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法|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解除合同应否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1：解答：“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而解除合同的，当事人不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解读】“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而解除合同，不属于《合同法》第９４条规定的法定解除的任何一种情形，学理上称为“经济上的不能”。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8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81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是否属于所谓情势变更还是商业风险，需要参照合同约定，并从可预见性、归责性以及产生后果等方面进行分析。
摘要2：【摘要】本案中，任某某主张本案适用情势变更的主要依据是其在二审期间提交的2012年12月19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方案（试行）》，但是基于该工作方案的内容可以看出，2010年国家即开始启动煤矿企业的兼并重组工作，国务院办公厅、贵州省人民政府也就煤矿企业兼并重组颁发了相关规范性文件。任某某作为《转让协议》的签约人，在决策购买地质煤矿时应当了解、知晓国家关于煤炭资源整合、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相关政策，对于一定规模以下的煤矿可能存在被兼并重组、甚至关闭的商业风险应该是有预期的，不存在客观情况发生了任某某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同时，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地质煤矿采矿权的转让分别在2013年10月16日和2015年1月20日两次通过了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的批准，说明即便基于《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方案（试行）》的要求，地质煤矿采矿权也是可以转让的，案涉《转让协议》并非不能履行，并不存在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任某某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因此，任某某主张本案符合情势变更的情形并据此请求解除《转让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在国家资源整合背景下签订煤矿转让协议，政策变化不属于情势变更（实践中应当通过审查相关政策的调整是否导致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该政策调整的变化是否属于当事人无法预见来进行判断）。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6民终10257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6民终10257号
【裁判摘要】关于涉案《房屋买卖合同》能否继续履行问题。《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胡某某、陈某某已向黄某某、龙某某措支付了涉讼房屋的定金及首期款，并取得银行贷款拟发放的《同意购房抵押贷款意向书》。而作为出卖方，黄某某、龙某某措并未适格履行提供办理过户交易所需的资料，办理好银行存款、房产抵押权涂销，协助胡某某、陈某某办理涉讼房屋的产权变更手续之义务，依照上述规定及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第六条第（3）点之约定：“逾期超过三十天，但守约方同意继续履行合同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并按每日总楼价的千分之一支付逾期违约金。胡某某、陈某某作为守约方，有权要求黄某某、龙某某措继续履行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并支付逾期履行的违约金。针对本案讼争的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能否继续履行问题，从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涉讼房屋除本案诉讼有效查封之外，另因三案轮候查封，对于涉讼房屋因轮候查封是否影响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继续履行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对已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其他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轮候查封、扣押、冻结。查封、扣押、冻结解除的，登记在先的轮候查封、扣押、冻结即自动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查封法院全部处分标的物后轮候查封的效力问题的批复》也指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5号)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同时，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已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进行拍卖、变卖或抵债的，原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消灭，人民法院无需先行解除该财产上的查封、扣押、冻结，可直接进行处分，有关单位应当协助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根据上述规定、批复，可认定轮候查封在性质上不属于正式查封，其仅具有一种预期效力，并不产生正式查封的效力，轮候查封在现有查封措施解除后才自动生效。故此，涉讼房屋尚未解除本次查封的情况下，另三案轮候查封处于轮候状态，对涉讼房屋并未发生查封效力。
摘要2：【续】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现有效的查封即为保障本案判决执行所设，且依现有证据，另三案当事人并非主张取得涉讼房屋所有权。在涉讼房屋并不存在抵押权，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尚未解除且继续履行不存在法律或事实上障碍，且胡某某、陈某某其有能力且明确表示愿意一次性支付购房余款的情况下，胡某某、陈某某要求黄某某、龙某某措继续履行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协助办理位于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草场村金碧海岸花园房屋产权过户至胡某某、陈某某名下的过户登记手续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并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判令胡某某、李某某在黄某某、龙某某措协助办理完毕该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十日内，一次性付清剩余购房款1590000元予以黄某某、龙某某措。
简法｜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继续接受对方履行合同是否视为放弃合同解除权？
摘要1：解答：（１）《合同法》第５５条只规定了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２）《合同法》未明确规定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继续接受对方履行合同是否视为放弃合同解除权，应当认为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继续接受对方履行合同视为放弃合同解除权。
摘要2：【解读】根据《合同法》第77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继续接受对方履行合同，应当认定为双方达到事实上变更合同，视为已经放弃合同解除权。
【注解】（１）法定或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守约方主张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２）守约方不仅没有通知违约方解除合同，相反继续受领违约方履行直至履行完毕，应视为其同意继续履行合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464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24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248号
【裁判要旨】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可以对股东逾期出资的违约责任作出规定。未履行出股东应当履行补足出资的责任并按规定支付利息。
【裁判规则】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并不影响股东继续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
【摘要１】本案中，天川公司未依章程规定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法应当向天川华某公司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天川华某公司在华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前，虽然已被吊销营业执照，但该事实并不影响股东继续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也与股东在公司清算程序、破产清算中继续履行出资义务不相矛盾。天川公司辩称，天川华某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涉及天川公司出资的问题应先行在公司清算程序中予以确定和处理，该主张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天川公司应当在2009年11月7日之前补足欠缴的注册资本1200万元。天川华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再正常经营，且现已进入强制清算程序，天川公司继续履实物出资部分，确实已无任何意义。本院认为，天川公司应向天川华某公司缴纳1200万元的实物和现金出资，均应变更为现金出资，该变更有利于天川华某公司清算程序的进行，且也不会因此加重天川公司的出资负担。同时，根据《股东会纪要》第九条“各股东应按本纪要商定的期限按期出资，凡逾期出资的，就加付银行利息”之约定，天川公司应自2009年11月8日起，以未交纳的1200万元出资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基准利率向天川华某公司支付未缴纳出资额的利息。
【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天川公司出资额为1400万元，其中现金100万元，另外1300万元为实物出资，在2007年10月23日前完成出资义务，并明确“任何一方未按合同第七条规定依期如数提交出资额时，每逾期一日，违约方应向另一方支付出资额的1‰违约金。如逾期三个月仍未提交的，另两方有权解除合同”。而根据天川公司、华某公司及昌吉市国资中心在《公司章程》和《股东纪要》中的约定，天川公司已实缴货币200万元，剩余1200万元于2009年11月7日之前缴足；至于违约责任，《股东会纪要》第九条中仅明确“各股东应按本纪要商定的期限按期出资，凡逾期出资的，应加付银行利息……”。从《公司章程》和《股东纪要》内容看，已对《合同》中约定股东出资方式
摘要2：【简法１】《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３条第１款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２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股东未履行出资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时，公司或者其他股东有权请求其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内容，也应当包括出资本息在内。
【简法２】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主体资格并未消灭，股东继续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并不因此免除；即使公司被宣告破产，股东仍应履行出资义务，该出资将成为公司的破产财产。
【注解】公司进新人强制起算程序后请求将原先约定的实物出资方式变更为现金出资方式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1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13号
【裁判要旨】意思表示不明确或有争议时，应当考察内容是否包含合同成立的要素，是否确定到无须另行订立本约即可强制履行等因素加以确定是否属于预约合同。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预约合同未作明文规定，但在一些复杂交易的商业实践中，当事人之间契约缔结过程客观上存在着从不具有拘束力的磋商行为、缔结具有拘束力的预约、最终订立本约这三个不同阶段。与缔约磋商阶段仅受诚实信用原则约束不同，预约和本约在当事人之间均成立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基本原理和司法实践中的一贯认识，预约和本约的区分标准，应当根据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意思表示加以确定。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明确或有争议时，应当通过考察合同内容是否包含合同成立的要素，以及合同内容是否确定到无需另行订立本约即可强制履行等因素加以确定。因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对于项目公司A、B的股权转让的交易完成是否需要另行订立合同并未明确约定，而是使用了“按照本协议约定事宜开展实际操作”“以书面形式确认继续履行本协议”等容易滋生歧义的语言，需要综合考虑交易的合同标的及合同内容所体现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加以判断。首先，从当事人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以项目公司股权为转让标的，在合同签订之时，项目公司A、B均尚未设立，拟转让股权的项目公司是以案涉项目地块HD49-1、HD49-2为主要财产，而项目地块HD49-1、HD49-2尚属诺德公司与天朗公司相关转让协议书的标的，诺德公司为解除项目地块HD49-1、HD49-2转让协议与天朗公司形成诉讼，正处于一审阶段。此时，诉讼结果如何，将持续多长时间，诺德公司能否解除与天朗公司相关转让协议且收回讼争的项目地块，均非诺德公司或恒大公司所能掌控。由此可以认定，在当事人缔结合同之时，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所约定的交易是否能够实际完成，双方均无非常确定的把握，这也是双方当事人约定先决条件的原因所在。其次，从合同中关于交易操作程序的约定来看，即便诺德公司完成了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交易是否能够完成也存在不确定性，而是取决于恒大公司在尽职调查完成后是否以书面形式确认继续履行。由此可见，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并未为双方创设可强制履行的合同义务，若恒大公司决定不再继续履行，诺德公司并无要求恒大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约定权利。
摘要2：【裁判摘要（续）】第三，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虽然约定了恒大公司单方决定是否继续履行的权利，且不论这一单方决定的权利是否有违权利义务平等原则，这一单方决定的权利亦仅能归结为系债权请求权的约定，并不能设定有选择权契约中的形成权。根据民法基本原理，有选择权契约是指由当事人一方行使选择权，通过单方意思表示即可成立契约。有选择权契约对合同内容的确定性要求更高，要求要约内容明确，相对人只需要作出单纯肯定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合同。按照这一规格衡量，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因价款等并未确定，即便恒大公司在尽职调查完成后同意继续交易，双方对价款仍然存在继续磋商的空间。最后，从商业交易的实践来看，即便双方的交易最终能够完成，就项目公司A、B的股权转让，双方仍然存在另行签订合同的实际需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性质应当认定为预约合同。诺德公司关于系争合同系附本约主要条款的预约合同的诉讼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恒大公司关于系争合同系完整的本约合同的诉讼理由，并无相应的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再289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再289号
【裁判要旨】股权受让方要求解除合同未履行的部分，因合同法总则未规定见合同部分解除制度，而本案中不宜准用买卖合同部分解除的规定。本案股权已经完成交付，受让方支付了大部分股权转让款并已经实际控制经营相关目标公司等实际情况，为稳定交易市场，继续履行有利于双方实现合同目的。股权出让方违反合同约定的同业禁止条款，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给股权受让方，双方应当继续履行合同，不应解除合同。
摘要2：【提示】股权转让合同能否部分解除？——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能部分解除股权转让合同。
【解读１】（１）《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如转让方违反同业禁止条款，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转让方应退还受让方所有已经支付的款项并按照合同总金额的１０％向受让方承担违约责任。（２）合同签订后，股权转让方完成了股权交付，受让方支付了一部分的股权转让款，转让方起诉要求受让方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受让方以转让方违反合同约定的同业禁止条款为由反诉要求解除未履行部分的股权转让合同。（３）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二审和再审认为应当继续履行，对受让方请求不予支持。
【解读２】股权转让合同无约定不能部分解除的理由：（１）一定比例股权视为一个整体标的，其价格蕴含了该比例股权的控制权估值；（２）股权转让合同部分解除是一种新的要约，允许部分解除不符合要约与承诺的基本构成要件；（３）股权转让合同部分解除损害出让方股份中蕴含的控制权的附加价值；（４）无法确定股权转让合同部分解除具体损害赔偿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91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916号
【裁判要旨】股权“一物二卖”导致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构成违约。
【裁判摘要】合同信守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不安抗辩权是保护先履行义务一方的同时也冲击了合同信守的原则。应妥善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方式作出限定。一般来说， 不安抗辩权的行使应满足以下条件：（1）双方当事人因同一双务合同而互负债务；（2）后各付义务人的履行能力明显降低，有不能为对待给付的现实危险；（3）有先后的履行顺序，享有不安抗辩权之人为先履行义务的当事人；（4）先履行义务人必须有充足的证据证明相对人无能力履行债务；（5）先履行一方的债务清偿期已届满；（6）后履行义务方未提供担保。
摘要2：【解读】根据《合同法》第69条规定，不安抗辩权人在行使不安抗辩权时应负有举证义务和通知义务。本案当事人并未尽到上述两项义务，不符合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条件，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184号（１）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184号
【裁判摘要１】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刘某某、崔某某代表鲁泉公司在合同上签字的问题。．．．．．．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企业法人对外签署合同，以加盖公章或者法定代表人、代理人签字为形式要求，对合同相对人而言，加盖公章即表示合同得到法人的确认，发生法律效力，并没有要求法定代表人必须同时在合同上签字。刘某某、崔某某作为转让案涉交易的联系人代表鲁泉公司在合同上签字，符合股东会有关授权签约的决议要求，亦不违反法律的规定。鲁泉公司主张合同必须由法定代表人王某某签字确认，理由不充分。
【裁判摘要２】虽然合同涉及土地因政府规划调整的原因，需进行土地置换，合同约定的标的物发生变更，转让置换后的土地使用权符合合同的签约目的，合同仍具有继续履行的客观可能性。《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鲁泉公司因股东间内部矛盾，没有主动履行转让合同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陈某某作为合同当事人，依法享有请求鲁泉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权利。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2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21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级别管辖规定几个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5号）第一条规定：在当事人双方或一方全部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发生纠纷起诉至法院的，如当事人在诉讼请求中明确要求全部履行合同的，应以合同总金额加上其他请求额作为诉讼标的额，并据以确定级别管辖。本案中，钦国鸿公司与永通公司于2017年4月1日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第二条约定“钦国鸿公司为永通公司设立专用账户，并一次或分批注入流动资金2.8亿元人民币（仅限于双方所签合同产品的生产所需，永通公司必须向钦国鸿公司公开每日资金的使用明细）作为合作条件，确保永通公司的生产线（高炉炼铁-AOD炼钢-板坯连铸）正常生产运营”。双方在该《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一个多月后，即就合同是否继续履行产生争议，钦国鸿公司于2017年5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案涉《战略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并继续履行；判令永通公司支付违约金5000万元。因此，本案诉讼标的额应当是合同总金额加上其他请求额之和，即3.3亿元。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诉讼标的额达到河南高院受理一审民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标准，其对本案有管辖权，并无不当。
摘要2：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01民终7410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01民终7410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级别管辖规定几个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全部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发生纠纷起诉至法院的，如当事人在诉讼请求中明确要求全部履行合同的，应以合同总金额加上其他请求额作为诉讼标的额，并据以确定级别管辖。本案中，智行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主要包括两项：一是赔偿经济损失约1549719.27元；二是继续履行《关于共同合作经营福建省台胞医疗服务中心的协议书》、《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台胞医疗服务中心）合作协议》。其中，《关于共同合作经营福建省台胞医疗服务中心的协议书》的总金额为7895.67万元，《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台胞医疗服务中心）合作协议》的总金额约4亿元，再加上智行公司主张的经济损失约1549719.27元，本案所涉标的额已近5亿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本案应属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管辖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本院没有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一审法院以其不具有管辖权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不仅增加当事人诉累，更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笔记】如何认定情势变更原则之“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
摘要1：解答：只有在合同的履行利益低于维持利益，即继续履行合同所得对价将难以维持成本时方宜认为构成《合同法解释（二）》第２６条规定的情势变更原则“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之情形。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1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11号
【裁判摘要】案涉在后签订的《项目转让合同》实际已无法继续履行，且根据最高法院122号判决《项目转让合同》有效，但实际已无法履行，法院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认定合同解除并无不当——判断《项目转让合同》是否解除不能仅仅拘泥于利成公司、宝源公司是否明确提出该项诉讼请求，而应结合本案具体情形予以判断。第一，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08年3月26日，利成公司、宝源公司与晶隆公司签订《项目转让合同》后，支付了部分项目转让费6000万元，但由于李某依据其与晶隆公司在先签订《协议书》的约定，已先行合法占有案涉土地，先行支付部分价款并进行开发建设，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实际并未占有案涉土地。期间，麦某某妻子蔡某某认为该《协议书》无效提起了诉讼，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4日作出（2008）粤高法民二终字第86号民事判决，认定麦某某代表晶隆公司与李某签订的《协议书》有效，判令麦某某与蔡某某将其名下晶隆公司的股权全部过户给李某。此时，在后签订的《项目转让合同》实际已无法继续履行。第二，2008年12月17日，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向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项目转让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该案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于2013年10月31日作出最高法院122号判决。根据最高法院122号判决，尽管利成公司、宝源公司与晶隆公司签订的《项目转让合同》有效，但实际已无法履行。故一审法院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认定合同解除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如前所述，《项目转让合同》已经解除，晶隆公司应返还利成公司、宝源公司支付的项目转让款。．．．．．．晶隆公司应返还利成公司、宝源公司项目转让款6000万元。考虑到晶隆公司长期占用该资金的事实，本案利息应自项目转让款支付之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五年以上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晶隆公司关于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只有在主张解除《项目转让合同》且《调解协议》无效的前提下，才可以要求晶隆公司返还6000万元项目转让款，但利息损失应按过错各自承担50%的上诉请求不成立。
摘要2：【摘要】对合同履行不能的后果有预见不能主张可得利益损失——根据本案事实和合同法相关规定，利成公司、宝源公司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不应予以支持。利成公司、宝源公司与晶隆公司于2008年3月26日签订《项目转让合同》时，知晓麦某某代表晶隆公司与李某在先签订《协议书》，约定将晶隆公司全部股份及“莲湖山庄”项目整体转让给李某，也知晓麦某某妻子蔡某某向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麦某某代表晶隆公司与李某签订的《协议书》无效。虽然上述合同签订之时，该院已作出（2007）东中法民二初字第156号民事判决，确认《协议书》中麦某某转让蔡某某股权部分的协议内容无效，蔡某某应当在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对麦某某的90%股权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但该判决因李某提起上诉尚未生效。因此，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承担着可能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巨大商业风险，对合同不能履行的后果应有预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4日作出（2008）粤高法民二终字第86号民事判决，认定上述《协议书》有效，判决麦某某与蔡某某将其名下晶隆公司的股权全部过户给李某。此时，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项目转让合同》实际已经无法履行，在此情况下，应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或者与晶隆公司商谈解除合同、要求返回已付的项目转让款以及赔偿损失，但其并未采取相应措施，而是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项目转让合同》有效，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与麦某某代表的晶隆公司在不到10日内达成继续履行《项目转让合同》的《调解协议》，加剧各方纷争，有违诚信原则。综上，因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对《项目转让合同》不能履行负有过错，其签订合同时知晓晶隆公司与李某在先签订有《协议书》的事实，对合同不能履行的后果应有预见，故其主张可得利益损失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笔记】当事人诉请继续履行不被支持，另行起诉主张除继续履行合同以外的违约责任是否构成重复起诉？
摘要1：解读：当事人诉请继续履行不被支持，另行起诉主张除继续履行合同以外的违约责任与原诉讼请求不同不构成重复起诉，不存在违反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的原则。
摘要2：
【笔记】违约方能否请求解除合同？
摘要1：解读：违约方继续履约仍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可以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用赔偿损失来代替继续履行。
【注解１】合同陷入僵局，违约方有权解除合同。
【注解２】购房人因卖房人违约而遭遇限购政策被认定为限购对象，不具备购房的主体资格，根据《民法典》第５８０条第２款规定，人民法院不宜判决合同继续履行，应判决解除房屋买卖合同，购房人可以主张卖房人的违约责任并赔偿其所受到的损失。——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０６８.购房人因卖房人违约而遭遇限购政策，还能否请求合同继续履行
【注解３】在合同僵局情形下违约方不具有单方的合同解除权（不具有通知解除权）而仅享有提起诉讼请求终止或者解除合同诉讼的权利——（１）《民法典》第５８０条规定在合同僵局情形下为终止合同关系，并未明确规定为解除合同；（２）对于违约方解除合同权利的行使问题，《九民会议纪要》第４８条规定“违约方通过起诉的方式解除合同”，没有明确违约方可以通过直接通知对方的方式解除合同；（３）综上，在合同僵局情形下，违约方享有提起诉讼请求终止或者解除合同诉讼的权利（违约方不具有单方的合同解除权），合同解除需要以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的裁决作为依据。
【理解与适用】对于违约方解除合同权利的行使问题，《民商审判会议纪要》第４８条表述的是“违约方通过起诉的方式解除合同”，没有明确违约方可以通过直接通知对方的方式解除合同。从上述规定来分析，违约方享有的是提起诉讼请求终止或者解除合同诉讼的权利，与守约方的单方合同解除权存在区别，合同的解除需要以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的裁决作为依据，不具有单方的合同解除权。——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３９页。
摘要2：【解读】合同成立后，由于主客观情势的变化，有可能遇到使合同当事人主观或客观利益遇到履行障碍，合同的继续履行有可能变得不可能或不必要，或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合同的解除是由于合同的经济目的已经丧失，即实际履行利益已经不能实现。履行利益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履行合同后获得的收益。合同的利益结构分为成本与收益，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付出成本，意在获得对方的履行，增加己方的收益，这是合同履行的经济动因。但是合同履行利益丧失时，其经济动因已不复存在，履行合同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条件也已成就。此时如果坚持合同继续履行，或者只有首守约方才能解除合同，无论是对合同当事人还是对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都会有害无益。故对于这种不能履行的合同，通过变相的途径解决，赋予违约方解除权及授权法院予以解除，是有必要的。——黄金龙、毛彦：《合同履行不能时的裁判解除》，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精选案例裁判思路解析（一）》，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８０－１８１页。
【注解１】违约方不享有通知解除合同的权利——（1）使用通知方式解除合同的权利属于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行使的权利，违约方并不享有单方通知解除权；（2）违约方向守约方发送解除合同的通知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3）守约方在对方违约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可以终止合同，而不应解读为违约方可以通过严重违约的方式来任意解除或终止合同，否则将鼓励恶意违约行为，有违交易的初衷，不利于经济秩序的稳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019号《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马鞍山市煜凯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再审案》
【注解２】合同僵局解除是否适用合同解除期间１年之规定？｜根据《民法典》第５８０条第２款规定的合同僵局解除不适用合同解除期间１年的规定。——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京01民终3393号
【注解３】合同僵局解除合同时间：（１）以主张解除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的时间作为合同解除的时间。——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1911号；（２）判决生效之日解除。——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1民终11213号；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闽04民终6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辖终160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辖终160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本案中康臣公司起诉请求支付货款和逾期付款违约金并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履行提货义务，争议标的为其他标的，故应以履行义务一方即宏远公司所在地北京市顺义区为合同履行地，宏远公司又是本案被告，被告住所地亦属确定本案管辖的依据。故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解读】买卖合同纠纷出卖方诉请求支付货款和逾期付款违约金并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履行提货义务，争议标的为其他标的，应以履行义务一方买方即被告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56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564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由此可知，行政协议虽然与行政机关单方作出的行政行为一样，都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但与单方行政行为不同的是，它是一种双方行为，是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通过平等协商，以协议方式设立、变更或者消灭某种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的行为。行政协议既保留了行政行为的属性，又采用了合同的方式，由这种双重混合特征所决定，一方面，行政机关应当与协议相对方平等协商订立协议；协议一旦订立，双方都要依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当出现纠纷时，也要首先根据协议的约定在《合同法》的框架内主张权利。另一方面，“协商订立”不代表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是一种完全平等的法律关系。法律虽然允许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缔结协议，但仍应坚持依法行政，不能借由行政协议扩大法定的活动空间。法律也允许行政机关享有一定的行政优益权，当继续履行协议会影响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实现时，行政机关可以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不必经过双方的意思合致。
摘要2：【裁判摘要２】通说认为，行政机关既然选择以缔结行政协议的方式“替代”单方行政行为，则应于缔结协议后，切实避免再以单方行政行为径令协议相对方无条件接受权利义务变动。如果出尔反尔，不仅显失公平，亦违背双方当初以行政协议而不是单方行政行为来形塑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合意基础。固然，基于行政协议和行政管理的公共利益目的，应当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的单方变更权或解除权，但这种行政优益权的行使，通常须受到严格限制。首先，必须是为了防止或除去对于公共利益的重大危害；其次，当作出单方调整或者单方解除时，应当对公共利益的具体情形作出释明；再次，单方调整须符合比例原则，将由此带来的副作用降到最低；最后，应当对相对人由此造成的损失依法或者依约给予相应补偿。尤为关键的是，行政优益权是行政机关在《合同法》的框架之外作出的单方处置，也就是说，行政协议本来能够依照约定继续履行，只是出于公共利益考虑才人为地予以变更或解除。如果是因为相对方违约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行政机关完全可以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尚无行使行政优益权的必要。
【笔记】招标人终止招标，投标人能否诉请确认终止招标行为违法、继续履行招标文件并公示招标结果？
摘要1：解读：（１）根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３１条之规定，招标人终止招标的，应当向投标人退还招标资料费、招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２）招标人终止招标，招标人和投标人之间并未成立合同关系，招标人应当承担的是缔约过失责任，投标人诉请确认终止招标行为违法、继续履行招标文件并公示招标结果缺乏依据。
摘要2：
115.【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的继续履行】
摘要1：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民终678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民终678号
【裁判摘要】因七巧国公司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完毕支付涉案租金的义务，由此可以认定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属于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在此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规定，利恒新星公司管理人享有提出解除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的权利。
【解读】（１）七巧国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利恒新星公司管理人解除《房屋租赁合同》行为无效；（２）2016年9月23日，利恒新星公司管理人向七巧国公司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解除涉案房屋租赁合同；（３）一审判决驳回七巧国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311号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依照房屋租赁合同的属性，判断房屋租赁合同双方是否均履行完毕，主要包括承租人是否履行完毕支付租金的义务，以及出租人是否履行完毕交付房屋并提供一定期限房屋使用权的义务。．．．．．．宝万陆公司主张其已履行完毕支付租金的义务，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利恒新星公司是否将案涉房屋转移交付给宝万陆公司并持续提供使用。．．．．．．在租期届满前，破产管理人提出解除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利恒新星公司尚未履行完毕持续提供十五年房屋使用权的合同义务。宝万陆公司提出利恒新星公司已经履行完毕租赁合同义务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2015)安市民初字第111号；(2016)黔民终595号；(2017)最高法民申3088号
摘要1：——破产程序中对房屋买受人权利的区分保护
【案号】一审：(2015)安市民初字第111号；二审：(2016)黔民终595号；再审：(2017)最高法民申3088号
【裁判要旨】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中，出卖人进入破产程序，买受人请求继续履行合同以及支付违约金的主张，实质上是要求出卖人对其原有债权在破产程序之外给予全额、个别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规定对交付购买商品房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的消费者予以优先保护，是基于生存利益大于经营利益的社会政策原则，为保护消费者的居住权而设置的特殊规定，在适用中应对其范围予以严格限制，不宜做扩大解释。买受人不是为了满足生活居住需要购买商品房的，不属于《批复》规定的消费者范畴，没有予以优先保护的特殊利益，对其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１】买受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但未交付且尚未办理产权证或者产权过户手续的房产属于债务人财产——关于案涉房产是否属于鼎城公司债务人财产的问题。川惠公司主张依据《破产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五项之规定，案涉房产不属于鼎城公司的债务人财产。对此，本院认为，《破产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系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所制定的司法解释，而随着2007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已经废止，针对该部法律所制定的司法解释原则上应不再适用。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施行后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条对不应认定为破产财产的情形，作出了不同于《破产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即使在《破产案件若干规定》尚未明确废止的情况下，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规则，本案亦应适用《破产法司法解释二》认定案涉房产是否属于破产财产。《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条规定：“下列财产不应认定为债务人财产：（一）债务人基于仓储、保管、承揽、代销、借用、寄存、租赁等合同或者其他法律关系占有、使用的他人财产；（二）债务人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尚未取得所有权的财产；（三）所有权专属于国家且不得转让的财产；（四）其他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本案案涉房产并不符合上述规定情形，不应排除在债务人财产之外，应属于鼎城公司的债务人财产。
摘要2：【摘要２】川惠公司继续履行案涉合同以及支付违约金的主张，实质上是要求鼎城公司对其原有债权在破产程序之外给予全额、个别清偿。对于破产企业而言，其在进入破产程序后债权人参与分配破产财产前，破产财产这一集合财产不得被随意处分，以保证债权人能够公平受偿。案涉合同如果继续履行，将构成个别清偿，并对鼎城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有违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有关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之规定。《批复》对交付购买商品房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的消费者予以优先保护是基于生存利益大于经营利益的社会政策原则，为保护消费者的居住权而设置的特殊规定，在适用中应对其范围予以严格限制，不宜做扩大解释。消费者购房应是为了满足生活居住需要，而非用于经营或其他原因。本案中，川惠公司购买的案涉房产性质为商铺，并非为了居住所需，并无获得优先保护的特殊利益，其主张优先于其他债权人个别清偿，依据不足。二审判决虽认定案涉房产已被案外人合法取得证据不足，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
【解读】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鼎城公司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建博国际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义务，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并交付房屋；2.判令鼎城公司支付川惠公司卖房违约金200万元；3.判令鼎城公司支付川惠公司延期交房违约金(按川惠公司已付房款总额0.3%/日计算，从2012年7月15日起至交付房屋为止)；4.诉讼费由鼎城公司承担。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8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85号
【裁判摘要１】（１）在立案后确定案件管辖权阶段、尚未进入实体审理环节，本诉原告撤诉的，对反诉不予受理；（２）案件已经进入审理阶段后，本诉原告撤诉的，反诉继续审理——上诉人于2018年9月27日申请撤诉，且申请撤诉的原因在于无法交纳诉讼费，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不准许撤诉的事由，应当准许撤诉。在这种情况下，被上诉人于次日提出反诉，一审法院应当将上诉人申请撤诉这一情形告知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酌定是否坚持提出反诉请求。反诉的目的就是抵消或者吞并本诉的诉讼请求。因此，反诉的存在，必须以本诉为前提，如果本诉已经不存在，虽然不影响反诉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请存在，但不能作为反诉受理。如果被上诉人继续坚持反诉的诉讼请求，可另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准许本诉原告撤诉的，应当对反诉继续审理；被告申请撤回反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的情形，指的是案件已经进入审理阶段后，本诉原告撤诉时对反诉的处理方式，而本案仍在立案后确定案件管辖权阶段，尚未进入实体审理环节，不适用该条规定。
【裁判摘要２】本诉原告诉请解除合同，反诉原告可以反诉请求继续履行合同——双方的起诉均围绕《湖北吉家置业有限公司80%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问题提出，基于相同的事实、相同的法律关系，都将该合同作为起诉证据，且诉讼请求具有对抗性，一方诉请要求解除该合同，一方要求继续履行该合同，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关于反诉的要件，“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
摘要2：【摘要】无论是解除还是继续履行均属于财产性诉求应以合同金额确定案件标的；同时要求违约金的，以合同金额和违约金数额合并计算诉讼标的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一条第二款规定：“有多个财产性诉讼请求的，合并计算交纳诉讼费；诉讼请求中有多个非财产性诉讼请求的，按一件交纳诉讼费。”无论是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还是被上诉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均应视为对合同内容相关财产的处分，属于财产性诉求，应以合同金额确定案件标的额；同时要求违约金的，以合同金额和违约金数额合并计算诉讼标的额。上述司法解释第五百五十二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因此，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级别管辖规定几个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5号）第一条规定：“在当事人双方或一方全部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发生纠纷起诉至法院的，如当事人在诉讼请求中明确要求全部履行合同的，应以合同总金额加上其他请求额作为诉讼标的额，并据以确定级别管辖；如当事人在诉讼请求中要求解除合同的，应以其具体的诉讼请求数额来确定诉讼标的额，并据以确定级别管辖。”但该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不一致，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执行。据此，上诉人的起诉和被上诉人的反诉，诉讼标的额均为合同金额加上请求1000万元违约金的数额，即均为1.428亿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的有关规定，达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级别管辖标准，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的起诉和被上诉人的反诉均有管辖权。
【笔记】《民法典》实施后相对人能否请求法院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报批等手续？
摘要1：解读：《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２条规定——
（１）合同依法成立后，负有报批义务的当事人不履行报批义务或者履行报批义务不符合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方请求其继续履行报批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方主张解除合同并请求其承担违反报批义务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２）人民法院判决当事人一方履行报批义务后，其仍不履行，对方主张解除合同并参照违反合同的违约责任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３）合同获得批准前，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对方履行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经释明后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但是不影响其另行提起诉讼。
（４）负有报批义务的当事人已经办理申请批准等手续或者已经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报批义务，批准机关决定不予批准，对方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因迟延履行报批义务等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导致合同未获批准，对方请求赔偿因此受到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７条的规定处理。
解析：参考《合同法解释二》第８条之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经批准等手续才能生效的，应当履行报批等义务的当事人未履行该义务，相对人请求其履行报批义务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相对人请求自己办理有关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予以支持；应当履行报批等义务的当事人对由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方当事人未履行报批等义务，相对人请求解除合同并应当履行报批等义务的当事人承担违反报批等义务的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注释】《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２条取消请求自己报批义务等手续的规定。
摘要2：【注解１】一方不履行报批义务承担的是违约责任还是缔约过失责任？——属于缔约过失责任（”承担违反报批义务的赔偿责任“）而非违约责任。
【注解２】迟延履行报批义务的责任与判令报批后仍然拒绝履行报批义务的责任是否有所区别？——二者均属于缔约过失责任，但责任范围上有区别，后者判令报批后仍然拒绝履行报批义务的责任规定参照违约责任处理。
【注解３】合同未获有关机关批准——该合同属于确定不生效合同，无须也不应通过解除制度解决。
【注解４】经批准合同效力是自批准之日生效还是溯及合同签订之时生效暂无规定（法理上合同应当从批准时生效；个别情形下如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股权转让合同可以考虑合同生效时间溯及到合同签订之时）。
【注解５】（１）未经批准的合同属于未生效合同；（２）但报批义务条款及相关条款独立生效。
【注解６】未报批合同效力——（１）整个合同未生效（不是有效合同，也不是无效合同）；（２）报批义务及相关条款独立生效（合同未生效不影响当事人间有关报批义务及因该义务而设定的违约责任等相关条款的效力）；（３）可以请求履行报批义务并承担责任（可以缔约过失责任或者专门约定的违反报批义务的违约责任）；（４）可以请求合同解除并承担责任。
【注解７】独立于合同两类条款——（１）促成合同生效的条款（《民法典》第５０２条）；（２）合同不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时有关争议解决的条款（《民法典》第５０７条）。
【注解８】法院释明——（１）合同获得批准前当事人请求报批义务人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应告知其将诉讼请求变更为继续履行报批义务，经释明后拒绝变更诉讼请求可以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仍可以提起诉讼请求报批义务人履行报批义务）；（２）当事人直接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应当告知去请求解除合同，经释明后仍拒绝变更诉讼请求可以驳回其诉讼请求。
【注解９】（１）法院判令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后仍拒绝履行报批义务——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请求解除合同并参照违反合同的违约责任请求报批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２）批准机关不予批准——合同确定不生效（如报批义务人有过错应当承担责任，否则不承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89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897号
【裁判摘要1】关于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问题|2017年3月2日呼市资源局与金盛公司签订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虽然该合同一方签订主体为呼市资源局，但金盛公司在签订过程中并不受单方行政行为的强制，双方在签订过程中主要遵循的是平等、自愿、有偿原则。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采取招标、拍卖、协议等出让方式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亦在第四部分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项下合同纠纷中规定了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并未明确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纳入行政协议的范围。因此，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认为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属于民事合同，并据此主张权利，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裁判摘要2】要求调整违约金属于法律赋予的抗辩权，不应作为诉讼请求要求人民法院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无论是主张违约金过低或过高要求调整时，人民法院均需先确定因违约所造成的实际损失，并以此为基础，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进行综合衡量。在守约方未提起诉讼主张损失赔偿且合同未陷入僵局、违约方未诉请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根据不告不理原则，人民法院不能主动审查守约方的实际损失情况，那么，违约方单方提起诉讼主张合同继续履行并调整违约金的诉请将没有用于衡量的损失标准。及于本案，一审认为金盛公司要求调整违约金属于法律赋予的抗辩权，在呼市资源局未提起诉讼要求其依约支付违约金时，不应作为诉讼请求要求人民法院调整，并无不当。况且，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4)
摘要2：（续）内民一初字第00013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就案涉地块的剩余土地出让价款、违约金的标准、土地出让金的利息计算等问题作出了处理，虽然作为该调解书一方诉讼主体的呼市收储中心与本案呼市资源局是两个独立的单位，但该调解书处理的事项与本案一致。若金盛公司对违约金的标准、土地出让金的利息计算等不服，应依法及时在法定期限内就该民事调解书申请再审。……据此，一审法院驳回金盛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
【解读１】金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金盛公司与呼市资源局于2017年3月2日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继续履行本合同，标的额为本金人民币26250万元，至2019年11月5日利息为33769531.2元；2.判决自2018年3月2日起算违约金，违约金调整为每日万分之一，至2019年11月5日为16012500元；3.判决呼市资源局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庭审时，金盛公司增加了要求呼市资源局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的诉讼请求。
【解读２】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所涉合同的性质问题。．．．．．．本案所涉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系呼市资源局作为行政机构与公民、法人等签订的合同，具有行政合同的特征。关于金盛公司要求调整违约金的依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合同违约一方请求降低违约金，应在守约方通过诉讼提出要求违约方依据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时，违约一方可在诉讼中要求人民法院调整违约金。本案金盛公司作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违约一方主体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认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要求调整为每日万分之一，其应在呼市资源局提起诉讼要求其依约支付违约金时提出，即金盛公司要求调整违约金属于法律赋予的抗辩权，不应作为诉讼请求要求人民法院调整。另，金盛公司所提继续履行合同、办理土地过户登记、支付土地出让金利息等请求，因呼市资源局未有拒绝履行或违约的事实和行为，金盛公司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理应积极履行约定义务，其不依约积极履行义务而提起该项诉求，一审法院不作审理。．．．．．．裁定驳回金盛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581954元，退予金盛公司。
【笔记】违约方能否起诉合同继续履行并要求调整违约金？
摘要1：解读：（１）要求调整违约金属于法律赋予的抗辩权，不应作为诉讼请求要求人民法院调整；（２）违约方起诉合同继续履行并要求调整违约金应当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第一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之七：张某与某餐饮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员工借出企业无法继续履行协议，“共享用工”如何处理
摘要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第一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之七：张某与某餐饮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员工借出企业无法继续履行协议，“共享用工"如何处理
摘要2：【注解】（１）“共享用工”是指员工富余企业将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员工借调至缺工企业工作，员工与借出企业的劳动关系不发生改变，借入企业与借出企业签订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２）《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第7条规定：“用人单位应与其长期被外单位借用的人员、带薪上学人员以及其他非在岗但仍保持劳动关系的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但在外借和上学期间，劳动合同中的某些相关条款经双方协商可以变更。”因此，我国劳动法并不禁止用人单位之间对劳动者的借用。（３）借入企业明知劳动者与借出企业劳动关系终止的情况下继续用工，应根据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建立劳动关系。
【笔记】什么是破产合同法定解除权？
摘要1：问题：管理人是否有权决定解除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合同？
解读１：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管理人享有破产合同法定解除权——（１）即管理人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合同；（２）视为解除合同情形：Ａ．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２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视为解除合同；Ｂ．管理人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３０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Ｃ．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对方当事人有权要求管理人提供担保而管理人不提供担保的，视为解除合同。
解读２：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双方均已履行完毕或者一方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管理人无破产合同解除权。
摘要2：【注解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债务人未履行完毕合同的解除属于法定解除的一种特别规定，法定解除的对象为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的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债务人或者对方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不在破产合同法定解除权之列）。
【注解２】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对方当事人有权要求管理人提供担保，属于对方当事人行使合同不安抗辩权之情形。
【注解３】（１）《企业破产法》第４２条第３项规定：“管理人或者债务人依照本法规定解除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该条针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指普通债权；（２）破产合同解除后返还预付款系债务人不当得利，属于《企业破产法》第第４２条第３项规定共益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96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965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东至汉唐公司向安徽三建公司出具四张共计2800万商业承兑汇票，目的在于支付工程款，但四张汇票到期后，东至汉唐公司并未实际兑付。双方于2019年9月20日签订的《还款计划书》中亦明确“由于债务人资金回笼困难等原因，未能按期承兑”，截至目前东至汉唐公司并未偿还此款项，因此东至汉唐公司并未实际支付该2800万款项。东至汉唐公司支付部分利息，是基于双方之间《商票保贴业务合作协议》的约定，不能因利息的支付就认定2800万元款项已经支付。该2800万元属于工程款的一部分，债权的产生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商业汇票的出具只是一种支付方式，故在商业汇票没有得到承兑的情形下，不产生偿付2800万元工程款的效力，安徽三建公司有权要求东至汉唐公司继续履行支付该2800万元工程款的义务。本案中，双方并未约定商业汇票出具后原因债权就消灭，故二审判决认定安徽三建只能依据票据法律关系另行起诉，为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裁判要旨】（１）发包人向承包人出具商业承兑汇票的目的在于支付工程款，在汇票到期后，发包人未实际兑付，由于债权的产生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商业汇票的出具只是一种支付方式，故在商业汇票没有得到兑付的情形下，不产生偿付承兑汇票对应数额的工程款效力，承包人有权要求发包人继续履行支付承兑汇票对应数额的工程款义务。（２）在商业汇票未得到实际兑付，且双方并未约定商业汇票出具后原因债权消灭的情形下，二审判决认定承包人只能依据票据法律关系另行起诉，为适用法律错误。
【笔记】管理人发出解除租赁合同通知后继续收款能否推定管理人同意继续履行租赁合同？
摘要1：解读：管理人发出解除租赁合同通知后，因承租人继续占有房屋，管理人继续收款，不得推定管理人原意继续履行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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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民终116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民终116号
【裁判摘要１】以房抵债而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人系以借款本息抵顶购房款项，应视为其已经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合同义务，破产管理人不能行使合同解除权——关于广信公司管理人是否有权解除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问题，即该合同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由此可见，徐××作为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的买方，其主要合同义务是支付购房价款，徐××以借款本息抵顶购房款项，应视为其已经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合同义务。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不属于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管理人不应据此行使合同解除权。
【裁判摘要２】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应当继续履行的问题。1.徐××就涉案房产不享有商品房购房消费者的优先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该规定对交付购买商品房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的消费者予以优先保护是基于生存利益大于经营利益的社会政策原则，为保护消费者的居住权而设置的特殊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进一步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本案中，徐××基于广信公司的以房抵债行为而形成购房事实，其购房目的在于实现债权，并非为生活、居住需要，结合徐××的资金出借人身份，可以认定徐××并不属于上述规定所保护的商品房消费者。徐××和广信公司之间签订的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虽然合法有效，但是徐××并未据此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或者优于其他债权人的优先权利。2.徐××的诉讼请求属于个别清偿请求，有违破产程序的相关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
摘要2：（续）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而公平清理破产企业的债权债务系破产程序的基本宗旨。本案中，广信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徐××起诉请求交付涉案房产，系通过诉讼方式提出清偿债务的权利主张，属于对其进行个别清偿的诉讼请求，与前述破产程序的宗旨和相关规定均不符。综上，徐××未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或者优于其他债权人的优先权利，一审法院驳回其关于广信公司继续交付涉案房产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此外，关于徐××的权利救济问题。债务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实质上构成阻却普通债权人主张继续履行合同的法定事由，并且广信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之时，涉案房屋尚未竣工验收，也不符合实际交付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的规定，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虽然有效，但是属于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的合同，徐××作为债权人可以向广信公司管理人申报相应的债权，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实现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