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答：
（１）股权转让合同未约定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条件，股权受让方不能以未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为由不支付股权转让款。股权受让受让方应当明确约定完成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作为股权交付的标准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条件，避免在支付股权转让款后不能取得工商登记的股东资格（有可能因其他股东持有的股权被冻结导致股权在工商行政机关无法进行变更登记）。
（２）根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２５条规定：“出卖人没有履行或者不当履行从给付义务，致使买受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买受人主张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予以支持。”出让方违反从给付义务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受让方可以主张解除合同。但是，如果股权不能变更并非股权出让方的过错（如因其他股东持有的股权被冻结导致股权在工商行政机关无法进行变更登记），则受让方不能以此为由解除股权转让合同。
摘要2：
摘要1：【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云民终46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空港管委会认为东聚公司系国有独资公司,不应该适用一人公司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已经明确界定“本法所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东聚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其为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因此,空港管委会认为东聚公司不是一人公司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裁判摘要２】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原官渡区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系东聚公司的唯一股东,其资产和债务被整体划入空港管委会,且东聚公司由空港管委会实际管理控制。．．．．．．其次,在本案审理中,空港管委会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东聚公司的人、事、物独立于该管委会,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即空港管委会根据上级党委、政府的工作安排和与官渡区委、区政府的合同约定,作为东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当对东聚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官渡区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在本案中的责任承担责任,即对东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
摘要1：解答：国有公司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属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非国有独资公司，适用《公司法》第６３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
摘要2：【注解】（１）公司法意义上的国有独资企业是指国家单独出资、由国务院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授权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有限责任公司；（２）国有独资企业全资设立的子公司虽然工商登记为国有独资企业，但并非国家单独直接出资，也非当地人民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出资，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国有独资企业，应当适用一人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01民终955号
【裁判要旨】案涉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距今已逾４年、出让方主张的股权已经转换为债权、双方合同履行义务转化为金钱给付之债的情况下，股权出让方依法应当就其怠于履行合同解除权的行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本院注意到：第一，2013年9月24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应于2013年9月27日前一次性将转让款60万元支付给上诉人。在上诉人于2013年9月27日已发现被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未付转让款并严重影响上诉人经济利益的情况下，上诉人非但未行使解除权，却在2013年9月29日协助被上诉人完成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第二，自被上诉人未依约支付转让款至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已时隔多年，本案并无证据显示在此期间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主张过解除权。第三，案涉股权工商变更已逾四年之久，官坞海洋开发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产状况均已发生变化，股权返转登记的客观条件亦已不具备。故综合上诉人的以上行为足以认定，上诉人在本案中的真实意思是愿意继续履行诉争股权转让合同。在案涉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距今已逾四年、上诉人主张的股权已经转换为债权、双方合同履行义务转化为金钱给付之债的情况下，上诉人依法应就其怠于履行合同解除权的行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上诉人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合同、恢复股权至上诉人名下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目录】一、公司设立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一)新资本制度下债权人利益的保护问题(二)涉及隐名出资的有关问题二、公司治理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一)股权转让有关问题(二)股东会决议有关问题(三)股东知情权有关问题(四)“对赌协议”有关问题(五)第三人撤销之诉有关问题三、公司终止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一)公司解散有关问题(二)公司清算有关问题
摘要2：1.债务人公司现有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而公司股东出资期限尚未届满，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能否加速到期?或者说“非破产情形下股东的出资义务是否加速到期”?2.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况下，出资期限尚未届满的股东是否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3.第三人代垫出资并协助抽逃出资的，是否承担赔偿责任?4. 如何把握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东资格确认规则?5.隐名出资情形下，实际出资人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时，公司债权人主张名义股东或实际出资人承担责任的，能否支持6.名义股东因借款、买卖等非股权交易纠纷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名义股东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提出执行异议被驳回后，又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停止对该股权强制执行的，能否予以支持?7.如何认定公司章程中禁止或者严格限制股权(股份)转让条款的法律效力?8.股东与非股东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是否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9.控股股东不召开股东会即自行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如何认定?10.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时，是否可以一并查阅会计凭证?11.如何认定“对赌协议”的效力?12.公司股东对于公司债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能否予以支持?1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其中(1)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应当如何认定?(2)“其他途径”具体包括哪些情形?14.债权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以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为由，主张公司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一中民终字第0452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所针对的系基于购买等法律行为而产生的股权变动时人合性的限制。恢复原状是合同解除的一种法定后果，是合同履行的一种逆向回归，但需要法律上或客观上能够恢复原状为前提。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涉及到股权受让人将股权恢复变更至股权出让人名下，虽然此种股权变动并非基于法律行为的股权变动，但同样涉及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问题。在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股东不同意股权出让人恢复股东身份时，股权出让人无权请求恢复原状，而只能选择其他救济方式。本案中，天职工程公司的股东作出股东会决议，均不同意吴某某重新成为股东，况且，按照本院关于股权转让协议解除的论述，吴某某要求恢复原状，并无股权转让协议应予解除的事实和法律基础。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按照上述规定，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应由公司进行变更，吴某某诉请陈某某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诉讼主体有误。综上，本院对吴某某要求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高民(商)申字第00928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粤高法立民终字第178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上述查明事实，涉案合同约定新亚洲公司将其持有的宝来公司股权转让给红楼公司。新亚洲公司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到宝来公司所在地的广东省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因此，广东省东莞市应为涉案合同的履行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原审裁定驳回红楼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解读１】股权转让纠纷主要合同义务表现为股权交付和股权转让款支付，而履行股权交付时必须在目标公司注册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相关手续，以目标公司所在地为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地并无不妥。
【解读２】股权转让纠纷中，股权交付义务已经全部完成，双方争议的只是股权转让款支付，根据《合同法。第６２条第２款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１８条的规定，应由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以股权出让方所在地为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地。
【解读３】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股权出让方完成了股权概述变更登记并向受让方交付了资产，股权出让方已经履行了合同项下义务，股权出让方向股权受让方主张剩余股权转让款项，本案争议标的为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接收货币一方为股权转让方所在地（不在我国境内），因此将合同履行地确定为目标公司所在地。
【解读４】不能简单地认定股权转让纠纷中目标公司所在地即为合同履行地。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54号
【裁判摘要】在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与违约责任之间，解除权人应当就解除合同还是继续履行择其一行使，解除权人既然选择了继续履行合同，就意味着其放弃解除合同。若解除权人接受了相对方的履行，还允许其享有解除权，无疑将损害相对人的利益，违反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特别是公司的股权交易及工商登记具有公示效力，第三人已经对此产生信赖。信业医药公司已将其股权转让过户给天康集团公司，天康集团公司业已将受让股权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已接受经营目标公司。从保护善意第三人合法交易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考量，信业医药公司主张解除合同，返还股权的请求亦不应得到支持。因此，原审法院综合双方签约目的和解除权立法本意，认为信业医药公司在合同目的已经实现的情况下无权行使合同解除权，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充分，并无不当。基于此，信业医药公司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与《补充协议》，并要求天康集团公司返还股权、不退还已经收取的6265.8万元股权转让款或在股权返还不能情况下，天康集团就其股权折价补偿，并由赵宽对折价补偿款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解除权人选择继续履行合同意味着放弃解除合同。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782号
摘要1：——控股股东低价转让股权对公司债务责任的判定
【裁判要旨】控股股东以极低价格转让公司股权，公司债权人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请求控股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从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是否混同、股权转让行为是否造成公司责任财产的不当减少从而降低公司对外偿债能力、损害债权人利益等方面进行分析判断。在无人格混同情况下，基于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的分离，股东转让股权是股东对自有权利的处分，对公司财产和其对外偿债能力并不产生直接影响，股东不因极低价格转让公司股权而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号】一审：（2016）吉民初17号；二审：（2017）最高法民终87号
亿达信煤焦化能源有限公司与四平现代钢铁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7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735号
摘要2：【摘要】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控股股东以极低价格转让公司股权是否属于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滥用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应从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是否混同、股权转让行为是否造成公司责任财产的不当减少从而降低公司对外偿债能力、损害债权人利益等方面进行分析判断。结合现代钢铁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章程及其与红嘴集团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证据来看，红嘴集团与现代钢铁公司在财产、业务、组织机构、住所地等方面是分离的，不存在人格混同情形。股权与公司财产相分离，股东转让股权是股东对自有权利的处分，影响的是股东自身权益，对公司财产并不产生直接影响。股权转让价格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的经营状况，对此红嘴集团在本案二审庭审中也陈述低价转让股权的原因是现代钢铁公司存在巨额负债，经营状况严重恶化，有重组需要。从之后不久现代钢铁公司即被债权人申请破产、破产债权人有近200家单位的事实来看，红嘴集团所陈述的低价转让股权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本案并无证据证明红嘴集团通过低价转让股权的方式处分了现代钢铁公司的财产，导致该公司责任财产减少从而降低偿债能力，损害了债权人亿达信公司的利益。因此，红嘴集团低价转让股权的行为不属于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红嘴集团不因极低价格转让公司股权而对现代钢铁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解读】在无人格混同的情况下，股东不因以极低价格转让公司股权而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１）本案中，红嘴集团分别以零元及１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现代钢铁公司共计９９.８５２％的股权转让给某某飞；
（２）股权与公司财产相分离，股东转让股权是股东对自有权利的处分，影响的是股东自身权益，对公司财产并不产生直接影响；
（３）本案无证据证明红嘴集团、某某飞通过低价转让股权的方式处分了现代钢铁公司的财产，导致该公司偿债能力降低，损害了亿达信公司的利益。因此，红嘴集团、某某飞低价转让股权的行为不属于《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３款规定的情形，亿达信公司依据该规定上诉主张红嘴集团、某某飞应对现代钢铁公司的欠债承担连带责任理据不足，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76号
【裁判要旨】两个企业名称在同一企业法人名下，登记事项完全一致，申请变更登记事项进一步明确系同一企业法人的两个名称，应认定两个企业系同一法人。
【裁判摘要】从辽宁省锦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企字（1988）第258号企业法人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载明的内容看，“锦州中百商厦（集团）公司”与“锦州中百商厦”登记在同一个企业法人名下，其工商登记记载事项完全一致。申请变更登记事项记载的“企业法人名称”进一步明确，“锦州中百商厦（集团）公司”与“锦州中百商厦”系同一个企业法人的两个名称。可见，锦州中百商厦与锦州中百商厦（集团）公司系同一企业法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法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依法成立；（二）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三）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七条的规定，申请企业法人登记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名称、组织机构和章程；（二）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必要的设施；（三）符合国家规定并与其生产经营和服务规模相适应的资金数额和从业人员；（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经营范围。锦州中百商厦与锦州中百商厦（集团）公司的财产、组织机构、场所、资金规模、从业人员、经营范围等内容完全一致，并不存在两个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1998年3月3日，“锦州中百商厦”的企业名称被取消，只保留“锦州中百商厦（集团）公司”名称。后“锦州中百商厦（集团）公司”再次更名为“锦州中百（集团）公司”。被上诉人辽宁中百商厦集团有限公司、颜士琴关于锦州中百商厦与锦州中百（集团）公司是两个独立企业法人的诉讼主张既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上述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辽宁中百商厦集团有限公司等诉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649号
颜士琴诉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649-1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终121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赵某某、添成公司系为了达青公司的利益而以自己的名义向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某某提出返还铭可达物流公司100%股权的主张。赵某某、添成公司该请求并非基于债的关系而产生，不属债权请求权，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的“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范畴。据此，原审法院认定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某某关于时效的抗辩不能成立，并无不妥。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某某有关赵武豪、添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达青公司于2015年3月10日与铭可达集团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以1元价格将所持铭可达物流公司100%股权转让给铭可达集团公司。达青公司转让涉案股权时，郑某某系达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执行董事及大股东；同时又是铭可达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还是铭可达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涉案股权转让价格具体如何确定，达青公司、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某某、铭可达物流公司均不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合理解释说明。事实上，对该转让股权的价值，亦未经过评估、审计确定或有相应财务报表相印证。而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铭可达物流公司的注册资本已达16000万元。郑某某作为达青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从事将涉案股权无偿转让（无证据显示1元对价已支付）给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铭可达集团公司的关联交易时，并未告知或征得达青公司股东赵某某、添成公司的同意，违反了其作为达青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应当遵守的忠实勤勉义务；郑某某与铭可达集团公司恶意串通，损害达青公司利益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铭可达集团公司依该无效行为所获取的原达青公司名下的铭可达物流公司100%股权，依法应予返还。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某某有关达青公司未因涉案股权转让受损、股权无法返还等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浙湖商终字第198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吴某某在本案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江苏公司与江苏省信息产业厅等股权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2001）民二他字第19号）中提及：“股权关系不仅涉及纠纷当事人，而且还对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甚至公司债权人等诸多主体产生影响，因股权归属产生的纠纷应及早解决。因此，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当股权受到他人侵害时，请求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根据商法公示主义与外观主义原则，工商登记机关对公司股东的登记材料具有公示公信力。本案中，原浙江德清东立生物发展有限公司于2003年6月18日向德清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将公司股东变更为严某某１、严某某２，吴某某作为职工持股会的出资职工代表，应当知晓该公司股东的工商变更登记情况。现吴某某于2013年8月8日才向法院起诉，自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早已超过两年，且其未举证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事由，故吴某某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吴某某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为确认之诉，吴某某在本案的诉请为确认股东资格，其所对应的实体法上的权利是形成权，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吴某某的起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有欠妥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03216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解决本案的关键是吴某某一审中是否有权代表雷士中国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公司法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对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进行登记，其意义在于向社会公示公司意志代表权的基本状态。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如果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因公司代表权而产生的外部争议，应以工商登记为准。而对于公司与股东之间因法定代表人任免产生的内部争议，则应以有效的股东会任免决议为准，并在公司内部产生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法律效果。而本案即是公司内部因为法定代表人变更产生的纠纷。根据查明的事实，吴某某于2014年8月7日被雷士中国公司的独资股东香港雷士照明有限公司作出决议，免去其雷士中国公司董事职务，之后，其不再担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2014年9月30日，雷士中国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某某。虽然吴某某以雷士中国公司名义提起本案诉讼时雷士中国公司的工商登记中法定代表人尚未变更为王某某，但此时雷士中国公司的股东已经作出的决议免去吴某某的法定代表人职务。现该决议没有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无效，因此，本案起诉状上仅有吴某某的个人签名未加盖雷士中国公司印章，吴某某不能代表雷士中国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其起诉应予驳回。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698号
【裁判摘要】二、本案一审调解是否违反自愿原则及法律规定？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新井煤业公司至今工商登记记载的法定代表人仍然是陈某某，陈某某代表新井煤业公司所为之诉讼行为，直接对新井煤业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无需公司另行授权。本案一审中，陈某某代表新井煤业公司参加诉讼，并未对其与金力泰公司签订《出资协议书》的事实提出异议，且经对账确认，截止2013年10月19日，新井煤业公司欠金力泰公司出资款及分红款共计人民币8075万元整。双方共同请求法院进行调解并最终达成调解协议。上述诉讼行为对新井煤业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并未违反自愿原则。其次，新井煤业公司称新股东加入公司以及向股东分红等事项，应为股东会决议事项，陈某某无权作出决定和承诺。本院认为，《出资协议书》不但有新井煤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某签字，还有双方加盖公章。并且，陈某某不仅为新井煤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持有新井煤业公司80%股权，其有权对公司增资扩股事宜作出决定。新井煤业公司以未经股东会决议为由否认协议效力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再次，新井煤业公司称陈某某和陈勇某已将所持股份全部转让给韩某某和路某某等人，陈某某一审中的诉讼调解行为侵害了韩某某、路某某等人的利益。本院认为，由于陈某某为新井煤业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金力泰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其有权代表新井煤业公司进行相关民事行为及诉讼行为。新井煤业公司在未提供证据证明金力泰公司存在恶意的情况下，以其公司内部股权转让纠纷，否定法定代表人行为的对外效力，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378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条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以依法登记为准，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但未完成登记，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要求代表法人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物资工贸潮州公司目前工商登记载明的法定代表人为王某某，其提起本案诉讼依法应由法定代表人王某某进行。如王某某确因客观原因不能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物资工贸潮州公司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变更。物资工贸潮州公司仅以张某某为公司实际管理人员为由，主张其可代表公司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国有企业维护其权益亦须依法进行。物资工贸潮州公司关于公司任何人员均可提起诉讼维护国有资产不受侵害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2：【解读】一审法院作出的（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253号民事判决以张某某不能代表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03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康某某主张鑫福堂药业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主要依据是张某某向康某某出具的三张《借条》中“本公司自愿对以上借款承担连带的还款保证责任”的签注上加盖有鑫福堂药业公司印章。．．．．．．本案中，鑫福堂药业公司在《借条》担保人签注处加盖公司印章的行为，属于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的情形，虽然康某某未审查公司股东会决议存在瑕疵，但相对于个人而言，不宜过于严苛。且《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属于公司管理性强制性规范，未经股东会决议的担保行为并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结合鑫福堂药业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两个自然人，即法定代表人张某某与本案借款人张某某１，该公司股东人数少，且张某某与某某１系父子关系，其管理层与股东并未实质性分离，股东张某某对公司重大事项仍有一定影响力，即便鑫福堂药业公司称其法人被羁押，对盖章行为其不知情，也仅仅是其公司内部管理不规范的问题，不能对抗第三人。况且，据张某某庭审陈述，该公章是由股东张瑞祥带康晓强到鑫福堂药业公司办公场所加盖的，可以表明担保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愿意对本案张瑞祥的欠款承担连带还款义务。故鑫福堂药业公司的担保行为不应被认定无效，其应按照《担保法》的规定承担保证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01民终2009号
【裁判摘要】本案所涉《股东会议纪要》及2015年12月16日形成的《股权转让协议》上两个“袁某”的签名均系伪造，《股东会议纪要》及《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具备成立的要件，故该《股东会议纪要》及《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对袁某无法律约束力。判决：责令众智公司、程某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到工商行政登记机关恢复袁某出资20万人民币”的投资人（股权）工商登记，并相应变更程秋股权登记情况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197号
【裁判要旨】全民所有制企业并非《公司法》调整的主体，更非《公司法》规定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蔬菜集团其工商登记信息及法人营业执照均显示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蔬菜集团并非依照《公司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而是依照《民法通则》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民法通则》第四十八条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以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故蔬菜集团并非《公司法》调整的主体范围，更非《公司法》规定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商业经营公司虽为蔬菜集团的唯一出资人，但其身份并非《公司法》规定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而是国有企业的出资人。故二审法院适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判令商业经营公司对蔬菜集团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
摘要1：解答：（１）合伙人合伙经营的企业法人对外产生的纠纷不属于合伙企业纠纷，不能适用合伙企业法；（２）合伙人之间因经营企业法人产生的纠纷应按照合伙协议处理。
摘要2：【解读】企业的实际性质与工商登记或者其营业执照记载的性质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完全可以依据司法权对企业性质作出认定——（１）涉及企业性质的认定应当遵循商事外观主义；（２）在不涉及第三人的情况下应当以当事人设立企业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确定企业的性质，企业的实际性质与企业营业执照记载的性质不一致时应以企业的实际性质为准。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沪01民再41号
【裁判摘要】再审认为：渤海银行在本案中还称，嘉丰公司在人员、财务、场所等方面与其关联公司存在混同，嘉丰公司已成为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逃债工具。鉴于嘉丰公司不具有独立人格，渤海银行的划款行为系维护自身权益的合法行为。．．．．．．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本案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储蓄存款纠纷，并非涉公司法的纠纷，故审理本案的法律依据应是有关商业银行和合同法，而非其他法律。其次，即使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嘉丰公司经合法设立，应认为其具有独立人格。本院须指出，公司人格否定一般应通过涉公司法的诉讼方式进行，并由法院依法作出认定。渤海银行在本案中未经专门诉讼而以嘉丰公司不具有独立人格为由，直接将嘉丰公司的存款用于偿付昆宁公司债务，该行为缺乏相关依据，本院不予确认。综上所述，渤海银行擅自将储户嘉丰公司存款500万元扣划用于偿付昆宁公司所欠贷款，系违反约定和法定义务的行为，依法应承担返还系争存款及支付该款利息的责任。
摘要2：【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01民终11043号
【解读】二审认为：（１）故嘉丰公司、B公司、C公司、政珂公司虽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互相之间界限模糊，人格混同，财务不独立，其公司财产均受郑某某、汤某某夫妇控制，公司财产亦无法独立于郑某某、汤某某夫妇的个人财产。（２）本案中郑某某、汤某某夫妇是昆宁公司向被上诉人借款的连带保证人．郑某某、汤某某利用实际控制的公司，逃避银行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其行为背离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初衷，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公司实际上沦为股东违法逃债、谋取私利的工具，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刺破公司面纱，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故被上诉人自上诉人账户内将资金划转至昆宁公司的账户用于偿还到期贷款是维护自身债权的合法行为，有据可循，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01民终5731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照上述规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但根据永力重工公司在工商登记系统公示的年度报告，文某作为永力重工公司的股东，认缴出资额为6850万元，实缴出资时间为2065年9月20日，现该期限尚未到期，故文某的出资义务尚在履行期内，其亦已实际履行了部分出资义务，故不能认定文斌存在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过错。邦容公司要求文某对永力重工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实际系要求文某作为公司股东提前履行其未到期出资义务。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固然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股东以其认缴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但该法第二十八条亦规定了股东应按期缴纳其出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对出资人认缴出资加速到期的规定，系以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为前提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股东未缴出资作为清算财产的条件是公司进入解散阶段。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本院认为，债权人要求股东提前履行其出资义务，应具备相应法定条件，现永力重工公司未进入破产或解散程序，亦未资不抵债，故邦容公司现要求永力重工公司股东文某提前履行其出资义务尚未具备相应条件。此外，公司经设立取得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后，作为法人的公司其对外行为、债权债务、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承担均以自己名义进行，并单独对外承担责任，公司的社团行为与股东的个人行为彼此完全独立。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公司股东并不对公司的行为和债务承担个人责任。且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源于股东间出资协议或章程约定，并通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登记向社会公示，已向包括债权人在内的不特定第三人宣告了出资期限，债权人也是在此预期下与公司进行交易，债权人仅以自己对公司债权尚未获得清偿为由，要求股东提前履行出资义务，并不具备相应正当性和合理性。故邦容公司要求股东文某在未出资范围内对永力重工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济南邦容经贸有限公司等诉文某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鲁01民申183号
【解读】永力公司欠款邦容公司７１３４２９.３元，邦容公司提起诉讼要求永力公司偿还合同款项，文某（永力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６８５０万元，认缴出资时间２０６５.６.２０）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支持邦容公司诉讼请求，二审改判文某不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817号
【裁判摘要】关于减资股东和其他未减资股东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尽管公司法规定公司减资时的通知义务人是公司，但公司减资系股东会决议的结果，是否减资以及如何进行减资完全取决于股东的意志。本案中，东方物产公司的减资股东在明知公司对外所负巨额债务而未清偿的情形下仍旧通过股东会决议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并向工商登记部门出具虚假的情况说明，主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损害了东方物产公司的偿债能力，故减资股东的行为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程序瑕疵的减资，对已知债权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则本质上造成同抽逃出资一样的后果，故在立法未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原审法院比照抽逃出资的责任认定五名减资股东在各自减资范围内对东方物产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两上诉人主张不应承担责任以及即便承担责任也应在收到退资款的范围内承担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而其他未减资股东虽未减少出资额，但在明知公司负债的情形下仍同意减资股东的减资请求，导致公司现无法以自身的财产偿还所欠宝联鑫公司全部债务的结果，也应当对减资股东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鄂荆州中民四初字第00016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陈某某履行了出资义务，一直对通洋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占公司80%股权的股东方某某明知陈某某实际出资于公司、与周某某之间存在代持股协议的事实，且认可并同意陈某某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承认其享有公司股权，陈某某要求确认其通洋公司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符合前述规定，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摘要2：【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鄂民二终字第00158号
【摘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关于“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权归属争议，属公司内部纠纷，应根据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原则进行处理。就股东资格确认而言，依据上述规定，应采实质性要件而非形式要件，即以审查隐名出资协议和实际出资人出资的事实为主而不以工商登记等对外公示的事实为准。陈某某与周某某虽无书面隐名投资协议，但有证人证言证明双方之间有关于陈某某出资为实际股东、周某某显名为名义股东的口头约定，可以认定陈某某与周某某之间存在隐名投资协议。退而言之，即便没有口头约定，结合陈某某实际支付注册资金而周某某没有支付注册资金的证据、陈某某参与公司管理而周某某被雇佣打理公司事务从陈某某处领取工资、周某某投入公司资金转化为借款并以房产抵偿的事实，亦可以作出双方存在隐名出资合意的实质性判断。因此，基于本案实际存在隐名出资协议及陈某某作为实际出资人交纳注册资金的事实，在通洋公司及另一股东方远征无异议的情况下，应当确认陈某某在通洋公司的股东身份。周某某以工商登记等对外公示的记载资料为依据进行抗辩，仅能对公司以外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并不能在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中形成权利外观以确认其股东资格。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1民终608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王某与汪某某及中科公司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汪某某代王某持有中科公司相应比例股权，该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上述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汪某某作为中科公司目前工商登记的股东，其名下登记之部分股权实际代王某持有，现王某起诉要求确认股东资格及部分股权（即2股对应股权比例2.439％），中科公司半数以上的工商登记股东已明确表示同意，其诉讼请求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某名下，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京民申932号
摘要1：【案号】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吉中民三终字第158号
【裁判摘要】张某某受让谢某转让的股权行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为确认本案合同效力的焦点问题。对此，原审法院认为，第一，贾某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张某某受让谢颖股权行为非善意；第二，谢某陈述交易价格为7万元，等于入股时原价，明显不合理，应由张某某举证证明其系以合理价格受让股权，现张某某提举了谢某收取“股金款”37万元的收据，证明双方的交易真实价格为37万元，此价格与入股时原价溢价比为500%，张某某已尽举证责任。现贾某某仍认为价格不合理，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贾某某举证证明，贾某某提请对光大公司资产进行评估，以此确认股权的实际价值，本院认为，公司资产是影响股权价值的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公司股权价值还受公司的经营状况、获利能力、发展前景、品牌效应、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贾某某的要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认定张某某系以合理价格受让股权。第三，张某某受让股权后，依照法律规定，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综上，依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张某某受让谢某股权行为属于法律上的善意取得。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450号
【裁判摘要】网络公司对吴某某提出的网络公司在腾龙公司的3000万元出资中有2250万元实际为吴某某出资的主张始终确认，并无异议。本案的争点在于应否判决确认网络公司持有的腾龙公司股权中的75％归吴某某所有。据工商登记材料显示，腾龙公司现在的股东组成为：网络公司、杭州投资公司及祥瑞公司的投资额分别为3000万元，3750万元和3750万元，其投资比例各占13.3333％、16.6667％和16.6667％；吴某某的投资额为12000万元，投资比例为53.333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实际出资人若要实现隐名股东显名化，须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因此，即使吴某某系实际出资人，但在祥瑞公司、杭州投资公司和吴某某在一、二审中均不同意吴某某成为腾龙公司显名股东，网络公司二审亦答辩要求驳回吴某某上诉的情形下，吴某某提出确认以网络公司名义持有的腾龙公司股权中75％股权属吴某某所有、将隐名出资显名化的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审判决对此不予支持，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无不当。
摘要2：【解读】隐名出资人向公司主张股权的，必须证明其有出资行为，还须经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否则不能实现显名。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053号
【裁判摘要】依据各股东在《流转协议》中的约定，林某某“代持”的目的是“为了简化注册手续”。中凯联公司成立后，林某、张某作为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参与了公司经营，其作为代持协议中约定的实际出资人，请求结束其股权被代持的状况，并不违反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现中凯联公司登记的股东是林某某、吴某某，二人均是《流转说明》的缔约人，吴某某对林某、张某作为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的身份是清楚并认可的。曾是中凯联公司原始股东的汪某某的证言亦证明了设立公司时与林某、张某等四人协商等事实。因此，依据本案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原审判令中凯联公司为林某、张某办理股东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林某某应履行必要的协助义务，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解读】隐名股东在其他股东均认可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身份时可请求办理变更登记。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四终字第19号
【裁判摘要】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的公司章程记载的双方出资额和经公证出资协议约定的双方应出资额不一致，应全面审核认定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并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进行确定（二审法院最终出资协议约定的出资额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44号
【裁判要旨】公司章程与合作合同对利润分配与额外投资的返还均是通过不同条款单独列明，因此额外投资返还是与利润不同收益分配方式，相关纠纷不属于盈余分配纠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民事案件案由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福德公司的诉讼请求为判令黄黄公司向其支付应分未分的额外投资返还款项及利息，其诉请的依据是《章程》第48条对额外投资返还的约定。．．．．．．因此，本案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是围绕合作企业黄黄公司是否应依据《章程》给付额外投资款而产生。当事人有权选择不同的途径依据不同的基础法律关系向不同的主体主张权利，本案福德公司不是依据合作合同向交投公司主张权利，而是依据公司章程向合作公司主张权利。黄黄公司工商登记的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本案属于公司的股东与公司之间因公司章程规定的权利义务发生的，与公司的独特属性有关，并主要由公司法调整的商事纠纷，本案的案由应确定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故交投公司关于本案系合同纠纷的主张不成立。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是指股东基于其股东地位依法享有的请求公司按照自己的持股比例向自己分配股利导致的纠纷。但本案福德公司要求黄黄公司履行的是“额外投资返还”义务，而非基于持股比例要求分配股利。无论是公司章程还是合作合同，对利润分配与额外投资的返还均是通过不同的条款单独列明的，也说明额外投资返还是与利润不同的收益分配方式，一审判决将案由确定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依据不足，本案案由应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应否向佳安公司实缴新增注册资本1604.565万元。佳安公司认为，***用以增资的土地使用权未交付佳安公司亦未办理权利变更手续，属出资不到位，应当以货币方式补足出资。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依据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2004年9月，***作为佳安公司持股90%股东兼公司法定代表人，其通过召开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委托新疆德旺房地产估价事务所对案涉土地价值进行评估并委托新疆宝中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新增注册资本进行验资，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递交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申请，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并完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其次，案涉土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中用地单位均为佳安公司，且依据乌鲁木齐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证明记载，该土地出让金已付清，并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拆迁范围内土地使用权单位的拆迁补偿事宜正在进行。再次，依据2006年5月15日上海家饰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书》约定，第三条债务处理，佳安公司股权转让以前的债务和或有负债，除与佳安大厦项目拆迁和办理前期手续有关的费用外，其余全部由乙方（***）承担。2006年7月3日补充协议约定，甲方（上海家饰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认可，由股权变更后新佳安公司承担的发生在2006年6月30日之前的债务，包括与佳安大厦项目拆迁和办理前期手续有关费用，如拆迁补偿费等。上述协议约定可以看出，股权转让后的佳安公司对案涉项目土地正在进行拆迁的事实是明知的，并愿意承担2006年6月30日前的相关涉及项目拆迁的费用，直至2014年，案涉土地拆迁仍在进行，并就房屋拆迁补偿引起行政诉讼。故佳安公司关于***用以增资的土地使用权未交付佳安公司亦未办理权利变更手续，属出资不到位，应当以货币方式补足出资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公司原股东以土地使用权增资公司，未获得土地权属证明，但已缴纳土地出让金，获得土地建设审批，完成增资工商登记，股权受让人明知该情况的，受让后无权以公司名义主张该土地使用权出资不到位，继而请求该股东以货币方式补足出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