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10-20 14:2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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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28号
【裁判要旨】未经抵押人同意，债务人因企业重组发生债务转移的，抵押人可主张免责——在企业重组过程中债务的责任承担主体发生了变化，构成债务承担。债务人的偿债能力发生了变化，严重影响 抵押人作出担保责任时的判断，故抵押权人可主张免责。
【裁判摘要】担保人是基于对于债务人偿债能力的信任才做出担保，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二条规定，第三人提供抵押的，债权人许可债务人转让债务未经抵押人书面同意的，抵押人对未经其同意转让的债务，不再承担担保责任。本案中债务人东晨药业发生了企业重组。依据一审查明的事实，2005年8月2日，威德药业与金恺威药业法人代表王平签订企业产权转让合同，其中约定欠吉林银行的900万元贷款及利息由王平负责偿还。不论最终该笔债务是由王平负责偿还，还是金恺威药业负责偿还，在企业重组过程中，涉案债务的责任承担主体发生了变化，构成债务转让。债务人的偿债能力发生了变化，这严重影响山城公司作出担保责任时的判断。而从2006年6月5日，通化市金信城市信用社向通化市中远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的《关于同意东晨药业向金恺威药业投资函》的内容看，吉林银行作为债权人对于所发生的债务转让是知情并同意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涉案债务的转让并未取得抵押人的书面同意，抵押人应不再承担担保责任。现吉林银行与金恺威药业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山城公司书面同意债务转让，应当认定山城公司不再承担担保责任。
摘要2：【解读】企业合并分立发生的债权债务转移未经担保人同意，担保人可主张免责。
摘要1：【案号】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皖01民终8342号
【裁判摘要】所谓欺诈，是指销售者在销售货物时，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进而误导消费者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本案系二手车买卖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提车后15日内，如买方发现车况不符，则卖方给予退款退车，这一条款实质上是合同的约定解除条款。作为二手车的买方，并在合同有此约定的情况下，李某应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在提车后积极前往4S店进行查验，以避免遭受损失，但李某并未按约在15天内进行车况检测。万坤汽车公司系从第三方处购得涉案车辆，再转售李某，万坤汽车公司在销售的过程中，未能向李某提供车辆准确的行驶里程信息，亦存在过错，但李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车辆公里数被修改系万坤汽车公司所为，或者万坤汽车公司明知该修改事实而向李某隐瞒，故涉案证据尚不足以认定万坤汽车公司对李胜构成欺诈，李某主张撤销合同并三倍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基于公平原则，酌定万坤汽车公司赔偿李某35000元，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豫1002民初3714号
【裁判摘要】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是机动车生产企业印制并随车配发的证明机动车整车合格的法定文件，是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必须提交的法定证明文件之一。本案中，原告向被告购买帕萨特牌轿车并支付了全部购车款，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向原告交付机动车的同时未将机动车有关单证和资料之一的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一起交付原告，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交付所购帕萨特轿车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诉请第三人交付所购帕萨特轿车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无事实根据，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协助原告办理机动车号牌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不及时提供合格证而造成的车辆购置税滞纳金6860元，因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原告的机动车合格证现在第三人处质押，无法交付原告；被告已将机动车合格证复印件交付原告。因被告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被告的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交付所购帕萨特牌轿车的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
摘要2：
- 日期： 10-28 20:4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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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157号
【裁判摘要】陈某主张轻工联社应向其支付其享有股权比例下的投资收益，证据为东华公司年检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等显示东华公司有可供分配的股利和利润，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东华公司实际对股东进行了分红，且东华公司在1999年11月4日已经明确告知山东省建行，因公司一直处于基建阶段，资金投入较大，未进行过利润分配，故陈某关于分配投资收益的主张因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公司虽有利润但公司正常发展需要资金，公司可形成不分红决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四终字第21号
【裁判要旨】清算中公司履行前置程序的对象是清算组。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鲍某某提起的诉讼是否符合股东代表诉讼条件。台华公司出现了被吊销营业执照或经营期限届满等法定事实，依法确应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且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股东提起代表讼应满足一定的程序要件，股东应书面请求监事会（或监事）、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机关（或人员）在收到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的，股东方可提起代表诉讼。就本案而言，鲍某某如欲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亦需以书面请求董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为前提。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该项法定程序，一审裁定以鲍扬波提起的诉讼不符合股东代表诉讼条件为由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台华公司于1999年4月就已被作为晨光公司的资产被沙区政府托管，迄今已历时十三年有余，鲍某某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存在“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形。鲍某某以《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例外情形为由，认为无须履行前述法定程序即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12-21 17:4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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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皖民四终字第00021号
【裁判要旨】公司债权人未能证明公司股东违反公司法相关法定义务，公司股东不承担责任——在未提供证据证明公司已无清偿债务能力及公司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抽逃出资的情况下，公司债权人要求公司股东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107号
【裁判要旨】施工合同无效，双方在施工中就纠纷处理方案签订协议，该纠纷处理协议属于清算协议，应当作为处理争议的依据。
【裁判摘要】调整违约金的举证责任分配——本院认为，《纠纷处理协议》是在本案双方当事人因项目施工发生纠纷，普定县人民政府组织进行协调并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双方就纠纷处理方案签订的协议。该协议在性质上属于鑫臻房开公司、鑫臻酒店和黑龙江建工集团对双方之间既存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和清理，因而具有独立性。《纠纷处理协议》作为清算协议，具有单独的法律效力，应当作为处理双方争议的依据。案涉工程交付、工程款结算及违约责任的确定等，应当根据《纠纷处理协议》的内容确定。
【裁判规则】在签订协议时，双方应当具有合理预期，对违约金的约定没有超出双方签订该协议时应当预见的范围，现其中一方主张违约金过高不能支持。
【摘要】关于鑫臻酒店应当支付违约金数额的问题。根据《纠纷处理协议》的约定，鑫臻酒店应当就其违约行为向黑龙江建工集团支付工程总价款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该协议中违约金数额的约定，是在双方当事人就案涉工程施工已经发生较大矛盾并造成停工的情况下，在当地政府主持下达成，高额违约金的约定，其主要目的在于预防双方再次出现违约行为，激化双方矛盾。该违约金的约定适用条件，对双方当事人公平一致，即任何一方违约均应适用。且在签订该《纠纷处理协议》时，双方当事人对于工程总造价应当具有合理预期，任何一方违约承担的支付违约金的数额，并未超出双方当事人签订该协议时应当预见的范围。现鑫臻酒店上诉主张违约金数额明显过高，一方面并未就其该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明显高于黑龙江建工集团实际遭受的损失，另一方面该违约金调减请求，与双方当事人签订上述协议时约定高额违约金的目的明显不符，故一审判决判令鑫臻酒店支付黑龙江建工集团违约金2950841.8元（14754209.9元×20%），符合双方协议约定，对鑫臻酒店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51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7号
【裁判要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达成的结算工程价款补充协议属于合同结算清理条款，不因施工合同无效而必然无效。
【裁判摘要】经审查，4份补充协议均系双方因施工方案调整、设计图纸变更、延期开工、停工误工等事由而达成的补偿协议，其内容虽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存在关联，但并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从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违反招标投标的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4份补充协议却并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一审认定4份补充协议属合法有效的合同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世邦公司应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向锦通公司履行补偿赔偿之义务。
【要旨1】承包人报送的工程量报审表有监理单位的审核签证盖章，应认为承包人已举示证据证明其实际完成的工程量。
【摘要1】关于锦通公司实际完成工程量的认定。一审业已查明，锦通公司先后共向世邦公司报送《工程款支付申请（核准）表》7份，前5份均有承包人、发包人、发包人现场代表和监理单位的审核签字盖章，后2份虽无发包人和发包人现场代表签字盖章，但有监理单位的审核签字盖章。7份《工程款支付申请（核准）表》均附有《工程量报审表》，明确载有已经完成的工程量，故应认为锦通公司已举示证据证明其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世邦公司认为不实，则应举示相反的证据予以否认。世邦公司既未举证否定《工程款支付申请（核准）表》所载工程量的真实性，又要求另外通过鉴定的方式重新确定工程量，显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相悖。一审以7份《工程款支付申请（核准）表》认定锦通公司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规则】施工合同无效，施工人仍然负有配合验收和质量保修义务。
【摘要2】至于30万元工程质保金，尽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锦通公司作为建设工程的施工人仍然负有配合验收和质量保修义务，《补充协议》约定“自乙方交房之日起，满两年后，7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乙方”，故一审认定未达支付条件正确，锦通公司应待条件成熟时主张。
摘要2：【要旨2】施工合同无效系因违反招标投标相关法律规定所致，发包人的过错大于承包人，发包人应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是返还因无效合同所取得的财产的一种形式，不以工程竣工验收为条件。
【摘要3】关于工程款支付条件。世邦公司上诉主张案涉工程未竣工验收，锦通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工程不存在质量问题，故不满足工程款支付的条件。经二审庭审询问，双方确认，案涉工程主体已完工，至今未竣工验收，该工程于2015年8月28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锦通公司于2016年10月正式停工，锦通公司未向世邦公司转移占有案涉工程，双方现已没有继续建设案涉工程的可能。本院认为，一审认定世邦公司与锦通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为违反招标投标的相关法律规定而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锦通公司与世邦公司双方均应返还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锦通公司应向世邦公司转移占有案涉工程，世邦公司应向锦通公司偿付建设案涉工程的投入。鉴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系因违反招标投标相关法律规定，世邦公司作为发包人更清楚拟建工程是否属于法律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其过错显然大于锦通公司，故世邦公司应以支付工程款的形式偿付锦通公司的投入。一审判令世邦公司应向锦通公司支付工程款，是返还因无效合同所取得的财产的一种形式，并不以工程竣工验收为条件，故世邦公司认为尚不满足工程款支付条件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要旨】承发包双方对欠付工程款的违约金计算标准约定过高，可以参照不超过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
【解读】司法解释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但并未规定只能由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鉴于实际施工人未向发包人主张权利，承包人有权向发包人主张权利。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10号
【裁判要旨】挂靠人有权收取或处分案涉工程款，其与发包人约定以工程款抵扣其个人债务的，对被挂靠人有效。
【裁判摘要】廖某某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系工程施工的实际投资人，也是工程款的最终享有者，且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廖某某有权代表恒辉公司全面负责案涉项目管理和协议的履行。因此，廖某某有权收取或处分案涉工程款，其与益德兴公司、乔某某签订的以工程款抵扣其个人债务的2013年3月17日《协议书》，应属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实际施工人廖某某与发包人益德兴公司约定以工程款抵扣廖某某个人债务的行为，并不违反上述规定，恒辉公司关于该抵扣行为不符合上述规定本意，抵扣无效的主张，亦不能成立。恒辉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投入资金用于案涉工程施工，其因案涉工程被相关法院判令承担债务均发生在抵扣行为之后，且其承担责任后，可以另行依法向廖某某追偿，故其关于廖某某抵扣工程款的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违背公平原则的主张，无事实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11号
【裁判要旨】合同约定协议字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一般可以理解为签字或盖章后协议即生效，而非必须同时具备签字与盖章两个条件后协议方生效。
【裁判规则】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订立和履行合同的，能否挂靠被挂靠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
【摘要】在挂靠关系下，挂靠人系以被挂靠人名义订立和履行合同，其与作为发包人的建设单位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对实际完成施工的工程价款，其仅能依照挂靠关系向被挂靠人主张，而不能跨越被挂靠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不适用于挂靠情形，是因挂靠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不能援引该司法解释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而非免除被挂靠人的付款义务。从这个意义上看，北京建工上诉主张停工前工程系黄进涛挂靠施工，故其不应承担付款责任，黄进涛应向明光酒店公司和明光旅游公司直接提出主张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需要说明的是，原审法院判决明光酒店公司直接向黄进涛支付续建工程价款后，其未依法提出上诉。原审判决前述判项确定的实体义务虽然无须再作实质调整，但鉴于需要改判北京建工及北建海南分公司向黄进涛支付续建工程欠款，故将原审判决前述判项变更为明光酒店公司在其所欠工程款范围内，对北京建工及北建海南分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解读】当事人提供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的，法院基于证据关涉案件基本事实可以予以采纳。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677号
【解读】合同“签字盖章”后生效一般为“签字或盖章”中具备其一即可。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932号
【裁判摘要】原审判决对签证单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工程量有争议的，按照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签证等书面文件确认。承包人能够证明发包人同意其施工，但未能提供签证文件证明工程量发生的，可以按照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确认实际发生的工程量。签证单对工程量的发生具有证明效力，涉案部分签证单虽无沿海公司签字，但上述签证单已经监理工程师或监理单位签字盖章，应当作为证据使用。涉案部分签证单出具时间虽相同，但不足以否定签证单的真实性。在沿海公司未提供证据反驳上述签证单的真实性的情况下，原审判决对上述签证单予以采信并作为认定工程量的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8号
【裁判要旨】承包人对隐蔽工程在隐蔽前未通知发包人检查的，应对隐蔽工程质量缺陷承担主要责任。
【裁判摘要】管线工程系隐蔽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隐蔽工程在隐蔽以前，承包人应当通知发包人检查。发包人没有及时检查的，承包人可以顺延工程日期，并有权要求赔偿停工、窝工等损失"。贵州一建在二审中虽主张其已经通知金滩源公司及监理公司检查，但是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贵州一建对管线不通等质量问题，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金滩源公司作为发包方，没有及时检查管线工程质量，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法院以无法查明管线不通的原因为由，酌定双方当事人各承担一半责任，是非判断不准，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贵州一建上诉主张其不承担责任；金滩源公司上诉主张，此部分质量缺陷损失应由贵州一建全部承担，诉请理由均不充分。本院酌定，对管线不通部分修复费用325834元，由贵州一建承担9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金滩源公司293250.60元，剩余部分由金滩源公司自行承担。
摘要2：
摘要1：——施工合同无效，能否直接参照合同约定工期计算相关损失
【法理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有四：一是返还财产。合同一方因签订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二是折价补偿，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三是损失赔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四是法律特别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可见，合同无效的后果更多是不当得利返还的问题，而非合同约定权利义务的履行。反对观点则认为，2005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二条已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承包人可以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但究其起草背景，主要是为探求当事人真意，解决工程价款合理计算的问题，只不过在折价补偿标准上参考合同约定而已。并无将整个合同都有效对待的意思。故不能狭隘将其理解为这是合同无效被有效化对待的例证。更不能由此推出施工合同无效，当事人也可直接参照合同约定工期、工程质量等条款提出主张。事实上，合同无效不能有效对待的基本原则必须得到坚守。在合同无效且不能返还原物的情形下，仍应坚持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当事人在主张折价补偿、损失赔偿等时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只有在当事人举证不能时，才可参考合同约定提出主张，由人民法院综合过错、损失大小、损失与过错因果关系等因素酌情处理。
摘要2：【提示】施工合同无效，能否直接参照合同约定工期计算相关损失？
【摘要】河北工建是否应向河北盈驰赔偿合同无效的工期损失问题。原判决认为，虽然施工协议无效，但工期确有延误。故参照施工协议违约金条款约定，判令河北工建向河北盈驰赔偿165万元工期延误损失。对此，本院不予支持。首先，施工协议如无效，则其中关于工期约定的条款亦无效。案涉1、 2号住宅楼约定的竣工日期为2011年8月15日。但由于该工期约定条款因施工协议无效而无效，故不能直接适用该工期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延误的依据。在约定工期不可适用的情形下，可通过鉴定确定案涉工程的合理工期。对于承包人的实际工期已超过鉴定合理工期情形，发包人可以主张工期延误损失，但应由其提供因工期导致的实际损失的证据，而不能简单参照无效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条款计算。具体到本案中，在施工协议无效情形下，原判决仍参照该协议中违约金条款约定计算损失，缺乏依据。
【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76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188-215页】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46号
【裁判要旨】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起算点，应为实际的竣工验收日而非推定的竣工验收日。
【裁判摘要】至于广宇公司再审审理过程中主张，本案二审过程中广宇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为江苏××律师事务所律师，汇银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为同一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诉讼过程中存在委托诉讼代理人操纵诉讼的情形，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且该主张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本院不予审查。
摘要2：
- 日期： 02-05 20: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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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施工人
挂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613号
【裁判摘要】在挂靠施工情形中，存在两个不同性质、不同内容的法律关系，一为建设工程法律关系，一为挂靠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根据相关合同分别处理。二审判决根据上述建邦地基公司认可的事实，认定建设工程法律关系的合同当事人为中冶集团公司和博川岩土公司，并无不当。建邦地基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中冶集团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因此，即便认定建邦地基公司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亦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非合同相对方中冶集团公司主张建设工程合同权利。至于建邦地基公司与博川岩土公司之间的内部权利义务关系，双方仍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适用于建设工程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情况，不适用于挂靠情形，二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错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该解释第二条赋予主张工程款的权利主体为承包人而非实际施工人，建邦地基公司主张挂靠情形下实际施工人可越过被挂靠单位直接向合同相对方主张工程款，依据不足。
摘要2：【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适用于建设工程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情况，不适用于挂靠情形。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144号
【裁判要旨】实际施工人要求发包人给付工程款，应提供证据证明发包人可能欠付承包人工程款以及承包人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
【裁判摘要】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行使诉权时，应提供证据证明发包人可能欠付承包人工程款以及合同相对方承包人有破产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司法实践中，适用上述规定有严格的限定条件，只有在转包人和分包人没有向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款，也没有能力支付，而发包人尚存在拖欠转包人和分包人工程款没有支付的情况下才可适用，发包人在未支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本案中，尹×、袁××原则上应向转包方庆田公司主张工程款，其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行使诉权时，应提供证据证明发包人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可能欠付庆田公司工程款，以及合同相对方庆田公司有破产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但尹×、袁××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庆田公司认可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已向其付清案涉工程款，故尹×、袁××上诉请求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13号
【裁判要旨】实际施工人提供承包人的项目经理出具的欠条，承包人对欠条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在该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对欠条真实性应由最便于提供证据的承包人承担举证责任。
【裁判摘要】诉讼中杨某某依据张某某出具的《欠条》主张权利，《欠条》上有张某某签字，并加盖项目部印章，按常理推断，《欠条》应系由甘肃三建集团出具，但甘肃三建集团对《欠条》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在该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对《欠条》真实性的证明责任应根据举证便利性原则进行分配,即由最便于提供证据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甘肃三建集团作为案涉工程承包人，张某某系其授权管理项目部的项目经理，现《欠条》载明系由张某某签字确认并加盖项目部印章，由甘肃三建集团举证证明项目部印章及张某某签名的真实与否，必然较由杨某某提供证据更为便利，故上述事实的证明责任应由甘肃三建集团承担。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123号
【裁判摘要】认定《预定协议》的性质，需要分析双方当事人依据协议约定内容及实际履约行为所形成的法律关系。首先，《预定协议》约定内容表明双方当事人合意目的系形成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一是，协议约定虹房公司定向预定经纬公司和泰苑住宅房。按照文意解释，“定向预定”含义为预先约定购买。协议签订时，案涉项目尚未开工进行建设。原建设部颁布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商品房预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商品房预先出售给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定金或者房价款的行为。按照上述办法对商品房预售的定义，《预定协议》约定的“定向预定”，应理解为经纬公司向虹房公司预先出售将要建设的商品房，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范畴。二是，《预定协议》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协议约定了缔约主体、买卖房屋的位置及面积、价款及价款支付、购房款结算;协议约定在和泰苑符合上海市商品房预售条件下，经纬公司如何履行交付房屋义务；缔约双方未履行交付房屋、支付价款等主要合同义务时违约责任的承担。上述约定表明，《预定协议》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所必备的内容。其次，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了《预定协议》。经纬公司取得和泰苑0000354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双方签订了13830.98平方米房屋商品房出售合同。经纬公司取得0001709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按照虹房公司指令与案外人签订了三份商品房出售合同，经纬公司交付了14012.42平方米房屋，经纬公司在原审诉讼过程中，并未否认虹房公司已经支付上述销售房屋价款。上述事实表明，双方当事人依照《预定协议》约定实际履行了支付房款及交付房屋的合同义务，部分实现了《预定协议》的缔约目的。二审判决认定《预定协议》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正确。
【摘要1】《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担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上述法律规定表明，违约方承担迟延履行违约金后，仍需承担继续履行合同义务。
摘要2：【摘要2】增加新的诉讼请求——虹房公司基于和泰苑二期房屋涵盖在买卖房屋面积中，提出经纬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交付房屋的请求。一审法院经庭审查明，和泰苑二期房屋不属于《预定协议》约定的买卖房屋范围，基于虹房公司在错误判断事实基础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完善，向虹房公司予以释明，并无不妥。虹房公司经释明后将其请求修正为如经纬公司不能交房则按照市场价予以赔偿，该主张应当作为虹房公司的诉讼请求。经纬公司认为虹房公司上述请求为增加新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程序违法，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或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当事人在原审诉讼中已经依法要求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未予审理且客观上不能形成其他诉讼的除外。依照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确定的原则，再审程序与普通诉讼程序不同，其是对原审的再次审理，是对已经生效的原审裁判存在错误的纠正程序，因此，必须立足于原审裁判。由于原审生效裁判的作出使得当事人原审诉讼请求已经固定，再审诉讼标的应以此为限，受原审诉讼请求限制。按照上述观点，对于原审被告一方在一审判决后提起上诉，后就终审判决提起再审，再审申请范围应当限定在其二审提起上诉请求范围内。在经纬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未就经纬公司承担房屋过户时应当缴纳的税、费提起上诉具有正当理由情形下，应当认定其已对该请求作出处分，不应作为再审审理范围。
【摘要4】《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依照上述法律规定，经纬公司履行向虹房公司交付房屋义务，必然需要协助虹房公司办理产权过户手续，这是交付房屋的附随义务。虹房公司请求经纬公司交付房屋，当然涵盖请求经纬公司履行协助过户义务，亦包括因经纬公司未依约交付房屋，经纬公司应承担虹房公司因此增加的税费
摘要1：【案号】（2015）启开民初字第01662号，（2015）通中民终字第03134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将特定主观目的作为合同条件或成交基础并明确约定，则该特定主观目的之客观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制范围。如开发商交付的房屋与购房合同约定的方位布局相反，且无法调换，购房者可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解除合同。
摘要2：【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该条赋予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非违约方的法定解除权，案涉房屋内部布局左右相反导致张某某、徐某某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有权解除购房合同。
其一，合同目的包括客观目的和主观目的。客观目的即典型交易目的，当事人购房的客观目的在于取得房屋所有权并用于居住、孩子入学、投资等，影响合同客观目的实现的因素有房屋位置、面积、楼层、采光、质量、小区配套设施等，客观目的可通过社会大众的普通认知标准予以判断。主观目的为某些特定情况下当事人的动机和本意。一般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中的合同目的不包括主观目的，但当事人将特定的主观目的作为合同的条件或成交的基础，则该特定的主观目的客观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制范围。
其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房屋的内部左右布局约定明确。从现有证据来看，无论是取生置业的宣传图片还是购房合同附件中的房屋平面图，均明确了房屋进门后的左右布局。取生置业在购房合同附件中的房屋平面图加盖合同专用章，该附件并未提醒购房者，实际交付房屋的内部左右布局可能与平面图相反。取生置业辩称其工作人员在销售房屋时曾明确告知，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张某某、徐某某所购房屋为期房，在购房时参观的样板房也与实际交付的房屋不一致，无法据此推断张某某、徐某某明知所购房屋的内部左右布局与合同约定相反。
其三，张某某、徐某某对于房屋内部左右布局明确约定并作为特定的合同目的，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未侵害第三人权益，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法律尊重和保护个体通过自身价值判断自由选择合适房屋的合法权利。房屋并非普通商品，购房者对所购房屋的谨慎选择符合生活常理。由于取生置业并未交付符合合同约定布局的房屋且无法调换，致使张某某、徐某某购买符合购房合同附件中约定布局房屋的合同目的落空，张某某、徐某某要求解除合同于法有据，法院予以确认。张某某、徐某某于2015年7月16日向取生置业发出律师函，告知取生置业构成根本违约，要求其拿出解决方案，但未明确解除合同，故法院确认案涉购房合同的解除时间为一审期间起诉状副本送达取生置业之日即2015年8月1日。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民终313号
【裁判摘要】关于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依据讼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竣邦公司第二期2868万元应于2011年12月29日之前付款,但直至2013年6月6日竣邦公司才向建宁国土局转账支付该笔款项，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故双方签订了《关于建宁县水南新区马房村南侧地块有关问题的协议》，约定了建宁国土局同意竣邦公司缓交滞纳违约金，至2013年12月30日前缴清等，但竣邦公司再次违约。本案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关于“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之规定，竣邦公司有权请求人民法院适当减少。综合考虑竣邦公司已缴清土地出让金5736万元、建宁国土局经释明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竣邦公司存在两次违约等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关于“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之规定，建宁国土局的损失可参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但因竣邦公司存在两次违约，故参照银发[2003]251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关于逾期还贷罚息利率的规定，在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1民终6686号
【摘要1】是否应当追加孙某1作为本案当事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虽然《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居间服务合同》、《过户、按揭代理合同》抬头载明的买受人为王某某、孙某1，但孙某1均在上述合同的代理人处签字，《补充协议》亦载明孙某1为代理人，结合王可璇办理购房资格核验的事实，可以认定诉争房屋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为王某某，孙某1并非房屋买卖合同的共同买受人。因此，王某某作为原告起诉并无不当，赖某、范某1主张应当追加孙某1作为本案当事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虽然其中第三款约定买受人于2016年11月30日前支付出卖人购房款1500000元，但依据合同相关条款，该义务的履行应当以前两款约定的条件成就为前提。现赖某某、范某1主张其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曾特别强调买受人必须在2016年11月30日前支付购房款1500000元，该主张与合同相关条款约定及房屋交易实践不符，赖某、范某1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合同时已将上述要求明确告知王某某，王某某现对其上述主张不予认可，故赖某、范某1关于在2016年11月30日前支付1500000元的约定系特别约定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合同履行顺序，王某某应在办理完成房屋核验及网签手续后支付该1500000元，但房屋核验手续于2016年11月30日并未完成，且双方至今未办理网签手续，故王可璇未支付上述款项，亦不构成违约。
摘要2：【解读】房屋买卖双方约定根据房屋买卖流程顺序分为不同节点分期付款，因出卖人迟延履行付款节点前的流程义务，买受人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固定时间点支付房款不构成违约。
【基本案情】
①付款方式双方约定：1.买受人于合同签订之日支付出卖人第一笔购房定金5万元；于房屋核验通过之日支付第二笔购房定金45万元。2.买受人于网签之日支付出卖人第一笔首付款135.8万元。3.买受人于2016年11月30日前支付出卖人购房款150万元等。
②合同履行过程中，非因买受人原因涉案房屋于2016年12月7日通过核验，次日买受人支付第二笔定金45万元，双方签署了网签草拟合同纸质版。
③后出卖人以买受人未按照合同约定于2016年11月30日前支付150万元购房款构成违约违约，拒绝继续履行合同。法院最终判决买受人迟延付款不构成违约（合同先履行抗辩权）。
- 日期： 03-06 09:5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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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追偿权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2106号
【裁判摘要】友邦公司与王某某之间系劳动关系，不是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王某某在履行工作职责过程中造成的损失，在王某某与友邦公司之间不应适用民法的归责原则，所以对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而应适用劳动争议方面的相关规定。从《劳动法》第102条、劳动部《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第4条、《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16条、《劳动合同法》第90条等规定可以看出，本案友邦公司要求王某某承担损失的前提应是王某某违反友邦公司的规章制度或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但友邦公司又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公司制订有该方面的规章制度或双方之间有此方面的约定，故一审法院对友邦公司要求王某某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正确，对友邦公司撤销原判并改判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639号
【裁判摘要】孙某提供了2007年7月10日至2007年11月23日期间的银行汇款凭证以及证人证言，证实其将780万元分12次打入路某某的两个个人账户。路某某对收到孙某780万元汇款的事实没有异议，且在一、二审庭审中认可双方之间无其他经济业务往来，故孙剑已完成对基础事实的举证责任。路某某主张其合法占有该780万元不需要返还，应就合法占有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以推翻孙某的举证。因路某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占有孙某所汇款项的合法依据，一、二审法院判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借款人未清偿到期借款，出借人诉至法院要求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借款人对借款事实予以否认，出借人只能证明二者之间存有转账关系，而无法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的，转出方可以变更以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要求相对人归还款项，收款方对非基于借贷关系合法收受款项的原因负有举证责任。
- 日期： 03-23 17:0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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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鲁民再终字第26号
【裁判摘要】根据双方所签合同的约定，源发矿业公司享有经营铁矿的自主权，其依据开采矿石的数量向中庄铁矿交纳承包费，中庄铁矿的主要权利为收取承包费，因此，本案合同的主要内容是中庄铁矿将企业的经营权承包给源发矿业公司。源发矿业公司主张，中庄镇人民政府、中庄铁矿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参与了企业经营并提供证据《中庄铁矿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予以佐证。本院认为，该应急救援预案的设立与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中关于发包方对企业进行监督负责的约定并不相悖，在源发矿业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中庄镇政府、中庄铁矿参与了企业经营的情况下，应认定源发矿业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完全享有经营铁矿的自主权。依据合同约定，源发矿业公司享有铁矿的生产、管理、投资、收益等权利，独自承担生产风险，合同内容亦涵盖了采矿权所包含的相关权利，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本案合同实际是以承包形式进行采矿权转让的合同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双方对采矿权的转让是否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及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采矿经营权是特许经营权，其批准应严格履行审批程序。根据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之规定“…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据此，源发矿业公司需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方可使本案的采矿权转让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原审法院以源发矿业公司未履行审批程序，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认定本案合同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源发矿业公司因合同无效所产生的损失，可另行主张。
摘要2：【解读】认定以承包方式转让采矿权的采矿权承包合同无效。
- 日期： 03-27 16:4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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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4987号
【裁判摘要】煤矿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人与煤矿整合存在一定利害关系，而合法承包经营权人与采矿权人之间的承包经营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因再审申请人与冀拉爱签订的是承包经营合同，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是顺道村二煤矿的采矿权人，因此，娄烦县政府在作出《太原市娄烦县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工作方案》时，并无告知再审申请人的义务。此外，适用20年起诉期限的必要条件为当事人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顺道村二煤矿于2006年被整合关闭，2007年4月27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向整合后的山西天池店煤业有限公司颁发了采矿许可证，且根据原审法院在另案中查明的事实，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于2007年7月17日在《山西日报》就上述颁证行为进行了公告。据此可以推定，再审申请人至迟应在公告后即应当知道顺道村二煤矿被整合的情况，再审申请人主张其在2014年12月30日才知道自身权利遭受侵害，该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应适用2年的起诉期限。因此，再审申请人于2015年6月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在结果上并无不当，本案无再审之必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496号
【裁判摘要１】虽然案涉《承包合同转让协议》于2016年12月30日被生效裁判文书撤销，但在本案诉讼中，龙威公司与黄某某均多次确认在转让协议被撤销后，双方并未恢复《项目承包合同》的履行，而是由龙威公司收回案涉项目并自行开发至今。虽然林某、**堂上诉认为龙威公司、黄某某并未提交书面协议等证据证明《项目承包合同》终止履行的事实，但合同终止并非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亦能产生合同终止的法律效果。
【裁判摘要２】龙威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原审法院根据股份有限公司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持股比例及时间的要求来审核林某、**堂的起诉是否符合条件，该项法律适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一审法院认为】《承包合同转让协议》虽被判决撤销，也不意味着龙威公司与黄某某之间的《项目承包合同》恢复履行。．．．．．．林某、**堂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项目实际仍由黄某某承包经营，仅以龙威公司未与黄某某协商解除合同，未对黄某某承包期间投入进行结算为由，主张《项目承包合同》尚未解除，理由不能成立。在《项目承包合同》效力已实际终止的情况下，林某、**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提出的解除合同、返还相关证照以及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 日期： 05-01 22:3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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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答：免证事实是指诉讼中当事人虽然就某一事实提出主张，但免除其提供证据证明的责任的情形。
摘要2：
- 日期： 05-02 16:4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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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答：证据原件原物优先原则是指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优先提交原件、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摘要2：
- 日期： 05-04 16:3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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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
摘要2：
- 日期： 05-17 23:1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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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民再27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出卖人通过认购、订购、预定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受定金作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的，如果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关于定金的规定处理；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出卖人应当将定金返还买受人。对定金罚则的适用，应当审查在买受人交付定金后，买受人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进行了诚信磋商，买受人提出的要求是否系交纳定金后合理的磋商空间。本案中，首先，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认购书中已经明确“乙方（即戴某某）在签订本认购书之前，已经充分了解甲方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补充条款等相关文件之样本，并无异议。本认购书所涉及的物业情况和买卖条件（包括但不限于房屋面积、误差处理、房屋交付、房屋质量、房屋/土地抵押、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等合同内容乙方已充分知晓，且对此完全理解和认同。鉴于此，若乙方以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相关文件未与甲方达成一致为由，而拒绝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相关文件的，甲方可按第三条第4款约定行使相关权利。”商品房认购书明确戴某某已经充分知晓合同的样本、条款，对其所购买房屋情况、条件已经知晓。其次，戴某某主张其对房屋真实情况不了解，主要是层高高度，销售员最初称5米后又称4.5米。但是，戴某某签字确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草稿）第三条买受人所购商品房的基本情况，明确其所购337幢M12号房屋层高4.5米，戴某某在该位置签名确认。戴某某称其因不能确定层高，与世茂公司磋商不成致未签商品房买卖合同，与事实不符。最后，世茂公司在商品房认购书签订7日后，直至2014年8月11日向戴某某发出签约催告函，甚至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均表明态度可以随时与戴某某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而戴某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拒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合理的理由。综上，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不能的责任应当归于戴某某，依据定金罚则，戴某某无权要求世茂公司返还定金5万元。原审以世茂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戴某某拒签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明确原因，认定双方未能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系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