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名股东转让股权，显名股东未提异议，转让有效——受让第三人明知隐名股东身份情形，对隐名股东转让股权行为，只要显名股东未提异议，该转让应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1：【实务要点】受让第三人明知隐名股东身份情形，对隐名股东转让其股权行为，只要显名股东未提异议，该转让应发生法律效力。【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18号《隐名股东资格以及隐名股东转让股权的效力认定》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的通知
摘要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的通知（粤高法〔2017〕151号）
【目录】一、合同效力1．建设工程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范围如何确定;2.家庭室内装修和农村建房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3．施工许可证是否影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认定;4．发包人或承包人能否按照承揽合同的规定解除建设工程合同;5．一、二审对建设工程合同效力认定不一致，二审应如何处理
二、工程价款结算6．建设工程合同无效情形下工程价款应如何结算;7．中标合同未在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能否作为工程价款结算的依据;8．《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的按照竣工结算文件结算工程价款，审判实践中应如何具体适用;9．工程质量保证金的返还期限应如何认定;10.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超越其资质等级出具的鉴定意见如何处理;11.当事人约定以审核、审计结果作为工程款结算的条件无法成就时如何处理;12.建设工程委托代建合同能否依据委托合同的规定处理
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13.建设工程合同无效是否影响承包人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14.建设工程因承包人原因逾期完工的是否影响其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15.利息是否属于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范围;16.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起算时点应如何确定;17．承包人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方式应如何认定;18．承包人能否单独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四、工期19.建设工程开工日期应如何认定;20．承包人未依约提出工期顺延申请的能否视为放弃工期顺延权利
五、民事责任承担21．当事人在一审经释明未请求调整违约金标准，二审中又提出调整申请的，是否应予审查;22．实际施工入主张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欠付工程款连带责任的如何处理;23.挂靠人主张被挂靠人和发包人承担欠付工程款连带责任的如何处理;24．《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应如何具体适用;25．工程项目多次分包或转包的诉讼主体应如何确定;26．违法分包、转包或挂靠合同涉及的管理费、税费应如何处理;27.建设工程项目停工后承包人移交场地的时间应如何认定;28．发包人向实际施工人支付的工程款能否在与承包人结算工程时予以抵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7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75号
【裁判要旨】双方在招投标之前就工程先行磋商，签订协议，承包人对该工程的中标无效。
【裁判摘要】（１）“先定后招、明招暗定"中标无效；（２）施工过程中对工程进度款的结算协议不因合同无效而无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0121105补充合同》形成于经过备案的《20140602施工合同》之前，且后者条文中明确约定双方工程管理、结算以《20121105补充合同》为依据，而《20140602施工合同》系经过招投标程序签订的施工合同。上述事实表明，中广发公司与杭建工公司之间存在“先定后招、明招暗定"的行为，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三条“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之规定，损害了其他投标人的利益。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之规定，《20121105补充合同》及《20140602施工合同》均属无效。而《20140828补充协议》）、《20150321洽谈记录》及《20150416补充协议》均系双方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对施工进度、工程进度款支付、已完工程量确认、资金占用费以及违约金等事项做出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对于上述五份协议的效力认定适用法律有瑕疵，但对上述五份合同的效力认定正确，应予维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20号
摘要1：——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结算协议应当作为建设工程价款的认定依据
【裁判观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庭外自行委托第三方对工程价款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经双方共同确认的，应视为双方对工程价款达成了结算协议，一方反悔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结算协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的，人民法院不应支持。
【裁判规则】工程进度款、工程结算款利息与垫资利息不同，不适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关于垫资利息计算标准的规定。
【摘要1】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利息，以及一审法院判令远通公司支付南通二建的利息均系欠付工程进度款、工程结算款利息，并非垫资利息，故远通公司提出的双方以年利率15%计算工程款利息的约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关于当事人约定的垫资利息计算标准不得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规定，一审法院按此约定判令远通公司支付利息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关于案涉工程款是否具备付款条件。远通公司关于案涉工程质量不合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以工程质量不合格为由，提出不应支付工程款的主张，自然亦不能成立。开具并交付工程款发票属于南通二建履行本案合同的附随义务，并非法定或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工程款支付条件，更不会导致远通公司无法依约支付工程款，故远通公司关于南通二建迟延交付远通公司8615.5万元工程款增值税发票，导致其无法支付工程款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由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工程款具备支付条件并判令远通公司支付工程款，并无不当。
【要旨】双方合意更改的工程竣工时间，可以作为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起算时间。
【摘要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四条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算。远通公司和南通二建在《连云港“东方海逸豪园”商谈备忘录》中约定将案涉工程竣工时间调整为2014年8月28日。南通二建于2014年6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行使期限。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十——当江苏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结算协议应当作为建设工程价款的认定依据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20号
【典型意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委托第三方出具结算审计报告，经双方共同确认的，应视为双方对工程价款达成了结算协议。此类结算审计报告不属于司法鉴定，不适用司法鉴定的程序规范。一方反悔，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结算协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仅以第三方资质不足、违反司法鉴定程序等为由主张该结算审计报告不能作为结算依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双方自行共同委托第三方审核，是双方意思自治的体现，在此基础上达成的结算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本案判决对当事人在诉讼中就工程价款结算达成协议的效力认定，具有明确的指导和示范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8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84号
【裁判要旨】原告未举证证明股东的财产与公司的财产发生混同，主张夫妻公司参照一人公司的相关法律规定追究规定的连带清偿责任，法律依据不足。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结合原审查明的事实，力腾公司系李某和其妻子常某某出资设立，公司股东并非一人且均已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天虹公司亦无证据证明李某的财产与力腾公司的公司财产发生混同，天虹公司主张参照一人公司的相关法律规定追究李某的连带清偿责任，法律依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李某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裁判规则】原告起诉表示合同效力问题以一审判决认定为准，且表明即使合同无效，其诉讼请求数额也不变更，而仅将请求支付延迟付款违约金变更为请求赔偿损失，故一审未向其释明变更诉讼请求不构成程序违法。
【摘要】本院认为，天虹公司虽未请求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效力，但其请求力腾公司支付欠款本金及迟延付款违约金的基础为《总承包合同》有效。一审法院依职权审查合同效力时查明，涉案合同签订前未依法进行招标投标程序，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确与天虹公司主张的合同效力不一致。但经查，就《总承包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一审法院曾明确要求天虹公司于庭后提交书面意见，而天虹公司提供的书面回复意见，一方面承认涉案工程确实未履行招投标程序，一方面表示合同效力问题以一审判决认定为准，且表明即使《总承包合同》无效，其主张的诉讼请求具体数额也不变更，而仅将请求力腾公司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四倍支付延迟付款违约金变更为请求其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赔偿损失。据此，一审未予明确释明并未影响天虹公司诉讼请求，同时天虹公司亦知道合同效力的认定与其诉讼请求的关系，故天虹公司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岚民一初字第169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岚民一初字第169号
【裁判摘要】涉案楼基地所占土地性质系集体所有土地，且被告取得该楼基地系基于原宅基地及房屋重新规划、拆迁后的补偿利益，其性质等同于宅基地，......被告将该楼基地转让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原告，违反了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依法确认该转让协议无效，原告并不能取得涉案楼基地使用权。被告明知涉案楼基地依法不能买卖，仍转让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原告，而原告在未确认土地性质的情况下购买涉案楼基地，双方对于合同无效均有过错，但被告作为出卖人过错较大，且被告在涉案楼基地获得补偿安置之后反悔，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对纠纷的产生另有过错，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因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原告要求以补偿安置楼房的价值为依据计算损失，但是未在本院指定的时间申请房屋价值评估，本院依法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原告的损失。
摘要2：【案例来源】《“用公开促进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主题教育活动合同纠纷典型案例》，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案例，对于农村宅基地上房屋买卖合同效力认定具有指导和参考价值。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9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98号
【裁判要旨】公司董事与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董事、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该规定的意图在于避免公司董事、经理通过自我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因此设置了“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董事会同意”的条件，本案中虽然赵买卖没有举出证据证明符合该条件，但由于赵买卖与桦亮公司之间签署的合同并不损害桦亮公司的利益，因此，赵富宽与桦亮公司签订的《开封市商品房销售合同》并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认定有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21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215号
【裁判摘要】开发区管委会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合同效力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出让方与受让方订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认定无效。本解释实施前，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出让方与受让方订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起诉前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追认的，可以认定合同有效。”本案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订立主体系常昆工业园管委会与常昆大酒店，在常熟国土局对合同未予追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认定该合同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2年）
摘要1：关于印发《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粤高法〔2012〕240号）
【目录】一、关于房地产纠纷案件（一）关于合同效力问题（二）关于善意取得问题（三）关于房屋买卖合同的履行问题（四）关于一房数卖的合同履行及违约责任问题（五）关于房地产调控政策问题（六）关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性质认定问题二、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一）关于民事责任主体问题（二）关于合同效力问题（三）关于建设工程质量问题（四）关于工程价款结算问题（五）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六）关于违约责任问题三、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和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一）关于合同效力问题（二）关于物业服务企业未依约履行合同的责任问题（三）关于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纠纷问题四、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一）关于归责原则和抗辩权问题（二）关于保险合同条款的效力认定问题（三）关于责任主体问题（四）关于车辆损失的认定问题（五）关于责任承担问题（六）关于交强险赔偿款的分配问题（七）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问题五、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一）关于案件受理问题（二）关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问题（三）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四）关于医疗产品责任纠纷、输血责任纠纷案件的责任承担问题六、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一）关于证据的认定问题（二）关于高利贷问题（三）关于利息问题七、关于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一）关于离婚案件中对没有产权证的农村房屋能否作出处理的问题（二）关于离婚案件中如何处理夫妻一方与案外人合伙投资的财产的问题（三）关于夫妻一方婚前个人出资购买的房屋，但登记在另一方名下，离婚时如何处理的问题（四）关于离婚案件中子女抚养费标准的确定问题（五）关于判决不准离婚案件中，判决主文如何表述的问题八、关于涉农纠纷案件（一）关于案件受理问题（二）关于诉讼主体问题（三）关于合同效力问题（四）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收回和分割问题（五）关于承包费的问题九、关于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件（一）关于程序问题（二）关于实体处理问题十、关于矿业权纠纷案件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节录）
摘要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节录)(粤高法〔2012〕240号 2012年6月26日)
摘要2：【目录】四、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一)关于归责原则和抗辩权问题(二)关于保险合同条款的效力认定问题(三)关于责任主体问题(四)关于车辆损失的认定问题(五)关于责任承担问题(六)关于交强险赔偿款的分配问题(七)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抗字第23号
摘要1：——合伙股份权利转让协议效力如何认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抗字第23号
【裁判要旨】矿山合伙企业合伙人之间合伙份额转让不需其他合伙人同意——合伙企业合伙人之间合伙份额的转让只需通知其他合伙人即可，而不需其他合伙人同意。
【裁判摘要】团结煤矿最初系由个人投资开办，工商登记中亦确认为普通合伙企业，现因王××主张参加管理团结煤矿未果引发本案纠纷，故原审认定本案为合伙纠纷，并无不当，应予确认。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王××买受原塘梅冲煤矿股东在团结煤矿所占的三分之一分红和管理权是否有效。对此，必然涉及《转体协议书》以及《协议书》的效力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2006年8月26日修订前）第二十一条规定：“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之间转让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本案相对于团结煤矿而言，不管是原新立山下煤矿的合伙人，还是原塘梅冲的合伙人，他们都属于团结煤矿内部的合伙人。他们之间合伙份额的转让，属于合伙人之间的转让，而不属于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合伙份额。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只须通知其他合伙人即可，而不须其他合伙人同意。王××与李××(又名李××１)、李××２等16人签订合伙人份额内部转让协议时，依法通知了渣林村委会。该内部财产份额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团结煤矿合伙人之间的约定，也未侵害渣林村委会的权利，应为有效，且已履行完毕，当然对团结煤矿全体合伙人发生法律拘束力。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6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67号
【裁判摘要】首先，为鼓励矿业权有序流转，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应依法确认矿业权的转让、承包、合作等多种流转方式的合法存在。其次，只有实质具备矿业权转让性质的承包合同，即构成“名为承包、实为转让”的，才可以适用矿业权转让须经审批。否则构成违规转让应认定为违法的相关规定，不应将矿业权承包一概认定违法而予以禁止。矿业权合作，亦非一概采取合作转让的方式，而是包括实体性合作和契约性合作两种模式，前者因需设立新的法人企业并将矿业权转移变更登记在新设立的法人企业名下，涉及矿业权转让的问题；后者仅需通过协议对合作各方权利义务进行安排，无需办理矿业权主体变更登记手续，不存在矿业权转让的问题。本案所涉《协议》即属于后者情形。再者，从法律位阶来看，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属部门规章，不属于合同法及其解释中可作为认定合同无效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从条文内容看，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宜，不属于合同法及其解释中可作为认定合同无效依据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不能根据上述规定得出矿业权承包合同或者合作合同一概无效的结论。最后，有关未经审批的矿业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目前存在有效说和未生效说两种意见。但合同性质的认定是判断合同效力的前提，如矿业权承包、合作未构成实质上的转让，则无从适用有关矿业权转让合同须经审批的限制性规定。基于上述考虑，案涉《协议》无论认定为合作合同还是认定为承包合同均为无效的裁判意见不当。依据本案已查明的《协议》约定内容及双方共享利润，未变更矿业权人，有关证照、印鉴、对外指定账号等均由祥兴煤矿持有管理等实际履行情况，并不具有采矿权转让意在转让采矿权对应的全部实体性权益，并变更采矿权人的身份的特征，《协议》在性质上应认定为契约性合作，应为合法有效。
摘要2：【解读１】依法成立的采矿权承包合同有效。
【解读２】矿业权合作包括实体性合作和契约性合作两种模式。实体性合作因需设立新的法人企业并将矿业权变更登记到新设立的法人企业名下，涉及矿业权转让问题，应当办理矿业权转让审批及主体变更登记手续；契约性合作仅需要通过协议对合作各方权利义务进行安排，不存在矿业权转让的问题，无需办理矿业权转让审批及主体变更登记手续。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甘民二终字第103号
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甘民二终字第103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实行许可证制度。勘查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勘查许可证，取得探矿权；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采矿许可证，取得采矿权”。宏瑞公司在仅取得了探矿权，并未取得采矿权的情况下将肃北县双山子铁矿的采矿点承包给罗光明开采，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确认为无效，原审法院对合同的效力认定正确，但将案由定为承包采矿权纠纷欠妥，应予纠正，本案的案由应当定为探矿权纠纷。关于宏瑞公司以协议中约定了回收矿石48元/吨的价格，故协议应属于劳务承包合同的上诉理由，该条款实质上是对宏瑞公司收购罗光明开采出的矿石及价格的约定，故宏瑞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简法｜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其非法目的行为是否必然无效？
摘要1：解答：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该合同属于虚假行为无效；其非法目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并非必然无效，如不存在合同无效之情形应属于有效。
摘要2：【问题】借款人骗取银行贷款，能否以”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解读１】
（１）第一种观点合同绝对无效：只要一方怀有＂非法目的”，即使另一方不知情合同也无效；
（２）第二种观点只有当事人对“非法目的”达成合意合同才无效，不能以借款人单方存在“非法目的”为由认定借款合同无效，而只能认定为可撤销合同。
（３）“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合同无效，需要合同双方当事人对“非法目的”达成“合意”（只有以非法的“合意”才能否定以真实意思“合意”为基础成立的合同的效力）；仅有一方存在“非法目的”，即使当事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的，也不能构成否定合同效力的理由。
【解读２】“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中的“目的”应当是合同双方共同的目的而非单独哪一方目的；如果仅仅是合同一方的目的而非双方的共同目的并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构成要件，在效力认定上也得不出合同无效的结论。
【注解】（１）原《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７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的情形，不再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事由；（２）民法典施行后，适用民法典裁判的案件“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一认定民事行为无效的事由不会再出现。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6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68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由一方代偿公司债务的，不论是代偿公司对第三人的债务，还是代偿公司对合同一方（一般是转让方）的债务，均可以认定为构成股权对价的一部分，该约定内容并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裁判摘要】从《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的内容分析，上述协议虽名为股权转让，但还就股权转让时易商公司对外债务的偿还等其它事项一并作出约定，各方的权利义务需在整个合同框架下加以确定。其中，1000万元系易商公司原股东吴某某、宋某某向新股东徐某某、张某转让各自名下股权的对价，1.9亿元系易商公司对安振的欠款，上述两部分款项共同构成协议约定的合同价款总额，徐某某、张某基于合同产生的付款责任以及净雅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均应涵盖上述合同价款总额2亿元。鉴于吴某某、宋某某主要依据案涉协议提起本案诉讼，净雅公司关于上述款项法律性质不同而不能一案审理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案涉协议的效力认定。结合前述分析，徐某某、张某支付1.9亿元是基于合同约定的代偿公司债务行为，是其受让吴某某、宋某某股权对价的一部分，上述内容并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净雅公司主张因吴某某、宋某某通过该协议规避税收从而导致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再次，还款主体的具体认定。因各方已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徐某某、张某的付款义务，且易商公司的债务人身份并未灭失，此时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协议签订后徐某某、张某、易商公司均成为1.9亿元债务的还款主体，并无不当。最后，各方当事人是否主体适格。本案当事人中，除易商公司外，其余主体均为案涉协议的签订主体，均受合同约束。吴某某、宋某某基于该协议提起诉讼，并不存在吴某某、宋某某作为共同原告和徐某某、张某作为共同被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安振作为合同主体之一，以第三人身份加入诉讼亦无不妥，其加入诉讼的方式也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程序性规定；净雅公司与此有关的上诉理由均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962号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二中民终字第05702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二中民终字第05702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合作协议书中关于无偿转让北京藏药公司19％股权的约定属于赠与合同还是转让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赠与合同是单务、无偿合同，而转让合同则属于双务、有偿合同。泰升祥商店主张其受让北京藏药公司19％股权是以履行合作协议书中各项约定、并向北京藏药公司出资300万元为对价，故其受让北京藏药公司19％股权并非无偿、单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应属于股权转让合同。但是，泰升祥商店出资300万元后已经获得了北京藏药公司30％股权作为对价，泰升祥商店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以其他对价获得19％股权的事实，故泰升祥商店的该项主张没有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泰升祥商店主张晶珠藏药公司未依约办理“晶珠”商标使用权的作价入股，泰升祥商店提供全部流动资金，作为对价应获得19％的股权。上述问题，属于公司股东之间的出资纠纷，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亦不能成为泰升祥商店获得该19％股权的对价，故泰升祥商店的该项主张亦不成立。据此，关于本案争议的北京藏药公司19％的股权转让问题，双方在合作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系无偿转让，泰升祥商店亦未实际支付相应对价，确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赠与合同关系，故本案所涉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第4款属于赠与条款。关于撤销无偿赠与行为告知书的效力认定问题，晶珠藏药公司虽然未依照双方合作协议书的有关约定将本案诉争的有关股权赠与泰升祥商店，但基于赠与合同的法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在该19％股权的所有权变更前，晶珠藏药公司向泰升祥商店发出撤销无偿赠与行为告知书的行为合法有效，故泰升祥商店无权要求晶珠藏药公司强制履行本案诉争的股权赠与行为。
摘要2：【解读】股权无偿转让属于赠与合同关系，在股权的所有权变更可以撤销赠与，受赠方无权无权要求强制履行股权赠与行为。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2015）麒民初字第188号；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3民终字第366号
摘要1：——公司股东代非股东收购公司股权行为的效力认定
关键词：优先购买权；股权收购；有限公司人合性
【裁判要旨】《公司法》为维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赋予股东在股权收购上有优先受让的权利，而股东规避其他股东行使其优先购买权而以公司股东的名义代非股东收购公司股权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相关规定，具有实质违法性，应当认定无效。
【案件索引】一审：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2015）麒民初字第188号（2015年8月27日）；二审：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3民终字第366号（2016年5月17日）
摘要2：【解读1】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为了规避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恶意串通，以公司股东名义代为购买股权，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解读2】为规避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股东代非股东购买公司股权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股权转让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解读3】根据《公司法解释四》第21条规定，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的其他股东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同时，必须主张优先购买权；如果仅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动效力等请求，未同时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过户前的，其请求不应支持。
【解读４】对于股权受让方仅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股权转让人未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不足以认定为《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２项的恶意串通。
(2016)沪02民初4号之一；(2016)沪民辖终99号
摘要1：——涉外管辖协议的效力认定
【裁判要旨】审查涉外管辖协议效力适用的法律为法院地法，即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的法律，不应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准据法；涉外管辖协议选择的法院可以只确定到特定国家或法域，并非必须确定到特定国家或法域内某一法院；协议选择的外国法院，只要与争议有实际联系，且不属于我国法院专属管辖的涉外管辖协议即应予认可；如果涉外管辖协议没有明确表明为非排他性的，则应推定解释为排他性协议；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前提是我国法院对案件本身享有管辖权，且必须同时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32条规定的六项条件。
【案号】一审：(2016)沪02民初4号之一；二审：(2016)沪民辖终99号
摘要2：
保险合同
摘要1：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目录】概念（保险法第１０条第１款）；保险合同当事人：投保人、保险人（保险法第１０条第２、３款）；订立保险合同基本原则：协商一致原则、公平原则、自愿原则（保险法第１１条）；保险合同成立和生效（保险法第１３条）；保险合同代签名效力认定规则（属于绝对强制性规定，不得变更）；代填保险单证确认规则（相对强制性规定，原则上不得变更，但若有利于投保人一方则不在此限）；保险人收取保险费但尚未作出是否承保意思表示前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合同对价（保险法第14条）；保险合同解除｜投保人任意解除权｜退保（保险法第１５条）；保险合同内容（保险法第１８条）
【解读】（１）我国《保险法》以投保人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保险法》第１０条第２款）；（２）将被保险人界定为财产和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且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保险法》第１２条第５款）；（３）将受益人界定为人身保险中经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享受保险金请求权之人（《保险法》第１８条第３款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
摘要2：【注解１】投保人死亡后应由何人承继保险合同权利义务？投保人的继承人能否行使合同解除权？——（１）投保人死亡后应当由其继承人继承保险合同权利义务（包括合同解除权）；（２）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一致的保险合同属于为他人利益订立的合同——投保人的继承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取得返还的保单现金价值（不需要经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同意）；（３）继承人是否需要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继承人继承投保人的法律地位无须具有保险利益。
【注解２】投保人死亡后，有权变更保险合同的主体是谁？——投保人死亡后，投保人的继承人继承保险合同后成为保险合同一方当事人，有权对保险合同内容协商变更。
【注解３】投保人死亡后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承继——（１）投保人死亡以后，依据《保险法》和《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投保人的继承人有权继承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可以依法行使包括合同解除权在内的相关合同权利，无需经被保险人同意；（２）《保险法》第２１条规定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变更保险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但该条规定不适用于投保人死亡后，其继承人通过继承方式成为投保人的情形。该情形下，只要投保人的继承人向保险人表达了愿意成为投保人的意思表示即可，无需保险公司的同意。——参考案例：（2006）鼓民二初字第622号；（2006）宁民二终字第846号
【注解３】投保人任意解除权限制：（１）《保险法》第１５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即保险合同可以约定排除投保人任意解除权。（２）《保险法解释三》第１７条规定：“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当事人以其解除合同未经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同意为由主张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已向投保人支付相当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款项并通知保险人的除外。”——即“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已向投保人支付相当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款项并通知保险人”可以排除投保人任意解除权。
【注解４】临时保险——是指保险人决定是否对要保人的要约为承诺前提供暂时的保险保护。
【注解５】预约保险（总括保险、流动保险）——是指要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契约时未将个别保险利益确定，待将来个别保险标的产生时再予以告知（我国仅在《海商法》第２３１－２３３条规定预约保险）。
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两周年十大影响力案件之二：杭州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深圳市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区块链电子存证的法律效力认定
摘要1：【裁判要旨】对于采用区块链技术进行存证固定的电子数据，应以电子证据审查的法律标准为基础，结合区块链技术原理，审查确认区块链电子存证符合以下四个要素时，可认定该电子证据的法律效力：1.审查电子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包括产生电子数据的是否技术可靠、第三方存证平台资质是否合规、电子数据传递路径是否可查；2.审查电子数据存储的可靠性，包括电子数据是否上传至公共区块链、各区块链存放内容是否相互印证、区块节点生成时间是否符合逻辑；3.审查电子数据内容的完整性，即电子数据哈希值验算是否一致未修改；4.审查电子证据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关联度。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1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16号
【裁判要旨】不能仅因涉及关联交易动辄认定公司决议当然无效，还应审查是否系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是否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
【裁判摘要】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之规定，公司决议无效情形是指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故本案审查的重点是，东圣公司《第一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第3项、第6项及《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内容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东圣公司董事会、股东会作出关于收购海隆公司并授权ＸＸ组织收购工作的决议，参与表决的董事及股东代表与决议事项有关联关系，确属于公司关联交易。但涉及关联交易的决议无效，还需要违反《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之规定判定，也即须判定公司决议是否系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以及是否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而不能仅因涉及关联交易，辄认定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当然无效。
【摘要】本案中，东圣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决议作出时，各方董事及股东代表均参加会议并一致同意表决通过，对决议内容未提出异议。参与表决的董事及股东代表与决议事项虽具有关联关系，但法律并未对其行使表决权作出限制，并不能因此认定其行为构成滥用股东权利。至于董事会或股东会的召开是否违反公司章程关于会议召集程序的相关规定，应为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撤销的事由，不属于对相关决议效力认定的依据。
摘要2：
【笔记】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认定之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司法政策精神
摘要1：【解读】担保权人未审查股东会决议或者董事会决议，不能认定善意而判令担保合同无效，作为担保人的公司并非均不承担责任：（１）公司有过错的，判决公司承担不超过１／２的补充赔偿责任；（２）公司无过错的，公司不承担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乡政府与其他单位签订的联营协议效力问题的批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乡政府与其他单位签订的联营协议效力问题的批复（法（经）复〔１９８８〕３号）
【摘要】
农村乡一级政权组织其有特殊的历史情况，政企分开的工作正在进行，许多乡政府实际上仍在行使着政府和合作经济组织的职权。因此，对乡政府与其他单位联营办企业的协议效力认定问题应区别对待。
一、对于在中发〔１９８６〕６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文件以后，政企尚未分开的乡政府，以其名义签订的联营协议，应视为乡政府在行使着政府和乡合作经济组织的双重职权，如无其他违法情况，可不按无效协议处理。需要继续履行的，应随着政企分开的进展，及时变更联营主体，完备各项法律手续。
二、对于中发〔１９８６〕６号文件以后，已经政企分开的乡政府，仍以其为联营一方签订的联营协议，根据中发〔１９８６〕６号文件的规定原则上应确认无效。但审判实践中，要注意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如联营协议虽然是以乡政府名义签订的，实际上却由乡合作经济组织执行的，协议的内容又不违背有关法律、政事规定，作无效协议处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也可以不作无效协议处理。需要继续履行的，应对联营主体，进行变更，完备各项法律手续。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再64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再64号
【裁判要旨】
（１）“到期资金不到位，视为放弃股权”的条款，属于约定解除权的规定，合法有效；但公司若要解除股东资格，仍需通过召开股东会作出除名决议的方式进行，否则股东资格并不当然丧失。
（２）股东会有权作出减资决议但无权作出定向减少某一位股东出资的决议，该种定向减资的决议超越了股东会职权的范围，严重侵害了被减资股东的权利，决议无效。
【裁判摘要】本案一审原告张××的诉讼请求是，确认世纪天鼎公司2014年10月31日股东会决议中关于“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1200万元减少至1138．2万元人民币，其中减少张××全部实缴货币出资61．8万元人民币，取消张××股东资格”的内容无效。因此，本案应当围绕诉争决议内容进行审查，并作出效力认定。《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因此，判断世纪天鼎公司2014年10月31日股东会决议中相关内容的效力，需要对2014年10月31日股东会决议中的相关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审查。．．．．．现诉争决议内容是“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1200万元减少至1138．2万元人民币，其中减少张××全部实缴货币出资61．8万元人民币，取消张××股东资格。”《公司法》及世纪天鼎公司章程均规定，世纪天鼎公司股东会的职权包括“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但该职权不等同于可以直接减少张××的实缴出资为0，取消张××股东资格。诉争决议内容违反《公司法》及世纪天鼎公司章程赋予股东会的职权范围，并且严重侵害张××的股东权利。综上所述，2014年10月31日股东会决议中诉争条款的内容违法，故张××要求确认诉争决议条款无效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
摘要2：
(2016)沪0104民初24412号；(2017)沪01民终13460号
摘要1：——对设计咨询合同的性质应综合判断
【裁判要旨】当设计方缺乏相应资质时，就设计咨询合同的效力认定，应以合同约定的具体设计内容为基础，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认定合同性质为建设工程设计合同或装饰装修设计合同。若系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则应当依照建筑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若系装饰装修合同，则需进一步审查房屋的性质与用途、设计工程的规模、合同约定的具体内容及难易程度、是否涉及公共安全等因素，综合认定合同效力。
【摘要】本案设计咨询合同系针对涉案项目的方案设计至施工图设计咨询，合同具体文字表述显示，摩斯公司委托树权公司进行的设计工作明确排除了机电、消防、给排水、暖通及结构专业等方面内容，故合同约定的工作范围和内容并不涉及工业建筑设计领域，属室内装饰装修范畴。因此，该合同并未违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当属合法有效。
【案号】一审：(2016)沪0104民初24412号；二审：(2017)沪01民终13460号
摘要2：【解读】应以设计内容为基础，判断设计咨询合同属建设工程设计合同还是装饰装修设计合同。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终89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终89号
【裁判摘要】至于佳龙公司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六条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独立担保只能在国际商事交易中使用，不能在国内市场交易中运用，《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六条的约定无效。一审判决对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六条的效力认定有误，但该约定并不影响《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佳龙公司仍应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对三兴加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103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38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3832号
【裁判要旨】对行政机关在签订行政协议后又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由提出协议无效的主张法院应当更加严格进行审查。
【裁判要点】
（１）行政协议对行政职权、签约资格和签约程序的特殊要求：无论是行政协议还是民事合同，缔约双方的主体资格都是关涉合约法律效力的基础性条件。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中的权利主体可以通过事前委托或者事后追认程序赋予无权处分人签订的合同效力，签订行政协议中行政主体一般须具有法律、法规、规章等赋予的行政职权。与民事合同中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认定相比，无行政职权、无签约主体资格的行政主体签订的行政协议的效力认定，在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等有关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的效力转换条件应更为严格。无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行政主体签订的行政协议，将可能因合同归于无效而无法得到履行。
为了保护公平竞争权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法律文件规定必须采取招拍挂程序签订行政协议的，不能以契约自由为借口，通过协议程序，取代法律规定的竞争性招拍挂程序。
（２）行政协议无效后的无效后的损失确定与责任承担：一般认为，合同无效情形下产生的赔偿责任系缔约过失责任，合同有效情况下的赔偿责任系违约责任；合同无效的赔偿责任范围主要是信赖利益损失，违约责任范围则包括履行利益损失。信赖利益损失主要指过错方赔偿对方因合同无效（不成立或被撤销）而遭受的损失，即过错方赔偿对方因信赖合同有效成立而实际遭受的损失，包括缔约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损失、为履行合同而增加的场地设施设备价值减损损失、为履行合同而发生的其他费用损失等。赔偿信赖利益损失的目的，在于使无过错方利益能够恢复至合同签订之前的状态：即如果不是为了签订和履行合同，无过错方本不会发生上述费用；而如果合同有效，无过错方发生的上述费用将从合同履行的利益中得以补偿。但是，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依法不应包括若合同有效而可能获得的预期履行利益损失；只有在合同有效且违约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守约方才可以主张履行利益，以及主张合同履行后可以期待获得的利益，且履行利益不得超过违约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３）行政协议无效后行政机关采取补救措施的附随义务:实践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引发的纠纷，有通过民事诉讼程
摘要2：（续）序解决，也有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解决。选择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解决的，人民法院在适用《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规范认定合同效力、确定损失范围、分配违约责任的同时，还应依据行政实体法律规范和《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机关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定职权、是否滥用职权、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遵守法定程序、是否明显不当、是否履行相应法定职责等进行合法性审查。由于行政协议的一方主体恒定为行政机关，且行政协议均系为实现公共利益而签订，行政协议应当比民事合同更加强调合同效力的稳定性，以尽快实现行政管理目的和公共服务目标；否定已经依法成立并生效的行政协议的效力应当更加审慎。人民法院在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条款，特别是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确认合同无效时，应当采用比普通民事合同更加严格的标准；认定合同是否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应当权衡所保护的法益类型、违法性程度以及交易安全等因素综合考量。与行政协议相对人相比，行政机关更加熟悉并知晓所签订行政协议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居于签订行政协议的优势地位，对签约主体、协议条款的合法性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因此，对行政机关在签订行政协议后又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由提出协议无效的主张，人民法院应当更加严格地进行审查；坚持将行政机关诚实守信作为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行政协议，不支持因市场环境变化、政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替等原因动辄以行政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违约、毁约。行政协议确因缔约主体、缔约程序和缔约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行政机关需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承担法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在尊重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前提下，注重发挥行政权统一性和行政机关间的协同性，要求行政机关主动协调相关行政职能部门，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承担相应的附随义务，以促进行政协议目的实现。为了使行政协议所确定的行政管理目的和公共服务目标尽快实现，条件成熟的，人民法院可参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责令行政机关采取补救措施，通过完善手续和程序，变更协议主体或者重新依法定程序签订新的行政协议等方式，以保障行政协议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安全。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17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178号
【裁判摘要】永华公司系一人公司，虽然其股权结构具有特殊性，但目前我国法律并未禁止一人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由于一人公司只有一名股东，在对外提供担保时，无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召开股东会进行决议，因此，永华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认定应以其担保行为是否得到股东英德邦公司同意而定。本案中，《担保函》出具之时，迟某某担任永华公司和英德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实际控制两家公司，本案并无证据证明英德邦公司的另一名时任股东吴某反对永华公司提供担保，故永华公司出具《担保函》为英德邦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应视为征得其唯一股东英德邦公司的同意，永华公司担保行为合法有效，应受《担保函》约束，其依法应承担担保责任。二审法院认定永华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摘要2：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川民申4578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川民申4578号
【裁判摘要】依法应当公开招标的项目未经批准、核准径行采用邀请招标方式违反法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施工，必须进行招标。《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三条进一步明确了商品住宅，包括经济适用住房属于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公用事业项目的范围。本案案涉工程系商品住宅项目，属于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建设项目，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必须进行招标，故涉案工程是否进行了招投标直接影响了双方所签订的施工合同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一条“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确定的国家重点项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地方重点项目不适宜公开招标的，经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进行邀请招标"的规定，涉案工程不属于可以进行邀请招标的范畴，故该工程应当进行公开招标。由于案涉工程未履行公开招标程序，金发建筑公司申请再审称案涉工程系邀请招标且招投标行为有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双方于2011年11月15日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进场施工，施工过程中，于2012年3月26日又签订了在大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备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此，双方当事人未经公开招投标程序即于2011年11月15日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合同招标投标法》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后双方于2012年3月26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属于为规避备案管理规定而进行的恶意串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二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属无效合同，并无不当。合同效力认定属于法律适用问题，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合同纠纷案件的职权范围和判决基础，金发建筑公司认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应由相关行政监督部门处理、人民法院无权认定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效力问题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川09民终637号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一条“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确定的国家重点项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地方重点项目不适宜公开招标的，经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进行邀请招标。"的规定，涉案工程不属于可以进行邀请招标的范畴，故该工程应当进行公开招标。……因此，双方当事人未经公开招投标程序即于2011年11月15日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合同招标投标法》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后双方于2012年3月26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属于为规避备案管理规定而进行的恶意串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双方所签订的二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属无效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2019年度参考案例之二十一：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诉通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政府股权转让纠纷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55号
【裁判要点】对公司融资合同性质的认定应结合交易背景、目的、模式以及合同条款、履行情况综合判断。基金通过增资入股、逐年退出及回购机制等方式对目标公司进行投资，是其作为财务投资者的普遍交易模式，符合商业惯例。此种情况下的相关条款是股东之间就投资风险和收益所作的内部约定。在对合同效力认定上，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正确识别行业监管规定，对合同无效事由严格把握，不轻易否定合同效力。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