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2015修正）
摘要1：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二00四年三月十九日建设部令第126号发布 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 根据2015年5月4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4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的决定》修正）
摘要2：
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皖08行辖终1号
摘要1：【案号】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皖08行辖终1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安庆市国土资源局与安庆市迎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依法行使国家土地行政管理职权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系行政协议，双方在行政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为无效条款正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74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744号
【裁判摘要】案外人虽已有一套期房但无证据证明其在该期房居住生活，不能认定案外人名下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基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2010年11月12日,丁××与鸿源先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丁××购买鸿源先科公司开发的鸿源生态新城Ａ幢05层13号商品房,面积为101.39平方米,总价款444899元。鸿源先科公司分别于2014年2月28日、2014年11月1日分别开具《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载明收到丁××交付的Ａ栋513号购房款224899元、220000元。2014年7月30日,丁××就案涉商品房向税务机关缴纳契税13346.97元。北海鸿源生态新城物业管理处于2017年7月1日出具《证明》,载明“鸿源生态城业主丁××于2012年6月入住本小区Ａ栋513号”。案涉房屋首次被查封期间届满后未续封，该次查封效力灭失，2011年11月3日案涉房屋再次被查封。经北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从2016年8月8日至2017年8月25日止,丁××除金海岸大道66号大都金沙湾6幢2单元1501号(预售许可证:北建房预字第2××6号)(此套为期房)外,没有其他不动产登记记录。虽然丁××名下登记了一套房屋,但该房屋为期房,并无证据证明当时丁××在该房居住生活,故不能因此认定丁××名下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其购买案涉商品房显然系为改善其居住环境,可以理解为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由此，结合丁××提交的物业费收缴登记表等证据材料，基本可以认定丁××作为购房消费者针对案涉房屋提出的执行异议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不论工行云南路支行是否对案涉房屋享有抵押权，丁××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均可以对抗案涉执行，一、二审判决未支持工行云南路支行继续执行案涉房屋的诉求，并无明显不当，工行云南路支行的该项申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67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679号
【裁判摘要１】承受行政协议权利义务的第三方可以替代原行政协议相对人成为适格诉讼主体——关于讯驰公司是否具有本案行政诉讼主体资格问题。虽然涉案《合同书》是以正泰公司与市政府之间签订的，但双方《合同书》第二条第1项明确约定，双方对于长安路建设问题由正泰公司在安丘市注册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长安路两侧沿街商铺和住宅开发。后正泰公司成立了讯驰公司并负责安丘市长安路的建设等，且根据原审中讯驰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长安路的建设等均是以讯驰公司的名义进行拆迁、建设，包括各项费用的支付均是讯驰公司行为，正泰公司亦认可长安路的建设由讯驰公司负责并将其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转让给讯驰公司，讯驰公司实际代替正泰公司履行与市政府之间签订的《合同书》约定的内容，在无其他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讯驰公司作为实际施工人以及利害关系人，具有本案的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上诉人市政府上诉所称讯驰公司不具有本案行政诉讼主体资格的理由，不应予以支持。．．．．．．本院认为，正泰公司与市政府签订的《合同书》约定由正泰公司注册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正泰公司的合同约定的承建内容，后正泰公司成立讯驰公司，由讯驰公司负责完成了正泰公司合同中约定的内容，且根据原审法院对正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的调查，正泰公司明确表示讯驰公司承继正泰公司《合同书》中的权利义务，正泰公司不再享有《合同书》约定的权益和履行义务。根据以上事实可以证实，讯驰公司是本案的责任主体，无需追加正泰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因此市政府关于原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市政府主张讯驰公司不具备施工资质，《合同书》无效的问题。双方签订的《合同书》中约定了由讯驰公司负责长安路的道路建设以及房地产开发建设。讯驰公司在实际履行道路施工合同中，仅是作为缔约方对合同的约定内容全面履行，对于长安路的道路具体施工并非由讯驰公司承担，而是另行由其他施工单位具体施工，现长安路已施工完毕并交付使用，且本案道路施工并非是以兑价的方式支付工程款项，而是以减免、返还税款的方式进行结算，即使讯驰公司不具备道路施工资质，亦是对工程价款取费标准产生影响，而对于合同中关于减免、返还税款的约定不产生约束力，因此，市政府认为讯驰公司不具备道路施工资质整个合同无效的陈述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鲁行终495号
【解读１】行政协议无效的审查，应当优先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也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脱离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属性，单纯援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合同无效事由条款否认行政协议的效力，既阻碍行政协议功能发挥，有悖于协议设立之初的目的实现，又不利于保护行政协议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解读２】行政协议部分条款无效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整体无效。
【解读３】行政协议中有关税款减免、返还约定效力及履行——相对人要求行政机关依约履行行政协议中减免税款、返还费用的诉讼请求，行政协议中减免税款、返还费用的条款合法有效，可以判令行政机关继续履行协议或者返还相关费用。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湘01民辖终186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湘01民辖终186号
【裁判摘要】以房抵债协议系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是买卖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方式，不适用专属管辖规定——根据原审原告即被上诉人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和相关证据，原审被告江苏南通二建集团东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越建设公司)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多份购买工程车辆的《产品买卖合同》，并就其中部分合同的货款支付与上诉人一起达成了《三方抵房协议》。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将涉案合同的债权转让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又与东越建设公司及案外人辽阳浩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抵房协议》，定以房产抵偿债务。因抵债房产一直未能办理产权，被上诉人遂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东越建设公司支付货款并要求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本案是因《产品买卖合同》的货款支付问题而发生的纠纷，虽然当事人签订了以房抵债的协议，但以房抵债只是买卖合同债务的履行方式，债权人依据以房抵债协议主张的权利系债权而非物权，故本案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不能适用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的规定。东越建设公司系《产品买卖合同》的债务人，其与被上诉人以及案外人辽阳浩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抵房协议》中约定:抵房协议是《产品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不可分割。双方如发纠纷，按《产品买卖合同》约定的纠纷解决办法处理。因涉案的几份《产品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为“各自可向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是“向出卖人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合同中的出卖人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的住所地位于原审法院辖区内，故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云民终645号
摘要1：【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云民终645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对反诉不予受理裁定进行上诉一案。上诉人在上诉中提出：上诉人主张的房款支付和被上诉人起诉的民间借贷系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是同一支付行为，双方的诉讼请求具有明确的牵连性。因此，应当合并审理。经本院审查，上诉人在一审反诉提出的诉讼请求主要是针对被上诉人支付房款的纠纷，而被上诉人本诉的诉讼请求是针对上诉人的民间借贷纠纷，两者确实是不同的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也不具有因果关系。因此，上诉人的反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一审法院裁定对上诉人的反诉不予受理是正确的，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云南恒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摘要2：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闽09行终110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闽09行终110号
【裁判摘要】收回土地的价格是基于双方协商“同意”，不同于国家建设征收、收回的情形，不适用免征土地增值税的情形——关于本案是否属于免征土地增值税的情形。本院认为，《土增税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征土地增值税：（一）纳税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的；（二）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收、收回的房地产。”《土增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条例第八条（二）项所称的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用、收回的房地产，是指因城市实施规划、国家建设的需要而被政府批准征用的房产或收回的土地使用权。因城市实施规划、国家建设的需要而搬迁，由纳税人自行转让原房地产的，比照本规定免征土地增值税。符合上述免税规定的单位和个人，须向房地产所在地税务机关提出免税申请，经税务机关审核后，免予征收土地增值税。”本案上诉人主张其符合上述《土增税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二）项规定的免征情形。但该免征土地增值税适用于“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收、收回的房地产”，且按照国家有关征收的法律规定，国家建设需要征收或收回的土地价格系由征收机关按照法律规定确定补偿安置方案予以确定，该征收价格一般不因被征收人的意志转变。而涉案宗地系因闲置，原福安市国土资源局于2017年12月4日作出《闲置土地认定书》，认定因政府原因导致上述地块闲置。2018年1月19日，福安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与大运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合同》，约定大运公司同意将上述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由福安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按8409.11666万元的价格收储，该收回土地的价格是基于双方协商“同意”，不同于国家建设征收、收回的情形。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土地收回，可以适用上述免征的情形。上诉人对此所提上诉无理，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遗漏审查复议申请事项及其法律后果问题。《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十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全面审查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证据、法律程序、法律依据和设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的合法性、适当性。”本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行政复议时要求撤销城南分局所作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并要求“免征土地增值税，或者确认申请人应缴土地增值税为0元”。上诉人在主张其土地增值税额问题中，明确提出城南分局遗漏扣除金额2089.926465万元，包括：房地产开发费用8473296.23元、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65968.42元、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金额加计20%扣除金额1236万元（6180万元×20%），还进一步明确主张其系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应适用《土增税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第（六）项加计20%扣除。而被上诉人所作行政复议未就上诉人是否可以按“房地产纳税人”适用《土增税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第（六）项加计20%扣除进行认定，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存在程序违法。该程序违法必然造成上述有关税额是否可以加计扣除处于不确定性。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因此，若原税务机关根据被上诉人所作的行政复议决定重新作出税务处理，上诉人需先缴纳税款始得行使行政复议权。也即被上诉人该点程序违法直接对上诉人产生实际影响，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四条所规定的及时、便民原则。......综上，被上诉人作为城南分局所属的税务局，依法具有行政复议的职权。虽然被上诉人所作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原税务处理机关的结论，并责令重新作出税务处理；但被上诉人行政复议违反法定程序，未就上诉人申请的税务处理事项进行全面审查，且该程序违法对上诉人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本案行政复议决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复议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7)最高法民申110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7)最高法民申1109号
【裁判摘要】经营性房屋是否符合房屋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的保护条件？——关于王××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问题。王××一审时主张，其与国泰分公司于2012年9月19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永吉县口前镇阳光丽景小区4号楼5、6、7、8号网点，并一次性交付了全部购房款。王会杰二审及申请再审时主张本案表面上是“购房”实为工程款优先权实现后的房屋再交易，应优先于常春的普通债权，国泰分公司只开购房收据不经手购房款，购房款由姳源公司直接交付给施工单位吉林尉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的规定，王××并不属于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建设工程的承包人，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的规定，王××并未实际支付合同价款给被执行人国泰分公司，而是支付给施工单位吉林尉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亦未实际占有该四套案涉房屋，且四套案涉房屋均为网点，即为经营性用房，不属于用于居住的房屋。因此，王××主张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证据明显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黑0302行初43号
摘要1：【案号】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黑0302行初43号
【裁判摘要】税务机关未经责令限期缴纳即采取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应予撤销——2013年6月29日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执行措施：（一）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第二款规定：“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前款所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未缴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对于纳税人采取扣缴税款行政强制行为的，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是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解缴税款，二是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而被告鸡西市鸡冠区地方税务局未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其对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采取被诉扣缴税款及滞纳金的行政强制行为具备上述法定条件。故该行政强制行为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认定为违法行政行为。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25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254号
【裁判摘要】隐名股东能否实际享有被代持涉股权具有不确定性，被代持股权不能认定为隐名股东的财产予以执行——本案中，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另案仲裁调解书冻结登记在重庆德杰公司名下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权，重庆德杰公司作为案外人提出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已举证证明其系案涉股权的合法持有人。饶×认为，案涉股权系由陈××出资，重庆德杰公司是根据《委托投资并持股协议》和《协议书》的约定代持上述股权。但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陈××要分配普天德杰同德公司的利润，需要解除重庆德杰公司为陈××及其关联公司债务提供的担保。上述协议还约定，如果重庆德杰公司为陈××承担债务，则重庆德杰公司可以用其为陈××代持的股份予以抵偿。因此，陈××能否实际享有案涉股权具有不确定性。案涉股权不能认定为陈××的财产予以执行。
摘要2：【注解】实际出资人对实际出资股权享有利益具有不确定性时，该股权不能认定为实际出资人的财产予以执行。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豫08行终246号
摘要1：【案号】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豫08行终246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结合时代雅居商铺销售明细表、新发展公司与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政府就同期同一地段商铺交易的市场价格等证据，能够证实新发展公司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方式，将4084.28平方米商铺交付东王褚村委会所取得的收入是44283480元，并且新发展公司在2014年度申报企业所得税时，将44283480元计入了开发成本，但是，新发展公司并未将44283480元的销售收入进行纳税申报，其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偷税。
【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豫行申936号
《焦作市新发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国家税务总局焦作市税务局稽查局、国家税务总局焦作市税务局税务行政管理(税务)一审行政判决书》【案号】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豫0811行初66号
【摘要】依据先前其与东王褚村委会签订的征地协议等，原告新发展公司已经交付涉案的4084.82平方米的商铺补偿征地款，该村委会接受并投入使用，上述换取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国税发〔2009〕31号）第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等规定的以非货币形式取得的收入的特征，依法应视同销售，应当以公允价值即市场价格确定价值，被告焦税稽查局作为主管税务机关，参照当地同类开发产品市场公允价值确定上述收入，符合法定确定收入的方法和顺序。该局结合时代雅居商铺销售明细表、同期同一地段商铺交易的市场价格等在案证据，确定上述涉案的4084.82平方米的商铺所取得的收入为44，283，480元事实清楚，且与原告新发展公司在2014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按照市场价44，283，480元所计入了开发成本数额相符。．．．．．．《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摘要2：（续）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本案中原告新发展公司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方式，将4084.82平方米的商铺交付东王褚村委会取得的收入为44，283，480元，且该公司在2004年度申报企业所得税时已经将44，283，480元计入了开发成本，但并未将该44，283，480元销售收入进行纳税申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构成偷税。
【解读】（１）东王褚村未提供土地使用权——东王褚村提供的土地是集体土地不能用于商品房开发，合作建房协议书由东王褚村提供土地使用权条款无效，后由市政府出面将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并向东王褚村支付征地补偿款，然后由新发展公司补交土地出让金，再签订国有土地出让合同；（２）新发展公司与东王褚村应当是商品房销售法律关系，房款是东王褚村应当取得的征地补偿款；（３）新发展公司构成偷税——新发展公司将商铺市场价确认拆迁补偿费计入开发成本并分摊，而未将东王褚村的销售收入计入收入总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属于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构成偷税。
【笔记】企业非货币资产交换是否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
摘要1：解读：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应当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摘要2：【注解】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征地补偿款纳入开发成本同时将房屋抵债征地补偿款，属于非货币资产交换，应视同销售，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笔记】同一开发项目普通住宅与非普通住宅能否合并计算缴纳土地增值税？
摘要1：解读：同一开发项目同时包含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的，应当分别计算增值额。
摘要2：【注解】《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１条第２款规定：“开发项目中同时包含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的，应分别计算增值额。”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苏行终字第00508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苏行终字第00508号
【裁判摘要】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１）凡能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允许据实扣除，但最高不能超过按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２）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房地产开发费用在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与“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之和的10％以内计算扣除。——上诉人大山公司2009年至2013年支付泗洪宏源公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利息2608617元，支付苏中实业有限公司利息36905500元，两项合计39514117元，系向非金融机构借款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三）项：“开发土地和新建房及配套设施的费用（以下简称房地产开发费用），是指与房地产开发项目有关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凡能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允许据实扣除，但最高不能超过按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按本条（一）、（二）项规定计算的金额之和的5％以内计算扣除。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房地产开发费用按本条（一）、（二）项规定计算的金额之和的10％以内计算扣除。”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清算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220号）及《江苏地税1号公告》的规定：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凡能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允许据实扣除，但最高不能超过按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在按照“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与“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之和的5%计算扣除；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房地产开发费用在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与“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之和的10%计算扣除。被上诉人宿迁地税稽查局在被诉的税务处理决定中将房地产开发费用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与“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之和的10%计算扣除，符合上述法律规范的规定。这种计算扣除，并非上诉人所说的“调减”。
摘要2：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沪03行终515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沪03行终515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由于天健公司的评估费、拍卖佣金、房屋装修费、维护费、上海湘维化纤经营部购房时缴纳的印花税及固定资产投资调节税并非《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若干问题通知》、《具体问题通知》所列可予扣除的项目，上海湘维化纤经营部主张依据的《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个人住房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作为非房地产开发企业转让旧房时计算土地增值额扣除项目的依据，故普陀地税十三所未将天健公司的评估费、拍卖佣金、房屋装修费、维护费、上海湘维化纤经营部购房时缴纳的印花税及固定资产投资调节税计算在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内，亦无不当。
摘要2：【注解】（１）天健公司的评估费、拍卖佣金：评估费不是因计算纳税的需要所发生而是为了拍卖需要发生，评估费不可以扣除；拍卖费也不能扣除。（２）房屋装修费、维护费：扣除无依据；（３）购房时缴纳的印花税及固定资产投资调节税：依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７条规定，计算增值税时可以扣除的税金是指在转让房地产时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是指转让房地产时缴纳的印花税，购房时发生的印花税不能扣除），而不包括固定资产调节税。
【笔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发包人能否提起反诉要求承包人交付建筑税务发票及工程验收内业资料？
摘要1：解读：承包人起诉发包人支付工程款，发包人可以提起反诉要求承包人交付建筑税务发票及工程验收内业资料。
摘要2：【注解１】发包方可以诉请承包人交付完整的施工技术资料及配合验收。——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54号《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榆林市凯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注解２】竣工验收是工程质量管理的重要环节且受国家相关行政职能部门的监督。施工单位是否在竣工验收报告上盖章确认，涉及双方共同的权利义务，并涉及行政行为，应当受到国家行政职能部门的监督，故发包方请求承包方在竣工验收报告上盖章，不具有民事争议的可执行性。——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终65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43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435号
【裁判摘要】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规定——本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房地产开发经营权不属于不动产物权，因房地产开发经营权引起的纠纷不属于不动产物权纠纷，亦不属于应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的案件类型，故本案不适用专属管辖。凯旋公司主张本案系不动产纠纷，应适用专属管辖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且不动产专属管辖也仅解决案件的地域管辖，案件的级别管辖仍应根据案件的诉讼标的额予以确定。本案系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属于合同纠纷项下四级案由，应由合同履行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61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614号
【裁判摘要】司法解释具有溯及力，只是其溯及力受到被解释法律的时间效力范围限制——司法解释是对法律的释明，虽在被解释法律实施后制定，但应视为被解释法律的一部分，其在生效之日就应适用于审判实践，故其具有溯及力，只是其溯及力应当受到被解释法律的时间效力范围的限制。民间借贷解释第三十三条也规定，本规定公布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故二审法院适用民间借贷解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肖某某、赣州纵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赣民终101号
【摘要１】民间借贷可以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对双方往来资金进行结算——纵横公司、肖××与王×一致同意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按月息3分、先利后本原则对双方往来的资金进行结算。一审法院委托赣州中诚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借款及还款按照“先利后本、月息3分”的原则进行了财务司法鉴定。赣州中诚会计师事务所于2017年2月17日出具了《司法技术鉴定书》……
【摘要２】本案肖××、纵横公司行使的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故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原审判决适用该规定第六条，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2015年9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借款人归还的超过月利率3%的利息可以请求返还，此前并无法律或司法解释对此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虽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作出了规定，但并未规定已经超额支付的利息依法有权请求返还。故肖××、纵横公司直至2015年9月1日才知道或应当知道王×对其存在应当返还的不当得利的事实，其诉讼时效的行使期间应从2015年9月1日开始计算，其于2016年2月29日提起诉讼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摘要2：【摘要３】基于民间借贷关系而提出返还借款和不当得利不同诉讼请求，诉争法律关系的实质为民间借贷纠纷，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案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法[2011]42号）的规定，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本案中肖××、纵横公司在本诉中诉请王×返还其多支付的利息，从肖××、纵横公司的诉讼请求来看，本诉中双方诉争的法律关系在形式上体现为不当得利纠纷，但不当得利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基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纠纷。王×提起反诉诉请肖声富、纵横公司向其归还尚欠的借款，反诉中双方之间诉争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中双方均是基于2008年至2014年期间发生的民间借贷关系产生的纠纷而提出不同的诉讼请求。因此，本案双方诉争法律关系的实质为民间借贷纠纷，一审判决对本案定性正确，对王×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湘12民终1264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湘12民终1264号
【裁判摘要】主合同与抵押合同同时签订虽然抵押登记在合同签订１年后，但债务人是为发生的“新债务”提供担保，借款意思表示与担保意思表示同时发生并非是对没有担保的既存债务提供担保，取得借款属增加财产行为，提供担保与增加财产之间具有对价利益，并未减少债务人被假设已丧失清偿能力当时所拥有的责任财产，不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不属于破产撤销权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情形，是指债务人对本无担保的债务事后提供担保，即破产案件受理前一年内债务人对没有设定财产担保的债务，为让个别债权人得到更充分清偿保障的偏向性考虑，为债权人提供了财产担保。该行为外观表现为债权债务形成与提供担保两个意思表示在时间上分离，结果导致债务人破产责任财产减少，降低了清偿率，造成其他债权人利益受损。本案中，2013年1月19日，怀化市坤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刘××签订借款及抵押合同，抵押登记在2014年1月7日完成。一审法院于2014年1月9日裁定受理债务人怀化市坤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虽然债权债务形成及担保行为均发生在可撤销期间，但债务人怀化市坤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为发生的“新债务”提供担保，借款意思表示与担保意思表示同时发生并非是对没有担保的既存债务提供担保。同时，取得借款属增加财产行为，提供担保与增加财产之间具有对价利益，并未减少债务人被假设已丧失清偿能力当时所拥有的责任财产，不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此外，办理抵押登记属担保合同义务履行问题，通常提供担保与担保物权成立的时间并不相同，以担保物权成立时间作为判断“提供财产担保”的依据，本质上默许债务人在破产之前享有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缺乏法律依据，亦违反企业破产法设置撤销权的立法本意。因此，本案所涉提供担保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可行使撤销权的范围。刘志雄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川0503民初509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川0503民初509号
【裁判摘要】取回权，是指对破产管理人占有的实体上并不属于破产人的财产，财产的权利人有权不依破产程序而直接取回其财产。取回权纠纷是取回权人行使取回权时与破产管理人对标的物的物权归属发生争议时产生的纠纷，从取回权的特征上看，其主要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1）取回权是针对特定物的返还请求权。（2）取回权是以物权为基础的请求权。（3）取回权是在破产清算程序中行使的特别的请求权，并以破产管理人为其义务人。（4）取回权标的物在被取回之前视为破产财产，由破产管理人管理支配。本案中，原告范小红主张在永乐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原告能够向破产管理人行使取回权，即主张对涉案的四宗土地及相应的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的全部财产权利归原告享有的诉讼请求，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原告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的四宗土地及相应的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均系由其个人全额投资；二、按照《物权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破产法》若干问题解释的相关规定，涉案的四宗土地及相应的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依法不应认定为破产申请人永乐公司的财产。针对第一个问题，．．．．．．因此，仅从举证责任方面而言，原告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涉案的四宗土地和三个项目系由其全部投资。针对第二个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破产法》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二）第三条中有关“债务人已依法设定担保物权的特定财产，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债务人财产”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七条有关“企业破产前受让他人财产并依法取得所有权或者土地使用权的，即使未支付或者未完全支付对价，该财产仍属于破产财产”的规定，本案已经登记在永乐公司名下，包括已经设置抵押担保的涉案土地均应认定为永乐公司的财产，以永乐公司名义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也应依法认定为债务人永乐公司的财产。综上，原告范××起诉主张涉案的四宗土地及相应的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的全部财产权利归其享有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诉讼主张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辽民申8678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辽民申8678号
【裁判摘要】中朋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有权行使别除权，实质为请求确认其基于担保物权享有优先受偿权。经查，二审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05)民(3)合初字438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对案涉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中朋公司通过受让取得债权也取得了相应权利，二审法院执行中亦裁定变更中朋公司为申请执行人，中朋公司在本案中请求确认对案涉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构成重复诉讼，原二审裁定的认定并无不当。关于中朋公司别除权的行使问题。本案中三利公司破产清算债权审核尚未结束，破产管理人未对中朋公司发出债权审核确认通知书，尚未明确否定中朋公司主张的优先受偿权，破产管理人与中朋公司关于中朋公司的优先受偿权尚未形成实质争议，中朋公司行使别除权缺乏前提条件，本案二审裁定驳回中朋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中朋瑞生（沈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辽宁三利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别除权纠纷民事二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辽01民终13120号
【摘要】对于中朋公司是否有权直接且立即行使优先受偿权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院注意到中朋公司的债权确认等程序尚未完毕，如优先债权数额等事实也有争议，故中朋公司的权利应当在破产法框架内行使，本案不宜实体处理。（二审裁定驳回起诉）
【解读】中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原告对被告抵押给原告的位于沈阳市和平区砂山街玉屏路的[和平国用(2000)字第102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中16600.29平方米土地财产(以下简称“抵押财产”)有权行使别除权就抵押财产提出拍卖变卖申请(原告申报的优先债权数额为人民币123,597,859.11元),排除破产管理人及破产庭设置的行权障碍。庭审中，原告增加一项诉讼请求为[和平国用（2000）字第1023号]土地使用权中抵押给原告的29套住宅在建工程行使别除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民终116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民终116号
【裁判摘要１】以房抵债而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人系以借款本息抵顶购房款项，应视为其已经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合同义务，破产管理人不能行使合同解除权——关于广信公司管理人是否有权解除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问题，即该合同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由此可见，徐××作为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的买方，其主要合同义务是支付购房价款，徐××以借款本息抵顶购房款项，应视为其已经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合同义务。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不属于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管理人不应据此行使合同解除权。
【裁判摘要２】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应当继续履行的问题。1.徐××就涉案房产不享有商品房购房消费者的优先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该规定对交付购买商品房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的消费者予以优先保护是基于生存利益大于经营利益的社会政策原则，为保护消费者的居住权而设置的特殊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进一步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本案中，徐××基于广信公司的以房抵债行为而形成购房事实，其购房目的在于实现债权，并非为生活、居住需要，结合徐××的资金出借人身份，可以认定徐××并不属于上述规定所保护的商品房消费者。徐××和广信公司之间签订的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虽然合法有效，但是徐××并未据此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或者优于其他债权人的优先权利。2.徐××的诉讼请求属于个别清偿请求，有违破产程序的相关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
摘要2：（续）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而公平清理破产企业的债权债务系破产程序的基本宗旨。本案中，广信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徐××起诉请求交付涉案房产，系通过诉讼方式提出清偿债务的权利主张，属于对其进行个别清偿的诉讼请求，与前述破产程序的宗旨和相关规定均不符。综上，徐××未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或者优于其他债权人的优先权利，一审法院驳回其关于广信公司继续交付涉案房产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此外，关于徐××的权利救济问题。债务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实质上构成阻却普通债权人主张继续履行合同的法定事由，并且广信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之时，涉案房屋尚未竣工验收，也不符合实际交付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的规定，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虽然有效，但是属于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的合同，徐××作为债权人可以向广信公司管理人申报相应的债权，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实现权利。
【笔记】当事人起诉时能否提起备位诉讼？
摘要1：解读：（１）我国民事诉讼法尚未明确承认备位诉讼制度；（２）司法实践中出现过备位诉讼案件。
摘要2：【注解１】（１）备位诉讼仅限于相同当事人在同一诉讼中提出的两个以上具有先后满足顺序的诉讼请求的预备合并；（２）当事人不能针对不同当事人提起备位诉讼。
【注解２】预备合并之诉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016号《宜春市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袁某某合伙协议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19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193号
【裁判摘要】挂靠借用资质无效并不导致内部合伙协议无效——首先，二审判决在认定权××、姜××、罗××之间合伙关系的基础上，适用《土地使用权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关于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规定认定合伙关系无效，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再次，个人合伙的内部关系与对外从事的交易行为应有区别，不能混同。《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作为合伙人内部的权利义务约定，对权××、姜××、罗××具有约束力，不存在无效的情形，故在合伙关系内部是合法有效的。至于他们从事房地产开发因借用施工资质而导致施工合同无效，并不影响合伙内部关系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根据该条规定，即使合伙人约定借用资质从事房地产开发，违反《土地使用权司法解释》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合伙人关于分配合伙财产的条款约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合伙协议也属于部分无效、部分有效的合同。合伙人也有权依据约定的分配比例，参与合伙积累财产的分配。
摘要2：【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川民再267号
【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川民终857号
【摘要】合伙组织借用资质开发房地产与出借资质公司之间不形成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和《项目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就开发案涉项目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两份协议载明的合同甲方虽是中科公司，但《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将中科公司所占50%份额明确约定为“公司参与人权××占20%、姜××占30%”，权××、罗××、中科公司二审中也均认可两份协议的实际签订主体是权××、姜××、罗××，系三人合伙挂靠中科公司开发案涉项目。即《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签订时，权××、姜××、罗××对借用中科公司资质合伙开发案涉项目系明知。因此，上述两份协议因合伙目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且上述协议签订后，权××、姜××、罗××也未成立具有房地产经营资质的企业来开发案涉项目，而是通过权××与中科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开发协议》的方式，挂靠中科公司开发经营案涉项目。中科公司仅出借资质、收取挂靠费，不参与案涉项目的实际开发建设经营，权××、姜××、罗××才是案涉项目的实际开发经营者。故中科公司作为企业资质出借者，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中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一方当事人。
【笔记】个人合伙组织借用资质开发房地产是否成立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
摘要1：解读：个人合伙组织借用资质开发房地产与出借资质公司之间不形成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
摘要2：【注解１】另外裁判观点认为：个人合伙组织挂靠房地产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是对房地产公司进行承包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的规定，认定合伙承包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协议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参考案例：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苏商终字第0157号《殷某某与殷某合伙协议纠纷上诉案》
【注解２】关于个人合伙约定借用企业房地产资质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合伙协议是否无效？——存在合伙协议有效和无效两种不同的裁判观点。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湘民再22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湘民再22号
【裁判摘要】挂靠关系不成立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的一方必须是房地产开发企业，本案城建公司没有对涉案项目进行投资和开发，而是与刘××形成挂靠关系，不属于涉案项目的开发者，不符合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的特点。刘××以城建公司名义，在拍得涉案土地的前后，与向××、刘××等人对涉案项目的开发进行投资、管理，现向××、刘××等人的诉讼请求是对涉案项目的利润分配，故本案应为合伙协议纠纷。一、二审判决将本案定性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45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455号
【裁判摘要】个人合伙约定借用企业房地产资质进行房地产开发合伙协议无效——关于原判决认定黄××与杨××签订的《投资协议书》无效是否正确问题｜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黄××、杨××借用荣欣公司的资质拍卖取得原安陆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护国校区的国有土地。为合伙投资开发该块土地，双方遂于2007年10月20日签订了一份《投资协议书》。从《投资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及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看，该协议系以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合同。因协议双方均为自然人，且双方投资设立的郧珠公司亦不具备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黄××、杨××在获得的土地上进行房地产开发，仍需挂靠荣欣公司进行。据此，原判决认定上述情形为个人借用企业房地产资质进行房地产开发、《投资协议书》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
上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宝山区杨行镇××村村民委员会借款合同纠纷案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2年第5期（总第309期）第36-39页】
【裁判摘要】农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资产属于村民集体所有，该企业被征收后的补偿款亦属于村民集体所有。未经村民会议授权，村民委员会擅自对外签章承诺将该村集体企业的部分财产份额或企业被征收后的部分补偿款份额转让给他人的，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该承诺或约定应属无效。
摘要2：【摘要】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确认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成立有效，并在询问双方当事人意见之后，将本案所涉借款纠纷一并予以处理，所作论述并无不妥，一审法院据此判决被上诉人北宗村村委会支付借款本金与逾期利息，亦予维持。
【解读】故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杨泰钢厂土地征收地面资产补偿款的40％，共计5 374 314．80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01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016号
【裁判摘要１】预备合并之诉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关于袁××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经查，袁××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确认袁××为利达公司的股东，确认袁××持有利达公司18%的股份，并责令利达公司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袁××股东身份及持股比例的登记工作；2.若上述诉请不能得到支持，则请求判令利达公司支付拖欠袁××的股权转让款1013.39万元、利息719.51万元，合计1732.9万元，并请求责令利达公司向袁××支付该1732.9万元的相应利息。据此可见，袁××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不能获得法院支持情况下的预备性诉讼请求，在诉讼法学理论上称之为预备合并之诉，并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在审理认为袁××第一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的情况下对第二项诉讼请求予以审理并作出裁判，符合诉讼便利和经济的原则，也有利于法院对当事人争议裁判的协调统一，并无不当。利达公司认为本案应当驳回袁××诉讼请求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其他合伙未明确表示反对可推定其他合伙人同意合伙人转让合伙份额——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协议书》的法律性质及效力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袁××与晏××、廖××、王××、白×、熊××等人系共同借用利达公司的资质，以个人合伙形式共同投资馨园小区及禅博园项目的房地产开发，因此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协议书》转让的实为其在该项目中的合伙份额。尽管袁××转让合伙份额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协议书》未经全体合伙人签名，但是自2013年、2014年签订协议至今，并无证据表明签订案涉协议之外的其他两名合伙人对袁××转让合伙份额提出异议，且利达公司亦已经依照协议约定实际履行了大部分的付款义务，现利达公司以袁××转让合伙份额未经过其他合伙人同意为由主张案涉协议无效，缺乏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9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96号
【裁判摘要】房地产开发资质借用关系(房地产开发挂靠关系)中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房地产挂靠人不能排除强制执行——和平家电公司作为借用房地产开发资质的案外人，不具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案涉房地产虽形式上登记于天府房地产名下，但实际由和平家电公司开发建设并占有经营。纵览本案一审、二审全过程，本案各方当事人以及一审、二审法院对此项事实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和平家电公司也正是基于此而主张排除执行。本院认为，即使和平家电公司对案涉房地产享有实际权利，该公司仍不能据此排除强制执行。理由有二：（一）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对房地产开发具有明确准入许可限制，故借用房地产开发资质的案外人不应当在异议之诉案件中得到特殊保护。对于借用房地产开发资质问题，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虽未明确规定借用资质合同无效。但探究城市房地产开发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国家对于借用房地产开发资质，明显采取禁止、限制至少是不鼓励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具备名称、组织机构、固定经营场所、注册资本、足够的专业技术人员等条件。《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具备1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4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技术人员、2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第九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核定的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第三十四条规定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超越资质等级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由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基于上述规定，可以认为，房地产开发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公共安全，故国家将房地产开发作为特种行业，实行市场准入许可限制。借用房地产开发资质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相关规定，与房地产行业行政管理基本政策相悖。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中，作为借用房地产开发资质的案外人，即使对房地产具有实际权利，仍不应当得到司法的特殊保护，不能据此对抗申请执行人，也即不具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 （二）案涉房产长期未变更登记系由案外人自身原因导致，其本身存在过错，应当自行承担相应法律风险。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中，对于该类未及时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又主张其具有实际权利的案外人能否排除执行问题，“非因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应当作为审理要件之一。
摘要2：（续）本案一审、二审及再审审查期间，和平家电公司均自认未将案涉房产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原因是为了避免交易费用，可见案涉房产未办理过户登记系和平家电公司自身原因导致。该公司消极不行使变更登记权利，其本身存在过错，应当自行承担相应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