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
摘要1：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闽政〔2014〕25号）
摘要2：
业主注销工商登记不影响工伤认定——王某某诉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行政确认案
摘要1：【要点提示】工伤认定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受伤时，个体工商户依法存在，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业主申请将其予以注销，在此情形下，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仍应依法作出雇工受伤性质是否属于工伤的认定结论，即该注销行为不影响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注销前雇工受伤性质的认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16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161号
【裁判要旨】由于涉案《回购股权通知》上仅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而无公司加盖的公章，因此交易相对方就要举证证明法定代表人签字时是履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而不是其私下行为，否则应认定为个人行为。
摘要2：【解读】相对人的举证没有达到令人确信法定代表人在《回购股权通知》上的签字就是其履行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该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置信公司认为，只要《回购股权通知》上蓝宁的签字是真实的，签字时工商登记上记载的保利天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蓝宁，那么即使该通知上没有加盖保利天然公司的公章，蓝宁的签字行为也是履行保利天然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保利天然公司就应当承担相应的后果，而不用考虑签字的地点、场合等等因素。本院认为，蓝宁既是自然人，同时按照置信公司的观点，其也是签字落款时间即2011年10月6日时保利天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么，置信公司必须证明蓝宁签字时是代表保利天然公司，而不是其私下签字，因为保利天然公司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实际上，为了保证法定代表人签字时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在我国，在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同时，往往要求公司加盖公司印章，以保证二者的统一，防止法定代表人在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代表公司做出意思表示。本案的《合作协议书》就是如此，既有法定代表人签字，又加盖有公司印章。《回购股权通知》作为履行《合作协议书》的重要方式，也应当采取同样的方式，至少要有双方公司盖章。如果缺少保利天然公司盖章，那么置信公司就有义务证明蓝宁签字的行为是代表保利天然公司的职务行为，而不是私人行为。恰恰在本案中，置信公司的举证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其就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置信公司的这一观点，本院难以认同。本院也在此提醒我国的公司类市场主体，在签订合同时，不管是什么合同，都应当要求对方公司加盖公章。如果对方没有加盖公章，那么应当想方设法要求对方加盖，否则，宁愿相信签字人是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公司，因为这样的结果极易引发纠纷，而且在诉讼中处于很不利的地位。
【解读】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连续用八个“无法理解”来解释为何不敢确信蓝某在《股权回购通知》上的签字行为是代表天然公司的职务行为。
周某与陶某、甲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股权转让系为融资提供让与担保的，转让方的股东权益不因此丧失
摘要1：【案号】（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
【裁判要旨】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转让标的是一方在项目公司中的股权和相关权益，股权已于该协议签订的同日分别转让给他人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但该转让是为融资提供让与担保的，双方的股东权益并不因此而当然丧失。双方对项目公司仍然享有股权，并通过这一投资关系实现对项目公司下属公司的实际控制。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
【裁判要旨】认定一个协议是股权转让、股权让与担保还是股权质押，不能仅仅看合同的形式和名称，而要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通过转让标的物的方式为合同提供担保，则此种合同属于让与担保合同，而非股权转让或股权质押。让与担保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合同有限。在已经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可以参照最相近的担保物权的规定，认定其具有物权效力。在债务情形届满后仍未履行的，名义上的股权受让人对变价后的股权价值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原则上无权对股权进行使用收益，不能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享有的参与决策、选任管理者、分取红利的权利。
摘要2：【裁判规则】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转让标的是一方在项目公司中的股权和相关权益，股权已于该协议签订的同日分别转让给他人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但该转让是为融资提供让与担保的，双方的股东权益并不因此而当然丧失。双方对项目公司仍然享有股权，并通过这一投资关系实现对项目公司下属公司的实际控制。
【解读１】股权转让系为融资提供让与担保的，转让方的股权权益不因此丧失。
【解读２】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会议意见认为，让与担保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在主债务期限届满后仍未履行的情况下，名义上的股权受让人对变价后的股权价值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原则上无权对股权进行使用收益，不能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所享有的参与决策、选任管理者、分取红利的权利。
离婚案件中对“夫妻公司”如何处理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讨论后形成的倾向性意见是：《公司法》对于股东身份无限制性规定，故夫妻双方作为股东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在离婚案件中否定“夫妻公司”的法人人格没有法律依据。工商登记中载明的夫妻投资比例并不能绝对等同于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如果有证据证明工商登记所载明的事项只是设立公司时形式上的需要，则应按夫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去处理。在离婚案件中处理有关“夫妻公司”的问题时，既要以《婚姻法》为依据，又要兼顾《公司法》中的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论是用一方的婚前的个人财产还是用夫妻共同财产投资设立“夫妻公司”，公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均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摘要2：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462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462号
【裁判摘要】根据现行公司法之规定，股东负有按照公司章程切实履行出资的义务，同时负有维持公司注册资本充实的责任。公司减资时应依法履行法定程序，确保公司债权人有机会在公司财产减少之前作出相应的权衡和行动。根据生效判决，锦瑟公司对永典公司负有债务尚未全部清偿。此后，锦瑟公司进行减资，仅仅在相关报纸上进行公告，并未通知已知债权人永典公司，导致永典公司无从得知其减资情况，也无法提前要求其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公司减资之规定，锦瑟公司的减资程序存在瑕疵。尽管公司法规定公司减资时的通知义务人是公司，但公司减资系股东会决议的结果，是否减资以及如何进行减资完全取决于股东的意志。本案中，七名上诉人在明知锦瑟公司对外所负债务未清偿的情形下，仍旧通过股东会决议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并向工商登记部门出具虚假的情况说明，主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损害了锦瑟公司的偿债能力，故减资股东的行为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程序瑕疵的减资，对已知债权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则本质上造成同股东抽逃出资一样的后果，故原审法院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关于抽逃出资的相关规定认定七名上诉人在各自减资范围内对锦瑟公司所负永典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此外，即便部分股东已将持有的锦瑟公司股权转让给案外人，但也不影响其承担转让前的瑕疵减资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41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416号
【裁判摘要】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第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有权要求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本案再审中争议焦点为李某某是否应当承担清算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本案中李荣某与李某某是华丰公司股东，虽然两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李某某将所持有的华丰公司50%股权转让给李荣某，但并未在工商登记机关办理股权转让和股东变更登记，因此华丰公司的股权变更不能对抗债权人轧辊公司。对于轧辊公司而言，李某某仍然具有华丰公司股东的身份，承担华丰公司股东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李某某作为华丰公司股东之一，承担组成清算组，依法清算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规定：“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第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华丰公司清算组疏于履行公司清算时的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轧辊公司未及时申报债权，现华丰公司已注销，轧辊公司向清算组成员要求损害赔偿，原审法院支持轧辊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辽审一民申字第983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辽审一民申字第983号
【裁判摘要】实际出资人变更工商登记为股东，需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即可。而“半数以上”是否包括本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无明文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民法所称的‘以上’、‘以下’、‘以内’、‘届满’，包括本数；所称的‘不满’、‘以外’，不包括本数”。因此，该“半数以上”的法律规定，应包括本数。
摘要2：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沈中民三终字第736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沈中民三终字第736号
【裁判要旨】股东作为清算组成员已经参与了公司的审计工作，就已经了解了公司的经营状况，其再次请求行使在此期间的知情权，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做为清算小组成员上诉人完全有能力和责任参与清算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公司审计过程，而审计过程中必然涉及提供和查阅所有的相关会计帐目，因此上诉人已做为清算组成员参与了公司全部审计过程，在此期间其股东知情权已得到充分行使，才使得公司解散按程序进行至注销工商登记的办理，上诉人的诉请主张没有事实依据。
摘要2：【解读】股东自己在公司任职或者委派人员在公司任职并不影响股东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知情权；但股东若作为清算组成员已经参与了公司的审计工作，其再次申请行使此期间的知情权不予支持。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民终字第00606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民终字第00606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未经股东会决议，以公司名义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表，债权人应当知道其代表越权，不属于受法律保护的善意第三人，进而认定担保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王某在2850万元的借条担保人处加盖钢材公司印章并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名，虽然工商登记材料显示王某系钢材公司法定代表人，但王某的上述代表行为应属越权担保，且蒋某应当知道王某已超越代表权限，故该代表行为对钢材公司不生效力，其法律后果应由行为人王某自行承担。
摘要2：
（2009）蔡民二初字第2号；（2009）武民商终字第1355号
摘要1：——知识产权出资的若干问题
【裁判要旨】用以出资的知识产权，必须依法可以转让，评估作价后在专利行政部门办理知识产权转让审批手续。未办理转让手续，应认定为出资不实，股东在出资不实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号】（2009）蔡民二初字第2号；（2009）武民商终字第1355号
摘要2：【裁判摘要】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的规定，以知识产权出资的股东，应当将出资的知识产权评估作价后，依法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向公司转让专有权利。本案被告海信科龙公司协议以专利使用权出资入股，但专利使用权只是专利权的一部分，与该法规定不符。同时，涉诉两项专利的评估价值是对专利权价值的评估，从办理工商登记的资料显示，应认定海信科龙公司是以专利权出资。本案被告海信科龙公司未在专利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专利权转让的相关审批登记手续，故海信科龙公司对被告西安科龙公司的出资不实，属于滥用公司股东权利、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应在出资不实的范围内对西安科龙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晋01民终1390号
摘要1：【案号】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晋01民终1390号
【裁判摘要】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指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或者股东持有数额、比例等争议产生的纠纷。本案属于公司内部关系中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诉讼，郝某请求确认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不具有股东资格，法院应当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股东应当具备的各项条件对相关主体是否具有股东资格进行判断，并作出实体认定和判决，不能以案件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属于民事诉讼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民终837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民终837号
【裁判摘要】冒名登记是指实际出资人自己行使股权，但虚构法律主体或者盗用他人名义并将该主体或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行为。被冒名者因不知情，且从未作出过持有股权的意思表示、实际不出资、不参与公司管理，而不应被视为法律上的股东。判断冒名还是借名，最主要的法律特征是被冒名者对其名称被冒用是否知情。本案中，虽然工商登记将钱某某记载为华源公司的股东，但从查明的事实分析，本院认定该登记为华源公司冒名操作具有高度的可能性，钱某某不应被认定为华源公司股东。由于没有证据证明钱某某有出资、分红、管理公司的事实，且认定钱某某借名出资也缺乏客观性、合理性基础，故本院认定钱某某系被冒名登记为华源公司股东，钱某某要求确认其并非华源公司股东的上诉理由成立。
摘要2：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新中民二终字第290号
摘要1：【案号】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新中民二终字第290号
【裁判要旨】有限责任公司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属于管理性规范，即使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图片50名的限制也不影响对于股东资格的确认。
【裁判摘要】根据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依法发起设立的、企业资本以企业职工股份为主构成，职工股东共同出资、共同劳动、民主管理、共担风险，所有职工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企业承担责任，企业以全部资产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新阳纺织厂于1995年成立后，制订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并为出资人均出具了股权证书，同时杨某某与其他出资人也作为劳动者共同参与了生产经营，按照出资比例逐年分取红利，故该厂实际采取的是股份合作制经营模式。虽然新阳纺织厂于1996年被注册登记为私营独资企业，但该工商登记主要具有对外的效力，不能据此否认杨某某作为新阳纺织厂股东的事实。2002年，在新阳纺织厂的基础上成立新阳公司后，新阳纺织厂予以注销，但注销过程中并未对原出资人的出资予以清算，而是由新阳公司继受了新阳纺织厂的全部资产，并且新阳公司于2005年向包括杨红中在内的原出资人重新出具了股权证书，杨某某据此仍按其出资比例收取红利并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杨某某虽然未被载入新阳公司的股东名册，但股东名册并非是认定股东身份的唯一依据，其作为工商登记的一部分，在股东身份认定的问题上主要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在公司内部约定与工商登记不一致时，不能仅凭登记文件对争议事实作出认定，是否具备股东身份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确定。据此，杨某某作为出资人，持有新阳公司的股权证书，并按其持股比例享有相应的资产收益、经营管理等股东权利，其应当具备新阳公司合法的股东身份。
摘要2：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02民终4279号
摘要1：【案号】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02民终4279号
【裁判摘要1】我国《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姓名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决定、变更和使用自己姓名并排除他人干涉或者非法使用的权利。盗用姓名是指出于某种不正当目的，未经姓名权人的同意而擅自使用他人姓名从事某种活动，造成他人或社会利益的损害。姓名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每一位公民依法都享有决定、使用和变更自己姓名的权利，并对任何非法干涉或使用自己姓名的行为有权利追究其民事责任。侵害姓名权的构成要件一般包括违法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四个方面。首先，侵害姓名权要求必须要有违法行为。其次，侵害姓名权要求行为人主观过错必须是故意。再次，要有损害后果的发生。最后，侵犯姓名权的行为要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侵害姓名权的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具有合二为一性，即受害人只要证明了侵害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干涉、盗用、冒用他人姓名的行为，自己姓名权受到侵害即可，无须证明损害后果的存在，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无须加以特别证明。
摘要2：【裁判摘要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公司设立、登记的登记注册制相关规定，尽管在两被上诉人公司申请设立登记的材料中马某某及孙某某的签字并非本人所签，但上诉人马某某并没有提交其身份证件被盗用或者丢失的相关证据，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孙某某冒用马某某名义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手续。而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确认股东资格，应当根据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予以认定。目前代办工商登记的中介机构因设立门槛低，缺乏监管机构，经常出现代为签名等不规范行为，导致纠纷频发。在案件审理中不能仅凭工商登记材料签字虚假而否认其股东资格。工商档案依法记载的公司股东资格信息具有法定的推定性和一般对抗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公司股东信息具有较强的公示力，如否定当事人的股东资格，还涉及两被上诉人公司债权人、股东、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债权保护问题，同时也要排除恶意诉讼。本案中两被上诉人公司的工商档案信息显示上诉人马某某为该公司的股东。上诉人马某某要想否定其并非该公司股东，应充分予以举证，且该证据足以推翻具有法定推定效力的工商档案信息。因此，上诉人马某某不能提供有效证据推翻两公司的工商档案中关于股东资格信息的记载。一审法院对上诉人马某某请求三被上诉人孙某某、青岛华森良品工贸有限公司、青岛兴正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停止对其姓名的侵害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01民终10334号
摘要1：【案号】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01民终10334号
【裁判摘要】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有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刘某某称从未实际向钻金幕墙公司出资、增资，也从未同意过将其登记为钻金幕墙公司股东，江某某系骗取刘某某居民身份证后冒用刘某某名义登记注册、增资钻金幕墙公司并将其登记为法定代表人。依据该鉴定意见，可以认定钻金幕墙公司在设立及增资时的工商登记材料中刘某某的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钻金幕墙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股东为江某某、刘某某，其中江某某占股90%。依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首次股东会议由出资最多的股东召集和主持，依照公司法的规定行使职权。江某某作为钻金幕墙公司除刘某某之外的仅有的另一股东，且系股东会议召集人，应对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上股东签名的真实性负责。现江某某虽否认其擅自使用刘某某的身份证办理钻金幕墙公司工商登记的事实，并陈述其对此亦不知情，系其身份证与刘某某的身份证共同被盗而被他人冒用后注册成立钻金幕墙公司，但江某某对其陈述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且所陈述的内容亦与常理不符。结合刘某某与江某某的通话录音内容，可以认定江某某、钻金幕墙公司未经刘某某同意或授权，擅自冒用刘某某的名义进行公司股权登记、增资并将刘某某登记为钻金幕墙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上述行为构成对刘某某姓名权的侵犯。江某某、钻金幕墙公司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钻金幕墙公司、江某某经一、二审法院合法传唤，均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抗辩权利的放弃。现刘某某要求江某某、钻金幕墙公司停止侵犯刘海萍的姓名权，去除刘某某为钻金幕墙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信息的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926号
摘要1：【案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926号
【裁判要旨】
1.冒名登记是指实际出资人自己行使股权，但虚构法律主体或者盗用他人名义并将该主体或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行为。
2.如果被冒名者不知情，且从未作出过持有股权的意思表示，实际上也没有履行出资，没有参与公司管理，则应认定冒名登记行为成立，不应认定为公司股东。
摘要2：【裁判摘要】股权登记行为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职权，股东一经登记，对外即发生公示公信效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或撤销。本案张某某主张是他人冒用自己身份登记为欧X公司股东，一审法院以鉴定结论为依据认定张某某系被错误登记为欧X公司股东。对此，本院认为：一方面，鉴定结论是欧X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张某某”字迹与张某某签名样本字迹“倾向不是出自同一人笔迹”，并非十分确定性的结论。另一方面，即使欧X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张某某”的字迹并非张某某本人所写，关于是否系被冒名股东的问题，关键还应考虑张某某对被登记为股东是否知情或者默许或者进行过追认。首先，本案中，张某某与陈某某是姑嫂关系，与陌生人之间冒名登记的情况并不相同。其次，张某某早在1995年就被登记为股东，其自称是在2010年收到另案诉讼材料后才知道其本人的身份信息被盗用，但张某某至今并未向工商部门要求变更。2011年张某某以陈某某、欧X公司为被告提起姓名权纠纷之诉，请求确认其不是欧X公司的股东，一审判决驳回该诉请后张某某提起上诉，之后又主动撤回起诉。从上述情况看，即使张某某所称的系后来涉诉后才知道被登记为股东的情况属实，张某某在知道后未申请变更工商登记，特别是在姓名权纠纷一案中在明知不利的情况下又主动撤回起诉，主观上放任或默许了其作为欧X公司股东的事实。第三，假设张某某所称的陈某某未经其同意利用其身份证复印件注册公司属实，那么在张某某权益受到陈某某侵害的情况下，张某某还委托曾代理欧X公司及陈某某的律师作为代理人，明显不符合常理。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本案不应认定为冒名登记的情形，张某某系欧X公司的股东。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8）青民二终字第45号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8）青民二终字第45号
【裁判摘要】根据合同的内容并结合本案的事实足以确定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目的是明确的，即该合同的主义务就是要以合同的方式产生投资行为，本案的事实能够确定实际投资人是创业公司，在投资关系中创业公司尽到了全部投资义务，根据以主给付义务分辨合同类型的一般原则，本案中关于合同的主要义务即委托投资义务吸收了其他合同内容，确定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委托投资是正确的。西高所按照合同的约定以其名义在投资关系中充当了名义投资人，其按照合同的要求履行了义务，并在事实上代替创业公司完成了对青药发的隐名投资。西高所关于依据青药发设立时的文件、公司章程、企业工商登记档案记载的内容及其对借款入股所产生的风险不承担责任是双方自愿约定的免责条款，借款已投资青药发，其应是青药发的实际入股股东，而不是代替他人投资的上诉理由不能否定本案的上述事实，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本案中作为名义股东的西高所在转让股权时，不能与实际出资人创业公司按协议的约定对转让股权的事宜协商处理，在转让股权后直接将全部转让所得占有是不当的，违背了双方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和协议目的。创业公司以股利归属纠纷进行诉讼，一审法院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支持其请求判决西高所返还股利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应予以维持。一审法院根据西高所为青药发成立及顺利上市作出的贡献和在适当时机转让股权并获利所起到的作用，确定对其给予一定的补偿是正确的，但所确定的补偿数额与西高所所起的作用和实际的劳务义务不相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予以酌情调整。本案应将投资本金33.3万元返还给创业公司；所投资收益款10612745.9元，由西高所分得4245098.36元；创业公司分得6367647.54元。
摘要2：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苏中商终字第0077号
摘要1：【案号】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苏中商终字第0077号
【提示】隐名股东享有在增资时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
【裁判摘要】孙某某与施某某于2001年1月协议约定，施惠元投入孙晓玉名下在城建公司的出资金额为25万元，风险共担。2005年2月，双方通过授权书进一步明确，当时孙某某在城建公司的股本金70万元中有25万元系施某某实际出资，该出资挂在孙某某名下，但授权施某某直接与财务结算并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城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占城建公司过半数股份的股东沈某某在该授权书上签字予以认可，至此，施某某的实际出资情况已为城建公司知晓，城建公司也认可施某某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承担相应义务，仅工商登记未作相应的变更。2005年9月，城建公司的注册资本从2088万元增加至5088万元，孙某某的登记股份也由65万元增加至593.963万元，之后，城建公司的注册资本又经历了增加与减少，现为5088万元，孙某某的登记股份也经历了转让、增加与减少，现为420万元。现城建公司注册资本已从2005年2月的2088万元增加至现在的5088万元，施某某理应同比享有增资扩股权，而施某某的登记股份仅为25万元，该权利实际被孙某某享有并实现，施某某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因此在施某某支付孙晓玉相应增资出资款后，城建公司应将相应股份变更登记至施某某名下，孙某某应积极加以配合，以恢复施某某的增资扩股权利。
摘要2：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泰中商外初字第0005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泰中商外初字第0005号
【裁判摘要】根据《公司法若干规定（三）》第十二条的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本案中，道格拉斯公司在股东陆某、吴某2011年7月6日完成出资款验资后，于同年7月14日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将500万元转入上海欧折贸易有限公司账户。而陆某当时系道格拉斯公司执行董事，兼任经理，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江某与陆某系夫妻关系，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欧折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陆某与江某、上海欧折贸易有限公司之间具有关联关系。根据《公司法若干规定（三）》第二十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原告泰州东方小镇公司已提供证明陆某存在抽逃出资的初步证据后，被告陆某、吴某、江某并未依法提供证据证明道格拉斯公司基于合法目的且已履行正当程序将500万元转入上海欧折贸易有限公司，故应当认定陆某滥用职权，利用关联关系抽逃了出资。综上，因被告陆某、吴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各自已在抽逃出资或未足额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依据《公司法若干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陆某应当在抽逃出资475万元的本息范围内、被告吴某应当在未补足出资25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被告道格拉斯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2：【摘要】被告吴某作为公司股东、监事，应当知道陆强抽逃了股东出资，即应根据公司法或公司章程的规定补足其本人应缴纳的出资，但其并未提供已足额缴纳25万元出资的证据，故应依法承担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法律责任。对被告吴某所持应参照有关司法解释关于被冒名股东不承担补足出资或者对公司债务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应当认定吴某不承担责任的辩称意见，本院认为，被冒名股东本身并无出资设立公司的内心真意，其与实际出资人之间亦无出资设立公司的约定，被冒名股东被登记于股东名册是实际出资人侵害其民事权利的结果，而吴某并非被冒名股东。其发起设立道格拉斯公司的意思与表示即便不一致，但作为道格拉斯公司设立时在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东，该登记行为的公示公信效力使公司债权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公司真实股东。根据《公司法若干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泰州东方小镇公司基于该信赖而对吴某行使的涉案债权请求权应受法律保护。
重庆市南川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南川法民初字第538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南川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南川法民初字第538号
【裁判摘要】第三人法定代表人问题。开庭审理时第三人的位置是空缺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因犯偷税罪、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被本院（2004）南川法刑初字第173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因犯挪用资金罪和职务侵占罪，被本院（2004）南川法刑初字第128号刑事判决书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四年。监事会副主任也因犯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公司应当解除他们的职务。开庭审理前，本院已给第三人南川市五金交电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该公司按《公司法》有关规定，依照法定程序解除他们的职务，按《公司法》的规定另行推选法定代表人出庭参加诉讼。依照《公司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由公司章程规定。而依照该公司《公司章程》第三十条规定，董事会由全体股东选举产生。同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商登记中对法定代表人的登记及记载未作更改。按照公司登记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更换应当进行变更登记。在前述一系列程序未完成之前，法院的司法权不能代替行政权和公司自治原则而对公司法定代表人作出更换。虽然开庭前28名股东签名决定解除他们在公司所任职务，另行推选了二名股东代表公司参加诉讼，但该推举未在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因此在程序上还尚显欠缺。而另外一方面，股东按《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提起的股东代表诉讼的判决结果将直接归于公司，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只是接收利益，是利益获得者，其在诉讼中的陈述并不重要，因此争究谁能代表公司出庭其实意义并不太大。列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只是为了保证裁判文书当中对当事人名称表述的完整性。因此在判决书中当事人名称部分对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的表述目前为止只能列金荣中，待公司另行推选出法定代表人并依法变更登记后再予更换。
摘要2：【裁判摘要2】《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所规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只要满足了两个条件，即执行职务中的违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带来的损害结果，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本院（2004）南川法刑初字第173号刑事判决书已认定南川市五金交电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犯偷税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484215.56元（包括行政机关已处罚款624095.70元），在诉讼中法院又执行该公司罚金722800元，公司已有了实际损害的结果，同时该行为也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致公司犯偷税罪被判处罚金1484215.56元而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的请求合法，本院予以支持，但该赔偿责任应由某某中个人承担。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二中民终字第08443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二中民终字第08443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法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都邦公司制订的《董事会议事规则》是公司章程的附件，虽未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未进行工商登记对外公示，不具有对抗都邦公司以外的效力，但都邦公司的全体股东均同意该议事规则，其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议事规则对都邦公司股东及董事会具有约束力。该议事规则规定聘任或解聘公司高管人员属于董事会会议议题范围，董事会会议应在会议召开前十日，向各董事发出书面通知，通知内容应清楚列明会议的时间、地点、会议的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都邦公司2008年7月12日召开董事会会议，会前的通知没有清楚列明讨论免去战鹰总裁职务的内容，违反了《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都邦公司董事会违反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作出免去战某总裁职务的决定，华瑞公司和吉华公司作为都邦公司的股东有权行使撤销权。
摘要2：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0509民初13122号
摘要1：【案号】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0509民初13122号
【裁判摘要1】《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目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该款规定赋予了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权利，同时，对股东行使账簿查阅权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其一，股东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说明查阅目的；其二，当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于法律规定的时间内书面答复股东。
【裁判摘要2】根据公司法基本理论，除非在公司成立之初或者运营过程中通过公司章程、全体股东约定等方式有特别约定的，股东对公司并无竞业禁止的义务。虽然原告任职的嘉兴市莱丽喷织有限公司与被告苏州乾唐织造有限公司在经营范围上存在重合部分，但单纯依据该工商登记内容尚无法认定两公司之间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故对于被告认为原告违反竞业禁止义务因此具有不正当目的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但是，根据本院（2017）苏0509民初8620号生效民事判决（该判决肖某应将侵占乾唐公司的货款43万元返还公司），原告确实存在侵害被告苏州乾唐织造有限公司利益的行为，且至今未能通过履行上述生效判决确定义务的方式纠正其侵权行为、弥补其侵权行为给被告所造成的损失，被告据此主张原告具有不正当目的具备一定的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原告要求查阅被告公司会计账簿及会计凭证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5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59号
【提示】知识产权被宣告无效，原出资股东是否承担补足出资责任？
【裁判要旨】出资人以符合法定条件的知识产权出资后，因知识产权被宣告无效，该出资人不承担补足出资责任，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
【裁判规则】出资人以知识产权出资的，知识产权的价值由出资时所作评估确定，出资人不对其后因市场变化或其他客观因素导致的贬值承担责任，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
【裁判摘要】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股东可以用知识产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五条亦规定，出资人以符合法定条件的非货币财产出资后，因市场变化或者其他客观因素导致出资财产贬值，该出资人不承担补足出资责任，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据此，出资人以知识产权出资的，知识产权的价值由出资时所作评估确定，出资人不对其后因市场变化或其他客观因素导致的贬值承担责任，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本案中，北京威德公司于2010年委托北京大正评估公司对其所有的知识产权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据此增资入股至青海威德公司，双方未作其他约定。随后，青海威德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北京威德公司以知识产权评估作价1300万元入股青海威德公司，并履行了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手续。上述事实表明，北京威德公司的出资严格遵循了公司法对知识产权出资的要求。青海威德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本案评估存在违法情形或者北京威德公司在评估时存在违法情形，现以案涉两项知识产权被确认无效，要求北京威德公司承担补足出资和赔偿损失的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解读1】以专利出资虽专利被宣告无效也无需补缴.
【解读2】知识产权出资后被宣告无效后出资股东不承担补足出资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在宣告无效前，知识产权业经依法评估作价，并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股权出资义务已依法履行完毕；出资股东对知识产权被宣告无效不存在主观恶意；当事人对知识产权被宣告无效的情形未另有约定。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陕民一终字第00018号
摘要1：【案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陕民一终字第00018号
【裁判要旨】两公司虽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相互之间界限模糊，业务混同、财务混同，构成人格混同，两公司应对承包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6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65号
【裁判要旨】母公司已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不应就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偿赔偿责任。
【裁判规则】公司注册资本发生变更而未办理登记，并不能否定股东已经实际出资的事实。
【裁判摘要】股东以债转股形式完成增资或实缴出资的，未变更工商登记不影响债转股效力和股东实缴出资认定——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五条“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合同的权利义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之规定，债权人单方作出放弃部分或全部债权的意思表示，即可产生债务部分或全部消灭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太西煤集团将对金阿铁路公司享有的4亿元债权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对其进行增资，即包含向金阿铁路公司作出免除4亿元债务的意思表示。且太西煤集团于《承诺函》中保证该债务的真实性，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以债权人身份向金阿铁路公司主张，其单方法律行为已经产生了金阿铁路公司4亿元债务消灭的效果。第二，太西煤集团的董事会决议与金阿铁路公司股东会决议，均同意将太西煤集团对金阿铁路公司享有的4亿元债权通过债转股的方式转增注册资本4亿元，且《承诺函》中承诺前述股东会决议及债转股事宜真实有效。第三，2015年11月23日，金阿铁路公司作出公司章程修正案，变更后公司章程载明公司股东太西煤集团出资额为人民币8亿元，占注册资本的100%，证明太西煤集团增资4亿元情况属实，亦符合金阿铁路公司设立时公司章程中“最终注册资本金为项目批准概算总投资的100%”的规定。第四，金阿铁路公司股权因办理出质登记而被冻结，暂无法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并非为损害债权人中铁十五局的权利而恶意拖延。且公司注册资本发生变更而未办理登记，不能否定太西煤集团已经实际出资8亿元的事实。综合以上，太西煤集团已全面履行了出资义务，不应就金阿铁路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80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806号
【裁判要旨】董事或大股东的代表均无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协议或作出承诺。
【裁判摘要】《转让协议书》是否对天俊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虽然该《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由常某与天俊公司共同承担有关股权转让款的税费问题，但该协议仅有温某某及常某的个人签字，天俊公司并没有盖章确认，亦无任何证据证实天俊公司授权常某对外签署该协议，且天俊公司对该协议不予事后追认，故该协议依法不能对天俊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温某某虽一再主张常某具有天俊公司的董事、经理、天俊公司大股东的代表等身份，但无论是董事抑或大股东的代表均无权代表天俊公司对外签订协议或作出承诺，且常某并非天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该《转让协议书》上签字只能代表其本人，无权代表天俊公司作出承诺，因此温某某的此项主张明显缺乏事实依据。
【解读】股东知晓股权转让事宜既未主张优先购买权亦未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有效。
【摘要】本院认为，虽然《公司法》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作出了限制并赋予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但此并非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前提。本案《转让协议书》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况且，天俊公司至少于本案诉讼开始时已然知晓该股权转让事宜，而其既未主张优先购买权，亦未主张撤销该《转让协议书》，因而《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806号
【摘要】同时约定，如果天俊公司未如约履行给付2.6亿元的义务，则天俊公司不再履行，其已经向万凯峰公司支付的4亿元转变为向温某某收购股权的价款，万凯峰公司的持股比例相应变为天俊公司持有54%的股权，温某某、温某某１、温某某２有46%的股权。．．．．．．本院认为，2011年7月12日至2011年10月17日天俊公司已经向万凯峰公司增（投）资第一期及第二期共计4亿元，万凯峰公司的注册资本金、股东及持股比例等工商登记信息也已经变更完成，因而该笔4亿元已经成为万凯峰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以及资本公积金，已属于万凯峰公司法人财产，因而，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任由股东进行处分。而《及的变更和补充协议》第三部分以及第四部分中有关将万凯峰公司4亿元财产转变为温某某股权转让款、3亿元交给温某某使用的约定，变相地减少或直接分配了公司资本，实质上构成了对万凯峰公司的减资。因公司的减资实质上缩小了公司承担责任的能力，进而直接影响到公司对外偿债的能力，有可能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故而法律对公司减资行为作出了较为严格的规范。尤其考虑到万凯峰公司在事实上仍有部分债务未能对外清偿，依据当时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一百七十八条以及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及的变更和补充协议》中有关向温某某转让或处分万凯峰公司4亿元注册资本金以及资本公积金的约定，在履行法定程序并经工商变更登记之前不发生法律效力，该部分协议内容属部分未生效，该笔4亿元财产性质并不能依此约定发生改变。
【解读１】注册资本金、资本公积金被约定为股权转让款，在履行法定减资程序前不发生法律效力，该协议内容属部分未生效。
【解读２】公司内部股东之间有关股权转让或份额变更的约定一般自成立时生效——本院认为，工商登记虽然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其中记载的公司股东及相应股权份额信息，一般应作为法人对外交易之基准，但在公司内部涉及股东之间的纠纷中，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未经工商登记的股权转让约定不产生效力。作为公司内部股东之间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有关股权转让或份额变更的约定在股东之间一般自成立时起发生效力。因而，万凯峰公司内部产生的有关股权份额变动的约定以及决议，在全部股东签字确认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依法发生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49号（１）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49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法定意志代表机关，是公司的当然诉讼意志代表人。
【裁判摘要1】关于本案被上诉人主体应否变更问题。本案一审判决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信达公司福建分公司与金恒公司转让案涉债权的行为完成于一审判决作出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约束力。”本案香山公司、陈某某、方某某均不同意变更被上诉人为金恒公司，且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不变更诉讼主体亦不会影响受让人的实体权益。故综合考虑本案具体情况，为保证本案诉讼程序的稳定，本院对金恒公司提出的变更本案被上诉人为金恒公司的申请不予准许。
【裁判摘要2】关于香山公司是否本案上诉人问题。香山公司通过其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陈玲霞提起本案上诉，后又于2018年9月14日向本院提交了加盖香山公司公章的《关于请求纠正上诉费收费标准的报告》，并在指定期限内交纳了上诉费用，故香山公司提起本案上诉符合法律规定。虽然信达公司福建分公司获悉陈某某在提起本案上诉前被香山公司唯一股东南亚公司免除了香山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主张陈某某已无权代表香山公司提起本案上诉，但是香山公司至今未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信达公司福建分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香山公司没有提起本案上诉的意思表示。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0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01号
【裁判要旨】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可以合并审理。
【裁判摘要】“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在一个案件中合并审理”规则的效力并不及于民事案件审理的所有领域——一审法院认为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在一个案件中合并审理，系审理大多数民事案件的一般性规则，其效力并不及于民事案件审理的所有领域，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程序即为特殊性规则。《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列入适用特殊程序案件案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列为专门一章进行规定，均由此类案件特殊性所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按照该条规定，无论案外人是否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权的诉讼请求，审查实体权利的归属和性质，都是判断能否排除执行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理，且一并作出裁判。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已明确排除了人民法院查封的其他法院关于该查封物的另案确权，也不支持当事人另案确权。一审法院以确认股东资格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系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宜合并审理而应另案解决为由，对谢某某主张确认其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未进行实体性审理，系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１】实际出资人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不符合规定条件不予支持。
【解读２】名义股东由公司章程确定且经登记机关登记，具有公示效力，债权人有权对该股权申请强制执行。
【解读３】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赣执异字第3号执行裁定书，停止对郭××持有的中盛公司4.5%股权的拍卖执行；二、判决确认其持有中盛公司4.5%的股权（价值1198万元），由中盛公司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股东变更工商登记。
【注解】隐名股东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可否同时请求确认股东资格？——隐名股东对强制执行显名股东股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时可同时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法院应当合并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