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问题：借名购房人对房屋权利能否排除强制执行？
解读：借名购房不存在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国家、地方政府限购政策，亦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借名人对于房屋的权利能够排除强制执行。
解析：部分地方法院判例不支持借名购房排除强制执行。——参考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民申443号
摘要2：【注解】借名购房合同视为属于无效合同，能否排除强制执行？｜借名人与出名人为规避国家限购政策（不包括地方政府限购政策）签订的借名买房合同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不能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328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湘民再54号
【裁判摘要】名为借款实为场外配资，因违反证券管理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本案黄某向邓某某借款的行为符合民间借贷的要素。但是黄某向邓某某借钱的目的是为了借用邓某某的证券账户炒股，双方先后约定了80万和40万的警戒线和平仓线，在账户市值低于40万，而黄某又不能补齐资金的情况下，邓某某进行了平仓处理。其行为实质是场外融资炒股。所谓场外股票融资是指未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约定融资方向配资方交纳一定现金或一定市值证券作为保证金，配资方按杠杆比例，将自有资金、信托资金或其他来源的资金出借给融资方用于买卖股票，并固定收取或按盈利比例收取利息及管理费，融资方将买入的股票及保证金让与给配资方作担保，设定警戒线和平仓线，配资方有权在资产市值达到平仓线后强行卖出股票以偿还本息的合同。本案黄某向邓某某借钱炒股的行为符合场外股票买卖融资合同的表现特征及实质要求。虽然目前法律法规并没有关于场外配资合同的明确规定、及对该种行为和合同效力的禁止性规定，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和《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的相关规定来看，该行为是不应该提倡的，该行为的存在会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的秩序，并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损害。因此，本案的性质应该认定为合同纠纷（无名合同）。但因邓某某出借其个人股票账户给黄勇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第五条“证券投资者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严格遵守证券账户实名制要求开立证券账户。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不得借用他人证券账户买卖证券”的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本案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1083民初2989号
【裁判摘要】信用卡套现出借民间借贷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转贷给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本案中，从表面看原告王某某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将款项出借给被告郑某某，而实际上，原告的资金来源系信用卡套现，原告王某某作为信用卡的持卡人，利用信用卡套现转借于被告郑某某，且被告事先已知晓该事实，这种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法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应属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虽本案民间借贷合同系无效合同，但被告郑某某因此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原告郑某某的信用卡套现行为，是导致本案借款合同无效的直接过错方，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２条规定——
（１）合同依法成立后，负有报批义务的当事人不履行报批义务或者履行报批义务不符合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方请求其继续履行报批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方主张解除合同并请求其承担违反报批义务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２）人民法院判决当事人一方履行报批义务后，其仍不履行，对方主张解除合同并参照违反合同的违约责任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３）合同获得批准前，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对方履行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经释明后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但是不影响其另行提起诉讼。
（４）负有报批义务的当事人已经办理申请批准等手续或者已经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报批义务，批准机关决定不予批准，对方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因迟延履行报批义务等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导致合同未获批准，对方请求赔偿因此受到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７条的规定处理。
解析：参考《合同法解释二》第８条之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经批准等手续才能生效的，应当履行报批等义务的当事人未履行该义务，相对人请求其履行报批义务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相对人请求自己办理有关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予以支持；应当履行报批等义务的当事人对由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方当事人未履行报批等义务，相对人请求解除合同并应当履行报批等义务的当事人承担违反报批等义务的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注释】《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２条取消请求自己报批义务等手续的规定。
摘要2：【注解１】一方不履行报批义务承担的是违约责任还是缔约过失责任？——属于缔约过失责任（”承担违反报批义务的赔偿责任“）而非违约责任。
【注解２】迟延履行报批义务的责任与判令报批后仍然拒绝履行报批义务的责任是否有所区别？——二者均属于缔约过失责任，但责任范围上有区别，后者判令报批后仍然拒绝履行报批义务的责任规定参照违约责任处理。
【注解３】合同未获有关机关批准——该合同属于确定不生效合同，无须也不应通过解除制度解决。
【注解４】经批准合同效力是自批准之日生效还是溯及合同签订之时生效暂无规定（法理上合同应当从批准时生效；个别情形下如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股权转让合同可以考虑合同生效时间溯及到合同签订之时）。
【注解５】（１）未经批准的合同属于未生效合同；（２）但报批义务条款及相关条款独立生效。
【注解６】未报批合同效力——（１）整个合同未生效（不是有效合同，也不是无效合同）；（２）报批义务及相关条款独立生效（合同未生效不影响当事人间有关报批义务及因该义务而设定的违约责任等相关条款的效力）；（３）可以请求履行报批义务并承担责任（可以缔约过失责任或者专门约定的违反报批义务的违约责任）；（４）可以请求合同解除并承担责任。
【注解７】独立于合同两类条款——（１）促成合同生效的条款（《民法典》第５０２条）；（２）合同不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时有关争议解决的条款（《民法典》第５０７条）。
【注解８】法院释明——（１）合同获得批准前当事人请求报批义务人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应告知其将诉讼请求变更为继续履行报批义务，经释明后拒绝变更诉讼请求可以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仍可以提起诉讼请求报批义务人履行报批义务）；（２）当事人直接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应当告知去请求解除合同，经释明后仍拒绝变更诉讼请求可以驳回其诉讼请求。
【注解９】（１）法院判令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后仍拒绝履行报批义务——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请求解除合同并参照违反合同的违约责任请求报批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２）批准机关不予批准——合同确定不生效（如报批义务人有过错应当承担责任，否则不承担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38号
【裁判要旨】合同受让方未参加合同纠纷诉讼该民事判决应予撤销——（１）已经概括受让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受让人是该合同纠纷的利害关系人，作为合同的受让人依法可以参加原案诉讼；其作为诉争合同的受让人申请参加诉讼未获准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２）原民事判决存在错误并损害了合同受让人的民事权益。
摘要2：【摘要】案涉《投资开发协议》在性质上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还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当根据合同约定的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判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和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要内容是承包人根据约定的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造价等条款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相应价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根本特征。案涉《投资开发协议》约定博大公司以涉案工程投资，提供设计图纸及开工手续，监督工程建设质量及外围配套设施建设投资；乙方在建设过程中以现金方式投资，提供所需资金，并承担与项目施工直接相关的一系列义务。该协议没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常应当包含的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造价、拨款和结算、竣工验收、质量问题等主要条款。乙方合同义务的本质是投资资金，管理项目施工，最终保证项目竣工验收。协议第四条第四项还约定，“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使用原项目的建筑公司、工程队、监理、技术员等项目人员”。庭审中博大公司亦认可涉案项目存在实际施工方，乙方与实际施工方另有施工合同关系。因此，《投资开发协议》首先符合共同投资的要件。
《投资开发协议》约定，博大公司必须提供合法的项目手续，如因此不能正常施工，损失由博大公司承担；乙方必须确保竣工验收，因乙方原因导致工程建设不能正常运行的，其前期投资不予清退。依此可知，甲、乙双方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受涉案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及商品房转化收益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合同双方对于涉案工程最终的竣工验收负有各自的合同义务并共同承担经营的风险，符合合作开发合同的共担风险的要件。
《投资开发协议》在收益分配方面约定，双方在涉案工程建成后按比例分配所建商品房，并以售房资金作为收益。这符合合作开发合同的共享利益的要件，明显有别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收取固定价款的内容。
综上，《投资开发协议》符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法律特征,应认定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2016)宁0303民初1768号民事判决和(2017)宁03民终666号民事判决错误认定该协议的合同性质，判决《投资开发协议》为无效合同，应属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1：解读：《民法典》第１４６条（原《民法总则》第１４６条）新增规定——（１）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虚假意思表示有悖于意思自治原则——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合同效力上一律认定无效）；（２）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解析１：《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４条第１款规定——
（１）当事人之间就同一交易订立多份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中以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合同无效。
Ａ．事人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真实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的规定认定被隐藏合同的效力；
Ｂ．当事人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规定，以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真实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５０２条第２款的规定认定被隐藏合同的效力。
（２）依据前款规定认定被隐藏合同无效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的，人民法院应当以被隐藏合同为事实基础，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７条的规定确定当事人的民事责任。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解析２：《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４条第２款规定——
（１）当事人就同一交易订立的多份合同均系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其他影响合同效力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明各合同成立先后顺序和实际履行情况的基础上，认定合同内容是否发生变更。
（２）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变更合同内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的相应变更无效。
解析３：为规避税收征管、骗取贷款额度等目的签订阴阳合同应当按照隐藏合同约定继续履行（隐藏合同不因此无效）。
摘要2：【注解１】（１）对于通谋虚伪行为，当事人可以根据《民法典》第１４６条规定请求确认虚假表示行为的合同无效；（２）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５３条规定对诉讼请求的法律关系真实性提出抗辩，由法院驳回不真实法律关系的诉讼请求；（３）《民法典》第１４６条针对的是虚假表示行为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５３条针对的是驳回虚假表示行为的诉讼请求。
【注解２】不能仅以存在通谋虚伪便认定合同无效——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无效但隐藏意思表示有效，不能直接认定合同无效，而只能认定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２）最高法民申706号
【注释】《民法典》第１４６条第１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２款规定“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第１５７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１）因虚假意思表示而无效的情形，应当按照隐藏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处理；（２）不适用《民法典》第１５７条关于无效合同之返还不当得利等处理方式。
【注解３】通谋虚伪表示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双方当事人通谋所为的虚假意思表示,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绝对无效的法律后果，但在虚假表示的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并不当然无效：（１）当第三人知道该当事人之间的虚假意思表示时,虚假表示的无效可以对抗该第三人；（２）当第三人不知道当事人之间的虚假意思表示时,该虚假意思表示的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912号
【裁判摘要】未经竣工验收合格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订立的租赁合同并非无效合同——根据建筑法第六十一条、消防法第十三条规定，未完成竣工验收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不能交付使用，不影响当事人针对相关建设工程订立租赁合同，以及该合同的效力。．．．．．．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承租人按约定支付租金是其在租赁合同项下的主要合同义务，王某某迟延给付租金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对于合同的解除负有主要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750号
【裁判摘要】施工合同无效，合同约定质保金扣留比例及返还时间约定不具有约束力——关于质保金返还问题，因案涉施工合同无效，质保金条款亦无效，合同中关于质保金扣留比例及返还时间的约定，对合同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美亚公司依据合同约定主张扣留质保金不能成立，案涉工程价款质保金应随工程款一并返还。一审法院判决美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返还质保金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解读：根据《民法典》第７９３条第１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是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１）只要建设工程质量合格（以国家标准为依据而非以合同约定标准为依据），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就应当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２）实际施工人所完成的建设工程达到国家标准但未达到合同约定的较高标准，实际施工人所获得的工程价款相对于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应相应减少。
解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但竣工验收不合格，应当依照违约责任处理，而不再参照无效合同且竣工验收不合格规定处理。
【注释１】《民法典》第793条强调的是验收而非竣工验收。
【注解２】《民法典》无效合同工程价款采用参照无效合同约定折价补偿之规定｜（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已废止】第２条（删除）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即参照无效合同支付工程价款；（２）《民法典》第７９３条第１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是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即参照无效合同约定折价补偿。
摘要2：【理解与适用】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规定发包人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前提条件是“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但从本条规定的精神看，只要建设工程质量合格，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就应当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而且此处所说的质量合格应当以国家标准为依据，而非以合同约定的标准为依据。如果转包合同或者违法分包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高于国家标准，实际施工人完成的建设工程达不到合同约定的较高的标准，但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仍应当向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价款。但是，转包合同或者违法分包合同所约定的工程价款是以建设工程达到合同约定的较高的标准为对价。如果实际施工人所完成的建设工程未达到这一标准，其所能获得的工程价款相对于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应相应减少。——《最高人民法院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Ｐ４５３－４５４
【注解１】根据《民法典》第７９３条规定，施工合同无效但对于施工合同中约定的税金（税金属于工程价款组成部分）条款仍具有参照适用的效力。
【注解２】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参照合同约定”应包括与工程价款结算相关联事项——（１）无效施工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付款时间、利息、下浮率、工期等事项也应属于价格条款的组成部分，仍应在进行工程折价款结算时参照适用；（２）但不包括违约条款在内。
【注解３】经修复仍未质量合格的工程价款不予支付。
摘要1：解读：（１）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免交社会保险费应当认定无效，但国有、集体企业长期“两不找”、“停薪留职＂等隐性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约定免交社会保险费可以认定有效；（２）因劳动者一方原因导致未交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无权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３）因用人单位原因未予办理或补缴社会保险费，劳动者有权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摘要2：【注解１】用人单位被责令补缴社会保险费后能否要求员工返还社会保险补贴？——（１）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关于不缴纳社会保险改为发放保险补贴之约定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属于无效约定；（２）用人单位根据无效合同有权主张劳动者向其返还已发放的保险补贴费用；（３）用人单位主张返还已经发放的保险补贴费用适用劳动仲裁时效规定而不是用诉讼时效规定。
【注解２】职工声明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费不影响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参考案例：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沪03行终101号
【注解３】（１）单位为职工缴纳各种社会保险法定义务不能通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约定进行变更或放弃；（２）由职工自行负担应由单位负担的社保费用违反了国家社会保险征缴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申2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096号
【裁判摘要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挂牌竞标差价补偿条款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也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中豪公司与教育局签订《土地出让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一)》，约定中豪公司参加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挂牌竞标，如低于双方约定单价竞标成功则中豪公司补偿教育局差额部分，超过约定单价则由教育局承担超出部分。分析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差价补偿条款的效力问题，不应仅考察该协议是否为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更应着眼于协议内容是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所得的出让金，为地方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出让金的价格蕴含了城市规划区域内全体市民改良和提升土地价值的共同劳动成果，以及地方政府为开发利用相关土地而完善相应配套设施、提供公共服务等所付出的投入等。为了保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能够取得合理对价，确保具有经营性用地意向的市场主体能够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土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采取招标、拍卖等公开竞价的方式出让。教育局作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并非普通商事主体，其本身并不具有经营性用地市场开发资质，如果其与具有经营性用地意向的市场主体约定了招投标成交价的差价补偿条款，相当于将本应用于公共教育事业的财政拨付资金无偿处分给从事经营性活动的市场主体，必然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如认定该差价补偿条款有效，势必使得中豪公司事先获得竞拍的保底成本，将在竞拍活动中取得市场优势地位，违反了物权法、招投标法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投标活动各竞买人公平竞争的法律规范。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差价补偿条款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本案基本事实较于类案具有需要特别考量之处，法院可作出“类案不同判”——类案同判是人民法院在案件处理上应当遵循的裁判理念，人民法院通过类案检索或者诉讼当事人提供的已经生效的先前类案裁判，为该当前案件的处理提供了参考，受案法院在处理该当前案件时理应做到类案同判。但前案的裁判对于本案并不必然具有法律适用上的拘束力，如果本案的基本事实相比较于类案具有需要特别考量之处，本案的裁判可在充分说理后，作出与前案不同的裁判。遵循类案同判应当首先比较该当前案件与先前案件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以及裁判理由和结果等方面的类似性，也即是否属于类案的识别问题，只有在构成了类案的情形下，才考虑同判的问题。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51号
【要旨】（１）股权的合法转让主体系股东本人，而非其所在的家庭，法律亦未规定股东转让股权时需经其配偶同意。故未经配偶同意，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不影响该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２）如果作为股权转让人的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损害配偶一方的财产共有权的，则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裁判摘要】鉴于双方签订案涉《抵债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股权变更登记等行为均发生于张××与邱××离婚诉讼期间，案涉股权系张××与邱××的夫妻共同财产，张××在鑫意祥公司未支付合理对价的情况下，将其所持有的兰德玛克公司股权全部转让并变更登记于鑫意祥公司名下，且其虚假交易行为在客观上也对邱××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因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认定张××、鑫意祥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无不当。鉴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已因张××、鑫意祥公司之间所称交易的虚假而认定为无效，张××单方是否有权转让案涉股权并不影响上述协议效力的认定，故本院对该问题不再评述。
【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股权的合法转让主体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所在的家庭，法律亦未规定股东转让股权需经配偶同意。兰德玛克公司就张××转让案涉股权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其他股东自愿放弃了优先购买权，因此张××决定对外转让案涉股权不违反法律规定。邱××作为张××的配偶，其基于股权所享有的共有财产权利体现在股权所对应的财产性收益，即为转让股权所取得的对价。邱××主张案涉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张××未经其同意无权转让案涉股权，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２】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司、企业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确认、计量和记录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成本和利润。”邱××提交了鑫意祥公司2012年度年检报告书，其中包括资产负债表和利润分配表，这两份表格也是反映该公司在2012年经营状况的主要会计报表，鑫意祥公司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如果鑫意祥公司与张××存在真实交易，且双方约定货到付款，鑫意祥公司已将合同项下大部分货物于2012年交付给张××，但未收回货款，该情形应在鑫意祥公司2012年资产负债表的“应收账款”栏予以体现，但该表中“应
摘要2：（续）收账款”为零。．．．．．．因此，鑫意祥公司和张××负有证明双方存在真实交易关系的举证责任，但双方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交易关系真实存在，而邱××提交的反驳证据亦增强了该交易关系不存在的可能性，据此认定鑫意祥公司和张××之间并不存在《定做买卖合同》约定的真实交易关系。
【摘要３】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案涉股权原登记于张××名下，张××作为股东有权决定转让该股权，但因张××与鑫意祥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定做买卖合同》约定的真实交易关系，故双方的《抵债协议》缺乏事实基础，且鑫意祥公司取得案涉股权并未支付对价，同时上述抵债及转让股权行为恰发生于张××与邱××离婚诉讼期间，而案涉股权转让后应得的对价又系夫妻双方共同财产，故法院有理由相信《股权转让协议》系张××与鑫意祥公司恶意串通签订，损害了邱××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案涉股权所对应的财产权益属于张××与邱××的夫妻共同财产，而该部分权益在双方离婚诉讼中并未予以处理，因此对邱宏运请求将案涉股权恢复登记至张××名下，予以支持。
【解读】（１）邱××起诉称:．．．．．．故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张××与鑫意祥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判令兰德玛克公司至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即将鑫意祥公司名下兰德玛克公司66%的股权恢复登记至张旭华名下），张××和鑫意祥公司予以配合；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张××、鑫意祥公司负担。（２）一审判决：（一）张××与鑫意祥公司于2016年10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张××、鑫意祥公司、兰德玛克公司将上述《股权转让协议》项下66%股权变更登记至张××名下。（３）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摘要1：【案号】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黔06民终1988号
【裁判摘要】根据双方签订《车辆转让协议》的内容以及双方交付车辆的具体情况，双方的交易目的是转让无车牌、行驶证等手续的车辆。然而，实际上该车有车牌、行驶证等相关手续，并且出卖人郑×知道该车的原有实际车主以及车辆挂靠于其他公司的情况。郑×在一审中陈述该车系从原实际车主陈×手中购得，但郑×未提供相应证据。以上情况说明，在双方交易过程中，郑×未向冯×如实告知该车的真实情况。其后，该车因泽晗公司与陈×之间车辆挂靠经营合同纠纷，被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予以扣押。此事实说明郑×未尽到对买卖合同标的物权利瑕疵担保的合同附随义务。可见，在本案中，冯×购买该车的目的已不能实现；且造成该后果的原因及过错责任在出卖人郑×。据此，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作出“郑×向冯×出卖车辆的行为，损害了第三人（泽晗公司）的利益"的判断，进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本案双方《车辆转让协议》无效，并无不当。关于本案是否应当追加案外人陈×及泽晗公司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的问题，由于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事实，足以判断郑×的行为损害了案外人泽晗公司的权益，且本案所要解决的是郑×与冯×之间因车辆买卖合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故一审法院对郑×要求追加陈×及泽晗公司参加诉讼的申请不予准许，亦无不当。关于郑伟上诉称“一审判决合同无效、郑×返还购车款141,653元，但未同时判决冯×返还车辆，处理不当"的问题，根据本案事实以及前述分析，案涉车辆被依法扣押，在本案车辆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因出卖人郑×的原因所致。对此应当由郑×承接车辆被扣的后果，以及承担本案合同关系法律责任即向冯×返还相应购车款141,653元，冯×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返还车辆的责任。郑×在承担本案法律责任后，如果认为与陈×或泽晗公司之间存在其他权利义务关系，其可依法另寻途径解决。因此，一审法院针对本案事实，作出“双方签订合同无效，由郑×返还相应购车款141,653元，案涉车辆因被扣押，可由当事人另行解决"的裁判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冯×与郑×经协商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冯×购买无牌无证车辆，郑×将挂靠在运输公司的有牌有证车辆作为无牌无证车辆出卖，该买卖合同损害了泽晗公司等人的利益，为无效合同。
【注解】（１）买卖无牌无证车辆合同有效；（２）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买卖无牌无证车辆合同无效。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浙杭商终字第2307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黄××与中力公司订立《抵押合同》之时，所涉的抵押物系海关监管之物，因我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依法被监管之物不得设定抵押，该《抵押合同》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无效合同。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故案涉《抵押合同》始终不能发生设立抵押权的法律效果，原审法院认定《抵押合同》因海关监管期的经过从无效合同转化成有效合同，没有法律依据。案涉《抵押合同》并非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也不存在适用当时的法律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有效的情形，故该合同并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的规定而被认定为有效。本院还注意到，案涉抵押物的所有权人系破产中的企业，故评价抵押合同的效力不仅应考虑合同法的一般性规范，还要注意企业破产法中涉及抵押合同效力的特别性规范。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债务人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这表明在债务人破产情形下，法律对在特定期限内对债务人财产设立抵押担保的行为效力持否定性评价。案涉抵押物的海关监管期届满日分别为2013年11月、12月，而中力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受理之日为2013年12月30日，即使案涉《抵押合同》因监管期的经过而补正为有效合同的法律观点成立，因该抵押权设立的时间在前述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特定期限内，对该抵押权的效力仍应作出否定性的法律评价。综上，案涉《抵押合同》系无效合同，黄××对案涉抵押物的抵押权并未依法有效设立，黄剑锋主张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没有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案涉《抵押合同》的效力以及抵押权的效力认定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摘要2：【注解】因法定事由导致抵押权的设立时间晚于成立债权债务的意思表示时间且处于受理破产申请前１年内，不属于《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可撤销行为，管理人无权撤销。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069号
【裁判摘要１】本案中购销合同的真正当事人是三角洲公司与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而茂昌公司只是作为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的履行辅助人，在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完成资金的流转而已。茂昌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在完成资金流转过程中可以取得收益，在此情况下，其占有408.3万元缺乏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茂昌公司的注册资本尽管为2000万元，但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则为2038年10月25日，到二审庭审之时其实缴出资仍为0元。而其从事的经营行为，仅与本案有关的合同纠纷标的额就高达1亿多元。茂昌公司在设立后的经营过程中，其股东实际投入公司的资本数额与公司经营所隐含的风险相比明显不相匹配。股东利用较少资本从事力所不能及的经营，表明其没有从事公司经营的诚意。不仅如此，在股东没有任何实际出资，而茂昌公司的股东张×又在缺乏合法原因的情况下，擅自转走茂昌公司的账内资金408.3万元，势必导致茂昌公司缺乏清偿能力，从而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其实质是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把投资风险转嫁给债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张×应当在其转走的408.3万元范围内与茂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摘要】（1）三方当事人为履行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签订的背靠背购销合同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无效；（2）履行完毕合同和无效合同不存在解除问题——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茂昌公司签订两份成品油《产品购销合同》，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签订22份《产品购销合同》，以及通过茂昌公司向三角洲公司支付货款的事实与《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第二条第二项约定的具体合作流程一致。……故可以证明三方之间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及付款的行为均系按照《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约定履行，茂昌公司系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签订合同、过付货款的中间环节，《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真实存在。……《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签订目的为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向三角洲公司购买货物。……故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已经实际收到并占有《代理采购合作协议》项下货物，其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故该《代理采购合作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庭审中主张三角洲公司履行的并非该《代理采购合作协议》与其自认矛盾，且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主张解除《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本案各方当事人签订上述《产品购销合同》系为了完成《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流程，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茂昌公司之间，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均无货物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各方对此明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有关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签订的22份《产品购销合同》，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茂昌公司签订的两份成品油《产品购销合同》均应认定无效。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自然不存在合同解除的问题，故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关于解除24份《产品购销合同》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71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签订的20161026A号《产品购销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应当对三角洲公司主张的事实予以认定，即本案的真实交易关系为，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系实际买卖关系主体，《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系真实交易关系的体现，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系通过茂昌公司向三角洲公司支付货款，案涉多份《产品购销协议》系为完成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的交易流程而签订，茂昌公司与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之间，以及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均无买卖货物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协议》的行为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无效，《产品购销协议》为无效合同，故对于茂昌公司诉请解除20161026A号《产品购销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伪造印章签订的合同协议管辖条款无法确定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管辖条款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不能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２）当事人主张表见代理属于实体审查问题，不属于管辖权阶段审查事项，不能以表见代理为由主张协议管辖条款有效。
摘要2：【注解１】（１）无效合同解决争议条款（管辖协议）有效；（２）不成立合同之管辖条款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不能作为确定管辖法院的依据。
【注解２】另外观点认为：公章是否伪造属于实体审查范围，不构成对管辖权有效抗辩。——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123号
【注解３】合同公章确有伪造可能，其中的约定管辖条款可能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宜以合同中的约定管辖条款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72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湘民终75号
【裁判摘要】债权转让协议无效保理商即丧失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基础——本案中，韶山农商行与宏立锰业公司在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宏立锰业公司将其对湘潭市城建投公司基于2500万元投资及利息所形成的债权（除去已质押给韶山农商行的1300万元本金及利息）转让给韶山农商行，用以在等额范围内抵偿徐××１、徐××２、徐××３所欠韶山农商行的3950万元贷款。而根据查明的事实，在签订涉案《债权转让协议》时，徐××２与徐××１系宏立锰业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徐××１、徐××２、徐××３三人之间系亲属关系，韶山农商行对此是明知的。因宏立锰业公司将债权进行转让的目的是为了等额抵偿宏立锰业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对外债务，该行为本质上属于抽逃出资、侵犯公司财产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亦损害了宏立锰业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故涉案《债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因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为无效合同，宏立锰业公司与韶山农商行之间并不产生债权转让的法律后果，故韶山农商行对转让部分的债权并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无权要求农行韶山市支行停止对该债权的执行。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01民辖终1058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随行付公司与鸿兴物流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合同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京01民辖终字第530号民事裁定书认定，随行付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在一审阶段，随行付公司也提交了其与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证明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鸿兴物流公司、李××、徐××１、徐××２对于上述事实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故随行付公司与鸿兴物流公司在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法院具有实际连接点，约定管辖法院为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符合法律规定。鸿兴物流公司、李××、徐××１、徐××２虽然主张双方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为无效合同，但《国内保理业务合同》是否为无效合同属于实体审理范围，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故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苏审三民申字第333号
【裁判摘要】被挂靠人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进行分析,应认定金同好系借用佳发工程处资质与东盛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金同好应系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本案应属金同好借用佳发工程处资质同东盛公司签订合同。金同好作为实际施工人，借用佳发工程处资质签订合同，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因此涉案三份施工合同均属无效合同，但鉴于工程已完工并已实际交付，发包方亦未就工程质量问题提出异议，因此可以参照合同价款结算工程款。东盛公司作为发包方向实际施工人给付工程款并无不当，佳发工程处作为具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在不实际参与施工情况下，将资质借给他人承包工程，本身亦违反法律规定，实际上与发包单位并不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其向东盛公司主张工程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佳发工程处的诉讼请求。
摘要2：
摘要1：问题：合同未生效但已经履行能否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返还？
解读：（１）合同未生效法律虽不允许相对人强制履行但亦不禁止行为人自动履行，且并未规定合同未生效时相对方有当然且即时的返还义务；（２）向对方履行尚未生效合同不构成不当得利和不享有要求返还权利。
【注释】（１）《民法典》第１５７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民法典》第１５７条在《民法通则》第６１条、《合同法》第５８条基础上，增加了民事法律行为确定不发生效力的情形；（２）向对方履行尚未生效合同如果确定不发生效力则有权要求返还不当得利。
摘要2：【注解１】合同未生效不等于合同无效，未生效合同要求恢复原状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55号
【注解２】合同未生效但已经履行能否要求返还原物、恢复原状？——（１）合同未生效但已经履行不构成不当得利，也不适用无效合同返还原物和恢复原状；（２）合同未生效但已经履行，应当适用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原物和恢复原状。
摘要1：【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0115民初17794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以基础合同无效为由提出保理合同无效不能成立｜一般认为，保理融资业务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根据商业保理公司在债务人无法偿付应收账款时，是否可以向债权人反转让应收账款、要求债权人回购应收账款或归还融资，分为有追索权保理和无追索权保理。根据《保理业务合同[有追索权]》中相关条款的约定，原告与被告浩丰公司签订的即为有追索权的保理。从保理融资业务的定义可知，商业保理合同以应收账款的转让为基础，但其与产生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之间系相互独立的合同，基础合同的效力并不当然影响商业保理合同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本院查实的情况来看，原告在开展本次保理融资业务时，对证明被告浩丰公司与债务人东方煤炭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库单、入库单进行了审查，在签订保理合同以后，亦告知了债务人东方煤炭公司债权转让的事实，并对应收账款质押进行了登记，符合商业保理业务的操作惯例。被告锌锰数控公司及刘××以增值税发票虚假为由，抗辩原告与被告浩丰公司恶意串通订立保理合同，目的在于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既损害了国家利益，也损害了第三人利益，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而原告陈述在审核系争增值税发票时，其通过税务局网站查询得知增值税发票的票号真实存在，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核义务，对增值税发票为假并不知情，故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对此，本院认为被告浩丰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具备增值税发票的一般特征，发票号亦真实存在，足以让原告产生增值税发票为真的信赖，因此系争增值税发票为虚假发票的事实仅能说明被告浩丰公司存在恶意欺骗情形，不足以证明原告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在被告锌锰数控公司及刘安传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对其抗辩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保理业务合同[有追索权]》符合合同法的规定，无导致无效的法定情形，应属有效，合同各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499号
【裁判摘要】首先，东升公司与治历公司具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案涉建设工程由东升公司实际建设完成，现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东升公司有权利向治历公司主张工程款。．．．．．．同时，硚口劳动就业局与治历公司之间系委托代建法律关系，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相关合同时是否招投标不影响委托代建合同效力，委托代建合同等协议的效力与东升公司主张工程款无直接关联，原审法院未予明确并无不当。其次，东升公司与治历公司签订《补充合同》时明知硚口劳动就业局与治历公司存在委托代建关系及《委托代建协议书》中的相关约定，且在二审判决书中显示东升公司认可《补充合同》只约束治历公司和东升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在《补充合同》只能约束治历公司和东升公司的情形下，该合同并不能直接约束硚口劳动就业局和东升公司。再次，硚口劳动就业局与东升公司之间签订了《施工合同》并备案，但未依法进行招投标，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在硚口劳动就业局已经向治历公司支付工程价款的情况下，东升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向治历公司主张权利，要求硚口劳动就业局承担法律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因此，原审判决认为东升公司无权向硚口劳动就业局主张工程款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黔民申2659号
【裁判摘要】《建筑法》第６１条第２款“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规定的内容来看，应属关于房屋使用条件的范畴——首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规定的内容来看，应属关于房屋使用条件的范畴。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三项“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租赁房屋无法使用，承租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租赁房屋具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房屋使用条件强制性规定情况的。”的规定并未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房屋使用条件强制性规定而订立租赁合同的情形纳入无效合同的范围，而是赋予承租人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享有合同解除权，从通常来讲合同有效才存在解除的问题。其次，退一步来说，即使案涉租赁合同无效，申请人也需向凯祺公司支付房屋使用费，故也不能达到申请人所主张的其不用给付欠付租金的目的。最后，在签订租赁合同之前凯祺公司就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原审认定案涉租赁合同有效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052号
【裁判摘要】开发商与购房者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将房屋交付购房者但始终未能办理所有权过户登记，购房者未能取得房屋所有权，也没有生效法律文书导致该房屋所有权转移至购房者，购房者（债权人）不享有取回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破产取回权是物的返还请求权在破产法上的适用，其权利基础主要是所有权以及其他权利。故本案徐××是否有权取回案涉房屋，关键在于其是否对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其他权利。徐××申请再审中提交新证据用以证明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但即使《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由于案涉房屋所在的鸿坤国际大酒店房产相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已被查封，泰丰公司至今未取得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鸿坤国际大酒店的房屋所有权证，未取得合法完整无瑕疵的处分权，案涉房屋仍不具备办理产权过户登记的条件，徐××迄今未能就案涉房屋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并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也没有生效法律文书导致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从泰丰公司转移至徐××名下，故徐××行使取回权的条件尚不具备，其再审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民终22号
【摘要】我国商品房预售实行许可制度，开发企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不得进行商品房预售，且商品房预售存在期限限制。…….本案中，泰丰公司与徐飞燕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已过有效期，此后泰丰公司未办理过预售许可延期手续，未办理过竣工验收备案手续，亦未获准现房销售，故应认定合同签订时泰丰公司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之规定，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无效，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徐××关于泰丰公司的预售许可证无需办理延期、即使过期亦不能说明泰丰公司失去预售资格及预售行为不合法、本案合同有效的上诉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依此无效合同对合同标的物主张取回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690号
【裁判摘要１】无权处分他人合伙份额不属于无效合同——由于《转让合同书》所转让的是石马山煤矿的全部股份，而该合同中仅有部分股东签字，还有部分股东没有参与订立该合同，说明《转让合同书》中签字的部分股东处分了其他股东的合伙股份。虽然在没有得到其他股东追认时，签字的部分股东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但该行为并不影响该合同本身的效力。
【裁判摘要２】李××等7人还主张一审合议庭变更未及时通知当事人，该情形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七项规定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327号
【裁判摘要】债权不同于一般财产的特点，债权转让不仅涉及到合同相对人，还牵扯债权人与债务人、债权出让人与其他债权人之间等多方面的法律关系。这些关系是否对债权转让产生影响，是案件审理中必然涉及的问题。因此，债权受让人向债务人行使权利时，法院还应对受让人受让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青海高院作出的（2017）青01民初6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曹×对百生公司所欠四维公司6857732.42元及利息违约金2784239.36元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15）青民二初字第28号民事调解书认定曹×对百生公司所欠四维公司3000万元及利息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15）青民二初字第46号民事调解书认定曹×对民和义德商贸有限公司所欠青海天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30000000元及利息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上述案件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因各被申请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均作出终结执行的裁定。鉴于曹×不能证明其有其他责任财产可以承担相关债务的情况下，仍将其24000000元债权以严重低于债权金额的价格1000元转让给信瑞公司，曹×的行为明显导致其清偿资力减少，以至于这种不利影响无法满足其清偿其他债权的要求。故一审法院认定曹×主观上存在低价处分财产权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恶意亦无不当。鉴于信瑞公司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该转让对价的合理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债权转让合同》无效，本院不持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规定的精神，案涉《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信瑞公司基于无效合同要求张××、郑××、张×承担还款责任不能得到支持。故一审法院直接判令驳回信瑞公司对张××、郑××、张×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481号
【裁判摘要】借用资质（挂靠）的实际施工人不能依据《建工解释（一）》第４３条规定主张权利，但可以依据民法典规定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第一，关于单××提起本案诉讼是否主体适格。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在鑫源公司参与案涉工程招投标过程中，单××以鑫源公司名义交纳投标保证金并参与了投标全过程，并在中标后以鑫源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签字。次日，单××与鑫源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协议书》，约定鑫源公司将该公司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义务交由单××履行，单××承担工程实际施工内容、全部项目管理工作及所需费用，并向鑫源公司交纳管理费。因此，单××系借用鑫源公司的资质承包案涉工程，其与鑫源公司之间为挂靠关系。单××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就其施工工程对管委会享有工程款给付请求权，其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第二，关于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问题。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单××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鑫源公司的资质参与招投标，并以鑫源公司名义与管委会签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无效合同。．．．．．．第四，关于鑫源公司是否应向单××返还工程款问题。管委会累计给付工程款510万元，其中单××实际收到工程款285万元，鑫源公司实际收到工程款225万元。管委会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案涉工程款汇入合同相对方鑫源公司账户符合一般交易规则，鑫源公司应将其中属于单××施工部分的款项及时支付给单××本。单××自认应向鑫源公司交付管理费及材料费共计25万元。因此，鑫源公司从管委会处受领的225万元工程款，扣除前述鑫源公司施工的工程款206103元及25万元后，鑫源公司应将剩余工程款返还给单××。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841号
【裁判摘要】未取得规划许可等手续不影响优先受偿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未竣工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承包人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其承建工程部分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案涉4号、5号楼、地库、地库虽未经竣工验收合格富房产公司已实际占有使用，应视为对工程质量的认可，一审认定中兴建设公司就4号、5号楼、地库、地库未付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无不妥程未取得规划许可等手续责任在于百富房产公司，并不在于中兴建设公司，且法律并未以工程未取得相关手续作为承包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条件。
【摘要１】即使是非强招标工程，承包方在履行法定招标投标程序之前就已经进场施工属于串通投标无效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年修订)第四十三条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第五十三条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双方当事人于2011年7月26日就百富明苑小区7号楼签订《承包协议书》，并于2011年9月20日通过招投标程序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述合同虽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百富房产公司亦在向本院起诉前取得7号楼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但中兴建设公司认可在履行法定招标投标程序之前已就案涉工程进场施工，此行为属于先定后招、明招暗定的串标行为，依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兴建设公司关于案涉7号楼工程的中标无效，案涉7号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亦因中标无效属无效合同。
【摘要2】关于百富房产公司主张的中兴建设公司应向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
摘要2：（续）依据上述规定，中兴建设公司应当向百富房产公司开具发票。“开具发票”虽从文义解释看是指由税务机关开具和履行，但从上述规定及建设工程合同交易习惯来看，其含义并非是指由税务机关开具发票，而是指在给付工程款时需由收款人向付款人给付税务机关开具的发票，该给付义务属收款人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本院应当依法审理，中兴建设公司关于该项请求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中兴建设公司应当向百富房产公司移交税务机关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百富房产公司认可中兴建设公司就案涉工程已移交增值税普通发票数额为98903600.85元，中兴建设公司对该数额虽不认可，但在本院限定期限内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实际移交发票数额，故中兴建设公司向百富房产公司移交增值税普通发票的数额应认定为81475609.72元(180379210.57元－98903600.85元)。
【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新民初64号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四十一条规定：“承包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但最长不得超过十八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二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依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对于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亦有规定，但适用新的解释更有利于保护实际施工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故对本案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认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最长不超过十八个月的除斥期间。
摘要1：解读：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质量保修责任承担——承包人仍应在《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４０条规定的最低保修期限内承担法定的保修责任（非承担合同约定的保修责任）： （１）施工合同不是因为承包人没有相应的资质而被确认无效的，仍由承包人承担质量瑕疵的维修义务； （２）施工合同是由于承包人没有相应资质而被确认无效的，可由承包人自行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人替代承包人承担质量瑕疵的维修义务，也可由发包人自行维修但修复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摘要2：【注解】（１）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质量保修责任仍应承担；（２）无效合同的质保金条款存在无效应予返还和属于结算条款预留的不同裁判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