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工程监理合同
摘要1：建设工程监理合同是指具有建筑工程监理资质的监理单位受工程项目建设方委托，对工程进行监理服务，建设方向监理单位支付报酬的协议。
摘要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四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８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摘要2：【备注1】本篇法规中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行政审批项目已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发布日期：2012年12月28日，实施日期：2012年12月28日）宣布三年内在广东省暂时停止实施，改为交由具备条件的行业协会实行自律管理
【备注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
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作出修改
将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取得建设项目的批准、核准、备案文件和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二终字第2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二终字第23号
【提示】转让房地产公司全部股权不能认定为变相转让土地使用权并据此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裁判要旨】本案争议双方两次股权转让后，虽然出让方将房地产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受让方，但原属该目标公司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始终登记于目标公司名下，属于目标公司的资产，并未因股权转让而发生流转。因此，不能仅以转让了房地产公司的全部股权，而认定该股权转让行为实为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行为，并因此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虽然通过两次股权转让后，金长润公司和兴嘉公司向泰邦公司转让了兴荣公司100％的股权，但因金长润公司、兴嘉公司、泰邦公司均不是浅水湾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主体，故浅水湾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未因此发生流转，其一直处于兴荣公司名下，属于兴荣公司的资产。泰邦公司持有兴荣公司100％的股权后，其与兴荣公司仍属两个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泰邦公司与兴荣公司在人格和财产上仍相互独立，泰邦公司依法不得直接处分兴荣公司的财产。因此，不能仅以泰邦公司受让了兴荣公司100％的股权，而认定该两个股权转让行为实为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行为，进而以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而否定该两份股权转让合同中有关转让兴荣公司100％股权的内容的法律效力。故金长润公司和兴嘉公司提出的关于其与泰邦公司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合同中转让兴荣公司100％股权的内容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有关两个项目的开发建设及配合义务的内容，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依法有效。
【解读1】旨在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两次股权转让后，虽然受让方取得了目标公司100%股权，但目标公司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未因股权转让发生流转。受让方持有目标公司100%股权后，其与公司仍属两个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不能因此就当然认定该股权转让行为实为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行为，进而以该行为目的非法为由否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摘要】双方对税费承担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系因合同约定不明并且双方对合同条款理解不一致所致。《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所规定的抗辩权应以对方当事人负有应当先履行的债务为条件，该项债务应属当事人明确约定的合同义务。．．．．．．本案系因约定不明的合同义务应如何
摘要2：（续）恰当履行产生的争议，对此在当事人不能自行协商解决的情况下，可请求人民法院确定合同含义，但在合同含义未予明确，即承担上述税费义务的责任主体未予确定之前，泰邦公司、兴荣公司以对方当事人未履行该义务为由而停止履行合同明确规定应由其履行的合同义务，并不符合行使抗辩权的法定条件。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611号
【裁判规则】
①公司股权整体转让，但属公司开发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始终登记在公司名下，属于公司资产，并未因股权转让而发生流转。故不能以公司股权整体转让而认定股权转让行为实为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行为。
②《房地产管理法》第39条针对的是转让房地产而非股权——《房地产管理法》第39条有关“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应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规定，明确规范的是转让房地产的行为而非公司股权转让行为，受让目标公司全部股权后，以实际转让的标的物系房地产主张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③《合同法》第67条、第68条所规定的抗辩权应以对方当事人负有先履行债务为条件，该项债务应属当事人明确约定的合同义务。股权转让双方当事人因约定不明的合同义务应如何恰当履行产生争议，在不能自行协商解决或请求法院确定合同义务之前，一方以对方未履行该义务为由停止履行合同明确规定应当由其履行的合同义务，不符合行使抗辩权的法定条件。
④股权转让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方履行合同并未明确约定的义务且存在不当履行情形，该不当履行行为并不构成《合同法》所规定的一方当事人应向对方履行的义务，对方以此行使抗辩权的不予支持。
【解读2】一方当事人不能以对方未履行合同约定不明的义务为由而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停止履行合同明确约定应由其履行的义务。
【简法】合同约定不明的义务不能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即同时履行抗辩权的义务必须是明确的义务。
【解读3】《合同法》第52条第3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民法总则》第146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如违反的是管理性强制规定（《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9条属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仅因此认定该隐藏行为无效。
以合作开发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所取得的贷款的归属
摘要1：【提示】以合作开发项目土地使用权抵押所欠贷款应为共担——以合作开发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作抵押所取得的用于项目开发的贷款债务，不应作为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单方负债。
【实务要点】合作开发房地产过程中，对以合作开发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作抵押所取得的用于项目开发的贷款，如果合作开发协议未对该贷款归属进行约定，则在分配合作开发项目的权益时，该贷款既不能作为双方当事人的共同投资，亦不能认定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当事人投资；基于该融资产生的负债亦非合作开发房地产单方负债，应属于项目负债。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合作开发房地产过程中，对以合作开发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作抵押所取得的周于项目开发的贷款，如果合作开发协议未对该贷款归属进行约定，则在分配合作开发项目的权益时；该贷款既不能作为双方当事人的共同投资，也不能认定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当事人的投资；基于该融资产生的负债亦非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单方负债，应属于项目负债。
摘要2：
特殊抵押财产裁判指导规则十二条
摘要1：1.房屋配套建筑及设备和改扩建工程作为抵押物效力——改扩建与装饰工程不能成为抵押财产。承租人不享有对房屋及配套建筑处分权，该使用权不能作为抵押合同标的。
2.享有长期管理权和出租权的用益物权抵押合同有效——当事人在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的基础上签订的用益物权抵押合同，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合同。
3.以合作开发项目土地使用权抵押所欠贷款应为共担——以合作开发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作抵押所取得的用于项目开发的贷款债务，不应作为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单方负债。
4.抵押合同不因系以查封落空的财产设定抵押而无效——法院查封时因误写导致查封落空，不能据此否定嗣后以该财产设定的抵押合同效力及登记时权利外观无瑕疵事实。
5.房屋附属设施属于房屋组成部分应与房屋一并抵押——消防、电梯、配电室等相关附属设施，属于房屋组成部分，应与房屋一并抵押，不能单独分割于房屋的整体之外。
6.以监狱土地使用权为抵押担保应认定担保合同无效——违反法律规定以监狱土地提供抵押担保的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应对债权人损失连带赔偿。
7.以国有划拨土地抵押并登记但未审批的抵押权有效——以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为标的物设定抵押，已办理抵押登记而未办理抵押审批手续的，并不影响抵押行为的效力。
8.抵押未经评估的划拨土地使用权并非一定抵押无效——抵押人为前一抵押权人提供借款担保时，已出具了评估报告，国资局予以了确认，第二次抵押时，无需重复评估。
9.法人分支机构以名下房产为他人债权设定抵押有效——企业法人分支机构以登记在其名下的房地产为他人债权设定抵押，无需法人另行授权，该抵押设定行为应为有效。
10.事后安装的电梯应视为抵押房产从物一并用于清偿——抵押设定时，电梯虽未安装，但抵押人无证据证明该电梯所有权属于另一个主体，故电梯应视为抵押不动产从物。
11.抵押权价值与抵押担保范围不一致时应以前者为准——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规定，抵押物登记记载的内容与抵押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的，以登记记载的内容为准。
12.抵押人可以正在建设的预售期房向银行设定抵押权——抵押人以正在建设的预售期房向银行设定抵押借款，符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47条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民二终字第84号
摘要1：——我国政府利用外国政府等贷款为地方国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或项目建设，地方政府提供担保的，其担保责任不能因地方国有企业破产而免除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民二终字第84号
【裁判要旨】二审已届履行期的合同可不再就能否解除作审查——一审依债权人诉请以预期违约解除未届履行期的借款合同，在二审审理期间债务人借款均已到期的情况下，可不再就是否可以提前解除合同进行审查。
【裁判规则】地方政府单方面转移破产企业债务应属无效——未经债权人同意，地方政府承诺原企业不再承担偿还义务，而以重组后企业上缴地方的税金中逐年偿还的行为无效。
【裁判意见】借用外政府贷款未偿还或为落实债务的企业，不能进入破产程序；即便已经进入破产程序，亦不因此消灭该债权。
摘要2：【解读１】借用外国政府贷款未偿还的企业，即使完成破产程序，债权人权利也不因此消灭。
【解读２】在《企业破产法》施行以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借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偿还任务尚未落实的企业破产申请。最高人民法院法发（１９９７）２号文第三条和法函（１９９８）７４号文原则上不再适用。
以合作开发项目土地使用权抵押所欠贷款应为共担——以合作开发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作抵押所取得的用于项目开发的贷款债务，不应作为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单方负债
摘要1：【要旨】合作开发房地产过程中，对以合作开发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作抵押所取得的用于项目开发的贷款，如果合作开发协议未对该贷款归属进行约定，则在分配合作开发项目的权益时，该贷款既不能作为双方当事人的共同投资，亦不能认定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当事人投资；基于该融资产生的负债亦非合作开发房地产单方负债，应属于项目负债。
【案例】《以合作开发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所取得的贷款的归属》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1）民一终字第5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1）民一终字第56号
【提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后，合作审批手续及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办理并非合作建房有效的必备要件。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法发[1996]2号）规定，《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后发生的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应当严格按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处理。该法没有将办理合建审批手续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规定为合作开发合同生效的条件，也没有关于不得在房地产项目建设过程中一方以在建工程作价入股，另一方投入资金进行合作开发的禁止性规定，因此本案《合作开发项目协议书》和《房地产分配协议书》没有违反国家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意思表示真实，应认定为有效。
【裁判意见】合作审批手续及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办理并非合作建房合同有效的必备要件。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一终字第18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一终字第181号
【提示】当事人在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但在诉讼终结前依法取得的，合同效力应当认定为有效。
【裁判要旨】因工程拖期造成承包人增加支付的工作人员报酬、材料款等费用，性质上属于违约损失，不应属于工程款性质——因工程拖期造成的人工费、水电费增加及机械设备和周转材料使用周期延长增加的费用，因并未“实际投入”到建设工程，性质上仍属于违约金性质，不能被包括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1条所规定的范围之内。
【摘要１】综合上述几个因素，案涉《项目洽谈纪要》中1700万元“财务费用及其它部分”不应属于工程款的范畴，而应属于违约金的范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三条规定：“建筑工程价款包括承包人为建设工程应当支付的工作人员报酬、材料款等实际支出的费用，不包括承包人因发包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南通六建对于该1700万元“财务费用及其它部分”对案涉建设工程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原审法院认定南通六建对该部分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而对于《项目洽谈纪要》明确载明的工程款4300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发包人未按照规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筑工程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南通六建有权对案涉建设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
【解读】违约金不属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范围。
摘要2：【裁判规则】先进场施工后经招投标程序，考量到主张无效方的恶意因素，认定在招投标之前《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有效——发包方为获得承包方垫资施工的利益，未经招投标即允许承包方进场施工，诉讼中为避免承担合同风险，主张合同无效，具有恶意因素，应认定在招投标之前《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有效。
【摘要２】关于案涉《施工合同》及《补充合同条款》的效力问题——案涉天天家园项目《建设工程入场交易证明》、2009年7月27日太原市建筑工程交易中心出具的工程招标服务费发票及长实公司的自认均证实，案涉天天家园建设工程项目履行了招投标程序。长实公司和晋豪公司关于案涉《施工合同》、《补充合同条款》未履行招投标程序因认定无效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虽然存在南通六建进场施工后，长实公司方将案涉工程进行招投标的事实，但一审判决基于长实公司、晋豪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招投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的中标无效情形，同时结合案涉工程属于太原市杏花岭区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希尔顿大酒店”的相关配套工程，长实公司作为发包方为获得南通六建垫资施工利益，未经招投标即允许南通六建进场施工，诉讼中为避免承担合同风险，主张合同无效，具有恶意的因素，认定案涉《施工合同》及《补充合同条款》有效，并无不妥。
委托代建合同
摘要1：委托代建合同是根据合同法、建筑法和地方相关法规，对于工程建设项目实施建设管理包括前期筹建、设计、勘察、招投标、施工全过程，由项目业主委托代建单位进行代建工作，代为业主的身份参与项目建设并收取相应的代建管理费。
摘要2：【注解】土地招拍挂（价高者得）取得依法应当招标的代建项目后仍要通过招投标程序（价低者得）确定施工单位。
【注释】PPP是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缩写，指政府Public与私人Private之间，基于提供产品和服务出发点，达成特许权协议，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伙伴合作关系，PPP优势在于使合作各方达到比单独行动预期更为有利的结果：政府的财政支出更少，企业的投资风险更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71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719号
【裁判要旨】调解书违法的，可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撤销。
【裁判摘要】最高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调解协议的达成，应以自愿、合法为基本条件。根据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在案涉调解协议达成前，昊雍公司和功德公司对存在熙园公司与功德公司的合作合同，以及熙园公司实际占有和控制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案涉项目等事实均明知。在此情况下，昊雍公司与功德公司就该事实，应如实向受诉法院陈述，并由法院通知或追加熙园公司参加到昊雍公司与功德公司的诉讼中，以查明案件事实，共同协调解决纠纷。而昊雍公司、功德公司均向法院隐瞒了上述事实，并于昊雍公司起诉当日，即达成案涉调解协议，由功德公司将案涉土地使用权抵偿给昊雍公司，该调解书的达成，应认为属于法律规定的存在错误的情形。虽然案涉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功德公司名下，但在功德公司与熙园公司之间，该不动产权利登记证书作为物权凭证，仅具有权利推定效力，不能当然作为功德公司是该土地唯一权利人的认定依据。熙园公司与功德公司的合同明确约定，双方共同兼并取得案涉项目土地使用权，熙园公司负责项目的开发建设并取得建设后的项目成果，而且合同履行过程中，熙园公司实际支付了兼并费用、土地出让金等费用，并实际投资、实际控制项目建设，熙园公司对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案涉项目，享有物权性质的权利，且其对案涉土地的合法占有，亦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功德公司在未取得熙园公司同意的情况下，与昊雍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处分案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应认为损害了熙园公司的民事权益。对昊雍公司而言，由于其在案涉调解协议达成前，对调解协议所涉土地使用权的真实权利状况系明知，故其不属于法律所保护的善意第三人范畴，其以功德公司系不动产登记表彰的权利人为由，主张其有权接受案涉土地使用权抵偿债务而未损害熙园公司民事权益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虽然本案各方当事人对功德公司与昊雍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合同、功德公司实际收取了昊雍公司款项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该事实与案涉调解书存在上述错误，损害了熙园公司的民事权益，系不同层面的问题。换言之，案涉调解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基础，仅系该调解书合法有效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存在其他法定情形的情况下，该调解书仍应被依法撤销，昊雍公司就其与功德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可以另寻途径解决。
摘要2：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渝民初字第00250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渝民初字第00250号
【摘要】本案属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原、被告经协商一致，于2004年1月16日签订的《工业开发及土地转让合同》及《补充合同》、2004年4月23日签订的《补充合同》、2005年1月5日签订的《补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原、被告均应按合同履行义务，但被告于2005年5月16日取得本案所涉及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后，未按合同约定的一个月内将工业项目开工建设，且其项目建设目前处于停工状态，违反了双方合同约定的“开工后八至十个月竣工投产”及“被告在受让土地新建工业项目，自主体工程开工之日起二年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少于3500万元人民币”相关内容，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且属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致原、被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依据原、被告合同约定与国家法律规定，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上述四份合同，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1）鄂行初字第1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1）鄂行初字第1号
【裁判摘要】原、被告双方经共同协商所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批租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在拆迁线发出后两年内完成拆迁户的还建安置，违反了批租合同第四条的规定。被告在对原告作出处罚前，进行了调查，并根据原告及第三人的申请举行了听证。在作出处罚决定后又送达给当事人，同时告知其享有申请复议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因此，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但是，由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批租合同第六条约定，乙方未在4年内完成规划项目建设且无正当理由时，甲方才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该条是双方对收回土地使用权的特别约定，这一约定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原告未在合同约定的4年期限内完成规划项目建设，是被告对其实施处罚的前提条件。而在被告作出处罚决定时，距拆迁线发出的时间为3年零3个月，尚未超过合同约定的期限。被告在原告未违反合同第六条约定的期限不具备对其实施处罚的前提条件时，作出处罚决定收回原告已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批租合同系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合同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本案中，被告认为合同第四条规定的两年还建期限同时也是合同规定的条件，而原告认为该条只是双方对合同履行期限的约定，因此应按照原告的理解作为依据。被告认分厘告违反合同第四条规定的期限同时也违反了合同规定的条件，其行为符合《暂行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处罚条件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在与被告签订批租合同后，未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的还建期限，在两年内完成还建安置，导致拆迁户堵塞交通，影响社会稳定，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第三人华锋公司虽然不是本案行政处罚的对象，但由于该公司在兴松园项目上实际投入资金进行建设，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因被告实施处罚所造成的损失，亦应在本案处理时一并予以解决。第三人农行水果湖分理处系兴松园项目的抵押权人，与本案的处理结果亦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其与原告之间的债权债务系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法律关系．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或其他途径解决，本案不予审理。鉴于本案被诉的处罚决定是被告在拆迁户闹事已经影响到社会安定的情况下作出的，且已经实际执行，为维护社会公
摘要2：
北京市××房地产开发公司等与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上诉案
摘要1：——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不负有出资建设义务的一方，实际完成案涉项目建设的，不应认定为违约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号
【裁判规则】实际施工人以本人名义对外实施法律行为，一般由实际施工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裁判摘要】诉争《借款协议》是由出借人与借款人签订，协议落款处借款人栏由借款人签字并加盖中太公司项目部资料专用章。中太公司项目部资料专用章具有特定用途，仅用于开工报告、设计图纸会审记录等有关工程项目的资料上。尽管诉争借款用于涉案工程，但借款合同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两个不同的合同关系，实际施工人对外借款不是对涉案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履行，《借款协议》也不属于工程项目资料，故在《借款协议》上加盖中太公司项目部资料专用章超越了该公章的使用范围，在未经中太公司追认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借款协议》是中太公司的意思表示。再结合中太公司和国本公司未参与《借款协议》的签订、协议上未加盖国本公司公章以及出借人对借款人借用国本公司和中太公司的资质施工是明知的事实，应认定诉争借款是借款人的个人债务，出借人要求中太公司和国本公司对诉争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缺乏依据。
摘要2：【解读】施工资质出借人未参与《借款协议》的签订、协议上未加施工资质出借人公章，《借款协议》上加盖施工资质出借人项目部资料专用章超越了该公章的使用范围，在未经施工资质出借人追认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借款协议》是施工资质出借人的意思表示。出借人明知实际施工人借用资质施工，应认定诉争借款是实际施工人个人债务，要求施工资质出借人对诉争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缺乏依据。——本质上并非公章本身代表了某种意思表示，而是因为盖章之人缺乏代理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68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687号
【裁判摘要】关于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首先，在与发包人十堰市林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水岸新都”房地产项目建设施工合同时，张良义是以工建三公司委托代理人身份在承包人栏内签名，并加盖了工建三公司公章，随后十堰市林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与工建三公司（乙方）签署的补充协议亦由张良义在乙方栏签名。施工合同履行中，张良义在该工程中全面负责施工，并将办公地点设在项目现场。据此应当认定工建三公司对于张良义以该公司名义开展施工活动予以认可。其次，张良义在与王传华签订《钢材供应合同》后，王传华按约将钢材运送至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嗣后结算时，王传华与张良义就供货钢材的结算提货明细表中注明的是“省工建三公司张良义”。因此，虽然张良义以自己的名义与王传华签订了《钢材供应合同》，但基于上述事实，王传华有理由相信张良义的行为代表工建三公司，二审判决据此认定张良义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综上，工建三公司关于张良义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二审判决认定为表见代理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并与认定张良义为实际施工人相互矛盾，以及二审判决以发生在后的事实来推断在先事实等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
摘要2：无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冀执复104号
摘要1：【案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冀执复104号
【裁判要旨】《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补充协议》约定“监管账户内的款项的用途为用于涉案项目建设，其他人不能对该账户内的资金主张优先受偿权”，双方没有金钱质押的合意，银行并不对监管账户内的商品房预售资金享有优先受偿权。
摘要2：无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
摘要1：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川高法民一（2015）3号）
【目录】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效力的认定1．哪些情形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2．未取得建设审批手续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何认定？3．如何认定转包？4．如何认定违法分包？5．如何认定借用资质（挂靠）? 6．如何认定内部承包？7．如何认定劳务分包？8．如何认定是否属于必须招投标的建设工程？9．如何认定“黑白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10．如何认定当事人约定的保修期限的效力？ 11．如何认定小型建筑工程及农民低层住宅施工合同、家庭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合同的效力？二、诉讼主体的确定12．“实际施工人”的范围如何确定？ 13.实际施工人主张欠付工程款的诉讼主体如何确定？发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的责任如何承担？14.如何确定借用资质（挂靠）人主张欠付工程款的诉讼主体及责任承担？15．如何确定建设工程质量争议案件的诉讼主体和责任承担？16．仅以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建筑施工企业分支机构作为被告起诉的案件诉讼主体如何确定？三、建设工程价款的确定及交付17．政府审计部门审计结果能否作为合同结算依据？18．承包人要求按照竣工结算文件结算工程价款如何处理？19.被确认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价款如何确定？20．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的数份施工合同均被认定无效的，如何结算工程价款？21.存在“黑白合同”的建设工程，如何结算工程价款？ 22.当事人诉前达成的结算协议如何处理？23.约定工程价款实行固定总价结算的施工合同出现因设计变更导致工程量或者质量标准发生变化的如何结算工程价款？ 24. 约定工程价款实行固定总价结算的施工合同在履行过程中材料价格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处理？25. 约定工程价款实行固定总价结算的施工合同在未全部完成施工即终止履行的工程价款如何结算？ 26.如何认定当事人的工作人员签证确认行为的效力？27.如何认定承包人项目经理在合同履行中所实施的与项目建设有关行为的效力？28.如何认定工程监理人员在签证文件上签字确认行为的效力？29.欠付工程价款的利息如何确定？30.对转包、违法分包、借用资质非法所得如何处理？31．如何处理发包人提出的工程质量问题？四、工程造价鉴定32．当事人在诉前、诉中自行委托鉴定的效力如何认定？33．如何把握工程造价鉴定的启动原则？
摘要2：34．当事人在一审中未申请鉴定，二审中申请鉴定应否准许？35．对当事人提交的鉴定资料应当如何处理？36.对于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的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如何进行审核认定？五、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37．如何确定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体？38．如何界定优先受偿权的范围？39．承包人、实际施工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情形有哪些？
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的通知
摘要1：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的通知（财建[2016]504号
摘要2：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周民终字第250号
摘要1：【案号】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周民终字第250号
【裁判摘要】根据建设部颁布的建设项目管理规范，项目经理部是由项目经理在企业的支持下组建并领导进行项目管理的组织机构，在项目竣工验收、审计完成后解体。本案中，扶项高速项目部是根据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规定成立的，属合法成立的组织，而且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在银行开设有账户，负责工程款的结算和支付，具有一定的财产，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这一其他组织的条件，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但由于扶项高速项目部不是独立的法人组织，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在工程项目建设中，它是代表河南路桥公司进行工程项目建设，因此其所从事的民事行为应由河南路桥公司承担。因此扶项高速项目部关于其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扶项高速项目部与河南路桥公司共同承担民事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高民终字第698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高民终字第698号
【裁判要旨】涉案项目建设单位虽未与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引进投资公司投资开发并从中获益，应对投资公司涉案项目所欠承包人工程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4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49号
【裁判要旨】双方另行签订的合同对中标合同的造价、支付方式等作出变更，依法应认定该合同无效——（１）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经过招投标程序签订并经备案登记的施工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２）双方另行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均涉及对工程总造价及支付方式的约定，且同招标人和中标人经备案登记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于工程款结算的约定不同，属于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实质性内容进行变更；（３）合同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因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而无效。
【裁判摘要】《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本案中，地质大队和琼山建筑公司于2011年12月8日依据中标文件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办理了合同备案。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为15816541.39元，合同价款采用固定价格方式确定，无论工程是否有变更或工程量是否有增加或减少，工程价款均不得变更。同日，地质大队和琼山建筑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书》约定：建成的职工住宅楼第十七层至十八层共6套职工宿舍套房分给琼山建筑公司；地质大队所得的60套住房按定死造价每平方米2280元结算，总造价约为13800000元，项目建设所需的其余建设资金由琼山建筑公司全部承担。2011年12月18日，地质大队和琼山建筑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又约定：地下室由琼山建筑公司投资建设，工程项目底层架空层临路27米长的场地使用权归琼山建筑公司所有；小区道路、园林绿化、围墙工程由琼山建筑公司施工，工程价款另行结算。从《合作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看，其均涉及对案涉工程总造价及支付方式的约定，且同招标人和中标人经备案登记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于案涉工程款结算的约定不同，属于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实质性内容进行变更。因此，《合作合同书》和《补充协议书》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案涉工程款的结算应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依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2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21号
【裁判要旨】发承包双方在招投标之前即签订承包协议，就工程范围、质量、工期、竣工结算等实质性内容进行了约定，构成串通投标。
【裁判摘要1】原审查明，案涉工程为商品住宅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第一款、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布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属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项目。但歌山公司与顺福公司在尚未招投标之前，即于2010年4月26日签订《工程施工承包协议》，确定歌山公司为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并就工程范围、质量、工期、工程款支付进度、竣工结算等实质性内容进行了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投标人不得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第四十三条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歌山公司与顺福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属于串通投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据此，原判决认定歌山公司与顺福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承包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均属无效，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解读】安全文明施工费，是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承包人依照国家法律、法规、标准等规定，为保证安全施工、文明施工，保护现场内外环境和搭拆临时设施而发生的费用。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按各地定额标准计取。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作为不可竞争费用，当事人不可以自行约定费率，但是可以约定实现安全文明工地等级标准的目标，从而确定文件规定的奖励费率标准。
摘要2：【裁判摘要2】歌山公司上诉提出，案涉工程为民营投资的商品住宅项目，建设施工合同不应因招投标问题被认定无效。对此，虽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4年先后下发《关于开展建筑业改革发展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建市[2014]92号）等文件，指出要调整非国有资金投资项目发包方式，试行非国有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单位自主决定是否进行招标发包，但本案工程系采取招标发包形式，则招投标程序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另外，一审判决之后的2018年3月2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国务院批准发布《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2018年6月1日起实施），其中未将民营投资的商品住宅项目纳入必须招标范围，但该规定同时要求“不属于本规定第二条、第三条规定情形的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必须招标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确有必要、严格限定的原则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在目前尚未有具体范围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依据当时尚有效实施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对案涉合同效力作出的认定，本院予以维持。歌山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关于劳动保险费如何计取的问题，双方在合同中亦未约定。但首先，双方在招投标文件中对劳动保险费问题有明确的规定，顺福公司一期招标文件载明该费用按工程造价的0%计取，二期招标文件载明按费率为零进行造价计算；歌山公司投标文件对此亦表述为按零进行计算。由此可知，双方在招投标过程中已对劳动保险费的计取达成合意。其次，歌山公司2011年4月27日发出的工程联系单第2项对造价取费要求按一类工程的综合费率30.95%计取，且明确此费率不含劳动保险费。第三，歌山公司2013年4月19日及9月28日作出的《决算报告》中也未计取劳动保险费。基于上述，原判决未将双方争议的劳动保险费509.0623万元认定在工程总价中，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解读】鉴于案涉合同无效，承包人提出的违约金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对于发包人欠付工程款的利息，承包人可另行主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4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42号
【裁判要旨】开工日期的确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合同约定及施工许可证记载的日期为基础，综合工程的客观实际情况，以最接近实际进场施工的日期作为开工日期。
【摘要1】顺天公司主张未取得施工许可的施工行为不能视为法律意义上的开工，应以2012年9月3日建设单位取得施工许可证的时间来确定本案的开工日期，该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不应得到支持。至于案涉工程在未取得施工许可证前已经实际施工的问题，属于行政处罚范围，有关行政机关亦对该行为作出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决定，该事实不影响本院对实际开工日期的认定。
摘要2：【摘要2】阻工耽误工期的扣除问题。......本院认为，发包人履行必要的协助义务是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通常情况下发包人提供符合正常施工条件的场地亦是其应尽的基本义务。万寿宫居民阻工并非因顺天公司施工不当所致，而是因工程建设项目本身引起。资阳商贸公司作为发包人，无论是在工程项目开工前还是项目建设过程中，均应妥善处理好施工现场与周围相邻环境的关系，确保施工正常进行。本案因周边居民阻工影响工程施工进度，造成的工期延误显然不可归责于顺天公司。《补充协议》虽有顺天公司“自行承担施工过程中的停工损失”的约定，但此处的停工损失应当指顺天公司因停工造成己方的损失，不应得出顺天公司自愿承担由此造成工期延误违约损失的意思表示。因此，对于万寿宫居民阻工造成的工期延误应当扣除。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7号
【裁判要旨】合同内容中包括了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造价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基本要素，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文义范围，据此认为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应由案涉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
【裁判摘要】2012年12月17日，大卫公司作为业主方、普天公司作为项目建设方、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咨询方共同签订了《仙居新区“大卫世纪城”能源中心项目能源管理建设合同》，就仙居新区“大卫世纪城”能源中心项目建设总包事宜达成协议，约定普天公司负责对整个项目以BT方式分期进行投资建设，大卫公司同意以总金额97256万元在7年内分次回购，在协议期未结束前以及大卫公司未完全履行本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前，项目工程涉及的全部土地、土建、设施、设备相关的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收益权均归普天公司所有，同时约定了普天公司的验收、交付、修复等义务。在该份合同项下，大卫公司作为发包方、普天公司作为承包方又签署一系列的《专业总承包工程合同》，对各工程的具体内容、承包方式、合同价款、合同工期、工程款支付进度及支付方式、质量要求和技术标准、竣工结算、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基于上述协议，普天公司作为发包方又与案外人浙江天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专业分包工程合同》，并由普天公司向分包商支付工程款并开具工程款发票。前述合同内容中包括了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造价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基本要素，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文义范围。原审据此认为本案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应由案涉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并根据级别管辖的要求将本案移送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解读1】以BT方式分期进行投资建设的纠纷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适用专属管辖。
【解读2】BT 项目，是指项目发起人与投资人约定，由投资者负责项目的融资、建设并在规定时限内将竣工后的项目移交给项目发起人，项目发起人根据事先签订的回购协议分期向投资者支付项目总投资及确定的回报。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9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951号
【裁判摘要１】承包人可以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但放弃优先受偿权损害建筑工人利益的放弃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赋予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重要目的在于保护建筑工人的利益。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虽作为一种法定的优先权，但现行法律并未禁止放弃或限制该项优先权，且基于私法自治之原则，民事主体可依法对其享有的民事权利进行处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规定“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放弃或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损害建筑工人利益，发包人根据该约定主张承包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款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承包人与发包人有权约定放弃或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二是约定放弃或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损害建筑工人利益。涉案《承诺书》虽系作为承包人的苏州凤凰公司向作为发包人债权人的浦发银行福州分行作出，而非直接向发包人金瑞公司作出，但《承诺书》的核心内容是苏州凤凰公司处分了己方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且《承诺书》以浦发银行福州分行依约发放贷款给作为发包人的金瑞公司用于金瑞商业广场项目建设为所附条件，则判断苏州凤凰公司该意思表示、处分行为的效力必然仍要遵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的立法精神，即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放弃或者限制，不得损害建筑工人利益。本案中，尚无证据显示苏州凤凰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但华融福建省分公司的诉讼主张能否得到支持，仍要讨论苏州凤凰公司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承诺，是否客观上产生了损害建筑工人利益的后果。就本案而言，金瑞公司在苏州凤凰公司就金瑞商业广场项目施工后并未支付工程款以至双方涉诉。政府部门亦于2014年1月间为苏州凤凰公司垫付建筑工人工资1300万元。金瑞公司与苏州凤凰公司虽于2014年7月16日在法院组织下达成调解协议，金瑞公司同意向苏州凤凰公司支付工程款126561566元，并同意该款项在苏州凤凰公司施工的金瑞商业广场工程范围内优先受偿，
摘要2：（续）且苏州凤凰公司应在收到前述工程款后偿还政府部门垫付款项。但直到2018年7月2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执行分配方案，苏州凤凰公司在调解书中确定的工程价款通过行使优先受偿权仅实际获得分配68939365元。后经法院裁定，苏州凤凰公司亦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在本案中，若还允许苏州凤凰公司基于意思自治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必然使其整体清偿能力恶化影响正常支付建筑工人工资，从而导致侵犯建筑工人利益。华融福建省分公司虽主张政府部门垫付的建筑工人工资已经通过执行款项得到了受偿，但是苏州凤凰公司取得相应执行款正是其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结果。一审法院认定《承诺书》中苏州凤凰公司放弃优先受偿权的相关条款因损害建筑工人利益而无效,并无错误。
【裁判摘要２】关于本案争议焦点的第一个方面（备注：《承诺书》是否为附生效条件的协议），金瑞公司与浦发银行福州分行签订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贷款合同》已明确约定，合同项下贷款的具体用途为金瑞商业广场项目建设需要，结合该事实及《承诺书》相关内容可知，作为案涉工程项目的承包人，苏州凤凰公司以该款项用于案涉工程项目建设为前提而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才具有合理性。尤其是《承诺书》中“鉴于”条款第四条“发包人或借款人顺利的获得上述贷款与我单位具有利害关系”之约定，恰可印证此点。故一审法院认定《承诺书》附生效条件且所附条件为“浦发银行福州分行依约发放贷款给金瑞商业广场项目建设”，并无不当。而关于《承诺书》所附条件是否成就，基于目前在案证据，尚难以对此节事实形成确定的心证。但即便该条件已成就，华融福建省分公司的诉讼主张能否成立，仍取决于本案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条款是否有效,既争议焦点的第二个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11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114号
【裁判摘要】中间环节的工程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挂靠人等不属于实际施工人，无权起诉发包人——实际施工人是通过筹集资金、组织人员机械、支付农民工工资或劳务报酬等实际从事工程项目建设的主体为实际施工人，包括挂靠、转包、违法分包、肢解分包等情形下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有别于承包人、施工班组、农民工个体等。在层层转包、多次违法分包、挂靠后再次转包或违法分包等情形下，实际施工人仅指最后进场施工的民事主体，工程承包流转中的仅为其中流转一环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挂靠人等不属于实际施工人，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越过其合同相对方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的权利。本案凯××作为委托人以重庆德感公司名义与盘南管委会在前期签订了数份案涉工程合同，结合《工程项目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内容，其与重庆德感公司形成了挂靠关系，但凯××又通过违法分包或肢解分包等方式将案涉工程交由他人实际施工。在2015年12月案涉项目引进贵州申安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后，凯××并未再以重庆德感公司代理人身份参与合同签订。大量的另案诉讼生效法律文书表明案涉工程被重庆德感公司肢解分包或非法分包，存在着多位实际施工人，凯××主张其为唯一实际施工人缺乏事实依据，反而印证其实质上为案涉工程承包多次流转中的中间一环或其仅为重庆德感公司的项目管理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规定只赋予了实际施工人能够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权利，工程多次流转环节中的有关人员或项目管理人员无权以自己名义独立起诉发包人。
摘要2：【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黔民终1092号
【摘要】虽然《工程项目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就凯××与重庆德感公司之间对于案涉工程如何投资、管理、结算等作出约定，但凯××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实际出资、组织人员、机械进行案涉工程施工的事实。同时，交纳保证金、签订合同、与施工班组进行结算等事宜均是以重庆德感公司的名义进行，数份法院生效判决也亦认定重庆德感公司应就案涉工程引发的多起纠纷向案外人承担相应款项的支付责任，故在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凯××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的情况下，凯××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一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解读】（１）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２）二审裁定驳回起诉。
【注解】（１）实际施工人是实际从事工程项目建设的主体，仅指最后进场施工的民事主体；（２）中间环节的工程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挂靠人等不属于实际施工人，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起诉发包人。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最高法执监10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最高法执监105号
【裁判摘要１】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被保全人有多项财产可供保全的，在能够实现保全目的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选择对其生产经营活动影响较小的财产进行保全”的规定分析，诉讼保全不同于执行程序，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时，为了保证将来作出的判决得以执行，或为了避免财产遭受损失，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诉讼保全，其目的是保证将来作出的判决得以执行，或为了避免财产遭受损失。而执行程序是在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已为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认，应以便捷、高效的方式兑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二者在目的上有所不同。因此，在进行诉讼保全时，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尚处于待定状态，应尽量采取对当事人经营影响较小的方式。本案中，被保全人为房地产开发公司，其资金账户对其维持正常生产经营非常重要，一旦资金链断裂不仅将导致开发商无法经营，相关的小业主、材料商相关利益也会受到极大影响，因此，执行法院应非常谨慎地对现金账户采取保全措施。在房地产开发公司尚有房产可供保全，且提出可用保函来解冻一部分账户时，法院应予充分考虑，在能够实现保全目的的情况下，尽量采取对企业经营影响较小的方式。
【裁判摘要２】关于商品房预售款监管账户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商品房预售所得款项，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也要求各地制定本地区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办法，确保资金用于建设项目的施工。商品房预售资金在形式上为开发商所有，但该资金在用途上受到严格的限制和监管。人民法院能否保全或执行开发商收取的商品房预售资金，目前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实践中，各地做法也有不同。按照江门中院在异议裁定中查明的事实，江门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商品房预售款账户受到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分行的双重监管，房地产开发公司需要使用该项目商品房预售款时，必须向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申请，由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批准，并且使用预售房款，只能购买该项目建设必需的建筑材料、设备和支付项目建设的施工进度款及法定税费，不得挪作他用。因此，鉴于商品房预售款监管账户担负着优先保障开发项目、促进在建工程如期竣工、维护购房者合法
摘要2：（续）权益的核心功能，人民法院对于该账户的保全、执行，相对于普通账户，应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在保全阶段，保全人若申请提出保全被保全人的商品房预售款账户，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在建工程施工情况、建筑材料购买情况、工人工资支付以及税费支付等情况作出严格审查，在保证建设工程施工正常进行的情况下，方可采取保全措施，且尽量不采取全部冻结账户资金的方式。即使是在执行阶段，也应在设立该账户的目的已经实现后，或账户资金满足项目建设所需资金之外的部分，可采取执行措施。本案中，异议法院只在事实审查部分提及了该账户，但两级法院并未对该账户所涉及在建工程的施工建设情况、工人工资的支付情况、税费的缴纳情况等事实作进一步查明，在随后的争议归纳和分析部分也未提及。广东高院认为江门中院依照保全裁定执行，而该保全裁定系依照当事人申请顺序作出，进而符合规定的说法也未充分考虑到商品房预售款监管账户的特殊性。
【裁判摘要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财产纠纷案件，被保全人或第三人提供充分有效担保请求解除保全，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被保全人请求对作为争议标的的财产解除保全的，须经申请保全人同意"的规定，当被保全人或第三人提供充分有效担保请求解除保全，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只有在涉及本案争议标的的保全时，才须经申请保全人同意。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7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78号
【裁判摘要】承包人针对特定抵押权人作出的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承诺，是对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相对放弃而非绝对放弃，此种放弃不及于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仅应视为对法律规定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受偿顺序的一种放弃而非法定权利本身的放弃。承包人未向发包人承诺放弃盖章优先受偿权可向发包人主张在建工程优先受偿权——本案中，南通二建向工行薛城支行出具《承诺函》，内容为：“我单位已知山东浙商联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嘉豪国际公寓’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已全部落实，我单位自愿放弃本项目工程款优先受偿权”。该《承诺函》的性质及“17号调解书”第2.5条内容应否被撤销，是本案争议焦点。关于《承诺函》的性质。首先，从双方主体来看，工行薛城支行系案涉嘉豪国际公寓工程项目在建工程抵押权人，南通二建系该项目的总承包人，其出具《承诺函》是为帮助浙商公司顺利获得工行薛城支行就该项目工程的贷款。在此，有关《承诺函》中南通二建的意思表示，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的规定确定其真实含义。本院认为，《承诺函》是南通二建针对特定抵押权人工行薛城支行作出的，故其承诺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意思表示，是对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相对放弃而非绝对放弃，因该种权利放弃的意思表示不及于浙商公司的其他债权人，而且此种放弃的意思表示仅应视为对法律规定工程价款优先于抵押权受偿顺位的一种放弃，而非法定权利本身的放弃。其次，从《承诺函》的内容看，南通二建放弃该项目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是因已知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已全部落实。结合2013年4月18日浙商公司致南通二建的承诺函，其中浙商公司明确承诺保证本次贷款只用于南通二建承建的嘉豪国际公寓项目工程进度款和结算款，再结合工行薛城支行与浙商公司就案涉项目签订的《房地产借款合同》中借款发放和账户管理的相关内容。南通二建主张其向工行薛城支行出具承诺函放弃其对案涉工程价款优先于工行薛城支行抵押权的受偿顺位是一种附条件的放弃，理由成立。后在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房地产借款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2013年5月22日，工行薛城支行根据浙商公司的提款申请和支付委托将1.38亿元贷款进行了一次性发放，
摘要2：（续）其中仅向南通二建发放500万元。之后，因浙商公司欠付工程款，南通二建于2015年3月30日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南通二建认为并未实现本次贷款全部用于南通二建承建的嘉豪国际公寓项目建设资金的条件，故主张其向工行薛城支行出具《承诺函》放弃其对案涉工程价款优先于工行薛城支行抵押权的受偿顺位的所附条件未成就，具有一定合理性。关于“17号调解书”第2.5条内容应否予以撤销。工行薛城支行主张《承诺函》系南通二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而“17号调解书"是南通二建在隐瞒放弃建筑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情况下作出，第2.5条内容损害了工行薛城支行的合法权益，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提供存在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并损害其民事权益情形的证据材料。本案中，如前所述，南通二建向工行薛城支行出具《承诺函》，仅是针对特定抵押权人作出的对工程价款优先于抵押权受偿顺位的放弃，不是对作为承包人享有法定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绝对放弃，因其未针对发包人浙商公司承诺放弃该种优先受偿权，故南通二建与浙商公司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中达成和解，确认其对施工工程项目进行评估、拍卖，折价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具有正当性。因此，工行薛城支行主张“17号调解书"第2.5条内容错误，依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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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