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纠纷特殊地域管辖
摘要1：民事诉讼法第2２６条有关票据纠纷的管辖规定是针对因票据权利的确认和行使而发生的票据纠纷，不包括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所产生的纠纷。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民二终字第3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民二终字第36号
【裁判摘要】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上述规定中的最高额保证，通常是为将来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务提供保证，其中某一笔交易的效力并不影响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而普通保证则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因此，最高额保证较之普通保证最大的区别，即在于最高额保证与主债务的关系具有更强的独立性。最高额保证人的责任是在订立合同时确立的，通过最高额保证期间和最高限额限定保证责任，即只要是发生在最高额保证期间内、不超过最高限额的债务余额，最高额保证人均应承担保证责任。在最高额保证的情形下，即使主债务无效，基于主债务无效而确定的债务额也要作为最高额保证计算债务余额的基数。
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最高额保证范围为最高额保证期间已经发生的债权和偿还债务的差额，并非指最高额保证期间已经到期的债权余额。
三、根据票据无因性理论，票据基础关系(包括票据原因关系)独立于票据关系，票据基础关系(包括票据原因关系)的效力不影响票据关系的效力。
【裁判意见】
①商业银行违反贷款审核义务不影响贷款合同效力——《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商业银行违反贷款中的严格审查义务的民事责任。上述规定与银行内部规定均是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角度加以规范，属管理性规范，银行即使违反相关规定亦不影响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效力。
②《担保法解释》第39条第1款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适用前款规定的前提是，保证人应举证证明债权银行与主债务人以贷还贷，即银行与债务人有以贷还贷的意思联络。
③借款人将贷款人转让账户的贷款再次转入下属企业，不能认定系对主合同的变更，更不能认定为属于《担保法解释》第30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保证人不能据此免责。
摘要2：【提示】最高额保证范围是最高额保证期间已经发生的债权和偿还债务的差额（而不是最高额保证期间已经到期的债权余额）；发生最高额保证期间内、不超过最高限额的债务余额，最高额保证人应承担保证责任。
【裁判规则】
①主张依据担保法第30条和担保法解释第40条免除保证责任需要证明两个事实：
A.债务人在与担保人订立担保合同时存在欺诈：债务人隐瞒真实财务状况，欺骗担保人签订担保合同，可以认定为欺诈；
B.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欺诈是知道、应当知道的：债权人仅仅知道债务人财务状况并不足以证明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欺诈是知道、应当知道，担保人还需证明债权人在接受担保人担保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对担保人构成欺诈。
②最高额保证较之普通保证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与主债务的关系具有更强的独立性。根据担保法第14条规定，最高额保证通常是为将来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务提供保证，其中某一笔交易的效力并不影响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而普通保证则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在最高额保证情形下，即使主债务无效，基于主债务无效而确定的债务额也要作为最高额保证计算债务余额的基数。最高额保证人的责任是在订立合同时确立的，通过最高额保证期间和最高限额限定保证责任，不因为最高额保证期间发生的债务余额之增加而加重最高额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因此，只要是发生在最高额保证期间内，不超过最高限额的债务的余额，最高额保证人均应承担保证责任。
③根据票据无因性理论，票据的基础关系独立于票据关系，票据基础关系(包括票据原因关系)的效力不影响票据关系的效力。根据《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行为应有真实的票据原因关系，即真实的交易关系。但该条规定应属管理性法条，基础关系欠缺并不当然导致票据行为无效。根据《票据法》第十三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票据基础关系(包括票据原因关系)效力不影响票据关系本身。
④担保法解释第23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规定了最高额保证范围为发生的债权余额，该余额为最高额保证期间已经发生的债权和偿还债务的差额，并非指最高额保证期间已到期的债权余额。
票据记载的持票人取得票据仍享有票据权利——丁公司诉丙公司、乙公司票据纠纷案
摘要1：【裁判要旨】票据流转，应当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基于票据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原则上是分离的，只要票据上的背书符合法律规定的连续性，持票人即可依据债务内容向票据债务人主张权利，而无须向其证明取得票据的原因内容。
摘要2：
汇票承兑合同无效形成的债权，保证人应承担责任——即便汇票承兑协议无效，金融机构仍有权对其因有效票据而进行的承兑所产生的债务，向主债务人主张损害赔偿
摘要1：【要旨】即便金融机构与主债务人之间的汇票承兑协议无效，金融机构仍有权对其因有效票据关系而进行的承兑所产生的债务，对主债务人主张损害赔偿，在最高额保证合同并未排除主合同无效形成的债权提供保证情况下，保证人不能免除保证责任。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终字第36号
摘要2：
最高法院：票据质押裁判规则6条
摘要1：1.以银行汇票出质并获银行确认的，应认定质押有效——当事人以银行汇票为质押凭证，以书面形式另行设定了该汇票质权，且得到出票银行确认的，应认定该质押有效。
2.信用证开立银行，可诉请确认申请人质押票据效力——信用证开立申请人有权通过质押背书，将以其为收款人、标明“不得转让”的银行承兑汇票交付并设定权利质押。
3.以汇票质押作担保，引起的借款纠纷管辖确定原则——借款质押合同纠纷中，虽然承兑银行作为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但并不影响本案依据借款担保合同纠纷确定管辖。
4.金融机构接受禁止用作质押物的汇票，构成非善意——金融机构接受明令禁止用作质押物的承兑汇票，且票面记载内容有瑕疵的，不应认定为善意，不应享有票据权利。
5.票据背书转让后，出票人不能依票据关系诉收款人——票据收款人将出票人交付的票据背书质押给银行后，出票人只能依据基础合同关系起诉收款人并以此来确定管辖。
6.贴现行诉请兑付票据不能同时向持票人追索贴现款——贴现行因票据被冻结而向持票人主张退款，同时向承兑银行请求兑付票款，两者属不同法律关系，不应合并审理。
摘要2：
票据背书转让后，出票人不能依票据关系诉收款人——票据收款人将出票人交付的票据背书质押给银行后，出票人只能依据基础合同关系起诉收款人并以此来确定管辖
摘要1：【要旨】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法院或票据支付地法院管辖。收款人将出票人交付的票据背书质押给银行后，出票人与收款人之间的票据关系因票据背书转让已不存在，出票人只能依基础合同关系起诉并确定管辖。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银行东阿县支行、××××网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中国××银行北京西坝河支行、北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高科激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票据纠纷一案指定管辖的通知》
摘要2：
银行为背书不连续的汇票办贴现，不享有票据权利——金融机构对持票人持有的背书不连续的银行承兑汇票办理贴现业务，应该认定金融机构取得该票据存在重大过失
摘要1：【要旨】金融机构违反有关操作规定，对持票人持有背书不连续不享有票据权利的承兑汇票办理贴现，因金融机构取得票据存在重大过失，依法亦不能取得票据权利。
【裁判要旨】债务关系与票据关系分属不同法律关系，不可合并审理，应根据票据纠纷管辖的有关规定确定本案的管辖法院。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二监字第441-1号《如何确定票据持有人的票据权利》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华夏济南分行向中电公司请求退回贴现款，与向农行南通支行请求对付票据款，属于两种不同的诉讼请求，前者依据的是债务关系，而后者依据的是票据关系。因本案审理的是票据纠纷，故华夏济南分行与中电公司债务关系的诉讼应另案处理。原审法院将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合并审理，并以华夏济南分行与中电公司债务关系的请求确定本案票据纠纷的管辖权，显属不当。
【来源】《立案工作指导》（总第1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出票人邢台××厂诉清河农行向持票人办理汇票质押贷款中按持票人指示将贷款划入他人账户被骗应赔偿其票款损失案
摘要1：【裁判要旨】出票人完成出票行为后不能像后手主张票据权利——出票行为一经完成，出票人作为票据债务人即不再享有票据上的权利，其只能基于合同关系向其直接后手主张权利。
摘要2：
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
摘要1：【329、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1.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也称为受益返还请求权或利得请求权），是指票据上的权利因时效届满或手续欠缺而消灭时，持票人请求出票人或承兑人在其所受利益限度内予以偿还的权利（是票据法上的一种法律规定的权利，但它不是票据上的权利；它并不是依据票据行为而产生的，其法律关系也不是票据关系）。2.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是指因持票人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在其所受利益的限度内返还其利益而引起的纠纷。
摘要2：无
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人民法院（2013）阳民初字第387号；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晋市法民终字第372号
摘要1：——合同债权请求权与票据追索权发生竞合时的管辖权处理
【裁判要点】合同债权请求权与票据追索权发生竞合时可择一诉权行使——在票据关系的直接前后手之间，存在合同债权债务关系的，应当允许当事人选择主张票据追索权或主张合同债权行使诉权，也应当允许另一方当事人同时主张票据抗辩权和合同债权的抗辩权。
【案件索引】一审：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人民法院（2013）阳民初字第387号（2013年5月6日）；二审：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晋市法民终字第372号（2013年6月8日）
摘要2：
指导案例117号：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执行复议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执复68号执行裁定书
【裁判要点】根据民事调解书和调解笔录，第三人以债务承担方式加入债权债务关系的，执行法院可以在该第三人债务承担范围内对其强制执行。债务人用商业承兑汇票来履行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虽然开具并向债权人交付了商业承兑汇票，但因汇票付款账户资金不足、被冻结等不能兑付的，不能认定实际履行了债务，债权人可以请求对债务人继续强制执行。
摘要2：【裁判摘要】涉及票据的法律关系，一般包括原因关系（系当事人间授受票据的原因）、资金关系（系指当事人间在资金供给或资金补偿方面的关系）、票据预约关系（系当事人间有了原因关系之后，在发出票据之前，就票据种类、金额、到期日、付款地等票据内容及票据授受行为订立的合同）和票据关系（系当事人间基于票据行为而直接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中，原因关系、资金关系、票据预约关系属于票据的基础关系，是一般民法上的法律关系。在分析具体案件时，要具体区分前述四种关系，不能混为一谈。
【摘要】于此还需指出的是，文峰公司既是案涉汇票的付款人，亦是出票人，当票据未获付款时，可能产生的票据法律关系后果是中建三局一公司作为持票人依法可向作为出票人的文峰公司行使追索权。但是，该追索权是否确定产生以及应如何行使，在未经诉讼等实体处理程序确认前，执行程序无权认定，当事人亦不得要求执行法院据此直接执行。因此，中建三局一公司以文峰公司未支付票据款项作为要求法院强制执行的理由，不能成立。
【注解１】（１）义务人履行票据签发义务仅为履行票据预约层面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票据原因层面的付款义务就此免除；（２）如果商业承兑汇票因票据付款账户余额不足、被冻结而不能兑付，持票人可要求义务人继续履行付款责任。
【注解２】在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当事人接受票据作为支付合同款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其放弃基础法律关系中的债权，在票据到期未被承兑的情况下，其有权继续向直接前手主张合同款。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6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68号
【裁判摘要１】涉及票据的法律关系，一般包括原因关系（系当事人间授受票据的原因）、资金关系（系指当事人间在资金供给或资金补偿方面的关系）、票据预约关系（系当事人间有了原因关系之后，在发出票据之前，就票据种类、金额、到期日、付款地等票据内容及票据授受行为订立的合同）和票据关系（系当事人间基于票据行为而直接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中，原因关系、资金关系、票据预约关系属于票据的基础关系，是一般民法上的法律关系。在分析具体案件时，要具体区分前述四种关系，不能混为一谈。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调解书作出于2015年6月9日，其确认的调解协议第一条第6款第（2）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向中建三局一公司交付付款人为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或收款人为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并背书给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金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30,000,000.00）、到期日不迟于2015年9月25日的商业承兑汇票”；第（3）项约定：“于本协议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向中建三局一公司交付付款人为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或收款人为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并背书给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金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30,000,000.00）、到期日不迟于2015年12月25日的商业承兑汇票”。同日，安徽高院组织中建三局一公司、澳中公司、文峰公司调解的笔录载明：承办法官询问文峰公司“你方作为债务承担者，对于加入本案和解协议的义务及后果是否知晓？”文峰公司代理人邵红卫答：“我方知晓”；承办法官询问中建三局一公司“你方对于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加入本案和解协议承担债务是否同意？”中建三局一公司代理人付琦答：“我方同意”。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三方当事人在签订调解协议时，有关文峰公司出具汇票的意思表示不仅对文峰公司出票及当事人之间授受票据等问题作出了票据预约关系范畴的约定，也对文峰公司加入中建三局一公司与澳中公司债务关系、与澳中公司一起向中建三局一公司承担债务问题作出了原因关系范畴的约定。因此，根据调解协议，文峰公司在票据预约关系层面有出票和交付票据的义务，在原因关系层面有就6000万元的债务承担向中建三局一公司清偿的义务
摘要2：（续）。文峰公司如期开具真实、足额、合法的商业承兑汇票，仅是履行了其票据预约关系层面的义务，而对于其债务承担义务，因其票据付款账户余额不足、被冻结而不能兑付案涉汇票，其并未实际履行，中建三局一公司申请法院对文峰公司强制执行，并无不当。
【摘要】于此还需指出的是，文峰公司既是案涉汇票的付款人，亦是出票人，当票据未获付款时，可能产生的票据法律关系后果是中建三局一公司作为持票人依法可向作为出票人的文峰公司行使追索权。但是，该追索权是否确定产生以及应如何行使，在未经诉讼等实体处理程序确认前，执行程序无权认定，当事人亦不得要求执行法院据此直接执行。因此，中建三局一公司以文峰公司未支付票据款项作为要求法院强制执行的理由，不能成立。
【注解】（１）义务人履行票据签发义务仅为履行票据预约层面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票据原因层面的付款义务就此免除；（２）如果商业承兑汇票因票据付款账户余额不足、被冻结而不能兑付，持票人可要求义务人继续履行付款责任。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3民终8516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3民终8516号
【裁判摘要１】对于已经通过电子商业承兑汇票部分清偿的应收账款是否仍为合法有效的应收账款、是否可以依法转让，涉及到票据支付与原因债权的关系问题。债务人为向债权人偿还既存债务而向债权人支付票据，对该原因债权会产生何种影响，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但在理论界存在共识，一般认为，对这一问题应该分不同情形分别探讨。第一种情形是当事人事先在既存的债务中明确约定使用某种票据来作为结算工具的。在此种情形下，债务人向债权人支付票据后，原因债权消灭。理由是，使用该票据是当事人在原因关系之债中约定的结算方式，债务人交付票据给债权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按约履行合同的主债务，债权人在获得该票据后，债务人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债权人基于原因关系对于债务人的债权因此消灭。在此情形下，如债权人在获得票据后，置票据权利于不顾，又来主张原因关系之债权，则违反合同约定，债权人仅能通过票据关系来实现其债权。此种情形可称之为代物清偿或债的更改。第二种情形是当事人对于清偿既存原因关系之债的方式未作任何约定，或约定以票据方式结算但票据付款后原因关系才消灭的。此种情形下，债务人交付票据以清偿债务的，则成立新债清偿的法律关系。票据之债是新债，原来的原因之债是旧债，两者同时并存。在适用方面，债权人请求履行应当先依新债的法律关系请求，即应当先提示票据付款，不得舍弃新债的法律关系于不顾，而直接行使原因之债的权利。但如果票据被拒绝承兑或付款的，则债权人可在新债与旧债法律关系中，即票据法关系与非票据法关系中，选择其一行使。此种情形下，票据交付的作用可以归纳为，使原因债权暂时停止作用，新的票据债权履行则原因债权消灭，新的票据债权不履行则原因债权恢复作用。
摘要2：【裁判摘要２】（１）在回购条件成就后保理商有权向债权人行使追索权；（２）在债权人未完全履行回购义务前保理商仍为应收账款权利人；（３）在债权人充分履行回购义务后保理商应返还应收账款，不能兼得应收账款和回购款——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对于保理商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中，在基础合同的应收账款未获清偿的情况下，保理商根据合同约定不仅有权请求基础合同的债务人向其清偿债务，同时有权向基础合同债权的让与人追索这一问题，并无认识分歧。但是，最终归属于亚洲保理公司的权益仅在于其与瑞峰公司保理融资关系中应得到偿还的保理融资款、保理融资费用以及违约金，应收账款仅是亚洲保理公司获得上述权益的保障，亚洲保理公司不能两者兼得。
票据行为、票据权利和票据责任
摘要1：（１）票据权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２）票据责任是指票据债务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
摘要2：
票据基础关系和对价关系
摘要1：票据关系是指当事人基于票据行为所发生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关系。
基础关系（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是指票据所赖以产生的民事基础法律关系——（１）票据原因关系；（２）票据资金关系；（３）票据预约关系。
【注释１】（１）基于票据的无因性，即使票据的基础法律关系存在着缺陷，或被解除，或被撤销，均不影响票据行为的有效性，票据债务人以“持票人和直接前手、自己和出票人或其他票据前手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缺陷”为由进行抗辩为无效抗辩；（２）如果持票人是票据的被背书人，只要票据有效、背书完整，即认定持票人系正当、合法的票据权利人，持票人无需证明自己取得票据的原因。如果票据债务人主张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需要举证证明“持票人是以欺诈、盗窃或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或者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３）如果持票人非系票据的被背书人，而是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票据，比如通过直接交付的方式，则持票人只有在举证证明自己系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票据后，才能享有票据权利。
【注释２】对价是票据有效取得的必备要件，也是票据权利是否受限制的条件——取得票据权利可以不给付对价，但未支付对价的当事人不能获得优于前手的权利，亦即后手应继承前手的权利瑕疵和抗辩事由（《票据法》第１１条规定）。
摘要2：【注解】非直接前手可否以持票人与直接前手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进行抗辩？｜在票据真实有效且背书连续的情况下，非直接前手的票据债务人主张持票人与直接前手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关系或主张持票人取得票据不合法的，其应当承担“持票人是以欺诈、盗窃或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或者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举证责任，否则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参考案例：北京金融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74民终181号
【总结】（1）非直接前手不能以持票人与直接前手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进行抗辩；（2）但未支付对价的持票人不能获得优于前手的权利（前手如无权取得票据权利，则持票人也相应无权取得票据权利）。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02民再30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02民再30号
【裁判摘要１】在双方已约定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作为唯一结算方式的情况下，南京东宇公司能否在合同债权请求权与票据追索权中择一诉权行使？本案中，使用万福客运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支付是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唯一结算方式，中车电动公司依合同约定方式将票据交付给南京东宇公司，实际上是在按约履行合同的主债务，债权人南京东宇公司在获得该票据后，债务人中车电动公司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债权人基于原因关系对于债务人的债权因此消灭。在此情形下，如南京东宇公司在获得票据后，置票据权利于不顾，又来主张原因关系之债权，则违反合同约定，其仅能通过票据关系来实现其债权。如果当事人对于清偿既存原因关系之债的方式未作约定，或约定以票据方式结算但票据付款后原因关系才消灭的，债权人应当先提示票据付款，如果票据被拒绝承兑或付款的，则债权人可在票据之债和原因之债法律关系中，择其一行使。本案不符合此种情形。本院二审认为“双方交易本意是由南京东宇公司先凭票据取款”与事实不符。南京东宇公司称其有权选择行使原因债权和票据债权的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审核的电子签名系电子商业汇票唯一合法有效的签章，线下追索不具有签章效力，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行为无效——南京东宇公司能否通过线下追索的方式请求支付票款？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票据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依照本法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系中国人民银行在职责权限范围内，为规范电子商业汇票业务，保障电子商业汇票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直接授权而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民商事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故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作为专门规范电子商业汇票的部门规章，可以作为裁判依据参照适用。其次，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行为无效。
摘要2：（续）票据行为具有法定的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规定：“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电子商业汇票是以数据电文形式制作的票据，需要通过特定方式的信息记录、解读才能以被人理性感知的形式呈现，必须依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这一载体来运行和完成。因此，《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进一步明确：“票据当事人在电子商业汇票上的签章，为该当事人可靠的电子签名”，故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审核的电子签名系电子商业汇票唯一合法有效的签章。南京东宇公司在线下追索的行为不符合电子商业汇票签章的法定程序，不具有签章效力。《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因此，电子商业汇票的线下追索因不具备有效签章，不符合《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五条票据行为要式性的要求而无效。而且，电子商业汇票的线下追索将导致：线下追索未被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记载，致使该票据脱离中国人民银行及金融监管机构对电票领域的监管；持票人主张的追索权与系统默认的追索权不一致，导致所有前手对其票据义务理解不同而产生纠纷；持票人客观上无法线下交付票据，被追索人清偿后无法行使再追索权等多重不利后果。综上，本院认为，南京东宇公司未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中车电动公司行使追索权，而以向法院起诉的方式进行的追索，其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十四条的规定，不属法定的票据追索行为，对被追索人中车电动公司不产生追索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故南京东宇公司自被拒付之日起六个月内未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行使追索权，对其前手中车电动公司的票据权利已消灭。
【笔记】什么是票据无因性原则？
摘要1：解读：（１）票据无因性是指票据因一定的基础关系产生后，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与产生或转让票据的原因关系相分离，票据持有人不必证明其取得票据的原因；（２）票据无因性原则旨在保护善意持票人，而非保护非法取得票据者。
【注释１】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是指票据行为只要具备票据法规定的要件即产生法律效力，与票据行为是否存在原因关系或者基础关系以及产生票据行为的原因关系或者基础关系是否有效无关——《票据法》第１３条、第２６条、第４４条、第５４条均体现了票据无因性。
【注解２】我国《票据法》坚持票据无因性的基本原则，同时明确票据无因性具有相对性（对票据无因性予以一定程度限制）——（１）票据关系在没有充分反对理由的情形下，票据关系与其基础关系相分离；（２）如果这种分离被人为用作隔断与票据基础关系联系的手段或者遮盖持票人无实质性权利存在的地位以及达到其他非法目的则应当考虑基础关系。
摘要2：【注释１】我国《票据法》规定的票据必须保持单纯性（《票据法》第２２条第１款第２项、第７５条第１款第２项）和文义性（《票据法》第４条第３款）证明我国票据法坚持无因性立场。
【注释２】票据无因性原则之例外４种情形（相对无因性原则）——《票据法》第１１条第１款、第１２条第１款和第２款、第１３条第１款但书和第２款。
【注释３】《票据法》第１３条第１款和《票据法规定》第１３条共同筑起我国《票据法》无因性原则的基石——（１）基础关系对票据关系的影响只能限于直接前后手之间；（２）票据的其他债务人不得援用基础抗辩事由对持票人进行抗辩。
【注释４】民间贴现（买卖票据）行为无效的抗辩仅适用于直接前后手之间。
票据直接前后手关系的，债务人可以基础关系抗辩——当出票人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持票人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已履行基础关系约定的义务
摘要1：【实务要点】当出票人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持票人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已履行基础关系约定的义务。
【案例索引】重庆江北区法院（2015）江法民初字第04432号“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园区雅景建材经营部与重庆德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票据纠纷案”，见《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合并审理时的举证责任分配》
摘要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新民终322号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新民终322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金城银行是否是《转贴现合同》相对人，金城银行认为其非本案适格被告的抗辩理由能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即民事诉讼要求原告必须适格，而对于被告，只要求其有明确的被告即可。疏勒农信社基于其与金城银行作为合同相对方而签订的《转贴现合同》，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金城银行，主张由金城银行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是对双方之间签订合同中约定权益的主张，金城银行作为合同相对方明确具体，疏勒农信社以金城银行作为本案被告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裁判摘要２】关于本案案由是合同纠纷还是票据追索权纠纷。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规定：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中，在存在票据追索请求权与合同请求权竞合的情况下，疏勒农信社依据双方签订的《转贴现合同》要求金城银行支付汇票本金、违约金、律师费等，其请求权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履行及违约责任的规定。虽然金城银行与疏勒农信社作为案涉票据的直接前后手，双方存在票据关系，疏勒农信社亦有权基于该票据关系向金城银行行使票据追索权，但疏勒农信社并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定选择该法律关系行使请求权，故民事案件的案由应依据疏勒农信社主张的法律关系来确定。
【裁判摘要３】《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02条规定：“【转贴现协议】转贴现是通过票据贴现持有票据的商业银行为了融通资金，在票据到期日之前将票据权利转让给其他商业银行，由转贴现行在收取一定的利息后，将转贴现款支付给持票人的票据转让行为。转贴现行提示付款被拒付后，依据转贴现协议的约定，请求未在票据上背书的转贴现申请人按照合同法律关系返还转贴现款并赔偿损失的，案由应当确定为合同纠纷。转贴现合同法律关系有效成立的，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当事人虚构转贴现事实，或者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转贴现合同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按照真实交易关系提出诉讼请求，并按照真实交易关系和当事人约定本意依法确定当事
摘要2：（续）人的责任”。金城银行认为根据该规定，持票人只能在请求未在票据上背书的转贴现申请人返还转贴现款并赔偿损失的才能确定为合同纠纷。本院认为，上述规定并未禁止持票人向已在票据上背书的转贴现申请人按照合同法律关系返还转贴现款并赔偿损失。本案中，疏勒农信社与金城银行存在真实的转贴现合同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确认本案属于合同纠纷并无不当。金城银行认为本案属于票据追索权纠纷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2民再42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2民再42号
【裁判摘要】票据具有无因性，票据的基础关系与票据关系相互独立，基础关系的欠缺并不必然导致票据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并未规定相关融资关系因欠缺真实交易背景而应认定无效，胡××援引的《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关于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案件风险提示的通知》、《关于加强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监管的通知》等文件中关于办理汇票承兑的规定，均属于管理性规定，对涉案承兑协议的效力并无影响，且票据作为一种金融工具，旨在为交易结算提供便利，为保障票据的流通性，承兑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对出票人资格、资信、购销合同和汇票记载内容进行形式审查，且不存在其他重大过失，一般可以视为其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对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审查。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涉案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和《最高额抵押合同》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所规定的属无效合同或可撤销合同的情形，故应认定涉案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和《最高额抵押合同》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农商银行澥浦支行和农商银行骆驼支行在办理涉案承兑汇票业务时，也审查了鑫淼公司的资格、资信、涉案的《购销合同》和汇票记载的内容，应认定农商银行澥浦支行和农商银行骆驼支行就涉案承兑款项已尽了相应的审查义务，农商银行澥浦支行有权要求胡××依据《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一、二审判决认定农商银行澥浦支行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由此形成的债权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纠正。二审判决认定农商银行澥浦支行应当知道涉案银行承兑汇票不具有真实交易关系而进行承兑，应认定为债权人对担保人的欺诈也属不当，本院再审也予以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4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49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本案是否需要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或者先刑事后民事而中止本案审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的票据欺诈犯罪嫌疑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嫌疑线索提供给有关公安机关，但票据纠纷案件不应因此而中止审理。”本案系恒丰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之间票据追索权纠纷，审理范围局限于各银行之间发生的票据关系，属于民事纠纷案件。恒丰银行称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参与诈骗，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有关公安机关就恒丰银行被票据诈骗刑事立案，刑事案件虽与本案有牵连，但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因此，本案不需要中止审理或者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裁判摘要２】关于原审法院未追加包头农信社作为本案第三人是否正确问题。当事人在诉讼中可以申请追加第三人，但是否允许，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本案系兴业银行提起的票据追索权纠纷，根据票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和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持票人可以不按照汇票债务人的先后顺序，对其中任何一人、数人或者全体行使追索权。持票人对汇票债务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已经进行追索的，对其他汇票债务人仍可以行使追索权。被追索人清偿债务后，与持票人享有同一权利。兴业银行作为案涉票据的持票人，享有追索对象选择权。兴业银行选择民生银行和恒丰银行进行票据追索，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原审法院不予准许恒丰银行追加包头农信社为第三人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３】二审中，恒丰银行提交了其与民生银行签订的《商业汇票转贴现业务免追索协议》，民生银行认为双方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明确约定民生银行享有对恒丰银行的追索权，《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优先于《商业汇票转贴现业务免追索协议》适用。如果本院对《商业汇票转贴现业务免追索协议》是否有效以及上述两个合同优先适用的问题进行审理，将剥夺双方的上诉权利。本院认为不宜在本案中合并审理民生银行的再追索权问题。
【裁判摘要４】持票人可以以票据记载事项以外的其他证据证明二者具有同一性——关于票号0010006222913791-795的5张票据背书是否连续问题。恒丰银行称，该5张票据收款人与实际收款人相差“国际”二字，仅凭两份书面《说明》不能认定收款人唯一，其背书不连续。对此，出票人杭州××实业有限公司与收款人宁波××利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都向兴业银行出具《说明》，证明票据主体的唯一性，票据唯一主体为宁波××利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杭州××实业有限公司与收款人宁波××利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本案判决结果并无利害关系，两份《说明》相互映证，且出票人“漏打‘国际’二字”的解释符合常理，故本院认定该5张票据收款主体唯一，票据背书具有连续性。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冀01民终9508号
摘要1：【案号】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冀01民终9508号
【裁判摘要】约定收到商业汇票后货款全部结清，再无债权债务关系，双方的买卖合同终止，按照该结算协议的约定履行了交付票据的义务后双方的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票据具有无因性，票据关系一经成立，就与产生的原因关系相分离。票据的原因关系是否存在和有效，对票据关系不发生影响，不得以原因无效主张抗辩。恒业混凝土公司与石家庄建设公司之间签订了《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由恒业混凝土公司向石家庄建设公司承建的工程提供预拌混凝土。经双方结算，石家庄建设公司应支付恒业混凝土公司货款150万元，双方约定以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石家庄建设公司已按照约定向恒业混凝土公司交付了中国农业银行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且双方签订的《结算协议说明》中，约定恒业混凝土公司收到商业汇票后货款全部结清，再无债权债务关系，双方的买卖合同终止。石家庄建设公司已按照该结算协议的约定履行了交付票据的义务，双方的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恒业混凝土公司以转让票据无效，应按照基础关系要求石家庄建设公司偿付其货款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2：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商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之七：长征公司诉新投公司、新新公司、贵盛公司、航空公司、保胜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案
摘要1：【注解１】票据再追索权纠纷中，票据法明确规定的再追索权范围为三部分：一是已清偿的全部金额；二是前项金额自清偿日起至再追索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三是发出通知书的费用。
【注解２】票据法对“已清偿的全部金额”的范围未作出明确规定——（１）票据再追索权的范围为当事人已支付的票据本金、利息及前述本金与利息自清偿日起至再追索清偿日止的利息；（２）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执行费及迟延履行金不属于可以基于票据关系行使再追索权的范围，其中，迟延履行金为当事人未及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所产生，应自行承担；当事人已支付的诉讼费用，可以依据基础合同的约定，向与其发生票据基础关系的合同相对人主张权利。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再86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一、顶善公司是否基于其与鑫海公司之间的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取得案涉票据以及是否给付了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票据规定》第二条规定：“依据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票据债务人(即出票人)以在票据未转让时的基础关系违法、双方不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持票人应付对价而未付对价为由，要求返还票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中，鑫海公司和顶善公司均认可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针对双方因民间借贷形成债务的偿还问题，2017年7月11日，鑫海公司与顶善公司签订一份还款协议，约定鑫海公司偿还顶善公司借款3475万元，其中用开具商业承兑还款3115万元。商承票号：0010006225462030，金额3115万元，到期日2017年8月10日。由上述事实可见，鑫海公司是为偿还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项下的债务而开具案涉票据给顶善公司，顶善公司是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取得该票据。票据金额3115万元是依据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借款利率计算的本息数额进行的确定，是当事人双方合意确认的数额。从符合当事人约定本意的角度分析，可以认定顶善公司取得票据之时支付了双方认可的对价。因此，顶善公司关于其与鑫海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债权债务关系，其取得票据合法的再审申请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需予以指出的是，《票据规定》第十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依据《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在出具案涉票据之时，案涉当事人之间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形成的本金和合法利息债权债务总数额为2322.3212万元。扣除唐××替鑫海公司还款370万元，鑫海公司欠付顶善公司的借款本金和合法利息余额为1952.3212万元，并非票据载明的数额。根据上述规定，在鑫海公司对于双方之间存在的基础交易法律关系项下的债务数额提出异议、据此抗辩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在确定顶善公司依法能够得到支持的债权数额时，应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确定该数额为两者在基础法律关系项下的合法债权本息数
摘要2：（续）额。二、顶善公司是否为合法持票人，是否享有票据权利｜《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案涉票据系由鑫海公司出具，票据上加盖了该公司印章。因在鑫海公司出具案涉票据之时，该公司的公章由顶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持有，故该公章系由郭××加盖。如前所述，2017年7月11日，鑫海公司与顶善公司签订还款协议约定，鑫海公司开具案涉商业承兑汇票用以偿还顶善公司借款。鑫海公司对签订该还款协议的事实并未否认，其根据该还款协议开具案涉票据用以偿还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鑫海公司也无充分证据证明郭××系以胁迫方式取得该公司公章。因此，鑫海公司仅以票据上的公章是由郭××加盖为由主张顶善公司是以胁迫方式取得案涉票据，事实依据不足，故对于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江法民初字第04432号
摘要1：——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合并审理时的举证责任分配
【裁判要旨】票据纠纷中，持票人以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不履行基础关系中约定义务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当对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合并审理，持票人除证明票据关系合法有效外，还应证明其已履行基础关系约定的相应义务。
【案号】 一审：（2015）江法民初字第04432号
摘要2：【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渝01民申90号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自出票日起六个月。”本案中，九龙坡区九龙园区雅景建材经营部的票据权利因未在六个月内行使而消灭。但根据该法第十八条：“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之规定，九龙坡区九龙园区雅景建材经营部仍享有民事权利。因九龙坡区九龙园区雅景建材经营部与重庆德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是支票的直接前后手，双方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为签订的《购销合同》。且票据债务人重庆德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持票人九龙坡区九龙园区雅景建材经营部享有抗辩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依据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在九龙坡区九龙园区雅景建材经营部未提供其与重庆德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后履行了供货义务证据的情况下，以重庆德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举示的21份送货单及自认的金额，确认其给付九龙坡区九龙园区雅景建材经营部货款的义务并无不当。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1）房民初字第01941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一中民终字第10563号
摘要1：——票据的无因性及其举证责任的分配
【裁判要点】票据关系中的持票人在行使票据权利时，其直接前手可以以基础原因关系进行抗辩。票据的无因性是相对的，不及于票据直接前后手关系；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持票人应对自己一方履行了基础关系中约定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案件索引】一审：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1）房民初字第01941号（2011年5月3日）；二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一中民终字第10563号（2011年9月16日）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070号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法》第１０条系管理性规定，持票人与直接前手之间、票据债务人与出票人或者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缺陷并不导致票据行为无效。因此作为票据的最后被背书人和持票人，只要票据真实有效，背书连续，持票人即享有票据权利，除非票据债务人能够举证证明持票人具有《票据法》第１２条、第１３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５条规定的票据无因性例外情形——关于于量是否取得票据权利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规定，票据行为应有真实的票据原因关系，即真实的交易关系。但该条规定应属管理性规定，基础关系欠缺并不当然导致票据行为无效。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的规定，票据基础关系(包括票据原因关系)的效力不影响票据关系本身。因涉案票据并未记载“不得转让”或“质押”字样，并且在一、二审诉讼中，于量亦提交了其向前手陈玲玲支付款项的凭证、《情况说明》并有证人出庭作证，而尽管大显控股公司一再否认于量与陈玲玲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据此，大显控股公司主张于量与陈玲玲不存在真实交易关系缺乏证据证明。本案票据真实有效，票据背书连续，于量作为被背书人依法享有票据权利。
摘要2：
黑龙江省集贤县××粮油有限公司与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分行四马路支行等票据追索权纠纷案——票据关系的存在不以原因关系的成立和有效为前提
摘要1：【摘要】票据的无因性决定票据一经产生即与基础关系相分离。持票人只需证明其持有汇票的必要记载事项齐全，其取得汇票的票据关系合法成立，没有义务对其前手的票据的基础关系是否合法有效负责。
摘要2：
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0182民初5557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法定的票据无因性原则——票据行为的效力独立存在，其效力如何，完全取决于该行为在形式上是否符合票据法的要求，而不受由基础关系（特别是实质原因关系）引起的法律行为的效力的影响。引起票据行为、产生票据关系的实质原因，不构成票据行为的自身内容。所以，当形成票据债权债务关系时，原则上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基础关系所产生的抗辩事由对抗票据债权的行使。持票人只要依票据法的规定，能够证明票据债权的真实成立和存续，就当然可以行使票据权利。亦即，权利人享有票据权利只以持有符合票据法规定的有效票据为必要，至于票据赖以发生的原因在所不问；即便原因关系无效或存在瑕疵，也不影响票据的效力。这就是法定的票据无因性原则。
【裁判摘要２】公示催告程序非因作出除权判决而终结时，在此期间转让的票据行为不能认定为无效——至于通达公司在庭审中提及的涉案汇票在通达母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期间背书流转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通达母公司虽在2017年7月14日向本院申请对涉案汇票的公示催告，但该案于2017年7月31日在《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即该案的公示催告期间应从2017年7月31日起算。而最后持票人悦盛公司在此前的2017年7月28日就从五泉公司处背书取得该汇票，其背书转让行为是发生在该汇票登报公示催告之前，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关于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的规定。其次，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并非一律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新民诉法为二百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公示催告期间，以公示催告的票据质押、贴现，因质押、贴现而接受该票据的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示催告期间届满以后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以前取得该票据的除外。”由此可见，公示催告程序非因作出除权判决而终结时，在此期间转让的票据行为不能认定为无效。
摘要2：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陕民申2237号
摘要1：【裁判要旨】票据未到期之前持票人可否基于基础法律关系向直接前手主张债权？——持票人能够举证证明汇票到期后将无法兑付，持票人有权在汇票未到期之前以预期违约为由向直接前手主张合同权利。
【裁判摘要】本案二审期间，华山公司也提交了2019年9月16日对所持案涉票据的现状打印件，并书面说明是按照票据结算要求，在提示付款期内发出提示付款指令，楚光公司认可其真实性，该票据现状显示是“提示付款待签收"。但是，承兑人宝塔石化财务公司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收到提示付款请求当日足额付款，案涉电子商业汇票所涉及的直接接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金融机构也未按照《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六十条规定代承兑人作出付款或拒付应答，由此可见，案涉汇票事实上已经被拒付，能够证实楚光公司以汇票形式支付的150万元货款最终华山公司没有实际收到，该部分债权债务并未消灭，原判据此判令楚光公司向华山公司支付该150万元货款并无不当。
【案号】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陕01民终11042号
【摘要】票据支付作为合法的支付方式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票据支付方式毕竟不同于实际支付。票据支付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债权，而不是义务的全面真实的履行。所有的债权都存在最终无法履行的可能性，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票据就出现了兑付困难，也就是票据债权无法实现的问题，尽管华山公司提起诉讼的时候，该争议票据部分尚未到期，但华山公司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楚光公司存在预期违约的风险，事实上截止二审判决做出之前，该票据票面记载兑付时间已经截止，依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债权人依法行使预期违约的救济权利，合法有据。．．．．．．首先，票据作为一种支付工具，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债权，楚光公司在一审和二审中也多次使用了票据债权的概念，而票据债权作为一种支付工具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基础债权消灭的法律后果，票据的交付只是一种基础合同义务履行的可能性，基础合同的权利最终能否实现仍然依赖于票据权利的实现。因此，楚光公司向华山公司交付了票据，并不意味着华山公司真实的收到了对应的货款。楚光公司反复强调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独立性以及票据权利实现的顺序，却无视楚光公司向华山公司交付的票据在一审提起诉讼时存在无法兑付的风险以及二审期间客观上无法兑付的现实，一味的强调拒绝付款证明的形式要件，
摘要2：（续）却无视华山公司一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本案争议票据的承兑人以涉嫌票据犯罪已被公安机关调查，导致票据客观上无法兑付的事实。其次，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相互独立性并不排除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相互关联性。票据关系在法律上确是与基础关系存在一定的独立性，但票据关系始终应当服务于基础关系，从基础关系的角度而言，票据始终只是一个基础关系中义务主体履行义务的一种工具。而票据拒绝兑付凭证的证据并不限于承兑人出具的标准格式的拒绝兑付文件，法律上可以认定的拒绝履行义务的证据从理论上而言至少包括明示和默示两种，现实中拒绝履行义务的表现形式更加多种多样。楚光公司不能以华山公司客观上无法拿到承兑人出具的格式化的拒绝兑付文书就认为华山公司没有行使付款请求权，法律不应当强人所难，楚光公司同样不能强人所难。法律的首要价值是通过保护合法的利益，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而不能因为文字表达的局限性而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工具。最后，至于票据的兑付出现兑付风险，在未到期之前能否提前行使付款请求权。票据法没有明确规定，按照票据法与合同法是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理论，票据法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在这种情况下，华山公司可以行使合同法规定的预期违约救济请求权。华山公司在票据未到期之前即提起诉讼并无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