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一中民终字第5042号
【摘要】谢某某与任某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任某某与谢某某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余款由恒华公司支付，但任某某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并非恒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双方就履行股权转让款一事并没有与恒华公司达成任何协议，故该约定应当视为由第三方代为履行，而不是债务的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谢某某称恒华公司并未向其支付该笔股权转让款，任某某未就此提交反证，在此情形下，谢某某有权要求任某某支付股权转让款，并支付违约金。
摘要2：
摘要1：【问题】“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应当如何理解？
【解答】（１）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约定不明确，原告只有基于合同约定的实体权利义务要求被告履行合同义务给付货币的，才能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２）如果原告并非基于合同约定的实体权利义务要求被告给付货币的（即被告给付原告货币并非履行合同约定的实体权利义务），不能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解读１】“争议标的”指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争议标的履行地指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的履行地。
【解读２】“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应当是指争议标的所指向的合同义务为给付货币，此时合同履行地为接收货币一方（而非给付货币一方）。
【解读３】“给付货币”义务，是指合同约定的实体义务，并非仅指诉讼请求中包含的货币内容。
【解读４】多个履行义务并存时的合同履行地确定，原则上应将履行主要义务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但如果履行主要义务所在地无法确定的，多个履行义务所在地法院都有管辖权。
【注解１】请求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应按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来确定本案管辖法院。——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辖6号
【注解２】原告诉求退还定金不属于“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119号
【注解３】买卖合同一方起诉请求判令支付货款的，出卖方作为案涉合同约定接收货币一方其所在地可以认定为合同履行地。——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辖34号
【注解４】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请求支付股权转让余款，争议标的属于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辖31号
摘要2：【注解５】“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存在两种情形即出借人所在地和借款人所在地——（１）当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借款是否出借事项上产生争议时，以借款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２）当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借款及其利息是否归还事项上产生争议时，以出借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44号
【注解６】诉讼请求为退还中介费，“争议标的”不属于“给付货币”而属于“其他标的”，不适用“给付货币”确定管辖。——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辖78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01民辖终352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二中民终字第17061号
【裁判要旨】股东会必须在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之内作出决议，否则可以认定无效。
【裁判摘要】股东会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不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亦应是公司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2007年4月20日的印章公司股东会决议第四条规定，王某某欠公司100万元债务，王某某以外的其他股东一致同意免除100万元债务。朱某认为该条内容无效，王某某认为该条内容有效。对此，本院认为，一、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亦不符合印章公司章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除可以行使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等法定职权外，还可以行使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现印章公司的章程中并未赋予公司股东会除法定职权外的其他职权，故印章公司关于免除王某某100万元债务的决议超越了股东会的职权范围，系越权决议。免除股东对公司债务的决议内容，损害印章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亦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特别是通过股权受让的方式成为新股东的豪立泰公司的利益。且王某某关于其以150万元的价格转让印章公司的股权，是因为与印章公司及股权转让的受让方豪立泰公司协商免除了王某某的100万元借款的主张并不能成立，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人是豪立泰公司，印章公司债权的义务人是王澄洲，两笔款项没有直接关系，股权让与人和股权受让人亦不可以此种方式损害印章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二、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并非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王某某在转让其持有的印章公司股份前，以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免除其对印章公司的100万元债务，且未经印章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损害了印章公司的利益，亦损害了印章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印章公司股东会决议第四条应属无效。
摘要2：
摘要1：【要点提示】股东提起的解散公司之诉，在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中第一百八十三条作出了规定。该条文规定了公司股东提起的解散公司之诉的主体条件、适用条件和前提条件，为此类诉讼提供了一种正式的、制度化的途径。公司解散对于公司是最严厉和最不好的结果，涉及到股东之间利益平衡、公司解散后公司职工的安置、相关债权的清偿等多方面利益平衡的问题。在审判中应严格提起解散公司之诉股东的举证责任，慎重作出强制解散公司的判决，最大限度地维持公司的存续，从而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裁判索引】
一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0号（2006年9月22日）
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粤高法民四终字第359号（2006年12月26日）
摘要2：【摘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当股东转让股权时，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同等条件”是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实质性要求，是指转让方对其他股东和对第三人转让条件的相同，不区别对待。在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其他股东处于优先于股东之外的第三人购买的地位。本案中，被告招某某１在2004年11月以特快专递方式向股东招某某２送达的股东会召开通知书中，载明招某某１是以1350万元价格把其股份转让给冯某某。及后金利达公司于2004年11月11日召开股东会议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中，亦是决定招某某１以1350万元价格转让其股份。但招某某１在上述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以27.5万元的价格转让其股份，冯某某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27.5万元。由此可见，招某某１转让股权给冯某某的价格远低于其告知招某某２的价格。该行为直接剥夺了招某某２在同等条件下的股东优先购买权，违反了公司法的上述强制性规定，故该股权转让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不发生股权转让的效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四终字第16号
【裁判要旨】仅具有形式特征的股权转让行为本质体现为投资法律关系——公司股权的转让不能仅具有形式特征，而是要具有实质意义。当转让股权的行为更多依附于对外筹资或者吸收外来投资者的行为时，则该行为的本质就会着重体现在投资法律关系人，而不再是股权转让法律关系。
【摘要１】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在本质上体现的是福建全通公司与万威公司之间的投资法律关系，而非香港全通公司与万威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法律关系基于股权转让虽有事实依据，但不够客观、全面、准确，也不符合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所涉法律关系应定性为投资法律关系，相应地，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出资纠纷。一审判决将本案确定为股权转让纠纷欠妥，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２】从本案事实看，万威公司的投资款最终均流入到了福建全通公司，福建全通公司实际占有并使用了上述投资。虽然万威公司要成为福建全通公司的股东，必须通过香港全通公司转让股权的方式才能完成，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香港全通公司对于拟转让给万威公司的股权有相应的实际出资，加之本案股权转让并未最终成就，故福建全通公司作为接受投资的目标公司应当向万威公司返还投资款本息。香港全通公司在本案中受福建全通公司委托行事，其还与万威公司签订了《创始股东投资合同书》及转让福建全通公司3.9%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故香港全通公司对万威公司投资款本息亦应承担返还责任。
摘要2：【解读】股权转让款留下公司，认定为投资法律关系而非股权转让法律关系。
摘要1：【实务要点】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受让方应支付股权转让款数额和支付转让款时间、履行方式等支付对价义务情况下，转让方以受让方拒绝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构成根本违约为由，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不予支持。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32号《当事人对其提出的主张不能举证证明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摘要2：
摘要1：【实务要点】部分股权转让价款计算依据未作明确约定，依现有条件亦无法查清和确定的，法院依法不宜作出支持或不予支持的结论。对双方均认可的部分价款，可先行判决。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16号《部分判决制度在案件部分事实暂时无法查清时的适用》
摘要2：
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皖民二终字第00364号
【裁判摘要】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神元公司应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为1020万元，神元公司未支付到期转让款的金额为204万元，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原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神元公司支付全部价款正确，故神元公司应支付韦洋剩余股权转让款408万元并对其中的204万元按《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日万分之五标准向韦洋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高民终字第1011号
【裁判摘要】上诉人华源京都公司、华源亚太公司要求被上诉人城乡集团、海欣方舟公司承担责任的前提是被上诉人城乡集团提供的市消防局基建办公室的文件是否不符各方交易时所依据的交易条件，被上诉人城乡集团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城乡集团依据《承债式股权转让协议书》向华源京都公司、华源亚太公司提供的《关于预设地区消防站移址建设的请示报告》不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受让方接受后能实际使用、执行和操作”的情形，当属城乡集团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上诉人华源京都公司、华源亚太公司有权就此提起诉讼请求救济。上诉人华源京都公司、华源亚太公司与被上诉人城乡集团在庭审中均明确表述各方就股权转让款尾款的给付事宜一直进行磋商，因此，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华源京都公司、华源亚太公司2003年9月11日与市消防局签订协议的时间作为时效起算点驳回其请求的判理不当，应予纠正。本案上诉人华源京都公司、华源亚太公司的权利行使在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内，应当予以保护；上诉人华源京都公司、华源亚太公司以被上诉人城乡集团违约致使其交易成本扩大为由请求变更股权转让价款，其主张违约的法律事实对应的法律请求应当是违约损害赔偿，而非变更合同价款，主张的法律事实与法律请求缺乏法律上的逻辑联系。另，上诉人华源京都公司、华源亚太公司提交的其扩大损失部分证据均系单方作出且被上诉人城乡集团、海欣方舟公司不予认可，上诉人亦未向一审法院提出关于审计的申请，在此情形下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起诉的结果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夫妻单方恶意转让股权不经追认则无效
【裁判要旨】夫妻一方在离婚诉讼之前将自己名下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该类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涉及公司法、婚姻法、合同法以及民法通则的交叉适用。夫或妻单方转让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其行为虽然不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但违反婚姻法关于夫妻平等处理共有财产以及民法通则、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基于受让人主观上并非善意的考量，对该类股权转让合同应认定无效。
【裁判规则】股权转让本质上是商事交易行为。夫妻以共同财产出资于有限责任公司，一方转让股权的，应遵循商事外观主义，除非转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配偶方利益，夫妻一方转让登记在自己名下的股权应属于有权转让，合同有效，但股权转让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一方伪造签名转让了登记在对方名下的股权，除非受让人能够证明夫妻代签名已取得对方授权或默许（其有理由相信为夫妻共同意思），否则合同无效，受让人不能善意取得股权。
【案号】一审：（2012）台温溪商初字第550号；二审：（2013）浙台商终字第642号
摘要2：
摘要1：【要旨】公司为公司内部股东之间转让股权提供担保，因违反《公司法》第35条、第74条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公司为公司股东向外部第三人转让股权提供担保，不违反《公司法》、《担保法》相关规定，该担保行为有效。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64号
【提示】股权转让后前股东仍可依股权转让协议取得公司收入。
【裁判要旨】在股权转让方已经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且目标公司无应向债权人履行的债务的前提下，前股东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从公司分得公司的部分收入，经全体新旧股东及公司一致同意，没有损害公司、公司股东、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的，不宜否定其效力。
【摘要】关于土地出让金溢价分成条款的效力问题——首先，土地出让金溢价分成的约定是陶某某、孙某向许某某、吴某转让奥泰克公司100%股权的股权转让款组成部分，许某某、吴某作为奥泰克公司的新股东是同意和认可的。因此，土地出让金溢价分成的约定不会损害许某某、吴某作为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更不会涉及损害其他股东权益的问题。其次，2016年1月7日安徽辰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奥泰克公司验资报告》载明，未有债权人要求奥泰克公司清偿债务或对债务提供相应担保。故该项约定亦不会损害奥泰克公司债权人的权益。再次，土地出让金溢价分成的约定是陶某某、孙某与许某某、吴某、奥泰克公司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不存在陶某某、孙某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因此动摇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并未违反《公司法》第三条和第二十条的规定。最后，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前的2010年12月2日，陶某某、孙某已向奥泰克公司实际出资4446万元，履行了作为原股东对奥泰克公司的全部出资义务。在陶某某、孙某向许某某、吴某转让奥泰克公司股权时，奥泰克公司通过公开拍卖取得了二号地块土地出让金溢价分成的权利。该项权利是陶某某、孙某经营奥泰克公司期间预期获得的收入，对于该笔收入进行分配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行为，且已经奥泰克公司确认，不构成陶某某、孙某抽逃出资的事实。综上事实分析，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土地出让金溢价分成的约定没有损害公司、公司股东、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宜否定其效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三中民终字第08542号
【提示1】解除异议必须在收到通知后三个月内向法院提出。
【裁判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该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合同解除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应当在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异议方即丧失了就合同解除提出异议的权利；在三个月内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解除合同的效力进行审查。本院认为，《合同法司法解释二》规定的解除权异议期限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日为标准，并不以人民法院受理日为标准。朝阳法院于2013年9月11日向北京神州公司出具诉讼费交款通知书的事实，可以认定北京神州公司向法院起诉的时间不晚于2013年9月11日，且北京神州公司提起的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据此，本院认定北京神州公司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规定的解除权异议期限内就黄某某、饶某某解除合同的效力提起过诉讼，一审法院对黄某某、饶某某解除合同的效力的审查理由正当，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2：【提示2】合同解除权异议期限属于除斥期间，合同解除提出异议后该除斥期间即丧失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关于合同解除效力的争议转而由诉讼时效制度规制。
【裁判摘要2】合同解除权异议期限属于除斥期间，在北京神州公司就合同解除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该除斥期间即丧失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关于合同解除效力的争议，转而由诉讼时效制度规制。北京神州公司于2013年11月15日向朝阳法院撤回起诉，其后在黄某某、饶某某起诉北京神州公司案件中提起反诉的行为，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不影响北京神州公司请求法院就合同解除的效力进行确认的权利。黄某某关于北京神州公司起诉超过解除合同异议期间，北京神州公司无权就解除合同提出异议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提示3】股权出让人未全面履行其交割资料的从合同义务，股权受让有权拒绝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裁判摘要3】本案中，北京神州公司获得广州神洲公司的全部股权，并取得广州神洲公司的经营管理权是北京神州公司的当然合同目的。依据日常经验法则，诉争合同约定的黄某某、饶某某应交付“银行印鉴卡、开户申请书、发票领购簿（国税、地税）、国税和地税的发票、银行机构信用代码、劳动保障年审登记证、社会保险登记证、空白的支票、地税发票章、国税发票章、国税数字证书、网银U盾”的义务，以及诉争合同中未具体约定的交付公司会计档案（包括凭证、总账、明细账、日记账、报表）的义务，均属于北京神州公司取得广州神洲公司经营管理权所必需的资料。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定黄某某、饶某某负有的前述从合同义务的履行与北京神州公司在诉争合同中的合同目的实现具有直接牵连关系，黄某某、饶某某不履行前述义务，北京神州公司可以行使抗辩权，拒绝履行己方的相应义务。鉴于黄某某、饶某某未全面履行其交割资料的从合同义务，北京神州公司拒绝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属于行使抗辩权的行为，该行为不构成违约。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鲁民提字第341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股权出让人未协助股权受让人办理相关的股东变更手续，或又将股权另行转让给他人的，构成违约。因股权出让人违约致使受让人无法取得股东资格的，受让人可以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请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股权出让人返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损失。
【裁判摘要】鑫盛公司在收取张某某200万元购买款后，既未协助办理相关的股东变更手续，后又将道和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构成违约，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张某某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审据此依法判令双方解除合同，鑫盛公司返还张某某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并赔偿损失并无不当。
【裁判规则】抗诉机关抗诉称原审判令双方解除合同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返还股金并赔偿损失，判令解除合同是返还股金和赔偿损失的前提，故原审判决并未超出张新军的诉讼请求。
摘要2：
摘要1：【案号】昆山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昆商初字第00162号
【裁判摘要】依据被告提供的其于2005年4月及12月的付款凭证，其确实向华地公司汇入款项4000万元，结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书，本院可以确认被告为原告持有的华地公司2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本案中，原、被告双方虽然于2013年6月15日另行订立了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被告需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1600万元，但原、被告之间系代持股关系，被告本身即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原告仅为股权代持人，其向被告主张股权转让款并无事实依据，故本院对于原告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四终字第5号
【裁判要旨】《付款确定》是当事人关于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承诺，并非股权转让协议书，无须经过相关机关批准。
【裁判摘要】本案中，泰山贸易公司与香港明发公司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实质是将泰山贸易公司在与香港明发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之间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中所占的利益份额进行转让，并非股权转让。．．．．．．《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我国法律规定，应认定有效。
摘要2：【解读】协议实质是将合作开发项目利益份额转让并非股权转让。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233号
【提示】当事人之间的“全面交底”义务与“支付首笔股款义务”因缺乏明确约定，不构成合同主给付义务，又不具有履行唯一性，故不成立先履行抗辩权。
【裁判要旨】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包括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是指双方当事人互负债务，合同有先后履行顺序，后履行的当事人在先履行的当事人没有履行或履行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不安抗辩权是指后履行的当事人丧失履行能力或者有丧失履行能力的可能性时，应当先履行的当事人有权中止履行，要求其提供担保或恢复履行能力。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全面交底”义务与“支付首笔股款义务”因缺乏当事人对义务性质的明确约定，亦不构成合同主给付义务，又不具有履行途径上的唯一性，故不宜判断为构成“双方当事人因同一合同互负债务”，因此虽然先履行抗辩权的其他要件可以满足，也不成立先履行抗辩权。而双方当事人的“支付首笔股款”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则属于具有双务合同义务的对价性，对当事人合同目的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应判断为构成“双方当事人因同一合同互负债务”，另外由于构成不安抗辩权的其他条件也满足，故成立不安抗辩权。
摘要2：【解读】受让人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而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转让人不得单方解除股权转让合同。
摘要1：——对房地产项目转让中一物数卖行为的认定处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122号
【裁判要旨】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认为构成一地两卖。最高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08）民申字第677号裁定认定《协议书》包含了长新公司与李某某转让”莲湖山庄“项目的法律关系和股权转让关系，该协议是将股权转让和项目转让一并进行约定。麦某某代表长新公司与李某某签订《协议书》将长新公司股权及涉案”莲湖山庄“项目转让后，又与利成公司、宝源公司签订《转让合同书》再次转让”莲湖山庄“项目的行为构成一地二卖。
【裁判摘要】由于麦某某代表长新公司通过签订《协议书》约定将长新公司股权及“莲湖山庄”项目转让给李某，李某已先后向麦某某支付股权转让款和项目转让款共计6363万元，并经麦某某和长新公司的授权，已实际接管长新公司和合法先行占有包括涉案11块土地在内的“莲湖山庄”项目并进行了开发建设，涉案标的物不动产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物权法》占有制度的立法目的，在占有人有权占有的情况下，为保持和维护现有物的事实秩序和法律秩序，事实上已不能按照《转让合同书》的约定履行交付涉案标的物。虽然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在与长新公司签订《转让合同书》后也先后向长新公司支付了6000多万元的项目转让款，但作为签约在先的李某已先行合法占有涉案土地，也先行支付了涉案土地使用权的部分转让价款并进行开发建设。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事实上不能履行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利成公司、宝源公司要求长新公司继续履行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6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的212-214页】
【解读】一地数卖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已先行合法占有投资开发土地的受让方优先取得土地。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310号
【裁判要旨】认定股权代持关系的前提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订立有效合同，明确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应将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该条规定，为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除非有相应证据足以推翻登记机关所登记内容，对于公司股东身份的确认，原则上应以登记公示的内容为准。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股权代持关系的前提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订立有效合同，明确约定了股权代持关系，即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本案中，陈某某与郑某某之间并无相关合同明确股权代持关系，即使股权转让款以及增资款实际是由陈某某代郑某某支付，也并不能据此得出该25%股权归陈某某所有而由郑某某代持的结论。
【裁判规则】股权转让合同双方串通故意逃避债务，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股权，债权人有权请求撤销合同。
摘要2：【摘要】关于郑某某以2500万元向陈某某和李某某转让荣鼎公司25%股权的行为应否被撤销的问题——第一，根据已查明事实．．．．．．故郑某某将25%股权以2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某某和李某某，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行为。第二,受让人陈某某和李某某不属于善意不知情。根据已查明事实．．．．．．以上事实均可认定协议双方相互串通，明显故意逃避债务。综上，本案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根据债权人陈某某１的请求，判令撤销郑某某以2500万元向陈某某和李某某转让荣鼎公司25%股权的行为并无不当。
【解读】债务人将所持第三方公司的股权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受让人与债务人存在亲属关系且系第三方公司的股东和实际经营管理者，不属于善意不知情，债权人有权申请撤销股权转让。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828号
【裁判摘要】张某某受让股权后，没有向出让方蒋某某支付股权转让款。依据法律规定，善意取得的条件之一是已支付了合理的对价。而张某某在没有向转让方蒋某某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占有名义上为蒋某某持有实际为张某某１享有的股权，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法定要件。
摘要2：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川民终字第381号
【裁判摘要】双方在《关于四川龙蟒矿冶有限责任公司收购盐边县恒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股权的协议书》中约定以向华羽天成公司支付项目合作款的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虽然存在逃避税收、损害国家利益之嫌，但该约定系各方共同意思表示，如确有逃避税收行为，则各方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之规定承担相应责任，并不影响各方之间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摘要2：张树林等诉四川龙蟒矿冶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598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闽民终字第1292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陈某某与胡某某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付款计划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原审关于《股份转让协议》第4条约定“目标公司承诺对乙方上述条款（包括本息在内）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这一条款无效的认定不正确，应予纠正。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970号
【摘要】本院认为，陈某某对胡某某欠付的剩余股权转让款1815万元及利息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其中诉讼请求之一为要求目标公司即万晨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万晨公司根据《股权协议书》已于2012年8月22日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陈某某已经不再是万晨公司的股东，股权转让发生在陈某某、胡某某两个股东之间，陈某某出让自己持有的万晨公司60%的股权，胡某某受让股权并应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股权协议书》约定万晨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万晨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系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公司意思自治的体现，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万晨公司是本案的当事人，在一审中对陈某某主张其承担连带责任并没有提出异议，二审判决认定当事人对此不持异议，且法院主动对公司的自治情况进行司法干预不妥正确，二审判决依据本案事实判决万晨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万晨公司认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解读】本案裁决的前提是认定相关承诺不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摘要1：解答：（１）目标公司对股权转让协议承担担保责任，因不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应认定无效，目标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２）但不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的目标公司担保有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四终字第51号
【裁判要旨】同时履行抗辩权适当行使的判断标准。
【裁判摘要】宝亚公司违反了《协议》约定的义务。虽然嘉凯城公司对上述债务可以在股权转让款中行使抵扣权，但因宝亚公司经营华航公司期间对外债务数额及相关纠纷造成的损失未经双方确认，嘉凯城公司不支付后续股权转让款，是为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约要求。”因此，一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嘉凯城公司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并因此认定嘉凯城公司未向宝亚公司继续支付股权转让款不构成违约并无不当。亦因此，宝亚公司关于嘉凯城公司应向其支付到期股权转让款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对此，一审判决正确。
【摘要】本案中，宝亚公司一审期间增加要求认定嘉凯城公司解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该项诉讼请求的性质是对行为效力的确认，并不涉及财产的给付内容，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关于“其他非财产案件每件交纳50元至100元”的规定计算，结合宝亚公司其他两项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金额均应为898175元。
摘要2：【简法１】一方存在违约行为，因违约金额未经双方确认，享有抵扣权另一方可以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不支付后续款项。
【简法２】请求确认解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按件收费。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69号
【裁判要旨】公司利润分配并非是可以由大股东简单决定的事宜——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利润分配的决定权专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而股东（大）会的召集和作出决议均由法律或公司章程作出相应的规定，不是公司大股东可以简单决定的事宜。
【裁判摘要１】从本案查明的基本事实看，《承诺书》产生的背景是九江公司将其在正邦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杨某某，并与《退股协议》同日签署。《承诺书》载明，因九江公司“积极配合退股”，北岭村项目由杨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进行操作”，“操作期间愿请王某某同志协作帮助工作，每月上班拾天工资为壹万元，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某某20%并另安排协议外2万㎡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其中虽然将王某某列为受益人，但由于享有正邦公司股权的是九江公司，而非王某某个人，王某某是九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王某某代表的九江公司退股，因此，其中“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应当理解为20%利润的受益人是九江公司，而非王某某个人。事实上，王某某本人不仅从未主张上述权益，更声明其是代表九江公司从事。因此，应当认为《承诺书》中所述内容是针对王槐月代表的九江公司“退股”的补偿。正邦公司关于《承诺书》的受益人应当是王某某，进而认为九江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的理由不能成立。一、二审法院认定九江公司而非王某某是《承诺书》的相对人、是适格主体的结论是正确的。
摘要2：【裁判摘要２】杨某某签署《承诺书》，并加盖了正邦公司公章。杨某某光作为股权受让方，应当向转让方九江公司支付对价。从《承诺书》的内容看，承诺的给付事项构成正邦公司股权转让对价的组成部分，即杨某某因受让九江公司在正邦公司中的股权，除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的转让款之外，还要向九江公司支付北岭村项目20%的利润。正邦公司是股权转让涉及的目标公司，于理不应为杨某某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这一个人债务承担法律责任。签署《承诺书》时，虽然正邦公司的老股东在协议中一致认为杨某某可以代表正邦公司，但杨某某当时尚未正式成为正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某某尚无权代表正邦公司，且此后杨某某并未成为正邦公司100%的股东，而是占正邦公司90%股份的股东。即便如此，结合公司法人财产独立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关于公司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的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二款关于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侵占公司财产的规定，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关于公司利润分配的若干限制性规定，可以认为，公司利润分配并非是可以由大股东简单决定的事宜。因此，不能将《承诺书》的内容理解为杨某某系代表正邦公司向九江公司承诺将正邦公司将来项目所获20%的利润支付给九江公司。也就是说，虽然《承诺书》上盖有正邦公司的公章，但不能以此认定构成正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应当认定系杨某某个人的真实意思。《承诺书》是杨某某个人向九江公司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认定有效。杨某某应当依据《承诺书》的约定向九江公司承担相应的义务。正邦公司关于杨某某无权处分正邦公司财产的观点成立，但其关于《承诺书》应当被认定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二审法院认定《承诺书》有效的结论是正确的，但认为是正邦公司的意思表示缺乏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75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双方就目标公司相关证照文件具体办理事宜的分配进行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
【裁判摘要】本案中，《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第二款约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徐某某、周某某、黄某某三方负责取得目标公司选厂及尾矿库建设所需的环评许可文件并提交白兵山，办理环评许可文件的相关费用由徐某某、周某某、黄某某三方承担。第五款约定，白某某支付二期款后，徐某某、周某某、黄某某三方负责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排污许可、尾矿库建设及竣工验收合格相关文件（徐某某、周某某、黄某某签订的尾矿库建设施工合同），白某某应积极协助徐某某、周某某、黄某某三方办理上述手续。徐某某、周某某、黄某某三方至迟应于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之日起150日内将上述手续办理完毕并将全部资料移交给白某某。第九条第二款约定，徐某某、周某某、黄某某三方违反本合同第四条第四、五、六、七款和第五条第一至五款任一约定的，白某某有权解除合同，徐某某、周某某、黄某某三方返还已付款项，并向白某某支付转让价款20%的违约金；白某某未解除合同的，徐某某、周某某、黄某某三方应向白某某支付转让价款20%的违约金。上述合同条款仅约定徐某某、周某某、黄某某负责取得环评许可文件、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排污许可、尾矿库建设及竣工验收合格相关文件，并未约定徐某某、周某某、黄某某是以自己的名义办理。《股权转让合同》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就目标公司相关证照文件具体办理事宜的分配进行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徐某某、周某某、黄某某主张《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第二款、第五款以及第九条第二款无效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143号
【解读】合同解除后仍适用违约金条款——本案中，虽然徐某某、周某某、黄某某作为甲、乙、丙三方与白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约定了三人各自转让股权的比例，但该合同是将徐某某、周某某、黄某某三人作为共同一方设定合同权利、义务。合同签订后，徐某某、周某某、黄某某因未履行三人共同承担的合同义务而构成违约。．．．．．．根据上述事实可知，徐某某、周某某、黄某某三人共同接收了股权转让款，并未区分白兵山分别向三人的支付比例。故原审判决判令徐某某、周某某、黄某某连带返还股权转让款并支付违约金，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04号
【裁判要旨】股权价格虽与公司资产状况等多种因素有关，但不应仅凭公司实有资产状况与约定相比在量上有所减少即认定显失公平。
【裁判摘要】本案当事人之间转让的标的物是股权，而非新星煤炭的实物资产。股权的价格虽与公司的资产状况存在一定关联，但并不完全取决于公司的实有资产状况，还与公司的经营状况、发展前景、受让方是否存在特殊用途、参与竞买人的多少等多种因素有关。仅凭公司实有资产状况与约定相比在量上有所减少，即主张股权转让价格显失公平难以成立。此外，天宇公司在2012年5、6月份即知悉了水源保护地事宜，但没有证据证明其对此提出了异议，而是仍按原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一起持续到2014年，前后两年多，由此也可以证明其在合理的期限内以实际履行行为放弃了异议权，对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是认可的。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626号
【摘要】即便认定天宇公司诉讼中的相关主张成立，但因其未在规定期限内主张相关权利，其要求变更股权价款的请求也无法获得支持，故原审相关处理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828号
【裁判摘要】2016年4月14日《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款涉及税费的，按照2004年8月30日签订的《新疆基钰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相关约定执行，即《股权转让协议》第八条8.3约定，“股权转让过程中，如涉及税费则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各承担50%"。双方对该约定中的“股权转让过程中涉及的税费"是否包含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发生争议。对此，《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规定，“个人转让股权，以股权转让收入减除股权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合理费用是指股权转让时按照规定支付的有关税费"，按照该条的规定股权转让除缴纳个人所得税外，还可能存在其他税费。双方此约定是针对如果涉及税费如何负担进行的约定，而个人所得税是必然涉及的税。可见该约定中的股权转让过程中涉及的税费，不包括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再者，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是针对自然人所取得的财产性收入征收的税款，纳税义务人为转让人，转让人认为中石油新疆公司应承担50%个人所得税，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七条“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的，由扣缴义务人缴纳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但是，扣缴义务人已将纳税人拒绝代扣、代收的情况及时报告税务机关的除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纳税人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纳税人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六月三十日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通知限期缴纳的，纳税人应当按照期限缴纳税款"的规定，对于未缴纳的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不是必然由中石油新疆公司缴纳。中石油新疆公司申请对两次股权转让的个人所得税进行核算，已无必要，不予准许。本院在本案应扣除的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数额不确定的情况下，不宜对未缴纳部分进行扣除。对于未缴纳的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由谢某某自行主动缴纳。因此，中石油新疆公司主张扣除未缴纳的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所得税按照纳税人负担能的大小和有无来确定税收的负担，所得税计税依据是收益额而不是交易额。约定“股权转让过程中，如涉及税费则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各承担50%"，从字面理解应指交易过程中发生的税费。而个税是根据交易后针对所得额而征收的税收，只有在交易之后才能确定转让方的交易所得，不属于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解读２】转让方与受让方应有效约定：转让方因股权转让而缴纳的个税由受让方承担（不宜约定：“因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税费由受让方承担”）。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四终字第23号
【裁判摘要】根据本案当事方于2010年9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佳隆集团以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人民币分两次受让取得中策公司100%股权，并以6000万元人民币和4000平米（或者2000万元人民币）公建房为对价取得中策公司名下土地后续独立开发运作权等相关权益，上述安排的目的是佳隆集团通过受让股权并继而对控股公司持有的土地实现商业开发，并非直接转让土地使用权。该《协议书》体现了当事人之间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相关交易模式系房地产开发中的常见模式，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宏业公司上诉称《协议书》和2010年10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是以股权转让形式掩盖土地使用权转让目的，应认定为无效合同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46号
【裁判要旨】以转让房地产项目公司股权形式实现土地使用权或项目转让的目的并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裁判摘要】案涉《转让协议》的名称为“房地产项目暨股权转让”，具体内容包括华能公司全部股权转让和该公司武源小区开发项目转让的权利义务约定，因此，双方当事人签订《转让协议》的目的，是以股权转让的方式进行房地产项目转让，但双方之间基于《转让协议》所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该《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按照《转让协议》的约定，转让方的合同义务不仅包括将华能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陈某某等三人，还包括与房地产项目转让相关的合同义务；受让人的合同义务则主要是分期支付股权转让款。据此，一审判决将《转让协议》定性为股权转让协议，并无不当，但该判决认为陈某某等三人受让了华能公司全部股权，即已实现了合同目的，则欠妥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