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犯罪和不作为犯罪
摘要1：作为犯罪（作为犯）是指行为人以积极的身体活动实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因而构成犯罪。
不作为犯罪（不作为犯）是指行为人负有某种作为的义务且能够履行该义务的情况下不履行该义务，因而构成犯罪（纯正、不纯正不作为犯罪）。
摘要2：
王某某破坏交通设施案——不履行因紧急避险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可以构成不作为犯罪
摘要1：[第295号]王某某破坏交通设施案——不履行因紧急避险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可以构成不作为犯罪
【裁判摘要】紧急避险是一种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不履行因紧急避险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可以构成不作为犯罪。
【裁判要旨】
①先行行为是不是合法行为并不能免除行为人因先行行为所引起的作为义务。只要行为人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该先行行为所引起的作为义务就可以构成不作为犯罪。
②因合法行为使某种权益处于危险状态的，行为人负有采取积极救助措施消除该危险状态的作为义务。若不履行这一义务的，构成不作为犯罪。
③行为人因实施紧急避险行为造成交通设施被损坏，在紧急避险结束后，行为人有义务采取积极的救济措辞消除危险；如果行为人有条件能够履行而不履行，应构成不作为的破坏交通设施罪。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民二终字第1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民二终字第12号
【提示】当事人向债权人书面承诺“保证负责收回贷款”，在未明确约定其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况下，不应认定为保证担保。
【裁判要旨】当事人向债权人书面承诺“保证负责收回贷款”，在合同未明确约定其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况下，据此要求该承诺人承担保证责任缺乏合同依据。承担人违反承诺义务，属于不作为的违约行为，由此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规则】《担保法》意义的保证时保证人提供保证时，以自身财产偿还欠债作为保证内容的；而“保证负责收回”是履行一种行为，二者有所不同，不应认定构成保证担保。
【裁判意见】第三人违反监督专款专用义务应负补充赔偿责任——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26条规定，第三人向债权人保证监督支付专款专用的，因未尽监督义务造成资金流失的，应对流失的资金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2：【摘要】农行玉门支行所作的“保证负责收回贷款”的承诺是否属于担保法规定意义的保证，亦即农行玉门支行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农行玉门支行在借款协议书中的承诺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负责监督康庄公司借款的使用情况，二是保证负责到期收回贷款偿还给玉门信用社。根据借款合同约定，贷款用途为生产流动资金，而该笔贷款实际用于购买土地使用权，显然与约定不符。况且，购买土地的实际用途是农行玉门支行与康庄公司在借款时背着玉门信用社以补充文字的形式作了私自约定。这足以证明农行玉门支行没有尽到监督专款专用的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应当承担补充偿赔偿责任。农行玉门支行认为其已尽到监督义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农行玉门支行的第二项承诺，本院认为，不宜按照担保法上的保证认定责任。理由为：（1）担保法意义的保证是保证人提供保证时，以自身财产偿还欠债作为保证内容的，而本案的“保证负责收回”是履行一种行为，二者有所不同。（2）合同中并没有明确约定农行玉门支行承担的是保证责任，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要求农行玉门支行承担保证责任缺乏合同依据。因此，农行玉门支行违反了承诺义务，属于不作为的违约行为，由此给玉门信用社造成了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农行玉门支行认为其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并以此为基础诉称已经超过担保期限应当免责、以及主张在玉门信用社放弃抵押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刘某某故意杀人案——提供农药由丈夫自行服下后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导致丈夫中毒身亡的，如何定罪处罚
摘要1：[第746号]刘某某故意杀人案——提供农药由丈夫自行服下后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导致丈夫中毒身亡的，如何定罪处罚
【裁判要旨】明知他人有强烈自杀倾向仍然通过言行强化他人自杀决意，并提供自杀工具、帮助他人完成自杀行为的，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
【裁判规则】负有救助义务的人，当时能够履行而不履行其救助义务，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
摘要2：
李某某等盗窃案
摘要1：共同盗窃犯罪中不作为共犯的认定——李某某等盗窃案
【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7）一中刑初字第1590号判决书
【要点提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共同盗窃犯罪中不作为共犯的认定，以及不作为的行为人与作为的行为人犯意联络形式的认定。即行为人发现同事实施盗窃单位财物的犯罪行为却不加制止，事后还收下了同事给的“封口费”，该行为人能否构成盗窃犯罪的不作为共犯;同时，该不作为的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其与作为的行为人之间的犯意联络形式如何认定。
【裁判要旨】发现他人盗窃财物的犯罪行为不加制止，事后收受他人好处的，应认定为不作为的盗窃共犯。
摘要2：
做和没做都是犯罪?——不纯正不作为犯形态成立要件分析
摘要1：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大陆法刑法理论上一般承认其存在，其与作为犯共用一个犯罪构成，不存在特殊的犯罪构成理论，但是对不纯正不作为犯形态的特殊成立要件却存在学说聚讼。本文从李晓勇案着手，在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概念及其形态的特殊成立要件的诸学说略作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不纯正不作为犯形态的成立要件:1.作为义务的存在;2.犯罪构成要件的特殊行为要素;3.行为事实;4.不作为人的原因设定，并且对此四要件分别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摘要2：
责任人主观故意或明知，丧失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权——船舶碰撞损失系因责任人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作为或不作为造成的，责任人丧失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权
摘要1：【实务要点】因船舶碰撞引起海事赔偿请求的损失系因责任人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不作为造成的，责任人无权依《海商法》规定限制赔偿责任。
【案例索引】上海高院（2016）沪民终字第24号
摘要2：
行政行为
摘要1：【标签】行政相对人；作为行政行为；不作为行政行为；羁束性行政行为；裁量性行政行为；要式行政行为；非要式行政行为；依职权的行政行为；依申请的行政行为；须受领的行政行为；无须受领的行政行为；负担性行政行为；授益性行政行为；确认类行政行为；形成类行政行为；形式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实质意义上的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事实行为；行政行为分类；可诉行政行为；多阶段行政行为
【概念】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被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以单方面的意志，针对特定的对象或者特定事项作出的影响相对人法律权利义务，产生行政法上的法律供的行为。
【注解】危房鉴定报告（房屋鉴定报告）不属于行政行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7173号《刘某、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问题的答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问题的答复（[2013]行他字第14号 2014年3月14日）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举报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举报相关违法行为人，要求行政机关查处，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5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5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该法条规定的“执行行为”并未限定为执行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的积极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进一步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侵害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进行审查。本案中，执行法院海南高院在收到被执行人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应付的4亿元执行款后，以“谈话笔录”的形式明确告知申请执行人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该执行款由于有关公安机关请求协助冻结而不能向其发放。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认为海南高院在收到执行款后不予及时发放的不作为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并提出执行异议，符合前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精神，海南高院以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系针对执行法院的不作为提出异议，不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执行异议、复议程序进行审查的认定不妥，应予纠正。
摘要2：问题：对执行法院的执行不作为行为能否提出执行异议？
解答：执行行为是指法院在执行阶段所采取的一切行为，包括积极作为的执行行为，也包括消极不作为的执行行为。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因此，对执行不作为行为也可以依法提起执行异议。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458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4583号
【裁判摘要】在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情况下，当事人不可以同时起诉原行政行为和复议机关不作为——在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情况下，当事人有两种法律救济手段可以选择：一种是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因为可能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实质上仍是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复议机关尽管没有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但在法律没有规定行政复议必须是前置程序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当事人直接对原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并且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还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争议。另一种是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如果当事人坚持认为复议机关应当受理其复议申请，也可以以复议机关不作为为由提起诉讼。虽然法律规定了上述两种救济手段，但却不可以同时进行，而应当选择其一。这是因为，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目的是要求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认定和处理；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直接的诉求虽然是要求人民法院撤销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决定，但撤销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的效果，则必然导致复议机关同样要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认定和处理。如果同时起诉原行政行为和复议机关不作为，就会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造成人民法院和复议机关的重复劳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还违反了司法最终原则。司法最终原则是指，行政复议活动虽然是行政争议的重要救济方式，但却不是最终裁决，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才是最终决定。据此，行政复议法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的除外。”司法最终原则也决定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应当是一种先后关系，而不能针对同一个争议同时进行这两种法律程序。因此行政复议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又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的，不得申请行政复议。”就本案而言，人民法院的正确处理方式应当是告知原告只能择一而诉，要么起诉原行政行为，要么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刘某某在本案中的诉求为“确认遂宁市水务局存在行政不作为；确认四川省水利厅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违法并予以撤销，由四川省水利厅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既直接起诉了原行政行为，又起诉了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在刘某某经法院释明后拒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虽然原审法院以刘某某对遂宁市水务局
摘要2：（续）行政不作为提起的诉讼不属于该院管辖为由驳回起诉理由欠妥，但裁定驳回起诉的结果亦无不妥。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906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9063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条件，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行政复议行为属于应申请的行政行为，起诉前向复议机关提出过行政复议申请，是行政复议申请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的法定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理由不成立，应当是指实体上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条件不成就或时机不成熟，原告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理由不能成立，不包括行政机关没有相应法定职权从而不是适格被告、或申请人未提出申请因而起诉没有事实根据等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形。本案中，根据大村一至六经济社提供及一审法院调查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起诉前大村一至六经济社已经向云浮市政府提出过行政复议申请，大村一至六经济社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一、二审本应裁定对其起诉不予立案，或立案后裁定驳回起诉，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不妥，本院予以指正。
摘要2：【解读】（１）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２）行政复议行为属于应申请的行政行为，起诉前向复议机关提出过行政复议申请，是行政复议申请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的法定起诉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号
【裁判摘要1】被告主张情势变更应提起反诉，否则不属于审理范围——人民法院应否对农行燕郊支行提交的《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申请书》进行审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根据该条规定，人民法院确定合同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前提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明确的请求。本案中，农行燕郊支行虽然提交《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申请书》，主张《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应当变更，但是在2018年3月13日庭审笔录中其已明确表示不作为反诉，而是作为抗辩理由提出，即农行燕郊支行所称的合同变更并未作为诉讼请求提出，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审理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2】债权转让合同中转让的实为基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享有的请求转让案涉土地使用权等债权应为有效——根据《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第四条等条款约定，宏成公司转让给思菩兰公司的，为宏成公司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的全部合同权利，即对农行燕郊支行所享有的债权，故《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的性质为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后，思菩兰公司作为受让人，取得宏成公司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中原享有的合同权利，而不是直接取得案涉土地的使用权。故宏成公司有关《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实为房地产转让合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再次，关于合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根据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本案中,《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作为债权转让合同，转让的实为宏成公司基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对思菩兰公司享有的请求转让案涉土地使用权等债权。对于此债权，《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的双方当事人农行燕郊支行和宏成公司并未约定不得转让，债权的主要内容即案涉土地使用权在性质上也不属于不得转让的权利，已经生效的一审法院（2008）冀民再终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也已经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摘要2：（续）书》合法有效，故《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除外情形，亦不具有其他无效情形，应为合法有效。宏成公司主张《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为高泽成和思菩兰公司恶意串通、应为无效，但在《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签订时，高泽成是宏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宏成公司又确实享有对农行燕郊支行的债权，宏成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构成恶意串通，故其有关《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1】办理不动产登记是不动产登记机构的行政职权，是否予以登记、多长时间之内办结登记手续，都属于其具体职权事项。故思菩兰公司作为合同权利受让人，可以依据《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及《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的相关约定请求农行燕郊支行及宏成公司协助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但至于最终能否办理下来、多长时间能够办结，仍需由不动产登记机构予以审核。故本案中，人民法院不宜直接判决将土地使用权办理变更登记至思菩兰公司名下。一审法院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经查看一审卷宗，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已经组织各方当事人对其他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一审判决书没有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一一列举，属于裁判文书的正常写作方式，不属于程序违法。
【解读１】债权请求权是指权利人基于债的关系而产生的、请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债权转让受《合同法》调整（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等行为属于物权转让，是所有权权能的分离和处分行为）。
【解读２】当事人提出合同应当解除但不作为诉讼请求而是作为抗辩理由的不予审理。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豫行终629号
摘要1：【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豫行终629号
【裁判摘要】本案诉讼中，张某某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所诉金水区政府的不作为对其人身权、财产权、相邻权等合法权益造成了侵害，其以自己名义提起行政诉讼，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
摘要2：张某某诉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７）最高法行申１７５９号
【解读１】具有较为广泛社会影响的行政行为，应赋予蒙受最直接最严重不利影响的对象诉权——实践中，针对特定对象作出的行政行为，其效果往往并非局限于其所针对的事项或人员，而是具有一定的复效性，会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力。对于这些具有较为广泛社会影响力的行政行为，为确保行政诉讼救济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应当赋予由此蒙受最直接、最严重不利影响的对象提起诉讼的权利。
【解读２】因申请行政机关履行相关职责而引发的行政给付诉讼中，一个拒绝原告申请的不作为行为虽然在表面上也使其受到了某种“不利”，但由于原告的相关权益并非一定会因此受到损害，原告除了必须证明其提出申请并遭到拒绝外，还需要证明其某种合法权益存在因此受到侵害的可能。原告如非行政相对人，亦不能证明行政不作为侵害了其人身权、财产权、相邻权等合法权益，其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05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059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乔某某向太和县城关镇人民政府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太和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向其作出答复的职责。再审被申请人太和县人民政府在收到再审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依法履行受理、审查等法定程序后，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责令太和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作出答复，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至于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太和县人民政府应当确认太和县城关镇人民政府的不作为行为违法的主张，本院认为，在要求行政机关作出特定行为的给付类复议案件中，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作出申请人所要求的行政行为，即是对被申请人不作为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并进一步实现了申请人要求给付特定行政行为的复议目的。因此，责令被申请人作出特定行为的复议决定，本身就包含了对不作为行为违法性的确认，而无需再专门作出确认不作为行为违法的复议决定。
摘要2：【解读１】责令行政机关作出特定行为的复议决定本身就包含对不作为行为违法性的确认。
【解读２】
（１）申请人一审诉讼请求以复议机关未依法确认行政机关不作为的行为违法为由，请求依法撤销行政复议决定并判令其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２）二审法院认为根据《行政复议法》第２８条第１款第２项的规定，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复议机关应作出决定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的决定。本案复议机关责令行政机关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作出答复的复议决定，符合上述款项规定，复议决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
【解读３】不履行法定职责不适用确认违法之诉，而是责令履行法定职责。
【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皖行终205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5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58号
【裁判摘要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包括复议机关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的情形，但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这是因为，如果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属于一种实体处理决定，在性质上与维持原行政行为并无不同；而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在性质上属于对行政复议申请的程序性驳回，既不属于维持原行政行为，也不属于改变原行政行为，因为行政机关并没有对被申请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实体认定和处理。
【裁判摘要2】在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情况下，当事人有两种法律救济手段可以选择：一种是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因为可能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实质上仍是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复议机关尽管没有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但在法律没有规定行政复议必须是前置程序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当事人直接对原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并且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还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争议。另一种是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如果当事人坚持认为复议机关应当受理其复议申请，也可以以复议机关不作为为由提起诉讼。但是，无论是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还是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都不涉及另一机关作共同被告问题，因为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按照立法本意，本款所说的“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仅指未就实体处理作出决定。“复议机关不作为”，既包括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任何决定的消极不作为，也包括复议机关明确作出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的积极不作为。
摘要2：【裁判摘要3】虽然法律规定了上述两种救济手段，但却不可以同时进行，而应当选择其一。这是因为，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目的是要求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认定和处理；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直接的诉求虽然是要求人民法院撤销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决定，但撤销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的效果，则必然导致复议机关同样要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认定和处理。如果同时起诉原行政行为和复议机关不作为，就会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造成人民法院和复议机关的重复劳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还违反了司法最终原则。司法最终原则是指，行政复议活动虽然是行政争议的重要救济方式，但却不是最终裁决，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才是最终决定。据此，行政复议法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的除外。” 司法最终原则也决定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应当是一种先后关系，而不能针对同一个争议同时进行这两种法律程序。因此行政复议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又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的，不得申请行政复议。”就本案而言，人民法院的正确处理方式应当是告知原告只能择一而诉，要么起诉原行政行为，要么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8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81号
【裁判摘要】起诉行政机关不作为案件的原告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初步证明其与被诉的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中，王某某受到伤害系刘某某违法侵权行为所致。新邱公安分局“失职和纵容”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发生在刘某某伤害白某某案件中，与刘某某伤害王某某的事件之间虽具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但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王某某以新邱公安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不具有适格的原告主体资格，原审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当事人起诉行政机关不作为并请求行政赔偿的，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行为必须基于具体的事由、针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承担的具体的作为义务，不是抽象、普遍意义上的法定职责义务。否则，起诉人与所诉行政机关不作为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适格原告主体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5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59号
【裁判摘要１】村民个人对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作为村农民集体成员的个别村民认为村农民集体享有的土地所有权受到行政行为侵害，需要对有关行政机关主张权利的，应通过法定的途径和形式，将个别村民的意愿转化为村农民集体的意愿，以村农民集体的名义主张权利，作为村农民集体成员的个别村民未经授权原则上不能代表村农民集体提起行政诉讼。为此，个别村民对相关行政行为不服且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又不主动提起诉讼，则该个别村民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程序，通过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形成集体决定，并由村民委员会执行，或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二款“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起诉的，过半数的村民可以以集体经济组织名义提起诉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全部转为城镇居民后，对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服的，过半数的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提起诉讼”之规定提起行政诉讼，以确保起诉代表整体村民的集体意志，或者也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实际使用人对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其使用或实际使用的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摘要２】本案李某某等29人的诉请为涉及征收土地决定的行政复议不作为违法并请求行政复议履责之诉，而并非对直接侵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其涉及的行政复议的申请人与对侵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在资格要求和范围上不尽相同，二审法院仅以李某某等29人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为由，裁定驳回其上诉,显然混淆了这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指出纠正。退一步来说，即使本案行政复议的申请人与对侵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在资格要求和范围上是一致的，四川省政府作为法定复议机关亦应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第四十八条规定，作出相应的行政复议决定，而不应仅以函的方式予以转办。
摘要2：【解读】当事人以行为复议机关不作为违法并请求复议机关履责之诉，不存在不存在行政诉讼原告主体不适格问题。
某某政府与某某村委会某某村民小组不履行法定职责纠纷上诉案
摘要1：——行政不作为案件不以原告提出申请为起诉条件
【裁判要旨】不作为案件中，他人在行政程序中已向被告提出申请，且被告已将原告纳入行政程序，原告是否向被告提出申请不再属于该类案件必备的起诉条件。
摘要2：【摘要】桂林洋农场与原告之间对三宗土地发生权属争议遂向被告提出土地确权申请，被告按法定程序已经通知原告进行答辩，原告亦向被告提交土地确权答辩意见和有关证据材料，并按时参加了被告组织召开的土地确权会议，签收了被告发出的指界通知等。上述事实说明被告及其所属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受理了桂林洋农场与原告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但此后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被告仍未对此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作出确权决定，使该土地争议长期处于持续状态。．．．．．．法院认为，被告启动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处理程序后，原告已按要求提出答辩意见和相关的土地确权材料，主张争议土地所有权属于自己所有并请求政府依法确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些主张和相关证据材料应视为原告“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据此本案原告与桂林洋农场一样在土地确权程序中具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对被告已经受理的土地争议案件长期拖延，迟迟不作出处理意见的行政不作为依法享有诉权，可以作为本案原告提出本案之诉，唯此认定方能符合行政诉讼法设定履行法定职责之诉的立法目的。
【笔记】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当事人能否同时起诉原行政行为和复议机关不作为？
摘要1：解读：在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情况下，当事人不可以同时起诉原行政行为和复议机关不作为，二者只能择一起诉。
摘要2：【注解】复议机关作出不予受理复议决定的，当事人对原行为和复议行为应择一而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不作为十大案例
摘要1：十大典型案例：1.张恩琪诉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行政不作为案；2.张风竹诉濮阳市国土资源局行政不作为案；3.彭某诉深圳市南山区规划土地监察大队行政不作为案；4.钟华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行政不作为案；5.王顺升诉寿光市人民政府行政不作为案；6.沈某、蔡某诉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行政不作为案；7.兰州宏光驾驶员培训服务有限公司诉兰州市城关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不作为案；8.赵永天诉凤阳县武店镇人民政府行政不作为案；9.艾立仁诉沈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行政不作为案；10.张美华等五人诉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行政不作为赔偿案
摘要2：
650.【不作为】
摘要1：
摘要2：
977.【对不作为的监督】
摘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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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6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66号
【裁判摘要】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未履行催缴义务的公司董事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上述规定并没有列举董事勤勉义务的具体情形，但是董事负有向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催缴出资的义务，这是由董事的职能定位和公司资本的重要作用决定的。根据董事会的职能定位，董事会负责公司业务经营和事务管理，董事会由董事组成，董事是公司的业务执行者和事务管理者。股东全面履行出资是公司正常经营的基础，董事监督股东履行出资是保障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上述规定的目的是赋予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股东增资的监管、督促义务，从而保证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保障公司资本充实。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公司设立时认缴出资的股东负有的出资义务与公司增资时是相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负有的督促股东出资的义务也不应有所差别。本案深圳斯曼特公司是外商独资企业，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负有向股东催缴出资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胡某某等六名董事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股东出资期限届满即2006年3月16日之后向股东履行催缴出资的义务，以消极不作为的方式构成了对董事勤勉义务的违反。．．．．．．综上，胡某某等六名董事未履行向股东催缴出资的勤勉义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深圳斯曼特公司遭受的股东出资未到位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摘要2：【注解】董事、高管负有向出资未到位股东的催缴义务，未履行催缴义务的董事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涉案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其股东未缴清出资的行为实际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其董事消极不作为放任了实际损害的持续，股东欠缴的出资即为所在公司遭受的损失，股东欠缴出资的行为与董事消极不作为共同造成损害的发生、持续，董事未履行向股东催缴出资义务的行为与所在公司所遭受损失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公司董事对所在公司遭受的股东出资未到位的损失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笔记】行政不作为起诉条件有哪些？
摘要1：解读：（１）提起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起诉人应当提供证据初步证明其享有相应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具有相应的法定职责义务。不能初步证明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２）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３）行政复议行为属于应申请的行政行为，起诉前向复议机关提出过行政复议申请，是行政复议申请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的法定起诉条件。
摘要2：【注解１】对于不作为行为，起诉人是否需要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司法实践中还有一些不同认识。我们认为，对于不作为行为，例如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法定职责、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起诉人也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该不作为行为存在。需要注意的是，起诉人只要证明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即可。——梁凤云：《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５７页。
【注解２】提起履行法定职责之诉的条件：（１）向行政机关提出过申请，并且行政机关明确予以拒绝或者逾期不予答复；（２）所申请的事项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３）向一个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出；（４）申请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应当是一个具体的、特定的行政行为；（５）行政机关对于原告申请的拒绝可能侵害的必须是属于原告自己的主观权利。——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864号
【注解３】规范颁布之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直接提起要求行政机关依照其申请制定规范或解释规范的规范颁布之诉，既不符合履行职责之诉的法定起诉条件，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864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613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事故调查报告批复是否可诉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分析判断｜一方面，从一般规则角度分析，上级行政机关基于下级行政机关的请示所作的批复，在性质上往往属于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行为，通常不直接对外产生法律效果，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范畴。另一方面，从特定情形角度分析，不排除实践中一些人民政府针对事故调查报告等所作的批复，虽然从形式上看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所作，但在批复中认定了明确具体的事故责任和处理意见，且这种认定具有公定力和约束力，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可能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因此，判断上级行政机关所作批复是否可诉,根本上取决于对上述司法解释有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之规定的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人民法院在审理涉批复的案件时，要防止“一刀切"，不宜泛化认定相关实际影响而将批复一律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亦不可片面限缩援引司法解释上述规定而将批复一律拒之门外。要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看是否对当事人的实体权益产生重要影响和侵害，是否存在明确设定或者改变其权利义务的情形，是否确有必要对在此环节所作的行政行为的实体、程序合法性单独进行审查判断，从而对不同表现情形的批复之可诉性作出科学合理的界定。
【裁判摘要２】事故调查报告及其批复没有直接设立或者改变当事人具体的权利义务，尚未对其产生实质性影响，不构成对其合法权益的侵害，不作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涉案《事故调查报告》本身针对陈××的表述为“对事故负有主要责任，建议司法机关进一步调查处理。”上述表述内容，是在认定事故相关事实和责任的基础上，将依法作出处理的裁量权交给了有关部门，可以视为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不直接产生法律影响的不确定性意见。而福建省政府依照法定程序作出的涉案《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表述为“原则同意××芳烃(漳州)有限公司‘4?6’爆炸着火事故调查组关于事故性质的认定、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以及相关整改措施的意见”，要求“督促有关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并要求“向社会公开事故调查报告。”上述表述内容，只是一般性、概括性和程序性的表述，亦没有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实质性认定。可见，涉案事故调查报告及其批复符合实践中大多数事故调查报告及其批复的共有特点，没有直接设立或者改变陈××具体的权利义务，
摘要2：（续）尚未对其产生实质性影响，不构成对其合法权益的侵害。因此，能够适用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精神，不作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陈××仍可以通过刑事诉讼审判监督等法定程序寻求救济，在其他纠纷处理环节中对作为定案证据的《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等提出异议。上述具体情形，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认定有关事故调查报告批复可诉的一些案件，个案的具体情况并不相同。
最高院四巡会议纪要：依职权行政不作为起诉期限的计算
摘要1：【裁判要旨】行政不作为案件中，如果行政机关已经明确告知将不作出相应行政行为的，此时原告就已经知道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的存在，即应开始计算起诉期限。依职权行政不作为案件中，行政机关已经明示不履行相应职责的，一般起诉期限无法重新计算，因此，此种情况应当与提起撤销诉讼一样，适用通常起诉期限。
摘要2：
【笔记】行政不作为行政起诉期限如何计算？
摘要1：解读１：依申请行政不作为起诉期限为６个月——根据《行政诉讼法》第４７条和《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６６条之规定，依申请行政不作为的起诉期限为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６个月内提出（不适用1年起诉期限）。
【备注１】依申请履行法定职责情形下,行政不作为起诉期限的“重新启动”——（１）依申请履行法定职责情形下，行政不作为案件的起诉期限为6个月；（２）如超过了起诉期限可以采取“补救措施”，即再次提出履责申请,起诉期限可重新启动。
解读２：依职权行政不作为起诉期限应当适用６个月或者１年通常起诉期限——（１）《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均未明确规定依职权行政不作为的起诉期限如何计算；（２）依职权行政不作为案件中行政机关已经明示不履行相应职责的，起诉期限无法重新计算，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第４６条规定６个月或者《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６４条规定１年通常起诉期限。
【备注２】（１）对于行政机关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情形下行政不作为的起诉期限问题，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尚无明确规定；（２）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观点认为，只要行政机关法定职责持续存在，行政相对人可随时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不存在起诉期限问题。
【备注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情形下，只要行政机关依职权应履行的法定职责合法有效存在，行政机关即持续负担作为义务，该作为义务不因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而消灭，不受《行政诉讼法》第４７条规定的起诉期限限制。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在起诉期限届满后另行提起不履行法定职责之诉能否受理问题的答复》（［２０１５］行【摘要】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一般不宜直接认定民事合同的效力，当事人认为行政行为依据的民事合同无效或者应当撤销的，当事人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起诉期限届满后，又以行政机关拒绝改变原行政行为为由，起诉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但法律规范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出现新的证据等法定事由后应当改变原行政行为的除外。
摘要2：【注解１】（１）《行政诉讼法》第４７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提起诉讼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２）《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６６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起诉点是行政机关履行法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即《行政诉讼法》第46条规定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期限通常为２个月，法律、法规（不含规章和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除外。
【注解２】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起诉期限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66条新规定确定即“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不再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6条“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确定起诉期限——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绍行初字第5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浙行终字第65号系根据旧司法解释作出认定，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66条新规定“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注解３】《行政诉讼法》第４７条对依申请情形下行政不作为的起诉期限作出了规定，但对于行政机关依职权履行法定职责情形下的起诉期限问题，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尚无明确规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4305号
【注释４】（１）依职权行政不作为因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的状态一直持续，不存在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2281号；（２）行政机关对其依职权应履行的法定职责不适用《行政诉讼法》第４７条所规定的起诉期限。——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030号
【笔记】如何认定行政不作为赔偿案件中原告主体资格？
摘要1：解读：（１）行政赔偿案件中行政机关基于具体的事由、针对特定的的相对人承担的具体的作为义务而不作为的，起诉人与行政机关不作为才存在利害关系，其具有原告主体资格；（２）如果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是抽象、普遍意义上的法定职责义务，起诉人与行政机关不作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其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摘要2：【注解１】行政不作为赔偿案件中的“不作为”仅限于具体的行政不作为而不包括抽象的行政不作为——起诉人对“具体”的行政不作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对“抽象”的行政不作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注解２】受害人对行政机关违规批准设立经营性企业、不履行抽象法定监管职责行为提起诉讼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239号
【笔记】被申请人起诉行政不作为是否以曾经提出申请为条件？
摘要1：解读：被申请人可以起诉行政不作为，不以原告曾提出申请为起诉条件。
摘要2：【注解】行政不作为案件不以原告提出申请为起诉条件情形——不作为案件中，他人在行政程序中已向被告提出申请，且被告已将原告纳入行政程序，原告是否向被告提出申请不再属于该类案件必备的起诉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