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浙民再字第108号
【裁判摘要】双方并无以合同约定的1609.407万元的总价款买卖案涉商品房的意思表示，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为保证借款归还而设定房屋抵押。由于双方协商达成的“松阳分公司未能及时归还借款则案涉房产权直接归张某某所有”的约定违反了担保法第四十条“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务人所有”的规定，应属无效，双方为了规避上述规定，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方式设定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履行。双方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应为民间借贷关系，案涉款项的性质应为借款，张某某认为本案应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保证合同无效是否适用保证期间，如何适用诉讼时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167号
【提示】在保证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保证责任因缔约过失而转换为赔偿责任，不应适用保证期间，而应适用诉讼时效期间。
【裁判摘要1】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如何计算——中银香港主张，在保证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保证责任转变为赔偿责任，不应适用保证期间而应适用赔偿之债两年的诉讼时效，且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保证合同被确认无效时起算。对此问题，由于确无相应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故争议颇大，存在裁判不一之情形。本院认为：其一，在保证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保证责任因缔约过失而转换为赔偿责任，依法理，不应适用保证期间，而应适用诉讼时效期间。本院对申请再审人中银香港的此点主张予以认同。其二，然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即便是因缔约过失引起的损害赔偿之债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亦无理由例外。就本案而言，应结合案件事实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中银香港提供的信用证押汇贷款的最后到期日应为1998年6月8日，而透支贷款的到期日最迟亦应为1998年9月24日。在此日期前，中银香港应已明确知道其作为债权人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自1998年6月8日和1998年9月24日起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内，中银香港未向保证人新会经贸局和涤纶集团主张过权利，未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至其2002年向新会经贸局主张权利时，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显然已失去对保证债务的胜诉权。中银香港于1999年5月10日及11月20日之前向涤纶公司发函，虽然是在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了权利，进而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至迟应从1999年5月10日及11月20日重新起算，但其于2002年再次主张权利时，显然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亦丧失胜诉权。至于中银香港所提出的本院其他个案判决，不应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因此，中银香港关于在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损害赔偿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债2】关于本案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担保法生效前发生保证行为的保证期间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虽然给予债权人行使保证债权最后六个月的期限，即自2002年8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但通知第一条还规定了一些适用条件，包括债权人没有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主债务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等。由于在该通知发布之前，中银香港已经在1999年5月10日和11月20日之前向涤纶公司主张过权利，在2002年4月22日向新会经贸局主张过权利，故中银香港已不能再依据该通知向新会经贸局和涤纶公司主张权利。而对于涤纶集团，虽然中银香港未在此前向其主张过权利，但其却未在通知规定的六个月期限内主张权利，故同样不能适用该通知。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411号
【裁判摘要】我国实行两审终审的诉讼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由上述程序性法律规范可知，当事人认为一审判决错误的，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予以纠正。二审法院应当审查当事人上诉请求中提及的相关事实与法律问题，而不应超出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本案辽宁高院发回盘锦中院重审，盘锦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后，王贺昌并未提出上诉。此种情形下，辽宁高院二审仅审查上诉人建业公司的上诉请求，并作出相关判决，符合法定程序。现王贺昌申请再审提出的再审请求，应当在本案二审上诉期间提出，王贺昌并未提出且无正当理由，因此，本院对其申请再审理由依法不应予以审查认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提字第170号
【提示】股东只有在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时才能提起代表诉讼。当股东能通过自身起诉途径获得救济时则不适用代表诉讼。
【裁判要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设置基础在于股东本无诉权而公司又怠于行使诉权或因情况紧急可能损害公司利益时，赋予股东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的权利。当股东能通过自身起诉的途径获得救济时，则不应提起代表诉讼。
【裁判摘要】
①对于股东未按期缴纳出资的问题，我国公司法规定了股东有义务向公司足额缴纳，公司解散的，欠缴出资作为公司清算财产，并不免除股东的出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股东主张合资合同已被香港仲裁裁决解除，其履行最后一期出资义务已无实质意义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②我国公司法（2005年）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他人”应当作狭义解释，即只有在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的情况下，才能适用股东代表诉讼获得救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设置基础在于股东本没有诉权而公司又怠于行使诉权或者因情况紧急可能损害公司利益时，赋予股东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的权利。当股东能够通过自身起诉的途径获得救济时，则不应提起代表诉讼，否则将有悖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设置意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股东本身对瑕疵出资义务的股东即享有诉权，而通过股东代表诉讼起诉的后果，则剥夺了瑕疵出资股东反诉原告履行出资义务的诉讼权利，因为其无法针对合资公司提起反诉，由此造成股东之间诉讼权利的不平等。因此，原告股东无权提起本案股东代表诉讼，其起诉应予驳回。
【裁判规则】股东能够通过自身起诉获得救济时不适用股东代表诉讼——在一方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另一方股东本身即享有诉权，不能通过股东代表诉讼起诉，否则将造成股东之间诉讼权利的不平等。
摘要2：
摘要1：【摘要】
关于作出终审判决的人民法院驳回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其同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该院是否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30日内裁定再审的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授权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进行抗诉的立法目的，就是以国家公权力介入的方式，纠正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出现的程序性、实体性错误，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后，应当在30日内裁定再审;也就是说，检察院抗诉后，人民法院进入再审程序是必须的、无条件的。不能以任何一级人民法院曾经驳回过同一案件当事人的再审申请为理由，拒绝再审，当然，也无须考量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事由与当事人的申请再审理由是否一致。因为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时，无须考虑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是否曾经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因此，也不能要求检察院对法院作出的驳回裁定一并抗诉。
关于人民法院抗诉后裁定再审，是否应当提审的问题。《民事诉讼法》中没有关于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其同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后，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必须提审的规定。因此，没有必要规定此种情况下一定要由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提审。如果该院曾经作出过驳回同一案件当事人再审申请的裁定，可以在作出指令再审裁定的同时，撤销本院曾经作出的驳回裁定，理由就是该案因检察院的抗诉而进入了再审。因为驳回裁定本身就是从程序上否定因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再审程序的可能，现在既然案件已经进入再审程序，撤掉原来不进入再审的程序性裁决，就足以为再审法院扫清程序障碍，也不会造成上、下级人民法院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决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第65号]朱某、卢某假冒注册商标案——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被告人适用缓刑不能成为再审的理由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070号
【裁判摘要】实用新型专利权人对于他人在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公告日前实施该专利的行为，并不享有请求他人停止实施的权利。他人在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公告日前实施该专利，包括制造、使用、销售、许诺销售和进口实用新型专利产品，并不为专利法所禁止，相关实用新型专利产品不构成侵权产品。在此情况下，对于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公告日前已经售出的产品的后续行为，包括使用、许诺销售和销售，应当得到允许。
摘要2：【摘要】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据此，二审法院在审理上诉案件时，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不予审理，但是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中，京联发公司针对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其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鸿彬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围绕这一请求，对本案专利授权公告日之前京联发公司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是否已经完结，京联发公司生产、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等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了审理。虽然天威公司并未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但是京联发公司与天威公司在诉讼利益上存在一致性，京联发公司的上诉请求必然涉及天威公司的利益。二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京联发公司生产、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发生在本案专利的授权公告日之前，京联发公司生产、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天威公司通过合法途径购买并使用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亦不构成侵权，京联发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由于京联发公司与天威公司在诉讼利益上存在一致性，且京联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上涉及了天威公司的利益，二审判决在认定京联发公司和天威公司的行为均不构成侵犯本案专利权的基础上，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鸿彬的诉讼请求，并未超出京联发公司的上诉请求。刘鸿彬关于二审法院超出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摘要1：——2013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之三十三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申字第1542号
【裁判摘要】合同效力附条件是指当事人对合同效力的发生或者消灭施加限制，使其取决于将来的不确定性事实，附条件包括附生效条件和解除条件。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一般认为，合同所附解除条件是对合同所加的附款，通常与合同自身的内容以及合同的履行行为本身无关。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则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解除合同的条件，合同的解除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解除合同。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解除权人获得解除权。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约定解除的条件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解除合同通知的目的在于解除权人将其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意思表示告知对方当事人，以期对方当事人知晓其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只要能够实现上述效果，通知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专门的解除合同的通知当然符合通知的要求；通过起诉的方式要求解除合同也可以看做是一种通知；对方起诉后一方在应诉过程中表示解除合同的意思亦可视为一种通知。
【裁判规则】若合同效力附解除条件的（《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则解除该合同不需要通知；若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合同法》九十六条第一款），则解除该合同需要通知合同相对方。合同效力所附解除条件是对合同所加的附款，通常与合同自身的内容以及合同的履行行为本身无关。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则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解除合同的条件，合同的解除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通知可以是发函的形式，也可以是诉讼等方式。解除权人应该及时向对方当事人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解除权人怠于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致使对方当事人产生合同未解除的信赖并因此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摘要2：【摘要】根据本案技术转让合同第十三条第5项的约定，若天圣公司不支付约定款项，国栋公司有权停止向天圣公司进行新药技术转让，并不退还天圣公司已支付款项。．．．．．．本案技术转让合同第十三条第5项实际上约定了合同解除的条件以及合同解除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处理，该项约定应该属于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而不是对本案技术转让合同的效力附条件。．．．．．．本案技术转让合同第十三条第5项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已经成就，国栋公司因此享有合同约定的解除权。．．．．．．本案中，技术转让合同第十三条第5项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已经满足，国栋公司因此享有合同约定的解除权，但应向天圣公司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在天圣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前，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国栋公司向天圣公司发出过解除合同的通知。但是，在天圣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国栋公司在答辩状以及庭审过程中一直主张本案技术转让合同已经解除，该主张为天圣公司所知晓，应视为已经向天圣公司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应当说明的是，尽管解除合同的通知有多种方式，但是为保障交易安全、尽快明确双方之间法律关系，解除权人应该及时向对方当事人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解除权人怠于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致使对方当事人产生合同未解除的信赖并因此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国栋公司没有及时向天圣公司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且在本案技术转让合同解除前即将本案技术抵偿给案外人，违反了本案技术转让合同第十二条第5项“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生产本品，不得将本品技术转让给第三者”的合同约定，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案一审、二审判决已经判令国栋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承担10%的违约金即40.8万元，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本案技术转让合同第十三条第5项是对合同解除条件的约定；由于天圣公司的违约，国栋公司基于该约定取得了合同解除权；国栋公司在答辩状中向天圣公司表达了解除合同的意思，天圣公司亦已知晓该意思表示，应认为国栋公司已经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本案技术转让合同已经解除。天圣公司的相应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79号
【裁判摘要】在刘军没有依法取得相应建设工程施工资质和劳务分包资质的情况下，二审判决认定上述合同无效正确。刘军以该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认为合同合法有效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双方合同约定的单价系综合单价，但就该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在此情况下，应认为双方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计价范围、计价标准等存在不明，需进一步予以查明，并依法作出合同解释。一审法院依项目部的申请启动鉴定程序以查明双方争议工程款数额，并无不当。刘军以合同对工程价款有明确约定为由，认为鉴定程序启动没有法律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吉民申578号
【裁判摘要】涉案线路与潘国臣所有房屋均为不动产，本案案由应为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本案中国网吉林公司已就不存在环境污染进行了举证，潘国臣并未提交环境污染损害后果的证据，其再审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二审判决结论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鄂行再终字第00006号
【裁判摘要】原蒲圻市税务局于1993年11月与咸宁财税会计学校签订的《委托培养学生协议书》，针对的是应晓云作为委托培养学生这一特定对象，咸宁财税会计学校及应晓云也完全按该《委托培养学生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履行了义务，应视为应晓云与原蒲圻市税务局之间确立了事实上的教育行政委托培养合同关系。并且，应晓云于1996年毕业后，蒲圻市地方税务局按照原蒲圻市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开具的《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工作介绍信》，安排应晓云到其下属部门工作。一审认定该《委托培养学生协议书》不符合行政合同的特征，认为应晓云起诉的事实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缺乏法律、法规依据。二审对一审作出对应晓云的起诉不予受理的裁定未予纠正。申请再审人应晓云的再审理由成立。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459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案作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其特殊性在于发包人燕宇公司作为原告请求施工人中建六局五公司返还多支付的工程价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因此，燕宇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其已实际支付的工程价款。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显示，燕宇公司向中建六局五公司支付工程款42286420.06元，税款2148645．40元，中建六局五公司确认施工用电金额285079．53元，借支工程款14210436．70元，以上总计58930581．69元。在此情况下，中建六局五公司应当说明其施工部分的工程价款，并有义务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以此从已付工程价款58930581．69元中扣除。否则，中建六局五公司应当承担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原审诉讼中，燕宇公司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四川恒达建筑工程造价司法鉴定所对中建六局五公司施工部分工程的造价进行了鉴定，鉴定机构根据司法鉴定规范，就全部送检资料所反映的工程情况进行鉴定，并对鉴定情况出具了详细说明。原审法院书面通知中建六局五公司对鉴定报告原件及《鉴定资料清单》进行质证，中建六局五公司并未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另一方当事人有足以反驳的证据证明其鉴定确有错误，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中建六局五公司亦不申请重新鉴定，故原审法院依据燕宇公司提交的鉴定报告确定的数额认定中建六局五公司施工部分造价并无不妥，其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合法妥当，本院予以维持。中建六局五公司的此项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328号
【裁判摘要1】关于《修正结算报告》是否能作为结算依据的问题。就鑫臻公司主张的《工程结算编制协议书》约定结算编制与审核均由三力公司完成，不符合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标准规定的问题。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制定的《建设项目工程结算编审规程》，不属于强制性法律规范，是否违反该规程，不能作为认定案涉《修正结算报告》是否可以作为结算依据的法律依据。而且根据该规程第1.0.5条的规定，“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和专业人员不得接受同一项目工程结算编制与结算审查的委托”，系为了确保工程结算编制与结算审查的相对独立性。本案不存在三力公司进行案涉工程结算编制的同时或嗣后又进行该工程结算审查的情形，三力公司系受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就案涉工程结算价款出具《修正结算报告》，以作为双方结算依据，不属于上述编审规程所禁止的情形。
就鑫臻公司主张《修正结算报告》上没有编制人、复核人签字的问题。根据《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出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应当由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加盖有企业名称、资质等级及证书编号的执业印章，并由执行咨询业务的注册造价工程师签字、加盖执业印章。就此问题，三力公司在向普定县住建局作出的情况说明中称，由于本案并非司法鉴定，其系按照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制定的《建设项目工程结算编审规程》的规定要求用章。《修正结算报告》在签章上确实存在一定瑕疵，但并不能因此直接得出否定其作为证据证明力的结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对于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或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只有在鉴定结论存在严重缺陷或者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人员或机构不具备相关资格等情况，致使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情形，对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方应准许。仅因上述签字盖章瑕疵，不足以推翻《修正结算报告》结论，不能因此全面否定该报告的内容。
摘要2：【裁判摘要2】综上，双方当事人抽签选定三力公司对案涉工程进行结算编制，符合《纠纷处理协议》的约定。虽然在结算初步成果作出后，鑫臻公司提出的异议未经全部核对，但在本案一审过程中，一审法院通知三力公司到庭，并向鑫臻公司释明，可以将其针对《修正结算报告》的异议提出，由三力公司接受质询并进行补充修正，但鑫臻公司明确表示不认可该报告、不愿意逐项核对、拒绝对该结算报告进行补充修正。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将《修正结算报告》认定为双方结算依据并无不当。本案一、二审期间，鑫臻公司既未申请就双方争议工程造价进行鉴定，亦未就《修正结算报告》申请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予以修正。鑫臻公司于二审中提出的专家证人意见及相关证据，不足以推翻《修正结算报告》，故对鑫臻公司基于上述申请再审理由，提出《修正结算报告》不应作为认定案涉工程结算价款依据的主张，理由不能成立。其主张原审判决证明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理由，不能成立。
【解读】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未按《建设项目工程结算编审规程》进行签章，存在一定瑕疵，但并不能因此直接否定其证明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618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于2012年9月13日另案作出（2012）洛民再字第44号民事判决解除华厦公司与新银泰公司的租赁合同，弘韬公司知道租赁合同解除、华厦公司接受新银泰公司装修添附资产的商场后，即于2012年10月23日向洛阳市政法委等有关部门反映积极主张权利，之后申请追加华厦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亦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弘韬公司对华厦公司的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华厦公司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浙民申3380号
【裁判要旨】尚未竣工验收的房屋只要经相对人选定后也属于特定物，如相对人已完全支付对价，则该房屋不属于企业破产财产。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条“下列财产不应认定为债务人财产：（一）债务人基于仓储、保管、承揽、代销、借用、寄存、租赁等合同或者其他法律关系占有、使用的他人财产；（二）债务人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尚未取得所有权的财产；（三）所有权专属于国家且不得转让的财产；（四）其他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均是对不属于破产财产的规定，后者系对前者的补充，两者并不矛盾。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第（六）项系对房屋买卖特殊情形下的规定，而非仅是针对商品房买卖的规定，故二审认定何毅诚选定案涉房屋后，案涉房屋对于何毅诚而言就是特定物，从而适用该条第（五）项的规定，并无不当。对于东来公司提出的其他再审理由，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032号
【裁判摘要】案涉保证合同系鼎邦公司与江苏银行亭湖支行所签订，该合同上盖有鼎邦公司的公章，其法定代表人郑志华还代表公司在合同上签了字。上述事实足以证明，签订案涉保证合同为宏铭达公司的案涉借款提供担保是鼎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案涉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郑志华是鼎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公司承担。公司法并未规定公司不能对外提供担保，也未规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必须经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研究决定，即便公司章程对此有规定，郑志华的行为确实违反了公司章程的规定，也不影响该行为的对外效力，不能因此否定案涉保证合同的效力。除非鼎邦公司能够证明江苏银行亭湖支行知道或应当知道郑志华个人无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提供担保，在其不能证明江苏银行亭湖支行知道或应当知道郑志华个人无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江苏银行亭湖支行属于合同法中的善意相对人，郑志华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提供担保的行为对公司发生法律效力。至于鼎邦公司主张的债务人宏铭达公司与江苏银行亭湖支行恶意串通，以欺诈、胁迫手段骗取鼎邦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担保，案涉保证合同应当被认定无效或可撤销问题，该问题鼎邦公司在二审上诉时已经提出过，二审法院经审理已作出认定和处理。现在鼎邦公司再次提出该主张，但其仍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其主张不能成立。综上，鼎邦公司关于案涉保证合同应当被认定无效或可撤销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申字第635号
【裁判要旨1】公司认为法定代表人和董事均是股东委派的，据此股东应该完全知悉公司财务状况，股东不应再诉讼主张股东知情权的抗辩理由不成立。
【裁判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知情权，根据该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现代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和公司法人财产权的确定促成了相对独立的三方利益主体――公司、股东和董事。法律与公司章程则尽可能做出相应规定，以平衡三方利益。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东知情权，即股东享有知道和了解公司经营状况重要信息的权利，就是为了能够有效保护股东的权益。对于股东要求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没有规定股东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才可以主张该权利，即没有特别限制；对于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由于会计账簿能够体现公司深层次的经营管理活动，为了防止股东有“不正当目的”，维护公司的正常经营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则明确要求股东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股东不得有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不正当目的”。
摘要2：【裁判要旨2】虽然《公司法》没有明确股东股东可以查阅会计凭证，但是应允许有限公司的股东查阅会计凭证。
【裁判摘要2】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股东可以查阅会计凭证，然而基于利益平衡以及确保信息真实的考虑，知情权范围不宜限定在一个不可伸缩的区域，尤其对于人合性较高的有限责任公司，严格限定知情权范围并不利于实现知情权制度设置的目的。因此，二审判决支持捷成公司查阅北方食品公司会计凭证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北方食品公司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申请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
【解读１】不管股东是否向公司委派管理人员，股东均可依法主张知情权。
【解读２】虽然《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股东可以查阅会计凭证，但应允许有限公司的股东查阅会计凭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670号
【提示】开发商能否以与买房人解除合同而对抗案外人就买房人原购房屋的执行？
【裁判摘要1】中海公司主张兰州中院（2017）甘01民初492号民事判决其与石某某《房屋买卖合同》已解除，石某某应向其返还房屋。《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经查，本案之所以对案涉房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系因建行营业部与嘉迪隆公司、石某某、徐某某等人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中，石某某、徐某某等人对嘉迪隆公司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本案属于金钱债权的执行。案涉房产被查封的时间为2015年11月25日，案外人中海公司提出执行异议所依据的另案判决作出时间为2017年12月8日，系在执行标的被查封后，故对其依据该判决提出执行异议不应予以支持，中海公司该项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2】石某某已通过自行支付首付款和向浦发银行兰州分行按揭贷款的方式，向中海公司付清了全部购房款，并已实际占有案涉房产。虽然石某某之后无力偿还贷款，中海公司作为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向浦发银行兰州分行还清了贷款，但此时中海公司作为担保人仅有向债务人石某某的追偿权，并不能改变案涉房产买卖关系中，其作为出卖人已经收取了全额购房款并将房屋交付给了买受人石某某的事实。故石某某依法对案涉房产享有物权期待权，中海公司仅对石某某享有普通债权，不享有物权请求权，并不优先于建行营业部的债权，中海公司上述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
摘要2：【摘要】中海公司还主张预查封期间不能进行拍卖等强制执行措施，但《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十八条规定，预查封的效力等同于正式查封。故中海公司上述主张均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04]5号)
十八、预查封的效力等同于正式查封。预查封期限届满之日，人民法院未办理预查封续封手续的，预查封的效力消灭。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297号
【裁判摘要】二审法院根据大东公司起诉时主张的事由及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出资份额，认为大东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的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形式要件并无不当。至于大东公司主张的解散事由是否成立，应由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后经过实体审理作出认定。再审申请人关于原审人民法院受理大东公司解散公司案违法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民申2781号
【提示】认定法院不应当依职权审查保证是否经过。
【裁判摘要】潘某某现抗辩系争两份《借款合同》的担保期间均已超过，债权人无权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原审法院应当主动审查保证期间。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是围绕双方当事人的争议进行。保证期间作为保证人对抗债权人的抗辩理由之一，是否主张为当事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根据一审判决载明的事实，潘某某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并未提出关于保证期间的抗辩，并在一审判决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并未提起上诉。而在二审庭审中，潘某某亦未就保证期间提出异议，故双方当事人并未就此形成争议。现潘某某却就此主张一审、二审判决错误并申请再审，本院认为其有违诉讼诚信，其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895号
【裁判摘要】涉案担保范围的条款则明确廖为安的抵押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罚息等，而他项权利证书记载权利价值为280万元，并不能否定当事人之间有关担保范围的约定，亦不能直接证明抵押双方当事人约定了最高抵押限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是针对抵押物登记与约定不一致时作出的规定，本案并不符合该种情形。综合上述情况，可以认定抵押双方当事人并没有达成280万元为最高抵押限额的一致意思表示，廖某某主张原判决没有认定其仅应在280万元限额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抵押登记的抵押权利价值不能作为抵押担保的债权最高限额。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25号
【裁判摘要】关于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转让是否必须变更不动产抵押登记，受让人方能取得不动产抵押权的问题。本案所涉的不动产抵押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已依法成立，根据《规定》第九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有抵押担保的债权后，可以依法取得对债权的抵押权，原抵押权登记继续有效”的规定，资产经营公司受让有抵押担保的债权后，即依法取得抵押权。《规定》对抵押权转移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二条“债权转让的，担保该债权的抵押权一并转让，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是一致的。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科技园公司关于资产经营公司因未办理抵押变更登记而不能取得抵押权的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878号
【裁判摘要】二审判决中对此已进行了详细论证，即使存在公证机构超出执业区域范围公证的问题，根据公证法的相关规定，相关司法行政机关可能对公证机构进行相应处理，但并不意味着公证书无效，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二审判决对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并无不当。童话音乐空间该项申请再审理由同样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公证机构跨区域执业因此受到行政程序上的处理，但所做出的公证书并不因此导致必然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584号
【裁判要旨】工程移交时尚未完工，不具备竣工验收的前提，不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第十三条规定的未经验收合格擅自使用的情形。
【裁判摘要】古典公司主张长洲公司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前擅自使用，长洲公司不得再对工程质量问题主张权利。但实际上古典公司、金源公司向长洲公司移交的并非施工完成的工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又以使用部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但是承包人应当在建设工程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对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承担民事责任。”案涉工程在移交时尚未完成，不具备竣工验收的前提，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已生效的（2012）桂民二终字第39号民事判决只认定案涉工程已实际移交，应当支付相应工程款，没有认定工程质量合格。而据山东水利工程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桂防指办发布(2008)8号文件及其附件等载明，案涉工程存在混凝土强度不合格，施工没有严格按照施工规范导致安全隐患。原判决据此认定案涉工程存在质量问题证据充分，符合事实。古典公司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6号
【裁判要旨1】抵押权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承租人不得以其租赁权对抗抵押权。
【裁判要旨2】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房屋承租人主张拍卖房屋未通知其行使优先购买权，属于对人民法院执行行为是否合法的异议，而不属于对执行标的的异议。
【裁判要旨3】租赁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均不能产生阻却人民法院对该房屋及其占用土地使用权予以执行的法律效果。
【裁判要旨4】当事人所持因土地被征用而使抵押物发生变化、申请执行人就案涉土地使用权无权行使抵押权的主张，属于对执行所依据的法律文书的异议，而不属于对执行标的异议，应通过对执行依据的审判监督程序解决。
摘要2：【注解】租赁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均不能产生阻却法院对该房屋及其占用土地使用权予以执行的法律效果。
【摘要】舒心门业申请再审称，．．．．．．本案舒心门业有两个租赁关系，一是国滨公司出租的土地使用权，另一是舒心建材出租的房屋使用权，一审、二审忽略了舒心门业与舒心建材之间的租赁关系，未作释明也未依职权追加舒心建材为被告，遗漏了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且在舒心建材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认定案涉租赁合同无效，处分了案外人的实体权利。．．．．．．关于本案是否遗漏了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并请求对执行标的停止执行的，应当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所主张的实体权利的，应当以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本案中，舒心门业作为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以申请执行人中信银行和被执行人国滨公司为共同被告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一审、二审法院根据其提起的诉讼确定当事人诉讼地位并无不当。舒心建材不属于本案中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的被告，舒心门业亦未举证证明其曾经要求追加舒心建材为被告，本案在程序上不存在遗漏了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问题，故舒心门业的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57号
【裁判要旨】采矿权出让合同约定由受让人负责办理占用林地、环境影响评价等审批手续的，受让人无权以审批手续办理不能为由请求解除合同。
【裁判摘要】关于涉案采矿权出让合同是否应予解除的问题，顺通公司主张，由于漳州国土局未能在采矿权出让前会同环保、林业、安全生产等部门做好挂牌出让的前期工作，致使顺通公司不能办理林地占用、矿山安全、环保等审批手续，不能进行生产，合同不能履行，目的不能实现，应予解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顺通公司和华安国土局签订的采矿权出让合同第十条约定，受让人应按规定办理开发利用方案、环保、水土保持、占用林地、矿山安全、地质灾害等评价审批手续后，持该合同和采矿权出让价款支付凭证，按规定向漳州国土局申请办理采矿登记，领取采矿许可证，取得采矿权。据此，依法申请占用林地、环保等审批属于顺通公司的合同义务。顺通公司应当按照相关规定自行进行申请审批后，持相关文件申请领取采矿许可证。第二，本案漳州国土局授权华安国土局出让采矿权的招拍挂方案已经华安县矿业招拍挂领导小组和华安县人民政府批准。顺通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福建省矿业权招标拍卖与挂牌出让管理办法》、《福建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认为国土部门应当先行做好林地占用和环保审批后再进行招拍挂，但上述文件虽然要求国土部门在招拍挂前会同林业、环保等部门做好前期工作，但同时明确申请的主体是用地单位，不能据此认为国土部门负有代替采矿权受让人办理占用林地、环保审批等义务。本案中虽林业部门仅批准了部分占用林地面积，但并无充分证据证明顺通公司不能继续申请占用林地审批或者按照规定申请上级林业部门审批。因此，顺通公司关于本案合同不能履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合同应予解除的主张没有充分依据，该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新民申957号
【裁判摘要】本案杨某某提出林某某、王某某作为自然人主体不符合本案《采矿权转让协议》主体及涉案矿产《采矿许可证》取得不满一年而不符合转让条件的主张，《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申请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审批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转让申请之日起40日内，作出准许转让或者不准许转让的决定，并通知转让人和受让人；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不准转让的，审批管理机关应当说明理由。”通过以上管理办法可见，采矿权必须具备法定的条件才能取得的一项用益物权。在采矿权转让中，受让人必须符合取得采矿权人的资质条件。而判断并认定受让人是否符合取得采矿权的资质条件及矿产权是否符合转让条件等均属于矿产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依照行政职权予以审查的范围。因此杨某某关于林某某、王某某不具备采矿权转让资格的主张不能成立，该问题需要通过行政审批机关审查确定。杨某某主张转让的石英矿《采矿许可证》取得不满一年，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转让采矿权，应当具备矿山企业投入采矿生产满1年的条件。根据本案杨某某在原审作为证据向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的情况反映当中自认，托克逊县黑戈壁8号石英矿《采矿许可证》最初取得时间为2004年2月16日。因此可以认定2010年7月28日取得的《采矿权许可证》也是之前的采矿权证到期的情况下续办的采矿权证，并托克逊县黑戈壁8号石英矿投入采矿生产已经满一年。因此，杨某某要求转让矿山《采矿权许可证》取得未满一年为由主张采矿权不能转让没有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解释（一）》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登记手续的，或者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当事人申请转让采矿权，审批管理机关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本案中，杨某某与林某某所签订的转让协议尚未获得审批管理机关批准，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原审认定双方之间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协议》为已成立但尚未生效状态，而杨某某要求确认该《采矿权转让协议》无效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渝民申2238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邹某某于2011年5月从中慧房地产公司接房后，在装修时发现房屋的底层墙体、地面有返潮、结露、外墙渗水等问题，中慧房地产公司多次维修均未能解决。根据邹某某的投诉，质量监督站于2014年3月、2015年6月两次发出整改通知，中慧房地产公司对该整改通知未提异议，并按通知要求进行整改、维修，但仍不能解决案涉房屋存在的上述问题。一审法院并非仅仅依据质量监督站的整改通知就认定案涉房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也未认定案涉房屋不符合相关的设计标准，而是根据案涉房屋长期存在上述问题的事实，结合质量监督站的整改通知内容及中慧房地产公司多次整改的实际情况，认定案涉房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并无不当。二审中，中慧房地产公司亦认可案涉房屋地面未按“自然通风的架空楼板”项目设计要求进行施工。根据生活经验，案涉房屋存在的底层墙体、地面有返潮、结露、外墙渗水等问题与中慧房地产公司未按项目设计要求对案涉房屋地面进行施工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中慧房地产公司虽主张案涉房屋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是邹某某装修不当，破坏了房屋的设计和结构，但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一、二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存在质量问题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中慧房地产公司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首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房屋存在底层墙体、地面有返潮、结露、外墙渗水等质量问题的原因是部分墙体紧靠堡坎，无法开窗、通风不畅以及案涉房屋地面未按“自然通风的架空楼板”设计要求进行施工。在本案二审中，中慧房地产公司亦未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就案涉房屋质量问题提出整改方案，进一步说明邹某某购买案涉房屋的目的不能实现，责任完全应由中慧房地产公司承担。故中慧房地产公司关于其对案涉房屋质量问题只承担维修责任，一、二审判决不应当适用《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判决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其次，虽然邹某某就案涉房屋存在的质量问题于2011年6月装修时就已发现，但中慧房地产公司进行了多次整改、维修，直到本案二审终结前，仍然未能解决案涉房屋长期存在的严重返潮、结露等问题。中慧房地产公司未举示证据证明其曾经催告邹某某行使法定解除权，亦未举示其他证据证明邹某某在一审起诉前就知道或应应当知道案涉房屋存在的质量问题必然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加之我国法律亦未规定因房屋质量问题而产生的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权利行使期间为一年，故邹某某通过诉讼方式请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二审判决予以维持并无不当。中慧房地产公司关于邹某某的法定解除权已经超过一年行使期间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74号
【裁判摘要１】“稻花香”是否属于法定的通用名称．．．．．．首先，法律规定为通用名称的，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将其作为商品通用名称使用的，应当认定为通用名称。本案中，五常公司并无证据证明“稻花香”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应认定为法定的通用名称。其次，品种审定办法规定的通用名称与商标法意义上的通用名称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不能仅以审定公告的名称为依据，认定该名称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通用名称。品种审定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审定公告公布的品种名称为该品种的通用名称。禁止在生产、经营、推广过程中擅自更改该品种的通用名称。”此处规定的通用名称是指根据品种审定办法审定公告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名称，用以指代该特定品种。该名称在生产、经营、推广过程中禁止擅自更改。商标法中的通用名称指代某一类商品，因该名称不能用于指代特定的商品来源，故相关公众都可以正当使用。再次，根据品种审定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审定公告的通用名称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不得擅自更改。审定公告的原代号为“稻花香2号”，并非“稻花香”，在在先存在涉案商标权的情况下，不能直接证明“稻花香”为法定的通用名称。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稻花香”为法定的通用名称，二审判决以品种审定办法为依据认定“稻花香”为法定的通用名称，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福州米厂关于“稻花香”不属于法定的通用名称的申请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裁判摘要２】“稻花香”是否属于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相关公众普遍认为某一名称能够指代一类商品的，应当认定该名称为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被专业工具书、辞典列为通用名称的，可以作为认定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的参考。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一般以全国范围内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为判断标准。对于由于历史传统、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等原因形成的相关市场较为固定的商品，在该相关市场内通用的称谓，可以认定为通用名称。．．．．．．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关于稻米品种的通用名称是否可以作为大米商品的通用名称。根据水稻种植、收获、生产、销售的过程，水稻最终以大米这种商品的形式呈现给消费者。因此，如果“稻花香”为涉案特定稻米品种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对于用该稻米品种种植加工出来的大米，可以标注“稻花香”以表明大米品种来源，即稻米品种的通用名称可以延伸使用于以此品种种植加工出来的大米上。
摘要2：（续）其次，关于“稻花香”是否属于涉案特定稻米品种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一般以全国范围内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为判断标准。当然，本院注意到，基于历史传统、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等原因，某些商品所对应的相关市场相对固定，如果不加区分地仍以全国范围相关公众的认知为标准，判断与此类商品有关的称谓是否已经通用化，有违公平原则。但是，适用不同评判标准的前提是，当事人应首先举证证明此类商品属于相关市场较为固定的商品。否则，是否构成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仍应当以全国范围内相关公众的通常认知作为判断依据。本案中，被诉侵权产品销售范围并不局限于五常地区，而是销往全国各地，在福州米厂的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的超市内就有被诉侵权产品销售。在这种情况下，被诉侵权产品相关市场并非较为固定在五常市地域范围内，应以全国范围内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为标准判断“稻花香”是否属于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为证明“稻花香”属于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五常公司先后提交了五常市农业局出具的《关于稻花香大米名称的使用证明》、五常市龙凤山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五常市稻米商业商会提供的《关于五常市稻花香大米品牌维权的综合材料》、“稻花香2号”主要育种人田永太出具的证明材料、媒体的相关报道等证据，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上述证据多为五常市当地有关部门、稻农或育种人出具的证明材料，媒体报道数量有限，以全国范围内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为标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稻花香”属于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二审判决认为“稻花香”属于五常地域范围内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未考虑被诉侵权产品已经销往全国，相关市场超出五常地域范围的实际情况，确有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福州米厂关于“稻花香”不属于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的申请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89号
【裁判摘要】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第四条“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的规定，在票据上签章是可以产生票据法律关系的票据行为，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的前提是在票据上签章，而票据债务人则是在票据上签章后方对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本案中，苏州银行和鄂尔多斯农商行均未在案涉商业承兑汇票上签章，无票据行为则不产生票据法律关系，故苏州银行和鄂尔多斯农商行之间并不存在票据法律关系。苏州银行与鄂尔多斯农商行于2015年7月2日签订了《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双方系依据该转贴现合同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故二审判决认定本案系合同纠纷并无不当。其次，鄂尔多斯农商行主张其与苏州银行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赚取通道费用，双方并未实际接触合同所指向的票据，且资金的流向为逆流，资金汇兑早于合同形成日期。本院认为，即使鄂尔多斯农商行关于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赚取通道费用的主张成立，也不影响《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效力的认定。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鄂尔多斯农商行还主张案涉票据及相关印章均系伪造，以该票据为标的而形成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的合同。本院认为，虽然案涉汇票上库车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的印章虚假，但该汇票是杭州汉康贸易有限公司签发的真实票据，且根据票据法第十四条规定，票据上有伪造、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加之，库车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亦非案涉《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的当事人，故鄂尔多斯农商行此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再次，根据《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约定，苏州银行对鄂尔多斯农商行提供的案涉汇票办理转贴现，若承兑人无足额款项用于支付到期商业承兑汇票承兑金额，由鄂尔多斯农商行在票据到期日先行支付上述款项并划付苏州银行指定账户。鄂尔多斯农商行违反此约定，由其支付苏州银行上述商业承兑汇票本金和该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
摘要2：（续）给苏州银行造成损失的，应赔偿苏州银行由此发生的一切实际损失等。在该转贴现合同订立当日，苏州银行已经按约支付转贴现款项，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之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出具拒绝付款理由书，拒绝支付票据项下款项，故二审法院依据案涉《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的前述约定判令鄂尔多斯农商行向苏州银行划付款项并赔偿相应损失并无不当。最后，票据法律关系与基础关系相互独立，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虽与杭州汉康贸易有限公司等签订《还款协议》，但此属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行使票据追索权形成的法律关系，而鄂尔多斯农商行和苏州银行均非票据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其权利义务不受上述《还款协议》的影响。故鄂尔多斯农商行关于案涉票据的支付方式已经由现金给付变更为代物清偿，已经实现了《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及合同项下票据的履行支付目的，其有权拒绝支付案涉款项的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不予支持。