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要旨】在双方当事人就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裁判摘要】涉案合同不涉及有效与无效的问题，而是是否成立的问题。在双方当事人就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在“唐兰”签名被证实并非唐兰本人所签的情况下，程永莉不能证明“唐兰”字样的私章为唐兰本人所有并加盖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行政裁定书认定的事实只能证明房管部门行政行为的合规性，并不能证明民事行为的成立，且多方面证据均证明唐兰并未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唐兰与程永莉之间没有就涉案房屋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程永莉向唐兰返还房屋。
摘要2：【提示】本案缺少合同成立的主体导致合同不成立。
【解读】在私章所代表的一方否认章为其所有、盖章是其所为，即否认与对方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时的举证责任——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举证证明该枚私章为对方所有以及盖章行为为对方所为或对方委托他人所为。
【裁判要旨】通常情况下，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对外签订合同时，采用盖章的形式。而自然人的私章没有登记备案的要求，对外不具有公示效力，在私章所代表的一方否认该私章为其所有、盖章行为是其所为时，该方当事人实质是否认与对方当事人达成合意成立了合同关系，此时就涉及就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的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即在双方当事人就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在私章所代表的一方否认该私章为其所有、盖章行为是其所为，即否认与对方成立合同关系时，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该方当事人应当举证证明该枚私章为对方所有以及盖章的行为为对方所为或对方委托他人所为。
【解读】当事人就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存在争议的，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摘要1：企业能否与在校生形成劳动合同关系：用人单位明知求职者系在校学生，仍与之订立劳动合同并向其发放劳动报酬的，劳动合同有效，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形成劳动关系。
摘要2：【注解】我国法律没有对在校生成为劳动关系主体进行禁止性规定；（２）即将毕业的大中专院校学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与用人单位成立劳动关系。——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１４３.即将毕业的大中专院校学生与用人单位能否建立劳动合同关系
- 日期： 09-22 22:4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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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要旨】对邮政代办员与邮政局之间的关系认定，应当基于双方合同的约定。根据《邮政法》的特别规定，确认邮政局与与其签有委托代办投递合同的邮政代办员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不是劳动合同关系。
摘要2：
摘要1：——未实施到位的人民政府招商引资优惠政策额度能否转化为债权以现金方式支付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6)民一终字第47号
【提示】合同法的适用范围：企业法人响应政府号召介入市政建设，政府单方面取消其优惠政策的行为，不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围。
【问题提示】政府与法人一致认可的办公会议纪要等文件是否构成民事合同关系？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法人响应政府号召，以向政府书面请示报告并经政府审批同意的形式介入市政建设，政府在不通知法人参加的情况下单方就法人介入市政建设而享有的优惠政策作出决定，法人只能按照政府决定执行的，法人与政府之间并非民法意义上的平等主体关系，双方亦没有就此形成民事合同关系。因此发生纠纷的，尽管双方之间的纠纷具有一定的民事因素，亦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
【裁判要旨】当事人与政府机关未经平等协商，两者之间并非民法意义上的平等主体关系，双方亦没有就此形成民事合同关系。
【裁判规则】尽管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讼争的法律关系存在诸多民事因素，但终因双方当事人尚未形成民法所要求的平等主体关系，市政府办公会议关于优惠政策相关内容的纪要及其文件不是双方平等协商共同签订的民事合同，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
【裁判意见】法人与政府之间所进行的法律行为是否属于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之判断，可由两部分组成：
①双方是否构成民法上的主体；
②双方之间在进行有关法律行为时是否具有主体上的平等性，而是否具有主体上的平等性是进而决定双方之间的纠纷是否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的核心。
摘要2：【解读】政府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引发的纠纷不属于民事争议——优惠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政府为投资者减免投资建设项目规费，投资者投资。规费是接受政府管理的相对人按照行政法规、规章等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缴纳的费用，减免规费是政府行使行政权的结果，优惠政策更像是行政决定，而不是民事合同。在此，优惠政策是政府单方面作出的，不是双方当事人平等自愿协商的协议，从形式到实体上来看，都不具备民事合同的特征，是附着在行政权力之下的行政文件。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一终字第53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当事人虽然不是合同缔约人，但多次参与履行合同的行为，构成并存的债务承担，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当事人系建设工程的业主，其虽然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缔约人，但在合同履行中，多次参与会议纪要的签署，参加了土建工程的中间结构验收，并分4次直接向中成公司支付工程款，且向施工方出具书面函承诺，工程款支付事宜，凡业主公司未能及时到位，施工总承包公司又不能按合同支付工程进度款的，由业主公司负责给付。由此说明业主公司已加入到施工方公司与施工总承包方公司合同关系之中。业主公司应按其对施工方公司承诺的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解读１】债务加入实质是指债务并不脱离原有合同关系，由第三人加入到合同关系中并由第三人与债务人共同向债权人承担债务。
【解读２】债务承担在我国民法理论中是指不改变合同的内容，债务人将其合同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债务承担有免责的债务承担与并存的债务承担之分：
（１）债务人将其全部合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由第三人取代债务人的地位，叫做免责的债务承担；
（２）债务人将其合同义务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如果该债务人与第三人连带地向债权人负责，叫做并存的债务承担（又叫债务加入，实质是指债务人并不脱离原有合同关系，由第三人加入到合同关系中并由第三人与债务人共同向债权人承担债务）。并存债务承担条件：Ａ．以原已存在有效的债务为前提；Ｂ．系因第三人以担保债的履行为目的加入原有的合同关系；Ｃ．第三人所承担的债务应与承担时的原债务具有同一内容，不得超过原债务的限度；Ｄ．债务人不因第三人的行为而免除债务；Ｅ．第三人应对债权人就债务与债务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Ｆ．第三人加入债务后得以原债务人对抗债权人的事由对抗债权人。
摘要1：【案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成民终字第2318号
【提示】房屋回购与流押的区别？
【裁判要旨】房屋回购等特别约定，应视为双方就该次房屋买卖所设定的附带条件。以上附带条件的设定，并不影响双方之间房屋买卖关系的成立和生效，不足以就此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了借款合同关系。
摘要2：【裁判摘要】罗开明、王明珍与何春霖自愿签订《协议》，约定罗开明、王明珍将涉案房屋卖给何春霖，并就房屋价款及产权过户时间作了约定。该《协议》具备房屋买卖合同的基本条款，双方当事人关于买卖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真实、明确。罗开明、王明珍此后委托江洪玺与何春霖所签《房屋买卖合同》，也印证了双方自愿买卖涉案房屋的事实。在何春霖依约支付完购房款之后，罗开明、王明珍协助何春霖办理了该房屋的过户登记，何春霖已依法取得该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成为该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双方所签《协议》中关于罗开明、王明珍有权收回该房屋的时间和条件、签订《协议》后涉案房屋的使用以及资金占用费等特别约定，即：何春霖负有在2006年3月14日至同年9月13日期间将涉案房屋交由罗开明、王明珍居住使用，承诺同意罗开明、王明珍在此期间回购该房屋，且在此期间不得自行转让、出卖该房屋的义务；罗开明、王明珍则负有每月向何春霖支付资金占用费1.5万元的义务，应视为双方就该次房屋买卖所设定的附带条件。以上附带条件的设定，并不影响双方之间房屋买卖关系的成立和生效，不足以就此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了借款合同关系。根据《协议》约定，罗开明、王明珍在2006年9月13日之前有权回购该房屋，但前提条件是“将所有债务一次性结清”。本案中，罗开明、王明珍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于2006年9月13日之前符合该条件，故其在2006年9月13日之后已无权要求按照《协议》约定回购该房屋。此外，根据罗开明于此后作为承租人与作为出租人的何春霖签订《房屋出租协议》的事实，应当认定罗开明、王明珍认可何春霖系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双方之间另就涉案房屋形成了租赁关系。综合上述分析，应当认定罗开明、王明珍与何春霖之间依据《协议》就涉案房屋形成了买卖关系，该买卖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且相关买卖手续均已履行完毕。另外，罗开明、王明珍关于其系以涉案房屋为担保向何春霖借款的主张，与双方实际办理的是产权过户登记而非抵押登记不符。况且，关于何春霖取得该房屋所有权的条件，双方约定的是何春霖支付完购房款，而非罗开明、王明珍未按期归还债务，此不符合我国现行立法所规范的流押的法律特征，故不能以双方约定违反了我国法律关于禁止流押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而认定《协议》中关于房屋买卖部分无效。
摘要1：【裁判要旨】保证人出具的担保函载明的主债务人虽有多个中文名称，但均使用同一枚印章，法定代表人亦同一人，且保证人不能举证证明多个中文名称的债务人主体单独存在，应认定保证关系成立。
【摘要】仲裁裁决不能涉及仲裁协议之外的当事人。债权人有权以保证人为被告，单独就保证合同关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债权人与保证人之间存在保证合同关系并判令保证人对主债务人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规则】金城公司称该公司未出担保函，但又对加盖在担保函上的单位公章是否为真实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且该公司也不申请对此公章进行鉴定，故应认定该担保函系金城公司所出具。
【裁判意见】金城公司虽对担保函上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又不申请鉴定，事实上是对其否认的事实只有陈述而不能举证，且一审判决认定担保函是其所出具又未提出上诉，该担保函的真实性可以认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四终字第20号
【提示】作为实际投资人的外商投资企业请求确认股东资格应以合法的投资行为为前提，否则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关系是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前者因合法的投资行为而形成，后者则因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行为形成，保监会的上述规章仅仅是对外资股东持股比例所做的限制，而非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进行限制。因此，实际出资人不能以存在合法的委托投资关系为由主张股东地位，受托人也不能以存在持股比例限制为由否定委托投资协议的效力。本案中，博智公司（外商）与鸿元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及托管协议》、《协议书》，不仅包括双方当事人关于委托投资的约定，还包括当事人之间关于股权归属以及股权托管的约定。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约定，鸿元公司的前身亚创公司系代博智公司持有股权而非自己享有股权。虽然上述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由于股权归属关系应根据合法的投资行为依法律确定，不能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因此，尽管当事人约定双方之间的关系是股权代持关系，也不能据此认定双方之间的关系属股权代持关系，而应认定双方之间系委托投资合同关系。
【要旨】境外主体委托境内主体以境内主体的名义投资保险公司不能认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而否定其效力。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关系是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前者因合法的投资行为而形成，后者则因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行为形成，保监会的相关规章仅仅是对外资股东持股比例所作的限制，而非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进行规制，因此，实际出资人不能以存在合法的委托投资关系为由主张股东地位，受托人也不能以存在持股比例限制为由否定委托投资协议的效力。
摘要2：【解读1】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存在着委托投资法律关系。
【解读2】实际出资人不能仅以存在委托投资关系为由主张股东地位—— 本案中，博智公司与鸿元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及托管协议》、《协议书》，不仅包括双方当事人关于委托投资的约定，还包括当事人之间关于股权归属以及股权托管的约定。根据双方当事人关于股权归属以及股权托管的约定，鸿元公司的前身亚创公司系代博智公司持有股权而非自己享有股权。虽然上述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由于股权归属关系应根据合法的投资行为依法律确定，不能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因此，尽管当事人约定双方之间的关系是股权代持关系，也不能据此认定双方之间的关系属股权代持关系，而应认定双方之间系委托投资合同关系。一审判决未能区分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关系，仅以双方签订的《委托投资及托管协议》及《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认定上述协议均有效，并据此认定博智公司作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享有所有者投资权益，而鸿元公司作为名义股东，系依约代博智公司行使股权，属法律适用错误，也与鸿元公司一直以股东身份行使股权及相关权益的事实不符，应予纠正。
【解读3】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属委托投资合同关系，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合同关系是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前者因合法的投资行为而形成，后者则因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行为形成。即享有股东资格的仅是记载于股东名册中的名义股东，而实际投资人并非公司的股东，只能依据合同来处理其与名义股东间的关系。
【解读４】双方未约定利益分配，实际投资者请求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向其交付从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收益的，应予支持。
- 日期： 12-12 18:4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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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解除
摘要1：——合同履行殆尽时守约方不得依约解除合同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一终字第121号
【法理提示】合同解除导致合同关系归于消灭，其法律后果不表现为违约责任，体现了对守约方的保护。但是，在合同履行殆尽的情况下，守约方再依约解除合同，不仅会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甚至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不符合当事人缔约时的初衷和尽量使合同有效的立法目的。故对守约方滥用合同解除权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加以限制，以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维护公平正义。
摘要2：【摘要１】关于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尽管合同的约定解除权优于法定解除，但不得滥用，更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银座公司支付的土地转让款已达合同总额的98.1％，已履行了绝大部分合同义务，因履行瑕疵解除合同，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性和交易安全。京顺公司虽主张解除合同，但并未依法向银座公司履行通知义务，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银座公司已将其兴建的蓝岸丽舍别墅区出售给诸多第三人，解除合同将会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客观上已不具备解除的条件。故对京顺公司关于解除合同的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２】(三)合同履行殆尽，守约方不能任意解除 本案例的价值在于，针对合同几乎全部履行完毕，守约方是否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答案，演绎为守约方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例外。诚然，按照合同约定和合同法的规定，京顺公司符合解除合同的要件。那么，假如京顺公司起诉前已通知对方解除合同，能否得到法院支持呢?答案是否定的。赋予守约方合同解除权，是对守约方一种保护措施，但不得滥用。否则，在合同目的基本实现的情况下解除合同，将会使合同关系出现颠覆性变化，这与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初衷和合同法关于尽量使合同有效的立法口的相背离，客观上会导致当事人利益的严重失衡，甚至会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鉴此，对京顺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对违约方造成的后果，可以通过判令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的方式来解决。
【解读】赋予守约方合同解除权，是对守约方一种保护措施，但不得滥用。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28号
【裁判要旨】直接证据较间接证据一般应认定具有更强证明力——对于同一案件主要事实的数份证据相互矛盾，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存在问题的情况下，直接证据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应认定直接证据具有更强的证明力。
【裁判意见】虽然当事人对一方违反合同是否应支付相应的损失赔偿问题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但违约责任的承担并不以当事人有明确约定为前提。
【裁判规则】债权让与后，受让人取代让与人成为合同关系的新债权人，同时从权利随之移转。如果债务人违约，受让人同样可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来源：《债权让与后，受让人对债务人享有与让与人相同的权利——评刘岩与吉林市昌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指导案例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６３页。
【解读】债权让与后受让人对债务人享有与让与人相同的权利，如果债务人违约同样需要对受让人承担违约责任——本案拆迁公司受开发商昌茂公司的委托与粮油供应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为有效合同，刘某在支付对价后粮油供应公司将其在拆迁安置协议中享有的权利全部转让给刘某并通知了昌茂公司。法律效果：（１）法律地位取代，受让人刘某取代让与人粮油供应公司而成为合同关系的新债权人；（２）从权利随之移转，让与人粮油供应公司在原合同关系中享有的从权利转移为受让人刘某享有，刘某依法有权行使原为粮油供应公司享有的各项权利（昌茂公司超期还迁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由此给拆迁相对人造成的损失；粮油供应公司因超期还迁无法经营给职工生活补贴属于损失范围，相关权利由刘某承继后应由违约方昌茂公司向刘某支付）。
摘要1：【要旨】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法院或票据支付地法院管辖。收款人将出票人交付的票据背书质押给银行后，出票人与收款人之间的票据关系因票据背书转让已不存在，出票人只能依基础合同关系起诉并确定管辖。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银行东阿县支行、××××网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中国××银行北京西坝河支行、北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高科激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票据纠纷一案指定管辖的通知》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旨】出票人完成出票行为后不能像后手主张票据权利——出票行为一经完成，出票人作为票据债务人即不再享有票据上的权利，其只能基于合同关系向其直接后手主张权利。
摘要2：
摘要1：【要旨】当事人一方仅依付款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对方否认的，应对双方非借款合同关系而系其他法律关系事实进行举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
【案例】《原告仅依据付款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主张为其他法律关系时应承担举证责任》
摘要2：
摘要1：指导案例72号 汤龙、刘新龙、马忠太、王洪刚诉新疆鄂尔多斯彦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12月28日发布）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80号
【裁判要点】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终止借款合同关系，建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将借款本金及利息转化为已付购房款并经对账清算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禁止的情形，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目的，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情况下，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但对转化为已付购房款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款合同等证据予以审查，以防止当事人将超出法律规定保护限额的高额利息转化为已付购房款。
摘要2：【解读1】借款合同双方终止借款合同关系，建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将借款本金及利息转化为已付购房款并经对账清算的，具有法律效力。
【解读2】指导案例72旨在明确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终止借款合同关系，建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将借款本金及利息转化为购房款并经对账清算的，若无相关法律禁止情形，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但对转化为已付购房款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查，以防止违法高息合法化。
摘要1：【收录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2015系列精品案例】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931号
【裁判要旨】合同履行不能时，人民法院裁判解除的，为驳回继续履行请求和解决违约责任裁判之延伸——违约方进行非金钱给付债务所需的费用过高的情况下，依据《合同法》第110条第（二）项的规定，守约方请求继续履行协议书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使合同关系处于终止状态，从合同不能再继续履行的意义上看，与解除合同的效果相当。在守约方同时提出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的请求的情况下，为了彻底了结双方合同项下的纠纷，避免当事人通过另行诉讼宣告一项只具有形式意义的结论之诉讼，即使当事人仅仅以抗辩形式表达了实质上类似的意思，而并未明确地解除合同作为一项请求提出，人民法院判决解决合同的，也可以视为对驳回继续履行合同诉讼请求及解决违约责任之裁判内容的自然延伸，而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十一）项规定的“超出诉讼请求”。
摘要2：【解读１】本案天富鹅业的诉讼请求为，琼中农科所履行双方于2010年11月10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书并与琼中农技中心连带赔偿其经济损失860万元。
【解读２】海南省一中院作出（2014）海南一中民一初字第15号一审判决，判定解除天富鹅业与琼中农科所签订的租赁协议书；琼中农科所返还天富鹅业第一笔租金11100元及利息；天富鹅业退还租用的部分房屋和场地；琼中农科所支付天富鹅业10万元违约金。海南省高院于2014年12月11日作出（2014）琼民一终字第57号终审判决，改判该协议书中超过二十年租赁期限部分的约定无效，二十年以内的约定予以解除，其余维持一审判决。
【解读３】琼中农科所收回已经出租出去的土地，履行向天富鹅业交付全部土地的义务，需支付6878615元的成本费，而其依据协议可以从天富鹅业处收取的五十年租金加上补偿金总共只有1575000元。琼中农科所继续履约所需的代价超出其基于合同履行所能获得利益的数倍，因此该协议书已经不再具有继续履行的合理性，此种情况属于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二项所规定的非金钱债务履行费用过高的情形，天富鹅业请求继续履行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应当驳回天富鹅业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使合同关系处于终止状态，从合同不能再继续履行的意义上看，与解除合同的效果相当，而天富鹅业也提出了琼中农科所赔偿损失的请求。故为了彻底了结该合同项下纠纷，避免当事人通过另行诉讼宣告一项只具有形式意义的结论之讼累，即使当事人仅仅以抗辩的形式表达了实质上类似的意思，而并未明确地将解除合同作为一项请求提出，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也可以视为是对驳回继续履行合同诉讼请求及解决违约责任之裁判内容的自然延伸，而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规定的“超出诉讼请求”。本案二审中，琼中农科所明确要求解除协议书，二审维持解除合同的判决，并无不当。
摘要1：【实务要点】当事人之间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的情况下，认定合同关系的买受人，可从交易习惯、当事人的行为习惯、交易背景等方面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再申字第60号《合同当事人及诉讼时效的认定标准——儋州春江南华糖业有限公司与中国人民银行儋州市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儋州支行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80号
【裁判要点】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终止借款合同关系，建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将借款本金及利息转化为已付购房款并经对账清算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禁止的情形，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目的，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情况下，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但对转化为已付购房款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款合同等证据予以审查，以防止当事人将超出法律规定保护限额的高额利息转化为已付购房款。
摘要2：【解读】借款合同双方终止借款合同关系，建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将借款本金及利息转化为已付购房款并经对账清算的，具有法律效力。
摘要1：【实务要点】《合同法》第402条关于委托人介入权的规定一般限于单纯的委托合同关系，同时涉及买卖、借贷、担保等多重法律关系情形的，应审慎适用。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2225号《厦门航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南钢金易贸易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厦门市东方龙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摘要2：
摘要1：【实务要点】如循环贸易关系不构成闭合模式，应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当事人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
【案例索引】最高院（2016）最高法民终539号《中铁物贸（北京）商贸有限公司诉天津滨海投资集团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多方参与的循环贸易中“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判断标准取决于循环贸易关系是否完全闭合》
摘要2：无
摘要1：解答：《劳动法》不仅适用于我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而且适用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
摘要2：【注解】从《劳动法》到《劳动合同法》，企业等普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经历了“形成”到“建立”的转变，但关于国家机关与劳动者之间劳动合同关系的表述一直是“建立”，国家机关等特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的建立均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准｜（１）国家机关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受该法调整的前提是需要建立劳动关系，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招用的劳动者必须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才能形成劳动关系，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按照劳务关系处理；（２）事实劳动关系不适用于国家机关与劳动者之间。——参考案例：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晋民申1856号
- 日期： 02-19 08: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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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答：实际施工人不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４３条的规定要求与其不具有合同关系的承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注解１】实际施工人能否直接向与其不具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主张工程款？｜虽然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实际施工人可以直接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主张工程价款。——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649号
【注解２】《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实际施工的人能否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主张工程款问题的电话答复》【（2021）最高法民他103号】载明，基于多次分包或者转包而实际施工的人，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人主张因施工而产生折价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申659号
- 日期： 02-05 20:4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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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施工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91号
【裁判要旨】转包合同、违法分包合同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应当以不突破合同相对性为基本原则，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方能突破合同相对性。
【裁判摘要】即使沈××系挂靠的实际施工人，建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并未明确规定挂靠的实际施工人有权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且在本案中承包人已经向发包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一）建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即转包合同、违法分包合同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应当以不突破合同相对性为基本原则，只有特定情况下，方能突破合同相对性。该第二款的规定是考虑到转包和违法分包的情形下，不突破合同相对性会造成农民工讨薪无门、导致矛盾激化的后果，为了保护农民工的利益而制定的，仅在特殊情况下适用。（二）一审判决认定沈××属于挂靠的实际施工人，沈××在本案二审答辩中也认可其为挂靠的实际施工人，只是在二审庭审结束后才提出其属于违法转包的实际施工人，其主张前后不一致，本院对其关于其系违法转包的实际施工人的主张不予支持。本案冶金公司在2014年即向手拉手公司提起诉讼，沈××在冶金公司已经向手拉手公司主张权利的情况下，请求手拉手公司直接向其支付工程款，不应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441号
【摘要】关于沈××是否有权向手拉手公司主张案涉工程款问题。首先，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协议》系冶金公司与手拉手公司签订。原审查明，手拉手公司作为甲方与冶金公司作为乙方于2012年1月16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协议》，约定由冶金公司承建鞋业中心项目并对承包方式、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2013年10月22日，手拉手公司向冶金公司支付工程款1000万元，此外，手拉手公司代冶金公司垫付农民工死亡赔偿金60万元，郑州市二七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代发农民工劳动报酬2406.27705万元。其次，沈××与手拉手公司不构成事实上的建设施工合同关系。经查，沈××与冶金公司于2012年1月17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约定沈××为冶金公司承建的鞋业中心工程的项目承包人。由于沈××并未与手拉手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且在原审答辩中认可其为挂靠的实际施工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情形。而在实际履行中，沈××只是收到了100万元的保证金，手拉手公司并未向沈光付支付工程款。第三，承包人冶金公司已向发包人手拉手公司主张权利。冶金公司已于2014年7月14日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手拉手公司支付案涉工程款及违约金等。第四，手拉手公司上诉请求第一项为撤销包括手拉手公司向沈××支付工程款并确认沈××有优先受偿权在内的判决，原审审理手拉手公司是否应向沈××支付工程款并未超出诉讼请求。据此，原审判决认定在冶金公司已经向手拉手公司主张权利的情况下，沈××无权直接要求手拉手公司支付工程款，沈××与冶金公司的关系应依法另行处理并无不当。
- 日期： 03-19 15:2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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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权承包合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165号
【裁判摘要】《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违反本办法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以承包等方式擅自将采矿权转让他人进行采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按照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规定的权限，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本案宝兴大坪矿与李某之间系采矿权承包合同关系，不存在擅自转让采矿权的问题；涉案矿山的采矿权主体始终是宝兴大坪矿，并没有变更为李某，亦不存在采矿权主体因不具备采矿资质而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故二审判决认定《协议书》有效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从查明事实来看，《协议书》约定协议期内一切合法采矿手续及新增手续均由宝兴大坪矿办理；宝兴大坪矿在协议期内只收取固定的生产营销利润费；由宝兴大坪矿提供矿山的现有电力设施、公路、炸药库房等基础设施；如果有新平台、新增林地、公路，协议期满后归宝兴大坪矿所有。从《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来看，合同期内一切合法手续及新增手续仍以宝兴大坪矿名义办理，宝兴大坪矿仍享有采矿权，须继续履行采矿权人的法定义务并承担法律责任，符合采矿权承包合同的特点。从“如甲方违约改换合作关系，甲方应赔偿乙方所有投入的费用”的约定来看，宝兴大坪矿对于涉案矿山仍有着强控制权，这是采矿权转让合同不具备的特点。故二审判决认定《协议书》的性质为采矿权承包合同并无不当。《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违反本办法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以承包等方式擅自将采矿权转让他人进行采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按照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规定的权限，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本案宝兴大坪矿与李某之间系采矿权承包合同关系，不存在擅自转让采矿权的问题；涉案矿山的采矿权主体始终是宝兴大坪矿，并没有变更为李竞，亦不存在采矿权主体因不具备采矿资质而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故二审判决认定《协议书》有效并无不当。
【解读】采矿权主体未发生变更的采矿权承包合同合法有效——采矿权主体未发生变更的采矿权承包合同，不属于《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１５条规定的“以承包等方式擅自将采矿权转让他人进行采矿”的情形，承包合同合法有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07号
【裁判要旨】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
【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条款调整的是公司内部管理事项，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该条款对外提供担保将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并非规制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不能仅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虽然不能仅依上述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但也不因此而意味着该合同确定有效，其是否有效还须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在本案中，梁某某不是寿光广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其在并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显系无权代理，这一点在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潍刑二终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中已有充分体现。因此，在王某某与寿光广潍公司之间能否有效成立担保合同关系，取决于梁某某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亦即取决于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是否“有理由相信”梁廷国有代理权。在本案中，梁某某与王某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开始于2010年，王某某多次向梁某某提供借款，金额共计高达1200万元。虽然双方对于实际支付利息的情况有不同主张，但可确认至2012年6月19日双方签订案涉《借款协议》之前，梁某某至少已向王龙江支付利息377.50万元，且仍欠利息90万元。案涉《借款协议》就是在梁某某尚欠借款本金1200万元且不能支付利息的情况下签订的。毫无疑问，此时王某某明知其巨额债权面临巨大风险，而无论是谁为梁某某提供担保亦将同样面临巨大风险。梁某某系寿光广潍公司聘用的经理，虽然其掌握公司公章，但在其个人巨额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的情况下，未通过任何方式与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等进行沟通，
摘要2：（续）即在《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不能清偿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显然超越了其作为经理的职权范围。换言之，从一般社会常识判断，任何公司通常都不会在不问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借款期限、还款资金来源等条件，亦即对主债权债务的状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轻易授权其聘用的经理对外提供担保。何况像本案这样，金额巨大的主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且主债务人恰恰就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就更难轻易相信公司会同意该经理以授权代理人的身份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因此，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应当知道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提供担保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行为。王某某提出的“梁某某有权决定使用公章，不存在所谓无权代理的问题”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换言之，王某某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寿光广潍公司与王某某之间并未成立有效的担保合同关系，寿光广潍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身份签字或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该款规定解决的是在特定情形下认定保证合同成立的问题，并未规定在该情形下保证合同已生效，且其适用以保证人签字或盖章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为前提。二审判决援引该款规定判令寿光广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２】《担保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债权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债权人无过错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在本案中，梁某某作为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经理，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上加盖了该分公司的公章。现潍坊广潍公司对其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不认可，债权人王龙江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得到了潍坊广潍公司的授权，故应认定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在此情形，王某某如主张潍坊广潍公司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则应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要求，举证证明潍坊广潍公司存在过错，但王龙江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故潍坊广潍公司亦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二中民终字第05702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合作协议书中关于无偿转让北京藏药公司19％股权的约定属于赠与合同还是转让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赠与合同是单务、无偿合同，而转让合同则属于双务、有偿合同。泰升祥商店主张其受让北京藏药公司19％股权是以履行合作协议书中各项约定、并向北京藏药公司出资300万元为对价，故其受让北京藏药公司19％股权并非无偿、单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应属于股权转让合同。但是，泰升祥商店出资300万元后已经获得了北京藏药公司30％股权作为对价，泰升祥商店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以其他对价获得19％股权的事实，故泰升祥商店的该项主张没有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泰升祥商店主张晶珠藏药公司未依约办理“晶珠”商标使用权的作价入股，泰升祥商店提供全部流动资金，作为对价应获得19％的股权。上述问题，属于公司股东之间的出资纠纷，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亦不能成为泰升祥商店获得该19％股权的对价，故泰升祥商店的该项主张亦不成立。据此，关于本案争议的北京藏药公司19％的股权转让问题，双方在合作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系无偿转让，泰升祥商店亦未实际支付相应对价，确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赠与合同关系，故本案所涉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第4款属于赠与条款。关于撤销无偿赠与行为告知书的效力认定问题，晶珠藏药公司虽然未依照双方合作协议书的有关约定将本案诉争的有关股权赠与泰升祥商店，但基于赠与合同的法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在该19％股权的所有权变更前，晶珠藏药公司向泰升祥商店发出撤销无偿赠与行为告知书的行为合法有效，故泰升祥商店无权要求晶珠藏药公司强制履行本案诉争的股权赠与行为。
摘要2：【解读】股权无偿转让属于赠与合同关系，在股权的所有权变更可以撤销赠与，受赠方无权无权要求强制履行股权赠与行为。
摘要1：【裁判摘要】合同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的事实，不能当然否定它们的相互独立性。普通的关联性合同不属于主从合同关系，效力各自独立，可以分别解除。
摘要2：【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编:《审判监督指导》(总第36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187页
【解读１】关联性合同是指不同合同间因具有某种事实上的联系，从而导致这些合同产生互为彼此的履行基础或履行保障关系的合同。关联性合同一般分为两种：
（１）主从合同：ｚ主合同是指不依赖其他合同的存在而能够独立存在的合同；从合同，是指必须以其他合同的存在为前提才能存在的合同。
（２）普通的关联性合同：其他的具有事实上履行关联关系的合同（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在此基础上成立的房地产抵押担保借款合同、货物买卖合同及在此基础上成立的财产保险合同等），因为不具有主从合同的这些特征，则不构成主从合同关系，属于普通的关联性合同，作为履行基础性的前一个合同或者其后成立的后续性合同效力各自独立，可以分别解除。
【解读２】本案中，股权转让与重组协议签订在前，合作开发协议签订在后。虽然补充协以（二）约定致爽公司股权转让与重组目的是为建贸永信的宗地开发，但本质上，股权转让与重组协议和合作开发协议是相互独立的，合同目的及给付行为各不相同，一个是股权转让，一个是房地产开发。两个合同存在关联性的事实，并不能否定它们的独立性。 它们不是主从合同关系，效力各自独立，可以分别解除。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辽民终211号
【裁判摘要】首先，关于徐某某与曾某某就案涉房屋存在真实的“借名买房"关系，徐某某是实际购买人并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的事实，业经上述阐述，不再赘述。徐某某虽然以曾某某名义购买案涉房屋，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在曾某某名下，但不动产登记行为并非是行政赋权行为，行政登记行为只能产生权利推定效力，登记行为本身并不产生物权。当不动产登记与真实权利状态不一致时，仍然要依据权利的实际归属情况来确定物权权利人。《物权法解释一》第二条也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该条规定说明物权登记与实际权利状况不符时，要以实际权利状况为依据认定事实。“借名买房"系“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的一种情形。本案中徐某某与曾某某就本案的诉争房屋存在借名买房关系，而且徐某某已经证明其是案涉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和占有人，因此，当徐某某主张该房屋的物权应当归属于自己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或者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需要，应当对真实的权利主体予以审理认定。其次，案涉房屋的代持行为，不能导致物权丧失。借名买房在合同形式上，属于债的关系，而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借名买房的外在形式，将真实的物权登记于出借名人的名下，是双方当事人对物权的一种安排或处分方式，借名人实际上享有真实的物权。因此，当借名买房双方当事人如果因为借名买房的物权归属发生争议时，真实权利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物权的归属，而不是仅仅可以请求出借名人变更登记，行使的不是债权请求权。另外，物权的消灭必须有法定事由，即使购买案涉房屋的行为违反了有关地方政府关于商品房限购文件的规定，由于上述文件并非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也不因此而无效，而应当认定有效。我国法律也没有违反限购政策将导致物权消灭的法律规定，且案涉房屋的代持行为亦无证据证明存在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情形，认定徐某某不享有案涉房屋的物权，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一审判决认定徐某某以案涉房屋享有物权期待权而非物权，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认定徐某某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裁判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
摘要2：【摘要】商事外观主义是指在商事交易活动中，以商事主体的行为外观认定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相对人如果对商事主体对外公示的外观事实产生合理依赖，并依此从事相应的行为，即使外观事实与真实事实不一致，仍然依照外观事实进行认定。．．．．．．中集哈深公司申请人民法院的查封行为，不是基于商事交易行为，非基于信赖房屋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而使自己作出相应的商事交易行为、付出相应的对价，亦无信赖利益可言。故中集哈深公司主张其对案涉房屋享有信赖利益应依法执行的上诉请求，理由欠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借名购房违反限购政策但不因此无效（”限购令“属于调控市场的管理性规定，违反不导致合同无效；”借用“他人购房资格不影响调控的市场总量，不损害公共利益）；（２）借名人享有物权并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注解】该案裁判观点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328号改变：（１）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不能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２）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也不能当然成为房屋所有权人。
- 日期： 04-26 10:3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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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396号
【裁判摘要１】就合同履行地而言，在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审判实务中，履行地的确定一般遵循“特征履行地"为主、结合“实际履行地"的判断原则，即应当以程序法规定为原则并结合实体法内容来加以确定，民事诉讼法中的“合同履行地"一般是指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所涉实体义务的履行地点，而非诉讼请求中简单的给付金钱请求所对应的履行地点。现实中的合同多为互负债务的双务合同，但无论是有名双务合同，还是无名双务合同，任何一种双务合同中均存在最能反映该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对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最能反映该类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应为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而非合同价款的金钱给付义务。在事实合同关系中，已实际履行特征合同义务的，该特征合同义务履行地即为合同履行地。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康瑞德公司以其与中山眼科中心之间存在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主张已履行软件开发义务，要求中山眼科中心支付合同价款等，根据其起诉时提交的初步证据《软件销售合同》、验收函、《撤场通知函》以及在二审上诉状中的自认，目前无法证实存在书面的合同，一方面无法实施协议管辖，另一方面也仅能认定康瑞德公司与中山眼科中心可能存在事实合同关系，因康瑞德公司的计算机软件开发义务系在中山眼科中心处完成，即本案已实际履行特征合同义务的履行地在中山眼科中心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原审法院将广东省广州市确定为合同履行地，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以上条款适用范围是发生争议的双方对合同履行地存在合同约定或约定不明确，而在可能存在的事实合同关系中，康瑞德公司已自认合同实际履行，其已完成的合同义务是本案的特征合同义务，其依据以上条款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主张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观点】
1.就合同履行地而言，在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审判实务中，履行地的确定一般遵循“特征履行地"为主、结合“实际履行地"的判断原则，即应当以程序法规定为原则并结合实体法内容来加以确定，民事诉讼法中的“合同履行地"一般是指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所涉实体义务的履行地点，而非诉讼请求中简单的给付金钱请求所对应的履行地点。现实中的合同多为互负债务的双务合同，但无论是有名双务合同，还是无名双务合同，任何一种双务合同中均存在最能反映该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对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最能反映该类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应为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而非合同价款的金钱给付义务。
2.在事实合同关系中，已实际履行特征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该特征合同义务履行地即为合同履行地。
摘要1：问题：在层层转包、分包的情况下，是只有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还是其他承包人、分包人也应当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
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４３条第２款之规定，（１）层层转包和分包的实际施工人有权请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２）如果发包人已经向总承包人支付全部工程款，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况，则总承包人应当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３）如总承包人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况，则由总承包人下一级分包人或者转包人在欠付工程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依次类推，由发包人、分包人、转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范围。
摘要2：【解析１】发包人、总承包人、分包人不论是否与实际施工人存在合同关系，均应当在欠付下家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即发包人、总承包人、分包人是否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并非取决于合同相对性，而是取决于其是否对下家履行了付款责任）。
【解析２】另外观点：实际施工人请求无合同关系的承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495号
【注解１】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请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实际施工人不包括借用资质及多层转包和违法分包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申659号
【注解２】实际施工人向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行使诉权，应证明其实际施工人地位，并提供起诉证据证明发包人可能欠付工程款，或者其合同相对方有破产、下落不明、法人主体资格灭失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20号
- 日期： 05-21 16:0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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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辽02民终6063号
【裁判摘要】由于刘某某系不具备施工资质的自然人，根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一条、第二十六条以及《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可以认定刘某某系实际施工人。债权具有相对性，刘某某作为债权人，应向合同相对方田付全主张权利。但由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具有其特殊性，不仅涉及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还涉及其他主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且保护实际施工人利益的实质是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农民工的劳动成果大多物化在建设工程之中，因此，《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又进一步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突破债的相对性，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但在建设工程施工领域，往往存在多层转包、分包的情形，本案即是如此。在前述规定中并未对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况下实际施工人的权利救济作出明确规定，但该条并未排除对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形的适用，即存在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况下，实际施工人仍然可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该条不仅对承担责任的主体进行了限定，而且亦对承担责任的范围进行了限定。除此之外，在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况下，原则上实际施工人不能向既不是发包人又与其无合同关系的转包人主张权利，允许实际施工人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主张权利的前提是发包人有充分证据证明其足额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支付了全部工程款。因此，从主张权利的主体而言，实际施工人可以向合同相对方以及发包人主张权利，例外情形下还可以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主张权利。刘某某为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根据前述分析，其与田某某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故其要求田某某给付工程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昱豪公司与刘某某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只有在香洲温泉公司向昱豪公司足额支付工程款，昱豪公司未足额向田某某支
摘要2：（续）本案中，香洲温泉公司与昱豪公司之间并未结清工程款，刘某某在本案中主张昱豪公司与田某某共同支付工程款，并互负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昱豪公司与田某某承担欠付工程款责任，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解读】实际施工人可以向合同相对方以及发包人主张权利，例外情形下还可以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主张权利：（１）存在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况下，实际施工人仍然可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２）在多层转包和分包情况下，原则上实际施工人不能向既不是发包人又与其无合同关系的转包人主张权利，允许实际施工人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主张权利的前提是发包人有充分证据证明其足额向总承包人或者承包人支付了全部工程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