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06-10 10:3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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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13民终1650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及国务院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为了保证公司资本的充实，维护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股东应按照公司法规定和公司章程或公司设立协议约定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缴纳出资。股东出资包括公司注册资本、公司资本公积金及公司未分配利润等。股东注册资本之外的出资，属于资本公积金，为公司后备资金，股东可以按出资比例向公司主张所有者权益，但股东出资后不能抽回，也不得转变为公司的债务计算利息，变相抽逃。本案中，被上诉人曾某某与上诉人邹某某等于2015年4月口头协议约定由其货币出资300万元，由邹某某等人以货抵资出资500万元共同成立公司，经营二手复印机批发业务。同年9月10日由曾某某经手正式注册登记成立广州市今柳贸易有限公司，该公司的《公司章程》虽仅记载认缴注册资本100万元，但并未否定或更改之前其双方口头约定的股东出资额与持股比例。且公司成立后，也仍然是延用上诉人邹某某收取曾某某出资款的个人账户经营公司业务，另根据二审证据显示，该公司成立前、后的实际业务运营资本亦远超100万元，故本案中被上诉人曾某某超出认缴注册资本之外的出资应为公司资本公积金，不宜认定为公司或公司股东的个人债务，其要求股东退还超出认缴公司注册资本之外的出资款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摘要2：【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湘民再30号
【摘要】本院认为，从上述双方开办及经营公司的过程综合分析，曾某某投入300万元后，在确定其注册资金占30万元时，双方并未对余款处理作出约定，从最新约定曾某某参与公司部分经营并出任法人代表看，对于余款应当认定作为了公司运营的资金。由于双方在公司管理中运营机制不健全，双方财务账目不清，虽经结算但无法达成一致。且邹某某提出，公司的运营资金流向还牵涉到双方在广西开办的公司。曾某某投入的公司运营资金其盈亏情况双方应当予以结算。在没有查清广州市今柳贸易有限公司实际投资情况和亏损情况前，不宜简单判决是否由邹某某返还曾益平剩余投资款。双方的纠纷实质上涉及的是公司结算及股东权益问题，对此，原审法院应当予以释明但没有释明。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324号
【裁判要旨】股东在出资后以前期工作费用、境外销售费用名义从公司取回构成抽逃出资。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公司股东''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的，应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损害公司利益。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鲁能仲盛以''前期工作费用''的名义向仲圣控股支付了2500万元人民币。．．．．．．首先，上述司法解释将抽逃出资的表现形式界定为''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和''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等情形。无论何种形式，大多表现为股东之间通谋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通谋的行为，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同意转出出资并安排了所谓的合法程序或交易，均是表象，实质是相关当事人虚构了有关事实将股东的出资非法转出。因此，就本案而言，股东之间通过签订《合作协议书》确认仲圣控股''前期工作费用''真实发生并确定由鲁能仲盛支付，并不能直接证明仲圣控股的''前期工作费用''真实发生了，从而也不能证明2500万元人民币的转出未构成抽逃出资。其次，本案一审时，仲圣控股提交六份《声明书》和所附六份月结单，以及''填海造地报告×6''的特快专递凭证（即邮寄袋），以证明''前期工作费用''已实际发生了3500多万元人民币，而仲圣控股已将相应的调研报告邮寄给了鲁能仲盛。各方当事人对此进行了质证，原审法院进行了认证，原审认为无论是《声明书》还是月结单均无法直接证明''前期工作费用''的真实发生。而邮寄袋更是存在许多疑点，普通的邮寄袋不太可能装下六份研究报告，仲圣控股亦无法合理解释寄件人为何能够保存收件人签收的邮寄装。二审时，仲圣控股仍未能举证反驳原审作出的上述认定。因此，仲圣控股有义务举证证明其收取2500万元人民币确系因为其真实地支付了''前期工作费用''，其无法证明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续）】原审判决认定仲圣控股构成抽逃出资、其应补足2450万元人民币出资并赔偿抽逃出资期间的利息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185号
【解读】认定抽逃出资的实质判断标准是相关当事人虚构相关事实将股东的出资非法转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4号
【裁判要旨】股权相互转让目的实质是为加工协议提供股权担保，未作其他用途，在加工协议履行终结后将全部股权退回，受让人不应对转让人出资不实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为保证海峡公司与山东金石公司签订的《加工协议》顺利履约，叶某某、朱某某将二人持有的金石财富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海峡公司，在《加工协议》履行终结后，海峡公司又将其持有金石财富公司的全部股份退回叶某某、朱某某。双方明确约定，金石财富公司股权相互转让的目的实质为《加工协议》提供股权担保，并不作其他用途，且转让已经过股东会决议，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新投公司以海峡公司作为曾经受让金石财富公司的股份而成为该公司股东为由，认为海峡公司应承担股东出资不实的补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要旨】控股股东承诺以年化收益率作为投资分红，且在约定期限内公司不能完成股票公开发行并成功上市时由其无条件回购股份的约定有效。
【摘要】根据《增资协议》《补充协议》及《备忘录》的约定内容，可以认定本案的基本事实是，新投公司出资6000万元成为山东金石公司的股东，对该出资，山东金石公司的控股股东金石财富公司承诺以年化收益率15%作为投资分红，且在约定的期限内，山东金石公司不能完成股票公开发行并成功上市时，由金石财富公司无条件回购新投公司持有的山东金石公司的股份。《补充协议》及《备忘录》有双方公司的签字及盖章，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尽管《增资协议》第六条约定，新投公司在持有标的股份期间，未取得山东金石公司书面同意，不得将股份转让给与山东金石公司主营业务存在竞争关系的主体，但金石财富公司作为山东金石公司的控股股东，在随后的《补充协议》及《备忘录》承诺对其控股公司的股份进行回购，应当视为取得了山东金石公司的同意，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故金石财富公司上诉认为《补充协议》约定的股份回购的内容违反了《增资协议》的约定，应为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其上诉认为《补充协议》和《备忘录》中对新投公司的投资款6000万元承诺的15%的年化收益率，侵犯了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656号
【摘要】石财富公司于2011年4月设立，股东有叶××、朱××二人，注册资金3.8亿元，其中叶××认缴出资3.78亿元，其在公司设立时出资0.99亿元，应在2016年2月15日出资2.79亿元，但其一直未履行，其时出资不实的股东系叶××。2015年8月19日，海峡公司与叶××、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二人在金石财富公司的全部股权无偿转让给海峡公司；2017年1月16日，三方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海峡公司无偿退还股权。2017年1月24日，金石财富公司已在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进行了股权变更信息登记，股东仍为叶××、朱××。在此情况下，应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仍为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方应为叶××，而非海峡公司，故原审判决系结果正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20号
【裁判摘要１】虽然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约定800万元股权转让价，目的在于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并规避国家有关税收，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之规定，原审判决认定为无效合同正确。但该两份协议中体现的当事人转让与受让新鸿基公司股权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客观事实，当事人将该意思表示延展到《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中，订立《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直接目的就是股权转让。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内容看，系围绕转让新鸿基公司全部股权展开，包括股权转让价格与支付办法、受让方的股权比例分配、定金条款、公司项目资料、公章等财产的移交、新鸿基公司债权债务的处理、违约责任等等。原审判决认定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系股权转让性质正确。
【裁判摘要２】至于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问题，蓝某某、张某通过签订一系列案涉协议受让新鸿基公司股权，从而达到开发土地并获利的最终目的，因而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第一条首先约定了“项目概况”，但这并不影响《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系股权转让性质的结论。案涉土地原由案外人燕子岩公司享有土地使用权，至2010年4月14日，四份土地使用权证已办理至新鸿基公司名下，并由新鸿基公司在该土地上开展“在水一方”项目建设。两年后的2012年11月，本案双方当事人才签订股权转让相关协议，因此，违法办理土地更名问题存在与否与蓝某某、张某签订案涉协议是否受欺诈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而土地更名中的问题因属于国家土地管理部门行政管理范畴，不能成为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应予撤销的理由，且蓝某某、张某未提供案涉土地违法更名的相应证据，故蓝某某、张某以案涉土地违法更名为由主张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应予撤销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要旨】当事人约定实质将新增土地价款作为股权转让的部分对价，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
【摘要】《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土地的价格为每亩80万元，新增土地待取得土地证后另行计算，仍按每亩80万元交易”，当事人如此约定，实质是将新增土地价款作为股权转让的部分对价。雷某某等四人作为新鸿基公司原全体股东，系《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签订主体，其签订协议的行为当然代表了新鸿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条款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原审认定该条款无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455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将公司核心资产土地使用权价值与股权转让价格直接挂钩的，土地使用权保留于公司名下是股权转让的实质要件。
【裁判摘要】就买卖合同而言，出卖人不仅负担交付标的物、转移所有权等基本义务，还应向买受人承担标的瑕疵担保义务，即若买卖标的上存有买受人不接受的瑕疵的，出卖人应当消除瑕疵以保证标的物的形式完整及法律上无障碍。这一担保义务不仅存在于有体物的买卖合同中，亦存在于以权利为标的的买卖合同之中。而该义务所对应的商事责任即瑕疵担保责任，对于本案所涉以股权为标的的转让合同亦应适用。就本案而言，土地使用权对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符某某、同山公司与欣达公司、美瑞公司于2010年2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关于“目标公司拥有陵水县光坡镇香水湾地区402亩国有土地使用权，为出让性质的旅游用地，土地证号为xxx，以及402亩土地上的《山林权证》（以下简称目标资产）”的表述，说明各方认可案涉402亩土地使用权是金川公司唯一资产或者核心资产。而符某某、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关于“双方同意并确认：本协议转让之股权所对应的全部权益为本协议所约定的402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即402亩国有出让旅游用地使用权的对价为3亿元人民币（暂作价），每亩单价为74.62万元，转让总价格以新换发土地证所确定的面积为准”的约定，更是将案涉402亩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与股权转让的价格直接挂钩。综上所述，案涉402亩土地使用权保留于金川公司名下是该公司股权得以转让的实质要件，符某某、同山公司关于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而非土地使用权转让纠纷、一审判决将金川公司名下402亩土地使用权能否恢复认定为关系案涉金川公司转让协议效力的唯一要素存在明显错误的主张因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
摘要2：【摘要】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所涉价款并未足额支付、合同未能履行，金川公司亦未将该两公司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完成内部登记手续且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外部公示手续，故案涉股权并未发生变动至欣达公司、美瑞公司名下的法律效果，该两公司不应承担36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及赔偿657万元损失的民事责任。
【解读１】当事人协商一致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人未按时足额支付转让价款，协议未能履行。涉案公司亦未将转让人和受让人记载于股东名册，未完成内部登记，且双方亦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外部公示手续，应依法认定股权并未发生转让效果，转让人无权要求受让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损失。
【解读２】公司股东发生变更而未办理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54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的数个受让人并非共同受让人，应按照受让股权比例支付转让款。
【裁判摘要】根据518合同的约定，林达置业公司受让恒益公司持有的深圳游艇会81.7%的股权，中和融公司受让吴江民生公司的18.3%的股权，林达置业公司和中和融公司并非共同受让涉案股权，应按照受让股权的比例支付相应的转让款，已支付的1600万元转让款亦应按照受让股权比例折算各自已支付的数额，故林达置业公司还应向恒益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2984.8万元，中和融公司还应向吴江民生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667.2万元。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关于股权转让款应分别计算的申请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要旨】目标公司股权已经多次变更登记，如无证据证明后手转让属恶意串通，不宜解除前手股权转让合同。
【摘要】518合同约定，股权转让款在办理完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之日一次性支付总价款余额，本案所涉股权已经于2007年6月7日完成了变更登记手续，恒益公司、吴江民生公司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而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仅支付股权转让款1600万元，主要合同义务未履行完毕，因此，应当认定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构成违约。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提出，两艘游艇尚未从恒益公司、吴江民生公司过户至深圳游艇会名下，因而其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是支付股权转让款，恒益公司、吴江民生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是将股权变更至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名下，恒益公司、吴江民生公司已经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其他义务为附随义务，附随义务未全面履行不能成就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的先履行抗辩权。因此，可以认定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构成根本违约，恒益公司、吴江民生公司经催告仍未履行，恒益公司、吴江民生公司因而享有单方解除权。然而，深圳游艇会的股权经审批机关批准已经历多次变更登记，深圳游艇会其后又发生了增资事项。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后手转让是恶意串通进行的，故二审判决认定本案不宜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而应继续履行，并无不当。但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应当向恒益公司、吴江民生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以未支付的转让款3652万元为准按照518合同的约定支付自2007年6月7日始至实际支付日止每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二审判决既认定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又不支持恒益公司、吴江民生有关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前后矛盾，本院予以纠正。
【解读１】附随义务未全面履行不能行使先履行抗辩权。
【解读２】转让人与不同受让人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应当认定体现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愿并获得批准的合同有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40号
【裁判要旨】受让人以公司债权转让作为股权转让对价未损害股东合法权益，且受让人已实际代公司对外清偿债务，无案外债权人提出异议的，应为有效。
【裁判摘要】
（１）2004年9月30日，曹某某与张某某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曹某某（备注：出让方）将其持有的万隆钢铁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张某某（备注：受让方），转让价款为740万元。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认定为有效。
（２）2004年9月30日，张某某将万隆钢铁公司对万隆房产公司的540万债权转让给曹某某（备注：债权受让方），并向曹某某出具了一份盖有万隆钢铁公司印章的《承诺书》，内容为：承诺人同意将其在万隆房产公司的540万债权转让给曹某某，作为张某某支付曹某某的股权转让款项，相关手续由承诺人办理。
（３）原审判决认定，张某某不能擅自将公司的财产用以偿还个人债务，张某某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损害了公司和其他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张某某的行为也是不能被法律认可的。该认定实质是否定了540万元付款《承诺书》的效力。
（４）．．．．．．万隆钢铁公司的全体股东已经以签订《承诺书》以及内部决议的方式认可了公司的债权转让行为。张某某作为万隆钢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承诺书》上加盖公司印章的行为已经得到了全体股东的授权。故案涉债权转让行为并未损害万隆钢铁公司四名股东的合法权益。由此产生的张某某应当向万隆钢铁公司偿还其所获得的利益，因张某某已实际代万隆钢铁公司对外清偿了债权人的债务，且无案外债权人对本案债权转让行为持有异议，故可以认定该债权转让行为亦未损害万隆钢铁公司以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综上分析，曹某某以《承诺书》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而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87号
【要旨】受让人已经支付大部分股权转让款，余款未付不构成根本违约，不应解除合同。
【摘要】双方约定股权转让款为740万元，张某某已经支付了540万元，尚欠200万元未予支付，应当构成一般性违约。本案《协议书》约定，“如到期张某某未付清全部款项，曹某某有权选择依本协议索要相关款项或者继续行使余款的相应股权”。根据两审查明的事实，张家口德泰全特种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一方面股东情况由出让时的四个自然人股东变更为现有的两个；另一方面，注册资金也由股权转让时的1800万元变更为现有的5000万元，且均经过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双方的实际履行情况，应认定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已经基本实现。曹某某起诉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判令张某某返还价值10260万元的22.22%万隆钢铁公司股权。因张某某欠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并未构成根本性违约，不符合上述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亦不属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情形，故双方应当继续履行《协议书》，由张某某向曹某某偿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相应的利息。经本院释明，曹某某仍然坚持原诉讼请求，要求解除本案《协议书》，返还全部股权。因该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支持。原审法院以张某某未能支付740万元股权转让款为由，按照曹某某原有的持股比例判令张某某返还曹某某对张家口德泰全特种钢铁集团有限公司22.22%的股权，属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鲁01民终3909号
【裁判要旨】公司高管违反自我交易禁止规则与公司进行股权交易，股权转让合同并不因此无效。但是交易双方恶意串通，具有不正当目的，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该股权转让行为无效。
【裁判摘要１】本院认为，2013年2月26日恒远公司与高某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高某林系恒远公司和百瑞公司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恒远公司在没有召开股东会、没有征得公司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与高某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导致在高某林没有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就获得恒远公司持有的百瑞公司的股权。高某林作为恒远公司高管，违反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恒远公司的忠实义务。宋某芳作为高某林配偶，不是恒远公司的股东、在恒远公司也没有任职，却直接参与了股权转让事宜，并代表恒远公司在协议书上签字并加盖恒远公司公章，将恒远公司股权转让给高某林。根据高某林对于股权转让目的的陈述可以看出，高某林和宋某芳转让恒远公司股权存有不正当目的。鉴于高某林与宋某芳系夫妻关系，二人对于该股权转让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恒远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除了约定了转让的股权数量之外，对于股权的转让价格、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约定由双方自行决定。但是至今双方也没有就上述事项进行约定，高某林作为恒远公司与百瑞公司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其配偶宋某芳实施的股权转让行为必然损害恒远公司及恒远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综上分析，2013年2月26日恒远公司与高某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认定为无效。故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的结论正确。
【裁判摘要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故高某林基于该无效协议取得的股权应予以返还。因为百瑞公司出现增资行为，百瑞公司的注册资金已经增加至5600万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高某林返还恒远
摘要2：（续）公司曾持有的百瑞公司73.85%的股权，忽视了百瑞公司注册资本的变化这一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因此，高某林应当返还960万元的股权，而不应认定返还73.85%的股权。
【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01民再147号
【摘要】再审判决认为：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高某林基于该无效协议取得的股权应予返还。因为高某林对百瑞公司增资行为发生在上述股权转让之后，一审判决高某林将增资部分一并向恒远公司返还没有法律依据，二审改判高某林应当返还960万元的股权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解读１】违反自我交易的法律后果是《公司法》第１４８条第２款规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公司法》第１４８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条并不导致法律行为的绝对无效，因此，不能以自我交易来判断行为效力，判断自我交易行为效力的依据是《合同法》第５２条规定。
【解读２】股权转让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受让方基于该无效协议取得的股权应予返还，但股权受让方认购的新股不属于返还的股权收益。因此，法院判决受让方返还的股权应当用出资额而不是股权比例来表述。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3民终1608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转让价款或者约定不明，可以公司实际经营状况、股权的真实价值、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情况等为依据综合认定受让方是否需要承担付款义务及具体的股权转让款金额。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马某某主张股权转让价格为注册资金的3.18%即40.26万元，但其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反映双方协商确定的股权转让对价，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利源公司股权转让时的实际经营状况及公司价值。马某某作为负有举证责任一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其主张的要求李某某按照注册资金的3.18%即40.26万元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马某某与李某某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是否有对价以及对价的金额。马某某上诉主张其向李某某转让享有的利源公司3.18%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注册资金的3.18%即40.26万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转让人马某某将其在利源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股权40.26万元，占注册资金的3.18%，转让给受让人李某某所有”，其中并未约定股权转让的对价,且双方已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其次，在双方未对股权转让价格有约定的情形下，股权转让的对价可以参考股权的真实价值。股权的真实价值，即股权所对应的公司资产的价值。一般情况下，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的价值应等同于公司整体资产的价值，而公司的资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实际是由公司的全部股权所构成，故股权转让实质上是对公司资产的转让，按照等价的交易原则，其转让价格可参考被转让股权所对应的公司资产的价值。经释明，马某某无法提供会计凭证、资产负债表等能证明利源公司股权转让时的实际经营状况及公司净资产的证据，且利源公司在股权转让时已经停止经营一年有余。关于袁某某的“新型环保防水涂料生产技术”，马某某亦未提供证据该技术在股权转让时的价值以及利源公司的使用情况，亦未证明该专利技术与李某某进行交接，故“新型环保防水涂料生产技术”无法作为利源公司的资产而计入股权转让的对价。因此，一审法院对于马某某主张的要求李某某按照注册资金的3.18%即40.26万元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本案争议焦点：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转让价款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出让人要求受让人按转让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支付转让款是否应支持？（由转让方承担股权转让款举证责任）
（１）一般而言，股权转让价格与公司注册资本以及股东实际出资没有关系，不能以公司注册资本以及股东原始出资额来确定股权的市场价值与转让价格。
（２）本案转让协议未约定股权转让价款，其中“转让人马某将其在利源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股权４０.２６万元，占注册资金的３.１８％，转让给受让人李某所有”的约定应是双方对所转让股权的描述，而非对股权转让价款的约定。
（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６４条第１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马某无法证明目标公司股权转让时的实际经营状况、公司净资产及无形资产的价值，且目标公司在股权转让时已经停止经营一年有余，马某无法举证证明受让人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无法证明股权转让时股权的价值），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一、二审法院均未支持马某的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鲁民终954号
【裁判要旨】根据前后两份协议的内容、实际履行情况、双方往来函件等情况，签字在前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要旨】《协议书》中既约定按日万分之三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又约定案贷款利率支付未付款利息，法院均予以支持。
【摘要】2014年5月4日的《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双方同意兴迪尔公司支付鲁兴公司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该笔款项最迟支付时间不超过2014年5月20日；另3000万元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按照同期银行基准年利率计算利息，该款及利息须于2014年12月25日前付清；剩余860万元须于2015年3月25日前付清同时支付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同期银行基准年利率利息。协议第六条约定，如兴迪尔公司不能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时候付款，则每逾期一日，按照逾期付款的总额承担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本案中，兴迪尔公司已支付鲁兴公司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尚欠股权转让款3860万元。本院认为，兴迪尔公司未依约支付剩余款项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鲁兴公司请求兴迪尔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剩余股权转让款利息问题，依约其中3000万元自2014年5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4年12月25日，860万元自2014年5月5日起按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5年3月25日。鲁兴公司主张以386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5日计算至判决之日，因与协议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问题，依约其中3000万元按日万分之三自2014年12月26日起计算至判决之日，860万元按日万分之三自2015年3月26日起计算至判决之日。鲁兴公司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以3860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三自2014年12月26日起计算至判决之日，因与协议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双方于２０１４年５月４日签订了转让款为６８６０万元的《协议书》一份；于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８日签订了转让款为１８００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并进行了工商备案。二审法院结合协议内容及目标工商的相关公司决议、股权转让款项的实际履行情况以及双方的往来函等情况考察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确定２０１４年５月４日签订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真实有效的协议。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川民终1164号
【裁判摘要】《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若一方违约，由违约方赔付守约方500万元违约金，并赔偿相应的实际经济损失。该条款虽约定了违约时违约方应支付的违约金具体数额，但同时又约定对守约方的实际损失应予赔偿，表明双方一致认可违约赔偿应以守约方的实际损失为据，若约定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实际损失的，守约方可要求增加赔偿。本案中，宏铭公司提出的诉请明确要求马某某在承担违约金500万元的同时承担1000万元欠款的逾期利息，实质是认为约定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实际损失，申请人民法院在支持违约金的同时，另行支持其相应的资金占用损失，以弥补其因马某某逾期付款行为而遭受的损失。按照约定的履行期限，马某某应于2013年12月20日前支付剩余的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而马某某并未依约支付，且本案纠纷至今未解决，宏铭公司遭受的损失仍在持续扩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关于“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减少”的规定，一审法院在支持宏铭公司提出的违约金诉请的同时，判令马某某承担从宏铭公司起诉之日，即2014年7月16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同时，一审法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损失的实体处理并不导致双方利益失衡，符合民法公平原则，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适用于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损失计算方法的情形，并不适用于本案转让人申请增加损失赔偿的情形。马某某以此主张不应支付逾期利息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382号
【解读】《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若一方违约，由违约方赔付守约方５００万元违约金，并赔偿相应的实际经济损失。表明双方一致认可违约赔偿应以守约方实际损失为据，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实际损失的，守约方可要求增加赔偿。
（１）该协议约定的违约金不是赔偿损失，而是担保债务的履行，属于惩罚性违约金；
（２）守约方主张的５００万元违约金并同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损失，该两项加起来不超过以未支付款项１０００万元的年利率２４％为计算的上限标准，一二审法院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川民终1156号
【裁判摘要】《补充协议》对《股权转让协议》的标的、对价都做出了变更，且是对《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的实质性变更，而非对《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条关于“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规定的精神，应当视为神通公司与中胜公司、南瑞公司以《补充协议》的名义就股权转让问题达成了新的合意，《补充协议》实为独立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新协议，根据后约盖前约的原理，此时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以《补充协议》所确定的内容为准。虽然《补充协议》并未对神通公司所应支付的新对价的履行期限作出约定，但因神通公司所应支付的新对价与《股权转让协议》中确定的对价已经发生实质性变更，故《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履行期限及其对应的违约责任对神通公司不再发生约束力。中胜公司以《补充协议》系《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补充协议》未对《股权转让协议》进行变更的，仍应以《股权转让协议》为准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１】根据《补充协议》中关于“……签订补充协议后，神通公司在最短的时间内以履约的方式支付中胜公司、南瑞房产公司2000万元。以上1-3条实现后全额退还给神通电动公司……”的约定，结合神通公司于2014年9月10日支付300万元，中胜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收购坤鼎车业公司履约保证金头笔款”，且神通公司并未提出异议的事实来看，神通公司所支付的案涉300万元的性质应当是基于《补充协议》的约定，而支付的履约保证金。案涉《补充协议》关于该履约保证金的约定，并未明确其具有定金的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关于“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案涉300万元履约保证金不具有定金的性质，中胜公司不能基于神通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直接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是合同当事人一方为担保合同的履行，而给付另一方当事人一定的金钱作为债权的担保，其功能在于为合同履行提供一种担保，根据债的担保的性质，履约保证金的性质为补偿性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997号
（续）即当缴纳履约保证金的一方当事人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时，收取履约保证金的一方当事人可以从该保证金中扣除因对方未履行合同约定而给己方所造成的损失。如果在扣除违约损害赔偿后履约保证金还有剩余，应当在合同履行完毕或合同解除后，将剩余的履约保证金退还给对方当事人。
【摘要２】本院认为，一审中中胜公司、南瑞公司的诉讼请求之一即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恢复原状、相互返还财产属于合同解除的法定后果。换言之，中胜公司、南瑞公司关于解除《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中，本身就包含了神通公司所支付的300万元履约保证金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案涉300万元是否返还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且本案中，一审法院明确询问了各方当事人是否将案涉300万元纳入本案的审理范围，各方当事人均表示同意将案涉300万元纳入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将案涉300万元纳入本案审理范围并无不当。中胜公司所持一审法院判超所请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本案签订《补充协议》时，双方当事人将原来的股权收购变更了各方当事人通过成立新的公司的形式运作相应的项目，此时双方的权利义务应当以签订在后的《补充协议》所确定的内容为准，无须履行原《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不适用于《补充协议》的履行。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终5299号
【裁判摘要】关于可得利益损失问题。首先，虽然三方签署涉案股权交易的合同名称采用了“意向协议"的表述，协议中有关股权估值及转让价格也采用了“暂定"的表述，但协议对标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及期限、人员安排、尽职调查、国有股权挂牌转让步骤、违约责任等内容均做了详细的约定，已经具备股权转让合同所需的主要条款。而且，康佳集团在签订协议后依约积极履行了一系列行为，包括经其董事会审议通过股权转让议案、委托中介机构评估审计资产并出具法律意见、经其控股企业华某城集团审批、在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登记备案、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等等，本院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履行《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完成股权转让，无须在本案协议以外另行达成新的合意，因此，《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具有本约合同的性质。顺威公司关于《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为预约合同，顺威公司违反预约合同的赔偿责任仅限于信赖利益损失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其次，《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第九条“违约责任"第2款明确约定，如果顺威公司不举牌，顺威公司应当赔偿康佳集团挂牌预期收益，即可得利益损失。该约定表明“挂牌预期收益"在《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约定的损害赔偿范围之内，顺威公司在订立协议时对于其不举牌所造成的康佳集团可得利益损失是应当能够预见的。本案中，虽然协议约定在发现存在对交易有实质性影响的重大事实或康佳集团、壹视界公司提供虚假、误导信息，影响顺威公司对壹视界公司价值判断的情况下，受让方顺威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但是，同时也约定顺威公司应在约定的期限内对壹视界公司的资产、业务、财务状况及涉诉情况等进行尽职调查和审计。顺威公司在其已承诺按照不低于7200万元参与标的股权的举牌、康佳集团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一系列义务的情况下，无证据证明已进行相关的尽职调查和审计工作，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对涉案交易有实质性影响的重大事实或康佳集团、壹视界公司提供了虚假的信息影响其对标的股权的价值判断，其直至标的股权公开挂牌后才以“降低投资风险"为由放弃举牌，违反了协议的约定，且顺威公司对于自己不履行合同义务会导致康佳集团不能实现可得利益这种后果是能够预见的，故顺威公司应当就康佳集团的可得利益损失予以赔偿。最后，关于可得利益赔偿的具体数额，虽然协议明确约定顺威公司不举牌时应赔偿康佳集团挂牌预期收益，但
摘要2：（续）对可得利益赔偿计算方法并未做出约定。康佳集团主张以股权转让约定价扣减康佳集团持有的壹视界公司60%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再扣减各项费用后的最终所得计算损失。本院认为，股权的交易只是股权价值的变现，公司股份的价值由多种因素组成，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金、知识产权、产品竞争能力以及人员素质等多方面因素。公司的净资产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但由于不能体现公司资金的流转等公司运作的重要指标，因而不能全面反映公司经营的实际状况及股权的价值。而且，康佳集团主张的此种损失计算方法是顺威公司签订合同时不能预见到的，因此，本院对康佳集团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计算方法不予采纳。本院综合考虑本案协议的履行情况、股权交易的价格、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定顺威公司赔偿康佳集团可得利益损失720万元。
【案情】康佳集团（乙方）、壹视界公司（丙方）与顺威公司（甲方）签订《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约定康佳集团将其持有的壹视界公司６０％股权提交国有产权交易所进行公告挂牌转让，顺威公司同意以不低于７２００万元参与标的股权的举牌。之后顺威公司未按协议约定在公告期内举牌。
【解读】《股权转让意向协议》性质为本约合同而非预约合同：首先，虽然三方签署涉案股权交易的合同名称采用了“意向协议"的表述，协议中有关股权估值及转让价格也采用了“暂定"的表述，但协议对标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及期限、人员安排、尽职调查、国有股权挂牌转让步骤、违约责任等内容均做了详细的约定，已经具备股权转让合同所需的主要条款。而且，康佳集团在签订协议后依约积极履行了一系列行为，包括经其董事会审议通过股权转让议案、委托中介机构评估审计资产并出具法律意见、经其控股企业华某城集团审批、在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登记备案、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等等，本院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履行《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完成股权转让，无须在本案协议以外另行达成新的合意，因此，《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具有本约合同的性质。顺威公司关于《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为预约合同，顺威公司违反预约合同的赔偿责任仅限于信赖利益损失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63号
【裁判要旨】从合同权利义务对等角度解释，倘若发生了《资产评估报告》之外应由股权转让人承担的债务，受让人能否享有暂停支付款项的抗辩权，则应从债务的性质及商业交易的常理性予以考量。
【裁判摘要】关于第一个层面即九洲公司是否享有先履行抗辩权的问题。九洲公司主张其暂停支付1250万元，是由于吉森公司财务状况与约定不符，邝某移交的股权存在价值短损情形。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除九洲公司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3250万元外，剩余股权转让款九洲公司应分三笔支付完毕，第一笔1250万元的支付时间为协议签订后的7个工作日内即2017年12月12日前。针对该笔款项的支付，《股权转让协议书》仅确定了支付时间，并未设置其他诸如何种情形下可以暂缓支付的条件。虽然《股权转让协议书》确实约定了不在《资产评估报告》体现的债权债务关系均与九洲公司、吉森公司无关，由邝某自行承担，但就具体如何承担的形式而言，协议没有明确。可见，从字面意思理解，不能得出如出现了《资产评估报告》之外的应由邝某承担的债务时，九洲公司当然得以暂停支付第一笔1250万元进行抗辩的结论。而从合同权利义务对等角度解释，倘若发生了《资产评估报告》之外应由邝冶承担的债务，九洲公司能否享有暂停支付款项的抗辩权，则应从债务的性质及商业交易的常理性予以考量。九洲公司在本案中提出邝某移交的股权存在价值短损逾1760万元、吉森公司新增2000万元债务应由邝某负责。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并无证据表明九洲公司与邝某在移交吉森公司的财务资料时，九洲公司对上述问题持有异议；《股权转让协议书》明确是以《资产评估报告》体现的债务作为邝冶应否另行承担吉森公司债务的依据，并没有约定双方办理移交手续时应当按照《资产评估报告》中所载明的全部资产进行移交，且公司银行账户金额处于动态变化实属正常，仅从办理移交手续时公司的账面金额与评估时的账面金额之差并不能得出股权价值短损的结论；吉森公司于2017年3月24日收款2000万元，在该公司记账凭证注明该款项为“收到尚易往来款”，该款项尚无充分证据证明系吉森公司的债务，应认定为另一法律关系，不影响本案协议的履行。故，九洲公司主张的先履行抗辩权缺乏理据，不应得到支持。
摘要2：【摘要１】九洲公司在本案一审中关于暂停支付12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理由是代扣邝某股权转让的个人所得税款，与本案二审提及的理由大相径庭，明显有违诚信诉讼的原则。九洲公司不能对其前后矛盾陈述作出合理解释，降低了其二审理由的可信度，其二审主张的理由亦不足采纳。
【要旨】约定一方只要有任何违约行为并给对方遭受损失的，守约方均有权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实属对解除条件约定不明，不享有合同约定解除权。
【摘要２】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违约责任第1点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条款，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约，并给对方造成损失时，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要求损失赔偿，并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第2点约定：“九洲公司若不能按期向邝冶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即构成违约，违约责任为逾期支付款项的金额，按延期时间计算，以月利率2%的标准向邝冶支付逾期违约金，直至所欠款项给付完毕。”单从上述第1点来看，任何一方只要有任何违约行为并给对方造成损失的，不论违约程度轻重、损失后果大小，守约方均有权解除合同。虽然该约定将守约方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条件限定为一方违约且同时造成对方损失，但由于客观上违约与损失息息相关，该条款实质仍着眼于只要发生了违约，则守约方即有权解除合同。如此一来，显然泛化了作为合同约定解除条件的违约行为，将所有违约行为不加区分同质化，若简单依此履行，必将造成解除合同过于随意，增加了合同被解除的风险，不利于交易安全和稳定。故，上述第1点虽在形式上约定了合同解除的条件，但实属对解除条件约定不明。合同当事人出现违约情形时，不能当然以此为由主张解除合同，而应当结合合同履行情况、违约程度等因素，从合理平衡双方利益出发，慎重判断合同是否符合法定解除条件。再从上述第2点来看，该条明确在九洲公司未按期向邝冶支付股权转让款时，由九洲公司以支付违约金的方式承担违约责任。据此约定，九洲公司就逾期付款应当直接承担的是支付违约金而非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邝某可就此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案涉协议有关合同解除的条件约定不明，根据合同约定邝某不享有解除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16号
【裁判要旨】董事会决议由各股东向债权人提供担保，但该决议仅在公司内部发生效力，不能认定客观上已外化，不能证明担保关系成立。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商投石化公司《董事会决议》载明：由商投集团公司、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按股比分三次共同向重庆商贸公司担保1.5亿元，并出具保证文件。该记载仅表明商投石化公司曾为本案债务设定担保形成了《董事会决议》，但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并未与重庆商贸公司实际订立担保合同，并未形成担保法律关系。虽然商投石化公司向重庆商贸公司出具了该《董事会决议》，但该行为主体是商投石化公司，不构成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向重庆商贸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重庆商贸公司依据商投石化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请求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其中，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即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追求效果意思的动机，客观上存在一般相对方可理解与接受的外化行为，同时该行为方式应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本案中，如何认定《董事会决议》中由商投石化公司股东方商投集团公司、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按股比分三次共同向重庆商贸公司担保（共计人民币1.5亿元），并出具保证文件等内容所设立的民事法律关系是本案的关键。首先，从字面含义可解读为，三股东有为公司债务1.5亿元人民币向债权人重庆商贸公司提供担保所形成的意思表示，但没有三股东与商投石化公司共同向债权人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的意思表示。重庆商贸公司主张三股东所作出的承诺应为债务加入，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相符。同时，重庆商贸公司认为，因承诺担保的债务已到期，第三人所作出的担保承诺便应视为债务加入，亦缺乏相应法律依据。其次，因《董事会决议》系公司内部文件，其中意思表示的效力并不能当然及于公司之外的任何第三方。本案中，即便可以认定金某某、李某某在决议上的签名真实且取得了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相应授权，亦仅能说明二公司具有向债权人就案涉债务提供担保的效果意思，该意思以《董事会决议》为载体，仅在公司内部发生效力，不能认定客观上已外化。重庆商贸公司认为其知晓《董事会决议》内容即表示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与其建立了保证法律关系，理据并不充分。因设定保证法律关系是保证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法律行为，该种行为要求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而达成一致的过程应是两个意思表示双向交流的过程。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之规定，保证法律关系的成立还要求通过一定的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董事会决议》中有关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对商投石化公司债务提供担保的决议内容，并不能证明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与重庆商贸公司建立了民事法律关系。
- 日期： 09-21 08:1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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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修改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决定
【摘要】【侵犯商业秘密案（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侵犯商业秘密，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二）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三）直接导致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因重大经营困难而破产、倒闭的；
（四）其他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
摘要2：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
第七十三条[侵犯商业秘密案（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侵犯商业秘密，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三）致使商业秘密权利人破产的；
（四）其他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
- 日期： 10-01 13:3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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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云高民二终字第84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时，该股东即丧失依法享有的仅以其对公司的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权利，而应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廖某某、洪某某作为金顺公司的股东，是否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债权人桂族公司利益的情形，能否适用公司人格否认法理要求其二人对金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应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考察：其一，主体要件，公司人格否认法理适用的主体是实施了滥用公司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的控制股东，即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并能对公司的主要决策活动施加影响的股东。本案中，廖某某、洪某某作为金顺公司唯一的两名股东，实际参与了金顺公司的日常管理和经营决策，是金顺公司的实际控制股东，故廖某某、洪某某具备作为适用公司人格否认法理的责任主体。其二，行为要件，是指控制股东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公司的人格混同，即公司与股东不分或者合一，指股东与公司之间资产不分、人事交叉、业务相同，与其交易的第三人无法分清是与股东还是公司进行交易。本案中，廖某某、洪某某作为金顺公司各持股50%的自然人股东，其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是否存在混同，致使金顺公司缺乏独立的财产和作为独立人格存在的基础是认定廖某某、洪某某是否实施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行为的重要判断标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首先，金顺公司的经营场所是股东廖某某的名下的个人房产；其次，2013年3月18日，廖某某将涉案800万元贷款，即2013年3月13日桂族公司从工行贷出后转汇金顺公司的800万元款项，从金顺公司账户转出其中的450万元用于其股东个人增资扩股；再次，2013年4月，廖某某又从金顺公司账户多次转款共计435万元；最后，从金顺公司、廖某某、洪某某一审提交的《云南金顺进出口有限公司支付云南桂族经贸有限公司款项明细表》可以看出，从2012年12月17日至2013年11月13日期间，金顺公司与廖某某分别多次从公司账户和个人账户转款至桂族公司账户用于偿还涉案贷款。综上，从本案贷款行为发生起，金顺公司账户与股东
摘要2：（续）廖某某的账户之间出现多次转款，金顺公司和股东廖某某亦均向出借人桂族公司多次还款，由此可见，金顺公司违反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分离原则，故可以证实金顺公司的财产与股东廖某某的个人财产存在混同。其三，结果要件，是指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对债权人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本案中，从2013年3月18日起，在无合法依据的情形下，廖某某从金顺公司账户转出款项至其个人账户共计885万元，占金顺公司1088万元注册资本金的80%以上，其挪用公司财产的行为已构成对债权人桂族公司利益的严重损害。综上，结合公司人格否认的具体适用条件，金顺公司的实际控制股东廖某某，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并最终严重损害了本案债权人桂族公司的利益，应对金顺公司尚欠桂族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洪某某作为金顺公司的另一名股东，与廖某某各持金顺公司50%的股权，二者又为夫妻关系，原审在认定廖某某应对金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判决洪某某对此亦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妥。廖某某、洪某某关于其对金顺公司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01民终5731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照上述规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但根据永力重工公司在工商登记系统公示的年度报告，文某作为永力重工公司的股东，认缴出资额为6850万元，实缴出资时间为2065年9月20日，现该期限尚未到期，故文某的出资义务尚在履行期内，其亦已实际履行了部分出资义务，故不能认定文斌存在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过错。邦容公司要求文某对永力重工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实际系要求文某作为公司股东提前履行其未到期出资义务。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固然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股东以其认缴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但该法第二十八条亦规定了股东应按期缴纳其出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对出资人认缴出资加速到期的规定，系以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为前提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股东未缴出资作为清算财产的条件是公司进入解散阶段。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本院认为，债权人要求股东提前履行其出资义务，应具备相应法定条件，现永力重工公司未进入破产或解散程序，亦未资不抵债，故邦容公司现要求永力重工公司股东文某提前履行其出资义务尚未具备相应条件。此外，公司经设立取得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后，作为法人的公司其对外行为、债权债务、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承担均以自己名义进行，并单独对外承担责任，公司的社团行为与股东的个人行为彼此完全独立。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公司股东并不对公司的行为和债务承担个人责任。且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源于股东间出资协议或章程约定，并通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登记向社会公示，已向包括债权人在内的不特定第三人宣告了出资期限，债权人也是在此预期下与公司进行交易，债权人仅以自己对公司债权尚未获得清偿为由，要求股东提前履行出资义务，并不具备相应正当性和合理性。故邦容公司要求股东文某在未出资范围内对永力重工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济南邦容经贸有限公司等诉文某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鲁01民申183号
【解读】永力公司欠款邦容公司７１３４２９.３元，邦容公司提起诉讼要求永力公司偿还合同款项，文某（永力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６８５０万元，认缴出资时间２０６５.６.２０）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支持邦容公司诉讼请求，二审改判文某不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 日期： 10-03 11:4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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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一终字第156号
【裁判要旨】矿业权主体发生变更、转让合同被认定为矿业权转让，未经审批不产生效力。
【裁判摘要】案涉《经营权合同》明确约定讼争煤田股权转让总价格88502.36万元，当井某某支付转让费达到50%时，井某某派两人到煤矿协助财务经营管理；当井某某支付转让费达到80%时，景富公司需将其公司煤田股权、经营权等，经全体股东签字同意，将公司合法有效证件（采矿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法人资格证、公司营业证、税务证）转办在井某某名下；剩余款项在办理完上述证件后，三个月内付清全部煤田股权转让费；当井某某将全部股权转让费付清后，景富公司将煤矿整体移交给井某某。上述合同约定的内容表明，双方的真实意思并不是约定转让景富公司的股权，而是约定转让景富公司所有的下属煤矿采矿权和经营权。当井某某付清全部转让款后，双方并未约定办理景富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而是约定景富公司将相关采矿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法人资格证、公司营业证、税务证转办在井某某名下并将案涉煤矿整体移交给井某某，由井某某直接控制煤矿。因此，案涉《经营权合同》应为采矿权转让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规定，采矿权的转让必须经过审批；《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采矿权经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因案涉《经营权合同》未依法经过审批，故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未生效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关于井某某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景富公司出具承诺书后，因井某某未继续支付转让款，双方一致认可案涉合同不再继续履行，但直至起诉前，双方并未就井某某已付转让款如何处理进行协商。景富公司出具的承诺书载明“有效期20天，即2009年12月28日至2010年元月18日，过期作废”是景富公司在井某某未按《经营权合同》约定支付转让款情况下，给予井某某继续履行合同的宽限期，不能作为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点。因案涉合同属未生效合同，双方确认合同不再继续履行后，并未就景富公司何时返还其已收取的转让款协商一致，井某某应可随时主张权利。故景富公司主张井某某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甘民申字第1173号
【裁判摘要】申请人酒泉同辉公司与被申请人赵某某之夫魏某某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应为有效协议。协议签订后，魏某某分期向酒泉同辉公司支付土地转让款20万元，酒泉同辉公司亦将土地交付魏某某。魏某某在取得土地后，将其中的20亩土地予以出租获利，故可以认定，对涉案土地魏某某虽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但对该土地其已经开始享受占有、使用的权利。其后，魏某某又与被申请人酒泉荣鑫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将涉案土地转让给酒泉荣鑫公司，土地价款酒泉荣鑫公司已经全部支付给了魏某某。现酒泉荣鑫公司要取得涉案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其权利应向魏某某主张，但因魏某某钢因病去世，从魏某某处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已不可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的规定，酒泉荣鑫公司作为魏某某的债权人，因魏某某已去世，魏某某向酒泉同辉公司主张变更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的权利已无法行使，故酒泉荣鑫公司直接向酒泉同辉公司主张权利，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综上，申请人认为酒泉荣鑫公司的诉讼，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诉讼主体不适格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债权人可以针对债务人的土地转让债权行使代位权。
【基本案情】（１）酒泉同辉公司与魏某某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魏某某分期向酒泉同辉公司支付土地转让款20万元，酒泉同辉公司亦将土地交付魏某某。（２）魏某某又与酒泉荣鑫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将涉案土地转让给酒泉荣鑫公司，土地价款酒泉荣鑫公司已经全部支付给了魏某某。（３）因魏某某已去世，魏某某向酒泉同辉公司主张变更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的权利已无法行使，故酒泉荣鑫公司直接向酒泉同辉公司主张权利。
- 日期： 10-15 16:1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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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桂09民终1882号
【裁判摘要】因涉案抵押物（抵押证号：xxx）已于2016年5月被征收拆除，并获得补偿金960.9191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八条“抵押权因抵押物灭失而消灭。因灭失所得的赔偿金，应当作为抵押财产。”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条第一款：“在抵押物灭失、毁损或者被征用的情况下，抵押权人可以就该抵押物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优先受偿。”，玉林军供站所获得的补偿金应当作为抵押财产，作为抵押权人即信达资产公司广西分公司可以就该抵押物的补偿金主张优先受偿，但是目前该笔补偿金已分配完毕，主张优先受偿的条件已不具备。故信达资产公司广西分公司主张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规定，上诉人信达资产公司广西分公司提出的对本案债权的抵押物优先受偿权及于政府补偿的异地回建房属二审新增加的诉讼请求，因该项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同意调解，对于该主张上诉人信达资产公司广西分公司应另行起诉解决。
摘要2：【解读１】基本案情：（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玉林军供站归还借款本金686462.28元，并支付利息给信达资产公司广西分公司（第一笔借款利息自1995年6月29日起至2016年1月31日止，第二笔借款利息自1995年9月22日起至2016年1月31日止，暂计利息为2649727.56元，以后利息另计）；2.判令原告对抵押物（抵押证号：xxx）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由玉林军供站负担。（２）一审判决：一、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军用供应站偿还借款本金686462.28元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二、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军用供应站支付利息691894.65元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三、驳回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３）二审判决：一、维持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2016）桂0902民初75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项；二、撤销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2016）桂0902民初75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2016）桂0902民初75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被上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军用供应站支付借款利息2649727.56元（利息暂计至2016年1月31日）给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2016年1月31日以后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另计。
【解读２】抵押权认定对抵押物的补偿款未采取保全措施而导致灭失则自然丧失抵押权的优先受偿权。
摘要1：【案号】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沙民初字第716号
【裁判摘要】原被告签订的《关于顺发电站土地征用补偿协议》名为“征用”，实为“租用”。根据协议内容可以看出，被告使用原告的土地并未符合征用的特征，不是一次性对原告进行补偿，而是约定于2002年开始，每年支付土地征用费人民币1000元，每十年一次性支付，满五十年后，再作相应的调整，直至该电站废弃为止。且协议第五条约定：“甲方必须协同乙方对电站建设所需用地和地面作物做好征用的协调确认工作，不得将确认补偿范围内的电站建设用地作为村属土地、林木、毛竹林承包、转让、租赁、抵押给任何第三方（堆石碴面积除外）。”为此，该协议不是征用土地的协议，不存在签订合同主体不适格的问题。2.被告新建郑湖顺发水电站未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是属于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理由：（1）被告使用原告林地建设郑湖顺发水电站未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关于土地使用审批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第四十四条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上述法律条文中规定了用地审批，但无规定未经用地审批必然导致合同无效。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规定,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不依照本法规定办理土地变更登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办理。通过该责任条款来看，没有办理用地审批的应给予行政处罚和限期改正，并没有规定合同无效。土地使用中的审批是国家加强土地管理的一项制度，是节约用地和保护耕地的一项措施，依法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尽管没有办理审批，也并不能认定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律法规中关于用地审批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而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范;（2）被告使用原告林地建设郑湖顺发水电站未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协议继续履行并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重大利益；（3）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未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被沙县国土资
摘要2：（续）源局作出行政处罚，此后又作出了“关于没收福建省沙县长虹电能投资有限公司郑湖顺发水电站厂房、宿舍楼各一座处置的决定”，同意将没收的被告的郑湖顺发水电站厂房、宿舍楼各一座又作价11160元卖给被告使用，被告也依约缴纳了相应的价款，且要求被告到有关部门依法办理用地手续，由此更确定对违反未办理建设用地审批的未规定为无效。被告违反未办理用地审批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而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范。3.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合同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7日在《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要求人民法院应当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为此，原告以合同签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六十三条规定为由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因该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违反该规范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
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订立的《关于顺发电站土地征用补偿协议》，名为土地征用实为土地出租，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成立，且双方已履行十余年之久，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并未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利益，被告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其违反的是管理性强制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要求人民法院应当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本案的合同实为土地租赁合同，未强制性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才生效，因此，该合同有效,原告主张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162号
【裁判要旨】附约定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解除权人的解除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无须相对方作出明确意思表示。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合作协议》第18条约定：“非因通产公司原因导致取得竣工备案表从而影响本协议书第三部分所附租赁合同生效的，每逾期一天，泰来公司应向日坛公司支付16348元违约金，且泰来公司应每三个月结清一次违约金，违约金逾期超过180日……的，通产公司有权解除本协议书并要求泰来公司按照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但双方另行协商一致的除外。"《租赁合同》第4.2条约定：“泰来公司逾期支付押金的，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五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60日，通产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但双方另行协商一致的除外。"第11.4条约定：“泰来公司不按约定支付租金，应按欠交数交付滞纳金，滞纳金按每天万分之二点五计算。逾期超过180天的，通产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但双方另行协商一致的除外。"截至2015年10月15日，泰来公司未支付押金、租金以及违约金均超过180天，已经构成根本违约，通产公司通知解除案涉《合作协议》及《租赁合同》，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具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判令上述《合作协议》及《租赁合同》于2015年10月17日解除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本案中，双方没有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也不存在泰来公司催告通产公司行使解除权而通产公司在合理期限内未予行使的情形，故泰来公司关于通产公司解除权因长达四年未行使故已经消灭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通过反诉或者抗辩的方式，请求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调整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日坛俱乐部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系通产公司所有，泰来公司以通产公司名义建设施工形成的建筑物及设施应当归通产公司所有，一审判决判令投资建设和租赁期间投资形成的资产归通产公司所有，符合不动产及其附属物财产归属原则，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但一审判决仅调低合同约定的解除违约金，遗漏认定通产公司没收泰来公司施工建设费用构成违约金且属于违约金过高的情形，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合考虑本案所涉合同的预期利益、履行情况、违约实际损失以及通产公司亦存在怠于加盖《租赁合同》印章的违约行为等因素，结合本案已经支持通产公司逾期竣工违约金、租金滞纳金、逾期支付押金违约金、逾期腾退赔偿金诉请的事实，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本院酌定《合作协议》《租赁合同》解除违约金总计2200万元，超过部分不予支持，即对泰来公司垫资施工投入的建设费用，通产公司无权予以没收。由于泰来公司本案中未提出返还工程建设投资费用的反诉请求，本案对投资款项的返还问题不予处理，对泰来公司、通产公司二审阶段提交的日坛俱乐部项目评估报告等有关费用结算方面的证据相应亦不予评价，双方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51号
【裁判摘要１】可得利益与可预见性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可预见规则限制了违约赔偿的范围，目的是合理确定赔偿范围及交易风险，鼓励交易活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本案中，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于2009年3月6日，时间在前，《展览展示服务合同》签订于2012年10月25日，时间在后。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振国公司无法预见之后报达展览公司与智纳德公司之间签订的展览展示服务合同，当然也无法预见因之后合同的解除所造成的间接损失。以一般理性人的标准判断，即使对报达展览公司与智纳德公司签订的展览展示服务合同有所知晓，也不可能预见因涉案房屋租赁合同解除会给报达展览公司造成900万元的损失。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报达展览公司向振国公司租赁房屋总面积约为900平方米，而报达展览公司实际向智纳德公司提供的展览区域面积仅约40平方米，不到租赁房屋总面积的二十分之一。但仅就这40平方米，原审判决除90万元服务费外，振国公司还需赔偿报达展览公司900万元，仅从损失数额看，也远远超出振国公司订立合同时所能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可能造成的损失范围。本案报达展览公司主张的900万元损失，本质上属于其与智纳德公司的自由约定，与振国公司的违约行为没有必然关系，超出了振国公司订立合同时可预见的范围。因此，报达展览公司要求振国公司支付900万元损失及仲裁费用，于法无据，不应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可得利益与减损规则——原审判决振国公司赔偿报达展览公司900万元违反了减损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减损规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守约人的法定义务，是为了维护公平、诚信原则，防止违约后损失的无限扩大。本案中，振国公司已经提前3个月告知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报达展览公司理应在合理期限内及时采取措施，租用其他房屋，用于智纳德公司的房屋展览展示，以防止损失发生或扩大。但没有证据显示报达展览公司及时采取了措施。根据减损规则，如果造成相关损失或导致损失扩大，依法应由报达展览公司自行承担。另外，在无特别约定时，合同当事人违约给相对方造成的损失应与履行合同后所获得的利益基本相当，即使有一定的惩罚性但也不宜差距过大。本案振国公司除应返还的30万元租金外，收取的房屋租金仅90万元，振国公司赔偿报达展览公司服务费损失90万元后，四年的租赁期限内振国公司已经没有任何收益，原审判决振国公司再赔偿报达展览公司900万元，严重背离了损益的相当性，应当予以纠正。
- 日期： 12-31 21:3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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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57号
【裁判摘要１】尽管美雅公司收到长利兴公司通过清远农商行监管账户划转的工程款后已按照长利兴公司的指示将相关款项转出，并未实际使用该工程款，但因货币性质上属于特殊种类物，占有即所有，因此，自上述款项划付至美雅公司账户时起，长利兴公司即完成了工程款支付义务，美雅公司即对该等款项享有所有权，有权自行处置。综合考量清远农商行划付款项的形式审查义务履行情况、长利兴公司与美雅公司之间仅存在案涉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以及美雅公司按照长利兴公司指示转付案涉工程款的过错程度等因素，在美雅公司总计收到的款项已经超过了其应当收取的工程款，案涉工程款已足额支付美雅公司的情况下，本案应认定长利兴公司并不欠付美雅公司工程款。故美雅公司关于前述款项系走账款而非工程款，长利兴公司应向其支付欠付工程款及利息的再审主张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二审判决关于本案长利兴公司尚欠美雅公司工程款76647010.37元的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本院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法律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弱者生存权利和社会秩序而赋予债权人的一项民事权利。在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抵押权相冲突的情形下，应秉持公平原则与诚信原则，结合法律规定与具体案情，在平等保护各方利益的前提下，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予以审查。首先，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由此可知，发包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是承包人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须具备的前提要件。如前所述，本案中，长利兴公司已足额支付美雅公司案涉工程款，因此，美雅公司主张案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欠缺“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这一前提要件，其主张依法不能支持。其次，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但是，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立法目的，主
摘要2：（续）主要在于平衡承包人同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并非衡平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关系。故在判断承包人是否有权依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时，不能仅依据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意思表示。本案中，美雅公司作为承包人，依法有权处分自己的权利，但不得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美雅公司在明知由长利兴公司账户转入其账户内的款项实为长利兴公司向其支付的工程款的情形下，仍然按照长利兴公司的指示将其账户内已收到的相关款项又转付给案外人，美雅公司对其工程款债权不能顺利实现具有过错。若允许美雅公司将因自己过错而不能实现债权的损失转嫁清远农商行承担，将有违公平原则。综上，美雅公司关于其应享有案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再审主张，不能成立。二审判决在未适用具体法律规则的情况下径行适用法律原则进行裁判，虽有失妥当，但其关于美雅公司请求对案涉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张不予支持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承前所述，美雅公司与长利兴公司之间因工程款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美雅公司依其与长利兴公司的约定另行将其账户内的款项转付至长利兴公司指定的第三人，系在美雅公司与长利兴公司之间形成了新的法律关系。鉴于长利兴公司已于2013年3月18日出具《证明》，证明162315400元走账款在银行贷款当日其已全额收回，美雅公司并未实际使用相关款项。而且，长利兴公司与美雅公司在本案起诉前及原审中均确认，长利兴公司仍欠付美雅公司76327605.23元工程款。因此，本院认为，结合上述已查明事实，美雅公司与长利兴公司就上述款项的欠付确认，实质为案涉工程款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后，双方基于走账约定，对新形成的法律关系项下的款项欠付事实的确认。
摘要1：【裁判要点】以“二元期权”交易的名义，在法定期货交易场所之外利用互联网招揽“投资者”，以未来某段时间外汇品种的价格走势为交易对象，按照“买涨”“买跌”确定盈亏，买对涨跌方向的“投资者”得利，买错的本金归网站（庄家）所有，盈亏结果不与价格实际涨跌幅度挂钩的，本质是“押大小、赌输赢”，是披着期权交易外衣的赌博行为。对相关网站应当认定为赌博网站。
摘要2：
- 日期： 03-24 09:1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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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060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参照《建设部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及公用建筑面积分摊规则（试行）》第三条、第五条的规定，商品房销售以建筑面积为面积计算单位；商品房按“套"或“单元"出售，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即为购房者所购买的套内或单元内建筑面积（以下简称套内建筑面积）与应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之和。《协议书》中约定的安置房面积应为建筑面积。而且，经再审申请人签字确认的《新北小区安置户选房结果确认书》中也进一步明确，再审申请人所选安置房的房屋面积为建筑面积，而不是套内建筑面积。从对房屋的实际使用需要看，安置的房屋为高层单元式住宅，必然存在与他人共同使用的电梯井、管道井、楼梯间、设备间等。这些公用配套设施与整栋住宅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产权人正常使用房屋不可或缺的部分，且产权人对该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再审申请人的安置房为高层单元式住宅,其安置房屋面积理应包括共有部分面积。
摘要2：【解读】安置房为高层单元住宅的情况下，安置补偿协议约定的按照房屋面积一般应包括房屋共有部分面积。
- 日期： 03-25 08:3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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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浙0106行初240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罚款是行政处罚的种类之一，对广告违法行为处以罚款，除了应适用《广告法》的规定，还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了过罚相当原则，即“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第五条规定了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即“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了从轻、减轻的情形：“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四）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第二款规定了不予处罚的情形：“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其中“从轻处罚”是指在最低限以上适用较低限的处罚，“减轻处罚”是指在最低限以下处罚。具体到本案，被告西湖区市监局适用了从轻处罚，将罚款数额裁量确定为《广告法》规定的最低限，即20万元。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裁量，一般予以认可，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处罚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本案20万元罚款是否明显不当，应结合《广告法》禁止使用绝对化用语所需要保护的法益，以及案件的具体违法情形予以综合认定。
摘要2：【解读】一审判决变更罚款，从２０万元调整为１０万元；二审维持原判。
- 日期： 03-31 15:2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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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答：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法定职责案件以及对签订行政协议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案件，是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以及签订行政协议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案件，应当按照行政案件的诉讼费收费规定，每件收取50元的诉讼费。如果起诉人一并提起行政补偿或者行政赔偿的，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案件依法不应当收取诉讼费。
摘要2：【解读】（１）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法定职责案件和签订行政协议行为案件应当按照行政案件每件收取50元的诉讼费；（２）一并提起行政补偿或者行政赔偿不收取诉讼费。
- 日期： 06-08 08:0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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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属于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项目以邀请招标的方式进行了招投标，应认定以邀请招标的方式进行了招投标；（２）《招标投标法》第十二条第三款关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应当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的规定属于行政管理性规定，未经备案可以由相关部门给与行政处罚但并不影响承发包双方通过合法的招投标程序达成的民事合同的效力——关于案涉工程是否违反招投标程序而无效的问题。案涉《总承包施工补充合同》约定的工程项目为商品房住宅，暂定合同总价为3.96亿元。依据《招标投标法》第三条关于“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必须进行招标的规定，以及《总承包施工补充合同》签订时有效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3号）第三条第五项关于商品住宅，包括经济适用住房属于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公用事业项目的规定，案涉《总承包施工补充合同》所涉工程项目属于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项目。．．．．．．本院认为，招标可以采用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的方式进行，邀请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据此，应认定案涉工程项目以邀请招标的方式进行了招投标。．．．．．．至于《总承包施工补充合同》未经备案的问题，《招标投标法》第十二条第三款关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应当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的规定，属于行政管理性规定，备案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招投标程序接受监管，防止和惩罚违反《招标投标法》的行为，未经备案可以由相关部门给与行政处罚，但并不影响承发包双方通过合法的招投标程序达成的民事合同的效力。
摘要2：【解读】北京城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香河万润公司继续履行工程合同，支付拖欠的工程款3200万元及利息108万元（利息计算方式：以3200万为计算基数，以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为计算基数，从2017年12月11日暂计算至2018年9月17日）；……一审法院判决：一、香河万润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北京城乡公司工程款3199892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12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北京城乡公司其他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