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以担保债权实现为目的的股权转让，其性质为股权让与担保。债务人未能清偿到期债权的，债权人不得径行取得股权、而应清算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9号
【裁判观点】
1．让与担保是大陆法系德、日等国经由判例、学说所形成的一种非典型的担保方式。我国经济活动和担保实务中亦多有运用。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在司法解释层面上对让与担保制度的规范和调整。我国司法实践亦应对让与担保予以回应和肯认。
2．当事人之间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具有变更股权的外观，但依据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转让目的、交易结构、股东权利行使等方面，均具有不同于单纯的股权转让特点，而系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实现担保债权的目的，符合让与担保基本架构的，其性质应认定为股权让与担保。
3．让与担保是否违反物权法定原则的问题，已在物权法定原则的立法本意以及习惯法层面上得以解释；债务人为担保其债务将担保物的权利转移给债权人，使债权人在不超过担保目的的范围内取得担保物的权利，是出于真正的效果意思而作出的意思表示，不构成虚伪意思表示；而回避流质契约条款可能发生的不当后果，亦可为让与担保实现时清算条款的约定或强制清算义务的设定所避免。债务人未能依约清偿债务的，债权人不得径行取得股权。
摘要2：【解读】股权虽已变更登记至受让人名下，但该股权转让系以担保债权实现为目的，属于股权让与担保，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应为有效（现行法律尽管没有规定包括股权让与担保在内的让与担保，但也没有禁止此种担保方式。只要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让与担保本身就是合法的，应予保护）。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当庭宣判十大案例（2017年度）之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55号
【裁判要旨】施工合同无效，发包人自实际占有建设工程之日起支付工程款。
【裁判摘要】关于涉案工程欠款利息应从何时起算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本案中，华冶公司与美联恒公司签订的2009年7月28日《工程承包协议书》、2010年2月1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0年2月20日《“恒缘时代广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补充协议》均被依法认定为无效，应当依照该条司法解释第一项的规定，以美联恒公司2013年11月30日实际占有涉案工程之日起，向华冶公司给付所欠工程款的利息。原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系引用法条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裁判规则】欠付工程款事实确定，审计结论的作出时间与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不具有关联性。
【摘要】本院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立法本意是保障承包人工程价款权利的实现，该权利的行使以发包人欠付工程款为前提。本案中，华冶公司因涉案工程的工程款欠付问题先后两次停工，在美联恒公司2013年11月30日实际占有涉案工程后，2013年12月16日，华冶公司向肥东县人民政府发函反映涉案工程仍有3000万元工程进度欠款，并要求肥东县人民政府提供付款担保。可见，华冶公司对美联恒公司欠付其工程款且存在不能收回的风险等事实是明知的，其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积极行使权利。虽然涉案各分项工程的12份审计报告于2014年6-7月份作出，但该审计结论系对欠付工程款具体数额的确定，在欠付工程款事实确定的情况下，审计结论的作出时间与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不具有关联性。原审判决认定华冶公司本案中主张优先受偿权已经超过该权利法定行使期间，并无不当。华冶公司提出其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第三人作出愿意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是债务加入的重要构成要件之一。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497号
【裁判要旨】租赁合同的解除系基于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并非承租人主张的因出租人违约导致解除，对承租人要求出租人支付违约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承租人以出租人违约为由向出租人发生解除合同通知书，出租人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租赁合同，属于双方当事人对于解除租赁合同意思表示一致。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高民终字第730号
【裁判要旨】合同解除权为形成权，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提起诉讼是解除权人意思表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起诉状就是解除权行使的通知。载有解除请求的起诉状送达被告时，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
摘要2：【裁判要点】解除权作为形成权，它不需征得对方的同意，仅凭单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发生预期的法律后果。解除通知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提起诉讼是解除权人意思表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只不过不是解除权人直接通知对方解除合同，而是通过法院以向对方送达法律文书，特别是起诉状通知对方解除合同而已。因此，起诉状就是解除权行使的通知。载有解除请求的起诉状送达被告时，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无论直接通知还是间接通知，都是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这一意思表示的不同表现形式，且均已到达了对方，符合解除通知的条件，均应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本案中，由于乙方迟延付款已达六个月以上，所以甲方拥有了约定的解除权。但是，合同的解除并非在合同解除条件满足时就当然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需要解除权人向违约人发出拥有合同解除意思表示的通知。甲方通过诉讼的方式向乙方发出了解除通知，故该合同自起诉状送达乙方时（2013年8月1日）解除。
摘要1：【案号】（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13613号，（2016）沪01民终127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以诉讼方式要求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自起诉状副本到达相对人时生效。如无正当事由，该意思表示不可撤销。审理相关案件时，法院可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对当事人撤销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加以适当限制。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568号
【裁判要旨】公司对外行为一般应由法定代表人作出，特殊情况下公司其他人员执行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也由公司承受。
【裁判摘要】根据我国社会交往的相关规范、习惯及通常的认识水平，公章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签发文件使用的印鉴，加盖公章，代表该单位的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上加盖了今世福公司的公章，表明该公司认可《股权转让协议》。一般情况下，公司对外行为是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行使的，特殊情况下，公司的其他人员执行公司职务发生的法律后果，也由公司承受。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加盖的今世福公司公章是真实的，无论是今世福法定代表人持公章加盖的，还是其他人持公章加盖的，在没有关于股权受让方国开公司为非善意的证据时，应维护合同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利益，今世福公司以此为由主张股权转让行为系虚假的事实，难以成立。今世福公司上诉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中法定代表人“李某某”的签字是刻意伪造的，更说明其欲盖弥彰虚构事实的行为。由于他人模仿签名存在经本人授权或者未经授权模仿代签名等多种可能，仅模仿签名情节不足以否定《股权转让协议》非今世福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故今世福公司的该上诉观点，本院不予采信。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仅有一页，在合同文本底部注有关于“股东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本文书格式供参考”的记载，因该内容有供参考的记载，在双方当事人关于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加盖公章同为合同生效要件有争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对此没有形成共同意思表示，仅为参考要件。
摘要2：【解读１】法定代表人签名被认定为伪造的情况下，仅有公司加盖公章是否影响合同效力？
（１）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无论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持有公章加盖还是其他人持有公章加盖的，在没有合同相对方为非善意的证据时，应维护合同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利益，认定为是公司的意思表示。
（２）仅凭法定代表人签字被认定是伪造不能否认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从而否定《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解读２】即使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超越了代表人或代理人权限，加盖公章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制度，合同相对方是善意的，合同对公司仍然产生约束力。
【解读３】公司在合同上盖章无论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持公章加盖的，还是其他人持公章加盖的，能推定为是公司的意思表示。
摘要1：——通谋虚假表示的判断及效力认定规则
【裁判要旨】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构成通谋虚假表示行为的，伪装行为无效，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应根据隐藏行为进行判断，进而依照法律规范确定其效力。
【案件索引】一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12958号（2016年4月11日）；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终7576号（2016年7月25日）
摘要2：【解读】当事人对房屋买卖的效力及履行存在争议，经审查其名为房屋买卖实为赠与等其他法律行为的，应根据隐藏法律行为的性质进行处理。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2民再115号
【裁判摘要】双方在《买卖定金协议书》中约定，“甲乙双方应于签署本协议后60个工作日内签署《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如甲方违约，甲方应向乙方双倍返还定金；如乙方违约，则甲方己收取的定金不予退还”。从双方约定的内容来看，该定金为立约定金，即在合同正式订立前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作为担保。故该《买卖定金协议书》仅为预约合同，并非房屋买卖合同，因后续发生纠纷，双方之间并未订立正式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另涉案房屋虽被法院查封，但双方在《买卖定金协议书》明确约定，由夏某某负责将房屋解除查封，查封解除后再签署正式买卖合同。故从双方的意思表示看，签署正式《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前提条件为涉案房屋已解封，双方并不存在买卖被查封房屋的主观恶意。夏某某未按《买卖定金协议书》约定将房屋解除抵押，房屋未能按时解封，属于违约行为。夏某某虽称曾与链家公司约定由链家公司找人偿还房屋按揭贷款，房屋无法及时解封系链家公司的责任，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王某某要求夏某某支付相当于定金金额的罚金20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解读１】出卖人与买受人签订已被查封的房屋买卖合同的预约合同有效。
【解答２】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2民终6517号《夏小盼等上诉王建峰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认为：王某某与夏某某签订的《买卖定金协议书》对买卖标的、价款、付款方式等进行了详尽的约定，具备了房屋买卖合同意思表示的要素，可以认定双方成立了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关于合同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一）……（二）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卖人民法院查封房屋行为无效问题的复函》（[1997]经他字第8号）载明：“北京亚运特需供应公司在此后擅自将其已被查封的房产转卖给北京沃克曼贸易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行为是违法的，所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系无效合同。”据此，王某某与夏某某在签订《买卖定金协议书》时均明知诉争房屋处于被人民法院查封状态，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王某某仍然依照合同的约定要求夏某某、李某某履行定金罚则，法律依据不足，应予驳回。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120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债权人韩某主张鑫泽锰业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在于案涉《借款合同》及《欠条》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的签字。鑫泽锰业公司则抗辩称其在上述书证中均没有加盖公章，李某的签字仅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公司没有对案涉借款作出保证的意思表示。经查，案涉3519万元借款的债务人为李某，借款发生时，李某持有鑫泽锰业公司55%股权，并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作为证明案涉借款发生的主要书证，《借款合同》和《欠条》上均未加盖鑫泽锰业公司公章；《借款合同》虽在首部将鑫泽锰业公司明确为“丙方2”，但在合同中既没有约定“丙方”包含“丙方2”，也没有关于“丙方2”对案涉借款进行担保的合同约定，合同落款处亦没有鑫泽锰业公司的盖章；而《欠条》既没有将鑫泽锰业公司列为担保人，也没有加盖该公司公章。
本院认为，担保具有无偿性，该特点决定了担保人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必须明确具体。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案涉《借款合同》担保方主体记载为丙方孙某某，丙方2鑫泽锰业公司，从文字表述看，丙方与丙方2应为两个独立的并列主体，韩某对此亦予以认可。合同条款中，仅约定丙方对韩某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丙方2承担担保责任的约定。韩某主张“丙方2”应理解为第二个丙方，《借款合同》中所有对丙方担保责任的表述都应适用于“丙方2”，但合同并未约定丙方包括丙方2，其上述主张与其“丙方与丙方2系并列的独立缔约主体”的自认相矛盾。《借款合同》落款处并未记载“丙方2”。李某虽然在丙方处签字，但《借款合同》中约定李某以其鑫泽锰业公司15%股权为全部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故仅从李某在落款中的签字，不能认定其是代表鑫泽锰业公司。案涉《欠条》担保人栏目中，并没有鑫泽锰业公司。李某虽然在担保人2一栏中签字，但没有明确其是代表鑫泽锰业公司。且鑫泽锰业公司均未在上述证据中加盖公司印章。《借款合同》及《欠条》不足以证明鑫泽锰业公司为李某借款向韩军提供担保。韩某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鑫泽锰业公司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韩某诉请要求鑫泽锰业公司就其股东李某的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依法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担保具有无偿性，该特点觉得了担保人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必须明确具体。
- 日期： 03-20 10:3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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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条件合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50号
【裁判要旨】合同条款属于附条件条款还是违约责任条款，应首先判断该条款在何时开始适用。从合同订立时起该条款就已经开始适用的为附条件条款；依赖当事人有违约行为产生而开始适用的是违约责任条款。因此，当事人在合同中关于一方未付清全部款项前，以往所签合同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约定，更符合附条件条款的法律属性，故该条款属于附条件条款。
【裁判摘要】2014年3月20日《债权债务清偿协议》中“在甲方未付清全部款项前，以往所签协议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约定应如何解释。贺某、富强圣公司依据《债权债务清偿协议》序言中“本协议作为双方债权债务清偿的最终协议”、第五条“本协议履行完毕后，甲方双方以往所签协议均失效”以及第七条中“本协议经甲方和包某某签署后即生效”主张应适用该协议作为双方结算依据。但前述约定均不足以推翻“在甲方未付清全部款项前，以往所签协议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作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2014年3月20日《债权债务清偿协议》中“在甲方未付清全部款项前，以往所签协议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内容，约定在违约责任项下，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予尊重。一审法院基于当事人的约定，结合贺某未按照《债权债务清偿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存在违约情形的事实，依据林某某、包某某、蔡某某在一审的诉讼请求，认定以2013年8月16日《还款协议》和9月17日《承诺书》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摘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采矿权转让合同未经批准而未生效，但解除并清算未生效的采矿权转让合同，无需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因此，前述三份协议或承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
【解读】解除并清算未生效的采矿权转让合同无需经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即有效。
摘要1：解答：（１）索赔文件通常认定为提出新的意思表示或者新要约；（２）在对方索赔文件上签字并让对方取回且未提出异议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对新的意思表示的认可或者承诺从而达成合意，对双方具有法律与约束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28号
【裁判要旨】确认是否建立新增资本认购合同关系，须首先确认当事人是否具有建立新增资本认购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和订立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
【摘要】．．．．．．无法证明筹建工作小组与东海二号达成新增资本认购合同的合意。东海二号在无证据证明其与筹建工作小组进行有关新增资本认购方面磋商和洽谈的情况下，主张双方构成新增资本认购法律关系，没有事实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13号
【裁判要旨】意思表示不明确或有争议时，应当考察内容是否包含合同成立的要素，是否确定到无须另行订立本约即可强制履行等因素加以确定是否属于预约合同。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预约合同未作明文规定，但在一些复杂交易的商业实践中，当事人之间契约缔结过程客观上存在着从不具有拘束力的磋商行为、缔结具有拘束力的预约、最终订立本约这三个不同阶段。与缔约磋商阶段仅受诚实信用原则约束不同，预约和本约在当事人之间均成立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基本原理和司法实践中的一贯认识，预约和本约的区分标准，应当根据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意思表示加以确定。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明确或有争议时，应当通过考察合同内容是否包含合同成立的要素，以及合同内容是否确定到无需另行订立本约即可强制履行等因素加以确定。因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对于项目公司A、B的股权转让的交易完成是否需要另行订立合同并未明确约定，而是使用了“按照本协议约定事宜开展实际操作”“以书面形式确认继续履行本协议”等容易滋生歧义的语言，需要综合考虑交易的合同标的及合同内容所体现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加以判断。首先，从当事人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以项目公司股权为转让标的，在合同签订之时，项目公司A、B均尚未设立，拟转让股权的项目公司是以案涉项目地块HD49-1、HD49-2为主要财产，而项目地块HD49-1、HD49-2尚属诺德公司与天朗公司相关转让协议书的标的，诺德公司为解除项目地块HD49-1、HD49-2转让协议与天朗公司形成诉讼，正处于一审阶段。此时，诉讼结果如何，将持续多长时间，诺德公司能否解除与天朗公司相关转让协议且收回讼争的项目地块，均非诺德公司或恒大公司所能掌控。由此可以认定，在当事人缔结合同之时，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所约定的交易是否能够实际完成，双方均无非常确定的把握，这也是双方当事人约定先决条件的原因所在。其次，从合同中关于交易操作程序的约定来看，即便诺德公司完成了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交易是否能够完成也存在不确定性，而是取决于恒大公司在尽职调查完成后是否以书面形式确认继续履行。由此可见，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并未为双方创设可强制履行的合同义务，若恒大公司决定不再继续履行，诺德公司并无要求恒大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约定权利。
摘要2：【裁判摘要（续）】第三，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虽然约定了恒大公司单方决定是否继续履行的权利，且不论这一单方决定的权利是否有违权利义务平等原则，这一单方决定的权利亦仅能归结为系债权请求权的约定，并不能设定有选择权契约中的形成权。根据民法基本原理，有选择权契约是指由当事人一方行使选择权，通过单方意思表示即可成立契约。有选择权契约对合同内容的确定性要求更高，要求要约内容明确，相对人只需要作出单纯肯定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合同。按照这一规格衡量，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因价款等并未确定，即便恒大公司在尽职调查完成后同意继续交易，双方对价款仍然存在继续磋商的空间。最后，从商业交易的实践来看，即便双方的交易最终能够完成，就项目公司A、B的股权转让，双方仍然存在另行签订合同的实际需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性质应当认定为预约合同。诺德公司关于系争合同系附本约主要条款的预约合同的诉讼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恒大公司关于系争合同系完整的本约合同的诉讼理由，并无相应的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5号
【裁判要旨】董事长因故不能履职时应通过法定程序让渡权力或者进行改选，而不能通过个人总体概括授权的方式让渡董事长职权。将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概括授权给他人违背了《公司法》规定，他人代表公司与非善意第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属无权代表，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４０条第１款、第４４条第３款、第４７条规定，董事长作为董事会的负责人，对于公司的总体发展、生产经营等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因此，参照《公司法》上述条文的规定，董事长因故不能履职时，理应通过法定程序让渡权力或者进行改选，而不能通过个人总体概括授权的方式让渡董事长职权。本案中，袁某某因被采取监视居住而不能正常履行其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时，其在未经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的情况下，向丁某某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代为行使物资储备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职权、保管公司公章印鉴并依法开展公司经营活动”，系将其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概括授权给丁某某，违背了《公司法》上述条文规定，丁某某不能因此获得物资储备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的权限，其代表物资储备公司与物资集团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的行为属无权代表，而非物资储备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物资集团公司作为物资储备公司的股东及选派袁某某、丁某某至物资储备公司担任董事的派出单位，对于上述情形应属明知，其并非《债权转让合同》的善意相对方，无权主张《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善意相对人的权利。判断合同是否有效应以合同成立为前提，在无权代表的情况下，如果不构成表见代表，被代表方亦不予追认，合同则未在被代表方和相对人之间成立，不存在合同产生效力的前提。概言之，本案丁某某无权代表物资储备公司履行董事长职权，其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不能代表物资储备公司的真实意思，应认定为无效。
摘要2：【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应先履行书面请求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在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时，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不履行上述前置程序，直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袁某某于2016年12月23日向丁某某出具《授权委托书》；丁某某于2016年12月27日取得物资储备公司公章；2017年1月18日，丁某某持物资储备公司的公章，与物资集团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2017年4月8日，物资集团公司根据该合同提起仲裁，向鑫悦煤炭公司主张其根据《债权转让合同》受让的债权。本院认为，上述情形应属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条文规定的“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之情形，金伍岳公司作为物资储备公司的股东，有权为了物资储备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
【解读】法定代表人因故不能履职时向他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代为行使公司法定代表人职权、保管公司公章印鉴并依法开展公司经营活动，系将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概括授权给他人，该他人不能因此获得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的权限，其代表物公司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属无权代表，而非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非善意时合同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20号
【裁判摘要１】虽然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约定800万元股权转让价，目的在于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并规避国家有关税收，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之规定，原审判决认定为无效合同正确。但该两份协议中体现的当事人转让与受让新鸿基公司股权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客观事实，当事人将该意思表示延展到《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中，订立《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直接目的就是股权转让。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内容看，系围绕转让新鸿基公司全部股权展开，包括股权转让价格与支付办法、受让方的股权比例分配、定金条款、公司项目资料、公章等财产的移交、新鸿基公司债权债务的处理、违约责任等等。原审判决认定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系股权转让性质正确。
【裁判摘要２】至于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问题，蓝某某、张某通过签订一系列案涉协议受让新鸿基公司股权，从而达到开发土地并获利的最终目的，因而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第一条首先约定了“项目概况”，但这并不影响《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系股权转让性质的结论。案涉土地原由案外人燕子岩公司享有土地使用权，至2010年4月14日，四份土地使用权证已办理至新鸿基公司名下，并由新鸿基公司在该土地上开展“在水一方”项目建设。两年后的2012年11月，本案双方当事人才签订股权转让相关协议，因此，违法办理土地更名问题存在与否与蓝某某、张某签订案涉协议是否受欺诈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而土地更名中的问题因属于国家土地管理部门行政管理范畴，不能成为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应予撤销的理由，且蓝某某、张某未提供案涉土地违法更名的相应证据，故蓝某某、张某以案涉土地违法更名为由主张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应予撤销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要旨】当事人约定实质将新增土地价款作为股权转让的部分对价，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
【摘要】《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土地的价格为每亩80万元，新增土地待取得土地证后另行计算，仍按每亩80万元交易”，当事人如此约定，实质是将新增土地价款作为股权转让的部分对价。雷某某等四人作为新鸿基公司原全体股东，系《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签订主体，其签订协议的行为当然代表了新鸿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条款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原审认定该条款无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字7号
【裁判要旨】用于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合同掩盖股权转让实际价格，系双方通谋实施的虚伪意思表示，应认定无效。
【裁判摘要】当事人就案涉大西沟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先后签订了2011年11月8日的《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补充合同》、两份用于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2011年12月16日的《股权转让补充说明》等系列文件。就前述协议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首先，在朱某某与高某、唐某某分别签订的用于工商登记机关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将股权转让价款约定为66万元和33万元，掩盖了双方股权交易价格实际为2800万元的真实情况，该《股权转让协议》与《股权转让补充合同》构成“阴阳合同”的关系，依法应当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通谋实施的虚伪意思表示，为无效合同。故原审判决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处理方法，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瑕疵，本应予以纠正，但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并未就此提出异议，且该法律适用瑕疵并不影响本案当事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本院不再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以提起诉讼方式行使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解除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合同》第三条第二款后句约定：“若此款规定的出现纰漏或差错均由甲方如数退回乙方股权转让款并承担日千分之三的利息至转让款退还为止”。该款约定虽未使用一方有权解除合同的文字，但其文义非常清楚地包括了如果朱某某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过程中出现纰漏或差错，应当承担返还价款并承担利息的不利后果，故原审判决将此约定认定为合同所附的解除条件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朱某某关于该约定仅包括一方返还的内容，而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应为双方相互返还，故该约定仅为关于违约责任的特别约定，并非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的诉讼理由，对法律的理解并不正确，按其逻辑，将会出现朱某某因违约而返还股权转让款并负担罚息后，还丧失了原有股权的结果，故本院对其该项诉讼理由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故原审判决关于朱某某无证据证明其已经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合同的特别约定，达到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但原审判决以朱某某不能证明申报材料的公章真实为由认定其未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中，高某和唐某某以提起诉讼的方式行使合同约定的解除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上诉人朱某某关于高某和唐某某直接向法院诉请解除合同违反了合同解除程序的诉讼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皖11民终1244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协议书》虽然有双方签字，但没有转让股权及受让股权的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书》不是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法律效力。
摘要2：【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皖民申1188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鲁民终954号
【裁判要旨】根据前后两份协议的内容、实际履行情况、双方往来函件等情况，签字在前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要旨】《协议书》中既约定按日万分之三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又约定案贷款利率支付未付款利息，法院均予以支持。
【摘要】2014年5月4日的《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双方同意兴迪尔公司支付鲁兴公司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该笔款项最迟支付时间不超过2014年5月20日；另3000万元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按照同期银行基准年利率计算利息，该款及利息须于2014年12月25日前付清；剩余860万元须于2015年3月25日前付清同时支付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同期银行基准年利率利息。协议第六条约定，如兴迪尔公司不能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时候付款，则每逾期一日，按照逾期付款的总额承担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本案中，兴迪尔公司已支付鲁兴公司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尚欠股权转让款3860万元。本院认为，兴迪尔公司未依约支付剩余款项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鲁兴公司请求兴迪尔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剩余股权转让款利息问题，依约其中3000万元自2014年5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4年12月25日，860万元自2014年5月5日起按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5年3月25日。鲁兴公司主张以386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5日计算至判决之日，因与协议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问题，依约其中3000万元按日万分之三自2014年12月26日起计算至判决之日，860万元按日万分之三自2015年3月26日起计算至判决之日。鲁兴公司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以3860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三自2014年12月26日起计算至判决之日，因与协议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双方于２０１４年５月４日签订了转让款为６８６０万元的《协议书》一份；于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８日签订了转让款为１８００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并进行了工商备案。二审法院结合协议内容及目标工商的相关公司决议、股权转让款项的实际履行情况以及双方的往来函等情况考察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确定２０１４年５月４日签订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真实有效的协议。
摘要1：——股东意思与公司意思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７）民二终字第１００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后的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原法定代表人的意思表示受前股东操控为由主张不承担股权转让前的债务不予支持。
【解读】公司的意思显然不可能完全脱离股东的意思，但不能因公司的意思表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股东意思的影响就否认其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2：
- 日期： 08-20 19:5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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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
可撤销合同
摘要1：【裁判摘要】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作为专业理赔机构，基于专业经验及对保险合同的理解，其明知或应知保险事故属于赔偿范围，而在无法律和合同依据的情况下，故意隐瞒被保险人可以获得保险赔偿的重要事实，对被保险人进行诱导，在此基础上双方达成销案协议的，应认定被保险人作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保险公司的行为违背诚信原则构成保险合同欺诈。被保险人请求撤销该销案协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2：【摘要】被保险人受欺诈销案可以请求撤销该销案协议——合同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其行为构成欺诈。欺诈的构成要件为：(1)一方当事人存在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2)该行为是故意作出；(3)欺诈行为致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作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本案中，从电话回访的内容分析，被上诉人刘××同意销案的原因是此前上诉人安邦公司拒绝理赔，致使其误以为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将不能从安邦公司处获得赔偿。安邦公司认为其不应赔偿的理由分别是被上诉人未投保货物损失险、被保险车辆装载货物超高及不属其赔偿范围，但在诉讼中未能对其拒赔理由提供法律及合同上的依据。安邦公司作为专业保险公司，基于工作经验及对保险合同的理解，其明知或应知本案保险事故在其赔偿范围之内，在其认知能力比较清楚，结果判断比较明确的情况下，对被上诉人作出拒赔表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在涉案销案协议订立过程中，安邦公司基于此前的拒赔行为，故意隐瞒被上诉人可以获得保险赔偿的重要事实，对被上诉人进行错误诱导，致使被上诉人误以为将不能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同意销案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与被上诉人期望获得保险赔偿的真实意思明显不符。故安邦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该销案协议应予撤销。
【注解】（１）原告刘××诉称：现请求依法判令撤销因原告口头放弃向被告理赔而达成的销案协议。（２）一审判决：撤销原告刘××与被告安邦公司就涉案保险事故达成的销案协议。（３）二审维持原判。
摘要1：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目录】概念（保险法第１０条第１款）；保险合同当事人：投保人、保险人（保险法第１０条第２、３款）；订立保险合同基本原则：协商一致原则、公平原则、自愿原则（保险法第１１条）；保险合同成立和生效（保险法第１３条）；保险合同代签名效力认定规则（属于绝对强制性规定，不得变更）；代填保险单证确认规则（相对强制性规定，原则上不得变更，但若有利于投保人一方则不在此限）；保险人收取保险费但尚未作出是否承保意思表示前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合同对价（保险法第14条）；保险合同解除｜投保人任意解除权｜退保（保险法第１５条）；保险合同内容（保险法第１８条）
【解读】（１）我国《保险法》以投保人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保险法》第１０条第２款）；（２）将被保险人界定为财产和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且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保险法》第１２条第５款）；（３）将受益人界定为人身保险中经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享受保险金请求权之人（《保险法》第１８条第３款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
摘要2：【注解１】投保人死亡后应由何人承继保险合同权利义务？投保人的继承人能否行使合同解除权？——（１）投保人死亡后应当由其继承人继承保险合同权利义务（包括合同解除权）；（２）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一致的保险合同属于为他人利益订立的合同——投保人的继承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取得返还的保单现金价值（不需要经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同意）；（３）继承人是否需要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继承人继承投保人的法律地位无须具有保险利益。
【注解２】投保人死亡后，有权变更保险合同的主体是谁？——投保人死亡后，投保人的继承人继承保险合同后成为保险合同一方当事人，有权对保险合同内容协商变更。
【注解３】投保人死亡后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承继——（１）投保人死亡以后，依据《保险法》和《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投保人的继承人有权继承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可以依法行使包括合同解除权在内的相关合同权利，无需经被保险人同意；（２）《保险法》第２１条规定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变更保险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但该条规定不适用于投保人死亡后，其继承人通过继承方式成为投保人的情形。该情形下，只要投保人的继承人向保险人表达了愿意成为投保人的意思表示即可，无需保险公司的同意。——参考案例：（2006）鼓民二初字第622号；（2006）宁民二终字第846号
【注解３】投保人任意解除权限制：（１）《保险法》第１５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即保险合同可以约定排除投保人任意解除权。（２）《保险法解释三》第１７条规定：“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当事人以其解除合同未经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同意为由主张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已向投保人支付相当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款项并通知保险人的除外。”——即“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已向投保人支付相当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款项并通知保险人”可以排除投保人任意解除权。
【注解４】临时保险——是指保险人决定是否对要保人的要约为承诺前提供暂时的保险保护。
【注解５】预约保险（总括保险、流动保险）——是指要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契约时未将个别保险利益确定，待将来个别保险标的产生时再予以告知（我国仅在《海商法》第２３１－２３３条规定预约保险）。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闽民申2934号
【裁判摘要】李某与余某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后，办理了离婚手续，当日又签订了《协议书》。从《协议书》内容以及双方在二审的陈述看，双方为了子女就学方便办理了离婚手续，并对讼争房屋进行了约定。双方还约定在一定期限内复婚，并以讼争房屋归属作为条件。因此，双方对房屋进行约定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该是为复婚提供保障，并非为了离婚而对房屋进行处理。二审认为该《离婚协议书》的内容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有关夫妻财产分割的约定，因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法律效力，并无不当。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与双方二审陈述相印证，可以证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因双方是否复婚应遵循自愿原则，现双方均明确表示不愿复婚，对于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可另行处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0103民初3202号
【裁判摘要】(2016)闽民申2934号民事裁定书已作出“《离婚协议书》的内容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有关夫妻财产分割的约定，因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法律效力。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可另行处理”的认定，因福州市仓山区仓山镇下湖村235号房产系原、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现原、被告已离婚，原告提出其享有福州市仓山区仓山镇下湖村235号房产50%产权份额，被告无异议。因此，原告要求确认福州市仓山区仓山镇下湖村235号房产由原、被告各占50%产权份额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16号
【裁判要旨】董事会决议由各股东向债权人提供担保，但该决议仅在公司内部发生效力，不能认定客观上已外化，不能证明担保关系成立。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商投石化公司《董事会决议》载明：由商投集团公司、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按股比分三次共同向重庆商贸公司担保1.5亿元，并出具保证文件。该记载仅表明商投石化公司曾为本案债务设定担保形成了《董事会决议》，但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并未与重庆商贸公司实际订立担保合同，并未形成担保法律关系。虽然商投石化公司向重庆商贸公司出具了该《董事会决议》，但该行为主体是商投石化公司，不构成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向重庆商贸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重庆商贸公司依据商投石化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请求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其中，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即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追求效果意思的动机，客观上存在一般相对方可理解与接受的外化行为，同时该行为方式应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本案中，如何认定《董事会决议》中由商投石化公司股东方商投集团公司、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按股比分三次共同向重庆商贸公司担保（共计人民币1.5亿元），并出具保证文件等内容所设立的民事法律关系是本案的关键。首先，从字面含义可解读为，三股东有为公司债务1.5亿元人民币向债权人重庆商贸公司提供担保所形成的意思表示，但没有三股东与商投石化公司共同向债权人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的意思表示。重庆商贸公司主张三股东所作出的承诺应为债务加入，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相符。同时，重庆商贸公司认为，因承诺担保的债务已到期，第三人所作出的担保承诺便应视为债务加入，亦缺乏相应法律依据。其次，因《董事会决议》系公司内部文件，其中意思表示的效力并不能当然及于公司之外的任何第三方。本案中，即便可以认定金某某、李某某在决议上的签名真实且取得了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相应授权，亦仅能说明二公司具有向债权人就案涉债务提供担保的效果意思，该意思以《董事会决议》为载体，仅在公司内部发生效力，不能认定客观上已外化。重庆商贸公司认为其知晓《董事会决议》内容即表示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与其建立了保证法律关系，理据并不充分。因设定保证法律关系是保证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法律行为，该种行为要求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而达成一致的过程应是两个意思表示双向交流的过程。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之规定，保证法律关系的成立还要求通过一定的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董事会决议》中有关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对商投石化公司债务提供担保的决议内容，并不能证明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与重庆商贸公司建立了民事法律关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10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企业以其部分财产和相应债务与他人组建新公司，对所转移的债务债权人认可的，由新组建的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对所转移的债务未通知债权人或者虽通知债权人，而债权人不予认可的，由原企业承担民事责任。原企业无力偿还债务，债权人就此向新设公司主张债权的，新设公司在接收的财产范围内与原企业承担连带民事责任。第七条规定，企业以其优质资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而将债务留在原企业，债权人以新设公司和原企业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主张债权的，新设公司应当在所接收的财产范围内与原企业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辽宁土产公司根据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复进行股份制改造，由新设立的股份公司即天力公司承接经净资产评估的相应资产，承担辽宁土产公司的银行债务。天力公司的设立是辽宁土产公司改制方案的组成部分，属于上述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新公司”。根据查明事实,2003年9月26日，辽宁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大连协调组向中国银行辽宁分行发函，明确“改制后的辽宁土产有限责任公司承接原公司的中国银行辽宁分行贷款的50%，即1500万元，并负责还本付息，剩余部分借款留在老公司”。中国银行辽宁分行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同意，但其以实际行动向天力公司发放了1500万元贷款，由天力公司支付到辽宁土产公司在中国银行辽宁分行的账户，再由中国银行辽宁分行直接对该账户的该款项予以扣划偿还了辽宁土产公司对中国银行辽宁分行的等额债务。由此可知，中国银行辽宁分行对于辽宁土产公司的改制方案，即天力公司承接辽宁土产公司1500万元资产并承担等额债务，剩余贷款留在辽宁土产公司事实上是知情并以实际行动表示同意。妮羽公司作为中国银行辽宁分行债权的受让人，其主张权利时应受原债权人意思表示的拘束。由于天力公司与债权人中国银行辽宁分行事实上达成了债务承担的特别约定，所以应以特别约定为准。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辽宁土产公司改制新设天力公司过程中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所以天力公司依法不应对辽宁土产公司的其他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主张不应对辽宁土产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理由，合法有据，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对天力公司承接资产价值及债务承担数额的认定错误，判令天力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应予纠正。关于天力公司承接的辽宁土产
摘要2：【解读】原债权银行对债务人改制方案已表示同意，债权受让人应受原债权人意思表示的拘束。
- 日期： 10-01 11:4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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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苏审三民申字第00089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解释三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赋予合同相对人有权选择主张权利的对象，即合同相对人享有请求发起人或者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选择权。与此同时，该条还就合同相对人选择向公司主张权利设置了一定的条件，即只有在公司作出愿意承继合同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后，相对人方可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上述司法解释不仅贯彻了合同相对性原则，而且通过对相对人选择请求公司承担责任设置条件的方式，为防止发起人以及发起人的债权人滥用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维护公司合法财产权益不受侵害作出了规制。本案中，在借款合意和款项支付的事实均已确认的情况下，债权人李某某有权直接起诉花果山公司的发起人吴某、徐某某。在花果山公司设立后，一方面由于李某某已经选择吴某、徐某某作为主张权利的对象，另一方面，吴某也未举证证明花果山公司对案涉借款作出了确认的意思表示，故李某某也不能向花果山公司主张权利。因此，一、二审判决认定案涉款项的借款主体为吴某、徐某某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发起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只要在公司作出愿意承继合同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后，相对人方可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
摘要1：【要旨】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认定合同是否解除。判断合同是否解除，不能拘泥于当事人是否明确提出该项诉讼请求，而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形予以判断。当合同已事实上履行不能，当事人虽未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但如果其提出的诉讼请求系建立在合同解除的基础上，则表明隐含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认定合同解除。
摘要2：【解读】认定合同是否解除不应拘泥于当事人明确提出该诉讼请求。
（１）合同解除权是一项依据合同当事人单方意思表示就可以行使的形成权，通常在合同当事人未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的情形下法院不应依职权解除合同（不告不理原则）；（２）当合同事实上履行不能，尽管当事人虽未明确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但其提出的诉讼请求系建立在合同解除的基础上（根据合同法第９７条规定），隐含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法院可以依职权依据《合同法》第９４条规定认定合同是否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
- 日期： 12-18 20:5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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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其解除的发生不依赖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当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合同自行失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05号
【裁判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附解除条件的合同，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了当事人的合同解除权。第四十五条规定的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其解除的发生不依赖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无需当事人再有何种意思表示，当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合同自行失效。而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依赖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包括行使解除权），使合同关系消灭，这里解除合同的条件可能是约定的，也有可能是法定的。而本案《补充协议》中“如果EPC合同不能签订，则原合同（《太阳能组件销售合同》）签订的基础不存在，原合同终止履行”的约定应当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附解除条件的约定。
【裁判要旨 】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本案解除条件已于2015年1月1日成就，一审判决认定从2015年1月1日起合同解除正确。
摘要2：《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满足某种条件时合同自动解除，当该条件成就同时，能否认定此合同不经通知对方即已解除》
【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７１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５８页】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研究组答复认为：合同解除是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对合同效力状态的根本性改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方式中，包括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合同的解除须由当事人为相应的意思表示，意图即在于使各方当事人对合同效力状态是否发生根本性变化能够有明确的认识。是否行使合同解除权，以及依据何种事实和理由行使合同解除权，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即解除合同应当向对方发出通知，作出明确意思表示。当事人尽管在合同中约定满足条件时合同自动解除,但并不意味该条件成就时,合同可以不经对方通知即已解除。
摘要1：【要旨】法定代表人代表行为有效说。撤回公司对外投资不属于必须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的事项。本案中，即使就案涉退股事宜召开股东会，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法定代表人的意见也将因其持股比例而成为股东会多数意见。因此，作为法定代表人、绝对控股股东亲自签订案涉合同，可以认定案涉交易属于公司有效意思表示。
摘要2：【解读】（１）撤股行为不是必须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的事项；（２）作为法定代表人、绝对控股股东亲自签订合同，可以认定属于公司有效意思表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再343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是，叶某某以源泉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委托五丰公司收取7000万元预付款，究竟应当认定为源泉公司行为抑或叶某某个人行为，究竟应当由源泉公司抑或叶某某个人负担向银雪公司返还款项的义务。根据审理查明的情况，叶某某在进行涉案交易时是源泉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控股股东，叶某某以源泉公司名义订立合同并指示付款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属于代表源泉公司进行意思表示的行为。在叶某某担任源泉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持有公司70%股份的情况下，银雪公司有足够理由相信叶某某以源泉公司名义提出的退股和付款请求属于源泉公司意思表示。所以，在所谓退股协议不再履行的情况下，源泉公司依法负有返还银雪公司前述预付款项的义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涉案7000万元退股预付款汇至五丰公司账户后并未转回源泉公司账户，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该笔款项被实际用于清偿源泉公司债务，或用于源泉公司的其他经营活动。因此，本案应由原审法院重审并通过追加实际收款人参加诉讼的方式，进一步查明7000万元退股预付款被案外人收取或转移的相关事实。如经审理查明确有案外人无合法依据收取占用前述款项，可以判令其据实返还银雪公司。对于通过前述方式无法返还的部分，可以判令源泉公司承担向银雪公司返还的责任。审理过程中如果发现恶意转移或侵吞款项涉嫌犯罪的，可以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
摘要2：【解读】相对人有足够理由相信持有公司70%股份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属于公司意思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