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部经理进行法律行为的表见代理问题
摘要1：【摘要】由于工程合同的特殊性，以项目部的形式存在于工地，由项目经理作为全权负责人对施工过程进行管理，再与分包、挂靠、内部承包责任制交叉在一起，以项目部或项目经理个人的名义对处发生的行为，第三人主张适用表见代理将前述行为视为公司行为，最后要求公司进行承担责任，这一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成为公司风险的一大组成部分，深值重视。
摘要2：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浙湖商终字第136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浙湖商终字第136号
【裁判摘要1】
①设立中公司的法律性质。我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经登记机关依法核准登记，领取，方取得企业法人资格。”故在登记完成之前，它尚未取得独立的法人资格，仅仅是非法人组织，是准民商事法律主体，具有有限的法律人格，即可以自己的名义从事为公司设立和开业准备所必须的民商事活动，并就这些活动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②设立中公司的行为。按照设立中公司行为的目的和法律主体的不同，可以将设立中公司行为分为发起行为和设立中公司的交易行为。
设立中公司的交易行为，是指在公司取得独立的法人资格之前，发起人以其公司的名义与其他经济主体进行的合同行为。按照行为的目的和特征，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设立附属行为和开业准备行为，也就是公司设立中的必要交易行为。主要包括公司设立中为完成设立过程中的法律事务、聘用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聘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等法律行为的设立附属行为和包括（1）为设立公司需要的经营场所而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建造房屋；（2）签订租赁合同而租赁房屋；（3）为征用土地以取得土地使用权；（4）接受股东投资及注册资本的投入和验资而开立账户、委托验资；（5）与工作人员订立雇佣合同等等的开业准备行为，也是设立中公司交易行为的主要部分。二是与未来公司业务有关的公司成立前的交易行为，即公司发起行为以外的非必要交易行为。通常是指发起人为保有商业机会而以设立中公司的名义与第三人进行商业买卖的行为。与必要交易行为不同的是，非必要交易行为通常不是或不仅是以公司的成立为目的而进行的。前者因其为公司设立所必要，因而存在归属于成立后的公司的基础，而后者并非公司设立所必要，原则上并不当然具有约束公司的效力。两种行为的性质不同，法律后果也不同。
摘要2：【裁判摘要2】
③公司成立后，设立中公司民事责任的承担。公司设立完成，意味着公司自此取得法律人格，可在注册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那么，公司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从事公司设立必要交易行为时，其行为法律后果应当由成立后的公司直接承担；但对于公司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从事设立公司非必要的交易行为时，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则不能直接归属于成立后的公司承担。按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该行为属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债权人可对成立后的公司进行催告，要求其对是否追认予以明确。公司不追认的，则由公司发起人承担民事责任。对于公司成立后哪个机构有权决定是否对发起人的非必要交易行为进行承担的问题，按照公司法相关理论，应由股东会或公司董事会决议是否承担公司成立前的交易行为。
④本案中，上诉人杨×以丽水市凯泰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处于公司设立阶段时，以该公司的名义与被上诉人施××签订买卖合同的行为，系公司发起人与合同相对人所进行的非必要交易行为，并非为丽水市凯泰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开业而进行的必要交易行为，其行为后果并不当然地由成立后的丽水市凯泰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承担。当这一非必要交易行为被丽水市凯泰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追认时，则由该公司承担。上诉人杨×虽提交了盖有公司公章的证明书，但未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认可，故不具有公司追认的法律效力，该民事责任则由设立中公司的发起人杨×承担。故上诉人杨×作为原审中的被告主体并无不当。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渝五中法民终字第2590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渝五中法民终字第2590号
【提示】
①公司设立过程中筹建人以公司名义从事的民商事法律行为(即设立中公司行为)的法律效果是否应当由设立后的公司承担的问题。首先，设立中公司行为的主体是设立中公司本身，而非筹建人。筹建人是设立中公司之机关，是设立中公司行为的代表机关和执行机关。设立中公司行为的范围是在法律上和经济上为公司设立和开业所必需为限。设立中公司行为是在公司设立阶段实施的行为，即设立中公司已经成立至设立中公司消灭之前这段期间所为的行为。因此，设立中公司是非法人组织，是为设立法人组织而存在的组织体，是准民商事法律主体，有自己的名称、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组织机构和场所，具有有限的法律人格，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从事为公司设立和开业准备所必需的民商事活动，并就这些活动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否则便不能开展筹建设立活动。筹建人为其行为的机关，以设立所必要的事项为限享有权利能力，以将来公司法人成立为条件享有权利能力，在公司设立范围内行为的法律后果归属于设立中公司，由其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和责任。公司不能成立时，其权利能力溯及消灭，筹建人对设立中公司的债务负无限连带责任，公司成立时，此法律后果再由设立中公司转归成立后的公司。
②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责任与股东责任相互独立，公司只能以自己拥有的财产清偿债务，股东除缴纳出资外对公司债务不再负责，虽然股东尚有注册资本未交清，但是并未到纳资期限，故对于债权人提出的要求股东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二终字第7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二终字第71号
【提示】子公司有意冒充母公司名义误导合同相对方的行为的效力。
【裁判要旨】母子公司住所地相同，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两公司交叉任职，子公司在母公司更名后，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母公司的原名称，在母子公司均未告知合同相对方合同主体发生变化、合同相对方从母子公司行为上也无从得知合同主体变化的情况下，即授权在母子公司都担任职务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子公司的新名称（母公司的原名称）与曾与母公司签订有《长期合作协议》的相对方签订合同，变更了原协议的内容。该行为系子公司有意冒充母公司名义误导合同相对方的行为，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新合同，故新合同的签订不发生变更原《长期合作协议》所确定合同各方权利义务的效力。
摘要2：【解读】子公司有意冒充母公司名义误导合同相对方的行为不产生合同主体变更的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民提字第79号
摘要1：——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法律要求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民提字第79号
【提示】未履行法定程序并经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名为减资，实为抽逃出资。
【裁判要旨】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减资行为并不属于抽逃资金，但是，本案因公司资产的减少缩小了公司承担责任的能力，直接影响到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所以，法律对公司减少资本规定了比增加资本更加严格的法律程序。
【裁判规则】减资行为虽不属于抽逃出资，但因公司资产减少缩小了公司承担债务能力，直接影响到公司债权人利益，故法律对公司减少资本规定了比增加资本更加严格的法律程序。股东违反《公司法》规定的减资程序，应认定为名为减资，实为抽逃出资性质，减资股东应在其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意见】法定代表人变动属于公司内部管理事务，不能由此否定加盖公司真实公章的担保书效力。
摘要2：【摘要】根据本案一审、二审及再审查明的事实可以得知，1997年10月6日，煤电公司与恒德公司签订《还款及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恒德公司以其开发的恒德花园一、二期房折价4562.18万元并加现金70.82万元一并抵给煤电公司，煤电公司退出恒德公司。从上述事实看，恒德公司将房产加现金抵偿给煤电公司，煤电公司退出，其结果是恒德公司最终减少注册资本，因此，煤电公司股权转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让，其实质是恒德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减资行为并不属于抽逃资金，但是，本案因公司资产的减少缩小了公司承担责任的能力，直接影响到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所以，法律对公司减少资本规定了比增加资本更加严格的法律程序。《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三次。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九十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司减少资本后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本案股权转让协议虽然成立，但签订时并未生效，需要恒德公司履行上述法定程序，并经工商变更登记后才生效。．．．．．．故煤电公司从恒德公司退出，违反了减资的法定程序，应认定为名为减资，实为抽逃出资性质，煤电公司应在其2500万元出资范围内为恒德公司的担保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解读１】目标公司与股东签订返还股东投资及收益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减资，应认定名为减资实为抽逃注册资本。
【解读２】未履行法定程序并经变更登记的股权退出协议，应认定为名为减资实为抽逃出资。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高民终字第1730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高民终字第1730号
【提示1】
①《公司法》第16条对违反该规定出具的担保是否有效并未明确规定，目前也没有相应司法解释加以规范。审判实践中，一般认为对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外越权签订担保合同的行为，公司仍应对善意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
②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在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公司违反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外提供担保无效的情形下，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应予确认。
【裁判摘要】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该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但公司违反前述条款的规定，与他人订立担保合同的，不能简单认定合同无效。第一，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第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第三，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第四，依据该条款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
【提示2】第三人对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不负有审查义务，公司主张第三恶意应负举证责任。
【摘要】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不具有对世效力，其作为公司内部决议的书面载体，它的公开行为不构成第三人应当知道的证据。强加给第三人对公司章程的审查义务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对三人对公司章程不负有审查义务。第三人的善意是由法律所推定的，第三人无须证明自己善意；如果公司主张第三人恶意，应对此负举证责任。因此，不能仅凭公司章程的记载和备案就认定第三人应当知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进而断定第三人恶意。
【裁判要旨】公司名称变更后，公司前后名称系公司名称变更的关系，两个名称所指向的为同一公司，变更前公司的签章应得视为变更后公司的签章。
摘要2：【裁判规则】公司章程不具有对外效力：
①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决议的书面载体，不具有对外效力，其公开行为不构成第三人应当知道的证据，相对人无审查义务，强加给第三人对公司章程的审查义务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
②不论公司章程是否规定对外提供担保需经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议，该规定仅属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相对人无注意义务，是否经过决议原则上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
【裁判意见】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签署的担保合同的效力：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承诺担保视为公司行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承诺书上签字，系以公司名义所为法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对公司法人具有约束力。
【解读】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公司主张第三人恶意的应当举证——第三人的善意是由法律所推定的，第三人无须举证自己善意；如果公司主张第三人恶意，应对此负举证责任。因此，不能仅凭公司章程的记载和备案就认定第三人应当知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进而断定第三人恶意。故在上诉人银大公司不能举证证明中建材公司存在恶意的情形下，应当认定中建材公司为善意第三人，中建材公司已经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
【注解】该案终审法院将《公司法》第１６条界定为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在当时产生了非常大影响。
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签署的担保合同的效力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高民终字第1730号
【提示】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该条规定，越权对外出具的担保是否有效并朱明确规定，目前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择加以规范，审判实践对该条的适用亦产生不同的理解。本案通过对该条法理分析，认为担保合同有效。
【裁判意见】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签署的担保合同的效力：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承诺担保视为公司行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承诺书上签字，系以公司名义所为法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对公司法人具有约束力。
摘要2：
公司派生分立中违约之诉的当事人资格
摘要1：【裁判要旨】在公司分立中，签订与公司分立有关的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公司原股东和分立后的新股东，如股东在履行公司分立合同时存在违约行为，股东之间因此产生纠纷而诉诸法院，在公司成功分立后，根据对设立中公司行为性质之分析，遵循股东资本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相分离之原则，应确定分立后的公司为适格的诉讼当事人，而不能机械地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将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股东认定为案件的当事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股东以个人名义提起违约之诉属主体不适格，应依法驳回其起诉。
【裁判规则】在公司分立中，股东无权以股东主体身份就两个公司财产分割过程中的权利义务提出主张。
【案号】一审：(2005)香民二初字第1557号；二审：（2006）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21号
摘要2：
天津津投金厦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与天津市东丽软件园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天津三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上诉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一主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双方签订合同后，一方当事人接受并使用对方投资款后，又以缔约行为未经公司控股股东同意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双方签订房地产合资、合作开发合同，当事人作为独立法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方有理由相信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委托的签约人的缔约行为即是公司行为，当事人应对其缔约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当事人的控股股东因该协议而与当事人发生的争议，系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争议，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当事人以其缔约行为未得到该股东同意而主张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裁判意见】法律不允许一个独立的法人在签订合同或者为其他民事行为之后，以自己的股东不同意为由否认合同或者相应的其他民事行为的效力；否则，公司作为法人的独立人格就不存在了。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高民终字第1730号（１）
摘要1：——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签署的担保合同的效力
【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高民终字第1730号
【裁判要旨】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该条规定，越权对外出具的担保是否有效并未明确规定，目前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加以规范，审判实践对该条的适用亦产生不同的理解。本案通过对该条法理分析，认为担保合同有效。
【裁判意见】
①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承诺担保视为公司行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承诺书上签字，系以公司名义所为法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对公司法人具有约束力。
②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规定，越权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司对外仍应对善意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
③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决议的书面载体并不具有对世效力，其公开行为不构成第三人应知道和善意与否的证据。
摘要2：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06）门民初字第180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公司法人人格否定）
【提示】公司股东虚构买卖合同关系，诱使他人投资合作并在合作过程中混同个人与公司行为的，是否应当对由此引起的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要旨】股东利用特定身份通过对公司实际控制行为使公司独立地位完全丧失，使公司经营与股东经营、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股权又以公司独立法人地位规避债务，其行为构成对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优先责任的滥用，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合法利益，股东应对公司外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文书】判决书字号：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06）门民初字第180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2：
（2005）香民二初字第1577号；（2006）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21号
摘要1：——公司派生分立中违约之诉的当事人资格
【裁判要旨】在公司分立中，签订与公司分立有关的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公司原股东和分立后的新股东，如股东在履行公司分立合同时存在违约行为，股东之间因此产生纠纷而诉诸法院，在公司成功分立后，根据对设立中公司行为性质之分析，遵循股东资本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相分离之原则，应确定分立后的公司为适格的诉讼当事人，而不能机械地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将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股东认定为案件的当事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股东以个人名义提起违约之诉属主体不适格，应依法驳回其起诉。
【案号】（2005）香民二初字第1577号；（2006）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21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民二终字第7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民二终字第77号
【裁判要旨】无法核对原件的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依据——在合同明确各方当事人各执一份的情况下，当事人一方持有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进行抗辩，因该复印件依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对其抗辩不予支持。
【裁判规则】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属证人证言，亦需接受出庭质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作出的询问笔录在其他民事案件中属于证人证言，如缺乏其他有效的民事证据相佐证，或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该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裁判意见1】签订借款合同前，保证人曾多次为关联公司的借款人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亦应认定担保人对上述借款实际用于借新还旧应当知情。
【裁判意见2】公司加盖公章证明是公司担保而非高管个人行为——股东借款作出担保的企业法人在担保合同上加盖单位公章，应认定该担保行为系公司实施的行为，并非该公司董事、经理的个人行为，不属于2004年《公司法》第60条第3款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第4条所规定的无效担保的情形。
摘要2：
公司收发人员签收邮件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公司行为——对债务人公司发出的催款通知，仅由收发人员签收邮件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该公司对所签收文件内容的确认行为
摘要1：公司收发人员签收邮件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公司行为——对债务人公司发出的催款通知，仅由收发人员签收邮件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该公司对所签收文件内容的确认行为
【裁判摘要】债权人的还款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从债务人在对账单上盖章或者签名确认时起开始计算。但如无特别约定，只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有权代表公司作出相关意思表示的人签字或加盖公章，方为有效。收发人员签收邮件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该公司对所收文件内容的确认行为。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武汉水运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货款纠纷上诉案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2005年7月5日〔2005〕民二他字第20号)，《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关于武汉水运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货款纠纷上诉案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
摘要2：
诉讼时效催收对象9个疑难问题的裁判规则
摘要1：1.债权人按债务人变更前的地址发送催收通知应有效——债务人更名但未通知债权人的情况下，债权人向更名前的债务人寄送履行债务通知的，应视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
2.通过债务偿还中间人主张债权应视为诉讼时效中断——债权人虽未直接向债务人主张权利，而是一直通过债务偿还的中间协调人主张权利，亦应视为诉讼时效发生中断。
3.向企业法人联合体主张权利中断时效及于所属企——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企业法人的联合体追讨债务，应认定为其向该联合体所有的所属企业主张权利的行为。
4.关联企业代表保证人在催收通知上签字盖章亦有效——债权人对保证人发出的催收通知由保证人关联企业盖章，可视为保证人收到债权人的催收并同意履行其保证责任。
5.公司收发人员签收邮件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公司行为——对债务人公司发出的催款通知，仅由收发人员签收邮件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该公司对所签收文件内容的确认行为。
6.向债务人的二级法人企业催收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债务人的二级法人企业在催收通知上签字盖章，证明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了债权，应构成诉讼时效中断。
7.银行针对各分支行下发的行政文件不构成时效中断——金融机构针对各分支行下发的清理债权债务的行政性文件，非特定民事主体之间债务催收行为，不构成时效中断。
8.确认债务但误认为应由他人承担视为放弃时效抗辩——债务人承认债务但误认为应由他人偿还而被法律确认应由其承担时，不因主体变化而撤销已放弃的时效抗辩行为。
9.债务人企业一般工作人员签收催款通知的效力认定——债务人企业一般工作人员之前的授权追认行为能构成表见代理的，其后该工作人员的签字确认行为亦应认定有效。
摘要2：
《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是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的规定，不应以此作为评价公司对外担保合同效力的依据
摘要1：【要旨】作为公司组织及公司行为当受《公司法》调整，同时其以合同形式对外担保行为亦受《合同法》及《担保法》的制约。对公司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因其并未超出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合同行为的范畴，故应首先从《合同法》相关规定出发展开评判。关于合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前述法律中的“强制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则作出如下解释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均已明确了将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中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作为合同效力的认定标准之一。公司作为不同于自然人的法人主体，其合同行为在接受合同法规制的同时，当受作为公司特别规范的《公司法》的制约。《公司法》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公司法》规定已然明确了其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故此上述规定宜理解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对违反该规范的，原则上不宜认定合同无效。另外，如作为效力性规范认定将会降低交易效率和损害交易安全。譬如股东会何时召开，以什么样的形式召开，何人能够代表股东表达真实的意志，均超出交易相对人的判断和控制能力范围，如以违反股东决议程序而判令合同无效，必将降低交易效率，同时也给公司动辄以违反股东决议主张合同无效的不诚信行为留下了制度缺口，最终危害交易安全，不仅有违商事行为的诚信规则，更有违公平正义。因此，《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不应作为评价合同效力的依据。
【案例】××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与大连××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一主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一主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双方签订合同后，一方当事人接受并使用对方投资款后，又以缔约行为未经公司控股股东同意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双方签订房地产合资、合作开发合同，当事人作为独立法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方有理由相信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委托的签约人的缔约行为即是公司行为，当事人应对其缔约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当事人的控股股东因该协议而与当事人发生的争议，系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争议，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当事人以其缔约行为未得到该股东同意而主张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裁判意见】法律不允许一个独立的法人在签订合同或者为其他民事行为之后，以自己的股东不同意为由否认合同或者相应的其他民事行为的效力；否则，公司作为法人的独立人格就不存在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6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61号
【提示】非法定代表人的实际控制人有权代表公司签署合同。
【裁判要旨】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能够实际支配公司的行为，故实际控制人代表公司签订协议的行为系有权代表行为。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项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创世公司持有沈师桥大酒店60%的股权，为沈师桥大酒店的控制股东，朱某是创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此可以认定，朱某通过投资关系，能够实际支配沈师桥大酒店的行为，系沈师桥大酒店的实际控制人。关于朱某与明正公司的关系问题，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新长征公司与创世公司、沈师桥大酒店、明正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创世公司、明正公司、沈师桥大酒店在该案中自认该三家公司是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公司，但并未明确指明该实际控制人的身份。本院责成明正公司和沈师桥大酒店向本院如实说明朱某是否系明正公司和沈师桥大酒店的实际控制人，被申请人明正公司和沈师桥大酒店虽然称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另有其人，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基于朱某是创世公司的控制股东及其通过投资关系实际控制沈师桥大酒店的事实，本院认定，朱某系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明正公司行为的实际控制人。由于朱某系明正公司、沈师桥大酒店的实际控制人，其能够实际支配该两家公司的行为，故朱某代表明正公司、沈师桥大酒店签订案涉《协议书》的行为，系有权代表行为。
摘要2：【解读】公司实际控制人代表公司签订合同，如无其他原因应认定为有权代表。
惠尔普法|实际控制人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行为是否有效？
摘要1：解答：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实际控制人虽然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其能够实际支配公司的行为，故非法定代表人的实际控制人有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该代表行为有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6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62号
【裁判摘要1】在拍卖过程中，拍卖公司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拍卖上市国有股和社会法人股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拍卖保留价确定及流拍下浮比例调整的强制性规定，未按评估值确定拍卖保留价，下调幅度违法，第三次拍卖时间不是事先公告的时间，故意违反拍卖操作程序。拍卖公司的拍卖行为与通利来公司的竞买行为，从形式上看属于两个独立法人主体的民事行为，但报名参加第三次竞拍的只有拍卖公司及其股东全额出资的控股子公司通利来公司一家，该两家公司利益高度关联，高管交叉任职，通利来公司择机参与，第三次拍卖叫价一次即成交，上述事实可反映，在同样能够参与竞拍的平等主体中，通利来公司存在其他人无法相比的竞争优势，有直接获得拍卖的参加人、保留价、有无流拍等内幕消息的便利，实质上相当于拍卖公司参与了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违反了拍卖活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两公司行为存在串通，妨害正常的拍卖秩序，危害司法权威，损害创业公司利益。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最高法执监266号执行裁定已认定拍卖无效，在不能返还原物时，应折价赔偿。
【裁判摘要2】在拍卖无效情况下，返还原物的义务人就是实际取得案涉股权的通利来公司，但因案涉股权已被通利来公司全部卖出，实际返还不能，故应由通利来公司承担折价赔偿的责任。关于股权折价赔偿的数额，应以创业公司受损的部分股权利益为基础来确定。而创业公司受损的部分股权利益应根据案涉股权受损当时即拍卖过户时的价值为依据来确定。本案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拍卖上市国有股和社会法人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应以评估值确定。本案中，拍卖行为自始无效，即在股权拍卖过户时就属无效。此时，案涉股权的评估价值是法院依法委托专业评估机构作出，该评估值反映了案涉股权当时的市场价值。无论竞拍成功还是流拍，所产生的价格不会超过该评估值，即不会超过评估的公允价2.68元股、总价值13668000元。本案拍卖行为无效给创业公司造成的最大股权折价损失也不会超过该评估公允总价，故一审判决对案涉西宁特钢510万社会法人股的折价，以拍卖时的评估值13668000元（评估公允价2.68元股×510万股），扣减通利来公司已支付的6201600元后的7466400元确定，符合案件事实，该评估值即是创业公司案涉股权受损当时的价值，
摘要2：
扬州维扬豆制食品有限公司诉曲松山、程东银损害公司权益纠纷案
摘要1：【案号】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扬民二初字第0020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苏民二终字第260号
【载《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1辑】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规章的规定，造成公司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债务过程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导致公司行为构成单位犯罪，虽然违法所得归公司所有，相关人员未获私利，且个人伊因单位犯罪受到刑事处罚，但其仍应对公司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
(2013)泉民初字第613号；(2015)闽民终字第1226号；(2016)最高法民申621号
摘要1：——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内支付利息视为债权人主张保证责任
【裁判要旨】经股东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外处理担保的行为视为公司行为，后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不能对抗外部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保证人支付债务利息的行为，视为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了本息债权的保证责任，保证人无权再以保证期间经过要求免除保证责任。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主张保证责任之日起算。
【案号】一审：(2013)泉民初字第613号；二审：(2015)闽民终字第1226号；再审审查：(2016)最高法民申621号
摘要2：【裁判摘要1】保证期间经过后保证人在《还款承诺书》上签字应承担保证责任——本案《还款承诺书》不同于一般的催款通知书。合同的订立需要经过邀约和承诺，承诺是针对要约内容的确认。本案《还款承诺书》直接确认了承诺人的还款义务，且并未区分主债务人和保证人的责任，应当认定各“承诺人”共同与债权人形成了新的债务履行协议，从而在各保证人原本所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的基础上，再次确认了保证人的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适用对象是债权人的催款通知书，目的在于防止将保证人单纯的签字收到催款通知书的行为认定为新的承诺。本案《还款承诺书》不同于催款通知书，不适用上述批复，不能以该批复否定《还款承诺书》所确定的法律责任。
【裁判摘要2】结合上述对余某某行为性质的认定，余某某在借款后至2013年2月5日持续从自己的账户向债权人高某、董某某支付利息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瑞城公司在自动履行保证义务。瑞城公司的自动履行行为业已为债权人所接受，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效果。在此情况下，债务持续履行行为本身就足以表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有无口头或书面表示形式，并非所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鉴于当事人在法定保证期间届满后仍持续履行债务，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从瑞城公司最后一次支付利息时间即2013年2月5日起计算诉讼时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56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568号
【裁判要旨】公司对外行为一般应由法定代表人作出，特殊情况下公司其他人员执行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也由公司承受。
【裁判摘要】根据我国社会交往的相关规范、习惯及通常的认识水平，公章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签发文件使用的印鉴，加盖公章，代表该单位的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上加盖了今世福公司的公章，表明该公司认可《股权转让协议》。一般情况下，公司对外行为是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行使的，特殊情况下，公司的其他人员执行公司职务发生的法律后果，也由公司承受。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加盖的今世福公司公章是真实的，无论是今世福法定代表人持公章加盖的，还是其他人持公章加盖的，在没有关于股权受让方国开公司为非善意的证据时，应维护合同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利益，今世福公司以此为由主张股权转让行为系虚假的事实，难以成立。今世福公司上诉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中法定代表人“李某某”的签字是刻意伪造的，更说明其欲盖弥彰虚构事实的行为。由于他人模仿签名存在经本人授权或者未经授权模仿代签名等多种可能，仅模仿签名情节不足以否定《股权转让协议》非今世福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故今世福公司的该上诉观点，本院不予采信。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仅有一页，在合同文本底部注有关于“股东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本文书格式供参考”的记载，因该内容有供参考的记载，在双方当事人关于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加盖公章同为合同生效要件有争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对此没有形成共同意思表示，仅为参考要件。
摘要2：【解读１】法定代表人签名被认定为伪造的情况下，仅有公司加盖公章是否影响合同效力？
（１）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无论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持有公章加盖还是其他人持有公章加盖的，在没有合同相对方为非善意的证据时，应维护合同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利益，认定为是公司的意思表示。
（２）仅凭法定代表人签字被认定是伪造不能否认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从而否定《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解读２】即使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超越了代表人或代理人权限，加盖公章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制度，合同相对方是善意的，合同对公司仍然产生约束力。
【解读３】公司在合同上盖章无论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持公章加盖的，还是其他人持公章加盖的，能推定为是公司的意思表示。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桂03民终212号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桂03民终212号
【裁判摘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项“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的规定，上诉人黄某某是被上诉人美冠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诉人黄某某利用其对被上诉人美冠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让被上诉人美冠公司为上诉人福八戒公司的债务同时也是自己的债权提供担保，最终导致被上诉人美冠公司的的资金被人民法院执行扣划，该行为损害公司利益，上诉人黄某某对此具有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上诉人黄某某对被上诉人美冠公司被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扣划资金10997.93元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黄某某认为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福八戒公司作为上诉人美冠公司的股东，让被上诉人美冠公司为自己向公司股东借款提供担保，滥用股东权利，造成被上诉人美冠公司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上诉人福八戒公司对被上诉人美冠公司被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扣划资金10997.93元的损失也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上诉人福八戒公司对该损失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2018）渝0104民初2534号；（2019）渝05民终3880号
摘要1：——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债权的责任承担
【裁判要旨】债权人的债权系经过公开审理确认的债权，在此情况下，行为人与原债务人恶意串通，通过合同方式转移原债务人财产并使原债务人完全丧失偿债能力，且财产已无返还可能和无折价补偿的现实基础，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判令行为人直接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九条和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的立法本义。
【案号】一审：（2018）渝0104民初2534号；二审：（2019）渝05民终3880号
【裁判摘要】案涉在建建筑物移转协议系恶意串通损害能信公司合法权益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由于兴兆海公司与元尚元公司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应当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更符合法律正义。又因元尚元公司与兴兆海公司行为产生了如下结果：元尚元公司取得了原属于兴兆海公司的在建建筑物并同时获得了其他利益；案涉在建建筑物返还不能和估价不能；兴兆海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能信公司债权从兴兆海公司处无实现的可能。因此，只有判令元尚元公司对能信公司承担直接赔偿责任，才能有效保护能信公司的合法权益和惩治兴兆海公司与元尚元公司的恶意行为。
摘要2：【法条链接】《合同法》第五十九条【恶意串通获取财产的返还】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鄂民申1489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鄂民申1489号
【裁判摘要１】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章某起诉的身份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章某既是全家福公司的股东，也是该公司监事。章某已于2015年4月13日以全家福公司股东身份向该公司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了（2015）鄂西陵民初字第000681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现仍为生效判决。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有关重复诉讼的规定，章某在本案中仅能以监事身份起诉，否则构成重复诉讼，且章某在原审程序及再审审查程序中均明确陈述系以监事身份起诉。因本案中章某系以监事身份起诉，且其也只能以监事身份起诉，故其以股东身份要求享有股东知情权为由所提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关于章某能否以监事身份起诉要求检查公司财务的问题。章某以监事身份提起诉讼的法律依据为公司法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四条有关监事职权的规定。．．．．．．尽管公司监事可以行使公司法规定的上述职权，但该法仅在第五十三条第六项规定了诉权，即针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法律并未赋予监事以诉讼方式检查公司财务的权利。此外，作为公司监督机关的监事（会）与作为公司权力机关的股东（大）会，作为公司执行机关和代表机关的董事会（执行董事）共同构成公司治理的基本机构，监事（会）行使监督职权实际是维护公司利益的公司行为，即使赋予监事（会）相关诉权，也应由监事（会）以公司名义行使，而不应以监事（会）个体名义行使。因此，章某在本案中以个人名义起诉全家福公司没有法律依据，其相关再审事由不成立。
摘要2：【解读】监事无权以监事名义以诉讼方式行财务检查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再34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再343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是，叶某某以源泉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委托五丰公司收取7000万元预付款，究竟应当认定为源泉公司行为抑或叶某某个人行为，究竟应当由源泉公司抑或叶某某个人负担向银雪公司返还款项的义务。根据审理查明的情况，叶某某在进行涉案交易时是源泉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控股股东，叶某某以源泉公司名义订立合同并指示付款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属于代表源泉公司进行意思表示的行为。在叶某某担任源泉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持有公司70%股份的情况下，银雪公司有足够理由相信叶某某以源泉公司名义提出的退股和付款请求属于源泉公司意思表示。所以，在所谓退股协议不再履行的情况下，源泉公司依法负有返还银雪公司前述预付款项的义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涉案7000万元退股预付款汇至五丰公司账户后并未转回源泉公司账户，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该笔款项被实际用于清偿源泉公司债务，或用于源泉公司的其他经营活动。因此，本案应由原审法院重审并通过追加实际收款人参加诉讼的方式，进一步查明7000万元退股预付款被案外人收取或转移的相关事实。如经审理查明确有案外人无合法依据收取占用前述款项，可以判令其据实返还银雪公司。对于通过前述方式无法返还的部分，可以判令源泉公司承担向银雪公司返还的责任。审理过程中如果发现恶意转移或侵吞款项涉嫌犯罪的，可以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
摘要2：【解读】相对人有足够理由相信持有公司70%股份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属于公司意思表示。
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如何对限制高消费提异议?（附5个典型案例）
摘要1：【典型案例】
一、对被执行人公司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措施后，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
典型意义：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法院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在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法进行公司登记信息变更后，则不能再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对原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二、法院以异议人为被执行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由对其采取限制措施后，异议人主张其并非被执行人公司法定代表人，而是其身份信息被冒用成为被执行人公司法定代表人
典型意义：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法院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认定应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异议人主张工商登记信息有误，应通过其他法律途径予以纠正。
三、异议人认为法院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不当，径行提出执行异议
典型意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18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被纳入失信名单申请纠正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失信名单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程序和时限及时审查并作出处理决定。对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申请纠正的，参照失信名单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办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申请纠正的，执行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纠正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纠正；理由不成立的，决定驳回。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驳回决定不服的，可以自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决定。
四、法院认定异议人为被执行人公司实际控制人，据此对其采取限制措施后，异议人主张其并非被执行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典型意义：该案涉及到“实际控制人”认定的问题。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散见于《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且认定标准并不一致。而在执行程序中没有对“实际控制人”和“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的明确界定，导致实践中认定标准不统一。鉴于现执行工作方面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标准，执行实施和裁判部门可以参照《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进行认定。
五、法院以异议人为被执行人公司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为由对其采取限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477号建议的答复
摘要1：【摘要】
公司作为个体组织，其表示意思的方式必然要通过特定自然人的签字或盖章才能实现。盖章行为的本质在于表明行为人从事的是职务行为，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人盖章确认的合同，对公司具有约束力。因此，对于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不宜进行弱化，但可以进行裁判思路上的指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此进行了明确，即应当着重考察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来认定合同效力，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的人即便加盖的是假公章，也应认定其构成有权代表或者有权代理。
即将实施的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该条款是对原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进行了完善，使按手印与签字、盖章签订合同的方式并列，也成为法定的签订合同的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将指导好各级法院准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同时不断研究总结司法实践中公司行为认定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依法公正审理好案件。
摘要2：【解读】（１）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人盖章确认的合同，对公司具有约束力。（２）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的人即便加盖的是假公章，也应认定其构成有权代表或者有权代理。
盖章行为的法律意义
摘要1：盖章行为的法律意义（最高法院民二庭第18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律问题】法定代表人加盖伪造公章的合同是否有效？
【法官会议意见】在合同上加盖公司公章的法律意义在于，盖章之人所为的是职务行为，即其是代表或代理公司做出意思表示。但章有真假之分，人也有有权无权之别，不可简单根据加盖公章这一事实就认定公章显示的公司就是合同当事人，关键是要看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盖章之人为，法定代表人或有权代理人的，即便其未在合同上盖章甚至盖的是假章，只要其在合同书上的签字是真实的，或能够证明该假章是其自己加盖或同意他人加盖的，仍应作为公司行为，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反之，盖章之人加盖的是真公章，该合同仍然可能会因无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而最终归于无效。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