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04-01 14:3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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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施工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575号
【裁判摘要1】荣盛公司向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请求将案件移送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随后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亦是要求将案件移送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荣盛公司只是对案件的地域管辖有异议，从未就人民法院对案件的主管权力提出过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或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之规定，荣盛公司再审提出其与华星公司之间存在仲裁条款，故王修虎亦应受该条款的约束，并请求人民法院驳回王修虎对其起诉的主张，超过了原审的范围，本院不予审理。
摘要2：【裁判摘要2】需要指出的是，存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是当事人排除人民法院主管采取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必要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发包人主张权利。该规定是一定时期及背景下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其不等同于代位权诉讼，不具有代位请求的性质。同时，该条款规定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目的是防止无端加重发包人的责任，明确工程价款数额方面，发包人仅在欠付承包人的工程价款数额内承担责任，这不是对实际施工人权利范围的界定，更不是对实际施工人程序性诉讼权利的限制。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对承包人权利的承继，也不应受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仲裁条款的约束。事实上，王修虎也无权依据荣盛公司与华星公司之间的仲裁条款向蚌埠仲裁委员会对荣盛公司提起仲裁申请。
- 日期： 04-01 16:0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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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604号
【裁判摘要】关于广东四建公司是否应当对梁湘雄出借资金承担清偿责任问题。梁湘雄等人所借款项依现有证据证明已用于涉案工程，广东四建公司是工程的总承包人，且实际占有该工程，是涉案项目的权利义务承受者。广东四建公司承建皖江明珠、皖江商业街土建与安装工程后，与化州二建公司签订《专业分包工程合同》，实为整体转包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该《专业分包工程合同》应为无效。广东四建公司作为转包人对合同无效具有明显过错。广东四建公司承包涉案项目后，虽然组建了“广东四建公司繁昌县工程部”，任命林耀章为工程部负责人，刻制了公章，设立了账户，但广东四建公司并未以该项目部的名义承接其他工程，或向涉案工程投入资金、实际组织施工，也未将该工程部的公章和账户交给实际施工人段德根使用，广东四建公司对于段德根自己组织资金，以“广东四建公司繁昌县工程部”的名义进行施工，并在工地上悬挂有“广东四建公司繁昌县工程部”的招牌应当是明知的，但广东四建公司并未在施工过程中予以制止，直至停工之后才责令段德根销毁私自刻制的公章。为此，广东四建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使广东四建公司不承担借款的还款责任，也应向实际施工人对工程的投入支付工程款。因此，依据公平原则，由工程总承包人广东四建公司承担用于工程借款的连带还款责任，并无不妥。
摘要2：无
- 日期： 02-18 22:4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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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504号
【提示】实际施工人不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要求承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摘要1】根据一、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案涉大邑县第四自来水厂一标段工程，系由惠邑公司发包给北京城建公司。北京城建公司承建后，将工程全部转包给宏利公司。宏利公司又将其分包给军海公司和浙江有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其中安装部分原系由军海公司再行分包给重庆环水经营部，后在履行过程中变更为由宏利公司和重庆环水经营部直接发生分包关系。
【裁判摘要2】连带责任的承担，属对当事人的不利负担，除法律有明确规定或者当事人有明确约定外，不宜径行适用。合同相对性原则，亦属合同法上基本原理，须具备严格的适用条件方可有所突破。本案中，北京城建公司与赵永鹏、母寿甫之间未就工程施工签订任何合同，北京城建公司亦非案涉工程的发包人，不属于《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主体。赵永鹏、母寿甫申请再审依据其他地方法院规范性文件以及另案生效判决，主张应按照“举轻以明重”和权责一致原则判令北京城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均属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突破的不当扩大，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2-19 08:1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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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959号
【裁判摘要1】劳务分包其中分包班组要求发包人对分包人欠付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不予支持——于曹某某要求江南水利水电公司对蔡某某欠付劳务款承担连带责任能否成立的问题。本案系劳务分包合同纠纷，曹某某起诉要求蔡某某支付劳务款的依据是其与蔡某某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务分包合同关系，而劳务分包合同的当事人系曹某某和蔡某某，曹某某只是蔡某某组织施工人员中的一个施工班组，并非完全替代蔡某某承担与江南水利水电公司之间劳务用工合同的权利义务。因此，江南水利水电公司与曹某某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曹某某要求江南水利水电公司对蔡某某欠付劳务款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2】劳务分包其中分包班组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劳务费范围内对分包人欠付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予以支持——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关于“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判令江南水利水电公司在欠付蔡某某工程款范围内对蔡某某欠付曹某某的工程承担连带责任。该司法解释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是承包人将建设工程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义务都是由实际施工人履行的，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已经全面实际履行了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并形成了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上述特殊情况下基于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目的，该条规定突破合同相对性允许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但该特殊情况下发包人也仅是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虽然上述规定涉及的是发包人，但本案中曹某某突破合同相对性要求江南水利水电公司承担支付劳务款责任与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类似，二审根据该条规定的原则判令江南水利水电公司在欠付蔡某某的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曹某某承担责任充分保护了曹某某的利益，并无不当，曹某某主张江南水利水电公司对其劳务款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
摘要2：
- 日期： 02-19 08: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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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答：实际施工人不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４３条的规定要求与其不具有合同关系的承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注解１】实际施工人能否直接向与其不具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主张工程款？｜虽然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实际施工人可以直接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主张工程价款。——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649号
【注解２】《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实际施工的人能否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主张工程款问题的电话答复》【（2021）最高法民他103号】载明，基于多次分包或者转包而实际施工的人，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人主张因施工而产生折价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申659号
- 日期： 02-27 09:3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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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答：挂靠和被挂靠之间是一种资质借用关系而非施工合同关系，被挂靠单位不承担承包人的义务也不享有承包人的相关权利。因此，被挂靠单位不应当对与其不存在合同关系的实际施工人承担工程款的支付义务，除非被挂靠单位从中分享了工程利润。
【解析】（１）被挂靠单位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４３条规定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和发包人，挂靠人作为实际施工人无权向被挂靠单位主张付款责任；（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４３条规定不适于挂靠施工之情形。
摘要2：【注解１】挂靠人可以行使代位权为由直接向发包方主张工程款。——参考：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01民终11673号
【注解２】被挂靠方仅负有将收取的工程款支付给挂靠方的义务而非与发包人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27号
【注解３】被挂靠人不承担向挂靠人支付工程折价款的义务。——参考案例：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01民终887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309号
【提示】当事人在中标合同中，为了赔偿一方停工损失而对工程价款结算方式进行的变更约定属于合同履行中的正常变更。
【裁判要旨】双方当事人在中标合同履行过程中，为了赔偿一方停工损失而对工程价款结算方式进行变更约定，其实质为损失赔偿的约定，属于合同履行工程中的正常变更，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的“黑白合同”，其效力应予以认定，可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02号
【裁判摘要1】依据《916合同》第33.4款“发包人在收到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后56天内仍不支付的，承包人有权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承包人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可知，双方当事人已按照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约定了涉案工程价款“逾期不支付”的标准，即邹城公司在收到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后56天内仍不支付。依照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规定，邹城公司在符合约定的56天届满条件后，即可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根据2015年12月21日的一审法院法庭调查笔录可知，中铁公司已自认案涉工程都是分段结算，楼房最晚提交结算书的时间是2013年7月份，车库结算书提交时间是2013年12月。而且中铁公司在《配合义务》中还自认“但在2013年与贵司委托审计单位核对完成后，最终无争议金额约为6.37亿元，贵司却迟迟不认可该结算”，这些自认足以证明中铁公司已在2013年向邹城公司提交了案涉工程的竣工结算，只不过直到2014年8月11日，中铁公司向邹城公司发出《配合义务》时，邹城公司都不予认可该结算。因此，在该竣工结算提交时间基础上加上56天，中铁公司最晚在2014年2月底即可起诉并行使案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从2014年2月底中铁公司按约定有权提起诉讼并行使案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开始，直至2014年8月11日发出《配合义务》长达近6个月时间里，邹城公司仍一直不与中铁公司进行结算。但中铁公司并未提起诉讼和行使案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2014年8月11日之后长达8个月时间里，邹城公司也依旧不与中铁公司结算。而中铁公司却迟迟未向邹城公司主张案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已具备约定行使条件的情形下，中铁公司在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不按约定行使优先受偿权，已经超过了案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间。
摘要2：【裁判摘要2】中铁公司上诉还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办〔2011〕442号）第27条“当事人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竣工日期作为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期间起算点的，不予支持”规定，不能以工程转移占有之日为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间的起算点，批复规定的竣工之日仅指“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但经本院当庭核对，中铁公司所提交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办〔2011〕442号）的条文内容为虚假。对此，中铁公司的解释是在找到该纪要时，并不知道该纪要内容为虚假。为此，中铁公司当庭表示不再以其提交的虚假《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办〔2011〕442号）作为支持其主张的依据。
- 日期： 12-21 19:2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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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652号
【裁判摘要】由于鑫泰建设集团公司营口分公司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案涉《建筑施工补充协议》应认定为无效，二审法院认定该协议有效属适用法律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3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有效作出的判断，不影响法院根据查明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对合同效力进行认定。
【裁判摘要】招投标之前宏兴公司与中煤陕西分公司已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达成合意，双方之间招投标属于明招暗定，影响中标结果，依据上述规定，中标无效。......另案当事人未对合同效力产生争议，另案一审、二审法院认为合同有效但未针对合同效力问题作出判决，另案生效判决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并未产生既判力。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有效作出的判断并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查明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对合同效力进行认定。故中煤公司、中煤陕西分公司关于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等理由不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上述《会议纪要》《工程造价确认书》《工程造价确认表》《协议书》属于对双方既存债权债务的清理确认及解决纠纷事项的后续安排，有结算性质，具有法律效力上的独立性，依据上述规定应当认定有效。
摘要2：【裁判规则】施工合同无效，不能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和欠付工程款利息，但发包人应当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支付相应利息。
【摘要《承包协议》无效，其中约定的非独立存在的违约责任条款亦应无效，中煤公司、中煤陕西分公司主张宏兴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和欠付工程款利息，缺乏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正确。宏兴公司欠付工程款，应当支付相应利息，应付利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关于“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和第十八条关于“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应付款时间为交付之日”的规定进行计算。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92号
【裁判要旨】公司总经理同时作为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在补充协议上签字，尽管没有加盖公司公章，并不影响补充协议的效力。
【裁判规则】发包人未依照约定如期给付工程款，是导致承包人无法按约定日期竣工、工期迟延未能如期交房的重要原因，由此产生的工程项目资金沉淀的利息等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
【要旨】承发包双方对欠付工程款的违约金计算标准约定过高，可以参照不超过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
【摘要】关于中地信公司给付工程款的利息起算点及利率标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该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本案中，《补充协议》约定，主体已完部分工程款在本协议签订后40日内委托审计单位进行审核，2013年12月21日前付至90%；前期主体部分工程款甲方在2013年10月10日前支付乙方500万，后续工程按工程量50%付款，从2013年9月1日起甲方按月利息2.6%给付乙方前期应付工程款利息至主体部分全部工程款结清止。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中地信公司没有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给付工程欠款，一直处于迟延给付状态。根据以上事实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中地信公司应给付迟延给付工程款的利息损失，将利息计算标准调整为年利率24%，利息给付时间调整为起诉之日，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66号
【裁判摘要】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当事人先施工后招标属于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的情形，中标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施工，必须进行招标。《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七条进一步明确了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200万元以上或者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虽低于200万元，但项目总投资额在3000万元以上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公用事业项目进行施工，必须进行招标。德化县金龙中心城项目包括了总建筑面积71793.34㎡的安置房，工程总造价超过2亿元，属于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重大项目，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必须进行招标。但金龙公司在未履行公开招标程序的情况下，即确定由中扶公司进场开始垫资施工。后金龙公司虽补办了招标手续，中扶公司中标，但双方均确认该招标投标程序仅是为办理相关证件而进行的形式意义上的招投标。因此，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关于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认定无效的规定，认定双方当事人就案涉工程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均无效，并无不当。中扶公司关于案涉工程招投标程序合法，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有效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
摘要2：【解读】施工合同无效，质保金条款也无效。
【摘要1】行使优先受偿权不以施工合同有效为前提——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法律规定的建设工程承包人的一项法定权利，目的是保障承包人能够优先获得工程款。中扶公司作为案涉工程承包人，主张在金龙公司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已完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于法有据。金龙公司以中扶公司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违法分包情形为由，主张中扶公司不应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于法无据。
【摘要2】中扶公司系案涉工程的施工单位，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其应当将已完工程的施工内业资料移交金龙公司。一审法院判令中扶公司向金龙公司移交已完工程的施工内业资料，并无不当。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62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44号
【裁判要旨】中标通知书对投标文件的价格和工期作了实质性变更，应认定施工合同无效。
【裁判规则】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故应委托鉴定机构对设计变更工程量而非全部工程进行造价鉴定。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请求对建设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不予支持。本案中，虽然京汉置业公司与中建二局四公司签订的《合同协议书》无效，但双方在合同中约定采用固定价结算的方式，约定总工程价款为2906万元。涉案工程虽未验收，但工程已交付使用，且中建二局四公司取得了京汉·新城一期住宅竣工验收备案表。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参照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并依据当事人的司法鉴定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于对设计变更工程量进行造价鉴定，并无不当。中建二局四公司主张依据施工图对全部工程进行鉴定，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21号
【裁判要旨】发承包双方在招投标之前即签订承包协议，就工程范围、质量、工期、竣工结算等实质性内容进行了约定，构成串通投标。
【裁判摘要1】原审查明，案涉工程为商品住宅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第一款、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布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属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项目。但歌山公司与顺福公司在尚未招投标之前，即于2010年4月26日签订《工程施工承包协议》，确定歌山公司为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并就工程范围、质量、工期、工程款支付进度、竣工结算等实质性内容进行了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投标人不得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第四十三条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歌山公司与顺福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属于串通投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据此，原判决认定歌山公司与顺福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承包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均属无效，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解读】安全文明施工费，是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承包人依照国家法律、法规、标准等规定，为保证安全施工、文明施工，保护现场内外环境和搭拆临时设施而发生的费用。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按各地定额标准计取。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作为不可竞争费用，当事人不可以自行约定费率，但是可以约定实现安全文明工地等级标准的目标，从而确定文件规定的奖励费率标准。
摘要2：【裁判摘要2】歌山公司上诉提出，案涉工程为民营投资的商品住宅项目，建设施工合同不应因招投标问题被认定无效。对此，虽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4年先后下发《关于开展建筑业改革发展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建市[2014]92号）等文件，指出要调整非国有资金投资项目发包方式，试行非国有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单位自主决定是否进行招标发包，但本案工程系采取招标发包形式，则招投标程序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另外，一审判决之后的2018年3月2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国务院批准发布《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2018年6月1日起实施），其中未将民营投资的商品住宅项目纳入必须招标范围，但该规定同时要求“不属于本规定第二条、第三条规定情形的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必须招标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确有必要、严格限定的原则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在目前尚未有具体范围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依据当时尚有效实施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对案涉合同效力作出的认定，本院予以维持。歌山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关于劳动保险费如何计取的问题，双方在合同中亦未约定。但首先，双方在招投标文件中对劳动保险费问题有明确的规定，顺福公司一期招标文件载明该费用按工程造价的0%计取，二期招标文件载明按费率为零进行造价计算；歌山公司投标文件对此亦表述为按零进行计算。由此可知，双方在招投标过程中已对劳动保险费的计取达成合意。其次，歌山公司2011年4月27日发出的工程联系单第2项对造价取费要求按一类工程的综合费率30.95%计取，且明确此费率不含劳动保险费。第三，歌山公司2013年4月19日及9月28日作出的《决算报告》中也未计取劳动保险费。基于上述，原判决未将双方争议的劳动保险费509.0623万元认定在工程总价中，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解读】鉴于案涉合同无效，承包人提出的违约金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对于发包人欠付工程款的利息，承包人可另行主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43号
【裁判要旨】招标人未实际施工而将工程转由其他公司施工，依法应认定中标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的，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的，违反本法规定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或者分包人再次分包的，转让、分包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案涉工程经招投标程序，于2009年10月17日由发包人宁德高速公司与中标人中铁四局四公司签订《A10合同段合同协议书》。......中标人中铁四局四公司未实际进行施工，而是将工程转由中铁四局七公司施工，中铁四局七公司又将70%以上的工程分包给十五冶金公司第四工程公司施工，依据前述法律规定，案涉2009年10月17日《A10合同段合同协议书》和2009年12月15日《A10合同段施工合同协议书》均应认定为无效。
【解读】本案《A10合同段合同协议书》无效的原因应该是挂靠中标无效。
摘要2：【摘要】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段累计交纳；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本案中,十五冶金公司诉讼请求为确认《A10合同段施工合同协议书》无效、中铁四局七公司和中铁四局四公司共同给付工程款77866019.80元及利息4380619.98元等。十五冶金公司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目的是为了主张剩余工程款，原审按照十五冶金公司诉状中所述其完成工程总价款的金额310527470元计算案件受理费不当,本案按照十五冶金公司请求的工程余款及利息计算案件受理费较为合理。因此，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应为453033.20元，十五冶金公司多预交的部分，应予以退还。
摘要1：【裁判主旨】
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签订两份不同版本的合同，发生争议时应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收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该条是指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签订两份不同版本的合同，发生争议时应以备案的中标合同而非以存档合同文本为依据结算工程价款。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24号
【裁判要旨】根据多份施工合同的签订时间 、签订缘由、更替关系，以及当事人的履行行为，综合认定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哪份合同。
【提示】发包人已经支付大部分工程款，其违约情节并不严重，如何计算其应付工程款的利息？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鼎元公司作为承包人，其已经将劳务及建筑材料物化到案涉工程中，案涉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并早已由暨阳公司占用、处分，则暨阳公司应当及时支付工程款，其拖欠工程款的行为实际系占用鼎元公司的资金，势必会给鼎元公司增加融资成本、造成利息损失，鉴于暨阳公司已支付了大部分的工程款，其违约情节并不严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关于“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的规定，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暨阳公司应付工程款的利息，一审判决按照1.5倍计息，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予以纠正。暨阳公司关于不应计付利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必须招标项目在备案合同签订之前当事人已经签订施工合同并已经实际履行，之后为应付主管部门要求而签订备案合同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备案合同和备案前签订施工合同均为无效——案涉商品住宅项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的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暨阳公司与鼎元公司虽然于2013年1月20日根据星子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案涉项目应履行招投标程序的要求，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但该份合同仅系为应付主管部门的要求而签订。在该份备案合同签订之前，双方事实上已于2012年10月8日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由鼎元公司进场施工，案涉项目实际并未履行招投标程序。原审判决关于本案中双方于2013年1月20日签订的用于备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2年10月8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据此双方于2013年8月30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均为无效合同的认定，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58号
【裁判要旨】工程计价标准或者计价方法原则上有约定的依约定，无约定或不能达成一致的参照政府指导价确定。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八条规定：“建筑工程造价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在合同中约定。公开招标发包的，其造价的约定，须遵守招标投标法律的规定。发包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的计价标准或者计价方法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结算工程价款。"第二款规定：“因设计变更导致建设工程的工程量或者质量标准发生变化，当事人对该部分工程价款不能协商一致的，可以参照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方法或者计价标准结算工程价款。"根据上述规定，对于工程计价标准或计价方法应遵从有约定依约定、无约定或不能达成一致参照政府指导价确定的原则。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如果在承包合同中约定了计价方法和计价标准，只要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不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就应依据当事人约定的工程计价标准来确定工程价款。建设工程定额标准是各地建设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建筑市场建筑成本的平均值确定的，可以理解为完成单位工程量所消耗的劳动、材料，以及机械台班等的标准额度，属于政府指导价范畴，属任意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其并不禁止合同当事人随行就市订立与定额标准不一致的工程结算价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款结算标准与建筑行业主管部门颁布的工程定额标准和造价计价办法不一致的，应以合同约定为准。
摘要2：【裁判规则】施工合同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但审计机构迟迟不出具结算审核结果的，为解决工程款久拖不决问题，可以根据当事人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定。
【简法】当事人约定以行政审计作为工程款结算依据的，按照约定处理。但行政审计部门明确表示无法进行审计或者无正当理由长期未出具审计结论，当事人申请进行司法鉴定的，应予准许。
【要旨】从施工合同补偿协议的签订和履行看，管委会始终代表发包人行使权利义务，故该管委会应承担案涉工程款的给付义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43号
【裁判要旨】施工合同无效，但合同中的奖励性条款不当然无效，鉴于承包人符合奖励条件，发包人应当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奖励款。
【裁判摘要】百洋公司上诉称一审已经认定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栋号施工承包合同》无效，合同中约定的奖励性条款亦应当无效，其不应再向吉力公司支付奖励款190万。本院认为，奖励条款的约定实际是以奖励的形式增加工程费用，合同中关于奖励款的约定系百洋公司与吉力公司达成的合意,为了鼓励施工方安全、文明施工，确保施工质量，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吉力公司实际已经符合奖励条件的情况下，百洋公司应参照合同约定向吉力公司支付奖励款。
【裁判规则】案涉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即擅自使用，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即为竣工日期。
【摘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三款“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之规定，百洋公司在案涉工程未经竣工验收的情况下，擅自使用案涉工程，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即为竣工日期。且诉讼中，百洋公司也并未对工程质量存在问题提出有效抗辩，以及提出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未结算工程款的责任在于吉力公司。因百洋公司已经对案涉楼房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其亦应当向吉力工支付欠付的工程款利息。
摘要2：【解读】奖励金，是指工程满足业主设置的某项特定目标或要求时，施工单位有权按照约定获得的超过工程款数额的奖励费用。学界多认为奖励金不是工程款。例外情形是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特别约定，此时奖励金的性质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918号
【裁判摘要】即使本案工程属于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存在串标行为而无效，亦不影响《工程结算书》《解除建设施工合同协议书》等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工程量有争议的，按照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签证等书面文件确认。承包人能够证明发包人同意其施工，但未能提供签证文件证明工程量发生的，可以按照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确认实际发生的工程量。”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按照约定处理。承包人请求按照竣工结算文件结算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双方对以建设工程的工程量共同进行核算，一致认可的工程价款，是具有独立性的约定，应当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本案中，双方于2015年6月30日经双方及监理单位共同确认，三方共同出具的《工程结算书》中明确载明，经双方认真计算、核对，最终同意结算造价、价款（不包括建安劳保费）为人民币4.18亿元，该结算造价不受任何情况的影响，均作为最终结算款。该工程价款亦为《解除建设施工合同协议书》、2016年6月9日北海湾春公司出具的还款承诺书中一再认可，原判决以《解除建设施工合同协议书》约定的4.18亿元价款作为确定案涉工程款的结算、支付、违约责任的依据，是正确的。在结算和清理条款明确有效情况下，一审法院不组织鉴定是合理合法的。
摘要2：【裁判规则】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工程价款之日起算。
【摘要】本案关键在于确定优先权的起算时间。虽然上述批复第四条明确规定，优先权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但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原意，优先权的适用是以发包人逾期不支付工程价款为前提，一审法院认为“应当遵循客观事实，尊重当事人之间关于支付工程价款期限的约定，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不应早于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工程价款支付期限，以保证实现该优先权权能”是公平合理的。......原判决认定浙江横店公司于2016年5月27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出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25号
【裁判要旨】施工合同无效，但双方就结算事宜签订的补充协议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补充协议合法有效。
【裁判摘要】根据上述事实及东瀛公司二审提交的《中标通知书》，应认定本案存在先签订施工合同并实际进场施工，后补办招投标手续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三条关于“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据此，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书》应认定无效，一审判决认定合法有效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虽然《承包协议书》无效，但是《补充协议书》并无施工内容，且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一审认定《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裁判规则】承包人在工程完工之前中途停止施工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自承发包双方就工程款结算及工程款支付达成合意时起算。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29号
【裁判摘要】对于案涉《鉴定书》所涉的间接费、利润、税金等费用是否应予以扣除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然无效，案涉工程也未经竣工验收，但因航北公司已经占有使用，视为航北公司认可元成龙交付的工程质量符合约定，元某某有权要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款项。双方合同中没有约定扣除间接费、利润，航北公司在本院再审中亦认可其尚未代缴其主张扣除的相关税费，据此，原审未从工程造价中扣除航北公司提出的相关综合费和税费，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65号
【裁判要旨】人工费调差期间当地没有造价信息，可以参考同级其他地市发布的信息并用加权平均方式测算出人工费。
【裁判规则】发包人以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为由，要求承包人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金的，应当提起反诉。
【裁判摘要】本案系四海园公司向齐三院追索工程欠款及利息等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齐三院在四海园公司一审起诉后，并未反诉主张四海园公司承担违约责任。齐三院关于四海园公司应逾期交工给齐三院造成损失应支付违约金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 发包人在承包人提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以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为由，就承包人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修理、返工、改建的合理费用等损失提出反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10号
【裁判要旨】挂靠人有权收取或处分案涉工程款，其与发包人约定以工程款抵扣其个人债务的，对被挂靠人有效。
【裁判摘要】廖某某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系工程施工的实际投资人，也是工程款的最终享有者，且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廖某某有权代表恒辉公司全面负责案涉项目管理和协议的履行。因此，廖某某有权收取或处分案涉工程款，其与益德兴公司、乔某某签订的以工程款抵扣其个人债务的2013年3月17日《协议书》，应属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实际施工人廖某某与发包人益德兴公司约定以工程款抵扣廖某某个人债务的行为，并不违反上述规定，恒辉公司关于该抵扣行为不符合上述规定本意，抵扣无效的主张，亦不能成立。恒辉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投入资金用于案涉工程施工，其因案涉工程被相关法院判令承担债务均发生在抵扣行为之后，且其承担责任后，可以另行依法向廖某某追偿，故其关于廖某某抵扣工程款的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违背公平原则的主张，无事实依据。
摘要2：
摘要1：——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结算协议应当作为建设工程价款的认定依据
【裁判观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庭外自行委托第三方对工程价款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经双方共同确认的，应视为双方对工程价款达成了结算协议，一方反悔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结算协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的，人民法院不应支持。
【裁判规则】工程进度款、工程结算款利息与垫资利息不同，不适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关于垫资利息计算标准的规定。
【摘要1】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利息，以及一审法院判令远通公司支付南通二建的利息均系欠付工程进度款、工程结算款利息，并非垫资利息，故远通公司提出的双方以年利率15%计算工程款利息的约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关于当事人约定的垫资利息计算标准不得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规定，一审法院按此约定判令远通公司支付利息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关于案涉工程款是否具备付款条件。远通公司关于案涉工程质量不合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以工程质量不合格为由，提出不应支付工程款的主张，自然亦不能成立。开具并交付工程款发票属于南通二建履行本案合同的附随义务，并非法定或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工程款支付条件，更不会导致远通公司无法依约支付工程款，故远通公司关于南通二建迟延交付远通公司8615.5万元工程款增值税发票，导致其无法支付工程款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由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工程款具备支付条件并判令远通公司支付工程款，并无不当。
【要旨】双方合意更改的工程竣工时间，可以作为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起算时间。
【摘要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四条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算。远通公司和南通二建在《连云港“东方海逸豪园”商谈备忘录》中约定将案涉工程竣工时间调整为2014年8月28日。南通二建于2014年6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行使期限。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十——当江苏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结算协议应当作为建设工程价款的认定依据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20号
【典型意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委托第三方出具结算审计报告，经双方共同确认的，应视为双方对工程价款达成了结算协议。此类结算审计报告不属于司法鉴定，不适用司法鉴定的程序规范。一方反悔，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结算协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仅以第三方资质不足、违反司法鉴定程序等为由主张该结算审计报告不能作为结算依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双方自行共同委托第三方审核，是双方意思自治的体现，在此基础上达成的结算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本案判决对当事人在诉讼中就工程价款结算达成协议的效力认定，具有明确的指导和示范意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11号
【裁判要旨】合同约定协议字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一般可以理解为签字或盖章后协议即生效，而非必须同时具备签字与盖章两个条件后协议方生效。
【裁判规则】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订立和履行合同的，能否挂靠被挂靠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
【摘要】在挂靠关系下，挂靠人系以被挂靠人名义订立和履行合同，其与作为发包人的建设单位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对实际完成施工的工程价款，其仅能依照挂靠关系向被挂靠人主张，而不能跨越被挂靠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不适用于挂靠情形，是因挂靠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不能援引该司法解释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而非免除被挂靠人的付款义务。从这个意义上看，北京建工上诉主张停工前工程系黄进涛挂靠施工，故其不应承担付款责任，黄进涛应向明光酒店公司和明光旅游公司直接提出主张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需要说明的是，原审法院判决明光酒店公司直接向黄进涛支付续建工程价款后，其未依法提出上诉。原审判决前述判项确定的实体义务虽然无须再作实质调整，但鉴于需要改判北京建工及北建海南分公司向黄进涛支付续建工程欠款，故将原审判决前述判项变更为明光酒店公司在其所欠工程款范围内，对北京建工及北建海南分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解读】当事人提供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的，法院基于证据关涉案件基本事实可以予以采纳。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677号
【解读】合同“签字盖章”后生效一般为“签字或盖章”中具备其一即可。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932号
【裁判摘要】原审判决对签证单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工程量有争议的，按照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签证等书面文件确认。承包人能够证明发包人同意其施工，但未能提供签证文件证明工程量发生的，可以按照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确认实际发生的工程量。签证单对工程量的发生具有证明效力，涉案部分签证单虽无沿海公司签字，但上述签证单已经监理工程师或监理单位签字盖章，应当作为证据使用。涉案部分签证单出具时间虽相同，但不足以否定签证单的真实性。在沿海公司未提供证据反驳上述签证单的真实性的情况下，原审判决对上述签证单予以采信并作为认定工程量的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66号
【裁判要旨】承包人交付的工程质量不合格且未按要求整改，反而停工违反合同约定，无权要求工程款利息。
【裁判摘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欠付工程款利息本质上属于法定孳息，实质是为了补偿守约当事人的资金被占用的损失。本案中，中厦建设公司在工程质量不合格的情况下没有按照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的要求进行及时的整改，反而单方面停工，违反了合同的约定，故一审法院未支持其工程款利息的诉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规则】施工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合同义务履行顺序已有明确约定，鉴于承包人未交付质量合格工程，发包人有权以此为由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暂停支付工程进度款。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当庭宣判十大案例（2017年度）之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55号
【裁判要旨】施工合同无效，发包人自实际占有建设工程之日起支付工程款。
【裁判摘要】关于涉案工程欠款利息应从何时起算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本案中，华冶公司与美联恒公司签订的2009年7月28日《工程承包协议书》、2010年2月1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0年2月20日《“恒缘时代广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补充协议》均被依法认定为无效，应当依照该条司法解释第一项的规定，以美联恒公司2013年11月30日实际占有涉案工程之日起，向华冶公司给付所欠工程款的利息。原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系引用法条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裁判规则】欠付工程款事实确定，审计结论的作出时间与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不具有关联性。
【摘要】本院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立法本意是保障承包人工程价款权利的实现，该权利的行使以发包人欠付工程款为前提。本案中，华冶公司因涉案工程的工程款欠付问题先后两次停工，在美联恒公司2013年11月30日实际占有涉案工程后，2013年12月16日，华冶公司向肥东县人民政府发函反映涉案工程仍有3000万元工程进度欠款，并要求肥东县人民政府提供付款担保。可见，华冶公司对美联恒公司欠付其工程款且存在不能收回的风险等事实是明知的，其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积极行使权利。虽然涉案各分项工程的12份审计报告于2014年6-7月份作出，但该审计结论系对欠付工程款具体数额的确定，在欠付工程款事实确定的情况下，审计结论的作出时间与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不具有关联性。原审判决认定华冶公司本案中主张优先受偿权已经超过该权利法定行使期间，并无不当。华冶公司提出其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第三人作出愿意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是债务加入的重要构成要件之一。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9号
【裁判要旨】建设工程的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裁判规则】工程进度款滞纳金系欠付工程进度款产生的违约赔偿，金钱债务的迟延履行对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可视为欠付款项的利息损失，当事人约定违约金过高的，可以调整为年利率24%计算。
【要旨】代建模式下业主和代建单位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投资人是业主，代理单位承担项目管理责任，获取管理费、咨询费和相关提成。
【摘要1】西宁交投虽拥有项目产权，但从其与明瑞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及合作方式来看，西宁交投将案涉项目的开发建设权授权给明瑞公司，由明瑞公司作为全资投资人进行开发建设，该协议并非建设工程合同，并且西宁交投也未与其他主体签订任何建设工程合同，也不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故西宁交投并不具备建设工程法律关系中的发包人地位，其并非案涉项目的发包人。明瑞公司通过合法招投标程序取得案涉项目工程发包主体资格、具备支付工程价款能力并承担付款义务，应认定为案涉项目的发包人。
【摘要2】在发包人与实际施工人并无合同关系时，发包人仅在特定条件下就欠付工程款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连带责任，其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但该条因突破了合同相对性故对其适用有严格限制：首先，该条的立法目的在于解决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和救济途径问题；其次，除合同相对方破产、下落不明等实际施工人难以保障权利实现的情形外，原则上不准许实际施工人提起以不具备合同关系的发包人、总承包人为被告的诉讼；同时，还需存在转包、非法分包、借用资质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就本案而言，并不符合上述条件，不能适用该条款。因此，美建公司以西宁交投系发包人为由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3】构成债务加入必须有第三人明确的意思表示，同意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本案《钢结构施工合同》的付款义务人是明瑞公司，西宁交投支付的2090万元系代明瑞公司付款，该行为并不能证明西宁交投有与明瑞公司共同承担支付工程款义务的意思表示，不构成债务加入。
【摘要4】即便从代建的角度讲，委托代建与工程施工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也不应由委托人对工程欠款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624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