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当事人对商品房结算面积的约定优先于测量规范所确定的房屋面积或者房屋的登记面积——北京市外交人员服务局与北京华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商品房结算面积条款与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建筑物测量规范或者房屋初始登记的测量标准具有不同的功能和目的。前者的功能在于确定标的物的转让价格，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后者则主要是基于行政管理、公共政策的目的。当事人就房屋的某一部分面积是否计算价款、如何计算价款的约定不受测量规范或者登记规范的影响。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约定确定商品房的转让价款。
摘要2：
摘要1：【案号】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６）二中民二终字第１７９号
【裁判摘要】
合同的显失公平，是指合同一方当事人利用自身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等情形，在与对方签订合同中设定明显对自己一方有利的条款，致使双方基于合同的权利义务和客观利益严重失衡，明显违反公平原则。
双方签订的合同中设定了某些看似对一方明显不利的条款，但设立该条款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实质恰恰在于衡平双方的权利义务。在此情形下，合同一方当事人以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撤销该合同条款的，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2：【摘要】虽然该合同属于森得瑞公司提供的格式文本，但对于合同条款中的相关词语，如竞业禁止条款中的“关系人”、“关联企业”的含义，合同均作有明确的释义。在订立合同之时，家园公司对此内容是明知的，但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且实际上接受并签署了合同文本。因此《加盟特许经营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合同一旦成立即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此后，家园公司因故与森得瑞公司解除了《加盟特许经营合同》，并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又共同订立了《解除合同协议书》，在该协议书中，家园公司再次作出“遵守合同约定的竞业禁止义务和保守商业秘密的条款”的承诺，应严格依约履行。
【解读】合同中已经对格式条款的相关词语作出明确释义，对方当事人对此明确且未提出异议，实际接受并签署合同文本的，格式合同有效。
摘要1：——社会公共利益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裁判要点】合同领域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这种自治是在法律允许限度内的自治，如果当事人的合同行为损害到了社会公共利益，法律将不予保护。对于合同是否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形的审查，应属于法官的事实认定问题，法官应结合具体领域的部门法和有关行政规章的规定进行综合分析。
【裁判要旨】约定必须进行招标公用事业污水处理工程不通过招标而取得工程承建权的居间合同无效。
【案件索引】一审：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三初字第23号（2013年12月19日）；二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津高民二终字第0017号（2014年4月16日）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72号
【提示】当事人一方违约在先，另一方有权拒绝履行在后义务，不能通过司法行为代替当事人对于协议义务先后履行顺序所作的安排。
【裁判要旨】遵循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协议合法有效，其约定的内容应当作为确定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基础。司法裁判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能通过司法行为代替当事人对于协议义务先后履行顺序所作的安排。因一方当事人违约在先，守约方依约有权拒绝履行在后的义务。
摘要2：【收录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2015系列精品案例】
摘要1：——重整程序终止后，利害关系人对重整计划确认的债权能否享有异议诉权
【裁判要点】法院对重整计划的批准，是一种司法行为，是法院行使司法权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内容是否合法进行司法审查并确认的结果，这种确认的结果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且重整计划一经法院裁定批准，重整程序即依法终止，法律并未赋予利害关系人可就重整计划已确认的债权具有异议诉权。
【裁判规则】重整程序终止后，利害关系人对重整计划确认的债权不享有异议诉权。
【案件索引】一审：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深中法破初字27号（2013年3月28日）；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二破终字第11号（2013年9月15日）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92号
【裁判要旨】流质契约无效，但依法设立的质权及变更约定有效——法律禁止流质契约。但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法律允许在担保债权已届清偿期后，债权人经协议通过质押财产的折价取得质押财产的所有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484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首先，以物抵债，系债务清偿的方式之一，是当事人之间对于如何清偿债务作出的安排，故对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履行等问题的认定，应以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一般而言，除当事人明确约定外，当事人于债务清偿期届满后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并不以债权人现实地受领抵债物，或取得抵债物所有权、使用权等财产权利，为成立或生效要件。只要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即为有效。其次，当事人于债务清偿期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可能构成债的更改，即成立新债务，同时消灭旧债务；亦可能属于新债清偿，即成立新债务，与旧债务并存。基于保护债权的理念，债的更改一般需有当事人明确消灭旧债的合意，否则，当事人于债务清偿期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性质一般应为新债清偿。换言之，债务清偿期届满后，债权人与债务人所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如未约定消灭原有的金钱给付债务，应认定系双方当事人另行增加一种清偿债务的履行方式，而非原金钱给付债务的消灭。再次，所谓清偿，是指依照债之本旨实现债务内容的给付行为，其本意在于按约履行。若债务人未实际履行以物抵债协议，则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旧债务并未消灭。也就是说，在新债清偿，旧债务于新债务履行之前不消灭，旧债务和新债务处于衔接并存的状态；在新债务合法有效并得以履行完毕后，因完成了债务清偿义务，旧债务才归于消灭。最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合同履行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人民法院处理合同履行纠纷时所应秉承的基本理念。据此，债务人于债务已届清偿期时，应依约按时足额清偿债务。在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以物抵债协议、新债务与旧债务并存时，确定债权人应通过主张新债务抑或旧债务履行以实现债权，亦应以此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若新债务届期不履行，致使以物抵债协议目的不能实现的，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履行旧债务；而且，该请求权的行使，并不以以物抵债协议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为前提。
摘要2：
摘要1：——以回购房产担保债权实现的回购条款的效力
【裁判要旨】借款人、贷款人、回购人签订三方合同，约定借款人不如期还款达到一定条件，贷款人有权要求房产回购人回购房产，并以回购款直接优先偿付贷款债务的回购条款，本质上是一种后让与担保行为。回购条款不含有我国法律明确禁止的流质条款，且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情形，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肯定其合同效力。
【案号】一审：(2014)徐民二(商)初字第1045号
摘要2：
摘要1：【要旨】合同约定自动解除条件，首先要区分该约定是属于《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附解除条件合同还是《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约定解除条件合同。如果属于附解除条件合同，则所附解除条件成就时合同自动解除，解除权人无需发出解除通知；如果属于约定解除条件合同，即使约定合同解除条件成就合同自动解除，合同并不能自动解除，解除权人还需要发出解除通知，合同在解除通知到达对方当事人时才能解除。
【解读】（１）依据《合同法》第４５条之规定，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当条件成就时合同当然且自动地消灭，无须当事人再做出意思表示;（２）依据《合同法》第９３条之规定，约定解除权的合同仅仅具有解除的条件还不能使合同消灭，必须有解除行为才能使合同实际解除；（３）所谓的“合同自动解除”是指依据《合同法》第４５条规定的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而非《合同法》第９３条约定解除权的合同；（４）合同所附解除条件是对合同所加的附款，通常与合同自身的内容以及合同的履行行为本身无关（依据《合同法》第４５条规定的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合同所附解除条件是对合同所加的附款，通常与合同自身的内容以及合同的履行行为本身无关，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当条件成就时合同当然且自动地消灭，无须当事人再做出意思表示）；（５）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则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解除合同的条件，合同的解除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解除合同；（６）区分合同解除附条件和合同效力附条件，主要还是看该条件是在防范一方违约还是通过附款限制合同的效力，而防范一方违约即与合同履行有关即为合同解除附条件;否则即为限制合同的效力的，应为合同效力附条件。
《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满足某种条件时合同自动解除，当该条件成就同时，能否认定此合同不经通知对方即已解除》
【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７１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５８页】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研究组答复认为：合同解除是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对合同效力状态的根本性改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方式中，包括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合同的解除须由当事人为相应的意思表示，意图即在于使各方当事人对合同效力状态是否发生根本性变化能够有明确的认识。是否行使合同解除权，以及依据何种事实和理由行使合同解除权，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摘要2：（续）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即解除合同应当向对方发出通知，作出明确意思表示。当事人尽管在合同中约定满足条件时合同自动解除,但并不意味该条件成就时,合同可以不经对方通知即已解除。
【注解１】《民法典》第５６５条规定的自动解除是指通知解除的通知中载明债务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履行债务则合同自动解除。
【注解２】（1）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方式包括当事人协商解除合同和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未规定合同自动解除情形；（2）《民法典》第５６５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行使约定或者法定的合同解除权时应当向对方发出通知，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３）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满足条件时合同自动解除，不宜认为该条件成就时合同可以不经通知即解除。
——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018.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满足某种条件时合同自动解除，当该条件成就时，能否认定此合同不经通知对方即已解除
【注解３】合同不经解除通知能否自动解除？——答：（１）合同不经解除通知不能自动解除；（２）合同经解除通知的，解除合同通知可以载明限期未履行债务自动解除（载明债务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履行债务则合同自动解除，债务人在该期限内未履行债务的，合同自通知载明的期限届满时解除）。
【注解４】合同约定“自动解除”是否需要通知解除？——（１）合同义务不能成为附解除条件，未履行合同义务不可能成为附解除条件而只能是约定的解除条件；（２）约定未履行合同义务合同“自动解除”仍需通知解除才能解除合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029号《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中心、钦州市恒盛海运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注解５】当事人约定的合同解除事由实际发生时不产生合同自动解除的法律效果。——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申725号
摘要1：——建设工程合同转让之关系厘定
【裁判要旨】因法律无禁止性规定，备案后的建设工程合同仍然可以转让；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转让后，新的合同当事人可以对权利义务重新进行约定，但是需经备案监管且涉及工程质量、安全等方面的内容仍要以备案合同为准；合同转让后的责任承担，应当根据合同转让时的工程进度确定。内容相似的一系列证据，其中部分证据造假，其余证据不宜根据证据规则，以没有证据推翻为由直接采信，而应当审查其是否属实。
【案号】一审：(2014)海南一中民初字第36号；二审：(2016)琼民终171号
摘要2：
摘要1：【要旨】执行管辖属于强制性规定，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只能选择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之一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无权通过执行管辖协议方式方式或者放弃执行管辖权异议等默示方式向无执行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注释】当事人可否约定执行管辖法院？——执行管辖属于法律和司法解释强制性规定，不允许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排除或者任意选择执行管辖法院。
摘要2：【注解】无执行管辖权的法院不能因当事人约定或者默认获得仲裁裁决的执行管辖权。
摘要1：【案号】（2016）最高法民终40号
【典型意义】本案当事人跨越吉林与江苏两省，系由招商引资而引发的一系列贷款重组及其物权抵押与法人保证并存的现象，其最为核心的争议是物权担保与保证担保、即通常所谓“物保与人保”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物权法》出台后，人保与物保之间的法律关系把握成为司法实践之难点所在，如何与《担保法》相关规定衔接适用，更是较难把握且理论与实践尚不统一的问题。本案结合具体案情，在《担保法》物保绝对优先精神的基础上，对《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作了物保相对优先的理解与把握，既很好地体现了意思自治的要求，也维护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据此让债权人对其滥用物保与人保选择权利的行为相应承担了不利后果。本案判决注重案件事实的详尽查明，注重综合理解与把握《担保法》、《物权法》、《合同法》等相关法条精神，更充分展开说理，特别注重情、理、法相融，全文六万余字，九十余页，属近年来最高法院较长判决之一。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66号
【典型意义】本案当事人跨越辽宁与北京两省市，是一起诉讼标的额较大且跨行政区划的商事案件，双方当事人住所地分别在北京和沈阳，争议发生在辽宁。本庭在审判过程中，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注重维护商事交易秩序，倡导诚实信用原则，公正作出了裁判。本案中，万方源公司在签订《意向协议》后，没有与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签订正式的《股权折现协议》,也没有交纳保证金，属于违约方。在案涉股权价格大幅度升值（截止二审判决作出时已高达3亿多元）的情况下，万方源公司又主动要求履行《意向协议》，显然有悖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我们既坚持违约方不能因其违约行为而获益，又注意充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将股权升值后的大部分利益判归守约方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所有。本案的处理结果，依法保护了守约方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在司法审判中的准确适用，对于促进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平等协商、诚实守信、遵守规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裁判要旨】具有预约合同性质的意向协议部分内容虽具有明确的权利义务内容，但本约签订条件未成立的，意向协议约定内容不具有拘束力。
摘要2：【摘要】《债权置换股份协议书》第四条第3项约定“将本协议项下股份过户给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股份附带的所有权利、权益一并转移至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2013年4月1日，万方发展股本结构发生变动，每10股转增10股。虽然《意向协议》中涉及折现的是700万股万方发展股权，但是依据上述约定，原属于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名下质押的700万股因转增而带来的收益，仍应归属于其名下。因此，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对于质押在其名下的万方发展1400万股股份主张权利，于法有据。
【解读１】违约方不能因其违约行为而获益。
【解读２】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份附带的所有权利、权益一并转移给受让人的，原属于转让人名下的股份因转增而带来的收益应归属于受让人。
【解读3】一方未履行预约合同义务导致双方未签订本约合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00016号
【裁判要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当事人协商一致不按施工合同进行结算。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当事人协商同意不按施工合同约定的的方式进行结算的，应视为对施工合同约定结算方式的变更，从保护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角度来看，法律应予保护。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除非当事人另行协商一致同意按照定额标准据实结算，否则，一般应当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
【裁判规则】《解释》第二条确立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时的折价补偿原则，即\"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该条既未赋予承包人选择参照合同约定或者定额标准进行结算的权利，也非将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权利主体局限于承包人，根据该条规定的精神，发包人也可以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484号
【裁判摘要】
一、对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履行等问题的认定，应以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一般而言，除当事人有明确约定外，当事人于债务清偿期届满后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并不以债权人现实地受领抵债物，或取得抵债物所有权、使用权等财产权利，为成立或生效要件。只要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即为有效。
二、当事人于债务清偿期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可能构成债的更改，即成立新债务，同时消灭旧债务；亦可能属于新债清偿，即成立新债务，与旧债务并存。基于保护债权的理念，债的更改一般需有当事人明确消灭旧债的合意，否则，当事人于债务清偿期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性质一般应为新债清偿。
三、在新债清偿情形下，旧债务于新债务履行之前不消灭，旧债务和新债务处于衔接并存的状态；在新债务合法有效并得以履行完毕后，因完成了债务清偿义务，旧债务才归于消灭。
四、在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以物抵债协议、新债务与旧债务并存时，确定债权是否得以实现，应以债务人是否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义务为依据。若新债务届期不履行，致使以物抵债协议目的不能实现的，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履行旧债务，且该请求权的行使，并不以以物抵债协议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为前提。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皖民二终字第12号
【裁判要旨】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共同享有和行使商标专用权。
【裁判摘要】继受取得商标可以约定共有商标，合同约定约定商标专用权共有合法有效——我国原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并没有明确禁止商标专用权共有。原商标法未明文规定注册商标专用权共有，仅针对原始取得的注册商标，而不包继受取得的注册商标。本案争议商标的专用权共有行为发生在注册商标的转让过程中，并不是在申请注册过程中，“法无禁止不违法”。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是指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性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现行商标法第五条完全明确了注册商标专用权共有的合法性。“8.4”三方协议中约定“傻子”注册商标专用权共有；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既不违反原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禁止性规定，也未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商标权是一种民事权利，从民法原理看，应当允许两个以上主体共同享有同一商标权；该约定既是一种私法行为，也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下的适法行为。因此，该约定并不违法，应为有效。
摘要2：【摘要】当事人约定合同经公证后生效可以因履行行为而实际生效——当事人对该合同的生效有特别约定，即经公证后生效。这是当事人从形式要件上对合同生效条件的约定，即当事人是否办理公证直接影响合同是否生效。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行为可以作为意思表示的方式。就本案而言，当事人虽然未履行协议约定的公证条款，但一方根据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另一方接受的，应当认定当事人通过履行行为变更了所附的公证条款。依法成立的协议因履行行为而实际生效。
【注解】注册商标专用权转让中可以约定共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６）民一终字第５４号
【裁判要旨】合同双方未就合同的变更达成一致协议且合同约定的变更条件亦未被满足的，一方当事人不能主张合同已经变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固定价款的，一方当事人不能请求对造价进行鉴定以调整价款。
【裁判摘要】固定总价施工合同的工程范围未发生变化不应进行司法鉴定——最高人民法院认为，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解释》第22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请求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不予支持。”由此说明，固定价款是合同总价或单价在合同约定的风险范围内不可调整的价格。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约定了工程价款的确定形式为固定价格，表明双方对建设工程的风险是预知的，并考虑到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引起价格变动的诸多因素，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在当事人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固定价格没有变更仍然有效，拉布大林储备库已依约付清合同价款的情况下，包头二建申请对其承包的土建工程造价进行鉴定，依据不足。
摘要2：无
摘要1：【要旨】公司章程没有另外规定时，股东认缴出资比例即等同于股东持股比例和股东行使表决权比例，股东实缴出资比例即等同于增资认缴比例和分红比例；但全体股东可以约定认缴比例和分红不利不同于出资比例，公司章程可以规定持股比例和表决权比例不同于出资比例。
摘要2：【解读】股东的出资比例和持股比例不一致的约定，需经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方可生效｜尽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比例和持股比例是否一致属于股东意思自治的范畴，但是，为了防止出现大股东或者多数股东欺压小股东或者少数股东的情况，应严格限制该约定的生效条件为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注解】另有观点认为：股东的股权比例应当根据股东出资额与公司总股本之间比例予以确认。
摘要1：——债务清偿期届满后以物抵债协议的性质与履行
【裁判要旨】认定债务清偿期届满后的以物抵债协议的性质时，应以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约定不明的，一般应认定以物抵债协议为诺成性的新债清偿协议。在协议的履行问题上，债权人的选择应受到必要限制，一般应先行使新债务履行请求权，但在新债务届期不履行，致使以物抵债协议目的不能实现时，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履行旧债务。
【案号】一审：(2012)内民一初字第38号；二审：(2016)最高法民终484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辽01民终4020号
【裁判要旨】本案董事长兼总经理作出免去副总经理职务，该文件并非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会作出的决议，而是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依据公司章程授权履行职责进行内部管理的行为，属于公司意思自治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诉范围。
摘要2：
摘要1：最高法院发布的第二批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之二：英属维尔京群岛万嘉融资咨询私人有限公司、马来西亚叶某某与中宇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上诉案——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合理保护居间者的报酬请求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64号
【提示】股权转让后前股东仍可依股权转让协议取得公司收入。
【裁判要旨】在股权转让方已经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且目标公司无应向债权人履行的债务的前提下，前股东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从公司分得公司的部分收入，经全体新旧股东及公司一致同意，没有损害公司、公司股东、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的，不宜否定其效力。
【摘要】关于土地出让金溢价分成条款的效力问题——首先，土地出让金溢价分成的约定是陶某某、孙某向许某某、吴某转让奥泰克公司100%股权的股权转让款组成部分，许某某、吴某作为奥泰克公司的新股东是同意和认可的。因此，土地出让金溢价分成的约定不会损害许某某、吴某作为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更不会涉及损害其他股东权益的问题。其次，2016年1月7日安徽辰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奥泰克公司验资报告》载明，未有债权人要求奥泰克公司清偿债务或对债务提供相应担保。故该项约定亦不会损害奥泰克公司债权人的权益。再次，土地出让金溢价分成的约定是陶某某、孙某与许某某、吴某、奥泰克公司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不存在陶某某、孙某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因此动摇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并未违反《公司法》第三条和第二十条的规定。最后，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前的2010年12月2日，陶某某、孙某已向奥泰克公司实际出资4446万元，履行了作为原股东对奥泰克公司的全部出资义务。在陶某某、孙某向许某某、吴某转让奥泰克公司股权时，奥泰克公司通过公开拍卖取得了二号地块土地出让金溢价分成的权利。该项权利是陶某某、孙某经营奥泰克公司期间预期获得的收入，对于该笔收入进行分配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行为，且已经奥泰克公司确认，不构成陶某某、孙某抽逃出资的事实。综上事实分析，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土地出让金溢价分成的约定没有损害公司、公司股东、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宜否定其效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海民初字第10313号
【裁判要旨】对于修改公司章程等公司重大事项，《公司法》规定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系对该类事项赞成票的最低限制。公司章程规定高于这一规定的，属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应当具有法律效力。公司章程约定“修改公司章程等重大事项需经全体股东通过”，属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具有法律效力。违反该章程规定、未经全体股东通过的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应为无效。
摘要2：【解读】公司章程规定公司重大事项需经全体股东一致通过有效。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一中民初字第13957号
【裁判摘要】陈某某提出未经法博洋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某授权，法博洋公司无权提起诉讼。对此，本院认为，法博洋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提起本案诉讼，案由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属于公司内部纠纷。本案中，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公章分离，表明公司内部意志并不一致，在此情况下，法定代表人还是持章人代表公司应当依据公司意思自治原则进行认定。法博洋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条规定：“董事会年会和临时会议应当有全体董事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方能举行，必须包括中外两方董事。每名董事享有一票表决权”，该公司章程并未明确规定在外方董事、法定代表人陈某某作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主体时公司董事会应当如何召开、如何进行表决。法博洋公司并未设监事一职，监事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具有可行性。由于陈某某具备法博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可能损害公司利益责任主体的双重身份，存有利益冲突，加之法博洋公司的表决方式是每名董事享有一票表决权，公司另两名董事刘某某、张某某系夫妻关系，且刘某某本人作为法博洋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显然，该两名董事的利益一致且与陈某某的利益相对抗，他们能够通过董事会决议代表公司。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陈某某本人诉法博洋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中，法博洋公司参与该案诉讼亦未有陈某某本人的授权，但是陈某某本人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因此，本院认定持有法博洋公司公章的人能够代表公司意志，在法定代表人陈某某作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主体时，持有法博洋公司公章的人有权代表法博洋公司起诉损害公司利益的法定代表人。
摘要2：
摘要1：【案号】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4民初155号民事判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1民终9322号民事判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再173号民事判决
【裁判摘要】民间借贷中，出借人与借款人约定，提供借款方式为将借款用于特定用途而非直接向借款人交付款项，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系属有效。出借人作为承包方为第三人(发包方)垫付工程款，后出借人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提供借款方式为将出借人对已竣工验收合格的建设工程所垫付的工程款作为借款并附加利息，该情形下借贷款项是否交付，应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以当事人的约定为依据作出认定。借款人仅以工程尚未结算、工程对账明细中未涉及上述借款等为由主张出借人未实际提供借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在主合同约定仲裁条款的情况下，从合同应否受主合同仲裁管辖条款的约束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125号
【裁判要旨】对于保证合同是否受主合同管辖条款的约束问题，在债权人同时以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合并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因为担保合同是以主合同为基础订立的，具有从属性，且订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主合同的履行，因此，主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可拓展到从合同，在此情况下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在债权人单独对担保人提起诉讼时，因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在此情况下担保法律关系不受主合同管辖条款的约束，但是案件审理中如果涉及主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且在双方对于主合同履行情况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如果法院径行审理势必影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进而可能影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因此，在主债权债务数额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应当驳回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
摘要2：【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条规定，“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抗辩权是指债权人行使债权时，债务人根据法定事由，对抗债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权利。”高科公司出具的《担保函》虽然承诺在瑞祥公司未支付货款余额时承担保证责任，但是，依照法律规定，该公司依法应享有债务人瑞祥公司的抗辩权。中航公司的实体权利来源于其与瑞祥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和《补充协议》，作为保证人的高科公司在行使债务人的抗辩权时，同样可以依照《供货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以及合同履行情况，包括中航公司是否按照合同约定数量、品质履行了供货义务，瑞祥公司是否履行了付款义务，应否继续支付货款以及欠款数额等，进行实体抗辩。而根据中航公司和瑞祥公司《供货合同》和《补充协议》的约定，上述问题均系履行《供货合同》和《补充协议》中产生的争议，属于仲裁管辖的范围。人民法院如果对上述争议进行实体审理，势必侵害中航公司和瑞祥公司基于仲裁条款约定而享有的选择仲裁解决纠纷的权利，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因此，当主合同约定了仲裁管辖，而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仲裁管辖的情况下，原则上应当先行通过当事人协商一致或者经仲裁对主债务的范围作出确认，如果债权人只对保证人提起诉讼，保证人以主合同的约定和履行情况进行抗辩，必然会涉及到法院对于已经约定仲裁裁决的争议事项能否进行审理和裁判的问题，这既涉及到约定仲裁管辖当事人的仲裁程序选择权，也涉及到人民法院审判权的行使范围。在本案中，原审第三人瑞祥公司并未放弃其与中航公司的仲裁管辖约定，认为主债务应当通过仲裁来确定。因此，对于高科公司关于因主债务的范围不能确定，保证责任的范围也不能确定，在主债务未经过仲裁裁决确定的情况下，中航公司直接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属于证据不足的主张，依法应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53号
【提示】约定由晋江市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属于中级法院受案范围，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
【裁判摘要】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协议管辖不得违反级别管辖。但因级别管辖是上下级法院之间就审理一审案件范围的分工，其主要立法目的是在贯彻审级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各级法院职能的合理定位及工作量的平衡，且人民法院级别管辖的划分标准会随着社会发展、各地法院受案状况等因素而不断调整，许多情况下当事人难以准确预期。因此，协议管辖违反级别管辖规定并非绝对无效，人民法院不能仅以协议管辖违反级别管辖为由否认其法律效力，还应结合具体情况分别予以认定。本案中，曾某某与林某某二人在借条中明确约定“由晋江市人民法院管辖”，而晋江市系曾某某的住所地，双方合意选择晋江市人民法院作为解决争议的管辖法院，确有在该法院所在地解决争议的意思表示，法律应维护其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力。原二审裁定基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将当事人在地域上选择管辖的真实意愿结合级别管辖规定，确定由晋江市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即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不宜在管辖权异议阶段予以审查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415号
【裁判摘要】
1．管辖权异议制度是民事诉讼中对被告提出异议，法院予以程序审查处理的规范总和。对当事人依法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人民法院既要依法保障当事人基本的程序权利，也要依据民事诉讼管辖规定，在程序性审查范围内予以及时处理。
2．管辖协议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或者合同附属的争议解决协议，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各方均应接受其拘束，诚信参与诉讼，进而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
3．对当事人以诉讼主体是否适格、是否存在真实的权利义务管辖等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的，需准确把握程序性审查和实体审理的边界，程序的归程序，实体的归实体，程序正义与价值具有独立性、优先性，是实体正义的保障和前提。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81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纠纷可以协议管辖。
【裁判摘要】关于本案的合同性质对案件管辖权的影响问题。民事诉讼法就民商事案件的管辖问题规定了法定管辖和协议管辖两种制度。就法定管辖而言，合同性质是确定案件法定管辖权的主要依据。而就协议管辖而言，案件的管辖权取决于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管辖条款是否符合合法自愿原则。当协议管辖条款存在的情况下，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协议管辖优于法定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因借贷纠纷和股权转让纠纷均是合同纠纷，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管辖的范围。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6)民二终字第227号
【裁判摘要】就股东直接诉讼而言，虽然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和第一百五十三条等明确规定了股东的直接诉讼，但股东在根据该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者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或该法第一百五十三条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规定提起直接诉讼时，应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个人为被告，不能以公司为被告。在根据该法第二十二条等规定提起直接诉讼时，公司方属适格被告。否则，将会出现混淆直接诉讼中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关系的结果。........本院认为，由于股东间接诉讼具有代表性和代位性，事实上原告股东行使的是公司的诉权，因此公司并无参加诉讼之必要。但鉴于民事诉讼的意思自治之品质，可以由公司自主选择是否参加间接诉讼。在公司自主选择参加诉讼的情形下，其在间接诉讼中的地位问题较为复杂，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尚存争议，司法实务通常认为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不宜作为被告，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来具体界定公司的诉讼地位。就本案而言，若湘投控股提起的是股东直接诉讼，则应以中软集团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个人为被告；若提起的是股东间接诉讼，因中软集团并未选择参加诉讼，而是被湘投控股当作被告来提起诉讼的，因此，无论本案是股东直接诉讼还是股东间接诉讼，中软集团均不属于适格的被告，软件所才是适格的被告。故上诉人软件所关于中软集团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主张有理，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