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问题：原告能否在同一诉讼中提出相互矛盾诉讼请求？
解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９条第３项“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之规定，并未对原告诉讼请求能否相互矛盾作出规定。因此，同一诉讼程序中，原告分别基于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不同判断提出两个以上的诉讼请求，如果各项诉讼请求均符合受理条件，人民法院均应立案受理。
摘要2：【注解】（１）法院不能因当事人提出两个互相矛盾的诉讼请求而驳回起诉；（２）对于当事人两个诉，只要诉讼要素齐全，符合立案标准，法院均应立案受理。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民申1908号
【裁判摘要】（１）招标人可以根据招标项目实际，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在招标文具中设置投标人资格条件并进行资格审查；（２）投标人提交虚假资质文具的，招标人可以依据招标文具不予退还其投标保证金——本案系招标投标合同纠纷，双方在招标投标过程中可以自行设定不悖法律规定之权利义务，设定权利义务之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即具有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招标人可以根据招标项目本身的要求，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提供有关资质证明文件并进行资格审查。本案中，移动通信北京公司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提供《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并对该证书的真实性进行审查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精神。招标文件同时规定，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虚假的文件和材料，意图骗取中标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本院认为，投标人提交真实、合法且有效的资质证明文件是确保招标投标法律活动得以顺利实施的基础，亦是投标人具备基本履约能力的前提，招标文件的上述规定，其目的在于通过保证金的方式约束投标人在投标时即具备相应资质，该项规定之内容不悖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投标人在招投标阶段可依自身资质情况选择是否接受招标文件之规定，并自由决定是否选择投标，但投标人一经投标并交纳相应的保证金，该规定即对投标人产生约束力。日腾飞管业公司在本案投标时并不具有《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移动通信北京公司根据其提交虚假资质文件的行为，不予退还其投标保证金，并无不当，一、二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所作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65号
【裁判摘要１】投标人少于３个，招标人未依法重新招标，招投标活动存在程序瑕疵但并不导致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投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送达投标地点。招标人收到投标文件后，应当签收保存，不得开启。投标人少于三个的，招标人应当依照本法重新招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的中标无效情形并不包括投标人少于三个的招标。故一审判决认定该程序性瑕疵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的会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一条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违反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对中标结果造成实质性影响，且不能采取补救措施予以纠正的，招标、投标、中标无效，应当依法重新招标或者评标”。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招投标各方采取了不当排除他人投标的情形，亦没有潜在的投标人对招投标活动提出异议，难以认定仅有中冶公司、建科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投标即构成“对中标结果造成实质性影响”。故中冶公司依据上述条文规定主张《BT合同》无效，缺乏事实依据。因此，中冶公司提出案涉《BT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联合体成员之间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对内部关系作出进一步明确约定依法有效——案涉《BT合同》约定，中冶公司承担项目总承包施工责任，建科公司承担项目融资责任。建科公司作为承担项目融资责任一方，其负有在施工过程中向中冶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故《BT合同》不仅明确中冶公司与建科公司系联合体成员关系，还对联合体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作出规定。2012年12月26日，建科公司与中冶公司签订《施工承包合同》是联合体双方在《BT合同》约定的基础上，对于其内部关系作出进一步明确约定。建科公司与中冶公司又签订《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增加工程量。中冶公司与建科公司之间的联合体成员关系并不排斥双方根据需要在联合体内部约定成立施工合同关系。建科公司依据《施工承包合同》《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已向中冶公司支付362228044元工程款，也即《施工承包合同》《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已得到实际履行。中冶公司上诉认为案涉《施工承包合同》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提出《施工承包合同》《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应属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635号
【裁判摘要】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请求确认合同有效不予受理——当事人在确认之诉中提出的确认请求必须具有权利保护的利益，否则不具有诉的利益，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合同关系提出的积极确认之诉的权利保护利益是当事人基于合同享有的合同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本案中，李某与前海公司于2013年12月7日签订案涉协议，约定李明将其持有的帕米尔公司15%的股权以36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前海公司，至2015年4月1日，李某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转移登记至前海公司名下，前海公司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价款和费用。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合同义务业已履行完毕，李明基于合同享有的合同权益已经实现。因此，李某提起本案确认之诉，不具备通过法院判决对案涉协议效力和履行状态进行确认的必要性，缺乏权利保护的利益。一、二审法院先后裁定驳回李某的起诉和上诉，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二审判决认为：（１）李某起诉的意图是要求法院确认其与前海公司于2013年12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有效协议。根据李某的陈述，双方均已按该协议履行了各自义务，李某明已将其持有的帕米尔公司15%的股权交付给前海公司，前海公司也已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了李某，且在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在合同相对人前海公司没有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并对合同效力进行仲裁、诉讼的前提下，《股权转让协议》亦已经履行完毕，所以李某的诉讼请求，既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也不需要法院和法律进行保护。所以，李某起诉要求确认该协议为有效协议，不符合起诉条件，法院不应受理。（２）对于李某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终止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对该协议履行完毕后，前海公司向李某发出了要求解除该《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对此双方就合同解除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双方可协商解决，亦可通过仲裁、诉讼等合法方式进行处理，此系双方当事人自身的权利。而李某的诉讼请求是想通过法院确认合同的履行状态，该诉讼请求并无需要特别保护的法律利益，法院亦不需要干涉当事人行使自身的权利。
【解析】确认合同无效必须具有确认之诉利益，否则不予受理。
【注解】履行完毕的合同不能再启动确认合同效力（有效）之诉——合同义务业已履行完毕，基于合同享有的合同权益已经实现，提起本案确认合同有效之诉不具备通过法院判决对案涉协议效力和履行状态进行确认的必要性，缺乏权利保护的利益。
摘要1：董事辞职何时生效（最高法院民二庭第8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律问题】董事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辞职书后，如何确定辞职的生效时间？
【法官会议意见】我国公司法就董事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辞职书后辞职何时生效未作明确规定。但《公司法》第37条、第99条明确规定由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且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公司可以强迫任何人担任董事，故公司与董事之间实为委托关系，依股东会的选任决议和董事答应任职而成立合同法上的委托合同。根据《合同法》第410条关于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规定，董事辞职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依据董事对公司的单方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无须公司批准，但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经公司与辞任董事一致同意由董事撤回辞职书的除外。董事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该董事仍须依法履行董事职责至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选举补充新的董事之日；须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董事与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依法履行其在公司兼任的其他职责。
摘要2：
摘要1：【解读】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裁判观点——（１）误汇款（误转账）因缺乏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不能产生转移款项实体权益的法律效果，不适用“货币占有即所有”原则，案外人可以排除强制执行；（２）误汇款（误转账）应为不当得利之债，属于普通债权，不属于足以阻却执行的特殊债权，案外人不能排除强制执行。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 (2015)民提字第189号、(2017)最高法民申322号均支持案外人排除执行主张，共同点为——（１）案涉账户资金已特定化；（２）案外人与被执行人无将案涉款项转移占有的意思表示；（３）因案涉账户已被法院冻结被执行人无法使用、处分案涉款项。
摘要2：【注解１】案外人主张误转账排除强执行——（１）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通过执行标的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程序进行处理；（２）而不能适用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程序。
【注解２】（１）货币种类物一般应适用“占有即所有”的规则认定其权属，汇款在到达被执行人账户之时即发生权属转移；（２）案外人将其所有的款项误汇至被执行人账户的行为，在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构成了典型的不当得利之债；（３）不当得利债权属于普通债务，不具有优先受偿权性，案外人提出排除执行的请求法院一般不应支持。——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80.案外人将其所有的款项误汇至被执行人账户后被法院冻结扣划，案外人请求排除强制执行的，应否支持
【注释１】（１）案外人将款项汇给被执行人的汇款凭证上记载要素齐全准确，行为外观上无法认定为错误汇款；（２）案外人若认为错误汇款可以依不当得利向被执行人另行主张，对案外人提出因错汇款项而排除执行的诉讼齐全不予支持。
【注释２】错误汇款人可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在破产程序中行使不当得利之取回权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注解３】（１）款项误汇并无向账户所有人支付的意思表示账户所有人亦缺乏接受款项的意思表示，该误汇行为并非能够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有效民事法律行为，不产生转移款项实体权益的法律效果；（２）该款项因冻结行为已属特定化款项，无转账人对该款项享有合法的民事权益，该民事权益足以排除榆法院对该款项的强制执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3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7094号
【裁判摘要】以虚假的意思表示所实施的不良债权转让及委托行为无效——本案腾荣公司与江西银行南昌高新支行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和《资产委托管理协议》名为债权转让和资产委托管理协议，实为双方订立的本金为5400万元的借款合同的组成部分。．．．．．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腾荣公司与江西银行南昌高新支行关于债权转让及资产委托管理的意思表示是虚假的，江西银行南昌高新支行收取的10620439.51元的债权转让款应认定为其就案涉5400万元借款在双方于2013年10月2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之外另行收取的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根据该条法律规定，本案中腾荣公司与江西银行南昌高新支行以虚假的意思表示所实施的债权转让及资产委托管理行为应为无效；双方以该虚假的意思表示所隐藏的支付10620439.51元借款利息的行为，实际系双方订立本金为5400万元的借款合同这一民事法律行为的组成部分，对该行为的效力应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鉴于本案中腾荣公司并未就双方订立的本金为5400万元的借款合同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故本院对该借款合同的效力不作审查和认定。二审判决认定《债权转让协议》和《资产委托管理协议》合法有效虽有不当，但判决驳回腾荣公司关于解除《债权转让协议》及江西银行南昌高新支行返还债权转让款和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实施后，法定代表人醉酒之际签订的合同只有符合“显失公平”才能请求撤销合同；（２）法定代表人于醉酒之际签订的明显不利合同如果不符合“显失公平”情形，不能请求撤销合同。
——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015.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公司法定代表人于醉酒之际签订的合同能否得到支持
【注释】（１）根据原《合同法》第５４条第２款规定，“乘人之危”只要违背真实意思即属于可变更、可撤销合同；（２）《民法典》不再单独规定“乘人之危”情形，而是根据是否属于“显失公平”来确定是否属于可撤销合同。
摘要2：
摘要1：解读：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的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条件包括——（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２）且不存在民法典第１４４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事实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１４６条（虚假意思表示行为无效）、第１５３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１５４条（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规定情形；（３）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３条规定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情形（贷款转贷无效：资金转贷无效；职业放贷无效；明知违法范围无效；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违背公序良俗无效）。
——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0３１.非金融性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是否受法律保护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以房抵债的目的并非为购买案涉不动产，而是为了实现债务的清偿，原则上不能排除强制执行；（２）特殊情况下，如果当事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达成合法有效的以房抵债协议，旧债清算完毕变更为新债，不存在规避执行或逃避债务等情形，经审慎认定可以根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之规定排除强制执行。
解析：多次以房抵债不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关于商品房消费者生存利益排除强制执行的特别规则。
【注解１】案外人确有证据证明当事人之间已经另行形成了不动产买卖关系，而购房款的支付方式是以出卖人欠付的债权抵顶，不属于以物抵债，可以依法排除强制执行。
【注解２】（１）施工方以冲抵工程款的方式购买案涉房屋，其实质是通过协商折价抵偿实现其就案涉项目房屋所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２）工程款债权优先于普通债权受偿，案涉房屋系工程款债权的物化载体，不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施工方就案涉房屋享有的权利可排除普通债权的强制执行。——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352号《四川省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成都紫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民事判决书》（备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869号《但某、达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源市支行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民事二审判决书》持不同裁判观点）
【注释】（１）工程款优先权是对建设工程变价款分配顺序上的优先而非以房抵债的抵债房产使用价值的优先；（２）将工程折价款分配顺序上的优先直接认定为以房抵债的优先缺乏法律依据。
【注解３】（１）以房抵债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可以排除普通债权强制执行（以房抵债的债权人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实际占有，具备准物权性质，应优先于普通债权）；（２）以房抵债不属于普通意义上商品房买受人，不能根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对抗强制执行。
摘要2：【注解４】债的更改之以房抵债协议的案外人可以依据《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排除执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480号《闫某某诉杜某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裁判规则】以房抵债执行异议之诉裁判规则：只有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以房抵债协议构成债的更改的情况下，才有《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适用的余地。
（１）代物清偿——案外人与被执行人签订代物清偿的以物抵债协议，但没有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的，代物清偿不成立，应认定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仍是借款法律关系，案外人不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应判决驳回案外人的诉讼请求；
（代物清偿是指债权人受领他种给付以代原定之给付，代物清偿为要物行为，实践性合同）
（２）债的更改——案外人与被执行人签订债的更改的以物抵债协议，但没有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的，应认定双方成立了房屋买卖协议，案外人是否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应当按照《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如果办理了不动产登记预告，应按照《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３０条的规定审查处理；
（债的更改是指设定一新的债之关系以代替旧有之债而旧有之债即因此而废止即更改，即以他种之债而代替原定之债，新债务成立而原债务消灭；只有当事人有明确的消灭旧债的合意时才成立债的更改，否则不应认定为债的更改）
（３）新债清偿——案外人与被执行人签订新债清偿的以物抵债协议，但没有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的，因以房抵债仅是双方当事人另行增加了一种清偿债务的履行方式而非原金钱给付债务的消灭，应认定双方为借款法律关系，案外人不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应判决驳回案外人的诉讼请求。
（新债清偿又称为间接给付、新债抵旧，是指为了清偿债务经债权人同意对债权人负担新的债务，新债务因清偿而消灭，旧债务同时消灭的民事法律行为，常见如签发票据清偿债务方式；新债清偿协议只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就增加一种可选的清偿方式达成的合意，而非以新债务代替旧债务，即新债清偿成立后新债务与旧债务处于并存状态）
【注解５】（１）目前《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能否适用以物抵债裁判尺度不尽统一；（２）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不宜简单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的规定轻易认定以物抵债权利人可以对抗金钱债权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终389号
摘要1：解读：根据《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第２条规定，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１４７条、第１５２条规定的重大误解的情形为——（１）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２）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３）并造成较大损失的。
【注释】（１）隐藏的不合意（无意识的不合意）是指当事人不知道双方的意思表示不一致，往往发生于当事人双方对行为的性质存在不同理解且各有其正当理由的场合（合同不成立）；（２）隐藏的不合意区别与重大误解（重大误解属于意思表示错误，合同已经成立但可撤销）。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第５０５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和本编的有关规定确定，不得仅以超越经营范围确认合同无效。”（２）《合同法解释一》第１０条“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不再适用。
摘要2：
摘要1：解读：《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２条规定——
（１）合同依法成立后，负有报批义务的当事人不履行报批义务或者履行报批义务不符合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方请求其继续履行报批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方主张解除合同并请求其承担违反报批义务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２）人民法院判决当事人一方履行报批义务后，其仍不履行，对方主张解除合同并参照违反合同的违约责任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３）合同获得批准前，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对方履行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经释明后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但是不影响其另行提起诉讼。
（４）负有报批义务的当事人已经办理申请批准等手续或者已经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报批义务，批准机关决定不予批准，对方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因迟延履行报批义务等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导致合同未获批准，对方请求赔偿因此受到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７条的规定处理。
解析：参考《合同法解释二》第８条之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经批准等手续才能生效的，应当履行报批等义务的当事人未履行该义务，相对人请求其履行报批义务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相对人请求自己办理有关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予以支持；应当履行报批等义务的当事人对由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方当事人未履行报批等义务，相对人请求解除合同并应当履行报批等义务的当事人承担违反报批等义务的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注释】《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２条取消请求自己报批义务等手续的规定。
摘要2：【注解１】一方不履行报批义务承担的是违约责任还是缔约过失责任？——属于缔约过失责任（”承担违反报批义务的赔偿责任“）而非违约责任。
【注解２】迟延履行报批义务的责任与判令报批后仍然拒绝履行报批义务的责任是否有所区别？——二者均属于缔约过失责任，但责任范围上有区别，后者判令报批后仍然拒绝履行报批义务的责任规定参照违约责任处理。
【注解３】合同未获有关机关批准——该合同属于确定不生效合同，无须也不应通过解除制度解决。
【注解４】经批准合同效力是自批准之日生效还是溯及合同签订之时生效暂无规定（法理上合同应当从批准时生效；个别情形下如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股权转让合同可以考虑合同生效时间溯及到合同签订之时）。
【注解５】（１）未经批准的合同属于未生效合同；（２）但报批义务条款及相关条款独立生效。
【注解６】未报批合同效力——（１）整个合同未生效（不是有效合同，也不是无效合同）；（２）报批义务及相关条款独立生效（合同未生效不影响当事人间有关报批义务及因该义务而设定的违约责任等相关条款的效力）；（３）可以请求履行报批义务并承担责任（可以缔约过失责任或者专门约定的违反报批义务的违约责任）；（４）可以请求合同解除并承担责任。
【注解７】独立于合同两类条款——（１）促成合同生效的条款（《民法典》第５０２条）；（２）合同不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时有关争议解决的条款（《民法典》第５０７条）。
【注解８】法院释明——（１）合同获得批准前当事人请求报批义务人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应告知其将诉讼请求变更为继续履行报批义务，经释明后拒绝变更诉讼请求可以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仍可以提起诉讼请求报批义务人履行报批义务）；（２）当事人直接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应当告知去请求解除合同，经释明后仍拒绝变更诉讼请求可以驳回其诉讼请求。
【注解９】（１）法院判令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后仍拒绝履行报批义务——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请求解除合同并参照违反合同的违约责任请求报批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２）批准机关不予批准——合同确定不生效（如报批义务人有过错应当承担责任，否则不承担责任）。
摘要1：解读：参考《民通意见》第１０条之规定，下列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民法典第３４条第１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监护职责：（１）保护被监护人的身心健康；（２）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３）保护和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４）对被监护人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５）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６）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其他民事主体发生争议时，代理其进行诉讼等。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87号
【裁判摘要】公司起诉后股东会出具撤诉申请无公司盖章、无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不具有撤回起诉的效力——本案中林贸易、中林物业以中林实业的名义向法院递交的撤诉申请不符合撤诉条件——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的核心理念，法人的意思是通过其意思机关来表达的。公司由股东会形成意思，董事会执行意思，法定代表人对外表达意思。因此，独立意思的存在或完整与否，是衡量公司独立人格的重要标准。公司之意思独立是公司法律制度赋予公司人格独立并以自己名义独立参与经济活动，独立进行民事法律行为之基本假设与制度前提，没有公司的意思独立，公司之民事权利能力即公司独立人格将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不复存在。多数情况下，公司意思通过公司法定代表人传递，法定代表人的意思传递行为在法律上一般即可视为公司的行为。因此，只要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对外从事与公司经营业务有关的法律行为，公司就应当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法律效果。本案中，辽工大提出的中林实业没有诉讼主体资格，中林实业股东会已经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撤诉申请应予准许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公司法》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人民法院对于诉状所表现出的公司意思的审查原则上应当只是形式审查。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首要条件是主体资格适格，公司作为企业法人，是适格民事主体。本案中林实业以自己的名义起诉，主体适格。公司印章以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均是公司意思表示的初步证据，在起诉材料中只要有公司印章或者法定代表人签字，对人民法院而言，均可以推定为公司做出了发起诉讼的意思表示。中林实业的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不具有以其名义行使中林实业诉讼权利的主体资格，其决议是公司内部文件，是否能得到执行是公司内部事务。其撤诉申请没有中林实业盖章，也没有中林实业法定代表人签字，不能对外当然发生法律效力，不能认定为以中林实业名义提出。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中林贸易、中林物业以中林实业的名义向法院递交的撤诉申请，不具有中林实业撤回起诉的法律效力，本案不符合撤诉条件，对于其该项诉讼主张不予支持，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要旨】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其他当事人。债权债务概括转让须以相对人同意为生效要件，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
【注解】债权债务概括转让，必须经合同对方当事人同意。
摘要1：行政协议无效；行政协议未生效；行政协议无效或确定不发生效力后法律后果。
【法律问题】因被征收人存在欺诈行为导致被征收物的评估价值有误时估报告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是否有效？
【法官会议意见】具有可分性内容的行政协议，协议部分无效，不影响合的效力，即容许行政协议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情形存在。但当部分无效将效部分的效力，或者将导致整个协议无缔约可能性或者导致整个协议履行的，应当确认行政协议整体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19年第16次法官会议纪要，载贺小荣主路:《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法官会议纪要》(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369-370页。
摘要2：【注解１】法院判决确认行政协议未生效后，当事人是否还可以补办批准手续？——判决后行政机关可以继续履行报批义务，补正协议的效力。
【注解２】行政协议效力审查范围：（１）既要适用行政诉讼法第７５条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行政协议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２）同时也要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行政协议具有合同制度的一般特征）。
【注解３】行政协议效力性审查：（１）对于行政协议效力审查除适用行政诉讼法第７５条关于行政行为无效的规定外，也可以参照民事法律关于效力性与管理性规范相区别，即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效力规定当属无效，违反法律法规一般强制性股东不属于强制性效力规定不因此无效；（２）只要签订行政协议时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除非确有重大明显违法等情形，原则上应认定其效力，如果机械认为只要行政协议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无效将严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和行政协议法律关系的安定性。
【注解４】在不与法律规定相冲突的前提下行政协议当事人可以约定行政协议生效条件。——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行政协议诉讼典型案例——九、韩某某诉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不履行预征收行政协议案
摘要1：原告认为行政协议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而请求撤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情形的，可以依法判决撤销该协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166号
【裁判摘要１】如将开具发票列为合同约定义务内容，则属于民事合同义务范围，法院应当审理开具发票的诉讼请求——关于开具发票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税务机关是发票的主管机关，负责发票印制、领购、开具、取得、保管、缴销的管理和监督。单位、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经营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应当按照规定开具、使用、取得发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的规定，收取工程款后开具工程款发票是承包方税法上的义务，承包人应当依据税法的相关规定向发包人开具发票。本案中，开具发票、交付竣工资料等均属合同约定内容，属于民事合同义务范围。“开具发票"从文义解释看虽是由税务机关开具和履行，但合同文本中所约定的“开具发票"含义并非是指由税务机关开具发票，而是指在给付工程款时需由承包方向发包人给付税务机关开具的发票。该给付义务属承包方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有义务开具发票的当事人在遵守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可以自主作出向其他民事主体开具发票的意思表示，该行为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对于接受发票的一方当事人来说，是否可以取得发票将影响其民事权益，因此当事人之间就一方自主申请开具发票与另一方取得发票的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理。原判决以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受理范围未予支持临峰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确有不当，予以纠正。
摘要2：【裁判摘要２】未经竣工验收擅自使用只是推定工程质量合格，并不能免除承包人对案涉工程质量保修义务——关于原判决认定在欠付工程款中扣除质保金是否正确的问题｜案涉《补充协议》约定“工程款支付方式：……工程全部完成具备竣工条件付到80%工程款，余下工程款扣除3%保修金外在工程竣工验收后一个月内支付完毕，3%保修金按照国家规定时间期满后七日内一次性付清"。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施工单位对施工中出现质量问题的建设工程或者竣工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应当负责返修"，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建设工程的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第四十一条规定“建设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施工方对建设工程应承担的质量责任，包括对工程施工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及经验收不合格工程应承担的质量返修责任，以及对经验收合格的工程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应承担的保修责任。临峰公司未经竣工验收擅自使用，只是推定工程质量合格，并不能免除承包人对案涉工程质量保修义务。故原判决关于在欠付工程款中扣除保证金的认定正确，中业公司主张不应当予以扣减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1：解读：工程结算协议约定转包方收到业主款项后支付实际施工人工程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转包方是否收到业主款项不影响转包方向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款，且转包方何时收到“业主款项”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该约定有失公允，不具有约束力。
摘要2：【注解１】（１）工程结算中“背靠背”条款合法有效；（２）但当事人怠于履行职责应视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组织条件成就而视为条件已成就情形。
【注解２】当“背靠背”条款约定的前提条件因合同履行发生变更而不可能履行时，承包人不能以背靠背条款的条件未成就为由拒绝向发包人结算工程款。——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662号
【注解３】“甲方收到上家款项再支付下家货款”合法有效，因付款义务人过错导致合同付款条件不成就则该付款条件不能成为被告拒付货款的抗辩理由。——参考案例：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沪02民终158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60号
【裁判要旨】银行因虚假承诺“续贷”骗取过桥方资金需要依法赔偿过桥方本金及利息损失。
【裁判摘要１】合同之外第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该第三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参考上述规定，按照“举重以明轻”的法律解释方法，在法律行为事实上已经无法撤销的情况下，对于行为人受欺诈实施法律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当然有权向欺诈者请求赔偿。本院（2001）民监他字第9号复函的内容，体现了上述解释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关于“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在本案中可资适用。
【裁判摘要２】据此，判断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是否需承担赔偿责任，应当从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欺诈的故意、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四个方面予以考量，具体包括：1.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是否存在告知虚假情况和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行为；2.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是否有欺诈的故意；3.林某某是否合理依赖民生银行福州分行的不当表述而作出意思表示；4.林某某是否因作出了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意思表示而遭受金钱损失。……本案中，由于民生银行福州分行和林××的欺诈行为导致林某某出借的款项不能得到偿还，林某某所遭受的损失除实际出借款项本金外，也必然包括相应的利息损失。……综上，原审将民生银行福州分行的赔偿范围限于林××的刑事退赔责任，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林某某要求民生银行福州分行偿还本金及利息的诉请，应当得到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未获刑事退赔能否提起民事诉讼？——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年8月20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293号刑事判决，判决林××犯诈骗罪、退赔被害人林某某经济损失人民币9192394.01元。林某某在该刑事案件的一审判决作出后，因未获退赔提起本案民事诉讼，以民生银行福州分行配合林××隐瞒事实诱骗林某某提供借款为由要求民生银行福州分行返还扣划的款项并赔偿利息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2〕21号）（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本院认为，《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所禁止的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向被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未禁止刑事诉讼结束后被害人可以另行针对其他应负责任的民事主体提起民事诉讼以寻求救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不能弥补损失的，以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之外的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损失赔偿，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因此，林某某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另行对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提起民事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受理条件，原审法院予以受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解读：根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之规定，劳务分包企业不具有相应资质原则上属于不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不应当轻易认定劳务分包合同无效。
摘要2：【注解】不具备劳务资质的企业与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效力——（１）［主流观点］认为违反《建筑法》第２６条第１款、《民法典》第７９１条第３款规定，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第１条第１款第１项规定，此类劳务分包合同应属无效；（２）另外观点认为，劳务分包本质上不属于工程分包，不应纳入“工程分包”合同效力进行评判。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终7378号
【裁判摘要】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抓取技术的运用，使得人们的个人信息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大数据的一部分，继而以数据化的方式存储于电子数据库当中。为保护公民的私人空间，维护公民的个体尊严，公民对自己的隐私享有维护权，有权禁止他人以技术手段非法收集、使用个人电子信息。“告知与许可原则”是互联网领域公民个人电子信息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根据《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与《电信与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的规定，收集、使用公民个人电子信息，应当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被告鑫富源公司为更加精准地开发目标客户，未经原告同意，擅自使用应用软件筛选、调查原告的个人信息，违反了“告知与许可原则”的规定，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害，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告要求被告书面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成立，法院予以支持。．．．．．．被告鑫富源公司在号码魔方或是在百度上按号码段导出手机号码后逐一拨打的行为，因手机号码由数字排列组合而成，在与手机主人建立特定联系以前，手机号码本身仅是一系列数字符号，被告掌握手机号码并不必然了解手机主人的个人信息，因此，该行为不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害。原告自愿签署《平安银行个人征信授权书》，并且手持《平安银行个人征信授权书》和本人居民身份证进行拍照，此举符合委托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被告平安银行取得原告的授权后查询其个人征信报告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其查询行为不存在过错，不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害，原告对被告平安银行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对此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01民终2160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金鹏公司现要求国网供电公司恢复供电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当事人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属不同法律责任，不能以当事人相应行为未受到行政处罚为由而认定基于该行为所发生的民事法律行为当然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案涉厂房的建设应取得相应的规划许可证。《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称违法建筑，是指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或者未按照规划许可内容建设的建筑物和构筑物，以及超过规划许可期限未拆除的临时建筑物和构筑物，包括城市、镇规划区内的违法建筑(以下简称城镇违法建筑)和乡、村庄规划区内的违法建筑(以下简称乡村违法建筑)。”现有证据及金鹏公司自认表明案涉厂房至今未取得相应的规划许可。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尽管目前相关行政机关尚未将案涉厂房认定为违法建筑并予以行政处罚，但在金鹏公司不能举证证明案涉厂房系合法建筑的情况下，不能以案涉厂房建设行为未受到行政处罚而认定就该厂房办理的供电及由此发生的供用电合同当然有效且能一直延续；其次，《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单位或者个人就违法建筑申请办理供电、供水、供气等手续的，违法建筑处置决定执行完毕前，供电、供水、供气等单位不得办理。该规定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之前存在的供用电关系并非基于案涉厂房为合法建筑而发生，亦没有存续的合法依据，现金鹏公司要求国网供电公司就案涉厂房办理恢复供电不符合上述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民终295号
【裁判要点】如股份隐名代持协议涉及上市公司兼并重组过程中的股份权属，协议效力认定应根据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考量协议是否触及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包括是否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公序良俗等，并结合股东持股比例、对上市公司影响大小等因素进行审慎判断。如代持协议认定无效，相关投资收益归属、损失分担应结合公平原则、过错程度等因素予以综合判断。
摘要2：
摘要1：（参考性案例第117号）
【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9）沪民终295号
【裁判要点】如股份隐名代持协议涉及上市公司兼并重组过程中的股份权属，协议效力认定应根据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考量协议是否触及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包括是否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公序良俗等，并结合股东持股比例、对上市公司影响大小等因素进行审慎判断。如代持协议认定无效，相关投资收益归属、损失分担应结合公平原则、过错程度等因素予以综合判断。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096号
【裁判摘要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挂牌竞标差价补偿条款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也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中豪公司与教育局签订《土地出让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一)》，约定中豪公司参加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挂牌竞标，如低于双方约定单价竞标成功则中豪公司补偿教育局差额部分，超过约定单价则由教育局承担超出部分。分析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差价补偿条款的效力问题，不应仅考察该协议是否为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更应着眼于协议内容是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所得的出让金，为地方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出让金的价格蕴含了城市规划区域内全体市民改良和提升土地价值的共同劳动成果，以及地方政府为开发利用相关土地而完善相应配套设施、提供公共服务等所付出的投入等。为了保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能够取得合理对价，确保具有经营性用地意向的市场主体能够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土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采取招标、拍卖等公开竞价的方式出让。教育局作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并非普通商事主体，其本身并不具有经营性用地市场开发资质，如果其与具有经营性用地意向的市场主体约定了招投标成交价的差价补偿条款，相当于将本应用于公共教育事业的财政拨付资金无偿处分给从事经营性活动的市场主体，必然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如认定该差价补偿条款有效，势必使得中豪公司事先获得竞拍的保底成本，将在竞拍活动中取得市场优势地位，违反了物权法、招投标法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投标活动各竞买人公平竞争的法律规范。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差价补偿条款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本案基本事实较于类案具有需要特别考量之处，法院可作出“类案不同判”——类案同判是人民法院在案件处理上应当遵循的裁判理念，人民法院通过类案检索或者诉讼当事人提供的已经生效的先前类案裁判，为该当前案件的处理提供了参考，受案法院在处理该当前案件时理应做到类案同判。但前案的裁判对于本案并不必然具有法律适用上的拘束力，如果本案的基本事实相比较于类案具有需要特别考量之处，本案的裁判可在充分说理后，作出与前案不同的裁判。遵循类案同判应当首先比较该当前案件与先前案件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以及裁判理由和结果等方面的类似性，也即是否属于类案的识别问题，只有在构成了类案的情形下，才考虑同判的问题。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
【裁判摘要１】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关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该条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是对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之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作出判断。本案中，王××与詹××之间的《委托持股协议》已经一、二审法院认定真实有效，但其股权代持协议仅具有内部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协议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的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有关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基于上述原则，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因此，本案中詹××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刘××作为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
【注解】（1）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隐名股东在公示对外关系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不能以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约定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主张的正当权利；（2）显名股东的债权人有权向法院申请对显名股东股权的强制执行。
【裁判摘要２】股权代持关系并非买卖关系，不适用买卖执行异议规定——关于本案能否适用《民事执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问题。．．．．．．而《民事执行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是被执行人将需要登记过户的财产出卖给案外人的情形，买受人得以排除强制执行的要件有四点：一是签订买卖合同，二是支付全部价款，三是实际占有财产，四是未经登记的过错不在于买受人。本案系代持股权引发的争议，并非买卖交易，不适用该条款，即使参照该条款的规定，王××将自有股份登记在詹志才名下的行为也不符合上述要件的第四项，即买受人对未经变更登记无过错。故本院对王××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超出申请再审期限增加申请再审事由不予审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民事再审审查坚持事由审查的原则，王××在法律规定的申请再审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再审所提出的事由仅为第二百条第六项，而其于2016年12月5日提出按照第十一项的事由申请再审，已经超过了六个月的再审申请期限，本院不应予以审查。
【裁判摘要４】执行异议之诉不能提起股权确权之诉——此外，王××提出的诉讼请求的第一项为请求确认其享有中汇公司10%的股权，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中汇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审理的法律关系亦非股权归属，在法律关系不同、诉讼当事人不同的情形下，二审法院仅在事实认定部分确认案涉10%股份的实际出资人，而未在判决主文中对该诉讼请求予以确认或驳回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231号
【裁判摘要】显失公平须包括两项要件：一是主观上，民事法律行为的一方当事人利用了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这意味着，一方当事人主观上意识到对方当事人处于不利情境，且有利用这一不利情境之故意。所谓危困状态，一般指因陷入某种暂时性的急迫困境而对于金钱、物的需求极为迫切等情形。所谓缺乏判断能力，是指缺少基于理性考虑而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或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予以评估的能力。二是客观上，民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此处的显失公平是指双方当事人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权利义务明显失衡、显著不相称。
摘要2：【摘要１】综合以上情形，李×刚从学校毕业步入社会，其是在父亲李××被羁押，母亲田×外出躲避的情况下，才仓促代表李××参与伟业公司管理，其缺少对企业管理经营经验，且参与伟业公司管理时间短，对伟业公司的基本情况未全面摸清。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认定李×缺乏对李××持有伟业公司股权正确估值的判断能力，并无不当。李××１、李××２主张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完整的判断能力，与李×是否具备对李××持有伟业公司股权正确估值的判断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李××１、李××２的该项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案涉股权价值在原审中经专业评估机构鉴定的最低评估值为181961122.38元，案涉股权转让价仅为股权评估价最低值的63%左右。据此原审法院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认定116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为明显不合理低价、显失公平，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显失公平，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原审判决撤销该《股权转让协议》，并无不当。
【摘要２】关于《股权转让协议》被撤销后，案涉股权应如何处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李××原持有股权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已实际变更登记为李××１、李××２所有，且上述股权也已按《代偿及担保协议》质押给邵阳农发行营业部并办理了相应的质押登记。另按二审查明的事实，李××被羁押后，李××１、李××２另投资新建成滨江时代城1、8、9、10、13、14号栋并可发售，上述房屋系属于伟业公司资产，如判决返还股权，意味着李××对未投资的上述房屋享有40%的股权权益，也可能对邵阳农发行实现债权产生影响，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案涉股权属于“合同被撤销后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情形，不支持返还涉案股权，理据充足，应予维持。在案涉股权无法返还李××的情况下，依法应当折价补偿。
摘要1：解读：（１）连环交易中某一合同约定，一方合同义务的履行须在其他连环交易主体的履行行为完成后进行，应将该条款理解为关于履行期间的具体约定而非关于履行条件的约定；（２）但是，如果某一连环交易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经过充分磋商，明确约定一方合同义务的履行以合同以外的其他连环交易主体向其履行的行为成就作为前置条件，在合同中采取了类似“只有在第三人向被告作出相应履行后，被告才向原告履行”表述的条款，那么应将此类合同条款理解为附条件条款。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9民再13号
【裁判摘要】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汤××、黄××与叶××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虽然双方于2015年2月1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双方于2016年6月30日就债务进行结算时，叶××仍将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之前的债务归为未清偿的债务，双方将之前所欠债务及利息结算后，由汤××、黄××向叶××出具一张欠款金额为2030900元的借条。可见在2016年6月30日时双方均认可之前的债务并未清偿，那么双方于2015年2月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若为买卖，则应当将之前的债务予以扣减。结合双方当事人约定案涉债务如在一年内清偿则案涉房屋过户给汤××女儿的事实，可以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实质上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而产生的，双方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是为借款合同提供担保，而非真正实现房屋买卖合同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转移所有权只是伪装行为，其背后存在的隐藏行为是担保行为。对于伪装行为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转移所有权，因缺乏真实意思表示，而归于无效。综上,叶××、李××在汤××、黄××没有履行偿还借款义务之后,不是通过民事诉讼主张自己权利以及通过执行程序申请拍卖案涉屋以实现自己的债权,而是直接将案涉房屋卖给李××并转移所有权,违背了公平原则,应为无效。综上所述，双方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目的是为涉案民间借贷提供担保,即双方当事人形成民间借贷担保法律关系，不发生房屋买卖法律效力。截止2017年4月11日，汤××、黄××结欠叶××及其亲友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230.38万元；叶××、李××于2017年4月将涉案房产作价300万元出售给李××。因此，汤××、黄××主张返还房屋销售款69.62万元（300万元-230.38万元=69.62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自2017年4月11日起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予以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