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变更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工商登记信息属于公司内部治理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
摘要2：【注解１】变更公司登记信息属于公司内部治理事项不可诉。
【注解２】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88号《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2020年度参考案例之六：王惠廷诉巴州赛瑞机械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曹某某请求变更公司登记案》裁判观点——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属于法院受案范围。
【注解３】最新判例裁判观点：（１）法定代表人被免职但一直未予变更工商登记的，判决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２）公司股东并非办理或者协助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主体。——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94号《韦某某、新疆宝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民事再审民事判决书》
摘要1：解读：（１）公司减资未依法通知债权人能否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法律司法解释未作出明确规定；（２）司法实践中大多数的裁判观点都支持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由股东在减资范围内对公司未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解析：减资可以分为实质性减资（构成抽逃出资，可以追加被执行人）和形式上减资（不构成抽逃出资，无法追加被执行人）——（１）实质性减资意味着净资产流出，与抽逃出资形成竞合，债权人可以依据《变更追加规定》第１８条规定申请追加减资规定为被执行人；（２）形式上减资并没有实际资金流出，公司责任财产没有实质减少，不能认定为抽逃出资，无法依据《变更追加规定》第１８条规定追加减资股东为被执行人。
摘要2：【注解】认缴期限届满前股东提前缴纳了出资后又将其转出构成抽逃出资，可以依法追加抽逃出资股东为被执行人。——参考案例：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03民终2967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289号
【裁判观点】当事人以案件属于“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为由提出级别管辖权异议的，应当对案件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的认定，需结合涉案法律关系的性质、诉讼标的额、社会影响力等因素予以综合判断。一般来说，“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通常应具备案情十分复杂、涉及金额巨大、社会影响广泛等特点。即使认为属于需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也应由最高人民法院依职权自行决定是否审理，或由原审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有关“下级人民法院对它所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审理”规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审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289号
【裁判观点】
1.在管辖权异议程序中，当部分被告成为确定管辖的连结点，其是否适格直接影响到受诉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时，则应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对该部分被告是否适格问题进行审查。在对被告是否适格进行审查时，一般情况下只需有初步证据证明被告与涉案事实存在形式上的关联性，达到可争辩的程度即可，无需对被告是否构成侵权或违约、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等实体内容进行审查。如果作为管辖连结点的被告适格，则受诉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案件应当进入实体审理。
2.在侵权纠纷领域，多个被诉行为人共同实施侵权行为时可以基于诉讼标的的同一性构成必要共同诉讼，但是必要共同诉讼的范围并不限于基于共同侵权形成的共同诉讼。在多个被诉行为人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时，仍可以基于诉讼标的的同一性以及防止判决冲突、保护当事人利益等政策原因构成必要共同诉讼。对于后一类必要共同诉讼，一旦原告选择在同一案件中对多个被告共同诉讼，法院仍可以合并审理而无需征得被告的同意。
3.因侵害发明专利权行为提起的诉讼，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许诺销售行为实施者的被告住所地，均具有管辖权，原告可择其一提起诉讼。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2民终8676号
【裁判摘要】违约金酌减的考察因素。本案中，城建重工公司在诉讼期间与隆昌伟业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并撤回上诉，隆昌贸易公司按协议约定申请解除了对城建重工公司账户的冻结。而城建重工公司作为商事主体自愿给隆昌贸易公司出具和解协议并承诺高额违约金，但在账户解除冻结后城建重工公司并未依约履行后续给付义务，具有一定主观恶意，有悖诚实信用，有损诉讼秩序，一审法院判令城建重工公司依约支付80万元违约金，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观点】当事人双方就债务清偿达成和解协议，约定解除财产保全措施及违约责任。一方当事人依约申请人民法院解除了保全措施后，另一方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履行和解协议，并在和解协议违约金诉讼中请求减少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673号
【裁判摘要１】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涉及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均为诉争的法律关系时，可以通过并列案由将两个法律关系合并在一个案件中进行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指出，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因此，同一案件涉及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并非人民法院驳回当事人起诉的合法理由。本案中，博迈公司以何某、麦可公司侵犯其技术秘密为由要求二者承担侵权责任，以麦可公司申请的专利系其公司技术秘密为由请求确认诉争专利权由其享有，系在同一案件中提出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之诉与专利权权属纠纷之诉，符合前述规定之情形。而且，上述两诉指向的被告均是具体明确的，并无原审法院所述被告不明确之情形，故原审法院以本案法律关系及对应的被告不明确为由裁定驳回博迈公司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如前所述，法律允许将诉争的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合并在一个案件中进行审理。而且，在特定情况下，将基于同一事实或者其他原因存在密切关系的不同法律关系在同一诉讼中解决，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明确法律责任和避免裁判冲突，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利益和实现诉讼经济的目标。考虑到本案中博迈公司起诉涉及的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与专利权权属纠纷在主要事实上的高度重叠以及裁判结果上的相互牵连，具有密切关系，本院认为宜将上述两诉合并在一个案件中予以审理。第一，主要事实的高度重叠。．．．．．．本案审理侵权之诉与确认之诉所需查明的事实基本相同，在同一案件中审理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符合诉讼经济的目的。第二，裁判结果上的相互牵连。．．．．．．本案的确认之诉的结果系侵权之诉结果的自然延伸，两者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因此，本案通过诉的合并，还可以实现避免裁判冲突的功能。
摘要2：【裁判观点】
1.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涉及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均为诉争的法律关系时，可以通过并列案由将两个法律关系合并在一个案件中进行审理。同一案件涉及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并非人民法院驳回当事人起诉的合法理由；
2.将基于同一事实或者其他原因存在密切关系的不同法律关系在同一诉讼中解决，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明确法律责任和避免裁判冲突，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利益和实现诉讼经济的目标。考虑到本案中博迈公司起诉涉及的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与专利权权属纠纷在主要事实上的高度重叠以及裁判结果上的相互牵连，具有密切关系，宜将上述两诉合并在一个案件中审理；
3.因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件中需对专利权的权属作出确认，一方面，发明人参加诉讼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另一方面，侵害技术秘密之诉的审理结果和救济手段可能对涉案专利发明人地位产生直接否定效果。因此，发明人作为涉案专利的利害关系人，与案件审理结果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本着一次性实质解决纠纷的原则，发明人可以作为案件当事人或者第三人参加诉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679号
【裁判观点】当事人在原审诉讼过程中因合并被注销，民事主体资格消灭，诉讼主体资格也同时丧失。应当根据相关规定，区分不同的情形变更新的民事主体参与诉讼，如有必要可以中止诉讼。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上诉法﹥的解释》第六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合并的，因合并前的民事活动发生的纠纷，以合并后的企业为当事人；企业法人分立的，因分立前的民事活动发生的纠纷，以分立后的企业为共同诉讼人。第六十四条规定，企业法人解散的，依法清算并注销前，以该企业法人为当事人；未依法清算即被注销的，以该企业法人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中止诉讼。本案中，东联公司在原审诉讼过程中因合并被注销，民事主体资格消灭，诉讼主体资格也同时丧失。但东联公司在原审作为被告始终是明确的，应当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区分不同的情形变更新的民事主体参与诉讼，如有必要可以中止诉讼。原审裁定以本案无明确的被告为由驳回维达公司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解读：合作开发协议属于内部关系，在没有对合作开发的土地或房屋进行变更登记或经生效裁判文书确权之前不足以对抗权属证书公示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
【注解】另外裁判观点认为，合作开发协议能够排除法院对合作开发房地产强制执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904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204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1740号
【裁判观点】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
【裁判摘要】法院首次向被告邮寄诉讼文书被签收，该地址即应视为被告确认的送达地址——现代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载明的地址是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李家巷镇石泉村新318国道与疏港公路交汇处，现代公司工商登记的住所地亦为该地址，其二审提交的地址确认书亦为该地址。原审法院最初按该地址向现代公司邮寄应诉材料被签收，之后按该地址向现代公司邮寄管辖权异议裁定和开庭传票均未被签收，但最后按该地址向现代公司邮寄宣判传票及原审判决书又被签收。原审法院邮寄的邮单信息上写明收件单位为现代公司，收件人为现代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保原，电话号码亦为涉案合同留存的联系电话。即使现代公司注销上述电话号码，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将变更联系电话的情况告知吉联公司或原审法院。综合考虑上述情况，管辖权异议裁定及开庭传票等邮件因“收件人不在收件地址，电话无人接听”导致邮件被退回系由于现代公司的原因，邮件被退回即应视为送达。
摘要2：【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原审中，现代公司在收到应诉材料的情况下，并未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并且现代公司二审中亦未基于新的证据证明吉联公司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所以，现代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不能成立。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494号
【裁判摘要１】第一，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与审查。首先，对于民商事合同纠纷的处理应当秉持“鼓励交易”的原则。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应当尽可能尊重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达成的合意，在当事人未主张的情况下不能依职权变更或者撤销合同。其次，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人民法院仍应依法审查合同是否存在违背公序良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无效情形，此种审查为依职权审查，不以当事人主张与否为转移。因此，即使合同当事人不主张合同无效，仅要求判令解除合同或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人民法院仍可依职权认定合同无效，并向当事人释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引导当事人重新调整诉讼请求。．．．．．．第二，关于合同无效的审查依据。．．．．．．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应慎重判断“强制性规定”的性质，特别是要在考量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法益类型、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交易安全保护等因素的基础上准确认定其性质。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交易标的禁止买卖的；违反特许经营规定的；交易方式严重违法的；等等。应当指出的是，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第三，关于涉案合同的效力。首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的《公告》虽不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或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但其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故不能仅因其非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属性就不予考虑。其次，从规范对象层面加以审视，《公告》是国家有关职能部门针对特定金融风险防范联合发布的文件，规范的对象是利用融资交易平台从事代币或“虚拟货币”的融资交易行为和交易服务行为；而涉案合同约定的交易事项是建金公司委托玖星公司开发数字货币交易平台软件。故应当区分涉案平台软件的“开发行为”与“经营使用行为”，只有后者属于《公告》规范的对象，而前者并不属于《公告》规范的对象。由于涉案合同的交易事项并非《公告》规范的对象，故涉案合同并不存在无效情形。
摘要2：【裁判摘要2】涉案合同第九条“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变更/修改/补充”之第4点约定：“双方均可由于对方未履行其在本合同内的义务而终止本合同，但应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该约定内容仅是泛泛指出合同一方当事人有权基于相对方未履行合同义务而单方终止合同，但没有明确写明“未履行合同义务”的具体违约情形。如果仅基于上述约定内容即认为建金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显然有可能使合同当事人恶意利用合同相对方的轻微违约而行使解除权，这种因合同约定不明而可能使合同相对方动辄得咎的不确定性，将会使合同履行陷入极大的不安定状态，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如果允许合同当事人利用约定不明的解除条款单方行使解除权，将明显背离“契约自当严守”的合同法精神。因此，应认定建金公司和玖星公司就涉案合同的解除条件实际上并未达成合意，本案中建金公司无权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行使约定解除权。
【裁判观点】（１）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应慎重判断“强制性规定”的性质，特别是要在考量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法益类型、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交易安全保护等因素的基础上准确认定其性质。（２）只有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不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向合同相对方发出解除通知，合同相对方即使未在异议期限内提起确认解除合同效力之诉，也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３）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部分并非当然恢复原状，而是应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加以权衡。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解除后应否恢复原状，特别是开发方先期收取的开发款应否返还，需综合考量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自身特点、开发方实际履行情况、开发方有无过错及过错大小、开发方实际投入的工作量及已完成的成果等多种因素，秉持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加以判断。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解除的原因如不应当归责于开发方，则开发方在开发过程相应阶段收取的款项并不失去继续保有的正当性。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73号
【裁判观点１】派遣能够提供专业开发和技术服务的服务协议纠纷案由的确定——协议约定派遣公司派遣员工为用工单位提供技术开发服务，用工单位向派遣公司支付报酬，派遣公司根据合同条款向用工单位派遣拥有具备合适能力和经验的员工提供专业服务。该协议主要条款约定的是关于委托派遣人员、派遣期间、派遣人员的级别评估及结算单价等劳务派遣权利义务内容，并未对软件开发的相关权利义务作出明确约定且协议项下的费用支付以用工单位所确认的派遣人员的实际评估及级别为主要依据，而非以某个软件开发完成作为结算条件，因此，涉案协议系劳动派遣协议，涉案纠纷为劳动派遣合同纠纷。
【裁判观点２】“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该规定所称“争议标的”是指当事人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具体合同义务。诉讼请求为给付金钱的，不应简单地以诉讼请求指向金钱给付义务而认定争议标的即为给付货币，而应根据合同具体内容明确其所指向的合同义务。本案系劳务派遣合同纠纷，当事人在本案中诉请履行的义务是支付劳务派遣服务费，故可以以此确定合同履行地为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
摘要2：【注解】约定：双方对本合作协议及其它相关个别协议发生争议时，双方同意将争议提交各自归属地仲裁委员会仲裁——本案双方当事人虽然约定了仲裁，但是约定的仲裁机构为两个以上，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故仲裁协议无效。
摘要1：——垄断协议纠纷可仲裁性认定
【裁判要旨】鉴于垄断协议的认定与处理完全超出了合同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不能成为排除人民法院管辖垄断协议纠纷的当然依据。
【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46号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46号
【摘要】当事人之间仲裁条款不能否定法院对反垄断纠纷具有管辖权——对是否构成垄断的认定和处理，反垄断法明确规定了行政执法和民事诉讼两种方式，并未明确规定仲裁的方式。仲裁法第二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这就是说，如果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不属于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或者说包含有不属于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因素，且一方当事人已经寻求司法解决其纠纷的，人民法院通常具有管辖权。本案中，汇力公司提起的是垄断民事纠纷而非合同纠纷。虽然壳牌公司和汇力公司在经销商协议中约定了争议解决的仲裁条款，但反垄断法具有明显的公法性质，是否构成垄断的认定超出了合同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使本案争议不再限于“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不再属于仲裁法规定的可仲裁范围。垄断民事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条规定：“原告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当事人之间的仲裁条款不能否定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并无不当。
【裁判观点】在纵向垄断协议的认定超出了合同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且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垄断纠纷可以通过仲裁途径解决的情况下，本案当事人在经销商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不能成为排除人民法院管辖纵向垄断协议纠纷的当然依据。
摘要1：解读：（１）管理人对担保物的维护、变现、交付等管理工作付出合理劳动的，有权向担保权人收取适当的报酬；（２）管理人与担保权人就上述报酬数额不能协商一致的，法院应当参照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２条规定的方法确定，但报酬比例不得超出该条规定限制范围的10%。
【注释１】（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２条第２款规定，管理人报酬不包括担保权人优先受偿的担保物价值范围，即担保物管理报酬不属于破产管理人报酬范围；（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１３条规定，担保物管理报酬（适当的报酬）由管理人与担保权人协商确定，不能协商一致由法院确定（报酬比例不得超出规定限制范围的10%）。
【注释２】担保物管理报酬（适当的报酬）能否提起诉讼？｜（１）管理人报酬问题不属依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审理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参考案例：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陕05民终2011号；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06民终3090号；（２）另外裁判观点由管理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支付担保物管理报酬，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参考案例：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鄂05民终2830号;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甘01民终4167号；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0881民初3506号
【备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１３条规定，担保物的管理报酬由管理人和担保权人协商确定，不能协商一致的由法院决定——应不适用第１７条规定的债权人异议和法院决定权的模式。
摘要2：【注解１】（１）《管理人报酬规定》确定的管理人报酬计算的基础是最终清偿的无担保财产价值总额；（２）担保财产只有在管理人对担保物的维护、变现、交付等管理工作中付出合理劳动时才允许收费（标准是管理人报酬的１０％）。
【注解２】担保权人支付的管理人报酬是否属于破产债权？｜担保权人要求确认其支付的管理人报酬属于破产债权且系优先债权于法无据。——参考案例：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0585民初1853号
摘要1：——作为管辖连结点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的认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13号
【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作为管辖连结点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系指在信息网络上完整实施的侵权行为；若侵权行为仅部分环节在线上实施，则不构成上述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不能适用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确定管辖。
【裁判观点】
1.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具有特定含义，指的是侵权人利用互联网发布直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的行为，主要针对的是通过信息网络侵害他人人身权益以及侵害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行为，即被诉侵权行为的实施、损害结果的发生等均在信息网络上，并非侵权行为的实施、损害结果的发生与网络有关即可认定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在网络普及化程度很高的当代社会，如果案件事实中出现网站平台或者双方通过微信等涉网络相关的方式沟通，抑或双方系通过信息网络平台进行被诉侵权产品的交易，即认定为构成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属于对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制的范围理解过于宽泛，不符合立法的本意。
2.专利案件规定第五条规定的销售行为实施地，原则上包括不以购买者意志为转移的销售商主要经营地、被诉侵权产品储藏地、发货地或者查封扣押地等，权利人购买侵权产品的收货地通常不宜被认定为销售行为实施地。
3.侵权结果发生地是侵权行为地的一种情形，应当根据权利人所指控的侵权人和具体侵权行为来确定。被诉侵权结果在被诉侵权人的销售行为付诸实施时已实际产生，被诉侵权产品的收货地对侵权行为的实施没有实质影响，不能被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应当理解为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的发生地，不能以权利人认为受到损害就认为其所在地就是侵权结果发生地。
摘要2：【摘要】本案被诉侵权行为包括米欧公司制造、销售、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拓普森公司提供的公证书记载，米欧公司在其公司网站上声称，其是“集实验室仪器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公司”，在网站上展示了涉案被诉侵权产品图片，拓普森公司从米欧公司网站获取米欧公司销售人员联系方式，通过微信沟通并在线下完成购买被诉侵权产品事宜。上述交易过程中，网站和微信仅仅是双方交易的媒介，被诉侵权人米欧公司仅通过互联网不能实施被诉侵害专利权的行为。在网络普及化程度很高的当代社会，如果案件事实中出现网站平台或者双方通过微信等涉网络相关的方式沟通，抑或双方系通过信息网络平台进行被诉侵权产品的交易，即认定为构成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制范围过于宽泛，不符合立法的本意。因此，本案不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确定管辖。本案侵权行为地、被告住所地均在杭州市，本案应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2号
【裁判摘要】本案属于原审法院“应保全而未保全”的情形。原审法院以“缺乏被诉侵权事实有关证据”为由而驳回中隧桥公司的诉讼请求，但缺乏被诉侵权事实有关的证据恰恰是因为原审法院未予及时保全所致，故在本案仍具备查明相关侵权事实条件的情形下，应当由原审法院重审本案，在进一步查明相关侵权事实的基础上准确作出侵权与否的判断。如此，既给予专利权人充分救济的机会，又保障了双方当事人的审级利益，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统一。……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未准确适用证据保全的相关法律规定，应采取保全措施而未采取，导致本案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原审判决应予撤销，并由原审法院重新审理。
摘要2：【裁判观点】
1.证据保全是补强当事人举证能力、推动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手段。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证据保全申请，对于满足法律规定的申请，应予支持，通过及时采取恰当的保全措施，切实减轻当事人的证明负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依申请进行证据保全适用于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形。由于侵权行为的复杂性，尤其是在侵权行为通常较为隐蔽的知识产权领域中，人民法院在衡量个案情形是否符合法律关于依申请证据保全的条件时，应当基于申请人提交的初步证据和在案事实，充分运用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在全面审查申请保全所依据的初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证据保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因素的基础上，对是否准许证据保全申请作出综合判断。审判实践中，证据保全是否存在必要性，一般需要审查以下几个方面：申请保全的证据是否与案件事实存在关联性，并具有较强证明力；申请保全的证据是否存在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紧迫性；申请人是否穷尽了合理合法的取证手段仍不能取得相关证据。
3.在适用证据保全时还需注意以下问题：证据保全属于在特定案情下对当事人举证能力的补强，而不是替代、免除、转移当事人的举证义务和责任；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时应当注意比例原则，充分考虑证据保全措施对利害关系人的影响，必要时可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证据保全的范围应当以当事人的申请为基础，以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为限。
摘要1：解读：（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债务人未付款项的滞纳金（包括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劳动保险金滞纳金、欠缴税款滞纳金等）应确认为破产债权；（２）破产申请受理后产生的滞纳金不能确认为破产债权（属于劣后债权）。
【注解１】另外裁判观点认为：《企业破产法规定三》第３条规定的“破产申请后”是一种状态，即只要破产申请被法院受理，债权人欠缴款项产生的滞纳金（包括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劳动保险金的滞纳金），不管是破产受理前还是破产受理后均不能确认为破产债权。
【注解２】实践中对于《企业破产法规定三》第３条中“破产申请受理后”存在两种理解：（1）“破产申请受理后”为终结滞纳金计算的时间节点，即破产申请受理后，债务人欠缴款项产生的滞纳金，包括债务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加倍支付的迟延利息和劳动保险金的滞纳金不属于破产债权，反之破产申请受理前产生的滞纳金则为破产债权；（2）“破产申请受理后”为判断滞纳金性质的时间节点，即债务人欠缴款项产生的滞纳金，包括债务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加倍支付的迟延利息和劳动保险金的滞纳金，不区分是受理前还是受理后产生，均不作为破产债权。
【注解３】（１）从《破产法》规定、《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的立法沿革来看，立法本意倾向于破产受理前产生的滞纳金等惩罚性债权不属于破产债权；（２）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4786号《曹某、深圳市雨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意见认为破产受理前产生的滞纳金等惩罚性债权不属于破产债权，劣后于普通债权清偿。
【注解４】破产申请受理前债务人欠付款项产生的滞纳金是否属于破产债权？——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观点：（１）欠缴款项所产生的滞纳金不区分破产申请前后，均不属于破产债权；（２）破产申请受理前，因欠缴款项产生的滞纳金应确认为破产债权（受理后产生的不属于破产债权）。
【注解５】另外观点认为：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包括破产受理前未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不属于破产债权。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债务人应付未付款项的滞纳金是否应当确认为破产债权请示的答复（〔2013〕民二他字第 9 号，2013 年 6 月 27 日 ）
【摘要】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债务人未付款项的滞纳金应确认为破产债权。
摘要1：——在建工程抵押权的范围应当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为依据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19号
【裁判观点】在建工程抵押权是物权法规定的一种单独的抵押权类型，除当事人在抵押合同中另有约定外，其抵押物范围不仅包括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还包括规划许可范围内已经建造的和尚未建造的建筑物。在建工程抵押权的登记方法，包括在抵押合同上作记载或者在房屋登记簿上作记载两种方式。在登记机关未设立房屋登记簿、亦未明确在抵押合同上记载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方法的情况下，因当事人的抵押合同及相关登记申请材料和登记机关出具的收件单等文件均已载明登记类型为在建工程抵押登记，且该等文件均在登记机关存档以备利害关系人查询，故应当认定登记机关在收件、审核时将此项业务作为在建工程抵押登记业务加以办理的行为，即完成了“记载”在建工程抵押登记的工作，在建工程抵押权即已依法设立。登记机关颁发的《在建工程抵押登记证明》的法律效果是使权利人取得了证明其权利状况的权属证书，在与登记簿的记载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以登记机关的不动产登记为依据判断在建工程抵押物的范围。
摘要2：【摘要】主债务人破产后，基于保证债务的从属性，主债权停止计息的效力及于保证人——关于马××、楼××的保证责任范围问题。本案中金汇信托公司的债权范围因主债务人三联集团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而确定为254,867,898.2元。马××、楼××作为保证人，基于保证债务的从属性，其所承担的债务范围不应大于主债务人。故原审判决在确认金汇信托公司对三联集团公司的债权利息计算截止到2015年8月17日人民法院受理破产重整申请之日止的同时，判令保证人马××、楼××在2015年8月18日之后继续按年利率24.4%向金汇信托公司继续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亦严重损害了保证人马××、楼××的合法权益，本院予以纠正。（备注：变更判决为，马××、楼××对浙江三联集团有限公司254,867,898.2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1：解读：可以办理网签备案手续却一直未办理网签备案系怠于行使权利，应认定系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675号
【注解】另外裁判观点：预告登记、网签或备案与权属转移登记无必然联系，买受人有权排除执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2019)最高法民申3912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56号
【裁判观点】（１）从物权公示的角度来看，被执行人是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人。虽然以物抵债的债权人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但不能据此已经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２）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以物抵债协议，不能体现双方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变通方式，不必然地引起房屋权属的变动。且讼争房屋并未完成权属登记的变更手续，债权人只有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３）以物抵债协议约定的交付房产，是以消灭金钱债务为目的的债的履行方式，在完成房屋变更登记之前，以房抵债协议并不形成优于其他债权的利益，且破坏了债权平等受偿的原则，损害了其他存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救济途径。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500号
【裁判观点】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至当事人的工商注册登记地并由其员工签收的，应认定邮寄送达合法有效；当事人对其主张的合同变更事实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当事人未提出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的，对于其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邮寄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其送达与人民法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原审法院向小龙虾公司邮寄包含开庭传票在内的应诉材料的地址为东莞市塘厦镇莆心湖社区环市西路240号信达商务大厦A710-A711，该地址作为小龙虾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地具有法定公示效力，上述应诉材料也已被署名“王××”的个人签收。二审庭审中，小龙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确认王××系小龙虾公司销售人员。原审判决书也是向上述地址邮寄并成功送达的，因此原审法院对小龙虾公司开庭传票的送达是合法有效的。
【裁判摘要２】原审当庭演示的情况表明，小龙虾公司第二次提供给底蕴公司的样机经与《协议书》中附件一《功能书》进行比对，该样机缺失4项主要功能中的3项，至少缺失43项次要功能中的8项。小龙虾公司在二审庭审中对上述事实并无异议，但认为其与底蕴公司在第二次样机开发前已就产品功能及开发疑难点等问题充分协商并已达成一致意见，第二次交付底蕴公司的样机是经双方协商认可的，故并不存在违约。但在本案中，小龙虾公司并未提出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故对于小龙虾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次债务人不得以债权瑕疵为由对抗善意保理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7)最高法民再164号
【裁判观点】本案再审判决明确界定保理合同纠纷中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细化了保理合同纠纷的裁判规则。（一）在有追索权的保理纠纷案件中，保理商向债务人的追索权、向次债务人的求偿权以及债权反转让的法律性质及相互关系如下：债权反转让的法律效果应为解除债权转让合同，解除后保理商不再具备次债务人的债权人地位，故该项权利与保理商向次债务人的求偿权不得并存；而追索权的功能相当于债务人为次债务人的债务清偿能力提供担保，其功能与放弃先诉抗辩权的一般保证相当，其与保理商向次债务人的求偿权能够同时并存，其中一方的清偿行为相应减少另一方的清偿义务。（二）对实践中经常出现的转让债权存在瑕疵的情况，若该瑕疵系债务人和次债务人共同的虚伪意思表示，根据当事人的虚伪意思表示在当事人之间绝对无效，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基本原理，应审查保理商在受让债权时是否尽到审查义务，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债权存在瑕疵。若保理商为善意，则次债务人不得以债权瑕疵为由对抗保理商。
【解读】在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中，其所包含的债权转让合同不是纯正的债权让与，而应认定是具有担保债务履行功能的见解给付契约——大陆法系的通说认为，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所包含的债权转让合同的法律性质并非纯正的债权让与，而应认定为是具有担保债务履行功能的间接给付契约。间接给付，学说上又称为新债清偿、新债抵旧，或为清偿之给付。根据民法基本原理，间接给付作为债务清偿的方法之一，是指为清偿债务而以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的清偿，并不具有消灭原有债务的效力，在新债务履行前，原债务并不消灭，只有当新债务履行且债权人的原债权因此得以实现后，原债务才同时消灭。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对保理商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中，在债权未获清偿的情况下，保理商不仅有权请求基础合同的债务人向其清偿债务，同时有权向基础合同债权的让与人追索这一问题，并无分歧认识，但在原有债务和受让债权的数额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如何确定清偿义务范围和顺序，还没有先例判决可以遵循。
摘要2：【注解１】保理商向债权人反转让与向债务人求偿权不能同时并存——保理商行使了反转让，债权人向保理商足额归还保理融资款及相关费用后应收账款应回转给债权人，保理合同自动终止，保理商不能再以债权人向债务人行使求偿权。
【注解２】（１）案涉《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中关于广州大优公司归还了保理融资款及相关未结清费用后，与该应收账款有关的一切权利亦应同时转回，以及发生江西燃料公司不履行偿还义务等情形珠海华润银行有权通知广州大优公司反转让债权的约定，应当解释为案涉债权转让合同的约定解除条件。因此，在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的情况下，如果珠海华润银行向广州大优公司反转让债权，因债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其已不再具有江西燃料公司的债权人身份，其要求江西燃料公司清偿债务的权利基础已不存在，故该项权利与其对江西燃料公司的求偿权在法律性质上不能同时并存。据此，珠海华润银行在本案中要求江西燃料公司清偿债务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取决于其另案提起的诉讼是否应当认定为已经行使了解除债权转让合同的权利，将债权返还给广州大优公司。（２）故本院认定，珠海华润银行在另案诉讼中所主张的权利，在性质上属于要求广州大优公司归还借款的追索权，并非债权的反转让。
摘要1：解读：被挂靠人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不予支持。
【注释】出借资质的被挂靠人起诉发包人支付工程款具有诉权，但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注解１】被挂靠人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不予支持。——参考案例：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苏审三民申字第333号
【注解２】挂靠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发包人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发包人不是适格被告，不符合规定的起诉条件。 ——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1205号
摘要2：【注解３】（１）挂靠实际施工人可以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２）被挂靠人（承包人）无权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20)最高法民终1269号
【注解４】（１）法律并未有就出借资质的承包人的诉权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出借资质仅涉及合同无效的认定，并没有因出借资质就不能起诉发包人结算工程款的限制性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起诉发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亦未否定承包人基于合同起诉的权利）；（２）以出借资质的承包人不是实际施工人为由认定其与案件无利害关系，否定其诉权没有法律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再96号
【注解５】（１）被挂靠方仅负有将收取的工程款支付给挂靠方的义务而非与发包人承担共同付款责任；（２）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挂靠方）已取代名义上的承包人作为实际承包人与发包人成立事实上的建设施工合同关系，应当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27号
【总结】被挂靠单位能否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裁判观点——
（１）第一种裁判观点：被挂靠人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不予支持。——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20)最高法民终1269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苏审三民申字第333号。
（２）第二种观点：被挂靠人有权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再96号
摘要1：解读：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之诉不受起行政诉期限限制。
摘要2：【注解】（１）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233号裁判观点：确认无效之诉仍然有起诉期限；（２）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41号裁判现已改变：无效行政行为不受起诉期限限制。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1683号
【裁判观点】确认发明人的确认之诉涉及到相应技术成果以及相关权利的归属，该发明人确认之诉仍存在诉的利益，应予审理。
【裁判摘要】（１）原告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除了应当符合起诉条件外还应具有值得诉讼救济的利益即确认利益；（２）法院不能以原告提出的多项诉讼请求中含有部分诉讼请求可能不存在诉的利益为由驳回对整改案件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上述规定为起诉的实质要件，锐迪生公司提交的初步证据显示其本案诉请符合该规定。但由于本案系确认之诉，还应具有值得诉讼救济的利益即确认利益，方能提起确认之诉。具体到本案中，锐迪生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国际申请号PCT/CN2014/092330、国际公布号WO2015/081804A1、名称为“一种螺旋形LED灯丝及应用该螺旋形LED灯丝的灯泡”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发明人为葛××；2.确认国际申请号PCT/CN2014/092330、国际公布号WO2015/081804A1、名称为“一种螺旋形LED灯丝及应用该螺旋形LED灯丝的灯泡”的发明专利申请归锐迪生公司所有；3.判令葛××、张××共同承担锐迪生公司为维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人民币100620元。虽然国际申请号为PCT/CN2014/092330、国际公布号为WO2015/081804A1的专利申请因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进入中国国家阶段，丧失了在中国申请专利的机会，导致锐迪生公司关于确认涉案PCT专利的中国专利申请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可能不存在直接的诉的利益，但锐迪生公司同时也提出了确认涉案PCT发明专利申请的发明人为葛××等诉讼请求。结合锐迪生公司提出的事实和理由，其实际主张的是涉案PCT专利技术方案系葛××的职务活动所产生，相应技术成果应归属于锐迪生公司，进而与之相关的所有权利(包括且不限于专利申请权)也均应为其所享有。可见，该发明人确认之诉仍存在诉的利益，应予审理。不能因锐迪生公司的一项诉讼请求可能不存在诉的利益，剥夺其整案诉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118号
【裁判观点】（１）民事案件的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确定，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进行审理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如果当事人变更法律关系的性质和诉讼请求导致法院无管辖权，应当将案件移送至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２）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裁判摘要】民事案件的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确定，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进行审理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如果当事人变更法律关系的性质和诉讼请求导致法院无管辖权，应当将案件移送至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本案中，灿和星盟公司在原审中主张刘××、陆××、黄××１、黄××２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给灿和星盟公司造成损失。根据灿和星盟公司的主张，本案系涉及因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引发的侵权民事纠纷，原审法院据此将案由定为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并确定管辖法院并无不当。至于灿和星盟公司的该主张是否成立，需经原审法院对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实体审理之后才能确定，不影响现阶段根据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的民事法律关系确定本案管辖权。原审法院如果对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实体审理后，发现本案不属于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导致原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的，原审法院则应当将本案移送至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处理。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用夫妻共同财产设立的夫妻公司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同一财产权并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该股权主体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实质为一人公司；（２）债权人有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０条之规定，追加用夫妻共同财产设立的夫妻公司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摘要2：【注解】另外裁判观点认为：（１）夫妻二人设立公司能够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的，不能认定为一个人公司，债权人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不予支持。——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05号；（２）即使由股东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设立，将其定性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仍缺乏法律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688号
摘要1：执行异议之诉综合判断异议人是否享有阻却执行的民事权益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511号
【裁判观点】
（１）判断执行标的能否执行，需查明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以此确定异议人所享有的权利在效力上是否优先于申请执行人的权利。
（２）执行异议之诉中，在考量权利优先性问题时，应当结合案外人与执行标的的关系的性质、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支配权的范围、执行标的是否构成交易的信赖等因素予以综合判断。
【裁判摘要】债权成立于股权登记之前不能对抗隐名股东实际权利——本案富新节能公司等被申请人对案涉股份享有的实际权利与萍乡农商行股权登记外观上存在冲突，在考虑权利优先性问题时应当综合案外人与执行标的关系的性质、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支配权的范围以及执行标的是否构成交易的信赖等因素综合予以判断。1.富新节能公司通过继受取得萍乡农商行的股份，熊×等人因公司转制而取得萍乡农商行的股份，富新节能公司、熊×等人均是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股东权益，太红洲公司仅是基于登记外观，虽有股东之名而无股东之实，太红洲公司对案涉股权并无支配权利，实体股东权利为富新节能公司、熊×等人所享有。易××申请执行的是实体权利已经虚化的股东权，不能对抗已经查明的富新节能公司、熊×等人对执行标的所享有的实体权益。２.本案执行标的并不构成太红洲公司与易××交易的责任财产，对易××的债权并不因丧失信赖而造成损害。易××与太红洲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于萍乡农商行成立之前，太红洲公司所持有的萍乡农商行的股份尚未对外公示，并不存在易××对太红洲公司所持股权的信赖问题。因此，易××仅依据对事后的公司股东登记信赖申请执行案涉股权，不能对抗富新节能公司、熊×等人的实体权利。
【摘要】至于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的收取问题，因本案是执行异议之诉，因此类案件当事人的请求涉及财产权益，属于财产案件，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本案当事人诉争的标的是能否对登记于太红洲公司名下的萍乡农商行2000万股的股份排除执行，一、二审据此收取诉讼费用并无不当。易××申请再审中提出应当按照申请执行的545万元的债权为标的收取诉讼费用，混淆了本案诉讼标的与另案诉讼标的的不同，该申请再审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涉改制等特殊企业股权的强制执行时，在考虑权利优先性问题时应当综合案外人与执行标的关系的性质、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支配权的范围以及执行标的是否构成交易信赖等因素予以判断。
摘要1：解读：一方多开具增值税发票请求对方返还或者赔偿税金，司法实务中存在支持和不予支持两种裁判观点。
摘要2：
摘要1：【裁判观点】本案中，被告单位松苑公司和被告人陈××、施××之所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为了增加其公司现有设备的价格，提高其固定资产的数量，以便在和外商谈判时处于有利的地位。而根据国家税法的规定，注明为固定资产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抵扣税款，且涉案被告单位或被告人根本没有要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联，因此国家税款不会因其行为而受损失。综合考虑，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陈××、施××的行为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不能以犯罪论处。
【案号】（2000）泉刑初字第196号；二审：（2001）闽刑终字第391号
摘要2：【载《人民司法·案例》2008年第22期，第13页】
摘要1：作为管辖连结点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的认定
【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作为管辖连结点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系指在信息网络上完整实施的侵权行为；若侵权行为仅部分环节在线上实施，则不构成上述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不能适用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确定管辖。
【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13号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13号
【裁判观点】
1.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具有特定含义，指的是侵权人利用互联网发布直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的行为，主要针对的是通过信息网络侵害他人人身权益以及侵害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行为，即被诉侵权行为的实施、损害结果的发生等均在信息网络上，并非侵权行为的实施、损害结果的发生与网络有关即可认定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在网络普及化程度很高的当代社会，如果案件事实中出现网站平台或者双方通过微信等涉网络相关的方式沟通，抑或双方系通过信息网络平台进行被诉侵权产品的交易，即认定为构成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属于对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制的范围理解过于宽泛，不符合立法的本意。
2.专利案件规定第五条规定的销售行为实施地，原则上包括不以购买者意志为转移的销售商主要经营地、被诉侵权产品储藏地、发货地或者查封扣押地等，权利人购买侵权产品的收货地通常不宜被认定为销售行为实施地。
3.侵权结果发生地是侵权行为地的一种情形，应当根据权利人所指控的侵权人和具体侵权行为来确定。被诉侵权结果在被诉侵权人的销售行为付诸实施时已实际产生，被诉侵权产品的收货地对侵权行为的实施没有实质影响，不能被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应当理解为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的发生地，不能以权利人认为受到损害就认为其所在地就是侵权结果发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