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川06民终318号
【裁判要旨】股东的出资额与股权的价值不一定处于等值状态，不能仅以股东出资额来衡量股权交易价格。在没有《借款协议》等其他证据作证的情况下，不能仅以股权转让价格过高为由认定双方是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借款关系。
摘要2：【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川民申4638号
【解读】
（１）原告通过通过转账公司１４３３３３２２元，其中４００万元成为公司２０％股权的股东，余款１０３３３３２２元系原告向公司提供借款。
（２）后原告与被告、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持有公司２０％股权与享有对公司的债权１０３３３３２２元转让于被告，转让价格为２５００万元。
（３）生效判决认定《资产转让协议》的性质系股权主演人而不是民间借贷，原告将其享有公司２０％股权和１０３３３３２２元债权作为标的物共同转让给被告，转让价格２５００万元包含２０％股权价值和１０３３３３２２元债权本息；虽然《资产转让洗衣》约定股权评价转让，但其主要目的系便于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与股权的真实转让价值无关。故被告关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借贷关系的上诉利益不能成立。
【简法】股权溢价转让还是实为规避利息限制的民间借贷——先投资（股权）后溢价转让（股权），被认定为股权转让的典型案例。
- 日期： 07-26 13:5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自认
诉讼外自认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三中民初字第00169号
【裁判摘要】虽然周某某在15032号案中提交了转让金额为1600万元的《合作协议书》作为证据，并在该案中陈述其与张某关于太真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为1600万元，但是考虑到周某某在该案件中提交的转让金额为1600万元的《合作协议书》并非原件，蒙一堂公司、赵某某并非15032号案的当事人，《合作协议书》的签订及履行情况并非该案的审查焦点问题，周某某在该案中亦有多分张某遗产的动机。故此，本院认为周某某在15032号案件中的行为属于不诚信诉讼行为，干扰了法院对案件事实的判断，但不能据此认定转让金额为1600万元的《合作协议书》是本案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2：【解读１】一审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生效。
【解读２】另案诉讼中的自认不属于本案诉讼中的自认，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再289号
【裁判要旨】股权受让方要求解除合同未履行的部分，因合同法总则未规定见合同部分解除制度，而本案中不宜准用买卖合同部分解除的规定。本案股权已经完成交付，受让方支付了大部分股权转让款并已经实际控制经营相关目标公司等实际情况，为稳定交易市场，继续履行有利于双方实现合同目的。股权出让方违反合同约定的同业禁止条款，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给股权受让方，双方应当继续履行合同，不应解除合同。
摘要2：【提示】股权转让合同能否部分解除？——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能部分解除股权转让合同。
【解读１】（１）《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如转让方违反同业禁止条款，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转让方应退还受让方所有已经支付的款项并按照合同总金额的１０％向受让方承担违约责任。（２）合同签订后，股权转让方完成了股权交付，受让方支付了一部分的股权转让款，转让方起诉要求受让方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受让方以转让方违反合同约定的同业禁止条款为由反诉要求解除未履行部分的股权转让合同。（３）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二审和再审认为应当继续履行，对受让方请求不予支持。
【解读２】股权转让合同无约定不能部分解除的理由：（１）一定比例股权视为一个整体标的，其价格蕴含了该比例股权的控制权估值；（２）股权转让合同部分解除是一种新的要约，允许部分解除不符合要约与承诺的基本构成要件；（３）股权转让合同部分解除损害出让方股份中蕴含的控制权的附加价值；（４）无法确定股权转让合同部分解除具体损害赔偿数额。
- 日期： 07-30 21:2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案号】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川16民终1541号
【裁判要旨】优先购买权受到损害的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应以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提交为同等条件，以同等条件发生变化为由拒绝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条件购买股权，应视为其不愿以同等条件行使优先购买权。
【裁判摘要】被上诉人祝某某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中股份转让指向的滴水岩煤业公司的主要财产为煤矿，该煤矿现已关闭，因煤矿关闭致使《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的公司股份财产价值下降，得以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的确定，应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股份的现有财产价值作为同等条件。但现无法确定案涉转让股份的财产价值，且主张优先购买权同等条件的确定应以《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条件为同等条件。被上诉人祝某某以同等条件发生变化，拒绝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条件购买上诉人李某向被上诉人刘某某、冯某转让的股份，应视为祝某某不愿以同等条件购买李军转让的股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二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前款规定的其他股东仅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动效力等请求，未同时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他股东非因自身原因导致无法行使优先购买权，请求损害赔偿的除外。”之规定，被上诉人祝某某仅以上诉人李某损害了其优先购买权为由主张撤销上诉人李某与被上诉人刘某某、冯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而未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股份，对其要求撤销上诉人李某与被上诉人刘某某、冯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本案祝某的原审诉讼请求仅为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不包括按照同等条件优先购买转让股权，其提出的撤销股权转让合同而不予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公司法解释（四）》第２１条规定，故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辽民终211号
【裁判摘要】首先，关于徐某某与曾某某就案涉房屋存在真实的“借名买房"关系，徐某某是实际购买人并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的事实，业经上述阐述，不再赘述。徐某某虽然以曾某某名义购买案涉房屋，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在曾某某名下，但不动产登记行为并非是行政赋权行为，行政登记行为只能产生权利推定效力，登记行为本身并不产生物权。当不动产登记与真实权利状态不一致时，仍然要依据权利的实际归属情况来确定物权权利人。《物权法解释一》第二条也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该条规定说明物权登记与实际权利状况不符时，要以实际权利状况为依据认定事实。“借名买房"系“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的一种情形。本案中徐某某与曾某某就本案的诉争房屋存在借名买房关系，而且徐某某已经证明其是案涉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和占有人，因此，当徐某某主张该房屋的物权应当归属于自己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或者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需要，应当对真实的权利主体予以审理认定。其次，案涉房屋的代持行为，不能导致物权丧失。借名买房在合同形式上，属于债的关系，而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借名买房的外在形式，将真实的物权登记于出借名人的名下，是双方当事人对物权的一种安排或处分方式，借名人实际上享有真实的物权。因此，当借名买房双方当事人如果因为借名买房的物权归属发生争议时，真实权利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物权的归属，而不是仅仅可以请求出借名人变更登记，行使的不是债权请求权。另外，物权的消灭必须有法定事由，即使购买案涉房屋的行为违反了有关地方政府关于商品房限购文件的规定，由于上述文件并非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也不因此而无效，而应当认定有效。我国法律也没有违反限购政策将导致物权消灭的法律规定，且案涉房屋的代持行为亦无证据证明存在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情形，认定徐某某不享有案涉房屋的物权，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一审判决认定徐某某以案涉房屋享有物权期待权而非物权，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认定徐某某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裁判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
摘要2：【摘要】商事外观主义是指在商事交易活动中，以商事主体的行为外观认定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相对人如果对商事主体对外公示的外观事实产生合理依赖，并依此从事相应的行为，即使外观事实与真实事实不一致，仍然依照外观事实进行认定。．．．．．．中集哈深公司申请人民法院的查封行为，不是基于商事交易行为，非基于信赖房屋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而使自己作出相应的商事交易行为、付出相应的对价，亦无信赖利益可言。故中集哈深公司主张其对案涉房屋享有信赖利益应依法执行的上诉请求，理由欠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借名购房违反限购政策但不因此无效（”限购令“属于调控市场的管理性规定，违反不导致合同无效；”借用“他人购房资格不影响调控的市场总量，不损害公共利益）；（２）借名人享有物权并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注解】该案裁判观点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328号改变：（１）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不能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２）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也不能当然成为房屋所有权人。
- 日期： 08-30 19:5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1民终4160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荣之联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具体事宜，董事会作为执行机关对于不符合激励条件的离职人员的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作出决议，该决议内容不违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亦未超过董事会的授权范围，故不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京民申911号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本案中，荣之联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具体事宜，董事会作为执行机关有权对不符合激励条件的离职人员的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该决议内容并不违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亦未超出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故不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鉴于吴某诉请撤销的荣之联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5月26日通过的回购注销议案内容为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未写明减少注册资本，不能将其直接等同于公司减资的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 日期： 08-30 20:0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股东投资协议的约束范围
【裁判书字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民终6676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恒通公司《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股东会决定对外投资计划。涉案股东会决议将该职权部分授予董事会，其实质是修改了《公司章程》第八条关于“股东会决定对外投资计划”的内容，在未取得恒通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的情况下，该决议内容违反了《公司法》第四十三条关于“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该决议内容无效，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恒通公司的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1民终6676号
【解读】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决定对外投资计划”，后股东会以过半数（未过２／３）作出“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对１５０万元以下的投资计划有决定权”的决议，法院认为该决议构成对公司章程的实质性修改，因未过２／３而决议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46号
【裁判要旨】原决议有效，临时股东会决议并未明确更改或者替代原决议内容的，仍应按原决议执行。
摘要2：【解读】
（１）决议九第六条规定：“。同意对未按股东会决议按时缴纳的资本金额按照同期银行流动贷款利率计息，利息作为公司财务收益处理，迟缴时间超过3个月的另行决议处理。”．．．．．．决议九第六条中有“迟缴时间超过3个月的另行决议处理。”实际上是将神华公司因未按股东会决议按时缴纳的资本金额，而需要按照同期银行流动贷款利率计息，利息作为公司财务收益处理的时间限制在三个月之内，至于三个月之后如何处理，决议九确定了“另行决议处理”，故水务公司要求神华公司承担三个月以后的逾期增资利息，缺少合同依据。
（２）临时股东会决议二第五条规定：“。三家股东将以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欠缴应出资资本金，不履行出资义务为由，一致同意按各自出资比例受让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所持有水务公司的股权。”该决议不属于股东会决议的法定范畴，神华公司同意该决议内容应该认定为神华公司与其他三股东之间就股权转让达成协议，并且神华公司也履行了该协议。原判决认定临时股东会决议二已将神华公司因逾期缴纳增资应承担的责任明确为神华公司出让其持有的水务公司全部股权的范围之内，未再对逾期增资而造成公司的利息损失作出决议，实际上是确认临时股东会决议二取代了决议九中有关神华公司因迟延增资，在三个月内应当赔偿水务公司利息损失的决定。在决议九有效且并未被撤销、临时股东会决议二并未明确表述要更改或替代决议九的内容的情形下。原判决神华公司转让股权即承担了延期出资的责任，属于认定事实缺少证据证明。
- 日期： 09-02 19:4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议题
摘要1：【案号】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甬海商初字第879号
【裁判摘要】关于临时股东会决议内容超出会议通知议题范围是否有效的问题。原告主张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股东会会议无权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作出决议，而涉案临时股东会形成的七项决议，其中的六项未在《关于召开2014临时股东会会议的通知》中列明，表决内容存在明显瑕疵。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是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通知的形式和记载的内容作出的强制规定，该规定是基于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较为松散和开放，股东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大部分股东并不实际参与公司经营，若不在会议通知中记载会议议题，难以确保全体股东平等地获取相关信息。而本案被告系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更注重内部的人合性，在公司治理和日常管理方面更为灵活，强调公司的意思和自治，并且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对于会议讨论事项也更容易掌握，故《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会议通知的形式和记载内容并未作出明确规定。由于《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会议通知的形式和记载内容并未作出强制性规定，所以涉案临时股东会决议内容虽超出会议通知议题范围但并不构成违法，故本院对于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浙甬商终字第178号
【裁定】准许上诉人宁波联合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撤回上诉。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4）甬海商初字第879号民事判决自之日起即发生法律效力。
- 日期： 09-02 20:0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琼民二终字第18号
【裁判摘要】关于2014年1月17日股东会决议应否撤销的问题。保力公司于2014年1月4日向宝恒公司公告送达2014年1月17日股东会议的召开通知，会议通知未提前十五天，故违反了保力公司《有限公司章程》第八条关于召开股东会会议应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的规定。同时，保力公司亦未实际召开该次股东会。故宝恒公司有权依法请求撤销该份股东会决议。保力公司上诉主张宝恒公司起诉撤销该次决议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60日期限。如前部分所述，保力公司未通知宝恒公司参加该次会议，该次会议也未实际召开，且保力公司也从未将决议内容通知宝恒公司，故宝恒公司起诉请求撤销该次会议决议，应不受该条规定的60日的限制。故宝恒公司请求撤销2014年1月17日股东会决议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00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关于“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的规定，是针对实际召开的公司股东会的会议决议作出的规定，即在此情况下请求撤销相关会议决议应受60日期限的限制，逾期则不予支持。本案中，相关会议决议均为天久公司单方作出，如前所述，保力公司只有天久公司与宝恒公司两个股东，此种情形下相关会议决议不具有相应效力，应认定其实质上并不存在。故宝恒公司可以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股东权利被侵犯后，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可以不受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关于股东申请撤销股东会决议期限的限制。
【解读】本案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保力公司涉案的临时股东决议、董事会决议、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股东会临时湖医院决议“不成立”，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则以原告诉讼请求是“撤销”相关公司决议判非所诉为由判决“撤销”案涉决议，依据《公司法解释（四）》第５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依法诉前案涉公司决议“不成立”。
- 日期： 09-07 16:5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人格否认
摘要1：解答：（１）人民法院在个案中否认公司人格的判决的既判力仅仅约束该诉讼的各方当事人，不当然适用于涉及该公司的其他诉讼，不影响公司独立法人资格的存续。（２）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当事人人格混同的，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另案证据使用，除非当事人举证予以推翻，否则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摘要2：【解读】法院个案中否认公司人格的判决不具有既判力。因此，即使在个案中公司被判决否认独立人格，银行也能以公司不具有独立人格为由将公司存款划转用于偿还其他公司贷款。
- 日期： 09-10 20:2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案号】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许民终字第1029号
摘要2：【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豫民再22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会的，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董事会的，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或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花木公司章程第十七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股东会会议的召集人依次为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监事会或者监事、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主持人依次为董事长、副董事长、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荐的一名董事、监事会或者监事、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花木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和主持人依次为董事长、监事、代表十分之一表决权的股东。比较两者，花木公司章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尽管不一致，但并未构成实质性冲突，故花木公司章程及相关条款并不因此而无效。公司章程及其有关条款的效力判断，应以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依据。原判认定花木公司章程第十七条无效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摘要２】花木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被撤销后，其选举的董事、监事自始不具有董事、监事资格，由其召集并主持的董事会形成的决议不具有合法性，应属无效决议。林都公司请求确认花木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无效的诉请，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桂行再9号
【裁判摘要１】《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应当说，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各项规定来看，并非只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事故伤害才能认定为工伤。在工作时间前后，或者因工外出期间、或者上下班途中等非“工作时间”或者非“工作场所”情形下，受到事故伤害的，也有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但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各项规定，应当具有独立性，就受到暴力意外伤害而言，对应的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该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也就是说，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各项规定综合而言，工伤认定中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是有外延的，但是单就《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而言，该项规定中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是没有外延的。吴某所受暴力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的条件。而且，吴某作为医生，其从未因履行医生职务行为与罗某某有过交集，罗某某施犯罪行为也不是对吴某履行医生职务行为不满而实施，吴某所受暴力伤害与其履行医生本职工作无因果关系。吴某所受暴力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的情形。
【裁判摘要２】事发当天，吴某步行去上班，属于在上班途中，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的法定情形，但是如前所述，《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各项之间都有独立性，其中第（六）项规定的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的情形，才能认定为工伤。吴某所受伤害不是交通事故原因的伤害，不符合《工伤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事发当天，吴某步行去上班，属于在上班途中，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的法定情形，但是如前所述，《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各项之间都有独立性，其中第（六）项规定的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的情形，才能认定为工伤。吴某所受伤害不是交通事故原因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裁判摘要３】关于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暴力意外伤害的，是否应当认定为工伤的问题。应当说，《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各种情形中，并未包括“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暴力意外伤害的”情形。原二审判决认为“吴某为履行工作职责在合理的时间与合理的路线的上班途中受到暴力的意外伤害，……依法依理应认定为工伤”，实际上是拼接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和第（六）项规定的情形，这种将两个法律规范拼接为一个法律规范的法律适用方法，已经实质改变了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因而是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即，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暴力意外伤害的，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解读】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暴力意外伤害的，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98号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733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王某某虽是宜顺公司的高管，但其与马某某系合伙人，有利害关系，在判断王某某是否有理由相信马某某能代表宜顺公司签订案涉《担保合同》时，应当从严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马某某非宜顺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未得到宜顺公司授权，也没有宜顺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议决议同意，在宜顺公司对其行为事后亦未予以追认的情况下，马某某以宜顺公司的名义为其个人收购股权的行为进行担保属于无权代理。王某某与马某某属于利益共同方，对马某某代表宜顺公司签订《担保合同》是否经过宜顺公司授权、为他人提供担保是否经董事会或股东会议决议未予审查，仅凭《担保合同》中宜顺公司的签章即认定马某某有权代表宜顺公司对外从事民事行为，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原判决认定马某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373号
【裁判要旨】公司维持是交易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应当尽量避免公司解散，维持社会关系稳定。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公司解散属于公司的生死存亡问题，关涉公司股东、债权人及员工等多方利益主体，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安宁。因此，人民法院对公司解散应慎重处理，应综合考虑公司的设立目的能否实现、公司运行障碍能否消除等因素。只有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严重损害股东利益，且穷尽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才能判决解散公司。
摘要2：【解读１】公司会议机制仍能运转，持股比例较低股东若认为其意见不被采纳进而损害自己利益，可采取退出公司等方式维护权益，不能据此主张解散公司。
【解读２】不能仅因股东之间存在矛盾而解散公司，股东纠纷可采取内部解决方式解决。
【解读３】股东分红及知情权的行使并非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不能成为主张公司解散的条件。
【解读４】公司经营亏损不属于法定解散事由。
【解读５】公司连续多年不开会未必符合公司解散条件——未召开股东会并不等于无法召开股东会，更不等于股东会议机制失灵；如果持有公司多数股份的股东可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有效决议，即使公司常年未召开股东会也不应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不宜判决解散公司。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35号
【裁判要旨】开办单位对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如果不存在投资不足或者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的情形，仅应作为企业清算人参加诉讼，承担清算责任。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其民事诉讼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规定：“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被注销登记前，该企业法人仍应视为存续，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如果该企业法人组成人员下落不明，无法通知参加诉讼，债权人以被吊销营业执照企业的开办单位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也应予以准许。该开办单位对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如果不存在投资不足或者转移资产逃避债务情形的，仅应作为企业清算人参加诉讼，承担清算责任。"根据该复函的意见，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清算，也未办理注销登记，仍依法享有民事诉讼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此类法人与他人产生合同纠纷的，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参加民事诉讼。具体到本案，原审虽查明华洋公司于2009年5月因未办理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在华洋公司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仍将其开办单位王庄煤矿列为被告，不符合该批复的规定。但考虑到，王庄煤矿作为华洋公司的开办单位一直未组织清算，将其一并列为被告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和责任，本院亦予以认可。
摘要2：【裁判摘要２】但王庄煤矿应否对华洋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还应根据前述复函以及本案事实进行判断。根据前述复函意见，开办单位对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如果不存在投资不足或者转移资产逃避债务情形的，仅应作为企业清算人参加诉讼，承担清算责任，而非对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具体到本案，王某未举证证实王庄煤矿存在投资不足或者转移资产逃避债务之情形，原判决亦未认定王庄煤矿存在投资不足或者转移资产逃避债务之事实，即认定王庄煤矿对华洋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王某答辩提出，王庄煤矿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华洋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王庄煤矿的责任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规定进行认定。但该条司法解释的适用情形是，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或者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或者连带清偿责任。而本案中，王某仅证明王庄煤矿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华洋公司进行清算，但未举证证明王庄煤矿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导致华洋公司财产损失，或者导致华洋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原审亦未审查上述事实即认定王庄煤矿对华洋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符合该司法解释的适用条件。
- 日期： 10-01 13:3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云高民二终字第84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时，该股东即丧失依法享有的仅以其对公司的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权利，而应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廖某某、洪某某作为金顺公司的股东，是否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债权人桂族公司利益的情形，能否适用公司人格否认法理要求其二人对金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应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考察：其一，主体要件，公司人格否认法理适用的主体是实施了滥用公司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的控制股东，即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并能对公司的主要决策活动施加影响的股东。本案中，廖某某、洪某某作为金顺公司唯一的两名股东，实际参与了金顺公司的日常管理和经营决策，是金顺公司的实际控制股东，故廖某某、洪某某具备作为适用公司人格否认法理的责任主体。其二，行为要件，是指控制股东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公司的人格混同，即公司与股东不分或者合一，指股东与公司之间资产不分、人事交叉、业务相同，与其交易的第三人无法分清是与股东还是公司进行交易。本案中，廖某某、洪某某作为金顺公司各持股50%的自然人股东，其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是否存在混同，致使金顺公司缺乏独立的财产和作为独立人格存在的基础是认定廖某某、洪某某是否实施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行为的重要判断标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首先，金顺公司的经营场所是股东廖某某的名下的个人房产；其次，2013年3月18日，廖某某将涉案800万元贷款，即2013年3月13日桂族公司从工行贷出后转汇金顺公司的800万元款项，从金顺公司账户转出其中的450万元用于其股东个人增资扩股；再次，2013年4月，廖某某又从金顺公司账户多次转款共计435万元；最后，从金顺公司、廖某某、洪某某一审提交的《云南金顺进出口有限公司支付云南桂族经贸有限公司款项明细表》可以看出，从2012年12月17日至2013年11月13日期间，金顺公司与廖某某分别多次从公司账户和个人账户转款至桂族公司账户用于偿还涉案贷款。综上，从本案贷款行为发生起，金顺公司账户与股东
摘要2：（续）廖某某的账户之间出现多次转款，金顺公司和股东廖某某亦均向出借人桂族公司多次还款，由此可见，金顺公司违反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分离原则，故可以证实金顺公司的财产与股东廖某某的个人财产存在混同。其三，结果要件，是指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对债权人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本案中，从2013年3月18日起，在无合法依据的情形下，廖某某从金顺公司账户转出款项至其个人账户共计885万元，占金顺公司1088万元注册资本金的80%以上，其挪用公司财产的行为已构成对债权人桂族公司利益的严重损害。综上，结合公司人格否认的具体适用条件，金顺公司的实际控制股东廖某某，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并最终严重损害了本案债权人桂族公司的利益，应对金顺公司尚欠桂族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洪某某作为金顺公司的另一名股东，与廖某某各持金顺公司50%的股权，二者又为夫妻关系，原审在认定廖某某应对金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判决洪某某对此亦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妥。廖某某、洪某某关于其对金顺公司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 日期： 10-01 14: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沪01民再41号
【裁判摘要】再审认为：渤海银行在本案中还称，嘉丰公司在人员、财务、场所等方面与其关联公司存在混同，嘉丰公司已成为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逃债工具。鉴于嘉丰公司不具有独立人格，渤海银行的划款行为系维护自身权益的合法行为。．．．．．．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本案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储蓄存款纠纷，并非涉公司法的纠纷，故审理本案的法律依据应是有关商业银行和合同法，而非其他法律。其次，即使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嘉丰公司经合法设立，应认为其具有独立人格。本院须指出，公司人格否定一般应通过涉公司法的诉讼方式进行，并由法院依法作出认定。渤海银行在本案中未经专门诉讼而以嘉丰公司不具有独立人格为由，直接将嘉丰公司的存款用于偿付昆宁公司债务，该行为缺乏相关依据，本院不予确认。综上所述，渤海银行擅自将储户嘉丰公司存款500万元扣划用于偿付昆宁公司所欠贷款，系违反约定和法定义务的行为，依法应承担返还系争存款及支付该款利息的责任。
摘要2：【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01民终11043号
【解读】二审认为：（１）故嘉丰公司、B公司、C公司、政珂公司虽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互相之间界限模糊，人格混同，财务不独立，其公司财产均受郑某某、汤某某夫妇控制，公司财产亦无法独立于郑某某、汤某某夫妇的个人财产。（２）本案中郑某某、汤某某夫妇是昆宁公司向被上诉人借款的连带保证人．郑某某、汤某某利用实际控制的公司，逃避银行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其行为背离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初衷，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公司实际上沦为股东违法逃债、谋取私利的工具，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刺破公司面纱，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故被上诉人自上诉人账户内将资金划转至昆宁公司的账户用于偿还到期贷款是维护自身债权的合法行为，有据可循，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鄂荆州中民四初字第00016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陈某某履行了出资义务，一直对通洋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占公司80%股权的股东方某某明知陈某某实际出资于公司、与周某某之间存在代持股协议的事实，且认可并同意陈某某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承认其享有公司股权，陈某某要求确认其通洋公司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符合前述规定，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摘要2：【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鄂民二终字第00158号
【摘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关于“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权归属争议，属公司内部纠纷，应根据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原则进行处理。就股东资格确认而言，依据上述规定，应采实质性要件而非形式要件，即以审查隐名出资协议和实际出资人出资的事实为主而不以工商登记等对外公示的事实为准。陈某某与周某某虽无书面隐名投资协议，但有证人证言证明双方之间有关于陈某某出资为实际股东、周某某显名为名义股东的口头约定，可以认定陈某某与周某某之间存在隐名投资协议。退而言之，即便没有口头约定，结合陈某某实际支付注册资金而周某某没有支付注册资金的证据、陈某某参与公司管理而周某某被雇佣打理公司事务从陈某某处领取工资、周某某投入公司资金转化为借款并以房产抵偿的事实，亦可以作出双方存在隐名出资合意的实质性判断。因此，基于本案实际存在隐名出资协议及陈某某作为实际出资人交纳注册资金的事实，在通洋公司及另一股东方远征无异议的情况下，应当确认陈某某在通洋公司的股东身份。周某某以工商登记等对外公示的记载资料为依据进行抗辩，仅能对公司以外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并不能在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中形成权利外观以确认其股东资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964号
【裁判要旨】信用社整体改制成立商业银行，未及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导致其主体在形式上仍存续的事实，不表明该信用社在改制过后海继续享有原有的权利。
【裁判摘要１】案涉编号为xxx的《吉林省农村信用社借款合同》及相同编号的《吉林省农村信用社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债权人及抵押权人为延河信用社。本案原由延河信用社提起诉讼，一审审理中原告由延河信用社变更为龙井农商银行。根据一审及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能够认定延河信用社经吉林银监局批准、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整体改制为龙井农商银行的事实，龙井农商银行已于2016年12月7日依法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在本案起诉前即已具备企业法人主体资格。银监会延边监管分局出具的《证明函》亦证明银行监管部门已对原延河信用社的债权债务作出了处理，即由龙井农商银行承继延河信用社所有的债权债务。据此，应认定龙井农商银行为延河信用社改制后的承继主体，延河信用社基于案涉借款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所享有的债权和抵押权应由龙井农商银行承继。延河信用社未及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导致其主体在形式上仍存续的事实，不表明该信用社在整体改制为龙井农商银行后还继续享有原有的民事权利义务。因此，龙井农商银行作为延河信用社债权债务的承继主体，属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关于“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龙井农商银行替代延河信用社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主体适格，该行依法享有诉权。至于龙井农商银行的案涉借款债权能否基于吉林高院（2014）吉民二初字第13号民事调解书获得清偿从而消灭主债权、抵押权随之消灭的问题，属于抵押权实现的顺位问题，系案件实体审理问题，不属于起诉受理条件，新合作公司以此否定龙井农商银行的诉权缺乏法律依据。因此，新合作公司关于龙井农商银行没有本案诉权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主债务未过诉讼时效期间，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应予支持——关于龙井农商银行行使抵押权是否超过法定期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案涉借款期限于2012年7月28日届满，后经债权人与债务人、五个抵押人签订借款展期协议将案涉借款展期至2013年6月27日，主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借款展期届满之日起算。鉴于本案一审审理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开始施行，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延河信用社于2014年10月21日向吉林高院提起（2014）吉民二初字第13号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系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主债权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2015年5月15日延河信用社向新合作公司发出编号为xxx的《吉林省农村信用社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要求新合作公司继续承担本金2亿元整及利息的借款债权的抵押担保责任，无条件履行担保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该行为亦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2015年11月23日该信用社向债务人延边国贸大厦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案涉债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主债权诉讼时效再次中断。2016年12月24日延河信用社提起本案诉讼，距主债权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的时间2015年11月23日仅一年左右，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据此，原审判决认定延河信用社行使抵押权尚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并无不当，新合作公司该项上诉主张不成立。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四终字第19号
【裁判要旨】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债务人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予以撤销。
【解读】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１年，以其财产为原先没有提供财产担保的债务新增抵押担保的行为导致本可用于向普通债权人清偿的整体财产数额减少，损害了破产债权人的整体利益。在此情况下，管理人有权请求法院予以撤销。
摘要2：【摘要】关于成都太子奶公司的抵押担保责任问题。成都太子奶公司没有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以反诉方式主张撤销权诉请，而是由其管理人向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撤销权纠纷诉讼，并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该撤销权纠纷案的管辖权争议已于2010年3月4日由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作为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对该案享有管辖权。由于该案处理的是成都太子奶公司与苏格兰银行之间的抵押合同是否具有可撤销情形的问题，本案中成都太子奶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抵押担保责任须以该撤销权纠纷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原审法院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中止审理本案不当。目前该撤销权纠纷案已由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本案现已具备继续进行实体审理的条件。从该撤销权纠纷案终审判决查明认定情况看，成都太子奶公司确系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以其财产为原先没有提供担保的债务新增抵押担保。成都太子奶公司的上述行为导致本可用于向普通债权人清偿的整体财产数额减少，损害了破产债权人的整体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债务人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成都太子奶公司与苏格兰银行的《机器设备抵押合同》以及双方办理抵押登记的行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本案原审判决关于成都太子奶公司以抵押物对北京太子奶公司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判项应予撤销。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63号
【裁判要旨】土地使用权人作为转让方就同一土地使用权订立数个转让合同，在转让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先行合法占有并投资开发土地的受让方优先取得土地，并可向法院请求转让方履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等合同义务。
【裁判摘要】土地转让方起诉前已经取得土地权属证书或者经有批准权的政府同意转让，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有效——1996年12月31日、1999年12月23日，金霞公司与长沙市交通局分别签订的上述三份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签订协议时金霞公司虽未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证，但在2011年7月11日金霞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前，该公司已于2003年4月20日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转让方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土地使用权，起诉前转让方已经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据此，涉案三份协议均为有效协议，双方亦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924号
【解读１】一地数卖且均未办理变更登记，先合法占有、投资开发土地的受让方优先取得土地使用权。
【解读２】基本案情：１９９６年１２月，金霞公司与长沙市交通局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约定金霞公司将４３０００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长沙市交通局，转让价款５００万元（协议签订后已支付完毕）；（２）金霞公司因未及时偿还工行贷款被起诉到法院，经湖南省高院民事调解书确认金霞公司、工行与江湾公司达成由江湾公司代金霞公司偿还工行欠款，金霞公司将案涉土地在内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权益交给江湾公司；（３）金霞公司向湖南省高院起诉请求解除与长沙市交通局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长沙市交通局反诉请求金霞公司将案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长沙市交通局并赔偿损失，江湾公司作为第三人请求确认案涉土地在内的土地使用权归江湾公司所有；（４）长沙市交通局先行占有案涉土地并在该土地上投资建成长沙汽车北站，法院据此认定金霞公司应将案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长沙市交通局名下，江湾公司未取得案涉土地。
【摘要】金霞公司称本案土地因金霞公司与江湾公司的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金霞公司与深圳祺芳实业有限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案，被本案一审法院查封至2019年5月26日，致使本案《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在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金霞公司因与他人之间的金钱给付之债而导致本案土地被法院查封，仅可能对本案原审判决的执行产生影响，但并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解除要件，金霞公司以此主张解除本案《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不能予以支持。
【解读３】土地被查封不构成土地转让合同的法定解除条件——土地使用权转让人与他人产生纠纷导致土地使用权被法院查封的，仅可能对土地使用权转让案件的执行产生影响，但并不构成《合同法》第９４条规定的合同法定解除条件，转让人不能据此主张解除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 日期： 10-15 15:5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鲁商终字第8号
【裁判摘要】本案所涉抵押合同合法有效，并经工商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债权人依法对该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但该抵押的土地和房产因市政工程被政府拆迁，抵押物灭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在抵押物灭失、毁损或者被征用的情况下，抵押权人可以就该抵押物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优先受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因此，长城公司对政府部门支付的抵押物拆迁款有优先受偿权。但长城公司对于政府是否补偿及应补偿的金额是多少均未提供证据，故本院暂对长城公司主张的优先受偿拆迁补偿款问题不作处理，待长城公司有相应证据后可另行主张。
摘要2：【解读１】土地和房屋被征收后抵押权人对征收补偿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但抵押权人应对补偿与否及补偿数额承担举证责任。
【解读２】基本案情：（１）诉讼请求：请求判令机电公司、泉西公司偿还借款本息2534.12万元；请求确认对抵押财产的拆迁补偿款本息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２）一审判决：一、济南泉西五交化机电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借款本金1257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照1257万元为基数，自2002年7月29日至2003年7月28日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4.8675‰计算，嗣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另行计算）；二、驳回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对山东泉西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的其它诉讼请求。（３）二审判决：一、维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济商初字第16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及诉讼费用负担部分；二、撤销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济商初字第16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济商初字第16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济南泉西五交化机电公司和山东泉西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借款本金1257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照1257万元为基数，自2002年7月29日至2003年7月28日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4.8675‰计算，嗣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另行计算）”。
备注：因长城公司应当对政府是否补偿及应补偿的金额是多少承担举证责任，而长城公司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因此法院认为“暂对长城公司主张的优先受偿拆迁补偿款问题不作处理，待长城公司有相应证据后可另行主张。”（即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第二项判决）
- 日期： 10-15 16:1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桂09民终1882号
【裁判摘要】因涉案抵押物（抵押证号：xxx）已于2016年5月被征收拆除，并获得补偿金960.9191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八条“抵押权因抵押物灭失而消灭。因灭失所得的赔偿金，应当作为抵押财产。”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条第一款：“在抵押物灭失、毁损或者被征用的情况下，抵押权人可以就该抵押物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优先受偿。”，玉林军供站所获得的补偿金应当作为抵押财产，作为抵押权人即信达资产公司广西分公司可以就该抵押物的补偿金主张优先受偿，但是目前该笔补偿金已分配完毕，主张优先受偿的条件已不具备。故信达资产公司广西分公司主张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规定，上诉人信达资产公司广西分公司提出的对本案债权的抵押物优先受偿权及于政府补偿的异地回建房属二审新增加的诉讼请求，因该项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同意调解，对于该主张上诉人信达资产公司广西分公司应另行起诉解决。
摘要2：【解读１】基本案情：（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玉林军供站归还借款本金686462.28元，并支付利息给信达资产公司广西分公司（第一笔借款利息自1995年6月29日起至2016年1月31日止，第二笔借款利息自1995年9月22日起至2016年1月31日止，暂计利息为2649727.56元，以后利息另计）；2.判令原告对抵押物（抵押证号：xxx）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由玉林军供站负担。（２）一审判决：一、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军用供应站偿还借款本金686462.28元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二、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军用供应站支付利息691894.65元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三、驳回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３）二审判决：一、维持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2016）桂0902民初75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项；二、撤销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2016）桂0902民初75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2016）桂0902民初75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被上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军用供应站支付借款利息2649727.56元（利息暂计至2016年1月31日）给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2016年1月31日以后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另计。
【解读２】抵押权认定对抵押物的补偿款未采取保全措施而导致灭失则自然丧失抵押权的优先受偿权。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辽民二终字第00372号
【裁判要旨】《商业银行法》第３５条不属于影响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范，性质上属于银行业内部的风险控制条款，即使银行未进行相关的审查，没有尽到审查的注意义务，不影响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效力以及借款人应承担的偿还责任。
【裁判摘要】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35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但该条款并不是关于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99条规定：“订立借款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借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此条款也是规范借款人的义务，而不是贷款人的义务。银行是否存在违规贷款的情形及其发放贷款之后是否履行了按照规定对借款人执行借款合同的情况包括贷款资金的流向、用途等及借款人的经营及财务状况等进行跟踪调查和检查等，对于贷款人即银行而言，性质上属于风险控制条款，即使贷款人银行未进行相关的审查，没有尽到相关义务，对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效力以及借款人的偿还责任不应产生影响。
摘要2：【解读】即使银行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并不当然对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以及借款人的还款责任、担保人的担保责任产生影响。
【基本案情】
（１）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０日，银行与达顺源公司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同日，银行按约提供７００万元借款。银行分别与亿丰公司等５名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２）因达顺源公司欠银行借款本金及罚息，银行起诉达顺源公司及五个保证人请求偿还借款本息。一审法院判决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有效，借款人应当履行还款义务，保证人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３）保证人亿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称银行未严格履行贷前审查义务和贷后管理义务，案涉借款关系违法，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二审辽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Ａ．认定《商业银行法》第３５条不属于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范，违反该条规定的义务不当然导致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无效；Ｂ．亿丰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银行和借款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担保的情形，不能以恶意串通为由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 日期： 10-19 15:3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一终字第20号
【裁判摘要】关于方某某应享有的投资收益比例问题。双方虽在《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中约定开发所得净利润，宏发公司和方某某分别按照40％和60％比例分成，但该利润分成系以双方按约投资到位，项目全部开发完成为预期。本案中，根据合同第一条约定，宏发公司对相应的合同义务已基本履行完毕，而方某某仅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即支付前期的1920万元，项目开发的所有后续资金均未及投入。故方明通主张按照60％比例计算其投资增值收益，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约定，6：4为原约定股份及利润分成比例，而非投资比例，原判决以6：4作为投资比例并计算方某某应实际投资4800万元，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案涉合同因非归责于双方当事人自身原因终止，在方明通未全部出资到位的情况下，根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以各方实际出资比例确定各自应享有的项目权益符合本案实际情况。《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第一条约定，该项目至宏发公司办理变更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止，总价为3200万元。本案中，案涉土地性质已经变更为商住用地，故认定宏发公司出资额为3200万元符合当事人的本意。由上，宏发公司和方明通对“绿源小区”项目的投资分别为3200万元和1920万元，方某某在“绿源小区”项目中的实际投资比例为37.5％（即1920万元／（1920万元＋3200万元）），其对“绿源小区”项目的权益为5481.45万元（即14617.2万元×37.5％）。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房地产建设项目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请求分配房地产项目利益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驳回起诉。本案中，案涉项目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故方某某无权主张项目利益。本院认为，该条规定系针对已经实际建成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违章建筑而言。本案中案涉项目尚未进行开工建设，故无该条规定的适用余地。综上，原判决认定方某某有权享有“绿源小区”项目投资收益，并以案涉地块评估价14617.2万元作为计算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218号
【基本案情】（１）方某某与宏发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备忘录》，约定宏发公司投入土地，方某某投入资金合作开发“绿源小区”项目；（２）后因城市建设规划调整，福州市政府决定收回“绿源小区”项目建设用地，以其他土地予以置换补差价给宏发公司，“绿源小区”项目被依法吊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２）方某某起诉请求确认《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备忘录》终止；宏发公司以“绿源小区”地块评估价为计算依据支付方某某投资增值收益及利息，返还垫付建设费用及利息；（３）一审法院判决终止《联合开发建设合同书》《备忘录》，宏发公司支付方某某投资收益及利息，返还代垫款及利息；二审改判投资收益金额及利息，其他维持。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系针对已经实际建成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违章建筑而言，尚未进行开工建设的合作开发项目不适用该条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87号
【裁判要旨】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以自用为目的，就划拨土地签订合作建房合同，并没有擅自变更划拨土地用途，没有将划拨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项目以售房等开发行为获益，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作建房合同合法有效。
摘要2：【基本案情】（１）１９９３年，中南汽修公司与宝丰支行签订《合作建房合同》，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合同约定由中南汽修公司出地（工业用途划拨土地），宝丰支行出资金，合作建１２层综合办公楼，建成后双方按５:５分配为各自办公使用，中南汽修公司负责为宝丰支行办理产权转让手续；（２）办公楼建成后双方按照约定比例进行分配，宝丰支行占有使用至今，中南汽修未为宝丰支行办理产权转让手续；（３）宝丰支行起诉中南汽修公司和另一公司为其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中南汽修公司反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宝丰支行立即腾房；（４）一审判决认定合同有效，中南汽修为宝丰支行办理转让过户登记手续；二审发回重审；重审一审判决合同无效；重审二审维持合同无效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合同有效，驳回宝丰支行要求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
【摘要】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继续履行“为乙方（中行宝丰支行）办理相关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的合同义务，如需变更用地性质为出让，尚需履行规划审批及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出让合同等法定程序；如不改变用地性质，变更部分划拨用地的使用权人，也需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故中行宝丰支行主张确认其分得房地产的所有权的请求，目前尚不具备办证的法定条件，中行宝丰支行的该项请求应予驳回。但中行宝丰支行对讼争房屋的占有使用具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属合法占有，二审判决其从湖北省武汉市汉江区青年路308号房屋中腾退，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解读】（１）划拨土地使用权人以自用为目的用划拨土地合作建房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作建房协议不因此而无效；（２）投入资金一方不能依照合同直接取得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仍需按照划拨土地上房屋转让的相关规定向政府部门报批办理相关手续。
- 日期： 10-21 16:5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200号
【裁判摘要】关于《六二三路十八甫南地块（F幢）商用楼合作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当事人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从广州道扩办与鸿璟公司签订的《六二三路十八甫南（F幢）地块商用楼合作协议》的内容来看，鸿璟公司作为协议的乙方，根据该协议中乙方权利和义务的约定，乙方承担的不仅仅是出资的义务，还负责选定有相应施工资质的公司承担项目的施工，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并确保在限期内建成投入使用。合作项目建成后，鸿璟公司才享有对合作项目经营的权利，现合作项目至今未建成，这正是鸿璟公司所应承担的风险。鸿璟公司以其与广州道扩办的合作协议其不承担风险，双方为租赁合同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定。原审法院认定广州道扩办与鸿璟公司签订的《六二三路十八甫南（F幢）地块商用楼合作协议》属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鸿璟公司、黄章雄认为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粤01民申490号
【摘要】关于涉案合作协议的性质效力问题，一、二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认定该协议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因合同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该合同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川民终857号
【要旨】合伙挂靠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公司签订合作开发房地产开发合同，因合伙目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
【裁判摘要】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当事人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或者已依法合作成立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之规定亦可知，无论当事人采取独自开发、合伙开发或者合资开发房地产模式，至少应当有一方必须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格。关于案涉合同的效力问题。《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和《项目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就开发案涉项目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两份协议载明的合同甲方虽是中科公司，但《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将中科公司所占50%份额明确约定为“公司参与人权某某占20%、姜某某占30%”，权某某、罗某某、中科公司二审中也均认可两份协议的实际签订主体是权某某、姜某某、罗某某，系三人合伙挂靠中科公司开发案涉项目。即《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签订时，权某某、姜某某、罗某某对借用中科公司资质合伙开发案涉项目系明知。因此，上述两份协议因合伙目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且上述协议签订后，权某某、姜某某、罗某某也未成立具有房地产经营资质的企业来开发案涉项目，而是通过权某某与中科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开发协议》的方式，挂靠中科公司开发经营案涉项目。中科公司仅出借资质、收取挂靠费，不参与案涉项目的实际开发建设经营，权某某、姜某某、罗某某才是案涉项目的实际开发经营者。故中科公司作为企业资质出借者，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中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一方当事人。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193号
【摘要】二审判决在认定权某某、姜某某、罗吗某某之间合伙关系的基础上，适用《土地使用权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关于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规定认定合伙关系无效，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权某某、温某某合伙协议纠纷再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川民再267号
【摘要】以上事实，表明合作协议和合作补充协议具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外而言，合作协议由中科公司与罗某某签订，而中科公司具有房地产开发三级资质。故该协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因双方当事人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应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二是，对内而言，上述两份协议是权某某、姜某某、罗某某签订的书面合伙协议，表明其三人合伙关系成立。故上述两份协议均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 日期： 11-05 09:3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 标签：
摘要1：【案号】湖南省桃江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湘0922行初63号
【裁判摘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局关于办理偷税、抗税案件追缴税款统一由税务机关缴库的规定》第四条“偷税、抗税案件经人民法院判决应当予以追缴或退回的税款，判决生效后，由税务机关依据判决书收缴或退回。对被告人和其他当事人以及有关单位，拒绝依据判决书缴纳或划拨税款的，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本案被告具有依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追缴税款的职责，但生效的刑事判决中查明的公安机关扣押的科嘉公司退缴的税款应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并被判决没收违法所得577,273元，二者数额一致，实同为科嘉公司虚开增值税抵扣的税款577,273元。该部分税款实际已经上缴国库，被告再向原告作出税务处理决定，要求补缴，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至于该款项在税务机关及司法机关之间如何划转以保证国家税收足额入库，则属于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依据法律、法规进行处理的问题。
摘要2：【案号】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湘09行终240号
【解读】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追缴税款已经上缴国库，税务机关再作出税务处理决定要求补缴，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