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基本原则
摘要1：《物权法》基本原则
摘要2：
物权公示原则
摘要1：物权公示原则是指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
摘要2：
物权公示、公信原则
摘要1：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即物权变动的公示、公信原则。
摘要2：
动产交付
摘要1：动产交付自动产移转给受让人占有时完成。
摘要2：
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海南民三终字第278号
摘要1：【案号】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海南民三终字第278号
【裁判要旨】不动产登记簿的效力优先于不动产权属证书。
①不动产权属证书，即不动产的所有权证、使用权证等，是登记机关颁发给权利人作为其享有权利的证明。根据物权公示原则，完成不动产物权公示的是不动产登记，不动产物权的归属和内容应以不动产登记簿为根据。
②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与不动产登记簿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不动产登记簿的效力优先于不动产权属证书。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060号
摘要1：——保证金如何设立质权、才具有物权效力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060号
【裁判要旨】根据物权公示原则，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以交付为公示方式。以动产设置担保的质权，也需满足交付的公示要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的规定，金钱作为特殊的质押财产，必须达到特定化，并移交债权人占有。银行作为具有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将出质人交付的金钱作为质押财产，应当依法将质押金钱放置于专门的账户，并且对任何第三人均能显示出设立质押的外观，否则难以区分该金钱是出质人交付的普通存款还是质押财产。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抗字第96号
摘要1：——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是物权变动的依据之一，但不能产生与登记相同的公示效力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抗字第96号
【裁判要旨】法院的生效判决不能产生于登记相同的公示效力——法院生效判决是物权变动依据之一，但生效判决不同于不动产登记公示，不能产生登记所持有的公示效力。案外人在强制执行程序中通过变更申请人的方式，直接将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不受物权公示原则的保护。
【裁判规则】诉争“首期款未按期支付的本协议作废”应理解为，如陈某未按约支付首期款，各方即取消该笔交易，合同条款对各方均不产生约束力，任何一方均不承担责任：
①签字当天支付首期款是签订协议的前提条件；
②缪某在明知当日不再支付全部首期款的情况下，仍在协议上签字，表明缪某接受了陈某当日不再全部支付首期的事实，选择了签约，而未“作废”该协议，对首期款进行了变更，否则从协议各方签字生效当日开始本协议即不具有约束力，即各方签订的是一份自始即作废的合同，显不符合逻辑及缪某签约当日接受部分首期款的事实。
【裁判意见】
①合同双方当事人以实际行为变更约定后，一方又以原约定条款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②在再审中判断是否存在合同履行不能之情形一般应以一审裁判为时间基点，相关利害关系人在原审裁判后对标的物进行非善意的处分，不属于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
摘要2：【解读】法律法规并未对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的期限作强制性规定。原判决生效超过两年后，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的，不违反法律规定，程序合法。
【摘要】人民法院对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依职权提起再审，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方式之一，其并不受启动再审时生效裁判是否超过两年的限制。因此，本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第一次再审程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陈某某申诉称第一次启动再审程序不合法的理由不能成立。
法院的生效判决，不能产生与登记相同的公示效力——案外人在强制执行程序中以变更申请人的方式，直接将执行回转标的物登记在自己名下，不受物权公示原则保护
摘要1：【要旨】法院生效判决是物权变动依据之一，但生效判决不同于不动产登记公示，不能产生登记所特有的公示效力。案外人在强制执行程序中通过变更申请人的方式，直接将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不受物权公示原则保护。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抗字第96号《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是物权变动的依据之一，但不能产生与登记相同的公示效力》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6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63号
【裁判摘要】
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且需达到享有权益排除执行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执行异议之诉中，利益和主张相对的双方首先是案外人和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对案件事实的承认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但不能据此当然免除案外人的举证证明责任。
摘要2：【解读１】案外人基于与债务人合作开发房地产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鉴于其不足以证明其为审批手续载明的合法建造主体、投资事实、占有权利外观，不属于合法建造人，不能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
【摘要1】合法建造取得物权，应当包括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必须有合法的建房手续，完成特定审批，取得合法土地权利，符合规划要求；二是房屋应当建成。根据查明事实，案涉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筑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记载的权利人均为佳佳公司。即在案涉房屋开发的立项、规划、建设过程中，佳佳公司是相关行政审批机关确定的建设方，崇立公司仅依据其与佳佳公司的联建协议，并不能直接认定其为《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合法建造人，并因事实行为而当然取得物权。
【摘要2】《物权法》规定物权公示原则，即物权的变动必须将其变动的事实通过一定方法向社会公开，其目的在于使第三人知道物权变动情况，以免第三人遭受损害并保障交易安全。本案中崇立公司与佳佳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崇立公司有权另案向佳佳公司主张基于合作开发合同产生的相关权利。但在其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相关审批手续载明的合法建造主体、投资事实、占有权利外观情况下，仅依据其与佳佳公司合作开发合同关系，不属于《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合法建造人，原判决认定崇立公司基于合法建造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解读２】
（１）执行异议人崇立公司核心待证事实：Ａ．其对争议标的物享有物权；Ｂ．强制执行所需保护的权利不具有有效性。
（２）二审法院认为：《物权法》第３０条规定的适用，其“建造”房屋的事实行为应当严格遵守“合法”前提，且该建造行为已经完成，形成“物”具备物权条件。只有同时符合“合法建造”（必须有合法的建房手续、完成特定审批、取得合法土地权利、符合规划要求）以及建造完成的两个前提，才符合适用《物权法》第３０条的条件。
【解读３】合作建房的出资方以“合法建造”取得物权为由提出执行异议难以获得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5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50号
【裁判要旨】不动产物权变动，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商品房网签登记是政府部门依托其建立的商品房网上签约备案平台，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中介公司等相关主体进行商品房预售管理的网上备案登记行为，商品房网签登记并不具有物权变动性质，而是行政机关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管理的一项措施，商品房网签登记并不直接产生不动产物权设立或变动的效力。已办理网签备案的房屋买受人向法院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要求排除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仅以房产已网签登记在其名下为由，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本案中，刘××、邓×为支持其诉讼请求而提供的主要证据为（2013）德中商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所确认涉案的房产由刘××、邓×自然人购买，并办理网签登记的事实。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看，物权公示原则为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对不动产而言，其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结合本案相关事实，案涉房屋并未登记在刘××、邓×名下，刘××、邓×仅进行了商品房网签登记，但商品房网签登记是政府部门依托其建立的商品房网上签约备案平台，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中介公司等相关主体进行商品房预售管理的网上备案登记行为，商品房网签登记并不具有物权变动性质，而是行政机关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管理的一项措施，商品房网签登记并不直接产生不动产物权设立或变动的效力。故本案中刘××、邓×对涉案房产只是享有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请求权。刘××、邓×向法院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刘××、邓×以涉案房产已网签登记在其名下为由，主张对涉案房产享有所有权的再审事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民一终字第2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民一终字第29号
【裁判要旨】股东已履行了足额出资的义务，其与公司是两个主体，一般情况下不应对公司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规则】合同当事人原则上只能向合同的相对人主张权利——合同相对性是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由于合同是特定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特定权利义务的协议，其效力仅及于特定的当事人，而不能及于第三人。合同的这一实质隐含了合同主体的特定性和合同权利义务的特定性。因此，合同当事人只能向合同相对人主张合同权利。即使由于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合同一方违约，违约方仍应承担违约责任，守约方不能直接向第三方主张权利。如果合同相对性被打破，允许缔约方为他人设定债权债务，将会严重影响交易安全，合同目的将难以实现。
摘要2：【解读１】
（１）原属昆山市淀山湖镇农工商总公司的土地使用权经合法程序登记于新东湖公司名下。根据物权公示原则，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应归新东湖公司享有。
（２）尽管富田公司曾经和淀山湖食品厂签订过土地使用权合同并支付了对价，但该宗土地原权利人为淀山湖农工商总公司，淀山湖食品厂对该宗土地并无处分权。富田公司认为其支付土地转让费却不能取得土地使用权，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只能向合同相对方淀山湖食品厂追究违约责任，而不能直接向新东湖公司主张权利。
（３）目前该宗土地使用权登记在新东湖公司名下，新东湖公司收取土地使用费并无不当。
【解读２】物权是绝对权；债权是相对权（受合同相对性原则制约），合同权利具有三项权利：（１）请求权能；（２）受领权能；（３）债权保护请求权。合同效力主要表现为在其为一种请求力或在此请求得不得满足时而产生的强制执行力（合同效力仅限于当事人之间而不及于第三人）。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01民终8741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01民终8741号
【裁判摘要】关于让与担保合同效力的问题。张某与金榜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产生转让股权法律后果的意思表示，其目的是通过股权的转让实现对借款合同项下债权的担保，其本质符合让与担保的特征，张某与金榜公司也一致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为让与担保协议，故本院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为让与担保协议。该让与担保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应当有效。当事人均应按协议履行，即如果担保债务得以清偿，那么受让人应该将股权返还给让与人；如果债务未能按约清偿，受让人可以要求让与人承担担保的责任。之所以在债务未能清偿时，受让人只能要求让与人承担担保的责任，而不能直接主张担保物权，主要是受物权法定原则的限制，我国物权法并没有相关让与担保物权的规定；同时，当事人虽办理了股权转让工商登记，但是该登记并非担保物权的公示登记记载，没有达到让与担保物权的公示法律效果。如果本案让与担保构成担保物权，也违反了物权公示原则的规定。因此，如果出现让与人违约，受让人并不能直接主张将让与股权归为已有，只能依据让与担保协议主张让与人的担保责任。一审法院关于让与担保协议不产生物权变动效力的认定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苏民申3308号
简法｜当事人能否直接根据物权转让合同请求人民法院确认物权归其所有？
摘要1：解答：（１）对于已经交付的动产权属，法院可以确认动产物权归买受人所有；（２）对于不动产不能依据债权合同直接确认物权权属，而应当判决他人向权利人办理登记过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81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818号
【裁判摘要】基于物权公示原则，设立或转让物权，必须采用法律规定的公示方式，才能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果。在借名买房的情况下，借名人与出名人之间的借名登记约定不得对抗善意的申请执行人。本案中，案涉房屋依法登记的物权权利人是康１，康１应是案涉房屋的真实物权权利人。康２主张其借康１名义购买案涉房屋的事实即使属实，其与康１因此签订的《委托购买房屋协议书》也仅具有债权性质，并非法律规定可以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定事由，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康２对案涉房屋仅享有依据该委托协议，要求康１将案涉房屋办理过户登记至其名下的债权请求权，依法不享有物权。因此，原审认定康２并非案涉房屋物权的真实权利人，其以借康１名义购买案涉房屋为由，请求排除对该房屋的强制执行，不予支持，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8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82号
【裁判要旨】《物权法》第九条第１款（《民法典》第２０９条第１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其中“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应指该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民法典》第２２９条、第２３０条、第２３１条）等法律明确规定的不以登记为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情况。
【摘要】法律并未规定在多人共同出资购买房产的情况下，其他共有人可以不进行登记即取得物权，本案不符合《物权法》第九条“法律另有规定”情形。
【注解】共同借名买房中未登记的共有权人无权要求排除名义权利人的债权人对房屋强制执行。
摘要2：【案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内民终197号
【摘要】首先，王××１、王××２与王××３之间于2009年12月31日签订《协议书》约定，三人共同出资购买案涉房屋，按份享有该房屋所有权，并认为尽管案涉房屋产权登记为王××３所有，但仍属于三人共有财产。该《协议书》系王埃利、王××２与王××３之间的借名登记契约，只在其内部产生债权债务关系，而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不能据此即认定王××１、王××２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王××１、王××２基于《协议书》享有的是物权期待请求权，即属于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不具有优先性和排他性。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基于不动产物权公示原则，设立物权必须采用法律规定的公示方式，才能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果。因此，在王××１、王××２借王××３名买房的情况下，王××１、王××２与王××３之间的借名登记约定不得对抗善意的申请执行人王××４等九人。最后，《协议书》是王××１、王××２与王××３之间的合意，王××１、王××２对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本身具有过错，对由此产生的风险其应自行承担。因此，王××１、王××２所享有的权益并不能阻却对案涉房产的执行，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借名买房合同只在当事人内部产生债权债务管辖，而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不能据此即认定借名人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借名人享有的是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不具有优先性和排他性；（２）基于不动产物权公示原则，设立物权必须采用法律规定的公示方式才能取得对抗第三人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33号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0年第1期（总第279期）第15-43页】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33号
【裁判摘要】
（１）民间借贷合同是否已成立、生效并全面实际履行，应从签约到履约两方面来判断，出借人应举示借款合同、银行交易记录、对账记录等证据证明，且相关证据应能相互印证。
（２）当事人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方式为民间借贷债权进行担保，此种非典型担保方式为让与担保。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签订股权让与担保协议并依约完成股权登记变更后，因借款人未能按期还款，当事人又约定对目标公司的股权及资产进行评估、抵销相应数额债权、确认此前的股权变更有效，并实际转移目标公司控制权的，应认定此时当事人就真实转让股权达成合意并已实际履行。以此为起算点一年以后借款人才进入重整程序，借款人主张依破产法相关规定撤销该以股抵债行为的，不应支持。
对于股权让与担保是否具有物权效力，应以是否已按照物权公示原则进行公示作为核心判断标准。在股权质押中，质权人可就已办理出质登记的股权优先受偿。在已将作为担保财产的股权变更登记到担保权人名下的股权让与担保中，担保权人形式上已经是作为担保标的物的股权的持有者，其就作为担保的股权所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利，更应受到保护，原则上享有对抗第三人的物权效力。当借款人进入重整程序时，确认股权让与担保权人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不构成《破产法》第十六条规定所指的个别清偿行为。
以股权设定让与担保并办理变更登记后，让与担保权人又同意以该股权为第三人对债务人的债权设定质押并办理质押登记的，第三人对该股权应优于让与担保权人受偿。
摘要2：【摘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八份《借款合同》均约定利息标准为税前年23.5%，税后年18%，税赋由西钢公司承担，刘××按税后年息收取利息。．．．．．．二审中，闽成公司主张，西钢公司已不能纳税；闽成公司作为纳税义务人先行缴纳税款后有权向相对人另行追偿；鉴于西钢公司破产，闽成公司已无法追偿，请求二审改判借款8.75亿元的利息按税前年息23.5%分段计息，增加利息金额216967465.75元。本院认为，本案系列借款合同中有关利率约定，主要为税前年23.5%（含营业税5%、城建税7%、教育附加5%、企业所得税25%），与税后年利率18%，二者为同一计息标准；但合同约定的是由借款人代扣代缴，而非出借人自行纳税；由借款人代扣代缴的约定中所蕴涵的商业风险应依约由借款人承担。出现借款本息不能清偿风险时，闽成公司请求改变合同约定的利息中所含税费的扣缴方式，意图化解或减少商业风险，缺乏合同依据，一审对上述借款合同确定的利率标准，即年利率税前18%标准，符合合同约定，符合本案实际，本院予以认可。
【笔记】当事人约定动产所有权在协议签订时转移但并未实际交付也为约定占用改定是否发生物权转移效力？能否主张破产取回权？
摘要1：解读：当事人约定动产所有权在协议签订时转移但并未实际交付也未约定占用改定协议，不发生物权转移的效力，在破产案件中不享有取回权。
摘要2：【注解】仅达成物权变动协议并不成立占有改定。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3883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房屋产权代持不能阻却法院强制执行
【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3883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依照《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我国采取的是登记生效主义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物权变动原则上以登记完成为生效要件。而所有权代持并不属于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亦不属于《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其他规定”之情形。因此，依据《物权法》规定的物权公示原则，产权代持协议的效力主要体现在对内的效力上，对外不具有物权效力，不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另外，王某琦出于某些因素考虑将×号房屋登记在赵某田名下，就应当预见到可能由此带来的风险，并应当承担此种风险出现的后果。因赵某田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对王某彬承担债务，本院在执行中依据不动产登记簿，采取查封登记在赵某田名下的×号房屋符合物权法定原则，该执行措施并无不当。至于所查封的房产，在被执行后用于偿付债务而导致王某琦经济损失的，王某琦可基于债权关系向赵某田主张损失赔偿。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京民申4418号
【摘要】再审申请人王××提供的新证据，即二审判决后再审申请人通过确认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民事判决即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的(2019)京0116民初848号民事判决和通过撤销案涉房屋产权证的行政判决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的(2019)京0102行初454号行政判决，上述新证据是否足以推翻本案生效一、二审判决结果，尚须进一步审查分析判断，并依法作出公正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