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01民终7933号
【裁判要旨】在部分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司直接作出增加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对增资不知情的股东可以起诉要求确认其持股比例维持在增资前的股权比例。
【裁判摘要】《增资扩股投资协议书》约定：在协议生效后，工商登记变更前另有增资扩股安排并影响到高某前款的股份比例时，需经高某书面同意。现在高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天歌置业公司增资到1.20亿元。对天歌置业公司内部股东而言，该增资行为无效，不应以工商变更登记后的1.20亿元来降低高某在天歌置业公司的持股比例，而仍就应当依照1/17的股权比例在股东内部进行股权分配。
摘要2：【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沪民再1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47号
【裁判要旨】实际出资并非取得公司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实际出资人并不当然为公司股东。
【裁判摘要】公司股份应归属于股东。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华夏金谷公司系内蒙古银行xxx万股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但并非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确认的股东。实际出资并非成为公司股东的充分条件，实际出资人亦并非当然为公司股东。本案中的内蒙古银行系中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于中资商业银行的发起人、股东资格的获取及应履行的报批程序有其限制性规定。在华夏金谷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具备相关条件并履行报批程序之前，直接要求确认案涉内蒙古银行的5000万股股份归其所有，并要求泽润嘉源公司过户返还，实质上即为确认其系内蒙古银行股东的效力，故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001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二审判决认定王某某享有凯瑞公司股东权益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二审判决系根据合作协议、公司验资报告和工商登记等证据认定该项事实，缪某某、赵某某、李某某虽然申请法院调取银行划款进账凭证等证据，但该证据即使可以证明王某某的出资系借款所得，与本案争议法律关系亦不属于同一范畴，不影响本案关于王某某系凯瑞公司股东事实的认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08号
【裁判要旨】债权性投资要偿还资金本息，而股权性投资则要按照相应的投资额享有参与项目法人经营管理的权利、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并分享享有的投资收益。
【摘要】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中，债权性投资区别于股权性投资的根本之处在于债权性投资要偿还资金本息，而股权性投资则要按照相应的投资额享有参与项目法人经营管理的权利、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并分享相应的投资收益；股权性投资的出资义务不仅受项目法人工商登记注册资本金的约束，还要受投资项目资本金的规制；项目法人收到的超出工商登记注册资本金但未超出投资项目资本金的投资款项应为资本公积金，超出投资项目资本金的部分方可约定为债权性投资。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236号
【裁判要旨】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股权代持投资协议，但受托人在未与目标公司及其股东签订投资协议即向该公司转款，并且在转款后也一直未督促目标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也从未参加目标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对目标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毫不知情的，应当认定委托人的投资目的未能实现。在委托人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受托人返还投资款及赔偿相应损失的，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答：（１）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中，项目法人收到的超出工商登记注册资本金但未超出投资项目资本金的投资款项，应为资本公积金，认定为股权性投资款，按照相应的投资额享有参与项目法人经营管理的权利、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并分享投资收益；（２）超出投资项目资本金的部分，方可约定为债权性投资款，项目公司要偿还债权性投资款的资金本息。
【注释】投资项目资本金——是指在投资项目总投资中，由投资者认缴的出资额，对投资项目来说是非债务性资金，项目法人不承担这部分资金的任何利息和债务；投资者可按其出资的比例依法享有所有者权益，也可转让其出资，但不得以任何方式抽回（《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第２条第２款）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56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钱某某向创益能源公司转让案涉股权，已经进行了变更登记，对外即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认定的执行标的权利人与依照前款规定得出的判断不一致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故江苏高院依据中能源公司基于（2012）苏商初字第0008号民事调解书提出的强制执行申请查封冻结登记在被执行人创益能源公司名下的案涉股权，并无不当。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3号民事判决不能直接产生股权变动的效力，钱桂新基于该民事判决只是享有要求创益能源公司返还案涉股权的权利，该判决并未否定工商登记显示的案涉股权权利人的信息。因此，钱桂新凭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3号民事判决主张创益能源公司名下彩虹晶体公司70%股权中的19%归其所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钱某某依据上述判决拥有的只是股权返还请求权，故其民事权益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退一步讲，假如钱某某依据上述判决拥有了股权，依据《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关于“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其诉讼请求亦不能获得支持。本案中，江苏高院于2013年4月7日作出（2013）苏执字第0004号民事裁定，于同年5月8日向河南省内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送达（2013）苏执字第000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冻结创益能源公司持有的彩虹晶体公司70%股权。而钱桂新据以主张权利的内乡法院（2016）豫1325民初第703号民事判决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依据上述规定，钱某某的民事权益亦不能排除江苏高院对案涉股权的强制执行。
摘要2：《九民纪要》124.【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裁判对金钱债权的执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并未涉及执行标的物，只是执行中为实现金钱债权对特定标的物采取了执行措施。对此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规定了解决案外人执行异议的规则，在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时可以参考适用。依据该条规定，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裁判将执行标的物确权给案外人，可以排除执行；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裁判，未将执行标的物确权给案外人，而是基于不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有效合同（如租赁、借用、保管合同），判令向案外人返还执行标的物的，其性质属于物权请求权，亦可以排除执行；基于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有效合同（如买卖合同），判令向案外人交付标的物的，其性质属于债权请求权，不能排除执行。
应予注意的是，在金钱债权执行中，如果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生效裁判认定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合同（如买卖合同）无效或应当解除，进而判令向案外人返还执行标的物的，此时案外人享有的是物权性质的返还请求权，本可排除金钱债权的执行，但在双务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双方互负返还义务，在案外人未返还价款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其排除金钱债权的执行，将会使申请执行人既执行不到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又执行不到本应返还给被执行人的价款，显然有失公允。为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只有在案外人已经返还价款的情况下，才能排除普通债权人的执行。反之，案外人未返还价款的，不能排除执行。
【解读】本案处理结果与九民纪要规定不符合。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2民终8068号
【二审裁判要旨】转租条款中未明确约定用作特种经营行业的，禁止转租作此用途——经营住宿酒店属于特种经营行业，需要特别许可，应在合同中作特别明示约定。双方约定承租人可以转租给第三人用于经营写字楼“等项目”，承租人据此转租给第三人经营住宿酒店的不予支持。
【二审裁判摘要】二审法院认定：根据补充协议中双方的约定：如乙方餐厅的经营劣势不能改变，乙方亦可将剩余的餐厅面积全部做写字间等项目出租。该条约定中“写字间等项目”已明确对双方原合同约定的房屋用途做了扩大约定，即：东方汉斯公司可以将涉案房屋做写字间、餐饮用，亦可用作他用途。......双方对补充协议的内容理解存在分歧，华星擘达公司认为补充协议是允许东方汉斯公司经营餐饮及写字楼，未允许东方汉斯公司经营住宿酒店。东方汉斯公司则主张补充协议约定“乙方亦可将剩余的餐厅面积全部做写字间等项目出租。”，“等项目”就表示可以做其他项目，包括酒店。本院认为，经营住宿酒店属于特种经营行业，需特别许可，应在合同中作特别明示约定，“等项目”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可经营住宿酒店。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再47号
【再审裁判摘要】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又约定，华星擘达公司同意东方汉斯公司与大汉伟业公司合作，将涉案房屋的部分面积用于经营出租写字间；“如乙方（东方汉斯公司）餐厅的经营劣势不能改变，乙方亦可将剩余的餐厅面积全部做写字间等项目出租”。其中“剩余全部面积”和“写字间等项目”的具体内容，双方并未作出其他限定。为青青草公司办理成立注册需要，华星擘达公司还于2013年6月27日为工商登记机关出具了《企业住所证明》和《配套服务需求说明》。虽然华星擘达公司在原审中辩称，《配套服务需求说明》只是表明同意成立从事管理主营业务的青青草公司，并未同意其经营酒店住宿，但是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青青草公司企业名称中有“酒店管理”内容，而其从业人员只有12人，若其主营业务仅限于“管理”，实难理解华星擘达公司为其提供面积达2600余平方米的经营场所意欲何为。况且华星擘达公司在五个月后的2013年11月28日，又与青青草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房屋租赁用途为“七天连锁酒店”，而当时青青草公司仍未取得酒店住宿的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明华星擘达公司主观上并不排斥涉案房屋用于经营酒店。结合华星擘达公司的上述行为，本院再审认定，东方汉斯公司将承租的部分房屋转租给张昭辉用于经营青青草公司的行为，得到了华星擘达公司的认可，不构成擅自整体转租和改变房屋用途。华星擘达公司据此行使约定解除权缺乏事实依据。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青民再终字第5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公司所有的探矿权转让给其关联公司，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转让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之规定，梁某某作为青海森源的实际控制人，违反对公司负有的忠实义务，利用作为青海森源和内蒙小红山源森法定代表人的便利及关联关系，将青海森源所有的探矿权以实际支付8790345元的价款转让给内蒙小红山源森，转让价款明显低于涉案探矿权前期完成的勘查投入，损害了青海森源唯一股东香港森源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香港森源对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有权提起诉讼。青海森源和内蒙小红山源森签订的《探矿权变更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应属无效。
摘要2：【解读１】公司法定代表人低价转让公司财产给其关联公司，股东可诉请确认转让合同无效。
【解读２】未经股东会同意，法定代表人将公司财产低价转让给关联公司的合同无效。
【解读３】（一）基本案情：（１）青海森源取得探矿权，法定代表人梁某某，香港森源为唯一股东；（２）青海森源董事会决议将探矿权转让给即将成立的小红山森源，香港森源作出董事会决议罢免青海森源所有董事及法定代表人人但未办理工商登记；（３）梁某某成立小红山森源，梁某某为法定代表人，青海森源与小红山森源签订《探矿权变更协议》约定青海森源将探矿权变更为小红山森源，转让价８００万元，并办理了变更登记；（４）香港森源起诉请求确认《探矿权变更协议》无效，一审判决支持无效，二审驳回无效的诉求，再审判决无效。（二）裁判理由：（１）梁某某作为青海森源的实际控制人，违反公司对负有的忠实义务，利用其作为青海森源和小红山森源法定代表人的便利及关联关系，将青海森源所有的探矿权低价转让给小红山森源，损害青海森源唯一股东香港森源的利益，香港森源根据《公司法》第１５３条之规定，股东可以对董高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直接提起诉讼；（２）《探矿权变更协议》违反《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２项规定应属无效（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香港森源利益）。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49号
【裁判摘要】2009年6月钟某某等五人在工商部门将祥荣公司约定的股权变更到邓某某的名下，并将祥荣公司资产交付给邓某某，邓某某接受资产后亦实施了生产，钟某某等五人已按约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邓某某的主要合同目的已经达到。邓某某向钟某某等五人支付100万元股权溢价款后，尚有1648万元股权溢价款未支付。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溢价转让协议的约定，钟某某等五人将所持有的股权在工商登记机关全部变更给邓某某后及祥荣公司无债务纠纷、无他人向该公司主张其他权益时，三日内邓某某应向钟某某等五人支付该股权溢价款。．．．．．．综合以上事实，涉案股权溢价款支付的条件已成就，邓某某应按约支付股权溢价款1648万元。
摘要2：【解读】受让矿山企业股权受未依法行使矿业权产生的后果应由受让人自行承担——矿山企业股权转让人将约定股权变更到受让方名下，并将矿山企业交付受让人后，即按约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受让人的主要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转让方应按照约定支付转让价款。受让人受让矿山企业股权后未依法行使矿业权产生的法律后果应自行承担。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682号
【裁判摘要】首先，俞某某、兰某某、贺某某三人与徐某某之间的口头协议，并未明确约定转让的是煤矿采矿权。其次，从工商登记材料看，除贺某某、俞某某之外，邬某某、杨某某也系曾凡煤矿的合伙人，俞某某称邬某某、杨某某并非实际出资的真实合伙人，其与贺某某、兰某某口头协议转让给徐某某的就是全部煤矿的采矿权，但邬某某、杨某某明确表示在曾凡煤矿占有合伙份额，其二人合伙人身份不容否认。且从口头协议履行过程看，煤矿转让后，《安全生产许可证》上载明的煤矿负责人和《煤炭生产许可证》上的煤矿矿长均仍是邬某某，说明采矿主体并未实质发生变更。俞某某认为口头协议是煤矿采矿权转让的说法依据不足。故二审判决认定兰某某、俞某某、贺某某与徐某某转让煤矿的口头协议应视为其三人合伙份额的转让，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而认定涉案口头协议有效，并无不妥。
摘要2：【解读】认定转让矿山合伙企业部分财产份额未导致矿业权主体变更无需报批——转让矿山合伙企业部分财产份额不导致采矿权主体实质发生变更，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川民提字第466号
【裁判摘要】经查，泰和煤矿是吴某与李某某各出资50%所筹建，并各占50%的股份份额，其二人签订的合伙协议及工商登记均能证明该煤矿系合伙企业，且矿业权登记在该企业名下。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就《合解协议》约定“李某某将持有的泰和煤矿50%的合伙份额转让与秦某某并由其持有”的内容来看，明显具有合伙采矿企业转让合伙份额的性质。因本案矿业权登记在合伙企业名下，故转让合伙份额时就包括了矿业权的转让，案涉《和解协议》实为矿业权转让合同，应按照矿业权转让的条件和程序规制。对此，矿业权转让，应当符合《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条件；矿业权受让人应当符合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第七条、《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第六条、《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九条、《关于进一步完善采矿权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的探矿权、采矿权申请人资质条件。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均对矿业权的转让条件和受让人的资质条件作出明确规定，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矿业权转让纠纷案件时，应当审查转让矿业权是否符合转让条件，受让人是否符合资质要求。但本案一审法院在未就上述问题进行实体审理的情形下，仅凭双方当事人的意志，按《和解协议》的内容制作民事调解书，该民事调解书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予以撤销。
摘要2：【解读】认定转让矿山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属于矿业权转让。
摘要1：——合伙股份权利转让协议效力如何认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抗字第23号
【裁判要旨】矿山合伙企业合伙人之间合伙份额转让不需其他合伙人同意——合伙企业合伙人之间合伙份额的转让只需通知其他合伙人即可，而不需其他合伙人同意。
【裁判摘要】团结煤矿最初系由个人投资开办，工商登记中亦确认为普通合伙企业，现因王××主张参加管理团结煤矿未果引发本案纠纷，故原审认定本案为合伙纠纷，并无不当，应予确认。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王××买受原塘梅冲煤矿股东在团结煤矿所占的三分之一分红和管理权是否有效。对此，必然涉及《转体协议书》以及《协议书》的效力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2006年8月26日修订前）第二十一条规定：“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之间转让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本案相对于团结煤矿而言，不管是原新立山下煤矿的合伙人，还是原塘梅冲的合伙人，他们都属于团结煤矿内部的合伙人。他们之间合伙份额的转让，属于合伙人之间的转让，而不属于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合伙份额。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只须通知其他合伙人即可，而不须其他合伙人同意。王××与李××(又名李××１)、李××２等16人签订合伙人份额内部转让协议时，依法通知了渣林村委会。该内部财产份额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团结煤矿合伙人之间的约定，也未侵害渣林村委会的权利，应为有效，且已履行完毕，当然对团结煤矿全体合伙人发生法律拘束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65号
【裁判要旨】矿山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变更仅办理工商登记的，依法不能产生采矿权的物权变动效力——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系投资人所有，投资人的变更必然导致企业名下财产权利的转移。矿山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变更已办理工商登记但未向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采矿权转让审批登记手续的，依法不能产生采矿权的物权变动效力，采矿权权利人依然是原投资人。
摘要2：【注解】采矿权转让依法需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办理矿业权变更登记受让人才依法取得采矿权。
摘要1：解答：（１）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个人独资企业变更投资人性质上属于转让个人独资企业财产；（２）矿山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变更应当向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矿业权转让审批登记手续；（３）矿山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变更虽然已办理工商登记，但未向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矿业权转让审批登记手续的，矿业权的权利人依然是原投资人。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66号
【裁判要旨】土地使用权虽未转移登记至公司名下，但公司又以其出资设立其他公司并直接登记至其他公司名下的，应当认定土地使用权出资到位。
【裁判摘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述两块土地均已由东北电气公司实际交付高压开关公司占有、使用，高压开关公司并以上述土地使用权出资设立了新泰仓储物流公司、隔离开关公司。在此过程中，高压开关公司实际利用了该土地，并兑换获得了新泰仓储物流公司、隔离开关公司的相应股权财产。此种情形下，高压开关公司的资产并未受到实际损害，其资本是充实的，高压开关公司债权人长城资产公司的利益亦未由此受到损害。因此，该种情况下可以视为上述土地使用权已由东北电气公司实际出资到位。长城资产公司关于东北电气公司应在9606万元本息范围内对高压开关公司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东北电气公司是否应当为沈阳高压开关厂6811万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东北输变电设备公司于1992年进行股份制改造时，辽宁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东北输变电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体制问题的通知》，就被纳入股份制改造的各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明确规定，沈阳高压开关厂等六家企业的全部国有资产划归省，再由省划归集团公司，由集团公司投入到股份公司，集团公司代表国家持有和经营管理该部分国有资产。该文件体现的产权关系亦得到东北输变电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及该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的印证。从以上事实可以得出结论，沈阳高压开关厂的全部国有资产通过行政手段划归集团公司持有，集团公司作为该国有资产的运营主体将其投入到东北电气公司，集团公司据此持有东北电气公司的相应股权。也就是说，虽然东北电气公司实际接收了沈阳高压开关厂的资产，但并非无偿接收。因此长城资产公司以东北电气公司接收沈阳高压开关厂资产为由要求东北电气公司为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公司虽然接收了债务人企业的财产，但并非无偿接收的，不应承担其债务。
摘要2：【摘要】另外，长城资产公司主张揭开高压开关公司面纱，即否认高压开关公司法人人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即“公司股东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该条规定，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应当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主体要件，即滥用的主体限于公司股东；二是行为要件，即存在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三是结果要件，即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而本案中，虽然东北电气公司在高压开关公司设立时的确是高压开关公司的股东，但之后东北电气公司将所持高压开关公司股权全部转让，不再是高压开关公司的股东。本案情形不符合上述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条件。因此，长城资产公司关于东北电气公司滥用高压开关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损害债权人利益，要求揭开高压开关公司面纱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应当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主体要件，即滥用的主体限于公司股东；二是行为要件，即存在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三是结果要件，即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解读２】是否构成人格混同应当从司法存在财产混同、组织机构混同以及业务混同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320号
【问题】被上诉人财融公司在管辖权异议上诉期间能否放弃部分诉讼请求？
【裁判摘要】放弃诉讼请求，是指原告起诉后放弃对于被告的实体权利请求，是当事人对双方争议如何解决、如何消除争议或者退出争议而做出的一种实体权利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第五十一条“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等规定，原告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全部或者部分放弃自己对于被告的实体权利请求。本案中，被上诉人财融公司在管辖权异议上诉期间，明确申请放弃原审部分诉讼请求，属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行为，既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而且，财融公司放弃第二、三项诉讼请求，并不影响一审裁定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有关管辖的约定确认管辖连接点，即不影响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同时，放弃部分诉讼请求，显然不属于变更增加新的诉讼请求，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上诉人亿隆房地产公司、华德孚公司关于财融公司在管辖权异议上诉期间不能放弃部分诉讼请求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2：【摘要】上诉期间，财融公司认为在原审起诉时，其对本案所涉一股三卖的后两次股权转让合同性质认识错误，导致诉讼请求选择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向本院提交《放弃诉讼请求申请书》，放弃的诉讼请求为：1.原审诉讼请求第二项：撤销四被告将讼争股权转让给第三人金谷农林公司的交易行为；2.原审诉讼请求第三项：撤销第三人金谷农林公司将讼争股权转让给王××、张××的交易行为。放弃后保留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四被告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违约金1965.5142万元；2.判令被告方承担原告律师代理费80万元；3.判令被告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注解】当事人在管辖权异议上诉期间可以向二审法院提交放弃诉讼请求申请书。
【解读】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琼民初18号财融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亿隆等四公司单方解除合同无效；2.判令亿隆等四公司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违约金共计2095.5142万元（暂计至2017年5月15日，包含律师费130万元）；3.确认亿隆等四公司将涉案股权转让给第三人金谷农林公司的合同无效；4.确认第三人金谷农林公司将涉案股权转让给第三人ＸＸ豪、张××的合同无效；5.判令亿隆等四公司及第三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工商变更登记，将涉案股权工商登记恢复至违法转让变更前的状态；6.判令亿隆等四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再字第2号
【裁判要旨】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涉案股权、行使股东权利并控制公司将土地使用权申请挂牌出让等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裁判摘要１】本案中，工贸公司与盈科房地产公司先行签订《房地产转让协议》，约定工贸公司将诉争土地使用权等转让给盈科房地产公司，后因该协议履行受阻，遂由盈科集团公司出面，受让工贸公司全部股权，从而实现控制工贸公司以将工贸公司名下土地开发销售的目的，并在上述目的实现后将股权由工贸公司原股东无偿回购。上述交易安排在《股权转让协议》有明文约定，且《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多次强调上述行为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已经理解无误，各方也实际实施了变更工贸公司工商登记等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盈科集团公司也是基于工贸公司股东身份而控制工贸公司将部分土地使用权交付挂牌出让。因此本院二审判决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缺乏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工贸公司原股东石某某等人起诉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存在重大误解，均与事实不符。
【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重点在于规制被掩盖的违法行为，而当事人通过民事行为实现另一后果本身，并不构成该项规定中的“非法目的”，对于上述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就各方当事人所表现出来的真实意思表示及相应客观行为作出认定。盈科集团公司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涉案股权、行使股东权利，并控制工贸公司将土地使用权申请挂牌出让等行为，与工贸公司在原股东的控制下与盈科房地产公司签订、履行《房地产转让协议》以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并无不同，也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中也没有证据显示在此过程中存在其他违法情形足以导致合同无效。二审判决仅以盈科集团公司与工贸公司原股东均知道股权转让的目标不是由盈科集团进行实际经营为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认定股权转让行为因缺乏真实意思表示而无效，与本案事实不符，适用法律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20号
【裁判摘要１】虽然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约定800万元股权转让价，目的在于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并规避国家有关税收，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之规定，原审判决认定为无效合同正确。但该两份协议中体现的当事人转让与受让新鸿基公司股权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客观事实，当事人将该意思表示延展到《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中，订立《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直接目的就是股权转让。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内容看，系围绕转让新鸿基公司全部股权展开，包括股权转让价格与支付办法、受让方的股权比例分配、定金条款、公司项目资料、公章等财产的移交、新鸿基公司债权债务的处理、违约责任等等。原审判决认定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系股权转让性质正确。
【裁判摘要２】至于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问题，蓝某某、张某通过签订一系列案涉协议受让新鸿基公司股权，从而达到开发土地并获利的最终目的，因而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第一条首先约定了“项目概况”，但这并不影响《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系股权转让性质的结论。案涉土地原由案外人燕子岩公司享有土地使用权，至2010年4月14日，四份土地使用权证已办理至新鸿基公司名下，并由新鸿基公司在该土地上开展“在水一方”项目建设。两年后的2012年11月，本案双方当事人才签订股权转让相关协议，因此，违法办理土地更名问题存在与否与蓝某某、张某签订案涉协议是否受欺诈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而土地更名中的问题因属于国家土地管理部门行政管理范畴，不能成为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应予撤销的理由，且蓝某某、张某未提供案涉土地违法更名的相应证据，故蓝某某、张某以案涉土地违法更名为由主张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应予撤销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要旨】当事人约定实质将新增土地价款作为股权转让的部分对价，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
【摘要】《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土地的价格为每亩80万元，新增土地待取得土地证后另行计算，仍按每亩80万元交易”，当事人如此约定，实质是将新增土地价款作为股权转让的部分对价。雷某某等四人作为新鸿基公司原全体股东，系《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签订主体，其签订协议的行为当然代表了新鸿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条款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原审认定该条款无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832号
【裁判要旨】民航总局规章”未经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许可、审核，民航企业不得联合重组改制“的规定为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1号
【摘要】对于江某某所称案涉协议未办理行政审批、登记手续而尚未生效的主张。首先，从案涉协议多次提到的“自本协议生效……其余款项在股权工商登记变更并在民航局报备后一次性付清”、“协议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并完成相关登记批准备案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工商、税务和民航管理局等”等约定可以看出，案涉协议并未明确约定向民航管理部门办理审批、登记手续为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其次，江某某所依据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并未明确规定相关民事合同未经过行政许可是否生效的问题,中国民航总局149号令系部门规章，并非合同法判断合同效力的条件中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且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自然人之间转让股权导致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化，虽然按照该令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未经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许可、审核，民航企业不得联合重组改制”，但该条款应为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并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法定条件，故案涉协议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协议自成立时生效并有效。
【解读】转让人未根本违约，股权转让合同主要目的已经实现，受让人主张解除合同依据不足。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字7号
【裁判要旨】用于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合同掩盖股权转让实际价格，系双方通谋实施的虚伪意思表示，应认定无效。
【裁判摘要】当事人就案涉大西沟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先后签订了2011年11月8日的《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补充合同》、两份用于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2011年12月16日的《股权转让补充说明》等系列文件。就前述协议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首先，在朱某某与高某、唐某某分别签订的用于工商登记机关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将股权转让价款约定为66万元和33万元，掩盖了双方股权交易价格实际为2800万元的真实情况，该《股权转让协议》与《股权转让补充合同》构成“阴阳合同”的关系，依法应当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通谋实施的虚伪意思表示，为无效合同。故原审判决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处理方法，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瑕疵，本应予以纠正，但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并未就此提出异议，且该法律适用瑕疵并不影响本案当事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本院不再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以提起诉讼方式行使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解除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合同》第三条第二款后句约定：“若此款规定的出现纰漏或差错均由甲方如数退回乙方股权转让款并承担日千分之三的利息至转让款退还为止”。该款约定虽未使用一方有权解除合同的文字，但其文义非常清楚地包括了如果朱某某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过程中出现纰漏或差错，应当承担返还价款并承担利息的不利后果，故原审判决将此约定认定为合同所附的解除条件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朱某某关于该约定仅包括一方返还的内容，而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应为双方相互返还，故该约定仅为关于违约责任的特别约定，并非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的诉讼理由，对法律的理解并不正确，按其逻辑，将会出现朱某某因违约而返还股权转让款并负担罚息后，还丧失了原有股权的结果，故本院对其该项诉讼理由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故原审判决关于朱某某无证据证明其已经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合同的特别约定，达到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但原审判决以朱某某不能证明申报材料的公章真实为由认定其未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中，高某和唐某某以提起诉讼的方式行使合同约定的解除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上诉人朱某某关于高某和唐某某直接向法院诉请解除合同违反了合同解除程序的诉讼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85号
【裁判要旨】股东代理人与受让人签订《出资转让协议》转让其中一公司股权，股东对于代理人的两次授权并未明确是否包括股权处分，但受让人有足够理由相信代理人有权代理股东处分其股权的情况下，该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
【裁判规则】转让他人名下股权属于无权处分，未经股东同意和有效追认合同不能履行——转让人与受让人签订《出资转让协议》转让另一标的公司的股权，该股权登记在他人名下，转让没有取得登记股东的授权。该股权转让行为属于无权处分。
【摘要】畅达公司于2011年9月21日股东会一致通过的公司章程列明曾某某与雷某某为公司股东，且有曾、雷二人亲笔签名，应当认定畅达公司已出资股东就解除宋某某、潘某某股东资格达成一致意见，形成股东会决议。故潘某某与田某某签订《权益转让书及授权协议书》时，已丧失股东资格，无权对《出资转让协议》进行追认，也无权转让股权。《权益转让书及授权协议书》关于追认《出资转让协议》以及将潘某某在畅达公司工商登记的全部出资权益转让给田某某的约定，事实上不能履行。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162号
【裁判要旨】登记部门书面通知公司暂停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表明股权变更登记虽未办理完成但已产生一定的公示效力。
【裁判摘要】2011年4月28日，王某某、高某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同日，双方还签署了同意将王某某享有的远洲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高某某并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高某某的远洲公司第二次股东会议决议、远洲公司章程修正案、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远洲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表等公司变更登记手续。以上协议、股东会决议等公司变更登记手续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5月30日。因此，高某某已于2011年5月30日取得案涉远洲公司30%的股权，仅在办理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前不得对抗第三人。2011年10月14日，宁夏工商局书面通知远洲公司暂停办理其法定代表人、股权登记变更申请，则表明案涉远洲公司30%股权虽未在有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完成变更登记，但已经产生一定的公示效力。综上，案涉远洲公司30%的股权虽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仍登记在王某某名下，但自2011年5月30日已由高某某持有，有关法院依据朱某某申请冻结该股权的事实发生在其后，对朱某某依据其对王春玲享有的债权和（2013）宁高执字第10-2号裁定请求许可执行该股权的主张应当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未变更工商登记的股权不能成为转让人的执行财产。受让人对股权的权利属于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转让人的债权人不能以该股权作为执行标的。
摘要1：【案号】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皖04民终931号
【裁判要旨】在涉及公司内部法律关系时应当遵照意思主义原则，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实际履约行为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依据，坚持实质要件优先于形式要件原则。职工缴纳了出资为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并不因工会代持而影响其股东权利。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在涉及公司的法律关系中，既包括外部法律关系，也包括内部法律关系。在涉及公司外部法律关系时，应遵从保护善意第三人和交易安全原则，体现商法的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的要求，因此在涉及债权人与股东、债权人与公司之间外部法律关系时，确认股东资格坚持形式要件优于实质要件原则，工商登记材料可以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主要证据。在涉及公司内部法律关系时，应遵照意思主义原则，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实际履约行为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依据，坚持实质要件优于形式要件原则。本案中，2005年经过修改的房开公司《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分为在职职工股、退休职工股，非公司职工股。"以及房开公司发起人（股东）名册上载明韩某某入股金额，均可以表明韩某某作为原房开公司的职工，向房开公司交纳了股本金，享有股东的权利。至于工商登记房开公司工会为股东系特定历史时期企业改制形成的特殊现象，但韩某某并不因工会代持股而改变其实际出资人的身份，否则将损害职工合法权益，有违企业改制的初衷。故韩某某作为股东，享有股东资格，从而具有签订《股份回购协议》的主体资格。
摘要2：【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皖民申2239号
【解读】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职工股东，因被企业工会代持股而未登记在工商部门，内部可以认定为股东资格。
摘要1：解答：《公司法》第１８７条第２款规定“清算期间，公司存续，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属于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不属于《合同法》第５２条规定的影响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而仅仅属于工商登记部门处理的管理性规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继续从事经营活动应当受到行政处分，但经营活动不因被吊销营业执照而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03民终3339号
【裁判要旨】双方约定了合同生效的条件，因条件为成就，合同属于未生效法律状态。出让方办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属于履行合同义务的范畴，但受让方对此不予接受，因此不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的变更，故案涉合同还是处于未生效状况。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实质上是在公司内部产生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就股权转让行为的性质而言，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是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属于合同履行问题。就股权转让行为的外部效果而言，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仅为行政管理行为，该变更登记并非设权性登记，而是宣示性登记，旨在使公司有关登记事项具有公示效力，故是否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不应产生影响，工商登记并非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评价标准，不应导致股权转让行为是否生效或有效问题。如上所述，因讼争的《股权转让协议》处于效力待定状态，现林某某主张其将名下的股权变更给王银对，已履行主要合同义务，应按合同约定由受让人王某某及担保人莆发公司支付股权对价及利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浩特条件未成就，即使出让方履行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义务也不能认定为股权转让合同已经生效。
摘要1：【案号】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闽0203执异10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厦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厦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00万元，注册资本分期于2022年5月31日之前缴足，现缴纳期限尚未届至。申请执行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厦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已具备认缴出资加速到期的条件。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要求未届出资期限的未缴出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以清偿公司债务，在执行程序中，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故申请执行人要求追加张**、余**为本案被执行人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无注资验资工商登记的股东出资认定
【裁判要旨】2014年修改的公司法关于股东出资行为不再以验资作为必经程序。股东在公司成立后的后续资本认缴期内，虽未办理注资验资手续，但有证据足以证明股东对公司经营的实际资金投入已超过认缴资本额且未抽回资本，可以认定股东完成了对公司认缴出资的义务。
【案号】执行异议：(2018)沪0113民初11236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01民终8741号
【裁判摘要】关于让与担保合同效力的问题。张某与金榜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产生转让股权法律后果的意思表示，其目的是通过股权的转让实现对借款合同项下债权的担保，其本质符合让与担保的特征，张某与金榜公司也一致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为让与担保协议，故本院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为让与担保协议。该让与担保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应当有效。当事人均应按协议履行，即如果担保债务得以清偿，那么受让人应该将股权返还给让与人；如果债务未能按约清偿，受让人可以要求让与人承担担保的责任。之所以在债务未能清偿时，受让人只能要求让与人承担担保的责任，而不能直接主张担保物权，主要是受物权法定原则的限制，我国物权法并没有相关让与担保物权的规定；同时，当事人虽办理了股权转让工商登记，但是该登记并非担保物权的公示登记记载，没有达到让与担保物权的公示法律效果。如果本案让与担保构成担保物权，也违反了物权公示原则的规定。因此，如果出现让与人违约，受让人并不能直接主张将让与股权归为已有，只能依据让与担保协议主张让与人的担保责任。一审法院关于让与担保协议不产生物权变动效力的认定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苏民申3308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渝03民终364号
【裁判要旨】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股权交付标准——在法律没有强制规定股权转让必须办理工商登记才生效的情况下，通过工商股东会决议，受让方实际已经取得股权，股权已经交付。
【裁判摘要】在审查、认定当事人是否对公司享有投资性权益时，除了工商登记记载的股权关系结构之外，还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相关协议约定、资金投入、资产收益、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实际行使等多种因素加以判断。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虽将办理工商登记约定为取得股东资格的条件，但同日达成的《股东会决议》却在没有满足办理工商登记的条件下，确认了毛某某的股东身份、股权份额、股东权利义务，并选举毛某某为新的法定代表人，毛某某也以新股东身份在决议上签字捺印。从决议内容来看，宗某某、毛某某１、毛某某均认可毛某某的股东身份，并赋予了毛某某参与公司经营的机会。在法律没有强制规定股权转让必须办理工商登记才生效的情况下，《股东会决议》实则是对《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取得股东资格条件的变更，毛某某已实际取得了宗某某转让的股权。至于毛某某未能参与公司管理，则是因为公司经营恶化所致，而非其未取得股权，故对毛某某关于股权未转让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股东会决议确认股东身份可以作为股权交付的标准（股东会决议对公司和股东具有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