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
一、对于政府机关及其他职能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人民法院应当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判断，如上述证据不能反映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则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二、因出卖人所售房屋存在质量问题，致购房人无法对房屋正常使用、收益，双方当事人对由此造成的实际损失如何计算未作明确约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房屋同期租金作为标准计算购房人的实际损失。
摘要2：【解读】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导致购房人无法正常使用、收益的，法院可以房屋同期租金为标准计算实际损失。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再51号
【裁判摘要】判断社会组织是否属于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组织，应当综合考量该组织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是否实际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以及所维护的环境公共利益是否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社会组织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应根据其内涵而非简单依据文字表述作出判断。
摘要2：
摘要1：——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责任主体及责任范围的认定
【裁判要点】
1．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与被保险人的侵权责任相互分离。一旦发生损害，保险公司即需向交通事故的受害方承担赔偿责任。对责任限额之外的损失，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则认定侵权责任。
2．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由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当投保义务人与侵权人不一致时，由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精神损害抚慰金与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是不同类型的赔偿项目，是否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应根据案情灵活确定。
4．在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时，应综合考虑如下因素：是否以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义实施行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有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授权；行为人的行为与授权内容、工作职责的关联性；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为人的监督管理职责；行为的获益归属；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行为人的主观意志等因素。
【案件索引】一审：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3）官民一初字第2516号（2014年1月6日）；二审：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昆民三终字第237号（2014年6月9日）
摘要2：
摘要1：张某某、张某某、郑某某寻衅滋事案——被害人过错的认定与适用
【裁判要点】被害人过错应是被害人实施了过错行为，且该行为具有法律上或道义上的不适当，并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客观上直接影响了犯罪行为的产生、发展与结果。
【案件索引】
一审：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4）集刑初字第798号（2014年12月10日）
二审：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厦刑终字第159号（2015年3月11日）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82号
【裁判要旨】环境污染侵权纠纷适用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侵权人对污染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但被侵权人仍应就污染事实、损害结果的存在以及污染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关联性承担初步证明责任。在侵权责任承担上，亦需综合考虑过错与原因力大小，正确划分责任范围的大小。
摘要2：
摘要1：【要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虽为实体审理程序，但和执行异议审查程序存在关联性和共通性，所以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在关于执行异议之诉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可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等相关条款的内容，结合具体案情，判断案外人的权利可否排除强制执行。
摘要2：
摘要1：【案号】一审：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琼立一初字第1号；二审：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一终字第267号
【裁判摘要】最高法院认为：（2011）琼民再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解决的是白龙街道办与东方公司之间因《合作建设白龙农贸市场合同书》的签订、履行及解除引发的纠纷，李某某和东方公司与白龙街道办之间就该纠纷没有共同的诉讼标的，且李某某和东方公司之间就该纠纷也没有共有或连带关系，李某某不是白龙街道办与东方公司之间的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主体。李某某以（2011）琼民再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的结果导致东方公司与李某某之间签订的《铺面房屋租赁合同书》无法继续履行，直接损害了李翠微的合法权益为由，请求撤销（2011）琼民再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该诉讼请求及理由与（2011）琼民再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仅仅是单纯的事实上、经济上的联系，并不能构成法律上利害关系。李某某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条件。
【摘要】李某某请求确认其与东方公司2004年签订的《铺面租赁合同书》及其补充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并判令白龙街道办继续履行的诉讼请求虽然构成一个单独的诉，但该诉讼请求与李某某所提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关联性，不能依附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向一审法院起诉。李某某的该项诉讼请求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另行主张。
摘要2：【案由】第三人撤销之诉
【当事人】上诉人（一审起诉人）：李某某（备注：第三人撤销之诉不宜称为原告，本案称为“起诉人”）
【基本案情】
（1）Ａ与Ｂ签订《合作建设白龙农贸市场合同书》，约定Ａ出地，Ｂ出资兴建”白龙农贸市场”。合同签订后，Ｂ将白龙农贸市场建成并开业。Ａ和经济贸易合作局分别出具”市场建成后，由Ｂ管理经营三十五年”的证明，证明Ｂ在上述合同履行期内对白龙农贸市场享有35年经营管理权。
（2）Ｂ将白龙农贸市场二、三楼共计6600㎡铺面全部出租给李某某。
（3）Ａ与Ｂ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07）海中法民二初字第24号、（2008）琼民二终字第60号、（2011）琼民再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均判决：一、解除Ａ与Ｂ签订的《合作建设白龙农贸市场合同书》；二、Ｂ于判决生效10日内将白龙农贸市场的经营管理权移交给Ａ。
（4）李某某认为，上述判决损害了其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一、依法撤销（2007）海中法民二初字第24号、（2008）琼民二终字第60号、（2011）琼民再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二、依法确认李某某与Ｂ签订的《铺面租赁合同书》及其补充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并判令Ａ继续履行。
【裁判】一审法院认为，起诉人与该案的审理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属于必须或者应当参加该案诉讼的第三人。且从判决内容来看，该案的二审及再审判决内容并无不当，没有损害起诉人的民事权益。起诉人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对李某某的起诉，该院不予受理。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问题】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主体资格如何判断？
【解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５６条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是指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均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必须是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否则不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主体资格。
【解读】
（1）单纯的事实上、经济上的联系不构成法律上利害关系；
（2）与案件诉讼标的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不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主体资格。
【简法】第三人撤销之诉之第三人必须是与案件诉讼标的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而非仅具有单纯的事实上、经济上联系。
摘要1：【案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4)浙甬行终字第214号
【提示1】对于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起诉期限，新旧行政诉讼法及《执行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规定，在2015年5月1日前应从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日起2年为起诉期限；2015年5月1日后，《适用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4条明确规定了不作为起诉期限为6个月，应严格执行。
【提示2】涉案批复如果不对行政相对人权益明显产生实际影响，应根据《适用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条第8项规定裁定驳回起诉。
【裁判摘要】2003年5月12日，被上诉人宁波市规划局就涉案六层住宅西端一、二层房屋向宋永浩等住户作出了《关于江东区园丁街87弄31号居民来信反映房地产商不按规划审批建房等有关问题的答复》，该答复基于涉案六层住宅西端一、二层房屋已被建设单位低价出售，对建设单位未按规划许可内容进行建造、未按规划验收提出的按非住宅进行使用的要求的行为，提出了维持原状为妥的意见。2011年5月6日，被上诉人作出的《关于朱晓龙等住户反映江东区园丁街87弄39号107、108室前后二层房屋违法违规问题的答复》，并没有改变原来的处理意见。被上诉人在该答复中提出的“二层商业、物业用房”经过依法批准，不能定性为违法建筑的意见，也没有改变规划工程许可对该“二层商业、物业用房”的许可意见。该答复在整体上并没有为相关利害关系人设定新的权利义务，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正确，予以维持。但原审裁定认为上诉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其起诉超过2年法定起诉期限的理由，在被诉行为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情况下，不再具有关联性，故予指正。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9)行提字第3号
【裁判摘要】德士活公司申请撤销争议商标的依据和理由既包括现行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对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规定，又包括修改前商标法第十七条与类似商品上已经注册的商标近似的撤销理由。本案中，商评委因为已经认定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一、二构成相同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应予撤销，所以没有必要再适用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关于对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规定撤销争议商标，但这并不等于否定了德士活公司关于争议商标构成对其服装商品上的两个驰名商标的复制、摹仿应予撤销的申请理由。德士活公司首先将苹果、苹果图形作为服装及钟表等商品上的商标予以注册和使用，并不存在显著性上的局限；第25类服装与第14类钟、表、手表带、表盒，在销售渠道和消费群体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不属于没有联系或联系很弱的非类似商品。在德士活公司同时拥有非类似商品上已注册的驰名商标和类似商品上的在先注册商标的情况下，不仅应该将争议商标与权利人在类似商品上在先注册的商标进行比对，还应该考虑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因素，而不应该出现权利人除了拥有驰名商标之外，还拥有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在先注册商标的情况下，所得到的保护反而弱于仅有在非类似商品上的驰名商标而没有在类似商品上在先注册商标的情况。二审法院放弃对行政行为的独立审查判断职责，未对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是否近似进行独立审查，而以商评委以前作出的未经司法审查的裁定作为依据，认定引证商标二与争议商标不构成近似，其做法确有不当，应予纠正。商评委裁定及一审判决认定争议商标和引证商标二已构成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据此得出争议商标应予撤销的结论正确，应予维持。
摘要2：【裁判要旨】在权利人同时拥有非类似商品上已注册的驰名商标和类似商品上的在先注册商标的情况下，不仅应将争议商标与权利人在类似商品上在先注册的商标进行比对，还应考虑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因素。
摘要1：【案号】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川1325民初1249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案乃环境污染责任纠纷。首先，必须明确环境污染的责任人是谁，即侵权主体。原告养殖场右上方所经过的线路系三被告联合改建之搬荆线，该线路虽由三被告联合建设，但改建前的产权属于被告国网南充公司，改建后按合同约定也归属于其，被告顺庆政府、兰渝铁路公司不是该线路的产权人，对该线路产生的侵权责任不应承担责任，故被告顺庆政府、兰渝铁路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其次，原告之所以以环境污染责任提起诉讼，是其认为案涉线路排放了电磁辐射的污染物，其所依据的是锦宜公司的推断、案涉线路的环评报告及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出具的《监测报告》，认为案涉线路存在电磁辐射即是在排放污染物。而从这些证据来看，虽相关测量值均在国家规定的限值以内，但无法否认案涉线路存在电磁辐射即排污的事实，原告已尽到了证明被告国网南充公司所有的案涉线路排放污染物事实的举证义务。再次，原告养殖场所饲养的野鸡死亡，给其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可以确定原告存在损失的事实。第四，原告所养殖之野鸡死亡，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表明系发生在2015年国庆节前后，而案涉线路通电是在2015年9月30日，虽不排除在2015年9月30日前野鸡即出现死亡，但大面积死亡是在国庆节后，即在案涉线路通电之后，故不排除原告损害与被告排污行为之间存在关联性。第五，原告所饲养之野鸡死亡，不排除在2015年9月30日即案涉线路通电前已发生，且无相关证据表明非因疾病死亡，同时原、被告所举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出具的《监测报告》已证明案涉线路排放的电磁辐射即电场强度、磁场强度远远低于国家标准限值，不足以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从而造成原告养殖之野鸡死亡，故无法证实被告国网南充公司所有的案涉线路电磁辐射与原告养殖之野鸡死亡具有因果关系。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938号
【裁判摘要】交行贵州分行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持有异议，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支付鉴定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之规定，交行贵州分行一审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不认可鉴定意见，故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但一审法院并未让鉴定人出庭，因此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从一审法院审理情况看，在确认鉴定机构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后，一审法院将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向各方当事人送达，并于送达后组织交行贵州分行、中国物流公司双方到庭就《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质证。交行贵州分行就该意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鉴定结论只是鉴定了书写形成时间，并没有鉴定出是谁涂改的，因此不认可该意见书。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在鉴定结论作出后依法向各方当事人送达并组织当事人到庭质证，从交行贵州分行就鉴定结论发表的质证意见看，并非必需鉴定人员到庭的情形，交行贵州分行实则认可鉴定机构关于“是同一人用同一只笔同一时间书写”的鉴定结论，无论是谁涂改该手写处，均不能证明交行贵州分行与雅博公司、中国物流公司签订了2013年《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因此该鉴定结论足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主要证据。
摘要2：无
摘要1：【提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采纳的证据不符合优势证明标准的应予撤销。
【裁判要旨】劳动局对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并未进行充分的调查核实，对现有证据材料之间的关联性、证明力并未作细致充分的分析，且在案件事实尚存疑点并未调查取证的情况下作出工伤认定结论的，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依法予以撤销。
【判决书字号】一审判决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5）朝行初字第70号；二审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5）二中行终字520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168号
【裁判要旨】转包人及要求将工程款的税款在欠付款项中予以抵扣，又要求施工人提供该部分金额发票，相当于让施工人承担双重税负。
【裁判摘要】关于二审法院判令中兴公司提供全部工程款相应金额的发票是否正确的问题。润扬公司在一、二审中均请求中兴公司“交付完工工程相应价款的发票”。本院认为，依照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要求，税款应由纳税人直接缴纳，或由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或代收代缴，并且只有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后才能获得相应的完税凭证。本案诉争的1171170元税款或由中兴公司自行缴纳后提供相应发票，或由业主纳黔公司代扣代缴后从税务机关开具发票。二审法院判决将3718万元款项的营业税、城市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四川省地方教育费附加共计1171170元税款在润扬公司欠付款项中予以抵扣，同时又判令中兴公司向润扬公司提供该部分金额发票，相当于让中兴公司承担双重税负。因此对于该3718万元工程款项的营业税、城市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四川省地方教育费附加的纳税发票，润扬公司应向纳黔公司收取，而不应再要求中兴公司提供。中兴公司关于二审法院判决其向润扬公司提供发票错误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二审法院在抵扣1171170元税款同时判令中兴公司提供相应金额的发票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由于润扬公司在本案中对其请求的完工工程相应价款的发票的范围并未明确，各方在合同中约定从工程款项中代扣代缴的仅为建安营业税、城市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对于工程款项涉及的其他应税科目并无涉及。润扬公司在本案中也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中兴公司应交付的其他发票的具体类别和数额，故本院在本案中对此不作处理，润扬公司和中兴公司应严格按照国家发票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办理有关事项。
摘要2：【裁判规则】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并不必然到期该证据失权。
【摘要】本院认为，虽然润扬公司在二审庭审结束后一个月补交相关函件作为证据，超过了举证期限，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并不必然导致该证据的失权。人民法院此时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根据具体情形判定是否采纳该证据。中兴公司以二审法院在开庭一个月后接收该补充证明材料程序不合法为由，在接到二审法院明确通知后拒绝质证，应视为中兴公司自行放弃质证的权利。故中兴公司主张二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中兴公司虽拒绝对该证据质证并核实工程款纳税情况，但中兴公司广州分公司在该函件中加盖印章，中兴公司未质疑印章真实性或申请鉴定，故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润扬公司提交的该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应予以采信并无不当。
【解读】双方当事人在施工合同中对工程税款的负担作出约定，直接关系发包人支付承包人的工程款项数额，法院对税款作出处理不构成以审判权代替行政管理权。
摘要1：【案号】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锡商终字第0215号
【裁判摘要】发起人责任是指公司设立阶段所产生的应当由发起人承担债务的民事责任。设立中的公司是指为履行公司设立必要行为而存在的组织，始于公司章程或者设立协议签订之日，终于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应认定自2008年2月25日至同年6月24日期间，属金桥公司设立阶段。在此期间，如公司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为设立公司非必要的民事行为的，债权人只能要求公司发起人承担民事责任。但成立后的公司对该行为予以承认的，可以要求成立后的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公司发起人如以自己名义为公司设立行为的，债权人可以直接以该发起人为被告起诉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公司追认发起人行为或该行为的利益归于公司的，债权人可以选择发起人或成立后的公司为被告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但债权人一经选定被告后，不得再行变更。经审查全案证据，其1，金桥公司虽于2007年4月即向工商部门预先申请企业名称，但该公司发起人黄某某、温某某签订公司章程及工商部门批准设立金桥公司颁发营业执照的时间均在2008年2月以后，故应认定科特公司向黄朝某供货期间属金桥公司名称申核阶段但非公司设立阶段。因名称申核阶段黄某某、温某某尚未签订公司章程，明确各自的出资份额，对今后的债权债务作出明确约定，故温某某此时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发起人。其2，黄朝某收货后，金桥公司事后以其名义与科特公司进行对账并出具还款计划，属金桥公司对其它债务的认可，其自愿承担还款义务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这与公司设立阶段的发起人责任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其3，科特公司在2009年8月7日就同一债务向锡山法院起诉黄朝鹤和金桥公司时，明确黄朝鹤收受货物系个人行为，金桥公司向科特公司出具还款计划系债务加入，并已得到锡山法院的判决支持。此系债权人科特公司在合同的利益归属不是非常明确的情况下作出的自主选择。现因其在案件执行阶段无法实现债权目的，对同一债权又选择公司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为非必要的民事行为的理由向金桥公司的另一发起人温某某主张权利，既与科特公司提起1417民事诉讼的理由不符;也与本案的实际情况不符。
摘要2：（续）其5，公司设立失败，是指发起人在筹办公司设立事务后，由于主客观原因，公司最终没有成立。现有证据证实，金桥公司虽于2007年4月17日即委托袁某某办理公司名称预先核准事项，后因故未能在名称核准期内及时设立金桥公司，但其在2007年10月18日重新申请核定公司名称后，已在2008年6月24日经工商部门核准领取了金桥公司的营业执照。科特公司提出超过名称保留期即为公司设立失败，发起人则应按有关合伙组织或合伙型联营承担民事责任的上诉理由，系对事实的曲解和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综上理由，科特公司要求温某某承担发起人责任的上诉理由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029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二）项关于“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数据和证人证言”之规定，法律赋予了公证文书在证据效力上的优势，因此，为确保公证文书的证据效力优势并进一步规范公证取证行为，人民法院对于公证取证及其程序等应予严格审查。但应当注意的是，人民法院在对公证证据的审查和采信中，既要避免将公证证据尊为“证据之王”而认为只要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公证书，就将其作为定案依据；也要防止机械、简单地否定所有存在瑕疵的公证书。公证证据本身存在的瑕疵，并不必然导致公证证据丧失证据效力。在公证证据或者取证程序存在或者可能存在瑕疵的情况下，对于红双喜公司的上述请求能否得到支持，需根据其所提交的证据，以及李某某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进行综合判断。一审、二审法院仅以红双喜公司提交的涉案公证书存在瑕疵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
摘要2：【解读】公证机构跨区域执业因此受到行政程序上的处理，但所做出的公证书并不因此导致必然无效。
摘要1：——车管所以未处理违法事项为由拒绝办理车辆年检的行政行为违法
【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湘行再65号
【裁判摘要1】合法行政的要求之一即为“法律优先”，法律已经规定的不能违反。即在行政立法方面，行政机关的任何规定和决定都不得与法律相抵触，行政机关不得作出不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和决定；在行政执法方面，行政机关有义务积极执行和实施现行有效法律规定的行政义务，行政机关不积极履行法定作为义务，将构成违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规定：“……对提供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单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予以检验，任何单位不得附加其他条件。对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发给检验合格标志……”据此，只要申请人提供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单，且机动车经安全技术检验合格，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就应当核发检验合格标志。
摘要2：【裁判摘要2】关于车管所称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24号）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其不予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符合相关规定的问题。其一，《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24号）是为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而制定的，属公安部的部门规章，其中第四十九条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申请检验合格标志前，应当将涉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该规定将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理设定为核发车辆检验合格标志的前提条件，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不一致，应当根据上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认定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其二，交通违法行为被处罚的对象主要是车辆驾驶人，而非机动车，其目的是惩戒和警示、避免违法驾驶行为的再次发生。车辆年检的对象是车辆本身，其目的是及时消除车辆的安全隐患、减少因车辆本身的状况导致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将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理设定为核发车辆检验合格标志的前提条件，两者对象不一致，违反行政法上的禁止不当联接原则。
【裁判摘要3】诚然，车管所要求先行处理交通违法行为才核发车辆合格标志，可以提高行政效率，亦隐含了对交通秩序的遵守和对个人生命的尊重。但于行政机关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于公民个人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故，于行政机关，行政效率的提高须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但即便如此，因违法驾驶行为可能导致的潜在巨大风险，亦因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及时纠正违法行为是驾驶人员和车辆所有人的法定义务，故，对于违法驾驶行为应全力避免，一旦发生交通违法行为理应接受相应处罚。因此，较之对未消除违法驾驶记录的车辆拒发车辆检验合格标志行为的合法性，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有什么同样经济和高效的办法，能替代现行的行政管理方式；共同探寻符合我国实际的替代办法，在自由与效率、秩序甚至是生命之间寻求到一种平衡，才更是和我们每一位公民息息相关的事情。
【解读】行政执法不能违反禁止不当联结原则设定附加条件——不当联结原则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时将一个行政手段与另一个行政目的相挂钩，要求相对人负担与此行政行为不具有实质关联性的义务。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当庭宣判十大案例（2017年度）之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55号
【裁判要旨】施工合同无效，发包人自实际占有建设工程之日起支付工程款。
【裁判摘要】关于涉案工程欠款利息应从何时起算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本案中，华冶公司与美联恒公司签订的2009年7月28日《工程承包协议书》、2010年2月1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0年2月20日《“恒缘时代广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补充协议》均被依法认定为无效，应当依照该条司法解释第一项的规定，以美联恒公司2013年11月30日实际占有涉案工程之日起，向华冶公司给付所欠工程款的利息。原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系引用法条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裁判规则】欠付工程款事实确定，审计结论的作出时间与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不具有关联性。
【摘要】本院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立法本意是保障承包人工程价款权利的实现，该权利的行使以发包人欠付工程款为前提。本案中，华冶公司因涉案工程的工程款欠付问题先后两次停工，在美联恒公司2013年11月30日实际占有涉案工程后，2013年12月16日，华冶公司向肥东县人民政府发函反映涉案工程仍有3000万元工程进度欠款，并要求肥东县人民政府提供付款担保。可见，华冶公司对美联恒公司欠付其工程款且存在不能收回的风险等事实是明知的，其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积极行使权利。虽然涉案各分项工程的12份审计报告于2014年6-7月份作出，但该审计结论系对欠付工程款具体数额的确定，在欠付工程款事实确定的情况下，审计结论的作出时间与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不具有关联性。原审判决认定华冶公司本案中主张优先受偿权已经超过该权利法定行使期间，并无不当。华冶公司提出其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第三人作出愿意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是债务加入的重要构成要件之一。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87号
【裁判要旨】内部承包合同无效，转包人实际参与了项目管理的，管理费应被支持。
【裁判摘要】《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第三部分专用条款的第42条补充条款第3款约定：“承包人交纳工程总价款的2%给发包人作为公司及项目部管理费用，此管理费在每次工程款支付时发包人按比例从工程款中扣除”。现周某某也确认周良某系七冶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张某某系七冶公司项目副经理，故其对于七冶公司实际派员参与了案涉工程管理的事实并无异议。《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无效系因违反禁止违法转包的强制性规定，实际施工人周某某没有资质而借用七冶公司名义，对违反禁止非法转包也是明知的，故其不能依据内部承包合同无效而主张不予扣除七冶公司应当收取的管理费，反而因合同无效而获益。七冶公司实际参与了案涉工程的施工管理，其在应付款项中主张扣除相应的管理费用属于相互履行的抗辩，并非必须通过反诉提出，原审参照合同约定的工程总价款的2%在应付款项中扣除管理费用，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规则】施工合同约定税金由实际施工人负担，但税金并未实际发生，转包人没有为施工人代缴，转包人主张在现阶段即依约从应付工程款中扣除税费不能得到支持。
【解读】实际施工人仅以转包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转包人主张应追加发包人，法院不予追加，不属于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摘要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现周某某仅以转包人七冶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七冶公司主张应追加发包人业主方永丰公司为第三人。本院认为，追加发包人业主方为第三人当然有利于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彻底梳理清楚围绕案涉工程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发包人并非实际施工人的合同相对方，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也并非必须突破合同相对性将发包人列为案件当事人。转包人在向实际施工人承担义务后，可依据其与发包人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主张权利。故原审未予追加发包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不属于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摘要２】第41项对应的熊××工伤赔偿83993.31元，周××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七冶公司并无证据证明熊××系周××的施工人员，其与七冶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与周××无关。本院认为，七冶公司虽然在二审中提交了结案通知书、进账单、转账支票存根作为新的证据，但不能证明熊××的工伤应由周××承担赔偿责任，也未提交证据证明系周××委托其向熊××代付款，故虽然七冶公司向熊灿发支付了工伤赔偿款，也不能计入对周××的已付款。
【摘要３】合同无效并不意味着实际施工人对所建工程就无需承担质量保修义务，施工合同约定的质保金条款，对实际施工人具有约束力——以七冶公司为发包人、周××为承包人签订的《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因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所规定的“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而被认定为无效，但合同无效并不意味着实际施工人对所建工程就无需承担质量保修义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号
【裁判要旨】因开发商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导致合同无效赔偿范围（缔约过失赔偿）不包括租金损失。
【裁判摘要】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即不存在继续履行问题，故基于合同有效可以获得的利益不属于赔偿损失的范围。本案中，徐某主张的房屋租金损失，系其经营期间向案外人租赁经营场所发生的费用，徐某认为如果富临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时间交付房屋，其就可以避免对外支付上述租金。本院认为，因本案中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徐某就不能再期待依据该无效合同取得合同中约定的房屋。因此，该房屋租金不是合同无效必然造成的损失，属于徐某开办公司和批发中心的经营成本，徐某诉请富临公司赔偿其房屋租金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因租金损失不应作为合同无效的损失赔偿范围，故富临公司再审中提交的与租金损失相关的证据，与本案已不具有关联性，对此不予采信。原判决将房屋租金损失认定为合同无效后徐某的经济损失范围并判决富临公司支付徐某房屋租金损失2207756.25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对于富临公司主张的不应负担房屋租金损失的再审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答：（１）分期履行“同一债务”，是指该债务在合同订立之时即已经确定，债权的内容和范围不随着时间的经过而变化，受到时间因素影响的只是履行方式的债务。（２）“同一债务”不包括持续发生的定期金债务，但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通过个案（《秦皇岛华侨大酒店与秦皇岛市海港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租赁合同纠纷案》）的裁判确立了分期支付租金自最后一期租金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的特例规则。
摘要2：【注解１】同一合同项下、基于同一债权原因产生的债务能否因具有整体性和同一性（同一合同项下相关联的同一性质债务）从而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１）分期履行各笔债务的整体下和关联性大于独立性——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最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２）分期履行各笔债务的独立性大于整体性和关联性——应从每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注解２】定期给付债务诉讼时效起算点确定原则｜（１）各期债务之间整体性、同一性、关联性大于独立性——应从最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２）各期债务之间独立性大于整体性、同一性、关联性——应从各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
【注解３】各个债务整体性、同一性和关联性判断因素——（１）同一合同约定债务；（２）债务性质同一；（３）期限较短；（４）当事人存在在最后履行期限履行债务的合理信赖等。
摘要1：——公司筹建费用及其损失之认定与分摊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90号
【裁判要旨】本案是比较典型的有关公司设立费用分摊引发的公司发起人责任纠纷。无论公司设立成功还是失败，均难免因公司设立引发相关费用或损失等，这就必然涉及相关设立费用或损失的认定标准以及分摊规则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虽然对此有相关规定，但遇到如本案设立失败情形下，设立费用与损失究竟该如何具体认定与判断仍缺乏准确依据。本案二审判决进一步查明相关事实，对涉及争议的所谓公司设立费用与损失进行了逐笔分析与判断，入情入理，是处理类似公司发起人责任纠纷十分难得的参考案例。
摘要2：【解读1】发起人之间设立费用分摊裁判基本思路： 必须判断损失是否实际发生。
①若不存在损失或者损失无关联性则无所谓是否赔偿问题。
②只要发起人还没有向债权人支付损失费用，其损失就不存在，发起人无权代债权人主张。
【解读2】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弘仁公司依合同的约定占用了案涉房屋，这并不违背工美公司的意愿，当双方合同没有继续履行的情况下，双方也未对弘仁公司应否退回房屋作出协商与约定，在此情形下，工美公司主张以租金方式由弘仁公司支付使用费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难以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49号
【裁判摘要1】案外人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共通性，但二者分属于不同的诉讼程序，其功能并不相同。相应地，对案外人民事权益的审查原则和审查标准也不尽相同。执行异议作为执行程序的一部分，其制度功能在于快速、不间断地实现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债权，其价值取向更注重程序效率性，同时兼顾实体公平性。基于这一目标，执行异议程序更侧重于对执行标的上的权利进行形式审查，人民法院执行部门主要根据执行标的的物权登记、实际占有等权利外观来认定执行标的的权属，并作出应否予以执行的判断。而执行异议之诉作为与执行异议衔接的后续诉讼程序，是一个独立于执行异议的完整的实体审理程序，其价值取向是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通过实质审查的方式对执行标的权属进行认定，进而作出案外人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判断，以实现对案外人民事权益的实体性执行救济。由此，基于二者的关联性和共通性，在针对执行异议之诉具体审查标准的法律规定或者司法解释出台前，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可参照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的相关规定，对案外人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进行审查认定。若案外人异议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中关于可以排除强制执行的认定标准，人民法院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就要支持案外人的异议请求。同时，基于二者审查方式和判断标准的不同，在案外人异议不符合或者不能完全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中关于可以排除强制执行认定标准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也不能当然认定案外人的异议请求不能成立，而应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基于案件具体情况对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实质审查，并依法作出是否支持案外人异议请求的判断。
摘要2：【裁判摘要2】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对被执行人所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应当以其责任财产为限。如果有证据证明拟执行标的不属于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则人民法院应当停止对该标的的执行。责任财产是指民事主体用于承担民事责任的各项财产及权利总和。民事主体以责任财产为限对外承担法律责任，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用其责任财产之外的财产偿付债务。
【裁判摘要3】虽然我国现行立法未就物权期待权作出明确规定，但作为一种从债权过渡而来、处于物权取得预备阶段的权利状态，此种权利具有与债权相区别、与物权相类似的效力特征。据此，陈某某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权利尽管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意义上的物权（所有权），但已具备了物权的实质性要素，陈某某可以合理预期通过办理不动产登记将该物权期待权转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意义上的物权（所有权）。
【裁判摘要4】因执行异议申请人自身原因一直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不影响对其享有前述物权期待权的认定。但因其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购买并接收案涉房屋后多年不办理过户登记，对本案的发生具有明显过错，浪费本已紧张的司法资源，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由其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以示惩戒。
【裁判摘要5】案外人有权以购房消费者身份对酒店式公寓排除强制执行——至于房屋是否具有居住功能，与房屋系商业房还是住宅的属性并无直接对应关系，商业房被用于自住、住宅被用于投资炒卖的现象在现实中均不鲜见。虽然案涉房屋系酒店式公寓，可归于商业房范畴，但酒店式公寓的设计仍可用于居住，且不排除自住。在没有证据证明陈某某尚有其他可供居住房屋、且案涉房屋已被实际用于自住的情况下，案涉房屋对陈某某夫妇即具有了居住保障功能。故，相对于住安公司享有的普通金钱债权，陈某某的居住、生存权益就有了优先保护的价值和意义。
【裁判摘要6】关于陈某某在本案中请求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的诉求，......案涉房屋完全可以经由当事人申请，在登记机构依法审核后办理不动产登记，陈某某基于不动产登记即可依法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案涉房屋在解除查封后不能办理过户登记手续。陈某某不能将基于自身财产保障而应履行的申请登记的责任和义务转嫁给司法机关，意图直接通过人民法院司法确权的形式规避本应履行的申请不动产登记的责任，对此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01民终1598号
【一审法院认为】和兴文苑公司、建筑装饰公司之间签订了《材料采购合同》和《工程联合承包协议》，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两份合同属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且《工程联合承包协议》约定发生争议申请仲裁机构解决，对该纠纷建筑装饰公司可另案处理。据此，建筑装饰公司请求驳回和兴文苑公司诉讼请求的主张，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至于建筑装饰公司抗辩双方系工程转包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因建筑装饰公司抗辩所依据的《工程联合承包协议》系和兴文苑公司与案外人海南中建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无法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对建筑装饰公司此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30号
【裁判摘要】对于曾某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该份证据系曾某从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上查询所得，属电子证据，虽然不同于传统书证，但该信息与从注册地登记机关调取的档案机读材料具有同源性，应与传统档案机读材料具有相同的证据效力，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证据显示由甘肃华慧能公司自行公示的2017年度报告中，股东及出资信息一栏有冯某某认缴出资、认缴出资时间、实缴出资情况，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
【裁判规则】出资期限未届满的股东尚未完全缴纳其出资份额不应认定为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享有出资的“期限利益"，公司债权人在与公司进行交易时有机会在审查公司股东出资时间等信用信息的基础上综合考察是否与公司进行交易，债权人决定交易即应受股东出资时间的约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应当理解为“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出资期限未届满的股东尚未完全缴纳其出资份额不应认定为“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本案中，冯某、冯某某二人转让全部股权时，所认缴股权的出资期限尚未届满，不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八条规定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且曾谋并未举证证明其基于冯谋、冯某某的意思表示或实际行为并对上述股东的特定出资期限产生确认或信赖,又基于上述确认或信赖与甘肃华慧能公司产生债权债务关系。曾谋主张冯谋、冯某某二人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甘肃华慧能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实质是主张冯谋、冯某某的出资加速到期，该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属于电子数据证据。
【解读２】股权转让关系与瑕疵次出资股东补缴出资义务分属不同法律关系，以股权转让之外的法律关系为由拒付股权转让价款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确立了认缴资本制，股东是否足额履行出资义务不是股东资格取得的前提条件，股权的取得具有相对独立性。股东出资不实或者抽逃资金等瑕疵出资情形不影响股权的设立和享有。本案中，曾某已依约将所持目标公司70%的股权变更登记在甘肃华慧能公司名下，履行了股权转让的合同义务。甘肃华慧能公司通过股权受让业已取得目标公司股东资格，曾某的瑕疵出资并未影响其股东权利的行使。此外，股权转让关系与瑕疵出资股东补缴出资义务分属不同法律关系。本案中，甘肃华慧能公司以股权转让之外的法律关系为由而拒付股权转让价款没有法律依据。对于甘肃华慧能公司因受让瑕疵出资股权而可能承担的相应责任，其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甘肃华慧能公司有权拒付转让款理据不足。曾某已依约转让股权，甘肃华慧能公司未按约支付对价构成违约，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向曾某支付股权转让款。
摘要1：解答：当事人申请诉讼证据保全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证据保全的申请书应当载明（１）需要保全的证据的基本情况、（２）申请保全的理由以及（３）采取何种保全措施等内容。
摘要2：【注解】当事人申请诉讼证据保全应当符合条件：（１）申请保全的证据在形式上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有意义，即保全的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在形式上具有关联性；（２）证据有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可能；（３）申请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以书面方式提出。——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１９７.当事人申请诉讼证据保全，应当符合哪些条件
摘要1：——未实名认证微信聊天记录成为定案侬据的法定条件
【裁判要旨】网上聊天记录属于电子证据，但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证据该如何采用及其证明力的大小，法律界一直存在争议，审判实践中法官在审查判断电子证据的可采性与证明力时必须进行全新的考虑。既需要考虑电子证据的特殊性，又不得在可采性与证明力方面予以差别对待，但仍主要从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三个方面进行认定。
【案号】一审：（2015）靖民初字第2821号；二审：（2015）漳民终字第3621号
摘要2：【裁判摘要】微信号（昵称嗳財宥導）于2015年7月13日与原告微信号（昵称快速刻章）在微信平台上互应对方要求进行银行转账，根据中国民生银行厦门东浦支行提供的个人对账单，该笔转账交易对方户名为简某某；结合证人郑某某的证言，可以认定微信号（昵称嗳財肴導）使用人是被告简某某。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4号
【裁判要旨】是否签订书面合同并非判断当事人之间是否形成合同法律关系的绝对标准，从当事人已经作出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形成合同关系意愿的，也应当认定合同成立。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上述规定表明，我国合同法要求除自然人之外的当事人之间订立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还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这又表明，是否签订书面合同并非判断当事人之间是否形成借款法律关系的绝对标准，如果从当事人已经作出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形成借款法律关系意愿的，也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成立。
摘要2：【摘要】本院认为，政府会议纪要作为政府记载、传达会议情况的公文，确如中行十堰分行所称，不同于当事人之间设立法律关系的协议书，但会议纪要作为对会议所议定事项的概要纪实，能够反映出参会各方对于议定事项的主观态度和意见，该主观态度和意见是判断当事人在诉争问题上是否达成一致的重要考证。．．．．．．综合分析上述事实和证据之间的关联性，本院认为，荣华公司为中行十堰分行的垫资行为，使得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借款法律关系，荣华公司由此受到的损失应当由中行十堰分行承担返还垫资款本金和利息的责任。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应予维持。中行十堰分行上诉所称其未与荣华公司形成借款法律关系，不应承担案涉款项归还责任的理由，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政府会议纪要不同于当事人之间设立法律关系的协议书，但会议纪要能够反映出参会各方的主观态度和意见，是判断当事人在诉争问题上是否达成一致的重要考证。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三中民终字第08995号
【摘要1】《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约定解除以双方事先约定解除权行使条件为前提，条件成就且当事人实际行使解除权，即可导致合同解除。合同当事人既可约定合同一方违反某项合同义务，也可约定未来可能出现之具体事件作为解除条件。前者约定解除权之行使系针对违约的补救方式，后者则与合同违约不互为因果，仅以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是否具备为考量。需要注意的是，约定解除权之行使应当遵守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之解除期限，否则合同继续履行。
【摘要2】《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逾期付款的，逾期超过90日后，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出卖人解除合同的，买受人按累计应付款的3%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上述条款以买受人逾期付款超过90日规定为合同解除条件，且未限定逾期金额的比例，和祥恒公司可以以童某某逾期付款为由解除合同，但应当在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权行使期间内行使权利。……依据双方先后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书》及《协议书》，童某某应在2005年2月1日前支付首付款，其未按期支付构成违约，和祥恒公司本可行使约定解除权。但依《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书》第十二条之规定，在《买卖合同》及本补充协议中规定的有权解除《买卖合同》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有权解除合同方发出的解除《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的书面通知，则视为有权解除合同方放弃权利，并同意继续履行《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该条款限定了和祥恒公司行使约定解除权的期限，和祥恒公司未在约定期限内行使合同解除权，视为其放弃相应权利。
【摘要3】童某某还存在拖欠银行借款的行为，对于和祥恒公司是否可据此主张童国强拖欠购房款而违约，双方也存在争议。本院认为，和祥恒公司承担了连带保证责任后对童某某享有追偿权，但和祥恒公司不可据此主张童某某拖欠购房款而违约。《商品房买卖合同》与《个人住房借款合同》之合同主体与权利义务关系彼此独立，相应的违约行为与违约责任应依各自合同约定分别判断。借款一经发放，《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以银行借款支付的购房款即履行完毕，童某某拖欠银行借款应承担《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的违约责任，但不构成对《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书》之付款义务的违反。虽然农商行朝阳支行提前收回借
摘要2：（续）款，但因偿还借款的最终主体是童某某而非和祥恒公司，对已支付的购房款不产生溯及力，未影响《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和祥恒公司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享有追偿权，与童某某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此追偿权与《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合同价款请求权在发生依据、请求数额、行使条件、违约救济方面存在根本区别，不可混淆。和祥恒公司的追偿权不等同于《商品房买卖合同》之价款请求权，和祥恒公司以享有追偿权为由主张童某某不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付款义务，进而主张童某某违约并要求行使前述《商品房买卖合同》之约定解除权没有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4】《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书》第九条中“因买受人不按期向银行还款或拖欠其他债务”与“按揭银行或其他债权人要求拍卖、处置该房屋以偿还债务的”两句之间使用“导致”做连接词，表明前后两句系因果关系而非选择关系。这一因果关系句式的前置状语表达出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使“因买受人不按期向银行还款或拖欠其他债务”与“按揭银行或其他债权人要求拍卖、处置该房屋以偿还债务的”共同成为《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书》第九条所规定之合同解除条件。仅有“买受人不按期向银行还款或拖欠其他债务”的前提，但未导致“按揭银行或其他债权人要求拍卖、处置该房屋以偿还债务”的后果时，合同解除权因必要条件之欠缺而不能发生。
【摘要5】本案中，童某某拖欠的首付款金额占总购房款总额不足10%，大部分的购房款已经通过部分首付款和银行借款支付，未履行的部分不足以影响和祥恒公司合同目的实现。有争议的是，童某某未偿还银行借款，和祥恒公司作为连带保证人偿还了全部借款本息及罚息，和祥恒公司可否据此主张某某强根本违约。如前所述，《商品房买卖合同》与《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系相互独立的两个合同，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存在关联性。和祥恒公司对童某某之追偿权不同于合同价款请求权，不可以以童某某拖欠银行借款、和祥恒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为由认为童某某违反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之付款义务而构成违约。本案中，和祥恒公司可通过向童某某行使追偿权保护己方利益，和祥恒公司不行使追偿权而是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法律依据与合同无据，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苏商终字第0337号
【裁判摘要】周某与创世纪公司于2011年5月10日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周某已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创世纪公司也按照约定将周罕投资的1000万元投入中天公司并取得相应股份，双方的纠纷在于创世纪公司将该股份转让是否违约、是否应当返还周某投资款并承担违约责任等，均系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二审法院对创世纪公司关于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的主张未予支持，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452号
【解读１】（１）对于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的刑民问题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的，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院；（２）对于民事案件需要查明的基本事实必须与审理的刑事案件事实存在关联，适用“先刑后民”裁定中止民事案件审理；（３）除此之外实行“刑民并行”原则，刑事、民事案件分开审理。
【解读２】本案《股份代持协议》的履行与钟某涉嫌刑事犯罪不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无须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且因无关联性无需裁定中止民事案件审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464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法院能否执行钟某某为谢某某代持的汇丰公司17%股权。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人民法院应对案外人就执行标的物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进行实质性审查。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汇丰公司17%案涉股权于2009年时即属谢某某所有并无异议，只是由于案涉股权登记于钟某某名下，江某某基于其与张某某在（2014)岩民初字第75号民事调解书（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以下简称合伙协议纠纷案件）中确定的债权，申请法院将钟某某名下的股权作为其与张某某夫妻共有财产而采取了查封措施。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从权利形成时间上来看，谢某某实际出资、作为隐名股东取得案涉股权、经其他股东同意担任公司总经理等事实均发生在据以查封案涉股权的合伙协议纠纷案件调解书形成之前，虽然谢某某并未登记为汇丰公司的名义股东，但其对于案涉股权享有的权利在查封前即取得。从权利性质上来看，江某某系基于合伙协议纠纷案件中形成的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一般债权而对案涉股权采取查封措施，谢某某系基于返还请求权而对案涉股权执行提出异议，江某某的权利主张并不能当然优先于谢某某的权利主张。从案件关联性的角度来看，江某某也未举证证明其与张某某之间因合伙协议纠纷产生的债权系张某某与钟某某夫妻共同债务，更不能证明该债权与谢某某存在关联。此外，江某某与钟某某之间并未就案涉股权建立任何信赖法律关系，江某某亦不属于因信赖权利外观而需要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善意第三人，在本案中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相关规定。因此，谢某某对案涉股权提出执行异议，原审法院判决停止对案涉股权的执行，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案外人有证据证明其系实际股东，与被执行人存在隐名持股关系，其他股东对隐名持股关系不表示反对的，执行的债权人又“与名义股东之间就案涉股权建立任何信赖法律关系”的，法院可以判决排除执行。
【注解】与名义股东未就案涉股权建立任何信赖法律关系的债权人不属于因信赖权利外观而需要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善意第三人，实际出资人有权排除强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