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被上诉人从2001年至今长达二年多时间不召开股东大会，不仅违反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也违背该公司的章程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改变这种不作为的态度。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会的，股东大会应由董事会召集，故股东大会应由五个董事负责召集。被上诉人杨庆等五个自然人是康达公司的董事，应当负责召开股东大会。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立即召开股东大会，以书面形式通知各股东并告知开会的时间、地点，符合法律的规定，应予以支持。上诉人要求选举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因为这是股东会的职权，应由股东会在会议期间行使这项权利，故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董事会不依章程规定召开股东会的股东可以起诉——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负责召集股东会。董事会怠于履行职责时，侵害了股东权益，股东可以全体董事为被告（而不应当是公司本身），要求判令其召开董事会。
【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03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297页】
摘要1：董兵诉北京全向科技有限公司履行董事会决议案（董事长任职）
【裁判规则】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及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由公司章程规定。
【裁判意见】董事长主动辞职系按其自由意志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无须董事会批准，一旦提出即应发生法律效力，只有在因此给公司造成直接损失的情况下，其个人才承担赔偿责任。
【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4）海民初字第11648号
二审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一中民终字第10677号
摘要2：【权威收录】国家法官学院《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5年商事审判案例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81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沪高民二(商)终字第22号
【裁判摘要】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制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章、制度。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制定实施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四、第五条的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企业未按照上述规定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而是进行场外交易的，其交易行为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依法认定其交易行为无效。
【解读】未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法人股转让，该场外交易行为无效。
（１）有关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场交易的强制性规范，既是管理性规范又是效力性强制规范。国有资产转让的决策、审批程序和评估、定价程序是转让行为正式实施之前的法定前置程序，体现了强制性规范的管理性目的；进场交易、公开竞价程序是直接针对转让行为本身，直接影响到转让行为的法律效力，属于效力性的强制性规范。
（２）《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以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转让方应当如实披露有关信息，征集受让方；征集产生的受让方为两个以上的，转让应当采用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第７２条规定：”在涉及关联方交易、国有资产转让等交易活动中，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该交易行为无效。“人大法工委对该条的释义是：”当事人恶意违反程序进行交易，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已经进行的财产转让、转移等行为无效，财产状况应该恢复到行为发生前的状态。“
（３）《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废止】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过程中，转让方、转让标的企业和受让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者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相关批准机构应当要求转让方终止产权转让活动，必要时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转让行为无效。（一）未按本办法有关规定在产权交易机构中进行交易的；．．．．．．“
摘要2：【提示1】企业未经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其场外交易行为无效。
【提示2】内容已体现出授权委托的意思表示的，视为授权委托书。
【摘要1】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委托代理，既可以采取书面形式，也可以采取口头形式。董事会决议虽然未标明为“授权委托书”，但其内容已体现出授权委托的意思表示的，应视为授权委托书。
【摘要2】公司以董事会决议形式授权其他主体代签股权转让合同，代理人以自己名义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代理人在合同中表明委托代理关系的，依《合同法》第402条、第403条规定，相对人有权选择起诉委托人要求履行股权转让协议。
【裁判规则】
①国务院部委、地方政府制定的国有资产保护实施细则虽非行政法规，但符合上位法精神，不违背上位法具体规定，应在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贯彻实施，当事人场外交易转让国有股权，违反上述规范中关于国有股权转让应在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的规定，所签协议应为无效。
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未按规定处置国有资产的，转让协议无效。
【裁判要旨】无效合同的后果处理并不属于确认之诉审理范围——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一方起诉要求继续履行，另一方反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在法院支持反诉请求的情况下，诉请继续履行一方以法院未处理无效合同的后果为由提起上诉的，因不属于当事人诉请范围，故不予支持。
【解读１】未进场交易的国有股权转让的效力——讼争股权的性质为国有法人股，属于企业国有资产的范畴。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其目的在于通过严格规范的程序保证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最大限度地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避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本案中，转让方在接受股东委托换人讼争股权时，未依照国家的上述规定处置，擅自委托拍卖公司拍卖，并在拍卖后于买受方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其行为不具有合法性，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解读２】违反进场交易程序的国有产权转让行为无效——有关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场交易的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民二终字第55号
【裁判要旨】公司股东以其全部股权价值作为其对新设公司的出资，在新设公司成立后，通过换股方式与新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从新设公司取得转让款，不构成抽逃出资，不应对原公司和新设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裁判规则】经董事会会议研究决定为股东提供担保的行为有效。
【摘要】大鹏证券公司为完成重组公司的目的，由大鹏证券公司股东和公司员工共同发起设立了大鹏控股公司，大鹏控股公司通过换股方式（具体方式为大鹏证券公司的股东在参与认购大鹏控股公司的股份时，同意将其在大鹏证券公司相应数额的股份以当时的净资产值转让给大鹏控股公司）成为大鹏证券公司的参股公司。为避开法律限制，虽然重组是以换股方式进行，不需要大鹏证券公司老股东额外出资，但仍需参与认购大鹏控股公司股份的股东在验资时垫付资金，待重组完成后资金全部退还给股东。本案中，湘能公司等十名大鹏证券公司的老股东已以货币出资的方式完成了对大鹏控股公司的出资义务。大鹏控股公司成立后，已与湘能公司等十名公司股东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依约支付了购买湘能公司等十名公司股东持有的大鹏证券公司股权的转让款。上述事实表明，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实质上是大鹏证券公司的股东以其在该公司的股权价值作为其对大鹏控股公司的出资。湘能公司等十名大鹏控股公司的股东与大鹏控股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并非为了抽回对大鹏控股公司的出资，亦非以无价值或低价值的大鹏证券公司股权换回对大鹏控股公司的出资。
摘要2：【解读】
（１）大鹏证券公司为完成重组公司的目的，由大鹏证券公司股东和公司员工共同发起设立了大鹏控股公司，大鹏控股公司通过换股方式（具体方式为大鹏证券公司的股东在参与认购大鹏控股公司的股份时，同意将其在大鹏证券公司相应数额的股份以当时的净资产值转让给大鹏控股公司）成为大鹏证券公司的参股公司。
（２）为避开法律限制，虽然重组是以换股方式进行，不需要大鹏证券公司老股东额外出资，但仍需参与认购大鹏控股公司股份的股东在验资时垫付资金，待重组完成后资金全部退还给股东。
（３）本案中，湘能公司等十名大鹏证券公司的老股东已以货币出资的方式完成了对大鹏控股公司的出资义务。大鹏控股公司成立后，已与湘能公司等十名公司股东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依约支付了购买湘能公司等十名公司股东持有的大鹏证券公司股权的转让款。
（４）上述事实表明，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实质上是大鹏证券公司的股东以其在该公司的股权价值作为其对大鹏控股公司的出资。湘能公司等十名大鹏控股公司的股东与大鹏控股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并非为了抽回对大鹏控股公司的出资，亦非以无价值或低价值的大鹏证券公司股权换回对大鹏控股公司的出资。
摘要1：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宁德工商范本）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高民终字第1147号
【裁判要旨】公司章程只规定了年度董事会会议的召集程序，而未规定临时董事会会议召集程序的，因临时董事会会议旨在解决临时性、突发性事项，故召集程序违反年度会议召集程序并不一定导致董事会决议无效。但是，在公司章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董事会的决议程序，不应有临时会议和年度会议的区别，而应当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约定的程序进行表决，违反表决程序作出的董事会决议无效。
【裁判摘要】金冠公司董事会决议的表决通过方式采用的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资本多数决方式，而是董事人数的三分之二多数且应包含各方至少1名董事。此举意味着对于金冠公司重大事项的表决方式，金冠公司的三方股东派驻的董事必须做到每方股东派驻的董事至少有1名董事参加并同意才具备通过的可能，此为金冠公司的股东在金冠公司设立时的自愿约定并已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批准而生效。因此，此为衡量本案争议的董事会决议通过方式是否合法的唯一依据，上诉人关于决议事项的紧急性或决议结果合理性的上诉理由，均不能作为衡量董事会决议通过方式合法性的依据。由于本案争议的董事会决议缺乏股东一方东联公司董事的参与及事后同意，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该董事会决议在法律上属于可撤销的范畴。无庸置疑，金冠公司章程的此种规定，导致只要有一方股东不同意公司的经营决策时，公司的决议决策机制易陷于僵局，但是此为金冠公司各方股东的自愿约定，本院无权干预。
摘要2：
摘要1：——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提起诉讼，未经董事会研究决定，法院应否予以审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二终字第130-1号
【裁判要旨】
①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起诉是否违反公司章程中关于两个股东对公司重大事务“双管双签”的约定问题，因该约定内容属于公司内部治理关系，而本案审理的是公司外部债权债务纠纷，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起诉应视为公司的意思表示，且其诉讼请求符合公司利益的维护，法院应当予以审理。
②《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更换的，由新的法定代表人继续进行诉讼，并应向人民法院提交新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法定代表人进行的诉讼行为有效。”因原法定代表人提起诉讼的行为有效，现新法定代表人提出撤回起诉请求，是否准予，应由法院进行审查决定。鉴于华溥公司撤回起诉不利于本案纠纷的解决，在华溥公司已经提起直接诉讼的情况下，程齐鸣代表的华溥公司提出撤回起诉后另行通过股东代表诉讼方式解决本案纠纷，该主张未能兼顾效率原则，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提起诉讼，未经董事会研究决定，法院应予以审理——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提起诉讼是否违反股东约定属于公司内部治理关系，其以公司名义起诉视为公司意思表示。
摘要1：【载《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201004】
【案号】（2010）苏商终字第0020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尽管董事会决议是公司内部意思表示，但银行作为贷款人在收到担保人公司的董事决议，明知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持含有董事会决议内容不一致的有关担保期限延长格式条款的保证合同取得保证人盖章，不能因此认定保证期间已变更。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该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执行股东会决议、决定公司经营计划。因此，董事会是执行股东会决议、决定公司经营计划的公司日常的意志机关，董事会决议是公司的意志。而当该意志以董事会决议等特定的形式固定并向相对人送达后，应认定公司的真实意思已经向相对人明示。
公司作为法人组织，其意思表示形式有多种，包括法定代表人签字、公司盖章、出具公司盖章的授权委托手续委托个人进行具体经营行为等。通过上述行为作出的意思表示与公司董事会决议、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并不一定一致，这也是公司法就有关公司利益的重大事项如投资、担保作出特别规定，要求形成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的法律基础。
本案中，银行收到了捷诚公司关于提供保证期间为6个月的担保的董事会决议，在4日后持含有保证期间为2年的格式条款的保证合同至捷诚公司盖章。银行没有提出在收到捷诚公司董事会决议后再行与捷诚公司磋商的证据，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提醒捷诚公司注意该条款。银行的行为存在误导捷诚公司的不诚信之处。在合同双方就保证期间的具体期限产生争议时，应当结合合同的签订过程，基于平等、诚实信用原则，认定解释相关合同条款，本案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即不能以保证合同认定捷诚公司关于保证期间问题的意思表示，捷诚公司的盖章行为并不能推翻之前其向银行提供的董事会决议中关于保证期间为6个月的意思表示。合同虽经捷诚公司盖章，但就董事会决议与合同条款不一致的担保期限延长的内容应认定双方并未达成新的合意。在双方就保证期间最终未达成一致的情形下，依法应认定保证期间为6个月。
本案的审理既准确适用了公司法关于公司意志及意思表示方面的法律规定，又紧扣案件事实、遵循了诚实信用的合同法基本原则，体现了依法公正审理案件的司法理念
摘要2：
摘要1：【实务要点】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作出决议，与公司股东签订协议收购股东所持公司股权，并不违反《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规定，虽与《公司法》及司法解释规定情形不完全一致，但符合立法原意和目的，应认定有效。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453号《公司董事会决议与公司股东签订协议收购股权，是否违反公司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
摘要2：
摘要1：【实务要点】不能仅以公司及其大股东董事长同一，便认定两公司人格合一，进而将公司董事会行为认定为股东滥用职权行为，在公司与股东人格独立，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况下，此类“董事长同一”并不自然导致法人人格否认原理中人格混同之情形。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43号《大股东的正当决策权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平衡与抉择》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09号
【裁判主旨】无权代理人享有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代理权外观的证据，只能限于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或者执行董事的授权，或者是能够证明案涉担保行为确系公司真实意思的其他相关证据。在本案中，无权代理人既非公司的股东，也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能仅因挂靠开发地产项目而持有相关印章、文件的事实，来证明其享有相应的代理权外观。
【裁判规则】《公司法》第16条规定了公司机关决议前置程序以限制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在公司内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事项法定代表人无权单独决定，其决定权限由公司章程自治，或由公司股东决定，或由董事会集体讨论决定，仅凭公司印章不构成公司对外担保表见代理的合理信赖。
摘要2：【摘要】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这一可能影响股东利益的场合，立法规定了公司机关决议前置程序以限制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在公司内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事项并非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其决定权限交由公司章程自治：或由公司股东决定，或是委诸商业判断原则由董事会集体讨论决定；在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场合，则必须交由公司其他股东决定。这种以决议前置的方式限制法定代表人担保权限的立法安排，其规范意旨在于确保该担保行为符合公司的意思，不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
【注解】挂靠经营者无权以挂靠单位名义为他人担保——由于挂靠经营者并非挂靠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行为也超出了挂靠经营的范围，因此该行为的性质属于无权代理，在事后未取得挂靠单位追认的情况下，其提供担保的效果是否归属于挂靠单位取决于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认定无权代理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意味着本人必须承受其意思以外的他人决定的约束，有违当事人自主决定的民法基本原则，故法律将第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限定在其善意无过失的场合。关于善意无过失的认定需要从行为人是否具有表征代理权存在的外观、本人对该权利外观的存在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及其程度、第三人信赖合理性的程度三个方面进行比较权衡。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判断第三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时点应当是行为发生时，第三人不能以事后收集的材料证明当时有理由相信代理权的存在；第二，代理权外观应当是与行为人所实施的代理行为有关的权利外观，行为人对于其他事项有代理权限，不能当然推定行为人对所实施的行为有代理权限；第三，在个人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下，由于公司法规定有权机关的决议是公司提供担保的前置程序，因此该决议的有无及形式合法性应当作为判断第三人是否善意的因素。
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黔高民商终字第1号
【提示】经理应由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的聘任或者解聘，股东会决议作出解聘经理职务，不符合上述规定，超越了股东会职权，应认定为无效。
【裁判摘要】本案中，三上诉人4月20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内容是解聘胡某某作为贵州熏酒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贵州熏酒有限公司章程第八章第二十九条规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九）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虽然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但也必须遵守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因此，胡某某作为贵州熏酒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应由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的聘任或者解聘。三上诉人以股东会决议作出解聘胡秋云的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职务，不符合上述规定，超越了股东会职权。故2014年4月20日的股东会决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贵州熏酒有限公司的章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摘要2：【解读】法院认定股东会与董事会的职权划分属于强制性规范。
摘要1：【案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2民终2764号
【裁判摘要】《章程》第十五条第（三）项约定【第十五条约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三）审议批准董事长的报告；……。】与《公司法》第三十六条（与2005年起适用的《公司法》相关规定一致）规定确有不同，但股东会系公司的权力机构，且《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十一）项授权公司章程对股东会其他职权另行约定，涉案《章程》约定股东会有权审议批准董事长报告不影响股东会对董事会报告的审议批准权利，该约定属于《公司法》赋予公司的自治范围，依法有效。《章程》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约定与《公司法》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九条规定确有不同（与2005年起适用的《公司法》相关规定内容一致），但《章程》上述约定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一审法院对此进行了论述，本院对其分析予以采纳。涉案《章程》系在双方股东协商一致基础上达成，且《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九）项前半部分还对董事长职权作了特殊调整，故应认为《章程》形成内容系两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未明确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前提下，本院确认上述争议条款有效。
摘要2：【一审裁判摘要】《公司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该条并非规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的权利只能由董事会行使，即决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的权利的行使主体并不具有法定固有性。《章程》第二十五条关于由公司权力机构即股东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的规定，符合股东会权利性质，并无不妥，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498号
【裁判要旨】公司章程某条规定董事会有权任免法定代表人，董事会召集通知中未直接载明议题，但载明将对该条事项作出决议，视为议题明确。股东以会议通知不明确为由主张撤销决议的，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会议通知中明确载明会议议题包括：对董事会行使章程第十六条第（九）、第（十一）项职权作出决议；制定公司印章、证照、银行印鉴管理基本制度；召集股东会临时会议事宜。兆民公司章程第十六条第（九）项规定董事会的职权包括召集股东会会议、决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第（十一）项规定董事会有权根据董事长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和公司财务负责人，再结合2013年8月4日董事会决议的实际内容，可以得出2013年8月4日董事会会议的召集者已就会议议题进进行完整明确告知的结论。
摘要2：【解读】利用公司章程“含蓄”表达董事会议题。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00号
【裁判要旨】未经依法召开股东会或董事会并作出会议决议，而是由实际控制公司的股东单方召开或虚构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及其会议决议的，即使该股东实际享有公司绝大多数的股份及相应的表决权，其单方形成的会议决议也不具有相应效力。
摘要2：【摘要】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关于“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的规定，是针对实际召开的公司股东会的会议决议作出的规定，即在此情况下请求撤销相关会议决议应受60日期限的限制，逾期则不予支持。本案中，相关会议决议均为天久公司单方作出，如前所述，保力公司只有天久公司与宝恒公司两个股东，此种情形下相关会议决议不具有相应效力，应认定其实质上并不存在。故宝恒公司可以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股东权利被侵犯后，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可以不受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关于股东申请撤销股东会决议期限的限制。
【解读】未实际召开股东会，持股９０％的大股东单方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
摘要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加强民营经济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之四——依法审理股东权利纠纷
【裁判要旨】真功夫公司在明知蔡某某被羁押情况下，仍仅向其身份证地址邮寄会议通知，显然未尽合理、谨慎的义务，不符合章程“适当发出”的要求。涉案董事会的提案内容中有多项与蔡某某本人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该通知瑕疵不属于轻微瑕疵。涉案董事会召集程序违反公司章程，判决撤销涉案董事会决议。
摘要2：【解读】明知股东被羁押仅向其身份证地址邮寄会议通知判决撤销董事会决议。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二中民终字第08443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法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都邦公司制订的《董事会议事规则》是公司章程的附件，虽未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未进行工商登记对外公示，不具有对抗都邦公司以外的效力，但都邦公司的全体股东均同意该议事规则，其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议事规则对都邦公司股东及董事会具有约束力。该议事规则规定聘任或解聘公司高管人员属于董事会会议议题范围，董事会会议应在会议召开前十日，向各董事发出书面通知，通知内容应清楚列明会议的时间、地点、会议的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都邦公司2008年7月12日召开董事会会议，会前的通知没有清楚列明讨论免去战鹰总裁职务的内容，违反了《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都邦公司董事会违反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作出免去战某总裁职务的决定，华瑞公司和吉华公司作为都邦公司的股东有权行使撤销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二中民终字第00721号
【裁判摘要】鉴于奥凯公司章程未对董事会会议召开场地做出明确规定，故奥凯公司第四届第四次董事会在上海召开未违反相关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据此本院认为，奥凯公司第四届第四次董事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董事会决议内容亦未违反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四终字第54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不能正常行使职权，可基于股东身份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裁判摘要】尽管一般而言，如果股东本身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应舍近求远提起股东代位诉讼，但本案中李某并不掌握公司公章，难以证明自身的法定代表人身份，故其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在实践中确有因难。且其提供了初步证据证明，其曾以中兴公司名义起诉而未能为法院受理。如不允许其选择股东代位诉讼，将使其丧失救济自身权利的合理途径。综合以上情况，并且原审已经就本案进行了长达两年半的审理，再要求李某履行前置程序后另行起诉，显然不利于及时维护公司权利，也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讼累故李某关于其有权提起股东代位诉讼的上诉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客观上，中兴公司监事以及除李某之外的其他董事会成员皆为被告，与案涉纠纷皆有利害关系。从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之规定来看，起诉董事需向监事会或监事而非董事会提出书面请求，起诉监事则需向董事会或执行董事而非监事会或监事本人提出书面请求，此规定意在通过公司内部机关的相互制衡，实现利害关系人的回避，避免利益冲突。在本案的特殊情况下，已无途径达成该目的。中兴公司被告董事会成员和监事在同一案件中，无法既代表公司又代表被告。为及时维护公司利益，在本案的特殊情况下，应予免除李某履行前置程序的义务。
摘要2：【解读１】董事、监事均给公司造成损失且均为被告，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可免除前置程序义务——《公司法》第151条设定了股东代位诉讼的前置程序。但公司董事、监事均存在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且作为案件被告时应免除股东代位诉讼时的前置程序义务。
【解读２】在公司董事与监事为同一人的特定性下，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没有必要履行前置程序。
【注解】本案被告董事会成员和监事在同一案件中无法既代表公司又代表被告，在此特殊情况下应予免除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履行前置程序的义务。
摘要1：解答：公司董事会决议虽未表明为授权委托书，但内容已体现出授权委托的意思表示，应当认定公司已作出委托行为。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5号
【裁判要旨】董事长因故不能履职时应通过法定程序让渡权力或者进行改选，而不能通过个人总体概括授权的方式让渡董事长职权。将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概括授权给他人违背了《公司法》规定，他人代表公司与非善意第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属无权代表，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４０条第１款、第４４条第３款、第４７条规定，董事长作为董事会的负责人，对于公司的总体发展、生产经营等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因此，参照《公司法》上述条文的规定，董事长因故不能履职时，理应通过法定程序让渡权力或者进行改选，而不能通过个人总体概括授权的方式让渡董事长职权。本案中，袁某某因被采取监视居住而不能正常履行其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时，其在未经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的情况下，向丁某某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代为行使物资储备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职权、保管公司公章印鉴并依法开展公司经营活动”，系将其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概括授权给丁某某，违背了《公司法》上述条文规定，丁某某不能因此获得物资储备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的权限，其代表物资储备公司与物资集团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的行为属无权代表，而非物资储备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物资集团公司作为物资储备公司的股东及选派袁某某、丁某某至物资储备公司担任董事的派出单位，对于上述情形应属明知，其并非《债权转让合同》的善意相对方，无权主张《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善意相对人的权利。判断合同是否有效应以合同成立为前提，在无权代表的情况下，如果不构成表见代表，被代表方亦不予追认，合同则未在被代表方和相对人之间成立，不存在合同产生效力的前提。概言之，本案丁某某无权代表物资储备公司履行董事长职权，其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不能代表物资储备公司的真实意思，应认定为无效。
摘要2：【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应先履行书面请求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在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时，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不履行上述前置程序，直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袁某某于2016年12月23日向丁某某出具《授权委托书》；丁某某于2016年12月27日取得物资储备公司公章；2017年1月18日，丁某某持物资储备公司的公章，与物资集团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2017年4月8日，物资集团公司根据该合同提起仲裁，向鑫悦煤炭公司主张其根据《债权转让合同》受让的债权。本院认为，上述情形应属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条文规定的“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之情形，金伍岳公司作为物资储备公司的股东，有权为了物资储备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
【解读】法定代表人因故不能履职时向他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代为行使公司法定代表人职权、保管公司公章印鉴并依法开展公司经营活动，系将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概括授权给他人，该他人不能因此获得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的权限，其代表物公司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属无权代表，而非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非善意时合同无效。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终5299号
【裁判摘要】关于可得利益损失问题。首先，虽然三方签署涉案股权交易的合同名称采用了“意向协议"的表述，协议中有关股权估值及转让价格也采用了“暂定"的表述，但协议对标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及期限、人员安排、尽职调查、国有股权挂牌转让步骤、违约责任等内容均做了详细的约定，已经具备股权转让合同所需的主要条款。而且，康佳集团在签订协议后依约积极履行了一系列行为，包括经其董事会审议通过股权转让议案、委托中介机构评估审计资产并出具法律意见、经其控股企业华某城集团审批、在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登记备案、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等等，本院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履行《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完成股权转让，无须在本案协议以外另行达成新的合意，因此，《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具有本约合同的性质。顺威公司关于《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为预约合同，顺威公司违反预约合同的赔偿责任仅限于信赖利益损失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其次，《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第九条“违约责任"第2款明确约定，如果顺威公司不举牌，顺威公司应当赔偿康佳集团挂牌预期收益，即可得利益损失。该约定表明“挂牌预期收益"在《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约定的损害赔偿范围之内，顺威公司在订立协议时对于其不举牌所造成的康佳集团可得利益损失是应当能够预见的。本案中，虽然协议约定在发现存在对交易有实质性影响的重大事实或康佳集团、壹视界公司提供虚假、误导信息，影响顺威公司对壹视界公司价值判断的情况下，受让方顺威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但是，同时也约定顺威公司应在约定的期限内对壹视界公司的资产、业务、财务状况及涉诉情况等进行尽职调查和审计。顺威公司在其已承诺按照不低于7200万元参与标的股权的举牌、康佳集团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一系列义务的情况下，无证据证明已进行相关的尽职调查和审计工作，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对涉案交易有实质性影响的重大事实或康佳集团、壹视界公司提供了虚假的信息影响其对标的股权的价值判断，其直至标的股权公开挂牌后才以“降低投资风险"为由放弃举牌，违反了协议的约定，且顺威公司对于自己不履行合同义务会导致康佳集团不能实现可得利益这种后果是能够预见的，故顺威公司应当就康佳集团的可得利益损失予以赔偿。最后，关于可得利益赔偿的具体数额，虽然协议明确约定顺威公司不举牌时应赔偿康佳集团挂牌预期收益，但
摘要2：（续）对可得利益赔偿计算方法并未做出约定。康佳集团主张以股权转让约定价扣减康佳集团持有的壹视界公司60%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再扣减各项费用后的最终所得计算损失。本院认为，股权的交易只是股权价值的变现，公司股份的价值由多种因素组成，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金、知识产权、产品竞争能力以及人员素质等多方面因素。公司的净资产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但由于不能体现公司资金的流转等公司运作的重要指标，因而不能全面反映公司经营的实际状况及股权的价值。而且，康佳集团主张的此种损失计算方法是顺威公司签订合同时不能预见到的，因此，本院对康佳集团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计算方法不予采纳。本院综合考虑本案协议的履行情况、股权交易的价格、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定顺威公司赔偿康佳集团可得利益损失720万元。
【案情】康佳集团（乙方）、壹视界公司（丙方）与顺威公司（甲方）签订《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约定康佳集团将其持有的壹视界公司６０％股权提交国有产权交易所进行公告挂牌转让，顺威公司同意以不低于７２００万元参与标的股权的举牌。之后顺威公司未按协议约定在公告期内举牌。
【解读】《股权转让意向协议》性质为本约合同而非预约合同：首先，虽然三方签署涉案股权交易的合同名称采用了“意向协议"的表述，协议中有关股权估值及转让价格也采用了“暂定"的表述，但协议对标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及期限、人员安排、尽职调查、国有股权挂牌转让步骤、违约责任等内容均做了详细的约定，已经具备股权转让合同所需的主要条款。而且，康佳集团在签订协议后依约积极履行了一系列行为，包括经其董事会审议通过股权转让议案、委托中介机构评估审计资产并出具法律意见、经其控股企业华某城集团审批、在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登记备案、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等等，本院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履行《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完成股权转让，无须在本案协议以外另行达成新的合意，因此，《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具有本约合同的性质。顺威公司关于《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为预约合同，顺威公司违反预约合同的赔偿责任仅限于信赖利益损失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1：解答：《公司法》第３７条第１款、第４６条分别规定了股东会和董事会各１０项职权＋“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公司法》第４３条第２款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因此，（１）修改公司章程、（２）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３）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的决议三项内容属于股东会的法定职权，只有公司股东会才有决定权，公司章程将股东会的法定权利规定由董事会行使违反了公司法强制性规定，该条款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1民终4160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荣之联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具体事宜，董事会作为执行机关对于不符合激励条件的离职人员的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作出决议，该决议内容不违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亦未超过董事会的授权范围，故不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京民申911号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本案中，荣之联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具体事宜，董事会作为执行机关有权对不符合激励条件的离职人员的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该决议内容并不违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亦未超出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故不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鉴于吴某诉请撤销的荣之联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5月26日通过的回购注销议案内容为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未写明减少注册资本，不能将其直接等同于公司减资的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1：——股东投资协议的约束范围
【裁判书字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民终6676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恒通公司《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股东会决定对外投资计划。涉案股东会决议将该职权部分授予董事会，其实质是修改了《公司章程》第八条关于“股东会决定对外投资计划”的内容，在未取得恒通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的情况下，该决议内容违反了《公司法》第四十三条关于“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该决议内容无效，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恒通公司的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1民终6676号
【解读】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决定对外投资计划”，后股东会以过半数（未过２／３）作出“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对１５０万元以下的投资计划有决定权”的决议，法院认为该决议构成对公司章程的实质性修改，因未过２／３而决议无效。
摘要1：【案号】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陕03民终347号
【裁判摘要】被上诉人宝鸡惠某建筑有限公司2011年7月23日生效的章程第十四条二款规定“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者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第二十三条一款规定“董事会至少每季召开一次，董事长提议或有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议时，可以召开临时董事会”。第二十条规定，董事长每届任期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主持”及第四十八条“董事会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召集和主持”。依照宝鸡惠某建筑有限公司2011年7月23日的章程，董事长每届任期三年。三年期届满后，原董事长即上诉人宝鸡市渭滨区明星建筑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提交的证据不足已证实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其副董事长召集和主持会议，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会议在召集程序、表决方式以及决议内容均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
摘要2：【解读】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召集董事会时，由副董事长召集符合法律及章程规定。
摘要1：——董事辞职书送达公司董事会时发生法律效力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172号
【裁判要旨】公司和董事之间属于委任关系，在法律和公司章程没有相反规定的情况下，公司董事辞职一般应于董事辞职书送达公司董事会时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１】公司和董事之间属于委任关系，在法律和公司章程没有相反规定的情况下，公司董事辞职一般应于董事辞职书送达公司董事会时发生法律效力。金某某、蔡某某分别于2011年10月31日和11月11日向乙公司提交了关于辞去乙公司董事职务的辞职书。其时，赵某某系乙公司法定代表人，可以依法代表乙公司，因其认可已经收到该两份辞职书，故金某某、蔡某某的辞职已经生效。．．．．．．原审判决认为“对于公司而言，在董事提出辞职后公司股东会一般会对董事辞职事项进行审议，并将董事辞职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公示”，以及“乙公司在长达二年多的时间内不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和增选董事有悖常理”，均缺乏足够依据，其据此否定金某某、蔡某某辞职已经生效系适用法律错误。．．．．．．金某某、蔡某某在辞职时虽表示“望公司批准”，以及丙公司虽在金某某、蔡某某辞职后作出召集乙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免除其董事职务等意思表示，但均属相关主体对公司与董事法律关系性质，以及董事辞职何时生效的法律认识偏差，不影响金某某、蔡某某辞职生效。对被申请人的相关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
【摘要２】丙公司系持有乙公司70％股份的大股东，2013年11月28日乙公司召集并主持的临时股东会会议即使在程序上存在瑕疵，会议作出的决议效力亦应经有权部门根据当事人诉请依法裁判方可被否定，此前应视为有效，而不应在不能否认决议上的签章等真实性的情况下，无视公司法关于取消决议效力的有关规定，直接适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否定其真实性，从而否定其效力。原审判决以2013年11月28日乙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在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及决议内容等方面存在瑕疵，或者与相关事实矛盾为由，不予采信该股东会决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该次股东会决议作出改选董事的决议应当视为有效，此后曹某某已经不再具备乙公司董事资格。
摘要2：【摘要３】《公司法》第47条规定：“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召集和主持。”因该规定系针对董事会的召集和主持的法定主体，故“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亦应指向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会的职责，而非指董事长的其他职责，故对丙公司以赵某某履行了乙公司董事长其他职责为由，认为320会议召集不符合《公司法》第47条规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由于丙公司未能提交赵某某自其于2012年2月7日主持召开董事会会议至2014年3月4日副董事长吴某召集320会议前，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曾召集或者主持乙公司董事会会议的相关证据，而乙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会议应当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因此320会议的召集符合《公司法》第47条规定的前提条件。《公司法》第47条并未规定在副董事长或者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的董事依法召集董事会会议前须提请或者催告董事长召集，故对丙公司关于320会议召集前未要求赵某某召集董事会不符合《公司法》第47条规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４】关于320决议内容是否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问题｜2009年9月28日舒某某、杨某、丙公司与乙公司共同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第4条第3款约定：“董事长在丙公司委派的董事中产生。”第9条第2款约定：“本协议作为解释新乙公司股东之间权利和义务的依据，长期有效，除非各方达成书面协议修改；本协议在不与新乙公司章程明文冲突的情况下，视为对新乙公司股东权利和义务的解释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该规定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经乙公司签署。因此，该文件虽名为协议，但在主体上包括公司和全体股东、内容上属于公司章程的法定记载事项、效力上具有仅次于章程的最高效力，其法律性质应属乙公司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的具体解释。违反该约定应为决议的可撤销事由。由于该协议对董事长选任范围的限制，并不违反公司章程关于董事长经选举产生的规定，应为有效。
摘要1：解答：董事辞职书送达公司董事会时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2：【解读】
（１）我国《公司法》未明确规定董事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辞职书后辞职何时生效。根据《公司法》第３７条、第９９条规定由股东（大）会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且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公司可以强迫任何人担任董事，所以公司与董事之间实为委托关系，依股东会的选任决议和董事答应任职而成立《公司法》上的委托合同。
（２）根据《合同法》第４１７条关于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规定，董事辞职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依据董事对公司的单方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无须公司批准。
（３）董事辞职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该董事仍须依法履行董事职责至股东（大）会选举补充新的董事之日。
摘要1：解答：《公司法》第47条规定“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应指向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会的职责，而非指董事长的其他职责。
摘要2：【解读】“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包括两种情形：（１）有证据证明“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不需要催告）；（２）经催告后“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必须经过催告程序）。
摘要1：解答：经全体股东和公司共同签订的内容上属于公司章程的法定记载事项的协议，其法律性质应属公司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的具体解释，违反该协议应为公司决议的可撤销事由。
摘要2：【解读１】董事会决议内容违反全体股东及公司对章程的解释，应视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
【解读２】公司全体股东签订的合同等文件，虽在名义上不是股东决议，但具有公司决议的性质，如没有无效、可撤销的情形，该文件同样对全体股东具有约束力。
【解读３】公司决议内容违反股东之间协议约定的，股东可以请求撤销决议。
【解读４】为保证股东间协议与公司章程具有同等效力，（１）签署主体应由全体股东及公司共同签署；（２）内容可参考“本协议作为解释公司股东之间权利和义务的依据，长期有效，除非各方达成书面协议修改；本协议在不与公司章程明文冲突的情况下，视为对公司股东权利和义务的解释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还可约定“公司决议内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公司股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３）并且在公司股东结构发生变化时应当要求新股东及时签署补充协议认可股东间协议效力或者由各方重新签署股东间协议。
【注解】公司全体股东一致表示同意的书面文件可以认定为公司形成了决议。——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68号《陈某某等诉邱某某等股东出资纠纷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