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10-07 09:4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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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应满足诉讼前置程序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终417号
【裁判观点】
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当公司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就其所遭受的侵害提起诉讼时，公司股东可以代表公司提起诉讼以使公司获得赔偿。但是为了限制股东滥用这种诉权，公司法也规定了一系列限制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必须经过诉讼前置程序。只有在监事会、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况下，股东才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另外，本案还明确了确权之诉和给付之诉的区别。确权之诉的目的是谋求对特定法律关系存在与否的认定，并不具有执行效力。本案是给付之诉，系盛鼎公司要求国盛公司、赵某履行一定义务的诉，与（2009）徐民二初字第0083号确权之诉案系两种不同的诉。因此，本案不能认定为重复起诉。
摘要2：【摘要】盛元公司于2009年11月23日以国盛公司为被告向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其诉讼请求是，请求确认盛元公司023911资金账户中被划走的90912438.73元的所有权属于盛元公司。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再340号民事判决并确认上述90912438.73元为盛元公司所有。本案中，盛鼎公司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国盛公司向盛元公司返还上述90912438.73元及利息。据此，上述盛元公司起诉国盛公司一案为确认案涉款项权属的确权之诉，而本案为给付之诉，两案的诉讼请求不同，而且，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再340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案涉90912438.73元属于盛元公司所有的情形下，本案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在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因此，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
- 日期： 10-07 10: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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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答：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共计25个案由，其中只有14个案由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应当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民事案件的情形，其他11个案由不属于公司诉讼特殊管辖情形。
摘要2：【注解１】公司纠纷特殊地域管辖民事案由：262.股东资格确认纠纷；263.股东名册记载纠纷；264.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267.股东知情权纠纷；270.公司决议纠纷（1）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2）公司决议撤销纠纷；271.公司设立纠纷；274.公司盈余分配纠纷；279.公司合并纠纷；280.公司分立纠纷；281.公司减资纠纷；282.公司增资纠纷；283.公司解散纠纷；284.清算责任纠纷
【注解２】最高人民法院另外裁判观点：有关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地域管辖应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391号《恒富创业投资企业等与宁夏越兴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219号《重庆银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诉高志国等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
- 日期： 10-23 15:5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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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权异议
摘要1：——普通共同诉讼中在答辩期内未提起管辖权异议的被告，对驳回其他被告管辖权异议的裁定无上诉权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372号
【裁判观点】在共同诉讼中，被告在答辩期内未提出管辖权异议，但却对法院驳回其他被告提起管辖权异议的裁定提起上诉，对于该种情况到底要不要赋予该被告以上诉权，各地法院做法不一。民事诉讼法中区分了必要共同诉讼及普通共同诉讼。在必要共同诉讼中，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效力。但对普通共同诉讼来说，其中一个共同诉讼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效力。故普通共同诉讼中，一个共同诉讼人提起管辖权异议，其效力不能及于他人。在答辩期内未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被告，应视为其已默认原告的管辖请求，就驳回其他被告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不具有相应的上诉利益，不享有上诉权。
摘要2：
- 日期： 01-05 08:0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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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担保行为未损害担保人利益的，不应以缺乏担保人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认定担保行为无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69号
【裁判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该法律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防止法定代表人等公司工作人员超越权限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该法规定的决议前置程序旨在确保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保证人以自身名义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符合保证人控股子公司履行《代持股合作补充协议书》项下的义务，该担保行为不损害保证人的自身利益，应认定为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保证人虽未提供其公司董事会决议，但根据本案相关证据可以认定案涉《担保函》的出具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保证人关于涉案《担保函》无效的上诉理由，明显违反诚信原则。
摘要2：【解读】（１）《公司法》第１６条规定的决议前置程序旨在确保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２）母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提供担保，其担保行为不损害母公司的自身利益，应认定为母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1：——以担保债权实现为目的的股权转让，其性质为股权让与担保。债务人未能清偿到期债权的，债权人不得径行取得股权、而应清算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9号
【裁判观点】
1．让与担保是大陆法系德、日等国经由判例、学说所形成的一种非典型的担保方式。我国经济活动和担保实务中亦多有运用。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在司法解释层面上对让与担保制度的规范和调整。我国司法实践亦应对让与担保予以回应和肯认。
2．当事人之间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具有变更股权的外观，但依据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转让目的、交易结构、股东权利行使等方面，均具有不同于单纯的股权转让特点，而系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实现担保债权的目的，符合让与担保基本架构的，其性质应认定为股权让与担保。
3．让与担保是否违反物权法定原则的问题，已在物权法定原则的立法本意以及习惯法层面上得以解释；债务人为担保其债务将担保物的权利转移给债权人，使债权人在不超过担保目的的范围内取得担保物的权利，是出于真正的效果意思而作出的意思表示，不构成虚伪意思表示；而回避流质契约条款可能发生的不当后果，亦可为让与担保实现时清算条款的约定或强制清算义务的设定所避免。债务人未能依约清偿债务的，债权人不得径行取得股权。
摘要2：【解读】股权虽已变更登记至受让人名下，但该股权转让系以担保债权实现为目的，属于股权让与担保，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应为有效（现行法律尽管没有规定包括股权让与担保在内的让与担保，但也没有禁止此种担保方式。只要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让与担保本身就是合法的，应予保护）。
摘要1：——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结算协议应当作为建设工程价款的认定依据
【裁判观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庭外自行委托第三方对工程价款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经双方共同确认的，应视为双方对工程价款达成了结算协议，一方反悔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结算协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的，人民法院不应支持。
【裁判规则】工程进度款、工程结算款利息与垫资利息不同，不适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关于垫资利息计算标准的规定。
【摘要1】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利息，以及一审法院判令远通公司支付南通二建的利息均系欠付工程进度款、工程结算款利息，并非垫资利息，故远通公司提出的双方以年利率15%计算工程款利息的约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关于当事人约定的垫资利息计算标准不得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规定，一审法院按此约定判令远通公司支付利息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关于案涉工程款是否具备付款条件。远通公司关于案涉工程质量不合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以工程质量不合格为由，提出不应支付工程款的主张，自然亦不能成立。开具并交付工程款发票属于南通二建履行本案合同的附随义务，并非法定或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工程款支付条件，更不会导致远通公司无法依约支付工程款，故远通公司关于南通二建迟延交付远通公司8615.5万元工程款增值税发票，导致其无法支付工程款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由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工程款具备支付条件并判令远通公司支付工程款，并无不当。
【要旨】双方合意更改的工程竣工时间，可以作为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起算时间。
【摘要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四条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算。远通公司和南通二建在《连云港“东方海逸豪园”商谈备忘录》中约定将案涉工程竣工时间调整为2014年8月28日。南通二建于2014年6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行使期限。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十——当江苏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结算协议应当作为建设工程价款的认定依据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20号
【典型意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委托第三方出具结算审计报告，经双方共同确认的，应视为双方对工程价款达成了结算协议。此类结算审计报告不属于司法鉴定，不适用司法鉴定的程序规范。一方反悔，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结算协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仅以第三方资质不足、违反司法鉴定程序等为由主张该结算审计报告不能作为结算依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双方自行共同委托第三方审核，是双方意思自治的体现，在此基础上达成的结算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本案判决对当事人在诉讼中就工程价款结算达成协议的效力认定，具有明确的指导和示范意义。
摘要1：——当事人对工程款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欠付工程款利息应从当事人起诉之日计付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946号
【裁判观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欠付工程款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工程款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且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当事人起诉之日视为应付款时间。
摘要2：
摘要1：——建设工程价款忧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不应早于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工程价款支付期限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56号
【裁判观点】从本案建设施工合同的签订和履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涉案建设工程实际竣工之日起算满6个月的期限届满前，由于合同双方未完成工程决算，对工程总价款及需要支付的余款数额均未确定，施工方客观上尚不便主张支付剩余工程价款和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因此，认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不应早于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工程价款支付期限，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立法本意。
摘要2：
摘要1：解答：上诉人当庭增加的上诉请求属于二审审理范围（另外观点认为：超过上诉期限提出的上诉请求不属于二审受理范围）。
摘要2：【注解】上诉期间是约束“上诉”这一诉讼行为的变更期间，但并不阻断上诉人在期间届满后变更其意思表示（请求内容）；（１）依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７４条、第１４０条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３２条之规定，上诉人可在二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变更、增加上诉请求（如二审采用书面审的方式，不妨理解为作出判决之前上诉人均可行使该权利）；（２）如上诉人变更、增加的上诉请求超出原审判决范围（原审无漏审漏判），构成诉的变更、追加，属于新的案件范畴，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２８条之规定二审法院不应审判。
【注解2】上诉期满后能否增加上诉请求存在两种裁判观点：（１）上诉期满后允许增加上诉请求但不能超出原诉讼请求范围（经典案例１）；（２）上诉期满后不允许增加上诉请求（经典案例２）。
【注解３】上诉人当庭增加的上诉请求是否属于案件二审审理范围？上诉人在不超出一审诉请范围内可于二审辩论结束前增加上诉请求：（１）允许上诉期满后增加上诉请求；（２）不允许上诉请求超过原审诉讼请求范围。——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53号
摘要1：——被告提出民事级别管辖异议，认为原告故意虚高诉讼标的额、抬高案件级别管辖，人民法院经初步审查属实的，应依法予以支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120号
【裁判观点】被告提出民事级别管辖异议，认为原告故意虚高诉讼标的额、抬高案件级别管辖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如原告诉请的标的额明显缺乏依据，经初步审查即可确认原告诉请的标的额存在虚高情形，且足以抬高案件级别管辖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认定被告提出的级别管辖异议成立，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
【摘要】对于故意虚高诉讼标的额、抬高案件级别管辖的情形，应从主客观两个方面予以把握。主观上，原告有通过虚高诉讼标的额以抬高案件级别管辖的意图，即为规避级别管辖，提高案件审级而故意虚高诉讼标的额。原告主张的诉讼标的额可能无法得到人民法院裁判部分或者全额支持，但主观上并无规避级别管辖意图的，不在此列。客观上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原告诉请的标的额明显缺乏依据，包括缺乏相应证据支撑、主要证据系伪造、证据间存在明显矛盾，以及缺乏法律依据等，人民法院经初步审查即可确认原告诉请的标的额存在虚高情形；二是原告虚高诉讼标的额的行为足以抬高案件级别管辖。
摘要2：
摘要1：——不当得利的善意受领人无现存利益的，不负返还责任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87号
【裁判观点】不当得利法律制度的适用，应进一步精细化地区分责任构成和责任范围。就责任构成而言，应符合以下条件：民事主体一方取得利益；取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取得利益致使民事主体他方受到损失。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系属难点，除直接因果关系外，如在民事主体一方无法律根据取得利益，另一方收到损失之间，基于公平理念和社会一般观念足以认定存在牵连关系的，亦应认定因果关系成立，构成不当得利。就责任范围而言，我国现行民法未就原物毁损、灭失时不当得利受益人的返还义务范围作出规定，构成法律漏洞。从法律适用的方法论角度，可以类推适用物权法中有关占有关系中占有人和权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规则，加以填补。即在确定不当得利返还义务范围时，对现存利益和受领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加以考量。区分受领人善意或者恶意，如受领人主观上是善意的，其返还义务的范围应以现存利益为限，没有现存利益的，不再负有不当得利的返还义务；如受领人主观上为恶意，即使没有现存利益，也不能免除其返还所受不当利益的义务。
摘要2：
摘要1：双务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适用合同关于单方违约情形下违约责任承担的约定判令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应支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27号
【裁判观点】
（1）当事人在双务合同履行过程中均存在一定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适用合同关于单方违约情形下违约责任承担的约定判令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应支持。
（2）依法成立的合同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和诚实信用原则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摘要2：【解读1】出租人不及时审批，承租人在装修方案未获出租人批准即进行全面装修的，双方在装修问题上均有一定过错，承租人不构成根本违约。
【解读2】因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对合同约定不够明确的事项未能协商处理产生矛盾导致合同最终被解除，双方均有违约行为，不适用单方违约责任的约定条款，而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摘要1：——在双务合同中，一方以对方未履行相应义务为由不履行合同，该抗辩构成对其合同相应权利诉讼时效的中断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88号
【裁判观点】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通常而言，诉讼时效的中断需要当事人一方提出明确主张，此时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在双务合同中，如果一方当事人以对方未履行相应义务为由而不履行合同相关义务，虽然其未直接主张相应权利，但通过不履行其合同义务的方式进行抗辩，实际是对其权利的消极主张，亦构成其主张权利的事实，该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中断。如果该抗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应视为诉讼时效持续中断。
【裁判规则】出让人未向受让人交付案涉土地，系对合同履行的正当抗辩，不构成违约。
【摘要1】福康公司交付全部土地出让款项后，龙海国土局以福康公司应支付延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交付案涉土地，系对合同履行的正当抗辩，并不构成违约。......按照约定，福康公司应于2007年1月30日前付清全部款项，但实际上福康公司于2014年1月16日才全部付清款项，远超过付款日期。因此，根据《出让须知》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福康公司应向龙海国土局支付相应滞纳金。在福康公司未向龙海国土局支付滞纳金的情况下，福康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并不符合约定，龙海国土局有权提出抗辩主张，故其未向福康公司交付案涉土地并不构成违约。
【摘要2】本院认为，龙海国土局在函件中要求福康公司支付延期付款滞纳金，并以此为由拒绝与福康公司签订国有土地出让合同，且未向福康公司交付案涉土地，系在事实上要求福康公司支付延期付款滞纳金，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故龙海国土局要求福康公司支付滞纳金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定龙海国土局该项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错误，本院予以改正。
摘要2：【摘要3】福康公司付清土地出让金后，双方确未进一步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对此双方虽未提交证据证明系何原因未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但结合以上龙海国土局一直以来催收土地出让金并同时要求支付滞纳金的事实，再结合龙海国土局一直未与福康公司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且并未向其交付案涉土地之事实，并至本案诉讼时龙海国土局提起反诉要求福康公司支付延期付款滞纳金，足可看出龙海国土局一以贯之要求福康公司支付滞纳金的抗辩与主张。因此，龙海国土局拒绝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及交付案涉土地，既是对福康公司要求交付土地的抗辩，更是以此行为表明不放弃对福康公司支付滞纳金的主张。原审法院认定龙海国土局并未向福康公司主张支付滞纳金，与本案事实显然不符，亦不合常理。故龙海国土局一直以福康公司未支付延期付款滞纳金为由拒绝与福康公司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并拒交土地的事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龙海国土局本案中要求福康公司支付滞纳金的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判决认定龙海国土局该主张超过诉讼时效，于法无据，应予纠正。
【解读】出让人在函件中要求受让人支付延期付款滞纳金，并以此为由拒绝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且未交付土地的，系在事实上要求受让人支付延期付款滞纳金，构成诉讼时效中断。
【摘要】一审法院认为：对于福康公司承担逾期支付出让金的违约金应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0条规定“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该规定系对公民、法人无权管理和处分的国家财产保护不适用诉讼时效。本案中，龙海国土局依政府授权组织出让讼争地块，成为土地出让合同一方当事人，其请求出让合同相对方福康公司按约承担逾期支付出让金的违约金，与上述法律规定的国家财产保护情形不一，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审查。
摘要1：解答：（１）当事人为了逃避国家税收监管而签订备案“阳合同”，故意隐瞒房屋真实交易价格，该价格条款并非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具有逃避国家税收监管的不正当目的，该价格条款无效，但该价格条款无效不影响合同其他部门的效力，即备案“阳合同”仅价格条款无效，其他部分效力不受影响。（２）当事人以逃避国家税收为由，要求确认备案的“阳合同”全部无效的，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１】（１）股权转让双方签订的用于工商备案的“阳合同”是以逃税为目的，损害国家税收征管权，导致国家税款流失，应当认定无效合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29号；（２）此种行为构成《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３条规定偷税。
【注解２】另外裁判观点认为：虽然两份合同约定价格不一致，但未能证明两个价格条款旨在协助避税的事实，不能认定合同无效。——参考案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终2641号
摘要1：——资本公积金属于公司资产，无正当理由转出后，应认定属于抽逃出资，理应予以返还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93号
【裁判观点】银基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丽港公司是一家普通民营企业。双方签订《增资合同》，丽港公司据此可以引入银基公司的资金扩大生产、促进公司业务的发展，银基公司则期望从丽港公司的业务发展中获得可观的利润分配。双方虽签订《增资合同》就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但实际履行过程中银基公司处于种种原因考虑，并未将其应支付的1. 5亿元资本公积金交由丽港公司实际控制利用，而是通过《资金往来框架协议》的方式将转给丽港公司的1.5亿元款项又回转至银基公司控制之下。该行为应认定为抽逃出资的行为。不论从公司法还是合同法角度分析，涉案被转出的1.5亿元资本公积金均应返还丽港公司。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605号
【裁判摘要】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增资合同》系银基公司与丽港公司原股东李某某、李某、狄某某签订，丽港公司是增资的目标公司。《增资合同》明确约定，丽港公司经审计评估，净资产为4.248524亿元，经银基公司与丽港公司原股东协商，以3亿元作为丽港公司基准价进行增资，即银基公司向丽港公司增资2亿元，持有丽港公司40%股权，其中2000万元进入丽港公司注册资本，1.8亿元进入资本公积金。对银基公司而言，其负有依约足额增加出资的合同义务。原审经审理查明，银基公司确有出资行为，但随后1.5亿元的出资未及用于《增资合同》约定的丽港公司生产线技术改造或增加丽港公司流动资金，便于当日或3日内转回了银基公司方。银基公司主张该1.5亿元的控制权在丽港公司，主张丽港公司系自愿，与丽港公司起诉行为相悖。该1.5亿元资本公积金本应属于丽港公司资产，无正当理由转出到银基公司实际控制之下，银基公司应予以返还。因此，原审认定银基公司关于丽港公司自行转出款项与己无关、不存在擅自取回出资的主张不能成立、认定银基公司无合法正当理由转出其支付给丽港公司的1.5亿元资本公积金、判决其应予返还相关款项及利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
【解读】股东无合法正当理由转出其支付给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属于抽逃出资。
- 日期： 03-15 11:1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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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理
摘要1：——民营企业投资参与政府融资平台土地一级开发，约定以土地挂牌出让溢价收入分成的方式获取投资回报的，应为合法有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88号
【裁判观点】政府融资平台引入社会资金参与土地一级开发，约定根据土地开发上市后的交易价格确定投资方的利润分配比例，由投资方承担土地出让价格不能弥补投资成本的风险，应认定双方的法律关系为合伙关系。政府融资平台根据土地出让价格来确定投资方的收益，仅是确定收益的一种计算方法，政府全额收取了土地摘牌方交纳的土地出让金后，再根据财政预算依法向政府融资平台划转资金，由政府融资平台以自有资金向投资方支付收益，不应据此认为该约定构成变相挤占土地出让金而无效。政府融资平台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
摘要2：
- 日期： 04-24 08:1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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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对当事人隐瞒证据恶意提起民事诉讼的虚假诉讼行为应进行民事制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8号
【裁判观点】一方当事人通过捏造事实、隐瞒证据等手段提起诉讼，意图通过诉讼损害对方的民事权益获得不当利益，是虚假诉讼的典型形态。借款关系中，出借人在债务已基本消灭的背景下，利用借款人不掌握还款证据的客观情况，恶意提起诉讼，要求借款人偿还款项，企图通过法院诉讼非法占有借款人的财产，且在借款人已经提供还款证据线索的情况下，仍然拒不承认还款事实，其行为属于故意隐瞒案件事实，积极追求对己有利的裁判结果，构成妨碍民事诉讼的不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相应的民事制裁。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在当事人已经将与案件事实密切相关的证据线索提交法院，向法院说明不能自行收集证据原件的原因且申请法院调取的情况下，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应当依法调查收集。
摘要2：
摘要1：——商事独家销售代理合同的认定及违约责任分担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82号
【裁判观点】独家代理合同是当前商事活动中较为常见的代理关系，但如何认定独家代理合同的法律性质以及如何区分商事代理与普通民事代理之间的异同，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深入的探究及对比适用。独家代理合同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代理，除具有民事代理的一般特征外，其在身份限制、期间限制、地域限制以及违约责任认定方面均有其特殊性。因此，在商事独家代理合同纠纷处理过程中，更应当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严格遵守双方合同义务，并结合具体代理事项的特征来认定双方违约责任。
【裁判规则】被代理人在确立代理人为相关指定区域唯一代理商后，向同一地域且属于代理人二级代理商的经销商出售产品构成违约。
【解读１】一方明显违约而单方解除合同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构成根本违约，应当承担根本违约责任。
【解读２】判断商事交易之违约责任应当综合考虑当事人意思自治、违约程度、守约方损失等情形。
【解读３】本案一审、二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再审判决违约金额为175708684.80元。
摘要2：【摘要】违约责任是指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而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违约责任系合同责任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对于规范合同行为、维护交易秩序以及保障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均有重要意义。对于违约金的正确认定，不仅可以保障合同守约方的合法利益，还能对违约行为进行有效的制约，以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社会诚实信用体系建设。针对本案独家代理销售合同的商业代理特性，本院认为，判定商事交易之违约责任应当综合考虑以下方面：（一）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按照合同约定确定违约赔偿。．．．．．．上述两条针对特定事项的违约责任，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如此巨额、严苛的违约责任约定正是基于本案商业代理之特性而考量，依法应予维护。（二）根据违约程度，视违约情形认定违约责任。．．．．．．（三）结合守约方之可得利益损失，衡量违约方之赔偿责任。．．．．．．（四）根据当事人诉请，认定损失赔偿数额范围。民事诉讼应充分保障与尊重当事人之诉讼权利，尤其应尊重当事人之处分权，并结合当事人之诉请并在不超越当事人诉请范围内判定赔偿数额。飞蕾公司在本案一审中曾起诉要求富士医疗公司支付违约金840955146元，二审审理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为支付违约金383388609.70元，此系其对本人诉讼权利之自由处分，应予尊重。据此，凡超越以上最后诉求判定违约赔偿之数额均不可能。（五）根据证据规则认定损失赔偿的最终数额。．．．．．．综合分析，富士医疗公司根本违约，原本应当对飞蕾公司的全部损失依法进行赔偿，因飞蕾公司计算依据所主张的利润率54.5%缺乏证据而难以支持。但是，富士医疗公司违约情形明显，飞蕾公司受到之利益损失亦明显，富士医疗公司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应当给予飞蕾公司相应赔偿。因此，依据前述相关因素考量，并结合前述两种违约赔偿方案，进一步根据当事人的诉请，飞蕾公司所主张的违约金数额为383388609.70元，实际已经显然低于富士医疗公司因低价销售所应支付的违约金1373171910元，鉴于飞蕾公司并未就富士医疗公司低价销售违约责任进行主张，故对于第二种方案可不予考虑。因此，本院综合飞蕾公司诉请、富士医疗公司违约情形与程度、以及飞蕾公司实际受到的利益损失等多方因素综合考量，比照富士医疗公司向恒博公司之串货总金额结合相关违约责任条款，最终酌定富士医疗公司应赔偿飞蕾公司的违约金额为175708684.80元。
- 日期： 06-02 20:3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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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共同债务
摘要1：——债权人明知夫妻一方的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0号
【裁判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夫妻一方作为借款中间人向债权人出具借条，借款金额远超日常生活所需，借款款项实际由债权人转入与夫妻双方无关的第三方账户并由第三方支配使用，债权人知晓夫妻一方借款中间人的身份以及款项流转情况，应当认定其明知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也并非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该借款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摘要】就《借据》所载"本借据正式失效日为款项汇入之日"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如何确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诉争《借据》明确约定了案涉民间借贷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借款金额、收款账户、借期等内容，系构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重要凭据。《借据》中对应语句若按"失效日"理解，则会推导出借款汇入指定收款人账户后，《借据》即失去效力的结论，那么本案《借据》将全无签订之必要，这一理解显然违背民间借贷的生活常识。故原审法院综合双方当事人对借款原委的陈述、民间借贷交易习惯，认定案涉《借据》中"本借据正式失效日为款项汇入之日"中的"失效日"应为"生效日"，更贴合本案民间借贷实际发生的真实情况，符合情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林某关于《借据》中关于款项汇入日为借据失效日的诉讼理由，不符合日常生活的经验法则，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借据》中“本借据正式生效日为款项汇入之日”中的“失效日”应为“生效日”。
摘要1：——依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享有撤销权的债权人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终885号
【裁判观点】
（1）如果生效裁判所确认的债务人的相关财产处分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所规定的撤销权的条件，则依法享有撤销权的债权人就与该生效裁判案件的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从而具备了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
（2）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立案后，受案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审理。对方当事人就第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及其他起诉条件提出异议的，亦需经合议庭开庭审理后依法予以判定。
摘要2：
摘要1：解答：股权转让的受让人取得股权后已经产生一定的公示效力，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前只是不得对抗第三人。受让人对股权的权利属于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转让人的债权人不能以该股权作为执行标的。
【解读１】金钱债权执行案件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受让人提出案外人异议审查标准——案外人以其已受让股权为由请求排除执行必须同时具备以下要件：（１）案外人与被执行人已签订书面股权转让协议；（２）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３）案外人已交付全部股权转让款项；（４）案外人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案外人已登记于公司股东名册或以其他方式在公司内部公示）；（５）签订转让协议与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均在冻结之前；（６）案外人对于股权未变更登记、公示并不存在过错。
【解读２】金钱债权执行中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受让人提出案外人异议审查标准——法院依据股东名册记载信息对被执行人名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采取执行措施，案外人提出异议以其已受让股权为由排除执行不予支持，裁定驳回异议。
摘要2：【注解１】另外裁判观点：（１）股权受让公司章程已经工商变更登记但股权未经工商变更登记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699号；（２）另外裁判观点：转让股权尚未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公司进行变更登记不能排除股权强制执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844号
【注解２】股权受让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成立要件应当包括：（１）受让人与被执行人应当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签订真实有效的转让合同；（２）受让人应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完成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其可依据股东名册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３）受让人在查封之前已足额支付转让价款或已依约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946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931号
【注解３】股权转让后未进行变更登记能否对抗强制执行？｜（１）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是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仅发生对抗交易第三人的法律效力，而非股权取得的法定要件；（２）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取得股权，应当以公司是否修改章程或将受让方登记于股东名册，股权受让方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为判断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117号
摘要1：解答：国有股权转让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属于未生效合同。
摘要2：【解读】国有股权转让是指国有资本入股的公司（包括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和国有资本参股公司）依法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国有股权转让涉及三个前置程序和条件：
（１）决策、审批程序：国有股权转让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属于未生效合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42号
（２）评估、定价程序：国有资产转让须经评估的强制性规定属于管理性而非效力效力性，违反该规定并不必然导致转让合同无效（另外裁判观点认为违反评估规定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99号
（３）进场交易、公开竞价程序：立法目的在于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尽可能实现国有资产转让价格最大化、防止国有资产低价转让，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针对的是行为本身，并非仅仅是为了管理的需要或单纯限制合同主体的行为资格，应当被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的转让合同无效。——参考案例：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81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沪高民二(商)终字第22号
- 日期： 07-23 06:3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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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债权人经强制执行未获清偿时债务人破产原因的认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再284号
【裁判观点】审判实践中，不少法院对债务人是否具备破产原因的认定标准认识不一，是导致当前破产案件受理难的重要成因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对破产原因和申请人提出破产申请的条件做了区分，第七条分别针对债权人、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的条件予以细化。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只需举证证明债务人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即可，之后的举证责任转换至由债务人举证证明其不存在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否则即应认定债务人具备破产原因，人民法院应裁定受理债权人的破产申请。尤其债务人已在生效判决执行过程中被执行法院认定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其亦自认已处于资不抵债状态并同意债权人的破产申请，应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应依法能动司法，启动“僵尸企业”市场退出机制，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摘要2：【解读１】债权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时，只需举证证明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即可。在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的情形下，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既是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条件，也是债务存在破产原因的推定依据。
【解读２】根据《破产企业法》第１０条第１款规定、《企业破产法解释一》第６条第１款“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申请未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规定，应由债务人在法定期限内举证证明其非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也非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债务人举证不能的，人民法院应收受理对债务人的破产申请。
【注解１】（１）债权人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时只需证明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即可；（２）此后应由债务人在法定期限内举证证明其既不属于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也非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债务人举证不能的，法院应当受理对债务人的破产申请。
【注解２】执行程序中执行法院作出的参与分配函、分配方案草案等认定债权人的债权未获清偿，应当认定债务人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债权人可据此申请对债务进行破产清算。
- 日期： 07-27 10:5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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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缴
违法所得
摘要1：——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不应与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和处理结果相悖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219号
【裁判观点】本案涉及民事责任承担与刑事赃款追缴的关系问题。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判断。一方面，关注生效刑事判决对相关事实的认定，生效刑事判决在注意到借款人和担保人身份互换的情况下，仍认定涉案款项为原借款人非法吸收存款的一部分，并判决予以追缴，发还集资参与人。虽然我们在判断民间借贷合同效力及担保人民事责任时应注意民事法律关系与刑事犯罪构成之间的区别。但在涉及具体案件事实认定及法律后果处理的情况下，还要注意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的契合，在刑事判决已经认定涉案款项的犯罪人，并明确应予以刑事追缴的情况下，民事判决不宜作出与之相悖的认定。另一方面，《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了将非法吸收的资金及其转换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应当依法追缴的情形。该条款着重强调了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即使发生转移，特定条件下亦应予以刑事追缴的司法理念。综合上述两方面，民事审判过程中遇有刑事追缴情形，应注意分析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之间的内在联系，防止在涉及同一事实的认定和处理结果上产生矛盾。
【解读】生效刑事判决已经认定为吸收存款的一部分并判决予以追缴发还集资参与人，根据《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出借人已被列为刑事案件受害人的情形下，出借人的损失应当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追缴获偿。
【注解】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不应与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和处理结果相悖。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五、关于涉案财物的追缴和处置问题
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以及向帮助吸收资金人员支付的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应当依法追缴。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
将非法吸收的资金及其转换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
（一）他人明知是上述资金及财物而收取的；
（二）他人无偿取得上述资金及财物的；
（三）他人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上述资金及财物的；
（四）他人取得上述资金及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追缴的情形。
查封、扣押、冻结的易贬值及保管、养护成本较高的涉案财物，可以在诉讼终结前依照有关规定变卖、拍卖。所得价款由查封、扣押、冻结机关予以保管，待诉讼终结后一并处置。
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一般应在诉讼终结后，返还集资参与人。涉案财物不足全部返还的，按照集资参与人的集资额比例返还。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辽民终211号
【裁判摘要】首先，关于徐某某与曾某某就案涉房屋存在真实的“借名买房"关系，徐某某是实际购买人并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的事实，业经上述阐述，不再赘述。徐某某虽然以曾某某名义购买案涉房屋，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在曾某某名下，但不动产登记行为并非是行政赋权行为，行政登记行为只能产生权利推定效力，登记行为本身并不产生物权。当不动产登记与真实权利状态不一致时，仍然要依据权利的实际归属情况来确定物权权利人。《物权法解释一》第二条也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该条规定说明物权登记与实际权利状况不符时，要以实际权利状况为依据认定事实。“借名买房"系“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的一种情形。本案中徐某某与曾某某就本案的诉争房屋存在借名买房关系，而且徐某某已经证明其是案涉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和占有人，因此，当徐某某主张该房屋的物权应当归属于自己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或者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需要，应当对真实的权利主体予以审理认定。其次，案涉房屋的代持行为，不能导致物权丧失。借名买房在合同形式上，属于债的关系，而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借名买房的外在形式，将真实的物权登记于出借名人的名下，是双方当事人对物权的一种安排或处分方式，借名人实际上享有真实的物权。因此，当借名买房双方当事人如果因为借名买房的物权归属发生争议时，真实权利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物权的归属，而不是仅仅可以请求出借名人变更登记，行使的不是债权请求权。另外，物权的消灭必须有法定事由，即使购买案涉房屋的行为违反了有关地方政府关于商品房限购文件的规定，由于上述文件并非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也不因此而无效，而应当认定有效。我国法律也没有违反限购政策将导致物权消灭的法律规定，且案涉房屋的代持行为亦无证据证明存在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情形，认定徐某某不享有案涉房屋的物权，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一审判决认定徐某某以案涉房屋享有物权期待权而非物权，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认定徐某某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裁判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
摘要2：【摘要】商事外观主义是指在商事交易活动中，以商事主体的行为外观认定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相对人如果对商事主体对外公示的外观事实产生合理依赖，并依此从事相应的行为，即使外观事实与真实事实不一致，仍然依照外观事实进行认定。．．．．．．中集哈深公司申请人民法院的查封行为，不是基于商事交易行为，非基于信赖房屋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而使自己作出相应的商事交易行为、付出相应的对价，亦无信赖利益可言。故中集哈深公司主张其对案涉房屋享有信赖利益应依法执行的上诉请求，理由欠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借名购房违反限购政策但不因此无效（”限购令“属于调控市场的管理性规定，违反不导致合同无效；”借用“他人购房资格不影响调控的市场总量，不损害公共利益）；（２）借名人享有物权并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注解】该案裁判观点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328号改变：（１）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不能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２）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也不能当然成为房屋所有权人。
- 日期： 09-26 13:3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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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决
摘要1：解答：（１）多数观点认为，公司章程规定“公司重大事项需经全体股东通过”，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应当具有法律效力，但该约定极易导致公司决策机制出现僵局；（２）也有裁判观点认为，应当理解为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股东会议的表决，而不应理解为全体股东都同意该事项才能通过决议，否则违反“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原则。
摘要2：【注解】因解除股东资格与股东存在利害冲突，公司章程约定“应由股东一致表决通过”将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１７条第１款的立法意图形同虚设，故按照代表２／３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298号《潍坊古韵投资有限公司、山东大众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摘要1：——农村信用社改制的历史遗留问题，应从当时的时代和政策背景出发，研究解读改制的具体文件要求，审查相关改制是否合规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591号
【裁判观点】案涉及农村信用社改制的历史遗留问题，关系到当地银行股权结构的变化。本案从当时信用社改制的时代和政策背景出发，研究解读改制的具体文件要求，审查涉案信用社的改制是否符合相关金融行业整体的改制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具体判断福兴建材原股金被转为定期存款是否符合规定。企业改制问题往往历时较长，矛盾复杂，利益纠缠，相关纠纷的处理较为棘手。因人事变动、证据灭失、情势变更等致使复原当时的真实情况较为困难，可从大背景着手，层层推进，缩小范围，突出焦点。在证据的审查判断上不应教条，而是要结合全案证据及事理情理综合认定。本案农村信用社的改制过程基本按照当时相关文件规定组织实施，相关股金的清理确认亦符合相关规定，而福兴建材并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退股手续和新股认购手续，其股金被转为定期存款符合改制的相关规定。
摘要2：【解读】农村信用社改制时原股东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退股手续和新股认购手续，其股金应视为无法确认的社员股金，将该股金为定期存款符合改制的相关规定。
- 日期： 10-18 11:2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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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
摘要2：
- 日期： 12-18 20:5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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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其解除的发生不依赖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当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合同自行失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05号
【裁判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附解除条件的合同，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了当事人的合同解除权。第四十五条规定的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其解除的发生不依赖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无需当事人再有何种意思表示，当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合同自行失效。而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依赖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包括行使解除权），使合同关系消灭，这里解除合同的条件可能是约定的，也有可能是法定的。而本案《补充协议》中“如果EPC合同不能签订，则原合同（《太阳能组件销售合同》）签订的基础不存在，原合同终止履行”的约定应当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附解除条件的约定。
【裁判要旨 】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本案解除条件已于2015年1月1日成就，一审判决认定从2015年1月1日起合同解除正确。
摘要2：《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满足某种条件时合同自动解除，当该条件成就同时，能否认定此合同不经通知对方即已解除》
【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７１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５８页】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研究组答复认为：合同解除是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对合同效力状态的根本性改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方式中，包括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合同的解除须由当事人为相应的意思表示，意图即在于使各方当事人对合同效力状态是否发生根本性变化能够有明确的认识。是否行使合同解除权，以及依据何种事实和理由行使合同解除权，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即解除合同应当向对方发出通知，作出明确意思表示。当事人尽管在合同中约定满足条件时合同自动解除,但并不意味该条件成就时,合同可以不经对方通知即已解除。
摘要1：【解读】双方同意解除合同但对解除合同的对价未达成一致，不能认定为“协商一致”之协议解除合同。
【要旨】仅仅同意对方提出的解除合同但不同意对方提出的解除合同“对价”，只是部分同意对方提出的解除合同之要约，不能认定为协议解除合同。
【理解】《合同法》第９３条第１款规定的“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不仅指同意解除合同，还包括对合同解除的处理后果”协商一致“。
解析：《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５２条第１款规定——（１）当事人就解除合同协商一致时未对合同解除后的违约责任、结算和清理等问题作出处理，一方主张合同已经解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２）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摘要2：《一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对方认可解除合同，但要求通知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为协议解除，当事人仍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１）民一终字第４７号民事判决书
【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５２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８３－１９５页】
【裁判要旨】合同一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对方认可解除合同但要求通知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协议解除。
【解读】本案中，管理处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后，明田公司同意解除合同，应该说双方均有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但均是以对方违约作为解除合同的条件，在合同解除后的权利义务处理上双方并未达成一致，不能认定双方已经对合同解除“协商一致”。
【注解１】（１）双方当事人未达成解除合同的合意时合同未协议解除；（２）合同在双方达成解除合意时协议解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1027号
【注解２】另外裁判观点：原被告均要求解约但所主张解约原因及责任承担不同可认系经双方协商一致而解除合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号
【注解３】双方对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一致，对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基本达成一致，仅就融资安排费的支付存在争议，法院可根据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合同全部事实，结合法律、法规及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认定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公平合理分配双方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1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