屋二分之一份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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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海铁石投资有限公司与南宁市南方土特产公司、北海正阳典当公司借款抵押合同纠纷一案的请示的复函》（[2009]民二他字第20号）
【摘要】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引起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只能是不可抗力或者因客观原因引起的其他障碍。抵押财产被公安机关扣押，并不妨碍债权人向主债务人主张权利，该事由不能引起主债务请求权诉讼时效中止。另，请你院理顺当事人的请求权基础，如果是基于物权请求权，则不存在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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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苏商外终字第0054号
【裁判要旨】股东知情权是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为获取公司经营、决策、管理的相关事项而享有的法定权利，包括对公司财务报告和公司账簿的查阅权。股东委派的董事对股东财务状况是否知情并不妨碍公司股东行使知情权。公司以此为理由拒绝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
1、股东委派到合资公司的董事对公司财务状况是否知情不妨碍股东行使合资公司的知情权，合资公司关于“股东委派的董事已知晓公司财务状况、经营状况，股东不再享有查阅财务资料的权利，股东可以向其委派的董事主张权利”的抗辩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2、确定香港公司的董事会决议效力是一个独立的诉，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判断，在相对人未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提出相应的诉求时，内地法院可依据内地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形式审查，确认该董事会决议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